作者：常建华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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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大历史(精)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朝大历史／常建华著．—北京：中华书局，2020.1
ISBN 978-7-101-14235-8
Ⅰ．清… Ⅱ．常… Ⅲ．中国历史－清代－通俗读物 Ⅳ．K24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57445号书 名 清朝大历史著 者 常建华责任编辑 吴艳红书名题签 刘 涛封面设计 刘 丽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http://www.zhbc.com.cnE-mail：zhbc@zhbc.com.cn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版 次 2020年1月北京第1版202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印张16 1/4 插页2 字数350千字印 数 1-6000册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4235-8定 价 68.00元
常建华 1957年出生于河北张家口，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明清史、社会史。清史方面，著有《消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乾隆事典》《清史十二讲》，合著《清人社会生活》，辑录《〈乾隆帝起居注〉巡幸盘山史料》，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前 言
清朝统治中国的特色，长期以来颇受关注。近二十几年来美国学者罗斯基与何炳棣的论战以及“新清史”的形成，更使这一课题受人重视。究竟如何看待清朝，需要为清朝的历史重新定位。窃意不可囿于汉族本位或满族中心，对于清朝而言，民族利益兼顾国家利益，建立并维护国家的统治秩序才是目的。或许从国家认同的角度看问题，有助于认识更加客观。
研究清代国家，应当回归国家存在的政治原理，即国家为了将统治长期维持下去，采取各种办法取得政治合法性，得到人民的认同，并将人民的被动认同转化为主动认同。国家认同的实质是政治认同，国家认同依靠文化认同来实现，并由民族认同做保障。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四者之间有一致性、兼容性，均与历史认同关系密切，同时也有差异性与独立性，需要不断进行调整。
学习清史，我想有以下四个方面值得重视：
清廷在政治上接续治统与政治认同不仅仅是口号。所谓治统，即国家统治的正统性、政治的合法性。清朝的治统定位于接续明朝、延续历代皇帝的统治。清帝通过巡幸获得接续治统的象征意义，清朝的“圣训”接续唐、明治统，形成了融合汉满政治文化的“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政纲。
清廷崇儒重道与文化认同绝非表面文章。清朝统治者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通过对儒家的文化认同，赢得汉人的好感，换取汉人服从清朝统治，实现国家认同。清廷标榜崇儒重道，具体措施包括尊崇孔子、朱熹，经筵日讲，设南书房，修书编史，宣讲圣谕，完善了元明以来的旌表节孝制度，旌表数量超越前代。
清朝还以移风易俗表达对于儒家文化的认同。如雍正帝为了整饬地方风俗，特意针对士绅习气，先后向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四省派遣观风整俗使，移风易俗；再如整饬科场，改变士习文风；还包括限制西方传教。
清廷边疆民族的多元一体与民族认同内涵丰富。汉民族作为主体民族的古代中国统一朝代，传承以儒家思想为基调的中华文化，民族、文化、国家的认同一致，政治认同容易实现。清朝的正统观，特别是历代帝王庙确立的正统观念，其实包含或者说孕育着新的多民族国家观念，也隐含着重新解释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清朝国家的特殊性，涉及使用多种语言文字的问题。雍正皇帝的《大义觉迷录》提出了新的民族国家观念。处置土司，特别是改土归流，也反映了清朝的民族观念。清朝重视用儒家政治文化教化、管理边疆民族。
清廷重视民生的社会政策值得深入研究。清廷面对人口的迅速增长，不断寻求对策：扩大玉米、番薯种植，解决民食不足；平抑粮价、建设仓储，保证民食；蠲免钱粮，减轻人民负担；移民政策逐渐开放，有利于百姓生活；乡约、保甲以及宗族政策有利于社会建设。对于宗教信仰、教门会党的治理，也应认真总结。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满民族早已平等相处、共同发展，汉满民族间的历史仇恨成为过去。当代中国继承了清朝的众多历史遗产，如何看待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事关当代中国的国家建设、社会治理与文化定位，对于清朝的评价自然会发生变化。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然而从清朝统治的原理认识清朝政治，应当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深入了解清人的日常生活，扩大视野，则可进入基层社会，发现清朝历史的新的面相。
如上所述，国家认同需要建构，正是本着这样的认识，我探讨了清朝统治的建构问题，并且尽可能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民族、对外关系诸方面呈现立体或者说总体的清朝。主要叙述清前期的历史，特别是康雍乾时期，也为读者交代了清后期特别是清朝覆亡的结局。
通过本书，我们将看到清廷礼仪、科举等制度的实施，看到社仓、开矿政策的探索，这些制度、政策与社会联系起来，使得历史具有整体感。特别是为了深入了解下层普通百姓，我选取了山西、江西中国南北的两个省份，介绍民众的日常生活，相信读者会有兴趣。
概述清史的著作已有不少，本书在参考清史著作的基础上，点面结合，既注意清朝特色，又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与授课内容，形成了现在的论述结构与风格。可以说这是讲稿与论文压缩相结合的一种著述，希望读者可以接受这种形式的写作。第一章 清朝统治的建立与国家认同
明朝晚期，严重威胁其统治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是李自成等人领导的西北地区农民军与崛起于东北地区的满洲政权。明朝是与满洲、农民军两种力量斗争的失败者，国家政权被大顺农民军夺得，短短的42天后，又易手于满洲人，清朝遂建立起对于中国的统治。一、满族的兴起与清朝的统一
满族的前身是女真族，散处在东北松花江、黑龙江地区，明初归努尔干都司管辖。明中叶以后，一些女真部落几经向南迁徙，活动于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直至鸭绿江、长白山一带的是建州女真；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北至松花江中游的是海西女真；建州、海西以东和以北，大体在松花江中下游和黑龙江流域，东达海岸的是东海女真，也叫野人女真。明后期，建州女真由努尔哈赤领导。
努尔哈赤（1559—1626），姓爱新觉罗，是明初建州左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即孟特穆）的后裔。父、祖世袭该职，在一次建州人尼堪外兰勾引明朝镇压异己的战斗中，被明军误杀。事后，努尔哈赤继承了建州左卫指挥使的职务，他把父、祖之死归罪于尼堪外兰，遂以祖上遗甲13副于万历十一年起兵征讨。此后经过近40年的奋斗，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
统一过程中，努尔哈赤建立了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每三百人组成一个牛录，五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五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一个固山就是一个旗；每旗用一种颜色的旗帜作标志，共有八旗。人民都要编进牛录，受牛录额真管辖，平时耕猎为民，战时披甲当兵，兵民不分。八旗组织具有行政、军事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在八旗制度的基础上，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称汗建国，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统一后的女真人又吸收汉人、蒙古人，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
新兴的后金政权很快与明朝发生了战争。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父、祖被杀等“七大恨”为由，告天征明，攻占了抚顺等地。明朝感到后金严重威胁其在东北的统治，调兵10万，以杨镐为经略，于万历四十七年分四路进攻后金，结果在萨尔浒山附近被后金打败。从此，明朝在军事上处于战略防御地位，而后金则转入战略进攻，辽东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天启元年努尔哈赤攻破沈阳、辽阳，占有辽东大小70余城，以后又迁都沈阳，称为盛京。天启六年努尔哈赤死，第八子皇太极即位。崇祯九年皇太极称皇帝，改国号为清，改族称为满洲。皇太极时，清兵曾五次越过长城，深入明朝内地，抢掠骚扰，以弱明势。崇祯十五年清军取得松山之战的胜利，明兵10余万大败，明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投降。崇祯十六年皇太极死，子福临即位，改元顺治，由叔父多尔衮辅政。此时明朝山海关外要地尽失，仅存宁远等孤城，清朝注视着关内的形势。
崇祯十七年农历三月初，李自成军抵达北京近郊时，明室告急，令吴三桂弃宁远，率兵入卫京师。吴三桂徙宁远军民50万人，十六日到达山海关，同日，清朝得知宁远撤退的消息，当即下令修整军器，储粮秣马，准备四月初大举进讨。四月四日，清军出发之际，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提出利用明朝形势入主中原的全面计划和策略，认为清朝虽然与明朝争天下，实际是与农民军相争。恰在此时，李自成进入北京，明朝被推翻的消息传到沈阳，清廷于是倾全部兵力，投入入关之役。范文程再次提出，此次进兵，主要敌人是李自成，要入主中原，非使老百姓安定不可。清军必须严守纪律，以减少入关的阻力。四月九日，清军出发。
入卫京师的吴三桂于三月二十日到达京东的丰润（一说玉田），听说农民军进入北京，停止进军。李自成进京后，派人招降吴三桂，吴三桂应允。但吴三桂在进京途中，接到家中密信，得知家庭遭到变故，父亲吴襄在北京被拷索追赃，爱妾陈圆圆被农民军掠去。盛怒之下，吴三桂愤然回师，打败李自成的守将唐通，占领山海关，决定联合清朝。清代著名诗人吴梅村《圆圆曲》有“冲冠一怒为红颜”之句，说的就是这一史实。
清军本打算绕过山海关，从蓟县、密云近京师处毁长城突入。四月十五日行至广宁附近的翁后，出人意料地遇到吴三桂向清军借兵的使者，多尔衮立即改变行军路线，从大路直奔山海关。四月二十日吴三桂又遣使告急，清军兼程急进，于二十一日黄昏抵达山海关，招降了吴三桂。
李自成从唐通的报告得知吴三桂拒降并占领山海关的消息，于四月十三日率军讨伐吴三桂。二十一日大顺军到达山海关，在关内与吴三桂发生激战。清军坐观时变，并验证吴三桂的诚意，以防上当。二十二日晨吴三桂感到情况危险，请求清军立即来援，多尔衮便率军入关，突袭正与吴三桂交战的大顺军，大顺军猝不及防、阵脚大乱，一败涂地。清军追杀40余里。大顺军死伤惨重，连夜撤退，途中杀了吴襄，二十六日回到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草草在武英殿即皇帝位，表示自己曾改朝换代，三十日黎明，放火焚烧了明宫室，离开北京西撤，农民军在北京共42天。清军尾追李自成，向北京进军，途中提出为明朝复君父仇的口号，收买人心，于五月二日进入北京，开始了清朝对全国的统治。
清朝统一中国建立全国政权的过程中，人民的抗清斗争也同时展开，最终以清朝的胜利而告结束。
清兵进入北京后，采纳范文程的建议，对汉族官僚、地主采取笼络政策，按帝礼为崇祯帝发丧，任用明朝官吏。为安抚百姓，废除明末三饷。经过一系列的措施，清廷初步稳定了北京附近的形势。十月初，清世祖福临从沈阳迁都北京。
大顺军在李自成的统率下，历经艰险，回到西安。投降大顺军的明朝官吏和地方上的士绅纷纷叛变，大顺地方政权迅速瓦解。清朝集中重兵向李自成大举进攻，顺治二年正月李自成被迫放弃西安，撤至湖北。清王阿济格和吴三桂在后紧追。同年夏，李自成被地主武装所害，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年仅39岁。
清兵进占北京时，明朝福王朱由崧于同年五月称帝于南京。福王政权卖官鬻爵，贿赂成风，腐败不堪，内部矛盾重重。多铎率清军南下，顺治二年四月清军进攻扬州，史可法率军民殊死抵抗，誓死不降，最后城破，清军屠城，被杀军民80万。五月，清军顺利渡过长江，进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
清军占领南京后，严令剃发易衣冠，就是让汉人穿满装，留满式发型，改用满人习俗。汉人的发型是将头发束在头顶，清廷强迫汉人在头中间编成发辫，垂于脑后，周围剃去。汉族人民坚决抵抗剃发，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其中以嘉定、江阴最为突出，最后均遭清军屠城。
福王政权崩溃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浙江绍兴，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州。这两个政权不但没有联合抗清，反而互相摩擦，严重对立，顺治三年相继被清朝灭亡。
后又有明桂王朱由榔称帝于广东肇庆，在农民军的帮助下，这个政权幸存了15年。李自成死后，余部尚有四五十万人，分两支入湖南同桂王政权联合，一度几乎收复湖南全境，后被清军所败。顺治三年清军进攻张献忠的农民军，张献忠中箭身亡。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南下联明抗清。曾收复西南七八个省，后因孙、李不和，发生内战，孙可望降清，李定国于顺治十六年战败，康熙元年桂王被杀，李定国病死。同年，湖南抗清失败后转移川、鄂山区的李自成余部，遭到清军大举进攻，康熙三年抗清失败。至此，农民军与南明政权的抗清结束，抵抗清朝的只剩下在台湾的郑成功。
郑成功最初率领水师以金门、厦门为海上抗清基地，多次重创清军，曾于顺治十六年进军南京城下，收复不少地区，后被清军击败，退守厦门。顺治十八年率军进驻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光复了领土，翌年病死。其子孙继续占据台湾，康熙二十二年清军水师在施琅统率下攻占澎湖，台湾郑氏政权投降。清朝在台湾设一府三县，隶于福建省。
清朝从入关到康熙二十二年，用了近40年的时间才统一全国。其中康熙十二年至康熙二十年还发生了吴三桂等三个降清藩王的反清叛乱，吴三桂等藩王曾占领七省之地，威胁清朝的统治。但是，清朝终于平定叛乱，并建立起对全国的有效统治，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二、明太祖与清朝的正统观
清朝统治的确立，不可回避地需要处理同明朝的关系，而如何看待明朝开国君主太祖朱元璋，也就成了清朝政治的一环。清朝打着为明朝复仇的旗号，从政治合法性上承接明朝的治统，尊崇明太祖。因此，明太祖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清朝政治，或者说明太祖对清朝政(1)治产生了影响。
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女真贵族就扯起反明的旗帜，建立了后金政权，显示出与明朝争天下的决心。清太祖的年号是天命，表示天命所归，替天行道。努尔哈赤多次谈到对天命的看法，认为天眷有德，即使微贱之人也会因得到天命而拥有天下，明太祖等就是这样的事例，从而激励满洲贵族不以国小、微贱自弃，要有备历艰难的准备(2)和得成大业的信念，为后金与明朝争天下的事业而奋斗。明太祖作为以微贱出身得天命而改朝换代的事例，成为努尔哈赤仿效的楷模。努尔哈赤对于明太祖的看法，对满洲贵族与子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太宗皇太极也以朱元璋建立明朝是天命所佑的观点，论证满洲同样可以得天下的道理。为了说服朝鲜叛明归顺满洲，清太宗授意满洲贵族遣使致书朝鲜国王李倧，信中进一步说明有德者得天下的道理。清太宗指出，朱元璋出身贫贱，最终成为皇帝，满洲虽然只是东(3)北的一个小部族，也可以得到天下。明太祖成为证明满洲崛起一个有说服力的事例。
清军是打着为明复君父仇的旗号取得入主中原政治合法性的。清朝重要谋臣范文程为入关清军起草的檄文说：“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4)师行以律，必不汝害。”这样清朝以复仇为借口，转化了长期以来与明朝的敌对关系，先把自己变成明朝的友方，接着继承明朝的治统而成为一方。
顺治元年五月初二清军击败李自成军后进入北京，标志着清朝取得中国政权。同年六月辛未（十五日）清廷诏告天下：“予闻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灾恤患者，邻邦之义。惟尔大明太祖高皇帝，斥逐胡元，剪我仇国，永世宥民，代为哲王。”将清军打扮成为明朝复“君父之仇”、“救灾恤患”的“邻邦”，并且从汉族的民族大义肯定明太祖恢复中华的历史功绩。诏文还历数清廷击败李自成军后为明所做的事情：“予用息马燕京，抚兹黎庶，为尔大行皇帝缟素三日，丧祭尽哀，钦谥曰：怀宗端皇帝，陵曰思陵，梓宫聿新，寝园增固。凡诸后妃，各以礼葬。诸陵松柏勿樵，惟尔率土臣民所欲致情于大行皇帝者，我大清无不曲体斯诚，有崇靡阙。宗藩之失职流离者，为尔存恤。士绅之忠节死难者，为尔表扬。轻刑薄赋，用贤使能，苟济生民，惟力是视。”接着清廷重申为明复“君父之仇”之意：“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清万邦。非有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将夺取中原说成是“救中国”，然后表明以优厚的待遇向江南臣民招降纳叛，并威胁说，否则“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师南讨”。
明朝统治的象征物如何处理，显然是清朝首先遇到的重大政治问题。国家倾覆，宗庙不存，明朝的太庙必须废除，这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通行的做法。明朝太庙存在的重要标志是明太祖的牌位，清朝将之移置于历代帝王庙，做法巧妙。
历代帝王庙，明太祖洪武六年建于南京钦天山，又在嘉靖九年建于北京城西。历代帝王庙仿太庙同堂异室之制，供奉三皇、五帝、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唐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等帝王。
顺治元年六月癸未（二十七日），摄政王多尔衮以祭祀故明太祖及诸帝的名义而废掉明朝太庙，将明朝宗庙之主迁置历代帝王庙。这表明明朝国祚已终，天命转移，对于效忠明朝的人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但是，清朝将明太祖牌位迁于别所，对明朝遗民来说又算是一个安慰。明太祖被多尔衮评价为“乘一代之运以有天下”的“一代天下主”，这一评价是很高的。
历代帝王庙创建于明朝，清朝增加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君王入祀，通过新的正统观念以确立清朝统治的政治合法性。这是在顺治二年三月进行的，当时清朝遇到第一次正式祭祀包括明太祖在内的历代帝王问题。清朝遣户部尚书英俄尔岱祭历代帝王：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少昊金天氏、帝颛顼氏、帝高阳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及增入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明太祖，共二十一帝。祀以太牢、祭筵各一，祭品俱二十四。同时还遣礼部尚书觉罗朗球、工部尚书星讷、梅勒章京吴拜、兵部侍郎朱玛喇分祭配享功臣。计有徐达、刘基等四十一位，祀以少牢，二位祭筵共一，祭品俱十。新增入历代帝王庙的明太祖并功臣徐达、刘基，同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并功臣俱入庙享祀，淡化了增加金太祖、金世宗、辽太祖、元太祖等少数民族君主的色彩，看上去这些少数民族君主与汉族君主明太祖入祀的权利是平等的。
不过是否将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增入历代帝王庙，有过反复。顺治十七年六月山东道监察御史顾如华上疏建议，在历代帝王庙增入守成贤君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并以宋臣潘美、张浚未可与韩世忠、岳飞同日并论请罢从祀，而以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原未混一天下，且其行事亦不及诸帝王，不宜与祭。于是礼部议覆从其请，皆罢祀。顾如华与礼部诸臣以是否统一中国为标准，从礼制出发请求停止祭祀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竟然获得通过。这或许是对于摄政王多尔衮时期行政的某种纠正，但是顾如华与礼部诸臣对于多尔衮做法的政治深意恐怕是理解不够。于是政治上精明、具有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嗣服后立即加以纠正，他以开创之功肯定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实际上意在表明这样的态度：清朝作为承天命的少数民族政权改朝换代，其前身的后金朝同样具有继承治统的合法性，是应当尊重和值得纪念的。
深得康熙帝之心的乾隆皇帝，完善了历代帝王庙中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地位。在乾隆皇帝看来：“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5)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为了巩固这种说法，乾隆四十九年命廷臣更议历代帝王庙祀典。乾隆皇帝认为杨维桢所著《正统辨》谓正统在宋不在辽金之说为是，今帝王庙崇祀辽金，而不入东西晋、前后五代，“是皆议礼诸臣有怀偏见，明使后世臆说之徒，谓本朝于历(6)代帝王未免区分南北，意存轩轾”，于是增祀两晋、元魏、前后五代各帝王。乾隆皇帝不区分南北少数民族政权帝王，使其皆入祀历代帝王庙，今天看来是深思熟虑且利于多民族国家政治的。不过其深意则在于，肯定作为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清朝，具有同样的正统地位。
明清易代，明太祖的宗庙之牌位迁到历代帝王庙，并引发了历代帝王庙增加少数民族君主入祀的变化。明太祖作为易代之君、开创之主受到清朝尊崇，影响了清朝的正统观念。三、清朝皇帝的南巡尊明活动
明清之际的江南是中国经济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清朝初年因反对剃发易衣冠，江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清斗争，士大夫普遍存在着故国之思，对清朝统治心存不满。康熙皇帝为了治理黄河与了解江南的吏治民情，维护清朝的统治，分别于康熙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六次南巡。值得注意的是，南巡中重要的活动之一是到南京的明孝陵祭祀明太祖。对明太祖的尊崇，在于承认明朝统治的合法性，以争取汉族士大夫人心，使其认同清朝的统治。
早在顺治二年七月，清军消灭南京福王政权后，摄政王多尔衮致书清军统帅多铎，要求保护明太祖陵，以安抚江南人民。规定：洪武陵设守陵太监四名，人丁四十名，仍给地二百垧，以供祭祀。
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标志着中国的进一步统一。翌年康熙皇帝即南巡，可见他对于江南的重视。此举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在于表明清朝完全有效地统治着中国，彻底征服江南士大夫的人心。康熙皇帝安排首次南巡返回途中祭祀明太祖陵，这也是南巡中的一场重头戏。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壬戌（初六）康熙皇帝至江宁（今南京），第二天遣内阁学士席尔达祭明太祖陵。虽然已遣官致祭明太祖陵，但是康熙皇帝认为既抵江宁，距陵非远，应亲为拜奠，于是同日又亲谒明太祖陵。首次南巡留下了致祭明太祖陵的典礼事例，即遣官致祭后，皇上亲诣奠酒。康熙皇帝过明故宫，慨然久之，写下御制《过金陵论》。从明太祖因天时而得天下，到宫阙化为废墟，康熙皇帝悟出天时与江宁虎踞龙蟠的地利并不足恃，要维持国家的长久治安，帝王当勤政不怠。甲子日（初八）康熙皇帝要求地方政府维护明孝陵。他与江南江西总督、江苏巡抚谈话中，充分肯定明太祖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要求地方官保护陵区，认真祭祀，表达对于明太祖这位“古帝王”的尊崇。上述活动，意在博得江南的士大夫对于康熙皇帝代表的清政权的好感。
康熙皇帝在以后的五次南巡中继续致祭明太祖陵。康熙二十八年第二次南巡时，于二月二十六日诣明太祖陵，至大门前，下辇步行。进前殿，行三跪九叩头礼。至陵前跪，奠酒三爵，行三叩头礼毕，赐(7)守陵人一百两而还。时隔十年，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康熙皇帝对大学士等人说：“明代洪武乃创业之君，朕两次南巡俱举祀典，亲往奠醊，今朕临幸当再亲祭。”大学士等奏：“皇上两次南巡业蒙亲往奠醊，今应遣大臣致奠。”康熙帝说：“洪武乃英武伟烈之主，非寻常帝王可比。”于是着派兵部尚书席尔达致祭行礼，他亲自往奠。(8)四月壬子日（十三日）康熙帝至明太祖陵奠爵，阅视陵寝。他看到明太祖陵损坏严重，要求寻找明宗室后裔看管陵墓，专司职守。甲寅日（十五日）康熙帝命修明太祖陵，并悬挂御书“治隆唐宋”匾额。(9)
康熙四十二年第四次南巡，二月壬寅日（二十七日）康熙帝遣大学士马齐祭明太祖陵。康熙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四月丙戌日（二十三日）遣户部尚书徐潮祭明太祖陵，并对领侍卫内大臣等人说，回銮时诣明太祖陵行礼。大学士马齐认为已经遣官致祭明太祖陵，祈停亲诣行礼。康熙皇帝回答：“洪武素称贤主，前者巡幸未获躬赴陵前，(10)今当亲诣行礼。”庚寅日（二十七日）康熙帝自江宁府启行至明太祖陵，导引官引向中门。康熙帝命自东角门入，并说：“此非尔等导(11)引有失，特朕之敬心耳。”既入，率诸皇子及大臣侍卫等行礼。
康熙四十六年最后一次南巡，三月庚申日（初七）遣大学士马齐祭明太祖陵。辛酉日（初八日）对大学士等说，明日亲谒明太祖陵。大学士等以此前巡幸江南，“明太祖陵或遣官致祭，或遣皇子致祭，亦有皇上亲行灌奠之时。又重新庙貌，专人看守，自古加厚前朝未见如此者。今皇上又欲往谒，臣等以为太过。况此行已遣大臣致祭，天气骤热，不必亲劳圣躬往谒。”康熙皇帝回答：“天气骤热，何足计(12)耶，朕必亲往。”态度坚定。次日康熙帝“诣明太祖陵，乘步辇由(13)东石桥至大门下辇，由东门升殿，行礼毕回行宫”。康熙帝不从正门而由东门升殿，表示对明太祖的尊重。
康熙皇帝格外尊重明太祖，是与清朝继承明朝正统的观念密不可分的。康熙五十六年康熙帝心神忧瘁，头晕频发，感到身体糟糕，于是在乾清宫东暖阁召诸皇子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入，宣布长篇谕旨，讲述“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的道理，要求臣下遵守，实为提前写就的遗诏。其中清朝与汉高祖、明太祖一样，应天顺人，为天下真主，成为中国的正统，则显示出肯定明太祖以证明清朝“得天下之正”的想法。康熙帝的这篇谕旨后来果然成为遗诏。因此，康熙皇帝尊崇明太祖的举措，也就成为后世子孙一直遵守的家法。
前面提到，康熙二十八年第二次南巡时，康熙帝看到明太祖陵损坏严重，下令寻找明宗室后裔看管陵墓，专司职守。晚年康熙皇帝又寻找明太祖的直系子孙，世袭官职，以示尊崇，这一遗旨由雍正皇帝完成。寻找到的所谓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之后代王与侄文元后人，不过是八旗中的汉军而已，也属于广义的满族。清朝在顺康年间严厉查拿明宗室之后，搞此表面文章，实是一场政治游戏，此举只具有尊崇明太祖的象征意义。
雍正皇帝没有南巡，不过他也像其父一样，表示尊崇明太祖。由于发生曾静策动岳飞后裔岳钟琪造反一案，清朝发现曾静的反清思想是受到浙江人吕留良解释《春秋》大义在于“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的影响。直到雍正年间，一些人对于明朝还有故国之思，民间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造反，并不认同清朝统治中国是得天下之正的说法。所以清朝统治者厚待明太祖，实在是为了换取汉族的好感，使其认同清朝统治。当时雍正皇帝将其谕旨“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14)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向天下之人辩解。
在所著《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帝论述清朝得天下的政治合法性：“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又说满洲如同籍贯，不能将之自外于中国：“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还批评华夷之辨是以往南北朝时的偏见，当今华夷一家，已经不分中外：“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雍正帝的中心思想是君臣之伦大于华夷之辨。
乾隆皇帝效法祖父，也南巡江浙六次，同样拜谒明太祖陵。乾隆十六年首次南巡，礼部事先请旨：跸路所经禹陵、明太祖陵，应否亲(15)诣或遣官行礼。乾隆皇帝明确表示：“朕亲诣行礼。”礼部又请旨：“亲祭禹陵、明太祖陵，请照十三年东巡亲祭少昊金天氏陵，行(16)二跪六叩礼。”乾隆皇帝提出：“行三跪九叩礼。”乾隆十六年三月壬戌日（二十五日）乾隆帝果然祭明太祖陵，行三跪九叩礼，并御书匾曰“开基定制”。在对待明太祖陵的问题上，乾隆帝比起康熙帝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清高宗实录》还可以获知以后历次南巡致祭明太祖陵的情形。如乾隆二十二年第二次南巡，三月戊申日（十七日）遣官祭明太祖陵，庚戌日（十九日）乾隆帝诣明太祖陵奠酒。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三月庚戌（十七日）遣官祭明太祖陵。乾隆三十年第四次南巡，闰二月辛未日（二十六日）遣官祭明太祖陵，壬午（二十七日）亲诣明太祖陵奠酒。乾隆四十五年第五次南巡，三月甲辰日（二十五日）遣官祭明太祖，丙午日（二十七日）乾隆帝至明太祖陵奠酒。乾隆四十九年第六次南巡，闰三月壬戌日（初七日）遣官祭明太祖陵，并颁布谕旨与礼部讨论诣明太祖陵仪注，进一步尊崇明太祖：“谕曰：礼部奏诣明太祖陵仪注，三奠酒，每奠行一叩礼等语。前代陵寝于经过时亲诣拈香，自应较本朝陵寝仪节有别。然朕加(17)隆前代，礼数从优。”甲子日（初九日）乾隆帝诣明太祖陵行礼。乾隆五十年乾隆帝解释自己致祭明太祖陵时说：“明太祖为一代开创(18)之主，是以朕南巡时躬诣孝陵致祭，用彰隆礼胜朝之意。”四、清承明制的真实内涵
明太祖确实为一代开创之主，清初诸帝对他的尊崇也不仅仅停留在祭祀神牌、陵墓的象征性仪式上，还包括总结明太祖政治经验教训的内容。
清朝仿照《洪武宝训》，编纂了圣训。洪武六年八月朱元璋任命儒臣詹同、宋濂编纂《大明日历》，至翌年九月书成，稍后完成了仿照唐代吴兢《贞观政要》之体的《皇明宝训》。洪武以后各朝有宝训与实录同时编纂的修史制度。万历三十年陈治本、吕本、朱锦等将明太祖至明穆宗十个皇帝的宝训汇成《皇明宝训》四十卷。《明太祖宝训》原本十五卷，万历合编本被合并为六卷。《明太祖宝训》，亦称《洪武宝训》，给予清朝深刻影响。清朝也有《十朝圣训》，包括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光绪间由内务府刊印。圣训是新皇帝为老皇帝编辑，分类辑录皇帝品行与事功，以教化臣民。《太祖圣训》、《太宗圣训》始编于顺治十二年，康熙二十二年又下令编《世祖圣训》，以上三种圣训均在康熙二十五、二十六年辑成。《圣祖圣训》修成于雍正九年，《世宗圣训》修成于乾隆六年。清朝的《十朝圣训》实际上是模仿《洪武宝训》与《皇明宝训》。《洪武宝训》反映了朱元璋治国的大政方针，也是明代皇权政治的象征。清一入关，《洪武宝训》即受到格外重视，是翻译成满文的第一部汉籍，成书于顺治三年。当时顺治皇帝年仅九岁，“御制序文”当是摄政王多尔衮任命汉官代笔的。从因翻译明《洪武宝训》赏赐大学士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冯铨、宁完我等来看，清廷重视《洪武宝训》，可能是受这些汉官的影响。清朝还颁赐诸王以下，甲喇章京、理事官以上满文金、辽、元三史并明《洪武宝训》，借鉴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前朝统治中国的经验。
顺治皇帝同样非常推崇明太祖。顺治十年他问大学士范文程、额色黑、宁完我、陈名夏等人：“上古帝王，圣如尧舜固难与比伦，其自汉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为优？”大家回答：“汉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属贤君。”他又问：“此数君者又孰优？”陈名夏回答说：“唐太宗似过之。”顺治皇帝则认为：“岂独唐太宗，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19)也。”对于明太祖评价如此之高，主要是看重明太祖制定的“条例章程”，即一代制度。大学士宁完我还进献明洪武《大诰》三册，顺治帝命内院诸臣翻译进览。
顺治时期仿照《洪武宝训》，编纂了清太祖、清太宗的圣训。《太祖圣训》、《太宗圣训》是在太祖、太宗的实录修成后仿照《贞观政要》、《洪武宝训》修成的。修书者主要是投靠清朝的故明士大夫，自然《太祖圣训》、《太宗圣训》会按照传统政治文化特别是明太祖的治国理念编纂清帝的行事。
事实上，我怀疑《太祖圣训》、《太宗圣训》当初的书名未必是“圣训”，今名有可能是后来改的。理由是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所作《太祖高皇帝圣训序》，有“总为‘宝训’四卷”之语，说明最初编辑《太祖高皇帝圣训》是仿照明朝的“宝训”，书名拟为“宝训”，而不是后来统一的书名“圣训”。
雍正帝的一段话也可以证明清初数帝的圣训体裁模仿了明太祖的《洪武宝训》。雍正帝除了谈到清朝圣训与《洪武宝训》的关系外，对于明太祖执政特点也有总结。雍正帝认为明太祖“识见尚局于卑隘，其规模未臻于广大”，原因是“文过其实，言行多不能相符，而议论(20)自相矛盾者有之”。而雍正帝自身则奉行持中之道，表达了他以及清朝诸帝超越明太祖的看法。
雍正帝始终重视明太祖的政治，雍正六年仲春命儒臣采录经史子集所载自古帝王训诫、名臣奏章、先儒语类深切治道者，次第进呈，亲为删定，成《钦定执中成宪》一书，卷4收录《洪武宝训》，便是进一步的证明。事实上，雍正七年在汉族大臣的劝说下，下诏仿照唐太宗《贞观政要》，明太祖《洪武圣政记》、《洪武宝训》、《御制大诰》编辑反映雍正朝政的书。此书乾隆六年告成。原本未题书名，因雍正谕旨由内阁宣示者居多，于是题名《上谕内阁》。另外，雍正九年编辑的《上谕八旗》，也具有类似的性质。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上谕内阁》是雍正帝借鉴朱元璋政治的产物。本章所引有关雍正皇帝论述涉及明太祖的谕旨，多数收入《上谕内阁》，也说明编辑该书具有宣传的意图。
清朝汲取明太祖政治经验，逐渐形成了“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政纲。明太祖编辑《洪武宝训》是为了让子孙遵守祖宗家法，保证明朝江山传之久远。清朝编辑圣训，性质相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属于家天下的“法祖”，正如前引顺治帝所说的“帝王之道，法祖为先”。从明清两朝的宝训、圣训来看，清朝的法祖与明朝一脉相承。
雍正帝阅读《明史·太祖本纪》，对于敬天的政治思想有了新的感悟。“敬天”，加上上面谈到的强调“法祖”，构成清朝格外重视的“敬天法祖”政治。另外如上引大臣请求将康熙皇帝政事编书“以昭法守”，而康熙皇帝自称即位以来“勤政爱民”，所以法守（也是法祖）的内容是“勤政爱民”。这样我们从清帝学习明太祖《洪武宝训》、《明太祖本纪》中，看到清朝政纲“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与明太祖政治的关系。
乾隆帝命大臣编的《御览经史讲义》卷13记载，在讲说《书经》“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细行，终累大德”的经文时，侍读鄂容安列举历代君主勤政的事例，说明其与治理好国家的关系：“近代如明太祖，亦能勤于政治。”
清帝汲取明太祖的治国经验，还有不少例证。明太祖治国以严刑峻法著称，顺治帝并不以为然。他对臣下说：“朕自亲政以来以宽为(21)治，恒谓洪武诛戮大臣为太过。由今以观，太宽亦不可也。”大臣魏裔介告诉皇帝自古宽严相济的道理。顺治、康熙之际制定礼仪，也以洪武礼制为本。清朝用洪武礼制纠正明中后期出现的礼制变动，继承了明太祖时的一些礼制。康熙皇帝高度评价明太祖，认为：“洪武(22)系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康熙帝并不讳言清朝借鉴了洪武政治，除了政治宣传上的考虑外，也算是实情。清朝纂修《明史》始于顺治二年五月，至乾隆四年七月告成，实际上史稿粗成于康熙时期。清朝皇帝特别是康熙帝利用修史也总结了明朝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清朝政治服务。
清朝满洲贵族确实想从明太祖那里学习治国经验。除了前面提到的顺治年间曾发给满族官员《洪武宝训》，还有一个故事证明满洲贵族对明太祖的重视。康熙初年，有四大臣辅政，鳌拜专权，打击其他辅政大臣。苏克萨哈被诬陷二十四条罪状，其中一条是：“（苏克萨哈）将内院收贮故明《洪武实录》擅专取回私家观看，伊欲效洪武所(23)行何事。”我们且不去具体考察苏克萨哈的政治意图，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想从《明太祖实录》中汲取政治经验。
清帝总结明太祖的政治，也有批评，并标榜改正。如苏松重赋问题，清入关之初以废掉明朝后期“三饷”争取民心，不仅声称不加赋，而且还蠲免钱粮，进行减赋。康、雍二帝将苏松二府额征浮粮豁免的做法，进一步突出了清朝政治的高明之处。乾隆帝的论述，更加证明此点实为明清两朝政治的重大区分点。洪武时期的严刑峻法与苏松重赋，成了清朝攻击的重点，于是清朝在政治宣传上反其道而行之。
乾隆帝在立储问题上，也总结明太祖的经验教训，坚持清代的秘密立储制度。虽然历史上立储问题的经验教训并不限于明太祖，但无疑乾隆帝是认真考虑过明太祖立储教训的。
更重要的是，清朝从明太祖借鉴了乾纲独断的专制集权思想与政治体制。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命纂《历代职官表》，就清代官制与以往历代官制比较论述，其中首先谈到最重要的丞相制度。乾隆帝反对将大学士变为丞相，认为不符合清朝实际。洪武政治体制的核心是废丞相，加强了皇帝的专制集权。清朝压制继废丞相后出现的内阁大学士，并创立军机处，保证皇帝专制集权，与洪武政治体制一脉相承。清朝皇帝确实善于驾驭大学士，多有能力控制国家，结果如乾隆帝所说“无名臣亦无奸臣”而“人主太阿不移”。借鉴明太祖的政治，康雍乾三帝形成了“以敬天爱民勤政为念”的法祖政治。
清朝还继承了明太祖的政治教化体制。朱元璋为维持乡村社会秩序，赋予乡里老人教化乡里的职责。《明太祖实录》记载：上命户部下令天下民，每乡里各置木铎一，内选年老或瞽者，
每月六次持铎徇于道路，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24)
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文中所要宣传的六句话，就是后来流行天下的所谓“圣谕六言”或者说“圣谕六条”。朱元璋又将基层社会教化的各种措施归纳为《教民榜文》或曰《教民要款》四十一条，于洪武三十一年颁行全国，宣讲“圣谕六言”被列入第十二条。“圣谕六言”的宣讲制度给予明代社会深刻的影响。清朝统治者为了恢复和强化传统的社会秩序，建立自己的稳固统治，大兴教化政治。顺治帝于顺治九年将明太祖的“圣谕六言”颁行八旗及各省。康熙帝继续加强教化，康熙九年向全国颁布“上谕十六条”。“上谕十六条”模仿“圣谕六言”的做法，发展了“圣谕六言”的思想，内容详细而全面，标志着清朝统治者将教化作为治国重点。雍正帝更为重视“上谕十六条”，对其逐条解释，成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于雍正二年颁行天下，并在全国大力推行宣讲活动，形成了很有特色的教化政治。
总之，清朝皇帝作为满族统治者，重视通过文化认同消解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通过历代帝王庙、明孝陵的祭祀活动表达对明太祖的敬意，以换取汉族对于清朝统治的认同。清帝认为历代贤君莫如明太祖，向明太祖汲取统治经验，学习《洪武宝训》、《明太祖本纪》等，总结其开国谋略，并编修清朝皇帝的圣训，既是向人民宣传承袭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德政，也是为子孙总结治国经验。清朝的“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政治纲领，受到明太祖政治的极大影响。人们每谓“清承明制”，是指清朝各项制度基本承袭明朝。这种政治继承性主要表现在借鉴了乾纲独断的专制集权思想与政治体制，集中体现在“君权”与“相权”关系以及宣讲教化方面。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清前期延续了明太祖的政治。(1) 常建华：《明太祖对清前期政治的影响》，朱鸿林编：《明太祖的治国理念及其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2)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0，天命十一年正月己酉，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以下所引清代历朝实录版本相同。(3) 《清太宗实录》卷28，天聪十年四月己丑。(4)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230《范文程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31册，第9352页。(5) 《清高宗实录》卷1142，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6) 《清高宗实录》卷1210，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三册，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甲子，中华书局1984年，第1841页。(8) 《清圣祖实录》卷193，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庚戌。(9) 《清圣祖实录》卷193，康熙三十八年四月甲寅。关于康熙皇帝表示如此赞赏与尊敬明太祖，美国学者史景迁认为：“很可能康熙只是打算向明朝的阴影和它残存的少量支持者做出一个他自认为是安抚的姿态，而不是对一个与自己如此不同的人有特殊认同。”见史景迁：《曹寅与康熙》，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10) 《清圣祖实录》卷220，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己丑。(11) 《清圣祖实录》卷220，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庚寅。(12) 《清圣祖实录》卷229，康熙四十六年三月辛酉。(13) 《清圣祖实录》卷229，康熙四十六年三月壬戌。(14) 《清世宗实录》卷86，雍正七年九月癸未。(15) 《清高宗实录》卷274，乾隆十五年十月辛巳。(16) 《清高宗实录》卷377，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己巳。(17) 《清高宗实录》卷1202，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壬戌。(18) 《清高宗实录》卷1225，乾隆五十年二月壬寅。(19) 《清世祖实录》卷71，顺治十年正月丙申。(20) 《清世宗实录》卷63，雍正五年十一月壬戌。(21) 《清世祖实录》卷98，顺治十三年二月丙子。(22) 《清圣祖实录》卷154，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丁丑。(23) 《清圣祖实录》卷23，康熙六年七月己未。(24) 《明太祖实录》卷255，洪武三十年八月辛亥。第二章 康雍乾的兴盛
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清朝达到全盛。人们往往称这一时期为“康雍乾盛世”，或者简称“康乾盛世”。
不过，清史学者对于康乾盛世的起讫时间与历史定位观点有所不同。许曾重先生认为康乾盛世的开端应在康熙二十三年，而不是康熙帝即位或亲政之时。乾隆中叶平准、平回部两次战役的胜利，使清朝统一中国的事业最后完成，是康乾盛世开始进入鼎盛阶段的重要标
(1)志。高王凌认为：康熙二十年代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结束了朝代鼎革之际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康熙二十年左右是清初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三藩平定后，即开始沿运河南巡。当时政府政策的重心，在于鼓励垦荒、修河治水、蠲租减赋。这些可以称为“恢复政策”或“垦荒政策”。康乾盛世大约从康熙四十年代算起，指中国18世纪的一段历史。在圣祖南巡的过程中，于康熙四十年代发现了人口问题，并提出要“预筹安养之策”。至此，跨越康熙末、雍正朝、乾隆初的大约50年，成为清代政府政策上一个极具连续性的、空前活跃的和充满生气的时期。清代的几乎所有“德政”，如“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地丁合一”、“火耗归公”、“轻赋”和“永不加赋”的原则，(2)都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或确立的。
李尚英指出：清朝由乱入治，始成盛世时期（康熙二十三年至康熙四十七年）；盛世由停滞走向发展时期（康熙四十七年至乾隆十六年）；盛世达到顶峰时期（乾隆十六年至乾隆六十年）；盛世由盛转衰时期（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八年）。康熙南巡是清朝由乱入治、始成盛世的重要标志。康熙四十六年第六次南巡，自康熙四十七年始的废立太子事件，清廷政局动荡，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盛世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乾隆十六年南巡，嘉庆十八年九月京畿和直鲁豫三省(3)交界地区爆发了天理教起义，都是重要事件。徐凯认为康乾盛世起(4)于康熙二十三年第一次南巡。
下面主要讲述从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中期的历史。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统治风格不同：康熙朝由于皇帝强调仁政，施政特点是宽；雍正朝强调奋发有为，施政特点是猛；乾隆朝总结父祖行政经验教训，出现了宽猛相济的统治策略。康雍乾三朝的统治也有共性：三位君主都勤于政事，重视御门听政，亲自快速处理大量章奏。一、康熙初盛
康熙二十二年清朝统一台湾，康熙帝治国有方，清朝统治此后进入“康熙之治”，国家经济恢复，日益强盛。从康熙二十三年至康熙六十一年，共计38年。这期间的历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巡视七省，重点加强对于江浙等地区的统治。康熙二十三年皇帝在统一台湾后首先做的事情是南巡，可见其重要性。南巡主要走水路运河，御舟自京而下，途经直隶（今河北）、山东、江浙，最远到达苏杭，六次南巡巩固了清朝对南方的统治。南巡的主要目的公开是为了解决“黄淮冲决为患”的问题，亲历河道，寻求治河方案，考察治河工程；同时周知吏治，观览民情，实际上隐含着对于文化中心江南地区的控制。巡行中召见地方绅士，以消除满汉隔离。大量蠲免江南积欠，缓和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此外，康熙皇帝还东巡山东，西巡陕西，北巡塞外。《圣祖仁皇帝圣训》设有“省方”类目，记载康熙皇帝有关巡幸的一些谕旨。康熙皇帝的大规模巡幸，既是勤政的表现，也是一种统治方法。
康熙二十三年皇帝巡视江南，这一象征清朝由乱入治的事件意义非同凡响。然而，以往学者多将首次巡视江南的意义混同于此后的南巡，从康熙帝关注治河工程来看他的治国，没有意识到所谓首次南巡其实是东巡，起因于巡狩泰山。事实上，康熙二十三年清基本完成国家统一，适逢甲子年，仿照《尚书·舜典》圣王泰山巡狩之举。康熙帝东巡之后，临时决定南下视察河工，这才南巡。所谓首次南巡也只有与东巡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彰显出其历史意义。研究康熙南巡，应该将首次与其他几次区别开来。康熙帝首次巡视山东以及江浙是康熙二十三年的重要历史事件，该年也是清代历史上重要的一年，标志着“世际升平”历史新纪元的开始。除了巡幸，康熙二十三年还有一些清代历史上具有指标性意义的事情，即对内整饬，对外开海。此外，这一年五月十二日，正式开馆纂修《清会典》，命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吴正治为总裁官，谕内阁强调“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治法”，以昭示臣民，垂宪万世，标志着清朝一代统治的真正开
(5)始。
北巡塞外。康熙十六年，平定三藩之乱期间，康熙开始北巡，秋狝与避暑两不误。二十年四月康熙第二次出巡口外，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卓索图盟、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盟东四旗接壤地建立木兰围场。此后，直到康熙帝逝世，只有两年未到木兰围场。一是二十一年出巡东北，二是三十五年出征到喀尔喀蒙古的克鲁伦河，追歼噶尔丹。其余44年，通常每年一次率八旗出塞，去木兰围场秋狝。而三十八年两次出塞。秋狝可以保持满族骁勇善战的传统，接见蒙古上层人物。从康熙十六年到六十一年，46年间，巡幸塞外48次。
关于热河行宫（避暑山庄）的兴建，从康熙四十一年起，康熙帝在北京至木兰围场途中陆续建立行宫，除北京至古北口的7处行宫不计，古北口外共有行宫17处（乾隆时期又建3处）。修建行宫主要是为了出塞木兰秋狝的起居饮食有固定住所。行宫的规模巨大，两间房行宫建房417间，桦榆沟行宫445间，喀喇和屯行宫414间，上营行宫410间，蓝村行宫423间，一百家子行宫410间，每处行宫用银五六万两。行宫的建筑一般包括瓦房、草房、阁楼、游廊、堤坝等，行宫承建人即出资者，往往是在官任上赚有盈余银的官员，朝廷派监工大臣督办工程。上营行宫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逐渐发展为避暑山庄。康熙四十年前，康熙帝一般是每年两个月（七、八月）到木兰围场秋狝，在行军营房居住。四十一年以后，有行宫可以避暑，每年四月出口，九月返京。从四十一年到六十一年的21年中，出塞30次，比先头的21年多5次。康熙帝有时到遵化的东陵祭奠孝陵（顺治）(6)后出塞。
南巡江南。首次南巡于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启程，十一月二十九日返京，历时60天。巡视山东、江南，阅视河工，咨访地方利弊，于江宁谒明陵，至曲阜祭孔。原来只说东巡山东，到山东后诏行南巡。第二次南巡于二十八年正月八日出发，三月十九日回京，历时71天。巡视山东、江南、浙江，到达杭州，谒禹陵致祭，经理河工，周知吏治。第三次南巡于三十八年二月三日启程，五月十七日回京，历时103天。巡视山东、江南、浙江，奉皇太后同行，阅视河工，考察民情。第四次南巡于四十二年正月十六日起行，阅视河工，考察官吏，三月十五日返京，历时59天（此前于四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二十六日，南巡至德州闻太子病而返）。第五次南巡于四十四年二月九日启程，闰四月二十八日返京，历时109天。巡视山东、江南、浙江，以黄河、运河河工告成，举行巡阅。第六次南巡于四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启程，阅视溜淮套河工，五月二十二日返京，历时118天。巡视山东、江南、浙江。南巡目的：巡视河工，笼络江南士大夫，考察吏治民情。江南地区是士大夫聚居的地区，属于清代文化的中心。江南绅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清初曾有强烈的反清运动。康熙皇帝结束军事上的对抗统一中国以后，特别关注江南士大夫的归顺问题。除了前述的南巡之外，清朝还通过江南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搜集江浙情报，联络并监视江浙绅士，注意地方动态。中央与江南区的互动关系，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东巡。广义的东巡，包括山东、盛京、吉林，如第一次南巡最初(7)称东巡，但是后来称为南巡，因此郭松义先生认为东巡是3次；狭义的东巡专指视察东北。康熙十年九月至十一月，奉太皇太后东巡盛京，谒福陵（太祖及皇后叶赫那拉氏，俗称东陵）、昭陵（太宗及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俗称北陵），遣王、贝子、内大臣诣永陵（皇室祖先努尔哈赤远祖孟特穆、曾祖福满、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及其伯父礼敦、叔父塔察篇古等）致祭。康熙二十一年，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帝前往关外祖陵告祭，东巡盛京、吉林。祭毕北上，于三月二十五日抵达吉林。在吉林和大乌喇虞村（今乌拉街）盘桓12日，体察风土人情，检阅水师营的操练。第三次东巡是在康熙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奉皇太后巡视吉林乌喇，并至盛京谒陵，十一月十三日回京。其间除视察城防、了解民情外，对于反击沙俄侵略和治理地方军政事务有功的黑龙江将军、宁古塔将军等予以嘉奖，(8)还对吉林地方应兴应革之事做出明确训示。
西巡。共计三次西巡，两次顺便，一次专程，到达陕西两次。或认为西巡一次，专指后者。康熙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出塞追击噶尔丹。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六日至五月十七日，出塞至山西、陕西及宁夏而返。亲征噶尔丹，乘便行围、检阅宁夏驻军。康熙四十二年十月十一日西巡至西安，十二月十九日回京。康熙帝巡幸西安，以往被看作是经营和抚定蒙藏边疆之举。从西巡的主要内容来看，一方面是考察吏治民风，属于对内行政，也是儒家治国理念中强调的，借以表达对儒家治国政治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是练兵阅军，强调军队的战斗力，表明重视骑射的清朝国策。康熙帝通过密切君主与臣民关系，祭奠山川与名人，树立了认同儒家文化与中国历史的勤政爱民的圣君形象。无论是西巡的内容还是表达的意义，都在展示以儒家政(9)治文化治国的象征性，阐释着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巡视畿辅。《清圣祖实录》共记载出巡畿辅27次，标明“巡幸畿甸”的有19次。正式记载“巡幸畿甸”始于康熙二十三年，其标志是皇子随驾。该年是清朝的首个甲子年，正值“一统天下”不久，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首次记载“巡幸畿甸”，也就具有政治象征性。皇子随驾便于皇帝教育皇子，使皇子了解社会，观摩皇父处理政事。不同时期的皇子随驾，也有着不同的意义。最初是太子随驾，突出未来的皇位继承者。接着增加了年长的皇子，再后又增加了较为年幼的皇子。巡幸畿甸还有着充实的内容，即治理海河水系洪水泛滥问题，筑造了众多堤坝，有效减轻了水患。围猎与娱乐结合的水上行围，也是巡幸畿甸的重要内容。巡幸畿甸意在表达清朝勤政爱民、重视农业、(10)关心民生的政治特色，塑造了康熙帝忧国忧民的光辉形象。
巡视五台山。康熙帝总计五次巡游五台山。第一次为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至三月初六日，计25天。拜佛进香，为秋季太皇太后巡视五台山做准备。本次出巡命皇太子胤礽随驾启行。第二次为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初九日，计28天。奉太皇太后进香，拜佛还愿。太皇太后，即康熙帝祖母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出生于科尔沁蒙古，在清朝皇位继承、辅助幼帝等方面功劳卓著，时年71岁。第三次为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至二月二十三日，计26天。进香，归途巡视浑河河堤。本次出巡命皇长子胤禔、皇三子胤祉随驾。第四次为四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初一日，计33天。进香，阅永定河、子牙河。本次出巡，命皇太子胤礽、皇四子多罗贝勒胤禛、皇十三子胤祥随驾。第五次为四十九年二月初二日至三月初五日，计34天。进香，巡视民情。本次巡游命皇太子胤礽、皇三子和硕诚亲王胤祉、皇八子多罗贝勒胤禩、皇十子多罗敦郡王胤䄉、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固山贝子胤禵随驾。
在这五次巡游五台山之中，最能表现出巡游意义的是康熙二十二年的巡游。由于首次巡游五台山是为第二次太皇太后出巡做准备，所以这两次离得很近，均在康熙二十二年，可以放在一起分析。如果联系到前一年康熙帝东巡盛京、吉林谒陵祭祖，部署边务，慰抚蒙古；再联系到后一年巡狩泰山，南巡江南，于江宁谒明太祖陵，至曲阜祭祀孔子，同年还出巡了畿甸，就会感到二十二年巡游五台山不同寻常，应当是这前后一系列活动中的一环。它发生在二十年平定三藩、二十二年台湾即将归顺之时，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早在康熙十二年十二月，惊恐于“三藩之乱”的康熙帝就派侍卫到五台山拈香礼佛，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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