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勋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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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友好：中国同英国、联邦德国正式建交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中英举行建交谈判
●毛泽东握着谭森的手，真诚地说：“祝英国发展，请问候女王陛下。”
●刘少奇说：“这是英国政府要印度先来试探的。”
●裴坚章严正指出：“中英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是英国在联大投票中的两面态度和英在台设有领事馆。”
毛泽东接见英国驻华代办
1970年5月1日晚，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灯光辉煌。
首都几十万群众汇聚到天安门广场，向参加“五一”节晚会的世界各国的朋友表示热烈欢迎。
群众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等口号，向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兄弟组织致敬。
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万岁！”“马克思主义万岁！”“列宁主义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等巨幅灯光标语，在灯光下显得十分耀眼。
19时10分，奏着《东方红》乐曲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再次经过首都的上空，为节日的夜晚增添了新的气氛。
庆祝晚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际歌》。
天安门广场的欢乐景象十分动人，五彩缤纷的礼花，一串串腾空而起，把首都夜空映得通红。广场上的工农兵群众，高唱革命歌曲，载歌载舞，欢呼声、口号声，响彻云霄。
21时，毛泽东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同中国各方面的负责人员和各国贵宾、各国使节见面，同他们亲切握手、交谈。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4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在接见英国驻华代办谭森时，毛泽东握着谭森的手，真诚地说：
祝英国发展，请问候女王陛下。
毛泽东这句话使谭森深受感动，从此，发展中英关系和互换大使问题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中英关系的发展可谓是一波三折。
早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50年1月6日，英国指派前驻华领事高来含向中国外交部递交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周恩来外长的照会。
当天下午，高来含来到外交部，拜会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及欧洲和非洲司司长宦乡。
高来含首先申明来意：
我奉命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先生给周恩来将军的照会面交。这是英文本，中文译本尚未收到，收到后再送致将军阁下。
照会里记载着英国愿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已准备与中央人民政府互派使节。
照会指出：英方愿意在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并准备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互派使节；在未任命大使前，指派其当时在南京的胡阶森秘书作为过渡时期的临时代办。
此外，高来含说他本人已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参赞，在胡阶森到来之前，由他负责同人民政府接洽一切事宜。
中国外交部在研究了英国政府的立场后，中方决定给予积极地回应。
1月9日，根据中方制定的同资本主义国家先谈判、再建交的原则，周恩来复电贝文外交大臣，同意接受胡阶森为英国政府谈判代表，就两国建交问题进行谈判。
英国外交部对电报中所谈到的两国要就建交问题进行谈判感到不解。他们认为，按照一般的国际惯例，应该是在双方互换使节之后才开始进行谈判。
当时，英美舆论界开始胡乱猜测，有的媒体说，谈判首先要谈香港和西藏问题；有的讲，中共肯定要收复九龙和“新界”。
为了稳妥起见，英国政府没敢让胡阶森马上来北京，而是一面让高来含再次到中国外交部打探消息，一面鼓动印度出面提出同中方谈判，想从中方跟印度的谈判中，摸清中国的底牌。
1月16日，印度外交部长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致电周恩来外长，表示印度将指派原印度驻南京大使馆代办雁谒森为临时代表，与中方谈判，电文指出：
待双方互派大使后，始能谈判一切重要事宜。
当时周恩来正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留在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就此作出批示：
这是英国政府要印度先来试探的。英国政府很怕我们提出“重要问题”来谈，故胡阶森不敢来，而要印度先来……因此，应该比较客气地答复印度，说中国与印度之间在过去没有存在需要在两国互派大使之前进行谈判的重要事宜，故同意胡谒森先生即来北京就两国设立外交使团以及设立领事馆等事宜进行谈判。
在印度外长致电周恩来的同一天，高来含也向中国外交部转来英国政府的两点意见，英方认为：
英中双方换文本身已表示英中邦交已建立，不知中国政府意见是否亦如此。
胡阶森只能以代办身份来北京，如果有什么技术性问题要谈，可先由高来含负责进行。
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发电报给刘少奇，作出重要指示：
对英国前北平领事高来含本月十六日转达英政府的两点意见如尚未回答，望以下列拟就的书面意见交外交部，由宦乡司长约高来含来外交部当面宣读。书面意见为：
中英两国外长的换文表示了双方政府对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意，因此胡阶森先生可以英国政府代办的身份来北京谈判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步的程序与事宜。
英国政府得到高来含的报告之后，胡阶森奉命动身前往北京。
裴坚章拜会英国议会外交官
1971年1月15日，中国新派驻英临时代办裴坚章向英外交部驻议会次官罗伊尔进行到任拜会。
在拜会中，罗伊尔指出：
中英两国是大国，应该有大使级外交关系才合适。英准备将其在北京的外交代表规格提高到大使级，望中国政府对此建议作出良好反应，尽快答复。
裴坚章表示，将尽快向国内汇报英方的意见。
3月17日，裴坚章宴请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摩根，摩根按其外交大臣的指示表示：
从周总理同谭森的谈话中，英外交大臣仍看不清中国对中英互换大使所持态度，即要英为此采取什么步骤，等待中方答复。如明确提出英必须采取的措施，英将认真研究，并已准备好随时与中方就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的问题在伦敦进行商谈。
裴坚章严正指出：
中英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是英国在联大投票中的两面态度和英在台设有领事馆。如英国在这两个原则问题上明确改变态度，两国建立完全外交关系就没有障碍了。
6月22日，罗伊尔约见裴坚章，表示英方愿完全满足中方条件。待中方作出良好反应后，英将撤回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英国不打算再支持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上须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重要问题”议案，并保证不支持旨在拖延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的程序。
英国的答复虽表示接受了中方的两个原则条件，但对台湾地位问题并未表态，其中还有文章。
经研究决定由中方草拟一关于中英两国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换文稿。文中有一条款就是要英国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
这样，中英关系终于取得巨大突破。当然，中英关系能够取得成就，少不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英两国领导人为改善中英关系所作出的努力。
早在1950年2月14日，英国驻华临时代办胡阶森抵达北京。
当天下午，胡阶森到外交部做礼节性访问。对于如何对待胡阶森来访问题，中方高度重视。刘少奇在会见情况报告上批示：
对英国外交人员应有适当的、周到的、礼节性上的来往，不可怠慢，但也不要过分热情，以示与对苏联等国家人员有区别。
中方对胡阶森来访进行答拜。会谈一开始，胡阶森就急着表示：在两国交换照会以后，英政府原以为两国已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后来接到中国政府照会，始知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了解不同。
胡阶森指出，他奉英国政府之命来京，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初步的与程序的问题进行商谈，并表示他只有此一使命，并无其他事务，因此随时均可谈判，希望中方能约定时间开始谈判，又要求在谈判以前将问题提交他，以便转致英政府，好做准备。
中方回答，等外交部确定时间后，再行通知他。
3月2日，中英两国代表就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谈判。
根据事先约定，中方代表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英方代表是胡阶森。
在谈判中，章汉夫提出：
关于中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初步的与程序的问题，其中最重要与必须先行解决者，为英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的关系的问题。我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英国代表在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上投弃权票的行动，以及英国政府对于在英国、香港和英国属地之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各种机构及中国的国家财产究竟持何种态度的问题，都属于英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的关系的问题。因此，我中央人民政府希望英国政府就这两个问题予以澄清。胡阶森表示：所提两问题，相当复杂，牵涉到国际法及国际惯例，我不是法律专家，自当转报英国政府。
03月17日，胡阶森约见章汉夫，称英国政府已在1950年1月6日撤销对前中国国民党政府之承认，并于同日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法律上之承认。由该日起，对前国民党之政府已无外交关系存在。在伦敦前中国大使馆已行封闭而前大使已不享受外交官之身份。
胡阶森还说：
上次英国政府在联合国内对开除国民党在安理会之代表问题上投弃权票，并非袒护前国民党之表示，而是由于当时不可能达成多数通过。此理由同样适用于联合国其他机构。
他表示，英国政府欢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出席联合国及其所属各机构，而且一旦确知能形成多数时，英国政府自将对该项议案投赞成票。
胡阶森仍口头声明：
现在英国已确认中国在港的财产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中央人民政府及其委托人才有权处置，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手段损坏、扣留、转移或干涉。中央人民政府的此项产权，应受到英国政府充分的尊重。
对英方上述口头声明，章汉夫强调：
关于联合国中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中方所重视的不是同意票的多少，而是要从投票中看出已经正式宣布与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和愿意与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在行动上究竟是否真正与国民党集团断绝关系及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因此，对英方的解释不能满意。
此后，中英又举行过多次谈判，但对以上两个问题双方所持立场相差甚远。关于联合国问题，中方对英国在联合国的表决中态度暧昧表示不满。
周恩来向谭森提出三点要求
1971年3月2日，周恩来接见英国代办谭森，并与谭森进行了亲切交谈。
在谈话中，周恩来提出中国政府对解决中英全面建交互换大使的三点要求：
一、撤销英国在台湾淡水的领事馆；
二、在联合国大会上，英国不能既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席位的议案，又投票支持把中国代表权问题作为所谓“重要问题”须经大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的议案，必须完全支持赞同中国参加联合国；
三、澄清英国过去鼓吹的所谓“台湾法律地位未定”的论调以及为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任何谬论。
周恩来之所以提出这三点要求，是为中英接下来的谈判打好基础，因为早在1950年新中国与英国进行谈判时，由于英方对待台湾等问题的态度含糊不清，最终导致谈判没有取得成果。
1950年中英举行第一次建交谈判时，中方希望英方对以上应该加以澄清，应以实际行动表示英国已和国民党集团完全断绝外交往来及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诚意，并表示在建立中英两国外交关系之前，这一问题是不能不解决的先决问题。
事实上，在1950年1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苏联代表提出的不承认国民党代表出席安理会的资格并加以驱逐案时，英国代表附和了美国代表的意见，表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出为时过早”。
1月13日，当苏联的提议在安理会表决时，英国代表又投弃权票。虽然到6月份英国决定“调整我们对中国代表权的投票政策，在任何符合条件的联合国组织中投票赞成代表权的变更，无论这一提案是否可能获得多数支持”，并打算在6月19日和7月3日召开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等会议上投票赞成新中国的合法地位。但英国并没有将这一想法告诉中国，并且最后由于美国的压力和朝鲜战争而放弃。
当时，在美国反对开除国民党驻联合国代表的情况下，英国投弃权票已属不易，而早在1949年11月，英国政府就已经决定：
指示其在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不参加辩论，如果举行投票的话，便投弃权票。
而且英方认为：“在即将到来的辩论中，支持国民党政府是没有理由的。”
英国在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作出了一定努力，贝文甚至抱怨说：“只有联合王国在为使中央人民政府取得进入安理会的必需票数进行努力”，但这些幕后努力并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同时，由于并不完全了解英方的情况，中方认为英国投弃权票的政策是“取首鼠两端的态度”，因此在谈判中不断表示不满的态度。
关于国民党在香港的财产问题，双方谈判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处理“两航”在香港的财产问题。
1949年11月9日，原国民党政府所属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在香港起义，由于当时中英尚未建交，新中国无法按正常的外交途径接收，而要受到港英当局的种种制约。
1950年1月9日，周恩来向香港原国民党机构员工发出“保护财产，待命接收”的命令。随后，中央组织了接收工作团。鉴于建交有望，工作团当时确定的方针是以政务院代表的身份正式入港统一接收。
2月23日，港英当局高等法院宣布“两航”公司留港飞机所谓的“出售”无效，宣判驳回美航接收“两航”的申请，并解除对“两航”公司全部资产为时3个月的“禁制”。
至此，“两航”护产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这为中英建交谈判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英方在“两航”问题上立场不断倒退，“两航”问题逐渐成为中英建交谈判的矛盾焦点。
1950年5月7日，中国外交部对中英谈判的两个焦点问题作了书面驳斥，严正指出：
一、关于联合国中的中国代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重视的不是同意票的多少，而是要从投票中看出已经正式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断绝外交关系和愿意与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是否心口合一，他们对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否真正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对英国政府关于在联合国组织中对中国代表权问题投弃权票的解释不能满意，尤其对英国政府在联合国所属各机构中继续投弃权票的行为更不满意。
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英国政府应该以行动表示其确与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断绝外交关系。
二、关于英国政府对于在香港的国民党反动派集团的各种机构及中国的国有财产所持态度问题，根据胡阶森代办的口头声明，知英国政府已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现在香港的中国财产具有执行管理之全权。
1950年5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了中英双方谈判的全部过程及搁置的原因及责任。但当时中国政府仍给留在北京的英国谈判代表以外交人员的待遇，中英双方联系的渠道并没有断绝。
中英建交谈判是新中国第一次与西方大国进行有关两国关系的谈判，与此同时，中苏之间还在进行缔约谈判。
中方在中英建交谈判中的方针原则是根据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确立的。“一边倒”是新中国在外交上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立场的形象表达，它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起，构成了建国初期的三大外交政策。
在此基本原则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与西方国家建交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在建交顺序上新中国采取了先苏联及东欧各国，再周边国家，最后考虑西方国家的方针。并且在不急于建交的策略方针下，与西方国家采取了先谈判后建交的做法。
后来，周恩来曾在不同场合对这一外交策略进行过解释。1952年4月，周恩来在关于外交方针与任务的一次讲话中曾经明确地说：“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
乔冠华与谭森举行谈判
1971年7月1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约见英驻华代办谭森。
在会谈中，乔冠华说：
现在我们建议把两国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原则用换文形式肯定下来。我们准备了一个换文稿，在征求你们的同意后就可以正式换文，并建议全文发表。
7月19日，谭森约见乔冠华副部长。
谭森说：英国政府注意到中国的换文稿的条文，以前中方只提出两个突出问题，现在换文稿之中又有新的突出问题。
随即，谭森交出英方对中方换文稿的修改稿。
乔冠华看过后表示，中英两国现在仍停留在代办水平，原因就在于台湾问题。“台湾地位未定论”是英国政府首先提出的。英国与其他国家不同，英国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这两个文件规定台湾应归还中国。所以，台湾地位问题不是什么法律的问题。
8月4日，乔副部长约见谭森，面交中方对换文稿的修改稿。28日，英驻华临时代办萨力查致乔副部长信附英方修改稿。9月25日，乔冠华副部长约见谭森，面交中方修改稿。
由于中英双方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经历过一次建交谈判失败的教训，因此，在这次谈判中，中英双方都十分谨慎。
早在1950年4月中英第一次建交谈判中，英国宣布承认中国已经过去了3个月，双方仍未能在建交问题上形成统一的意见。
当时，英国朝野变得焦躁不安起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也承认英国的处境极其不妙。他甚至认为中国不同意交换外交使节，并采取不友好的态度，使英在华利益前景暗淡。但他反对和北京中断谈判，断绝与中国的全部联系。
贝文和他的远东专家们认为，中国不愿与英国建交的原因是中国领导人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所以他们决定英国目前对华政策的目标是抵制苏联在中国的影响。
贝文说：
若中止谈判，公开与中国为敌，将会对英国在香港及整个东南亚的地位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还会遭到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及其他跟随英国承认中国的国家责备。
因此，贝文坚持承认中国的决定是正确的，英国应继续寻求与中国建交的可能性。
但在“两航”飞机事件上，英国最终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3月，英驻美大使佛兰克斯爵士向外交部报告了艾奇逊对留在善港的70架飞机去向的忧虑。
弗兰克斯担心任何有利于中国的决定都会引起国会对英国政府给予英国经济、军事援助的攻击。
4月，美国务院指示美驻英大使馆通知英外交部，倘若“两航”飞机落入共产党手里，美国政府找不到向反对党辩护英对华政策的理由。
4月24日，英国内阁研究了美国对“两航”飞机的强硬态度，最后决定接受检察长哈特利·肖克罗斯的建议，将飞机扣留于香港。
5月10日，枢密院颁布敕令，否决香港最高法院的判决，并宣布在飞机的所有权被裁定前，飞机将扣留在香港。
为此，章汉夫于5月17日致函胡阶森，对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指出扣押飞机的行为是极不友好的态度的表现。中英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英国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决定改变它在联合国的投票政策。当时，安理会已有4个会员国承认了新中国，它们是苏联、印度、南斯拉夫、挪威。
要达到多数支持，加上英国还需两票。英国试图说服法国、埃及、厄瓜多尔和古巴给予支持，但由于美国的暗中阻挠，未获成功。
英国领导人又寄希望于美国态度的转变上。不久，英、美、法3国外长举行会议，贝文试图说服艾奇逊使美国不再反对其他国家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然而，艾奇逊固执己见。在他看来，中国代表权问题不仅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他认为苏联已控制了北京，接收中国到联合国将是十分危险的。
英国外交部国务大臣肯尼思·扬格主张不论联合国有无多数票，英国均应投票支持新中国加入联合国。
6月12日，扬格向艾德礼首相建议英驻联合国代表应分别于6月19日在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援助基金会上投票支持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艾德礼批准了这一建议。
美国得知英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后，表示反对在国际儿童紧急援助基金会投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形势陡然逆转。
随着东西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英国放弃了7月3日的投票计划，随后，中国拒绝了英国第一任驻华特使德宁秘密访华的入境签证。中英北京建交谈判从此中断。
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在1950年失去了与中国建交的机会。
二、中英签署建交公报
●周恩来严正指出：“不是中国不承认英国，而是英国在联合国不承认我们。”
●毛泽东说：“你们的政府只要改善一点态度，我们就可以同你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毛泽东幽默地对希思说：“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
乔冠华与谭森商定公报措词
1971年10月5日，英国驻中国临时代办谭森约见乔冠华副部长。
中英双方就中英建交联合公报的措词进行磋商。
会谈开始后，谭森首先表示：
在上次9月25日会谈中，你提出中方新的文稿，并要求英方对台湾地位问题作一口头保证。英方仔细考虑了中方的草案和建议。未正式答复前，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的政府将不会提倡“台湾地位未定论”。
关于英方的口头保证，乔冠华要谭森用书面写出给他。谭森同意并于当日交来。
至此，中英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达成协议，基本内容有三条：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联合王国政府一致确认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决定自1972年3月13日起将本国派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
二、联合王国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决定于1972年3月13日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
三、联合王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联合王国政府的上述立场表示欣赏。
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中英会谈情况后，周恩来十分高兴。
早在18年前，周恩来为了扫清中英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8年后，周恩来的付出总算有了回报。
那是1954年4月，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出席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当时，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面，就中英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谈话中，艾登说：“英国是承认中国的，只是中国不承认我们。”
周恩来严正指出：“不是中国不承认英国，而是英国在联合国不承认我们。”
艾登说：“我这次把在华代办杜维廉带来，为的是与中国代表团接触。”
周恩来说：“我也把欧非司司长宦乡带来了。”
艾登说：“那么我们想法相同了。”
5月3日，宦乡与杜维廉进行交谈。30日，周恩来接见英国工党领袖、国会议员詹姆斯哈罗德·威尔逊和罗布逊·布朗，就改进中英关系、发展中英贸易问题交换了意见。
6月1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
威尔逊、布朗和艾登共同向中国代表团首席顾问雷任民表示，欢迎中国在伦敦建立常设商务机构。为推进中英关系，建议我们可向英国正式提出设立常设商务机构问题。此机构应享有完全的外交权利和地位，实际上是一个外交机构。
当天，艾登宴请周恩来，表示双方应努力进一步改进中英关系。周恩来表示同意。
双方商定互设谈判代表办事处。
4日，宦乡会见杜维廉时告诉他，中方愿派驻伦敦的官员为代办身份，进行谈判代表的工作及解决中英间一些未决问题。杜维廉表示同意并将转报艾登。
16日，英方答复表示欢迎并愿发表一联合公报。联合公报的中英文于17日同时发表。
不久，中国首任驻英国代办宦乡便走马上任。这一协议，表示中英关系已开始向正常化迈进。但在双方协议互换大使之前，两国关系仍然是不完全正常的，仍然停留在建交谈判阶段。中英间建立的只是代办级外交关系，也就是半建交关系。
中英互换代办，两国关系向前走了一步，但还是处在谈判建交的阶段，主要原因是英国不肯改变其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的立场。
英国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另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国民党集团，致使两国关系停滞不前。
周恩来对英国的做法曾多次提出批评。1958年2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英国工党议员哈罗德·威尔逊谈到中英关系时说：
日内瓦会议后中英关系应该有所改善，但自从我同艾登先生谈话后，快四年了，这种希望没有达到。
接着周恩来指出，中英之间的关键问题有4个：
一、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我们并不要求英国保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但英国政府既然承认了中国，就应在联合国支持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而不是投票支持蒋介石。我曾同艾登先生说过，我们已交换了代办，只要英国政府在联合国中投票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驱逐蒋介石代表，我们就可以互换大使。遗憾的是，这一点并未实现。
二、台湾问题。现在美国的政策是制造“两个中国”。美国知道不能长久不承认新中国的存在，因此企图使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今天美国还不便于正式出面制造“两个中国”，因此采取幕后操纵的做法，而要英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出面造成这种局势。制造“两个中国”不但新中国的政府和人民反对，台湾人民和蒋介石也反对。所以我告诉英国朋友们，如果英国帮助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就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绝不会同意让中国进入安理会，同时让蒋介石留在联合国内。
三、香港问题。香港前任总督访问北京时，我曾会见他。我当时希望改善大陆同香港的关系，他也同意。我曾提出几点建议：（一）广九通车。现在技术性问题都已达成协议，双方来往人数控制问题也可以由君子协定解决，但香港当局不同意通车。（二）派中国政府代表驻香港问题。我国有政府企业、银行等产业在香港，有近千名职员，更不用提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都是中国人。我们有很多事务需要同香港当局接触办理，有一位中国政府代表在那里是合理的。美国在香港只有一千多侨民，但领事馆却有一百多人。而我们只能经过新华社记者作为代表，这岂不滑稽？我们为此向英国政府送了外交文件，但两年多没有答复，这在英国外交史上也是很奇怪的。英国的外交以最讲礼貌出名，现在也变了。
四、禁运问题。中英贸易有悠久的历史。两国贸易现在应建立在平等、互利的新基础上。工党朋友是赞成这个原则的。但禁运如不完全解除，平等、互利是办不到的。
其后，在接见英国另一外宾时，周恩来又批评英国的做法非常可笑。周恩来还对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从法理到事实，进行了严厉地批驳。
乔冠华在中英公报上签字
1972年3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英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艾惕思，在各自政府授权下进行了谈判，于3月13日达成了两国互换大使的协议。
当天，中英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并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全文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一致确认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决定自1972年3月13日起将本国派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
二、联合王国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决定于1972年3月13日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
三、联合王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联合王国政府的上述立场表示欣赏。
3月29日，英国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艾惕思，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递交了国书。
递交国书时，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和工作人员何扬、张毅君在场。英国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萨力察也在场。
7月，中国首任驻英大使宋之光在白金汉宫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递交了国书。
历经曲折漫长的岁月之后，两国终于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
中国与英国能在20世纪70年代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离不开中央领导人的正确决策，这和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是息息相关的。
20世纪4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国力的进一步衰退和世界格局的演变，英国政府开始重新调整对外政策。
1970年，希思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对英国外交战略作了大幅度调整。首先，希思政府对英国的实力和国际形势作了一个全面深入的评估分析，作为进一步调整外交政策的依据。
希思主张，英国的对外政策应该建立在对英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进行清醒的、新的和现实的估计的基础之上。他指出：
现在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里。如果我们要在这个新的世界占有一个位置，我们就必须了解这个新的世界，而且在我们能够希望了解它以前，我们必须先了解我们自己。
在1971年的一份文件中，希思政府宣布，在当今世界上，英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在英国战后二十多年始终企图一身兼任的三个角色中作出选择：西欧的领袖、英联邦的首脑和享有特权的美国的伙伴。结论是：英国必须努力去担当第一种角色，以最优先的地位发展同西欧邻国的关系。
英国调整外交战略，从总体上看是十分有利于改善和发展中英关系的。
当时，中国领导人也调整了对外政策，对促进中英两国关系的突破带来了新的动力。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国际力量的大分化、大改组，毛泽东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
当时，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在面临北部强敌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积极寻求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发展关系，以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英国政局发生的变化，也有利于改善中英关系。
1970年大选上台的希思保守党政府主张加强欧洲团结以对抗苏联的威胁，同时相当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在对抗苏联威胁方面看到了两国共同利益所在，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采取积极态度。
希思政府出于冷战形势下的战略需要把中国看成对抗苏联的重要力量，从经济上，则认准中国是有待开发的下一个巨大市场，加上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和改善关系，尤其是美中关系变化的冲击，所有这些促使英国加速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步伐。
1972年，中英外交关系终于突破了持续十多年的徘徊局面，实现了互换大使的宿愿。两国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中英建交，有利于促进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
毛泽东说希望英国强大一些
1972年3月13日，中英两国正式建交，当这个消息传到英国时，有一位老人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便是为中英友好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蒙哥马利元帅。
1887年11月17日，蒙哥马利出生于伦敦肯宁敦区圣马克教区的一牧师家庭。1907年考入了桑德赫斯特英国皇家军官学校。1908年12月任英国驻印度的皇家沃里克郡团少尉排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哥马利曾负重伤。大战结束时任师司令部中校参谋。1920年1月，蒙哥马利进入坎伯利参谋学院深造。
1943年7月，二战期间，蒙哥马利率英军在西西里登陆。9月至12月，协同美军实施意大利战役，进军意大利半岛。1944年1月调任盟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参与诺曼底登陆战役的计划制定工作，负责指挥盟军全部地面登陆部队。1944年6月率领第二十一集团军在诺曼底登陆，取得了诺曼底登陆战役的胜利。
这位战功赫赫、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军事战略家，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干练和坚强著称。
1960年和1961年，退役后的蒙哥马利元帅带着对东方世界的憧憬，两次来到他想象中十分神秘的中国，作了一短一长的全方位访问，他和中国党政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进行了多次谈话。
两次中国之行，留给了蒙哥马利许多难忘的印象，尤其是东方世界领袖们的性格、智慧和幽默，深深地感染着蒙哥马利。
4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接见蒙哥马利，陪同接见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长柯庆施。
稍作寒暄之后，双方的谈话进入正题。双方首先谈到国际形势。
蒙哥马利说：“请你给我讲一讲你对今天的世界局势有什么看法？”
毛泽东说：“国际局势很好，没有什么坏，无非是全世界反苏反华。”
蒙哥马利说：“这是很坏的。”
毛泽东说：“这是美国制造的，不坏。”
蒙哥马利说：“但这是很坏的。”
毛泽东说：“不坏，是好的。他们如果不反对我们，我们就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一样了，所以照理应该反。他们这样做，是有间歇性的。去年一年反华，今年反苏。”
蒙哥马利说：“那是美国做的，不是英国。”
毛泽东说：“主要是美国，它也策动在各国的走狗这样做。”
蒙哥马利说：“因此我认为局势是坏的。”
毛泽东接着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
蒙哥马利点点头说：“困难就在这里。在冷战中相处是困难的。”
毛泽东说：“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蒙哥马利说：“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毛泽东说：“但是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所以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
蒙哥马利说：“是的。我认为我们不能在这种紧张局势中生活下去。我们的孩子们是在冷战中长大的，这对孩子们是坏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种情况转为和平共处。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孩子长大以后认为世界必须一直存在着紧张。”
毛泽东说：“这要有分析。冷战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是它有可能转为热战。”
蒙哥马利说：“有可能。”
毛泽东说：“好的一面是有可能转为和平共处。”
蒙哥马利说：“这不能够称为是冷战的好处。”
毛泽东说：“我们说有好处，因为美国制造紧张局势，就制造更多反对它的人，例如在南朝鲜、日本、土耳其以及拉丁美洲，很多国家都反对美国人的控制。这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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