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阎明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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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试读：

前言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者。他们曾经苦苦探索，以源自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的文化体系与社会问题，试图在动荡的大时代中寻找一条富国强民之路。为了坚持理想和信念，他们付出了青春、事业，有的乃至献出了生命。然而，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学并未如社会学者所期许的那样发挥作用，甚而在特定的年代遭到了遏止。这种局面一直到1979年方得以结束。

1979年春，在北京，数十位相关人士聚在一起，多次开会讨论恢复社会学。3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出席社会学座谈会，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讲话。他指出，社会学在中国曾经遭受迫害、被禁止，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并且使用非常粗暴的方法，禁止社会学在中国发展、存在、传授，这是完全错误的，无论从哪一种观点来说都是错误的，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认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就不需要社会学，这中间是不能划等号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取代关于社会的各种科学，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还是要专门研究的。生产关系既不能代替社会关系，也不能包括全部社会关系。社会生活里的问题并不因为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由有问题的社会变到了一个无问题的社会。对现代社会学积累的知识和方法，要认真研究，可以提出批评，但这种批评应是准确的、科学的、有限制的，不要随便下一个无限制的断语。要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1]态度，了解和研究社会学。

胡乔木讲话的主要目的，是试图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重新为社会学确立一席之地。他所讲的观点，在二十多年后中国社会学蓬勃发达的今天，已经成了无可争辩的共识了。然而，在那个意识形态刚刚开始“解冻”的特殊年代，尤其是对那些历经磨难、心有余悸的学者来说，却具有极大的震撼力。以后来担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多年的袁方为例。当袁方受邀参与恢复社会学的活动时，其家人坚决反对，并劝他说：“千万不要再惹麻烦了！”后来全家商定，他可以参加会[2]议，但只能听别人发言，自己不要说话。是啊，这怎么能怪他们！回想1957年，正是因为参与恢复社会学，袁方被划成“右派”，送到“北大荒”劳改，并目睹了自己所尊敬的师长们，为了替社会学说话，一个个被打成“右派”，降职降薪，遭受折磨，有的甚至蒙冤死去。因此，当胡乔木让大家放心大胆地工作，说是过去那种特殊的历史不会再重演，他要为开展社会学研究摇旗呐喊的时候，在座的人们无不感慨万千，其复杂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座谈会后不久，相继成立的有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后改为中国社会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由费孝通担任会长和所长。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山大学等高校，先后建立了社会学系。有关社会学的论著陆续出版。1979年3月，邓小平在某次讲话中特别提到，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被忽视多年，“需要赶[3]快补课”。至此，自上而下达成了共识：中国需要社会学。至于重新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学，可以讨论。至少，社会学这个名词不再是禁忌。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终于得以重见天日。而期盼这一天的到来，从1952年“院系调整”社会学被取消算起，社会学者们等了整整27年！

社会学，究竟是怎样一门学科？它在中国曾经走过哪些不平凡的历程？本书即试图勾勒出社会学在中国兴起、成长、中断、再生的曲折历程，自始至终所围绕的主题，是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与时代变迁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这个研究题目的价值在于：

第一，在学术价值上，近代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变迁起伏跌宕——革命，改良，战争，政权的交替，文化的存废与兴革，这些都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所在。研究社会学的发展，可以为深入考察中国近、现代历史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而且，社会学这门学科既以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又受时代环境所影响，这一学科同研究对象之间的密切互动，本身就构成了独特的社会现象，成为“社会学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ociology)研究的基本课题。特别是社会学作为一门起源于西方的科学，其在近、现代中国的曲折经历，生动地反映了科学与传统、理论与应用、学术与政治、革命与改良、中西方文化之间多重的矛盾和冲突。因此，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成果，能够丰富社会学的社会学研究领域。

第二，在社会意义上，中国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所推行的社会经济改革，即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良运动”。其面对的各种社会问题，有许多都是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们所关注的课题，如人口、“三农”、劳工、家庭、犯罪、社区、城乡关系、财富再分配、利用外资、人文教育、文化建设、社会保障等。社会学者们早年的研究成果，不但包含了解决某些具体问题的答案，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社会改革的整体思路，对今天的人们仍具有启示。

第三，在研究方法论上，从“显历史”的背后揭示“潜历史”。简单地说，历史是对过去的人物或事件的记述，而这种记述带有极强的选择性。一般而言，被“选择”的人物或事件，代表的是与记述者所处时代相适合的主流价值观，可称其为“显历史”。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由于各种因素，大量的被埋没了的人物或事件，可称其为“潜历史”。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便充满了大量的“潜历史”的内容。也可以说，中国社会学史即是一部遭受淹没的“潜历史”。

例如，有不少人了解严复曾译介西方社会学说，但却不知美国传教士葛学溥、步济时等人在创建中国社会学上所起的关键作用。人们耳熟能详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有胡适、陈独秀和李大钊，但一般不知道还有社会学家陶孟和。大家都很熟悉“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而不了解“社会调查运动”。很多人知道20世纪50年代主张控制人口的经济学家马寅初，而不了解自20年代起便致力于人口研究、提倡生育节制并在抗战时期主持了一次严格按照现代统计方法的大规模人口普查的社会学家陈达。在乡村问题上，人们都熟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而不大了解包括社会学者在内的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人们或许知道乡村建设的领袖梁漱溟与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但却不了解早期农村社会学家杨开道。文学家冰心可谓家喻户晓，但人们却不了解她的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在建立社会学的“燕京学派”方面所做的贡献。老舍创造了一个洋车夫的艺术典型“祥子”，李景汉却调查了10400位洋车夫的工作与生活。费孝通所倡导的“乡土工业”(或乡镇企业)是众所周知的，而吴景超曾提出的社会建设论，特别是其融合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新路”主张，却鲜为人知。人们都了解北京大学在近代中国曾开风气之先，而不知晓燕京、清华等高等学府亦曾人文荟萃。

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唯有下功夫挖掘“潜历史”，方可能更真切而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这是作者撰写本书时在治学上的一点体会。阎　明2002年夏【注释】[1]参见《胡乔木同志在社会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打印稿)，1979年3月16日。[2]袁方：《要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搞资产阶级社会学——有关五七年在党领导下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一些情况》(打印稿)，1979年3月15日。[3]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180～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一章　社会学在中国的兴起

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西欧。从历史背景看，社会学是适应西欧急速的社会变迁的需要而产生的。在西欧工业化、都市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需要解释，并加以解决。从学术背景看，此时自然科学已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日益精进，采用的研究方法或手段不断得到改善，学科的分化也愈来愈精细。因此，人们对于深入地认识社会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1838年，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在他所著《实证哲学》第4卷中，首次使用“社会学”一词。这在习惯上被看做是此门新学科生命的开始。此前，他曾称这门新学科为“社会物理学”，期望像牛顿发现物理学定律一样，发现一套能解释社会现象变化规律的“孔德定律”。后来，孔德以拉丁文[1]socius(联盟，伙伴)和希腊文logos(学问、真理)合成sociologie这一新词。在创立社会学的过程中，孔德认为，人类对于各种自然现象——机械的、无机的、有机的，都已有专门的学科分别进行研究，即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这些学科，依据其研究对象的逐渐复杂而依次精深。同自然现象相比，人类社会组织最复杂，研究社会现象的学科也应最精深。因此，社会学作为最晚出现的一门学科，应当是建立在其他学科基础之上，并且要充分利用其研究成果的“科学之王后”(queen of sciences)。

自社会学诞生之后，其目标就是以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的群体行为和组织结构，解释人群间的对立与冲突，探求社会运行的一般法则，最终建立一个和谐、公正而有秩序的社会。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学的发展并不尽如其创建者所期望的那样。社会学者们围绕着一些基本问题，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应当如何，一人一议，十人十议，难以获得共识。而且，尽管社会学以“科学”自诩，但其性质却决定了它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外在因素的关系，远比其他学科同这些因素的关系更加密切而复杂。再者，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工作，即培养人才、出版书刊、组织专业学会、开展学术活动等，也才刚刚起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自西方传入中国的社会学，正是这样一个自我期许极高，却又处于幼年的学科。而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应当如何处理同西方的关系，解救民族危机并寻求一条富民强国的现代化道路，这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主线。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社会学被介绍到了中国。可以说，与其在西方的发展历程相比，社会学在中国所面对的将是更大的机会和挑战，也承担了更为艰巨的责任。第一节 以群学治群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社会学作为“西学”的一部分被介绍到中国来，这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的认识，从科学技术到历史地理，进而到社会制度与思想的层面，逐步深入。最初在中国出现的社会学译著，包括英国社会进化论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美国社会学家福兰克林·季廷史(Franklin H. Giddings,1855—1931)及数位日本学者的论著。1895年，严复在天津[2]《直报》上发表《原强》，首次介绍斯宾塞及其群学。另外，《昌言[3]报》上曾连载曾广铨翻译、章太炎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梁启超和谭嗣同也分别在他们的著述中提到过“群学”或“社会学”的概念。1902年至1903年，有几部社会学译著出版，即章太炎翻译的日[4]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

[5][6]论》，严复翻译的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吴建常自日文翻译的[7][8]季廷史的《社会学提纲》及马君武所译斯宾塞的《社会学引论》。

这些最早翻译、介绍社会学的人，都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领袖或留日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参加过社会改良或革命运动。他们所翻译的西方或日本知名学者的著作，以论述当时流行于全球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主。最初，这门新学科所采用的译名，有群学、人群学、社会学、公益学等。但是，在多个译名中，最终流传下来的是日译“社会学”。实际上，日本在自西方引入社会学的初期，除“社会学”以外，也曾同时采用过其他译名，如“交际学”、“世态学”等。源自西方的社会学，却通过日本传入中国，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先于中国自西方引入社会学，早在1880年，斯宾塞的著作即译成日文出[9]版，东京大学于1893年开设社会学课程，为世界各大学之首；而更重要的是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

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俄国。这在老大帝国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各方关注的焦点随之转向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向西方学习，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取得了巨大成效，这其中必定有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特别是日本与中国，无论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民族习性和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很接近。通过日本来了解西方，这应当是一条捷径。因此，日本便成为当时中国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扇窗口。

甲午战争后，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大增，1905年至1906年之间达[10]到高潮，每年约有80000人到日本留学。1905年，科举制度的完全废除，对新式学校教育以及留学教育又是一大促进。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与此前去欧美学习工程技术的留学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人数众多，热心参与政治活动，主要以法政、教育或军事等为专业，自日文译介了大量关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书籍，其中包括多部社会学著作。再从翻译技巧上来看，日文译中文比直接翻译西语著作有着极大的便利。日本在幕府末期及明治维新时期，直接从欧洲输入西方文化。日本人借用汉字翻译西洋词语，又依汉语构词法径造新词。这种新词，中国人一听解说便可理解。因此，在现代汉语的词汇中，采用了大量的日语借用汉语词的转译名词，“社会学”便是其一。另外，在明治时代，日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在日文中几乎全用汉字书写，只是动词的语尾和几个助词用假名书写。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说：“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11]半年可成，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可以说，这些翻译技术上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文译著的大量出版。章太炎便是在短暂的流亡日本期间，翻译了日本社会学者岸本能武太的著作。

日本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永久性的影响，是“社会学”一词。而真正抓住西方社会学思想的精髓，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严复。

严复(1854—1921)，字几道，福建侯官人。严复是最早直接接触西方哲学与社会思想并将之系统介绍给中国的中国学者，以他自己的[12]话来说，是真正了解西方社会的“命脉之所在”。严复于1877年公派去英国学习船政，但在学习期间，他却对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发生了兴趣，阅读了大量代表西方时代思潮的著作。回国之后，严复所学以谋“富国强兵”的技术，并未受到重视； 他非科举出身，因此也没有社会地位。他发愤治八股文，准备科举考试，但却屡遭失败。

甲午战后，严复因中国割地丧师而大受刺激，遂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西方思想，主张社会变革。《原强》正是代表他开始走上公众舞台，发挥影响力的论著之一。在《原强》中，严复首先简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然后介绍斯宾塞及其“群学”。斯宾塞以其宏大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运用“进化”这一生物学术语，论证自然界、人类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演变，提出“适者生存”的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和斯宾塞的“适者生存”，成为广为人知的表述进化论思想最简捷有力的口号。同时，斯宾塞以进化论原理，解释社会历史的演进，创立了社会进化论。他也因此成为19世纪下半期最著名的社会思想家之一。

当时中国知识界流行着一种思想方法，即将西方思想同中国古代圣哲的思想作比较，试图找到双方的相通之处。作为一位饱读经书的学者，严复也不例外。他在解释群学时，主要依据的是荀子的思想。群学的“群”字，即出自《荀子》。这一做法可谓非常恰当。荀子是中国先秦哲学家中最系统地阐述过社会组织的一位。荀子认为，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人能群”的特性是共同生活、分工协作并建立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也即社会生活的基础。

严复赞同孔德及斯宾塞所认为的群学是各学科之后的“最高学问”，也是最难治的学问。他认为，研究群学的目的，是为了明“群之理”，以“图自强”。他说：“有国家者，施一政，著一令，其旨本以坊民也，本以拯弊也，而所期者每不可成，而所不期者常以忽至。及历时久而曲折多，其利害蕃变，遂有不可究诘者。是故不明群之理，不独率由旧章者非也，而改弦更张者，乃【GB04B】误，因循卤莽二者必与居一焉。何则？格致之学不先，褊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固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也。是故欲治群学，且必先有事于诸学焉。……群学治，而[13]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近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严复非常重视群学的作用，他认为如果不研究“群事”，不明了“群理”，在治理国家上就会有很大的盲目性。而要研究群学，则先要研究各门科学，并以此为基础研究群学，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严复进一步运用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来解释中国的问题。斯宾塞认为，社会组织就好似一个生物体，各个部分之间并非机械的结合，而是有机的互动，因此，“富强不可为也，特可以致致者何？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使其效不期而自至”。在严复看来，中国富强的根本在于“群”，或者说，是不能“群”的问题。具体地讲，就是民智已下，民德已衰，民力已困。在此情况下，仅靠一两位领袖的作用，是不能振兴国家的。严复又引述苏子之言：“天下之祸，莫大于上作而下不应。上作而下不应，则上亦将穷而自止。”中国的民众如此衰弱，而“善政如草木，置其地而能发生滋大者，必其天地[14]人三者与之合也，否则立槁而已”。因此，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既要治标——收大权，练军实； 也要治本——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1903年，当严复正式翻译出版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时，他更明确地提出社会改良的主张。《群学肄言》是一部关于如何研究社会学的书，算不上斯氏的代表作，但严复从斯氏大量的著作中选择了它，说明他很看重社会学的方法论。在严复看来，人们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很难理智、全面地看待事物。而斯氏这部书的关键，就是充分论述了认识社会、解决社会问题之难，从而纠正了他自己[15]“生平好为独往偏至之论”。应当说，正是严复所经历的挫折，使他对斯宾塞的观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曾写万言书欲上达皇帝，为新政出谋划策。可是戊戌变法却以失败告终。1900年的“庚子事变”，也使他更深切地认识到，中国民智未开，不适于实行共和体制； 中国文化亦不应完全否定。他反对激烈的革命，主张根据国情，批判地接受旧文化，逐步改进：“乃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16]

在这里，严复批评那些浅薄急进的人，意识不到事物长期演变的前因后果。他们捋袖奔走，说是在旦夕之间便可振兴国家。未成，便又莽撞高喊，要带着大家盲目冒进，进行破坏。但破坏之后所新建的却又未必合适，为什么不能慎重一些，先学习研究，这样会更好一些。在《群学肄言》中，严复多次以按语的方式感叹改革之难，不能太急、太剧烈。例如“呜呼！此吾国变法之所以难也”，“呜呼！观于此而[17]知吾国变法当以徐而不可骤也”。高凤谦为《群学肄言》作序，也呼应严复的观点：“世之言群治者，以为可不学而能，随吾意所至，信口以道，曾若无所庸心。无怪乎人人言群治，日日言群治，而群治终不进也。《群学肄言》一书，几十万言，千端万绪，而极其究竟，亦曰群治之难言耳。”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许多人以为不必进行研究，便可随自己的心意治理社会，结果人人说要治理社会，天天说要治理社会，然而社会还是改进不了。《群学肄言》一书，几十万字，千头万绪，其根本的目的是阐明治理社会之艰难。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记述个人的经历或社会的历史，人们往往注意他们所想看到的事物的某个方面，进而称之为事实。特别是像社会进化论这样的经典理论，也曾经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国家，从各自的背景和需要出发，做出相应的阐释。如前所述，社会进化论曾经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极大的学说。当时许多国家的主流思想界，都根据社会进化论来强调人类生存竞争的残酷性，结果或倾向于个人主义(如美国)，或力倡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如德国和日本)。在中国，严复所翻译的一部有关进化论的著作，即英国学者赫胥黎的《天演论》，鼓吹生存竞争的思想，为主张革命的人们提供了理论根据。因此，他在翻译《天演论》后继而翻译《群学肄言》，目的就是[18]要使“蜂起者稍为持重”。然而，从《原强》到《群学肄言》，严复强调的是社会进化论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即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千变万化的各种因素之间定有因果关联性，而这种因果联系是一种有机的联系，绝不能机械地割断。他说：“盖深知夫群之差数功分，皆取决于其民德之何如。使本弱也，而忽强； 本贫也，而忽富； 本【G8377】野也，而忽文明，必无是也。民德未孚，虽以术为之，久乃废耳。又使知政刑礼俗，所以成其如是者，一一皆有其本源。……是故用天演之说以言群者，将所以除[19]愤解嚣，而使出于中庸之道而已。”

严复认为，社会的差别取决于其人民的品德素质。使一个本来贫弱、不发达的国家，突然之间变成富强、文明的社会，必定办不到。若人民的品德素质不高，仅靠技术或策略达到目的，也不能维持长久。再者，制度礼俗的形成，都有各自演变的根源。因此，用进化论来解释社会发展，可去除愤怒喧嚣的情绪，令人客观理智地思考，这是出自中庸之道。在这里，严复终于将西方的科学方法，同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融会在一起。他据此既反对激烈的变革，又批驳守旧者：“得吾说而存之，彼两家之难可以解。夫维新之急者，有所祈也，守旧之[20]笃者，有所惧也。惟群学通，则祈与惧皆可以稍弛。”图谋社会改革的人期望高，往往操之过急； 维护旧制度的人，害怕变革太大，又失之保守。只有真正理解了群学，才能融合新旧，解决两难之困境。而在现实中，中国真正的出路在于教育。1905年，严复在伦敦遇见孙中山，他对孙中山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之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21]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

综上所述，严复反复强调社会改革的艰难。他认为，不是不要变法，而是不能急功近利，妄想在一夕之间振兴国家。事物的发展总有因果联系，倘若不自教育入手，从根本上改善国民素质，仅以政治的手段，实施几条新法，绝不可维持长久。所谓破坏容易建设难。社会的改造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可操之过急。要先对中国社会做精密切实的研究，然后再来制定适当的救国方案。研究社会学，即可帮助人们了解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进而提出良政之策。但是严复的这一重要思想，在当时一片救亡图存的呐喊声中，没有引起太多的回响。在他的多部译作中，影响最大的是《天演论》。这本书自1898年在中国出版后，十多年中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中国人的心，使得稍有血性的人都知道，中国必须发愤图强，才可免于亡国的命运。然而，为了急于救亡图存而进行的种种尝试，也使中国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认识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绝不能靠情感，非得用理性，扎扎实实地下功夫，一步步去做不可。这一思想，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大特色，但同时也决定了社会学在中国复杂而曲折的经历。第二节 学科体制建设的起点

在近代学术史上，一门学科的发展往往体现在两个方面，或是说，靠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学者个人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二是在高等学校中设立相关科系培养学生，成立专业学会，出版专业期刊等，即所谓学科体制的建设工作。在中国社会学的传入时期，严复等人译介社会学说，可代表第一个方面的工作。然而，社会学在中国学术界扎下根，并有了长足的发展，是由于它作为一门学科，在高等学校体制中，形成了完整的教学、研究体系。在此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是数位美国传教士，因为他们在教会所办的大学中的热心推动，促进了这门学科建设。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开始以日本的教育体制为样板建立近代高等学校，如京师大学堂、京师政法学堂等。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按日本体制分8科，在经学科和史学科所列课程的“随意科目”(相当于选修课)里列有“公益学”，并解释为“日本名社会学，近人译作群学”。但“以上各随意科目，此时初办碍难全设，应俟第一期毕业后体察情形，酌量渐次添设”。[22]1911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国立北京大学，仍列有社会学课程，但直到1916年才首次开设这门课程，由章太炎的学生、自日本留学回[23]来的康宝忠任教，这是中国人讲授社会学之始。

20世纪初期，国立高等学校不发达，也不重视社会学的发展。相比之下，西方教会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最早、最热心推动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的，也是这些教会学校。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社会学初期的发展，也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早期美国社会学家，或出生于牧师家庭，或曾经当过牧师。哈佛[24]大学的社会学课程，最初是在其神学院中开设的。同美国相比，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基督教有更加直接的联系。

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开展教会工作的历史很长。传教士们在办教会的同时，进行更广泛的慈善与文化活动，如设立医院，翻译出版有关西方科技和文化的书籍，并逐步开办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教会办学之初招生很困难，因为传说教士要把孩子们杀死，以便将其身上的器官制作药材，所以中国人不肯把孩子送去。当时许多教会学校要靠免[25]除学杂费、提供膳食作为优惠条件，以吸引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逐渐了解教会学校的优良教育，特别是其外语和数理化等专业，开始成为中、上等家庭子弟的报考热点。20世纪初期，教会大学无论是在数量或质量上，都比中国人所办的公私立大学发达。这些学校多数是由美国各新教教派组织资助设立的，学校中的教员几乎全部为美国传教士。除开设中文课程以外，学制完全按照美国大学的体系，兼顾文理科，注重“通才教育”或“自由教育”(Liberal Arts)。[26]

在教会大学中最早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这是一所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于1879年由美国主教派教会(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创立，初名圣约翰学院，1906年改称圣约翰大学。1904年，年轻的美国传教士阿瑟·孟(Arthur S. Mann)，在取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和神学学位之后，来到中国。刚到圣约翰大学时，他曾教授经济学、《新约》评注、布道术等课程。1905年，孟以当时在美国流行的白格达的《物理与政治》(Walter Bagehot,Physics and Politics,1872)为课本，教授社会学。1907年，孟为救一位朋友，在广西溺水身亡。为了纪念他，圣约翰大学将一幢学生宿舍取名为“思孟堂”。孟的父亲为了纪念儿子，设立了奖学金，每年提供100美元，资助一名中国大学毕业生到美国留学。中国的第一位社会学博士朱友渔，便是这笔奖学金的第一位获益

[27]者。

最早比较系统地发展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是上海浸礼会学院及神学院(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Seminary)。这所学校后改名为上海学院，又改为沪江大学(为方便起见，以下将这所学校统称沪江大学)。沪江大学坐落在上海市郊的黄浦江边，由美国南方浸礼会的国[28]外布道委员会与全美浸礼布道联盟的执行委员会共同资助。20世纪[29]初期，在其神学院里开设了“伦理与社会学”课程。1914年，该校成立社会学系。然而，所谓的社会学系，其实只设有一门社会学课

[30]程，由美国布朗大学毕业生、年轻的传教士葛学溥(Daniel H. Kulp [31]II，1888—1980)讲授。葛学溥曾在布朗大学主修社会科学和《圣经》研究，于1913年硕士毕业以后来到中国，目的是在中国的高等[32]教育中建立“布朗”模式。这门课的内容是进化论，采用布朗大学社会学教授詹姆斯·狄利(James Q. Dealey)所编教材，参照美国社会学家沃德(Lester F. Ward)的《应用社会学》，并且对上海市的教育机[33]构进行社会调查。1915年，社会学系改为社会科学系，课程增加[34]至5门，即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制度、社会病理学及社会调查。在教授“社会调查”课程中，葛学溥指导学生，在杨树浦地区的东部搜集有关住房、人口、工业、教育、宗教等方面的资料，并制成图表。[35]这是在中国高等学校中所进行的最早的社会调查。当时，葛学溥并非专职的社会学教师，在主持社会学系的同时，他还兼管体育系和英[36]文系，可见这些系的规模之小。实际上，直至1921年，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社会学系才建立起来。

葛学溥建立社会学系，并进行社会调查，是从基督教社会服务的观点出发的。他认为，中国(具体地说是上海)正在经历迅速的工业化，而物质进步非但没有带来精神文明，却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 基[37]督教会绝不能对此漠视，迫切需要对工业区的社会状况进行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开展社会服务工作。葛学溥将社会服务看做是基督教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传教与社会服务的侧重点不同，但目的相同，都是为了改善人际关系与社区福利。另外，社会服务是有助于传教的。当时外国传教士要进入某个社区传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通过开展社会服务工作，较容易取得人们的信任，[38]从而便于传教。

1917年，葛学溥在上海东部的新工业区——工厂林立、人烟稠密的杨树浦地区发起成立了一个社区服务中心，并称为“沪东公社”。对他来说，这是一箭三雕：一是为当地工人及其家属提供服务； 二是沪大社会学、教育学以及宗教等专业的学生可以此作为一个“实验室”，开展社会调查； 三是传教。沪东公社经过多年的经营，发展得颇具规模，成立了小学、工人夜校、阅报室、平民女校，并组织了名人演讲会、职业指导与介绍、文体娱乐、公共卫生等活动。直到20[39]年后，也就是1937年，由于日军轰炸，工作才被迫中断。

葛学溥对于在沪江大学进行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可谓雄心勃勃。他计划建立一个“布朗社会学学院”，由他的母校——美国布朗大学出资150000美元。这个学院在体制和人员安排上完全仿照布朗大学，并由布朗大学审核、管理。在这一时期，布朗大学的社会学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是位居前列的，有“美国社会学之父”称号的沃德，晚[40]年便在布朗大学任教。葛学溥也曾在布朗大学选修过沃德讲授的课

[41]程。葛氏的计划包括建立社会学图书馆、社会学与人类学博物馆及社会学社。其中社会学社的工作包括向社会服务工作者提供帮助、翻[42]译社会学文献、编辑出版刊物，并使之成为“东西方交流站”。不过，葛氏如此庞大的计划，其大部分都似空中楼阁，未能实现。然而，也有一些计划付诸实施的，如沪江大学接受布朗大学每年50000美元的资助。布朗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系主任、社会学家狄利，于1921[43]年春来到中国，在沪江大学做访问学者。另一位布朗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白克令(Harold S. Bucklin),也于1923—1924年到中国，讲授社会[44]问题、教育社会学、社会调查等课程。他还指导学生从事社会调查，其成果《沈家行社会调查》作为沪江大学的布朗丛书之一，于1924年出版。到1930年，社会学系在沪江大学是除商业系以外学生人数[45]最多的系。

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发展过程，在中国高等教育中颇具代表[46]性。自20世纪初开始，许多教会学校都开设了社会学课程。最初，社会学与社会科学不分。一个科系的规模和实力，与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大不相同，可能只有一名教师，开设两三门概论性质的课程。多数教师是美国年轻的学士或硕士毕业生，到中国来主要是出于对宗教的信仰。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有限，所开设的课程、使用的教材、组织的活动，往往取决于教师本人的教育背景和兴趣。教学内容有着浓厚的美国基督教社会改良的色彩，如“基督教社会学”、“社会改良”、“社会服务”、“社会工程”、“社会问题”或“社会病理学”等。多数教材是使用美国社会学界比较流行的书籍，如季廷史、狄利、罗斯(E. A. Ross)、爱尔乌德(C. A. Ellwood)、海逸史(E. C. Hayes)等人的著作。这些学校与美国的一些学校，如布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史密斯学院、威斯理学院等，建立了近似姊妹学校的关系。美国教师带领中国学生，在城市或乡村开展社区服务，进行社会调查，写成论文乃至专著。这种集教学、研究、服务为一体的模式，成为后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又一大特色。[47]第三节 “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

大约与葛学溥在上海发展社会学同时，另一位美国传教士约翰·步济时(John S. Burgess,1883—1949)，在北平推动社会服务工作，主持社会调查，并创建了后来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社会学系之一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步济时出生于传教士家庭，1905年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毕业，去日本教了两年英文，之后到纽约协和神学院主攻教堂历史与[48]宗教哲学，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在哥伦比亚大学，他修过社会学大师季廷史的课。季氏出生于牧师家庭，但在课堂上却激烈地批判传统教条思想，这给步济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他在美国天普大学神学院教书时，对宗教保守派也做了同样的批判。步济时很早便对中国人的生活感兴趣，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49]系的硕士论文，便是有关纽约华人的业余生活。

1909年，步济时受普林斯顿大学驻华同学会(Princeton-in-Peking)的委派来到中国，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普林斯顿大学驻华同学会成立于1906年，是一个志愿组织，最初的目的是介绍普大的学生[50]或校友到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工作。而基督教青年会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与一般的教会不同的是，它着重为年轻人举办各种活动，并开展社区服务。例如，成立于1895年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曾修建体育馆、游泳池、操场，兴办职业高中、商业夜校，组织讲演会、音乐会，设立图书馆及阅览室，开展乒乓球、保龄球、棒球、排球等运[51]动，这些在中国都是开创性的。

步济时到中国以后，最初的经历并不愉快。他嫌恶那种外国人所过的被圈起来的孤立生活：西方人好似高高在上的君主，而中国人则是门卫、仆役、教师等，是西方人的走卒。北平房屋的泥墙，泥土街道，飞扬的尘土，气味和混乱，都令他难以适应。他开始怀疑自己到中国来是否是个错误。然而，当他开始接触中国大学生的时候，他的疑虑一下子就打消了。他感到发现了一个从未开采过的金矿。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充满了理想，手中掌握着中国未来的命运。步济时认为，在中国的首都，没有任何传教士有这么好的机遇，能够帮助塑造这个国家的未来领袖。在他看来，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接纳了西方的科学发明和机械装置，而这只不过是欧美文明的表面形式。他要让这些年轻人认识西方文化中伦理的与精神的核心动力——基[52]督教。

于是，步济时在参与各种慈善事业的同时，尽量广泛地接触青年学生，特别是公立学校的学生。为了有效地传布基督教，他运用社会学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中国学生所感兴趣的书籍，以便掌握他们的思想。结果发现有关社会科学的书籍特别受欢迎，包括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穆勒的《论自由》、詹克斯的《社会通诠》、吉德的《社会进化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特别是赫胥黎的《天演[53]论》与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最能抓住学生的心。自1911年起，每年或每隔一年的夏天，步济时便组织对基督教有兴趣的公立大学的学生，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开会，讨论的题目则结合基督教与社会服务，如“近代社会科学与社会进步”、“耶稣的社会福音”、“慈善事业与[54]社会工作”等。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的潘光旦，当时是清华学校的学生，便参加过这类活动。

后来，学生们逐渐不满足于一般的讨论，他们要为民众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传统中国士大夫高高在上，不屑于同下层人民为伍，而在共和体制下，学生们感到，他们必须领导人民，并服务于大众。步济时建议，为了服务人民，就先要了解他们。1914—1915年，步济时指导他们做了北平人力车夫调查。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的社会调查(详见本章第四节)。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民众的疾苦，为他们提供服务，从而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学生们还进一步组织成立了北平社会实进会，吸收大、中学学生为会员，约有七百多人。他们为学校中的役工开办夜校，给孩子们修建操场，举办有关健康与公民常识的演讲活[55]动。步济时的家经常成为实进会干事们的开会场所。

北平社会实进会所做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创办《新社会》旬刊。这是现代中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研究的期刊，也是“五四”时期一份极有影响的刊物。不过，自1919年11月1日创刊，到1920年5月25日被警察局查封，它仅存在了六个多月。《新社会》主要由郑振铎、瞿世英、耿匡等编写，瞿秋白、许地山等也参与撰稿。据《发刊词》称，其宗旨是要改造社会，目的是实现德莫克拉西(民主)。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要改造大多数中下层平民的生活、思想和习俗； 是渐进的——普及教育并推动和平的改造运动； 是切实的——启发他们的解放心理，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改造的态度是研究的——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 是慎重的——实地调查社会的真实情形。

由此可见，《新社会》所遵循的是一种以社会调查来研究社会问题，以社会服务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该刊的内容包括报道社会实进会的活动，介绍西方社会学家及其学说，并论述社会研究方法。季廷史著名的“同类意识”的概念，在这里被用来说明社会服务的意义和重要性，其意思是说，由于社会不公、贫富差别悬殊，导致许多人生活困苦，因此，大家都会感受到痛苦。这需要“我们知识阶级里的人，利用职务的余暇，实地的投身于劳动阶级或没有觉悟的群众中，用种种切实的方法，以唤起他们的觉悟，改善他们的生活，增进他们[56]的幸福”。《新社会》还探讨离婚、自杀等社会现象，并以调查报告的形式描述劳工、贫穷、妇女等问题，如郑振铎《北京的女佣》和瞿世英《调查贫民收养所的报告》。《新社会》也介绍国外的社会改良思想和运动，如美国的新村运动及翻译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莫斯科调查问题》(1882，译为《社会调查问题》)和《我们要怎么办呢？》(1884)。社会服务最终的目的是实现社会改造。面对黑暗、压制、残酷的现实，《新社会》极力鼓吹社会改造。而社会改造的成功，需要全社会人民的觉悟。因为中国识字的人不多，所以要学俄国青年“去与农民为伍”，实地去做改造的工作，分散到各省各乡镇，从小区[57]域做起，应立刻去做。

社会实进会成立初期，受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宗教色彩比较浓厚，以后逐渐淡化。主办《新社会》的骨干成员，尽管后来并未成为职业社会学者，但却有许多人成为社会活动家。他们或献身于平民教育，或参加共产党，其远大目标即解救下层民众的苦难，实现社会改造，这种信念始终未变。

步济时在基督教青年会带领学生参与社会服务。几年之后，他开始考虑同大学合作，建立一个培训社会服务人员的正规机构，以便此项工作能持续而有效地进行。在他看来，社会服务工作为基督教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社会服务的目的同基督教的出发点一致，都是要解放人，使他们从局限的环境中获得发展机会，从而有一个健全的人生。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便需要培养“社会工程师”和“技术员”来设计社会发展，解决比比皆是的社会问题：穷困无知、劳工悲[58]惨的处境，城市中的娼妓、鸦片、犯罪等。于是，他找到了自己的合作对象——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是由四所教会学校，即北京汇文大学，北通州协和大学，[59]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及神学院，在1915—1920年间先后合并而成。作为一所私立教会学校，其运作经费主要靠美国的个人或机构的捐助来维持。1919年，在中国出生、通晓中西文化的美国教育家司徒雷登担任校长。1929年后他改任校务长，直到1946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为止，他始终主持校务工作。在燕京大学那坐落于北京西郊景色优美的校园里，每一个楼阁都有英文名字，以纪念捐款建筑者。校园中的建筑模仿中国传统宫殿的风格，而内部的设备和布置则同当年美国一般大学相似。燕京大学最初在美国立案，后又在中国教育部立案。因此，毕业生领双份文凭，一份是中国教育部发的中文证书，另一份[60]是美国纽约州发的英文证书。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高等教育界，燕京大学是一个融合东西方文化精华的学术重镇。

自1918年开始，步济时同时在燕京大学的文理学院和神学院任

[61]教。在他的主持下，由北平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与燕京大学合作，建立了社会学系。实际上，有几年的时间，燕京大学有两个社会学系：[62]一个是文理学院的社会学系，有时也称为“社会科学系”；另一个[63]是神学院里的“基督教道德与社会学系”。步济时认定，“燕京大[64]学是培养领导骨干的机构”，为此，他倾注了大量的心力。他为社会学系所制定的方针，同燕大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精神一致，是教学、科研、服务三者并举。社会学系建立之初，开设了两门课程：一是“社区组织”，由步济时讲授； 二是“社会调查”，由甘[65]博(Sidney D. Gamble)与步济时共同讲授。甘博也是普林斯顿大学校友，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在教授“社会调查”一课的过程中，甘博带着学生们，对北京市展开了深入的调查。在参与调查的学生中有瞿世英、谢婉莹(冰心)等。调查结果汇编成《北京社会调查》一书[66]出版(详见本章第四节)。

社会学系在创办之初，教员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在燕大的[67]工作属义务性质。后来，由于获得了外界的捐款资助，步济时能够逐渐聘用一些中国教员，开课范围也不断扩大。到20世纪20年代末他返回美国时，社会学系的课程已扩充为理论社会学与人类学、应用社会学、社会研究、社会工作及实习等5组。学生可分别获得理论社会学学士学位、应用社会学学士学位、社会服务工作证书或社会服务工作学士学位及证书。全系有9位全职教员和9位兼职教员。社会学[68]系开设的课程有40多门。在全校403名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69]中，社会学系有51人，是较大的系之一。社会学系还出版了学术刊物《社会学界》； 开办了清河实验区(详见后面相关章节)； 成立了燕大学生社会服务团，团员为燕大各系学生，依靠少量私人捐款，开办[70]平民学校、豆奶厂，并进行监狱布道、调查等活动。此时，燕大社会学系已经发展得颇具规模。

一般说来，要办高质量的教育，离不开充足的经费。燕大社会学系主要依靠两个基金会的支持：一是美国著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以[71]下简称洛氏基金会)。从1928年开始，罗拉·斯贝尔曼·洛克菲勒基金每年提供2万美元,持续7年共计14万美元的资助，用于加强燕大的社[72]会科学的教学、研究、服务等。此后，洛氏基金会长期资助燕大社会学系的多种学术及社会服务活动，并提供奖学金给燕大教师(如张鸿钧、严景耀及步济时等)赴美深造。二是燕普社(Princeton-Yenching Foundation)。1930年，由于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反宗教、收回主权运动，普林斯顿大学驻华同学会改变其工作重点，成立燕普社。该组织的任务是在美募捐，以资助燕大的三个社会科学系，即最早成立的社会学系，以及后来增添的经济学系和政治学系。这三个系组成一所学院。由于燕京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的密切联系，该学院参照普林斯顿大学公共关系与国际事务学院，取名为“公共事务学院”，后曾一度改称“应用社会科学院”，中文名称为法学院。20世纪20年代末，燕京大学全校学生人数约403人，法学院的学生则占全校学生总[73]数的44%。步济时于1929年返美，为燕普社募款，并就中国问题发[74]表演说。此外，燕大社会学系的教师甘博，回美国后担任燕普社主任多年。他出身富有，不但凭借自己的身份努力为燕普社募捐，他本人也多次为燕大捐款。燕大社会学系的第一位中国教师许仕廉，便是[75]甘博个人出资聘任的。

由此可见，社会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发展的初期，同美国传教士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毋庸讳言，这些人的初衷是从基督教出发，企图在中国传播宗教和西方价值观，带有强加于人的意味。但同时，也不应否认他们当中确有一些思想开明、富于理想与献身精神的人士，步济时就是其中一位。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面对中国发起的反基督教运动，他所阐述的观点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在1.2万多美国驻华人口中，教会及其所办的医院、学校、青年会等慈善机关的工作人员就占了三分之一。步济时认为，要评估教会工作的价值，一定要看教会对于建设新中国有什么永久性的贡献，并如何能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

步济时还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帝国主义这个词代表了外国人强加给中国人的政策。从外国租界到教会大学里的教堂，都象征着外国人的优越感，对中国人民的能力、志气、文化传统缺乏欣赏，以及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屈辱。中国人民期望建立一个统一的、自尊的国家。然而，中国近代历史却证明：除非迫不得已，外国人不会自动放弃特权。长期以来，尽管租界里的卫生、道路、治安是最好的，但是这里居民的态度与行为却令人反感。许多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他们唯一接触的中国人是仆人与买办。他们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务。他们反对任何减少外国商人特权的做法，这些特权包括从廉价劳工和免税中获取巨额利润。某些教会与传教士们对待中国教徒的态度是家长式的，这种做法也增加了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反感。教会与教会学校都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对中国人来说是国耻。反基督教运动其实并不那么反对基督教本身，而是反对它所代表的外国势力以及传教士们所来自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

步济时相信，中国最终会完成国家统一，并实现主权独立。美国最终必须调整其与东方国家的关系，使之建立在互利与公平的基础上。从长远来看，美中之间的经济往来，不能靠最惠国待遇维系，而是要建立在贸易无国界的原则之上。美国人应该重新思考种族问题，并改变种族优越感。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要学习西方。但在此过程中，中国不会采取生吞活剥的方式，而是将选择吸收有价值的东西。中国[76]也将对世界文化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应当说，步济时能够深入了解中国人民的思想，并能比较客观地看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像他这样有学术兴趣、服务热忱、思想开放的传教士，不但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建立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也曾被誉为中国“社会工作之父”)，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东西方[77]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第四节 以实地调查记录社会变迁

社会学要脱离思辨性的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其最基础的工作，莫过于社会调查。因此，除在教会大学中建立社会学系外，美国传教士们的另一项工作重点放在了社会调查上。

社会调查在不同时期曾有不同的含义。在社会学发展初期，社会调查指的是运用统计方法，系统、客观地记录和分析某一社会现象或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在这种科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兴起之前，曾出现过许多描述社会状况的作品。例如，中国的地方志有记载各地风俗礼仪的传统。早期在华传教士也做过一些工作。如早在1865年，美[78]国传教士杜立托便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另一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 Smith,1845—1932),精通中文，在华北农村布道四十余年，写了广为流传的《中国乡村的生活：一项社会学的研究》与《中国人的特性》等书。吉斯特(N. Gist Gee)也著书描述中[79]国城市街头乞丐的生活。然而，这些著作依据的主要是作者本人的经验与观察，尚不能算作系统、客观的社会调查。尽管如此，后来的一些中国社会学者，其研究与写作深受上述作品的影响。如李景汉、潘光旦等人便受了明恩溥的影响。

在20世纪初至20年代，出现了一批由教会学校的外籍教师所主导的实地调查报告，这是中国第一批科学的社会研究成果。这些调查涉及的范围极广，从首都北京，到只有360人的村庄沈家行。研究的题目，从城市居民的生活费，到少数民族的习俗； 从农村家庭组织，到工业行会制度。它们在内容、方法及结论上，各具特色，都对后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略述如下：

近代中国第一个社会调查，是在步济时的主持下，于1914—1915年间由北平社会实进会所做，关于人力车夫的生活与工作状况。调查问卷由步济时设计，社会实进会的学生们搜集资料，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陶孟和分析资料并写出报告，步济时又做了补充说明。[80]

据北京警察厅的报告，1915年，北京内外城之人力车夫共有200859人，若加上车夫家属，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很能代表北京下层百姓的情形。为了完整地搜集资料，步济时采用了5个途径：一、访问了数百位车夫，让他们按问卷回答问题，[81]给每人五个铜子的酬劳。问卷上共有41个问题，包括车夫的背景、经济、健康、娱乐、教育、宗教信仰等项目。其中有关经济状况的项目最为详细，包括财产、收入、支出、储蓄、工时、车租等。二、在街上观察记录车夫的年龄、衣着、身体、车况、车资、如何找主顾、车站等共16个方面的状况。三、访问人力车夫聚集的茶馆或街头休息处，了解他们的娱乐方式，并从与他们的谈话中判断其教育背景及爱好。四、访问车厂。车夫所用车大多是从这些车厂租赁的，并且有许多车夫住在车厂。访问车厂时，可以通过观察并与车主、车夫交谈，了解情况。五、去演讲堂、警察局、医院、收容所、粥厂等车夫经常出入的地方，了解情况。

上述报告对所调查的302位车夫之年龄、婚姻、收入、赁车费、生活费、净收入或储蓄、工作时间、嗜好、拉车年数、拉车前职业等均有描述。结果表明，人力车业是一个花大体力而又不经济的工作，无技能可言，于健康有害，收入微薄，将来会被其他现代交通工具所代替。因为调查者的初衷在于社会改良，所以他们提出了如下建议：在车夫个人方面，应注重其教育和技能训练，如普及工业教育； 改善其生活方式，如教以节俭储蓄，并为之准备较健康的娱乐。在社会方面，应立法限制车租，除车租的10%为车主利润外，其余部分储蓄起来，作车夫购车之用； 规定最低拉车年龄，按时间与车程制定统一的价格标准等。

另一项针对北京百姓生活的调查，是于1914—1917年间，清华学校社会科学系教授狄特莫(C. G. Dittmer)所做。狄特莫指导学生，调查了两组人，一组为清华学校附近的195户居民，其中有100户汉族人，95户满族人； 另一组为清华学校的93名役工。狄特莫以当时西方所流行的“生活费研究法”，将家庭开销分成食品、服装、住房、燃料、杂费等5项，从各项费用分别在总支出中所占比例，看调查对象生活程度的高低。例如，作为生活必需的食品费，在总支出中所占比例越低，杂费(包括教育、社交、娱乐等)所占比例越高，则说明人们生活水准越高； 反之亦成立。这就是著名的恩格尔系数。狄特莫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人的食品费在总支出中所占比例高达79%。与美国三个类似的研究相比，显示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非常低，甚至比恩格尔早50年前所做的研究结果都低。另外，他比较汉人与满人的生活费开支，发现辛亥革命以后，大多数满族人尽管收入下降，其食品费开销比汉人低，但杂费却比汉人高。这显示了满人仍试图维持其[82]“破落贵族”生活方式的心态，也算是对恩格尔系数的补充。

在农村社会经济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包括马伦(C. B. [83]Malone)与戴乐仁(J. B. Taylor)合编的《中国农村经济实况》。这是一部调查报告论文集。其中，戴乐仁的《中国农村经济之调查》，是根据1922年夏季组织北平9所大学学生共61人，对全国5省240个村庄进行调查的研究报告，调查项目包括农村人口密度、年龄、男女性比例、生育率、死亡率、迁移、家庭大小、住房、田地大小与所有权、家庭收入、职业、贫困问题等。还有布朗(H. D. Brown)所写的《四川峨眉山25个田区之调查》与《四川成都平原50个田区之调查》，以及卜凯(John L. Buck)的《安徽芜湖附近102个田区之经济及社会调查》。卜凯是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的第一任丈夫、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他着重研究农村生产力，尤其是农田大小与人力、农具的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1921—1925年间，卜凯指导学生在全国17个省调查20866个农家，写成《中国农场经济》一书，关于农场收支情况有极详细的统计，为当时规模最大、最系统的农村经济调查(详见第四章第二节)。另外，马罗立(W.H.Mallory)所著《饥荒的中国》，记录了1920—1921年间，华北闹饥荒时，华洋义赈会在灾区的所见所

[84]闻。

上述农村社会经济研究表明，中国农村资源短缺，人口过剩，耕地少而分散，交通不良，生产工具和经营方式落后。研究者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包括控制人口，改良农业与生态环境，改善教育、交通，建立合作制度，发展家庭与乡村工业等。这些观点对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最早的少数民族调查，是由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ergei M.Shirokogoroff)所做。史禄国早在1912年便到东北考察，成为满族和通古斯族的专家。他曾发表《满族之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1924)及《北方通古斯族之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1929)等著作。史禄国后来在中国定居多年，任教于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并指导费孝通获得硕士学位。

运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乡村社区文化，这是由葛学溥首创的。1919年，葛学溥指导沪江大学的学生在广东潮州凤凰村做调查，写成《华南农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85]。凤凰村很小，仅有650人，非常适于应用他所谓“有机的研究法”来做最详细、系统的分析。葛氏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华南社会组织的精髓——家族主义，并未能有确切的认识。但他对中国各地乡村社区研究的建议，却给后来的中国社会学者以极大的启示。他主张先将中国划分为几大文化区域，在每个区域内，按照器物、职业、社会组织及态度和理想等标准，选择有代表性的村、镇或市，作为精密考察的单位； 从所考察现象的相互联系中，看社区的功用、历程及趋向，最终认清中国社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葛氏认为，乡村社区研究有静态和动态两类，凤凰村受外来势力影响较小，居民基本上保持着传统的生活状态，因此其研究是静态的； 而处于外在通商口岸附近的乡村，或正经历急速工业化的城镇，便要做动态研究。静态研究可描述社区组织的结构与功能，动态研究则能分析社区的变迁趋势。

1923—1924年间，沪江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美国布朗大学[86]教授白克令指导学生进行调查，出版了《沈家行社会调查》。在调查之前，白克令向学生们介绍了欧美的各种社会调查，特别是被视作[87]典范的美国“春田调查”。学生们模仿春田调查的方法，设计问卷表格，分别就有关家庭、宗教、政府、教养机构、住房、健康与卫生、工农商业、娱乐、教育等领域，做概况性的调查。他们还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对调查方法进行了修正。例如，美国春田调查是通过城市里的各种组织机构搜集材料，而中国农村几乎没有什么正规的机构。因此，他们在调查中，主要依靠乡村绅士，并且取得学校的配合，通过小学生接触家长，搜集材料。

白克令对社会调查的看法，代表了当时西方社会学界的流行观点。他认为，社会调查的目的是收集事实，以消除迷信和偏见。正像土木工程师在修建铁路之前，保健专家在发动消灭疟疾之前，医生在治疗病人之前，金融家在投资一座矿山之前，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一样。社会调查是要掌握事实，并进行综合分析，进而改善社区生活。社会调查不仅仅是社会的摄影，只描述房屋、卫生设施、工业建设等物质状况，还要发现“社会力”，即影响社会生活诸方面相互作用的因素，包括习俗、传统、宗教思想和理念等，来解释某个城市的独特性。社[88]会调查的结果，应当对改善社区生活起到建设性的作用。

另一个模仿美国春田调查、规模宏大并且更早于沈家行调查的研[89]究成果，是甘博主持的“北京社会调查”。为什么选择北京作研究对象？作者认为，因为北京是首都，是许多中国人生活的中心； 更重要的，北京是一个具有浓厚传统特色的城市。其他城市如上海、汉口、天津等，受外国影响大，变得很难说是典型的中国城市。这次调查于1918年9—12月进行。调查材料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1917年巡警总厅的统计报告； 二是以在京的外国人、中国官员及商人等为对象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展现了一幅多姿多彩的古都生活画卷：

1917年北京市有8110556人，是中国第四大城市，在全世界首都中排第七。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330626人，相当于美国同样大小城市人口密度的3倍。在总人口中，汉族约占70%～75%，满族占20%～25%，回族占3%，尚有少量其他民族； 男子占63.5%，女子占36.5%； 男女性比例为1740∶100,远远高于世界上其他大城市； 在市内某些工业区，男子的比例更高达77%； 61.7%的男子年龄在35岁以下。这样大量集中的年轻男性人口，离开乡村到都市求学、谋职，既为北京市的发展添注了活力，同时，也可能引发大量的社会问题。对于传教士来说，这里可以成为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的战略重心。

在交通方面，据1919年3月统计，北京有519辆汽车，20222辆马车，40198辆手推货车，170815辆人力车； 在婚礼或丧葬的队列中，尚可看到轿子。由于没有便道，因此道路上挤满了车辆和行人。人力车是载人的主要工具，无论白天黑夜，到处可见。价钱随行就市，按路程、时间、天气、供求等决定。下雨天，泥泞的土路上，雨水很快毁了车夫脚上穿的布鞋，拉车更显艰难。

北京市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商业、车辆、剧院、妓院、房产销售与贷款、政府所属房地产租金等。市政府开销的一大部分靠中央财政收入维持。因为过去北京住着许多靠领政府养老金的官员，所以留下了一个传统，即居民不纳地税。

北京市警察厅是模仿日本和德国的体制，工作范围极广，负责居民生活几乎所有的方面。除维持公共治安以外，还负责公共卫生和健康、消防、街道清洁、户口登记、慈善机构等。由于没有电动火警系统，报火警是靠驻守在城中各处的瞭望塔上的守望员随时观望。救火设备大多是老式的手摇发动机，喷出细细的流水。任何人看过中国城市的灭火过程，都会留下深刻印象：消防员手拉发动机，若是白天就举着旗子，晚上就打着灯笼，急急忙忙地边穿消防服，边从水井中打水，再把水桶传递过去。警察在旁边吹着口哨。当然，北京的火灾不多，1917年总共只有93起。

在医疗、教育以及宗教方面，北京有46所医院，10098位医生，其中西医109位。质量最好的是协和医院，共有250个床位，由洛氏基金会投资700万美元建成。在小学教育方面，1916年共有10464位小学教师，其薪资每月约24～32元。学龄儿童入学比例为10∶29。女孩的入学率更低。职业教育、盲人学校等刚开始兴办。根据巡警总厅报告，全市共有宗教会所936个，其中有296个寺，358所庙，169个庵，29个观，8所堂，68个祖，8个禅林。

北京市老百姓用水多靠送水工运送。全市约有20500个送水工，每天推着车，车上放着木桶沿街叫卖。每车可装12桶水，一枚铜子两桶水，或者也可以按月收费。每个区设有一个分水人，这份好差事多是世袭的，如果本人不想干，也可租让出去，得收入的10%。一般来说，送水工每月除了膳宿、鞋、理发费等，还可得3～4元。从公共水井中取水免费，从私人水井取水，每年需交10～12元。送水人有自己的行会。这个组织过去很有影响力，但在1910年安装了自来水系统之后便解散了。自来水每10吨水收一枚铜子。大约有30400户家庭安装了自来水管。另外，还有许多人从420个街头水栓取水，有人看管收费。污水系统大部分还是明朝修建的，只排废水。粪便的收集、干燥成肥料，是由50000名男子挨户进行。

对大多数工人来说，工作与居所是同一个地方，这是传统手工业者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特点。白天在小铺子里干活，到了晚上把工具挪开，铺上被子就寝。工人一般可享有膳宿，平均月薪4.5～6.5元。每周工作7天，每天10～14小时。学徒工多为14～18岁的男孩，工作时间最长。产品的价格、工人的工资与工时、学徒期限等，均由行会决定。理发业行会规定，会员之间不许彼此抢生意。甲店的常客到乙店去理发，乙店一定要多收10%的理发费。为了切实执行行规，行会要求大家互相监督； 行会也雇监察员检查。一旦违规即采取惩戒的办法，在本行会供奉的神面前烧几百炷香或交罚款。行会也向会员提供一些救济，如医疗费、丧葬费等。

然而，传统的行会组织正逐渐被现代工业体制所取代。在传统手工业中，雇主与雇员界限不太分明，师徒如父子，他们属同一个行会。但在现代工厂组织中，师徒之间的个人关系消失了，随之产生的是雇主与雇员间的利益对立，他们分属不同的组织。再者，由于工厂里分工精细，培训新工人已无需经过漫长的学徒期。工业界的一些人认为，中国人擅长私人交往，而缺乏管理大公司、大资本的经验。人们往往对大规模的经营缺乏责任感，如大公司的资金或公共财产常常被侵吞。以小资本开办小工厂，更适合中国的环境。

北京的娱乐业清楚地反映了正在发生的从旧到新的变迁。保龄球、台球、电影、公园等西式休闲活动随处可见。现代体育运动(其中包括各项球类)刚刚兴起。与此同时，听戏、酒宴、说书、赛马等古都数百年流传下来的传统娱乐方式依然存在。商业性的娱乐多集中在南城。在茶馆中、公园里、街道上，可看到说书人眉飞色舞地讲故事。他们总是讲到故事最精彩的部分便戛然而止，要收了钱才继续表演。庙会活动则兼具宗教、社会、经济、娱乐等多种功能。除了说书的之外，还有武术、摔跤、杂技、魔术、飞鸟等活动项目。在一片空场上，中老年男子聚在一起，每个人手提鸟笼，长时间观看鸟转圈飞。训练得好的鸟不用拴着，可按主人的口令飞回来，其他的则要用线拴住鸟腿。还有的人养猎鹰。偶尔可见走在街上的人，胳膊上栖息着一只头顶羽冠的鸟。澡堂也是一个人们休闲的场所，人们在那儿除了洗澡，还可休息、会友、谈生意。澡堂的设备不同，收费也有差别，可以花8分钱，几个人在一个大池子里泡澡； 也可以花一两元，享受一两间套房，房间里提供暖气、地毯、沙发、电灯、电话。1911年以后，妓院的数量增多。1912年，北京共有353所登记在册的妓院，有20996名注册妓女。1917年妓院增加至406所，注册妓女30887名。妓女依年龄、姿色的差别分为四等。

全市有近12%的人口被列为“贫困”或“极贫困”。在寒冷的冬季，全市设立13处粥厂，整个冬季发放济贫热粥七十多万份，平均每碗粥的成本为1.2分，但这对穷人的救济是远远不够的。正如一般工业化以前的城市，北京没有所谓的“贫民窟”，富人和穷人往往相邻而居。

在热闹的灯市口地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里630000人，是全市平均人口密度的二倍。在这个地区中，男子占总人口比例高达75.4%。沿路走过，弓箭店、金银店等各类铺子，一家挨一家。在这约一平方里(1/8平方英里)的地区，共有493家店铺。瓷器店的碟子摞得高到屋顶； 炉灶店的伙计转圈做泥炉子，根本不用陶工旋盘； 熟食店的厨师忙碌着，火苗四蹿，蒸气腾腾； 服装店在门外摆摊，店员售卖服装，嘴里唱着每一件的好处； 棺材店就在店前摆一口做好的棺材，店伙计在后面院子里打造新的。还有西药店、电器店、自行车店等。猪市大街是一个大的生猪批发市场。每天清晨，大批猪运到此地待售。它们四肢被捆绑着躺在土路上，屠宰场的人来购货，成交后，猪倒挂在钩子上挣扎着被运走。这个区共有93种不同的生意，106家店的生意与杀猪、处理猪鬃、销售猪和猪鬃有关。大部分居民都做小生意，街边摆摊，背着盒子，挎着篮子，挨户叫卖。《北京社会调查》一书包罗万象，涉及历史、地理、政府、人口、健康、教育、商业、娱乐、娼妓、贫穷与救济、监狱、宗教等，并配有47帧黑白照片及38张图表。对于书中所列举的大量的统计数字，已经很难考证其准确性了。然而，作者对北京百姓生活之生动描述，令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在后来的中国社会学者眼里，这是“本着科学的精神，以研究北京社会状况为科学的研究中国社会状况的第一

[90]书”。[91]

有关北京的另一部著作，是步济时的《北京的行会》。此书深入考察了行会这个社会经济组织的历史、会员、管理方式、功能、行会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北京当时约有128个行会，步济时研究了其中的42个。调查问卷由甘博设计，张鸿均和李景汉等燕大社会学系的师生协助搜集资料。这项研究最大的特色，就是反映了行会这一承担多种社会经济功能的传统组织，如何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中谋求生存、适应与发展。

调查显示，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发展，行会组织发生了许多变化。某些行会正在衰落。例如，随着汽车的增加、有轨电车道的修建，马车的使用减少，马掌行会便停业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行会，如电工行会及汽车和自行车的销售员行会。有些行会进行了重组，如理发行会。曾经有一个时期，因许多师傅不会理西洋发式，这个行会中断了活动。后来经过调整，理发行会以师傅们掌握的技巧为标准一分为二，分成新式的和旧式的，或西洋式的和中式的两个组织。有些现代工业如铁路、矿山与邮政业，并不适于组织行会，而是要组织工人工会，其原因在于：一是在举行罢工时，需要征得多个有关行会的同意，组织效率太低； 二是传统行会制定价格、工资、工时等，形式上是在大会上讨论决定，可往往只由师傅们说了算。现代工会会员自由度大，也有更大的自主权。

随着时代的发展，行会结构也发生了分化。传统的组织逐渐分成两种，即雇主联合会和企业工人联合会。而现代学校教育的出现，也给传统的学徒制度带来了变化。例如，上海职业教育学校用现代教学方法教授技术，但因其毕业生未经过传统的学徒训练，往往不被行会所接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职业学校请本行业的师傅每周到学校授课数小时，希望以此种方式连接学校与行会。某些行会制度也依照现代的法律和法规进行了调整。从前行会禁止工人罢工，后来则允许。过去，政府对行会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但在20世纪初，特别是民国成立以后，政府逐渐加强对行业和工业的规范。商业部的法庭基本上代替了旧行会的制裁，不允许行会擅自惩罚犯人。行会的权威渐渐[92]衰落，用行会首领自己的话说：“这几年人心变坏了。”

步济时通过研究，进一步比较了两种组织形式的特点。他认为，行会的长处在于：对外能够协调各行业之间的关系，互帮互助，在与政府的周旋之中，争取其自身的利益； 对内则注重合作，行业同仁之间关系密切，没有大规模、严重的阶级冲突。学徒不仅能掌握谋生的技能，而且在职业道德上也受到了充分的训练。每个人都有从学徒到师傅平等的晋升机会。慎重守信、休戚与共是每个行会成员的基本共识。手工业工人还能从劳动中获得成就感。当然，行会的短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因其地方色彩过于浓厚，所以缺乏现代公民意识，结果往往限制创造发明。然而，现代机器工业在克服行会弊端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机器的广泛应用使得工伤增多，工人们的生活工作条件变得更为恶劣，过去那种私人情谊荡然无存，阶级冲突不断。最后，步济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能否保留旧行会中有价值的东西，而将之融入到新的工商业组织中去？他认为，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应了解自己的社会经济传统及条件，了解西方经济发展史的成败经验，了解欧美当时正兴起的合作产销运动以及协调劳资关系的趋势，避免西方经济发展中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尝试综合东西方各自的长处，使旧行会中符合人性的价值观和西方组织的高效率得到结合。

为了更加系统地组织社会调查工作，传教士们于1924年夏成立了北京社会调查社(Social Research Council)，专门实地调查北京社会情形。参加者除包立德、步济时、甘博、德裴女士等男、女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外，还有朱积权、许仕廉、李景汉等中国学者。朱积权与包立德合著完成《北京地毯工业》。李景汉则调查北京人力车夫状况。[93]1925年，社会调查筹备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f Social Research)成立，由美克尔(任职于美国纽约社会与宗教研究所，曾任美国劳工统计委员及国际劳动局调查主任)主持，成员包括高校、社会服务机关、政府、出版界等方面的代表，其中有甘博、燕京大学的经济学者戴乐仁、清华大学社会学者陈达等。他们遍访各大城市，广泛征求教育界及服务界人士的意见，希望成立一个社会研究所。该研究所的任务是进行实地调查，并出版研究成果； 协调各种社会经济调查并促进其标准化； 提倡与资助实地研究； 培训人才； 搜集相关图书资料。研究工作的范围包括中国社会思想及社会组织，当代重大问题如乡村、城市社区、劳工与工业问题、生活程度与生活费、公共卫生、人[94]口统计等。1926年，纽约社会与宗教研究所捐赠专款3年，委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下设社会调查部，由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陶孟和主持，这便是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前身(详见第三章)。

上述由美国传教士所主导的社会调查，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首批以科学的方法，实地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生活所获得的开创性的成果。研究题目从乡村经济问题、少数民族风俗、家族组织、行会制度，到城市居民生活，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所采用的调查方法，有访谈法、问卷法、统计图表、生活费研究、社区功能分析等，都是当时西方社会学界所通行的方法。研究者能够站在中西比较的立场上，或将在中国的调查结果与西方相关研究作对比，或从西方经典理论与方法出发，在研究中国社会时对其进行修正。他们一方面对中国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感兴趣； 另一方面则把焦点放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迈进中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更为难得的是，他们真切地期望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盲目追随西方，而是保留自己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结合东西方所长，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此外，他们把社会调查比作诊病、治病，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是社会服务与社会改良； 具体地说，就是通过立法、教育、控制人口、救济等办法，逐步改善民众的生活品质。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中国的第一个社会调查机构得以成立。所有这一切，都为后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划定了范围，确立了基础。

在实地调查中，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感到，在中国运用西方调查方法之难。例如，中国人缺乏准确的数字概念。1924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丁肯森(Jean Dickinson)到某个村子做调查。她发现，一个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人会说有“几十亩”。她问一位妇女：“李太太，你生了几个孩子？”该妇女答道：“有几个。我记不清了，有七八个吧。”可是，这位妇女的女儿却说：“妈，不是十个吗？”她们[95]两人数了数，结果是十一个。另一个给调查统计带来极大困难的问题是中国的货币与重量单位不统一，货币的价值时常随银的含量变化[96]而改变。

同时，这些研究也存在着种种难以忽略的局限性。如大多数研究成果仅用英文发表，未在中国造成广泛影响。因为语言隔阂，研究者不得不依赖中国学生或助手搜集资料； 当然这样做，在客观上为中国社会学培训了人才。在搜集材料方面，因当时中国官方统计资料极不完备，所以这些论著中引用的许多数字不一定可靠。提供资料的人多为社会的中上层人士，在城市中是外国人、官员、商人等，在乡村中是绅士与小学生的家长(当时大多数贫苦农民不能送子弟读书)，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此外，研究者作为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社会生活毕竟缺乏深切的体验，其分析有时会显得片面、肤浅，甚至错误。

在社会学自西方传入中国时期，维新派领袖、留日学生与美国传教士，为后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在取向、范围、方法上，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然而，前者将社会学作为西方社会思潮介绍给中国，其目的带有政治色彩； 后者在高等学校中创办社会学系，成立社会调查机构，开展社会调查，为的是推动社会服务工作，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播宗教。严格地说，他们都不能算是职业社会学者。尽管在这些人中，有的曾受过专业社会学训练，后来又转变成了学者。例如，步济时到中国之前，就获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 从中国回美之后，他又于1928年以《北京的行会》获得该校社会学博士学位，然后任教于美国天普大学社会学系多年。社会学这样一门源自西方的学科，要在中国得到长足的发展，还有待于一批中国职业社会学者的出现。【注释】[1]sociologie即法语“社会学”。[2]严复将斯宾塞译作锡彭塞，群学即社会学。《原强》，载天津《直报》，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八至十三日(1895年3月4日至9日)，辑入王【G96F2】主编：《严复集》，第1册，上，5～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3]章太炎: 《斯宾塞尔文集》，曾广铨译，载《昌言报》，1898年8月17日—10月30日。[4]［日］岸本能武太：《社会学》，章太炎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5]［日］有贺长雄：《族制进化论》，上海，广智书局，1902。[6]［英］斯宾塞：《群学肄言》，严复译，即The Study of Sociology,上海文明编译局，1903。[7]即市川源三的译本，季廷史，Theory of Socialization,为其《社会学原理》一书的提纲，1903。[8]即《社会学原理》的第2编《社会学引论》(The Introduction of Sociology)，西江欧化社发行，1903。[9]参见《社会学史》，4、111页，台北，启明书局印行，1961； 李剑华：《日本之社会学界》，载《社会学界》，卷一，221～245页，1927年6月。[10]［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39页，北京，三联书店，1983。[11]［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28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3。[12]严复：《论世变之亟》，载天津《直报》，1895年2月4—5日，辑入《严复集》，第1册，上，1页。[13]严复：《原强》，载《严复集》，第1册，上，6～7页。[14]此段中的引言均出自《原强》，载《严复集》，第1册，上，13～14页。[15]严复：《译余赘语》，载《群学肄言》，改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6]严复：《译群学肄言序》，载《群学肄言》。[17]参见《群学肄言》，49、50页。[18]《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载《学衡》，第16期，4页，上海，中华书局，1923。[19]《群学肄言》，312页。[20]《群学肄言》，312页。[21]王蘧常编著：《严几道年谱》，辑入《民国丛书》，第3编第77册，74～75页，上海，上海书店，1991。[22]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101、104、10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3]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217页，台北，里仁书局，1982。[24]Barry V. Johnston,Pitirim A. Sorokin：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Lawrence,Kan.: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5,p.56.[25]Hugh P. F. Tam,“The Past of Boone University，” Boone University,1871—1921,p.3. UTS.[26]若要深入了解中国教会高等教育的历史，参见Jessie G. Lutz,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27]Mary Lamberton,St. John’s University,Shanghai,1879—1951, N.Y.: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1955,pp.50,67,71; St. John’s University,Catalogue,1910,p.38,UTS; 许仕廉：《中国社会学运动的目标经过和范围》，载《社会学刊》，第2卷第2期，6页,1931年4月。[28]The Foreign Mission Board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and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 of America.[29]Shanghai Baptist College,Catalogue of 1912. UTS.[30]Bulletin of the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Seminary, Vol.II,No.I,June，1915,p.5; Catalogue,1914,p.13. UTS.[31]Shanghai Baptist College,Catalogue, 1916,pp.16～19. UTS.[32]Kulp,Daniel H.,Personal History,1933. BU; Scholastic Experience. ABHS; Application for Appointment as a Missionary, ca 1910s. ABHS.[33]Bulletin,Vol.II,No.I,June 1915,p.5. UTS.[34]Catalogue,1915,p.25. UTS.[35]Bulletin,June 1916,p.9. UTS.[36]Bulletin, June 1915,pp.5～8; June 1916,pp.9～11. UTS.[37]Reported by Kulp in the Bulletin, Vol.III,No.I,June 1916,p.10. UTS.[38]Kulp,Daniel H.,“Social Work and Christian Propaganda，” The Chinese Recorder,Vol.54,No.3,March 1923,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pp.145～152.[39]见历年Bulletins. UTS.[40]Hinkle,Roscoe C.,Founding Theory of American Sociology, 1881—1915,Boston,London ＆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1980,p.45.[41]Kulp,Daniel H.,Personal History,1933. BU.[42]Kulp,Daniel H.,“Revised Suggestion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a Brown University School of Sociology,”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Bulletin,Vol. VI,No.I,July 1919,pp.26～28. UTS.[43]Catalogue, 1921—1922,p.9; Bulletin,Annual Report,Vol. VII,No.1,April,1921,p.2. UTS.[44]Bulletin, Vol.IX,No.I,May 1924,pp. 41～42. UTS.[45]“Report of the Dean and Registrar,” Bulletin of University of Shanghai, Vol. XXIV,No. I,July 1931,p.17. UTS.[46]See catalogues or bulletins of Canton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Ginling College,Boone University,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and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UTS.[47]燕京大学校训，另一说法为“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源自《新约全书》。[48]J. S. Burgess,“Statement Regarding Academic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of John Steward Burgess,” PU.[49]Autobiography of J. B. Burgess. 1940,pp.223～224. PU.[50]J. S. Burgess,“Statement Regarding Academic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of John Steward Burgess,” PU.[51]William W. Lockwood,Chinese Y. M. C. A. Head Tells of 30 Years Work in Orient, Reprinted from China Press Annual Review,January 1,1934. UTS.[52]Autobiography of J.B.Burgess, pp.2,249,259.[53]Burgess,“What the Chinese Students are Reading，” Some Tools for the Student Work,Shanghai: General Committee,Y. M. C. A. of China and Korea,1912,pp.52～54. UTS.[54]Burgess,John Stewart,ed.,Some Tools for the Student Work,Shanghai: General Committe,Y. M. C. A. of China ＆ Korea,1912,pp.1～7. UTS.[55]Autobiography of J. B. Burgess, pp.275～277. 但另有一说，北平社会实进会成立于1912年，见Shirley S. Garrett,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ese Y. M. C. A.,1895—192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133.[56]郑振铎：《社会服务》，载《新社会》，第7号，2页，1920年1月1日。[57]参见郑振铎：《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载《新社会》，第3号，1页，1919年11月21日。[58]John S. Burgess,The Training of Social Workers in China. Shanghai: The Chinese Recorder,Vol.LV,No.7. July 1924,pp.426～427. UTS.[59]要了解燕京大学的历史，详见Philip West,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1916—1952,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60]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编印：《燕大三年》，2、4、7页，1948。[61]“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for Women,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for Men,and School of Theology,1920—1921，” Peking University Bulletin，No.3,p.4. YDS.[62]President Stuart’s First Annual Report to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Peking University, June 11,1920. p.5. YDS.[63]“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for Women,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for Men,and School of Theology,1920—1921，” Peking University Bulletin No.3. pp.56～57,80～81; “Report of the Dean of the School of Theology,” Annual Reports of the President and Deans to the Board of Managers,June 1923. pp.49,53. YDS.[64]Burgess,“Where East Meets West,” The Princeton Alumni Weekly, Vol. xxviii,No.12,December 16,1927,pp.338～340. PU[65]J.S.Burgess,Some Recollections of Princeton’s Work in China，p.6.PU.[66]中文报告有北京的教育、救贫事业与慈善机关、工商业、监狱、人口、医院及公共卫生、娱乐、宗教等，共7篇。见谢婉莹、瞿世英辑: 《北京社会的调查》，载《燕大季刊》,第1卷第3期，1920年9月。[67]J. Stewart Burgess,Some Recollections of Princeton’s Work in China,ca1940s,p.6. PU.[68]Yenching University,“Announcement of Courses in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Bulletin 1929—1930. UTS.[69]Letter from Burgess to the Trustees and Friends of Princeton-in-Peking, November 10,1928. PU.[70]A View of the Work of the Social Service Club of Peking University (燕大学生社会服务团一览),Peking: Tung Cheng Printing House,1924—1925. PU.[71]这是为纪念洛克菲勒夫人建立的基金，成立于1918年，1929年转入洛氏基金会的社会科学部。从1923年至1928年，共有两千万美元的资助用于支持社会科学研究，详见Martin Bulmer,“Support for Sociology in the 1920s: The 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 and the Beginnings of Modern,Large-Scale,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University,”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Vol. 17,November 1982,pp. 185～192.[72]Letter from Beardsley Ruml to Mr. Leighton Stuart, June 6,1928. YDS.[73]Letter from Burgess to the Trustees and Friends of Princeton-in-Peking, November 10,1928. PU.[74]Burgess,Statement Regarding Academic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of John Stewart Burgess, pp.3～4. PU.[75]见Princeton Peking Gazette. I.1,February 1925,p.7. PU; Various correspondances of S. D. Gamble. YDS.[76]以上3段，见J. Stewart ＆ Stella F. Burgess,“The American Stake in China，” Reprinted from Survey Graphic,May 1927，for Princeton-in-Peking. PU.[77]步济时去世多年之后，1973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步济时夫妇在北平时代的一位老友要去中国访问。步济时夫人请这位朋友把一个带有和平标志坠子的银项链带到中国，送给一位中国杰出的女诗人(步济时夫人本人是诗人)。于是这个在瑞典制造、在巴塞狄纳的联合国商店里购买、象征着和平的项链，又回到了中国——那片他们爱之如此深厚的土地。见Obituary of S. F. Burgess. PU.[78]Justus Doolittle,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N. Y.: Harper ＆ Brothers,1865.[79]N. Gist Gee,A Class of Social Outcasts,Notes on the Beggars in China. Peking: Peking Leader Press,1925.[80]此调查过程及结果见以下相关资料：John S. Burgess,“How to Study the Jinrickishaw Coolie，” Peking Studies in Social Service, ed.,Peking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No. 3,May 1913. UTS; L. K. Tao,The Condition of the Rickshaw Coolie in Peking. UTS; 陶孟和：《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载《孟和文存》，卷二，101～121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 J. S. Burgess,Supplementary Study of the Rickshaw Coolie,UTS.[81]Autobiography of J. B. Burgess, p.276. PU.[82]C. G. Dittmer,“An Estimate of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Chin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3,November,1918,pp.107～128.[83]C. B. Malone，J. B. Taylor,The Study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 Peking: China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ssion Publications,Ser. B,No. 10,1924； 中文版由北平农民运动研究会出版，李锡周编译，1928。[84]Walter H. Mallory,China: Land of Famine. N. Y.: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26; 中文版见马罗立：《饥荒的中国》，吴鹏飞译，上海，民智书局，1929。[85]Daniel H. Kulp II,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N. Y.: 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1925.[86]Harold S. Bucklin,A Social Survey of Sung-Ka-Hong,Shanghai: China Baptist Book Store,1924; 中文版张镜予编：《沈家行实况》，商务印书馆，1924。[87]即Shelby M. Harrison,Social Conditions in An American City: A Summary of the Findings of the Springfield Survey,N. 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20.[88]H. S. Bucklin,A Social Survey of Sung-Ka-Hong,pp.6～8.[89]Sidney D. Gamble,Peking: A Social Survey, N. Y.: George H. Doran Co.,1921.甘博的其他著作，包括How Chinese Families Live in Peking, N. Y.: Funk ＆ Wagnalls,1933; Ting Hsien: 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 N. Y.: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54; North China Villages: Social,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before 1933, Berkley ＆ L. 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90]孙本文：《研究社会问题的基础》，载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卷一第4期，680页，1923年8月15日。[91]John S. Burgess,The Guilds of Peking,N. 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8.[92]John S. Burgess,The Guilds of Peking,p.235.[93]《社会学界消息》，载《社会学杂志》，第2卷第4期，1925年4月； 据李景汉：《中国社会调查运动》，载《社会学界》，卷一，80～82页，1927年6月。[94]《社会研究表格》，载《社会学杂志》，第2卷第4期，1925年4月； the Commission of Social Research in China,“Suggestion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an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the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V.II,Nos. 5～6,June-August,1925,pp.19～42.[95]Jean Dickinson,Observations on the Social Life of a North China Village,Department of Sociology,Yenching University, Series C,No.6. 1927. p. 4,26.[96]甘博、孟天培: 《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李景汉译，载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卷三第4期，1～104页，1925年8月。第二章　社会学在中国的成长

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后，作为一门学科得到系统的发展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时，一批受过专门训练，并以教授、研究社会学为职业的第一代中国社会学者群逐渐形成，其主要标志是1930年中国社会学者的专业组织——中国社会学社的成立。从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大约20年的时间，此间经历了八年抗战与三年内战，社会学者们勉为其难，开展学术研究，培训人才，出版专业期刊和论著，使中国社会学粗具规模，学术地位得到确定。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学者们提出了对社会、尤其是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看法，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时与西方社会学界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合作关系。第一节 第一代中国社会学者群的形成

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属于在现代教育体制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他们身上显示出这批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获得了比较系统而完整的西方学术训练。这个特点影响了他们的为人和治学以及对国家与世界的看法，也最终决定了他们个人的命运。同其他专业的学者相比，社会学者选择了社会学这一“经世济民”的专业，各种新旧传统、东西方文化、科学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特别鲜明地体现在他们身上。

追溯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的成长过程，可以说，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家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很难一概而论。仅就大致而言，他们大多数来自开放较早的地区，出生于地主、官僚、商人等家庭。他们当中比较有成就的人士，无一例外都曾经留学西方，其中大多数曾留学美国。有的是自费留学，有的通过教会学校资助，更多的是享受各种公费奖学金待遇。其中几位较有成就的社会学家，如陈达、吴景超、吴文藻、潘光旦、吴泽霖等，均毕业于清华学校，由“庚子赔款”资助留学。

1901年，中国战败于由西方列强所组成的“八国联军”之后，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此条约规定，中国要按全国人均141两的标准，“赔偿”诸国4.5亿两白银，连同利息共9.8亿两。美国从中分得30000多万两，合20400多万美元，外加年息4分，由中国分39年还清。1904—1908年间，经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Edmund J. James)等从中斡旋，美国政府决定，除去所谓实应赔偿的金额，其余1007850286美元，自[1]1909至1940逐年按月退还给中国，用以设立留美预备学校。这就是清华学校。美国于1924年第二次退款，此后各国效仿美国也相继退款。这些钱作为教育文化事业经费，用以设立教育或研究机构，派遣留学生，补助学术、文化团体及研究所，编译出版世界名著，邀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与国外学术机构交换出版物等。“庚子赔款”对于1949年前中国高等教育与学术界倾向西方，特别是美国，起了不小的作用。

清华学校为8年制，包括4年中等科和4年高等科。由于经费充足稳定，因此教师待遇优越； 学生学、膳、宿费全免，每人每月伙食费7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的月薪。清华学生受的是美国式教育，除汉语和中国历史、地理外，其他课程都是由美国教师或受过美国教[2]育的中国教师用英文教学，并采用美国教材。学生们模仿西方民主制度，按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模式建立了学生会，设评议部、学生法庭和干事部。学校要处分学生，先要经学生法庭审理，提出判定意见，然后再由学校当局公布处理。学生法庭也负责调停学生之间的争端。潘光旦曾当选过检察长。在“改良社会”的号召下，清华学[3]生还积极举办“平民学校”，进行募捐救灾、济贫等社会服务。

几位后来的社会学家在清华时代已经显露出他们的志趣。例如，后来擅长研究中国社会制度史的潘光旦，即认为自己毕竟是中国人，留学只是手段，将来是要为祖国做事的。因此，他连续三四年暑假在图书馆自学经书、史书。1922年夏，潘光旦在漫长的赴美旅途中，[4]随身带着翻看的，是一部缩印的《十三经注疏》。《清华周刊》是一份内容丰富、历时长久的学生刊物。这份刊物由后来成为人口学家与劳工问题专家的陈达命名，并一度担任总编

[5]辑。另一位社会学家、后来主编了多份有影响的刊物的吴景超，也曾担任过该刊总编辑。其时，吴景超与梁实秋、顾毓【GAC4C】、王化成四人同寝室。每到周末，吴、梁、顾三人就聚在一起，商量下一期周刊的内容。在梁实秋眼里，吴景超做事有板有眼，一丝不苟，“永远是一袭灰布长袍，道貌岸然，循规蹈矩，刻苦用功，好读史迁，故大家称之为太史公。为文有法度，处世公私分明。供职经济部所用邮票分置两纸盒内，一供公事，一供私函，绝不混淆。可见其为人之[6]一斑”。梁实秋如此评价潘光旦：潘光旦为“徐志摩所称道的‘胡圣潘仙’，(因伤病割去一腿，以其似李铁拐也)……光旦学问渊博，融贯中西，治优生学，后遂致力于我国之谱牒，时有著述，每多发明。[7]其为人也，外圆内方，人皆乐与之游”。

清华毕业生留美，一般插入美国大学3年级，读两年毕业，再读3年研究院。自1911年清华学校成立(1925年改办国立清华大学)，到1929年留美预备结束，共计派留美生10279人，按所学专业划分，约三分之一学工科，三分之一学理商农医，又三分之一学人文社会科学。[8]同前期留日学生相比，这批留美生接受了更为系统、完整的学术训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获得了博士学位，少数人获得硕士学位，后来成为各个领域出色的专家学者。同时，在英美“自由教育”的熏染下，他们主张教育不只为传授技能，而更重要的是培养完善的人格。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坚，努力推动自由、民主及社会进步，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国学生先后就学于多所欧美大学，其中最为他们青睐的学校，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这两所学校的社会学系，恰为当时西方社会学的发达之地。她们以强大的师资阵容，培养了一批中国社会学者。从一些社会学者在留学期间的经历及其所撰写的论著，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早年的志趣及后来的专业方向。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诸位：

朱友渔(1886—？)，中国第一位社会学博士。他于1912年毕业于[9]哥伦比亚大学。其博士论文《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论述中国古代先哲的慈善思想，中国历史上对鳏寡孤独者的各种救济方式，并特别分析了宗族、村庄、行会、公众等在这个方面所起的作用。朱氏回国之初曾任圣约翰大学社会学教授，后长期从事基督教事业。

陶孟和(1889—1960)，原名履恭，天津人，祖籍浙江绍兴县。先后去日本和英国留学，于1913年获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在伦敦，陶孟和师从社会学家威斯特玛克(E. A. Westermarck)和霍伯浩斯(L. T. Houbhouse)，并与后来成为人类学大师的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1884—1942)同学。留英期间，对陶孟和后来的事业影响最大的是这样两件事情：一是他所在的伦敦经济学院和著名的“费边社”都是由社会科学家兼社会活动家维伯夫妇(Sidney ＆ Beatrice Webb)及作家萧伯纳等创办。维伯等人主张以前者研习社会科学，以后者进行社会调查与社会改良。他们做了很多有关劳工、失业、贫困等方面的调查，并主张通过立法，解决工时、养老金、工会组织等问题。维伯夫人还于1912年建立了“费边调查部”，从事有关工业管理等问题的调查。这种以社会调查推动立法，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费边学说”，对陶孟和影响很深。

另一件事情是在留学期间，陶孟和与同学梁宇皋合著《中国的乡[10]村与城镇生活》一书。此书的内容分两部分，梁氏描写乡村生活、家庭、宗族、乡村组织，陶氏则论述城镇的管理与社会生活，以及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此书由社会学大师霍伯浩斯作序。他在序中提出，欧洲人一直认为中国的家庭体系太古旧，阻碍进步，特别是祖先崇拜、至高无上的父权、妇女地位低下、压制个人需求而强调团体利益等。本书却让人了解到，中国并非一个完全中央专制的国家，而是由许多自治社区组成。中国的家庭在家长的管理下，承担着多种有效的社会功能，人们平和且有秩序地处理各项事务。陶氏与梁氏合著此书时，英国已出现了一批社会调查的成果，其中最著名的是《伦敦人的生活与工作》。陶孟和很想根据实地调查资料写一部反映中国人生活的书，可中国在这方面却是空白，结果他们的写作只能利用古籍材料。这促使陶孟和下定决心，在中国推动社会调查。他后来主持社会调查机构达23年之久(详见第三章)。

孙本文(1891—1979)，字时哲，江苏吴江县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学习期间，他与冯友兰同班，通过老师康宝忠接触了季廷史的“同类意识论”，并喜读爱尔乌德的著作。他于1921年赴美，先后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修[11]习社会学家季廷史、发利斯、派克、奥格朋等人的课程。孙本文于1925年获纽约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美国媒体中对华舆论的基础与发展趋势》。他选择了数份在美有影响的报刊，就它们在若干年间对排华法案、义和团、辛亥革命、华盛顿会议上的中国问题等四个与中国相关的大事件的报道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看出：一是美国人如何通过美国媒体了解中国； 二是美国人如何通过媒体表达对中国的看法。孙本文深受奥格朋(W. Ogburn)、托马斯(W. I. Thomas)等文化社会学家的影响，后来治学偏重于文化和社会心理分析。

李景汉(1894—1986)，北京市人，1917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伯玛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留学期间，发生了一件令李景汉深受刺激乃至影响了他一生的事情。他在选修一门社会问题课时，总喜欢坐在教室的最前排。一次，大家讨论世界各国男女人口比例问题。老师问及中国男女人口之比例，因为中国无此统计，他只得答以不知。另一次，老师询问关于中国工资指数，他又无一应。后又问及中国土地之分配，他也不能答。类似事情发生多次。因此，每到上课时，李景汉便感到局促不安，一问到中国社会统计时，他更是如坐针毡。于是，他由最前排移至次前排、中排，直[12]至最后一排。回国之后，李景汉发愤从最基础的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工作做起，写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实地社会调查方法》等中国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详见第三、四章)。

陈达(1896—1975)，字通夫，浙江余杭人。他小时读私塾，1911年入清华学校。1916年去美国留学，1919—1920年任中国留学生刊物《留美学生季刊》主编。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13]位，论文题目是《中国移民之劳工状况》。论文从历史、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世界各地的中国移民状况。他根据中外政府官方文献和统计，相关书报杂志，以及他同几个国家的华侨文化、商业机构及个人的通信所获材料，进行分析，说明华侨因所在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不同，或取得商业成功，并对侨居国做出贡献； 或因侨居国的法律歧视，其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受到阻碍。陈达得出结论：中国人在人口压力下被迫移民。他后来成为人口与劳工问题专家，毕生倡导生育节制，并于抗战期间主持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普查(详见第五章)。

吴泽霖(1898—1990)，江苏常熟人，于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美，1927年获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其内容是阐述在美国社会中，白人如何对待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等少数民族，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宗教等方面。吴氏认为，种族问题终归是一个态度问题； 种族问题的解决，也是一个改变态度的问题。他回国之初研究社会心理学，后专攻少数民族问题。

言心哲(1898—1984)，湖南湘潭县人，中学时期的老师为杨昌济，曾在船山学社同表弟许仕廉听杨昌济讲“船山粹语”。言心哲先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到美国留学，因成绩优良而获清华半公费资助。言心哲在南加州大学原准备习商，但受经济学教师费根(Fagan)和社会学教授鲍格度斯(Bogardus)的影响，改修经济学和社会学。尤其是后者讲的社会心理学和贫穷问题两门课，对他启发很大。言氏又选修当时南加州大学研究院院长亨特(Hunt)讲授的“社会主义”一课，并选[14]择研究失业问题做论文。他于1928年获南加州大学硕士学位，后来专攻贫穷、失业及社会救济问题。

杨开道(1899—1981)，湖南新化县人。他最初以农业为专业。1923年夏在东南大学下设的农场实习时，他感到学界与农民脱节，两者之间需要沟通，使专家能够服务于农民，农民能够利用专业知识。[15]于是，杨开道写了一篇《归农运动》，提倡振兴农业和农村、救济农民的“归农运动”。其中谈到农村自治的重要性。他认为，农村自治在农村生活的改良上是最基本的办法。知识青年用不着谈什么救国救民，改造社会，只需一个个回到自己的家乡，把一乡一村自治起来，整顿起来，便完成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改造工作。他正是抱着要研究农村自治的目的去了美国。可是，当时美国大学里没有这个专业领域，图书馆也没有这方面的书。他便选择了农村社会学，并选修一门“农[16]村地方社会组织”(Rur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的课程。在依阿华州立学院，他师从何桑(H. B. Hawthon)，1925年获乡村社会学与乡村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他又到密歇根州立学院受教于白德菲(K. L. Butterfield),1927年获密歇根州立农业和应用科学学院博士学位。杨开道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的农村社会学家，并积极参与乡村建设运动(详见第四章)。

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江苏宝山县人，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硕士学位。在留美期间，他对优生学产生兴趣，1923—1925年连续三个暑假，到一优生学纪录[17]馆(Eugenic Record Office)参加训练与研究。他还发表了《生物学[18]观点下之孔门社会哲学》。在这篇长文中，潘光旦对中国古籍的钻研，对优生学的兴趣，以及对传统文化所持的赞赏态度，均表露无遗。他将西方生物进化论同中国儒家学说做比较，说明两者的相通之处。例如，儒家主张人生而各异，在个人方面，应使人人各得发育之宜，即因人制宜； 在社会方面，应使人们之间不因差异相害，而因差异相成。这些观点同西方生物进化论如出一辙。潘光旦认为，各种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不无道理，但却太偏颇。他主张，社会中应就人们的德性、才能的大小自成阶级，实现尊贤有等之义。潘氏在文中还首次提出了几个后来他经过深入研究而逐渐系统化的问题：一是“位育”的概念。“位”——“社会静止之秩序”，“育”——“社会勤动之进步”。他以“位育”说明人对于环境的适应。二是科举制度。他认为，尽管科举制有一些弊病，如八股文偏隘、不切实际，但科举考试训练记忆力与忍耐性，并有公开竞试等长处，不应抹杀。三是批评当时中国思想界，在西方影响下盲目追求新奇，并不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制度的长短处，一味不遗余力地攻击之，这于国于民是有害的。潘光旦后来的研究重点是优生学以及中国社会思想和制度史。

吴文藻(1901—1985)，江苏江阴县人，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在乘船赴美途中与名作家谢冰心相识，后结为夫妻。1928年，吴文藻获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见于英国舆论和行[19]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这是一个依据英国议会档案和中国官方文件进行分析的社会历史研究论文。在哥大学习期间，他除了受教于季廷史、奥格朋等社会学家，还旁听人类学家、历史学派创始人博厄斯(F. Boas)的课，并到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旁听人类学家戈登卫然(A. [20]Goldenweiser)讲“早期文明”。吴文藻一直主张，社会学与人类学是相通的，在社会研究中有必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后来，他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带领学生们尝试建立以研究社区文化为对象的“比较社会学”(详见第七章)。

吴景超(1901—1968)，安徽徽州人，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后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学习，与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布鲁默(Herbert G. Blumer)、修斯(Everett Hughes)、瑞斐德(Robert [21]Redfield)等同学。该系以研究都市社区著称，形成所谓“芝加哥学派”。数年之后，吴氏成为中国“发展都市，实业救国”最有力的鼓吹者。他的硕士论文《太平洋地区的中国移民》(1926年)和博士论文[22]《唐人街：共生与同化的研究》(1928年)，都是运用芝加哥学派中人文区位学，尤其是竞争、共生、冲突、适应等概念，分析中国移民同美国主流社会的关系。其博士论文第26章专门讨论“边缘人”的问题。“边缘人”是吴景超的老师罗伯特·派克(Robert E. Park,1864—[23]1944)所提出的概念。在派克看来，“边缘人”夹在两种文化之间，常常感到两者的矛盾和冲突，左右不是。而吴景超则强调，包括留学生在内的“边缘人”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及中国的社会改革，起着积极而关键的作用。

吴景超认为，西方人一直对中国的文史哲、艺术、社会组织、市场及贸易机会感兴趣，中国人也想了解西方世界。因此，“边缘人”可以做中西文化之间的解释者。更重要的是，“边缘人”还可以做一个改革者。“边缘人”曾留学美国，他们认识到中国在许多方面，特别是物质文化方面，比美国落后很远。中国唯有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否则她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地位永远无法提高。“边缘人”不但有改革的愿望，而且有能力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中国的许多改革都是在受过中西训练的人的发动或支持下完成的。通过众人共同的努力，起初局限在小范围内的文化特质便会传播开来。而从长远来看，众多的文明将会汇聚在一起，那时便不会分什么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两者终将融合成一体。

从以上这些颇有代表性的中国最早一批社会学者的经历看，他们尽管接受了欧美系统的学术训练，但绝不盲从。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中国社会，是如何借鉴在西方所学的知识与方法，沟通东西方文化，并为祖国的富强寻找出路。他们在美国所组织的学会活动，所出版的刊物，也都是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的。

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美国学习社会学的中国留学生，曾组织[24]了一个社会学会。以清华毕业生为主的留美生还编辑出版了中文《留美学生季报》和英文《留美学生月刊》。前者介绍西方学术思想，讨论中国问题，描写留美生活，读者对象为中国的知识阶层； 后者传扬中国文化，报道中国的民意，为外交后援，读者主要是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陈达、潘光旦等社会学者曾担任过上述刊物的主编。在学习之余，留学生们还组织有关中国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例如，中国留美学生会中部第17次常会，于1926年9月7—10日召开讨论会，题目为“救国策略讨论大纲”，下设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教育、[25]实业等专题。在这次会上，吴景超就“中国社会问题”发言，并提出了他后来治学的一贯原则：供给事实，列举方案。即要研究事实，根据事实立论，并根据事实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针对中国的人口、家庭、贫穷问题，他提出的办法是节制生育和发展实业。他认为，在中国发展实业，劳动力与资源都不是问题，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资本和人才。在以后的岁月中，吴景超围绕这个主题，写下了大量的论著。

在另一篇文章中，吴景超比较了中美学者的治学方法。他批评中国学者在没有接触西方文化之前，以读古代圣贤之书为做学问，结果将一生的聪明才智花在几本古书上面。当时回国的留学生不少还是以书本治学，所不同的是老学者读中国的古书，而这班新学者读的却是外国古书。长此以往，中国的学术界永远要为外国人的附庸。美国学术界之所以日新月异，便是因为多数学者能逃脱书本的束缚，到试验室里，到社会上，去搜集新的材料，求取新的知识。中国社会是一个没有开掘过的丰富宝藏，若肯用推敲古书的功夫，研究中国社会的情形，成绩一定大有可观。接着，他论述美国都市的特点以及芝加哥社会学系的都市研究，并对研究中国都市问题提出了看法。在吴景超看来，这种比较研究的好处在于：一是从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外社会组织的不同，由此可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二是借他人的镜子，可以[26]看出自己社会的短处，进而能够促进社会改良。

正像吴景超所说，这一代中国社会学者，要借西方社会学和西方社会的镜子研究中国社会，在认识中国社会的特点与长、短处之后，便可以在中国建立社会学学科，并能够着手从事社会改革。第二节 社会学学科之规模与地位

中国第一代职业社会学者，学成后陆续回国，开始扮演专业角色。1917年，陶孟和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社会学。1921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徐声金在厦门大学创办历史及社会学系。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克拉科大学博士余天休在北京师范大学、陈达在清华学校教授社会学； 依阿华大学博士许仕廉执教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并于1929年接替步济时担任该系系主任。

早期的中国社会学者们，为这门学科的成长进行了艰辛的努力与尝试。1922年1月，余天休(1887—？)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业社会学期刊《社会学杂志》。这份学术刊物原为双月刊，头二卷内容丰富而充实，有些论文开风气之先。例如，其《婚姻与家庭》号曾刊登大型[27]问卷调查报告《中国青年婚姻问题调查》，该文分析了835位男青年对婚姻家庭的态度，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但《社会学杂志》因稿件来源有限，自第3卷起内容质量与篇幅都大大下降，出版时断时[28]续，到1933年终于停刊。余天休还组织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他[29]自任会长，参加该学会的有李景汉、步济时、朱友渔、许仕廉等。然而因当时会员过少，学会无疾而终。

到1930年前后，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学成回国，终于使社会学者们为社会学学科系统化所做的努力，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使中国社会学初具规模，其学术地位得到初步的确定。这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首先，更多的高等学校设立了社会学系。共有16所大学设有社会学系，其中与历史专业合设者有2校，与政治学合设者有2校，与[30]人类学合设者有1校。当时，包括教会学校在内的所有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都已由中国人担任。全国各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共计561人，其中学生人数最少的为清华大学，仅有7人； 最多的为沪江大学，达[31]到88人； 平均为37人。各大学所设社会学课程，以其章程中所列科目(并不一定是实际开设的)之数量而言，有8～42种； 按其内容分类，开设最多的课程是社会理论，其次是社会问题，再次是普通社会[32]学及社会思想、研究方法、社会工作等。有些中学也开设了“社会[33]问题”的课程，以陶孟和所编《社会问题》为课本。

其次，社会学被教育部列为大学课程。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将社会学列入新修订的大学章程中。中国的大学有统一课程始于清末“奏定大学堂章程”(1903)，取法于日本，规定大学为经学、政法、文学、格致、农、工、商、医八科，其中政法分政治学与法律学，未列社会学。第二次是在1913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法科增设经济学，仍无社会学。第三次是1929年，效法美国改科为院，增加社会学； 社会学列为哲学、政治学、法律学、医学院及文学院的必修[34]课，在其他院系则为选修课。

第三，自编社会学教材。中国社会学者讲授社会学，起初采用英文教科书，但感到不适合中国学生使用。于是由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本文主持，组织全国10位学者编著教材15种，分述社会学原理、方法、历史及各专门领域，于1929—1930年由世界书局出版，后合订为《社会学大纲》，共计1652页。这是中国人自编的第一套中文社会学教材。

第四，成立社会学研究机构。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成立，1929年改为北平社会调查所。1928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下设社会学组。至此，中国有了两个专门的社会调查研究机构。

第五，中国社会学社成立。1928年冬，孙本文、吴泽霖、吴景超、游嘉德等一批在上海、南京各大学任职的社会学者，组织东南社会学会，出版《社会学刊》，并召开年会。此时会员共73人，其中普通会员48人，学生会员25人。之后不久，经北平社会学者杨开道、许仕廉等提议，着手组织全国性的专业组织。1930年2月8日上午9时，中国社会学社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有多所大学的代表150多人。孙本文当选为正理事，许仕廉任副理事，吴景超任书记。蔡元培到会作了题为《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演讲。大会还宣读了工商部部长孔祥熙的讲词，他期望社会学者探讨社会问题，[35]促进社会服务事业，并提出建议或批评，供政府与社会各界参考。

第六，《社会学刊》初由东南社会学会编辑，自1930年始，成为中国社会学社社刊。

自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1937年日本大举进犯中国之前，在高等教育方面，这是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学校的数量、在校生和毕业生的人数等，均有大幅度增长。在这一时期内，社会学的发展也有长足的进步，但在同传统学科的比较以及在学科本身发展的均衡性方面，尚有明显的不足。大致上说，社会学在教会学校中，特别是在燕京大学与沪江大学，最为发达。20世纪30年代以后，前身为留美预备学校、深受美国高等教育影响的国立清华大学之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其实力也日渐雄厚。但在大多数国立高等学校中，社会学并不太受重视。并且，因国立高校规模多大于私立学校，所以在全国范围内，社会学系学生的总数除比哲学系多以外，比其他文科系如[36]文学、历史、政治学、经济学等系都少。国立北京大学一直偏重文[37]史哲等人文学科，尽管曾一度考虑设置社会学系，但最终未能实现。位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1927年成立社会学系，但却在1932年夏将之取消。为此，中国社会学社第二届年会开会时，曾致电中大校长罗家伦，表示异议，并请其恢复社会学，电报全文如下：“南京中央大学罗校长钧鉴：前自中大取消社会学系，不胜诧异！素仰先生提倡社会科学最具热心，绝不忍见此新兴科学，摧残于最高学府之中，望设法恢复该系，发挥光大，为全国倡。[38]

中国社会学社年会”

中央大学的社会学系后于抗战时期得到恢复。20世纪30年代初，先后有包括中央大学在内的数所国立高校的社会学系遭停办。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社会学是新兴学科，基础较薄弱，有的学校因师资力量弱、学生修习人数少等原因将之取消。二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些人对社会学产生误解，把它等同于“社会主义”，予以压制。三是受当时国家教育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影响。自科举制度废除后，有几十万多年攻读文史哲经典的学子，顺理成章地转到学校中的文法科，一时间修习文法科的人数大增。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据1930年的统计，全国高等学校学生总数为440167人，其中文科学生占74.5%，实科学生占25.5%。国民政府基于国家建设对理工农医等应用学科的需要，数次实行教育改革。教育部不断颁布法则、通令，限制、削减文科，放宽理工类的办学限制。留学教育政策和法规亦体现注重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严格控制文法科。如规定在公派留学生时，理工农医专业的人数至少应占总数的70%，对自费生所择专业不予限制，但学理工农医者，可优先补助公费或津贴。自1932年开始，教育部严格限制文法科大专院校的发展，对办理不善者，或令停止招生，或命分年结束。停招后节省的经费，用以扩充或改设理工农医等专业。自1934年起，教育部更加严格限制文科类学生招生数量，规定大学文法商教育等院系所招新生数额，不得超过理工农医系所招新生数额。这样到了1935年，文科学[39]生所占比例下降至48.8%，实科学生所占比例上升到51.2%。

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尽管遇到了一些阻碍，但从总体上看，其成长稳定且更加深入。据1932年统计，中国社会学者的专业组织——中国社会学社有会员70人，同经济学社的607人、政治学会的99人、政治经济学会的153人、法学会的58人相比，社会学[40]社的规模不算大。但自1930年成立至1937年，社会学社共召开了6次年会，分别以当时备受各界关注的社会问题，如人口、家庭、社会计划、社会变迁等为讨论主题，试图在理论上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寻求解决办法。

在高等学校中，燕京、沪江、清华等数所大学的社会学系先后设立了硕士研究生课程。当然，以今天的眼光看，它们的规模都很小。例如1935—1936学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为70人，硕士研究[41][42]生仅3人。这反映了当时中国高等学校普遍的状况。

社会学者还开辟了不少表达意见、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如大夏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研究》及国立中山大学社会研究所与社会学系办的《社会研究》季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期刊，如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中央大学《社会科学丛刊》、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等，也刊载有关社会学的论文。在社会学专业期刊中，历时较久、影响较大的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辑、出版的《社会学界》。这是一份年刊，最初由许仕廉、李景汉、许地山任编辑，自1927年6月创刊，至1938年因抗战中断，共出刊10卷。创刊号首篇为梁启超在燕大社会学会所作的演讲《社会学在中国方面的几个重要问题研究举例》。不少论文为本系师生撰写，有的阐释中国社会思想史，有的介绍国外理论学说，更多的则是学生们写的社会调查报告。这些实地研究的题目，从城市贫民、乡村合作社，到婚丧礼俗，材料异常丰富。尽管它们大多数还处在统计描述性的阶段，仅回答“是什么”，而非“为什么”，因此理论分析较弱。但它们无疑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后来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大量的社会调查材料被毁，这[43]些以学生论文的形式得以保存下来的成果，便显得格外珍贵。

在这一时期，高校社会学系的师生在各地的报纸上办了一批传播社会学知识、探讨社会问题的专栏。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在《中央日报》[44]上办有《社会调查》双周刊，中山大学在广州《群声报》上主办《社会科学周刊》，并在香港《循环日报》上主办《社会研究》专刊，均由中大社会学系主任傅尚霖担任主编。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办了《社会问题》期刊，在天津《益世报》与北平《晨报》上主办了《社会研究》周刊，并在《大公报》上主办了《社会问题》双周刊。主办这些专刊的目的是将学术研究与应用结合起来，让社会学的影响扩展到大学的围墙之外。

有些大学中社会学系的师生，还组织了自己的社会学会。192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会成立，会员由系里的师生组成，共四十余人，会长为严景耀。下设出版、平教、调查、卫生、电影五个委员会。出版委员会负责编印《社会学界》； 平教委员会在海淀附近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并创办数所平教学校； 社会调查委员会组织学生在黑山扈、挂甲屯、海淀、成府一带做实地调查； 卫生委员会在海淀成府附近为居民施种牛痘，并拟与学校当局及医预学会在成府创建一个公共卫生所； 电影委员会每两周活动一次，在学校大礼堂放电影，收[45]入专供发行刊物之用。

以社会学知识应用于社会服务，是当时高校社会学系的一大特色。20世纪30年代初，金陵大学社会学系在南京进行社会调查时，正值经济恐慌、丝业衰落之际，师生们发现有极多失业的缎织工人，其中即使仍在继续从事缎织者，其产品的销售也很困难。同时，舶来毛织品充斥市面。1932年，为了救济工人，避免利汇外溢，师生们开始试办毛织手工业。南京市政府对此项试验深为赞许，于1934年与金陵大学合作，陆续资助建造工厂及购置纺织机等设备，成立毛织训练所，培训工人四十余人，并组织纺织服装生产合作社，以资推广[46]产品。但这项工作因抗战爆发而中断。

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对于中国社会及中国社会学都是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在高等教育方面，战前大部分高校集中于几个大城市。战争爆发以后，这些城市以及坐落其间的大学，多遭日军轰炸或占领。例如沪江大学于1937年8月14日、15日两日遭敌军炮轰，全[47]部被毁，仅余断壁颓垣，所有图书、仪器，均未抢出。战争摧毁的不仅仅是房屋和设备，对学者来说，更大的损失是积多年心血而成的教学研究资料。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文藻，损失了十几箱原本可以[48]出版的讲义。清华大学教授陈达自1923年回国至抗战开始，十几[49]年间，搜集了二万余册剪报材料，因敌机轰炸被焚，俱成灰烬。为了继续办学，几所位于广东的大学暂移至香港，大多数学校则陆续辗转迁移到后方的川、云、贵等省，形成一次中外教育史上罕见的文化大迁徙。

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1937年夏，日军占领北平，进攻天津，以飞机轰炸，致使南开大学校舍全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被迫南移，先在长沙组“临时大学”，又于1938年2月决定迁往昆明。这次转移分成两批：一批是由244名教授及学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步行从长沙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行程30500多里，耗时68天，到达昆明。陈达也在步行的队伍中。另一批约800余人，由长沙乘火车经粤汉、广九铁路到香港，再乘船到海防，由海防乘火[50]车经滇越铁路到昆明，全程约10天。1938年4月，“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潘光旦曾在其《图南日记》中，生动地描述了1937年7月8日—9月28日，从北京到长沙的一段逃难经历。“图南”出于《庄子》，意指鹏鸟置身九万里之上，谋徙于南冥。可是仅有一条腿的“潘仙”，却远没有鹏鸟般潇洒。在敌机大举轰炸西苑，炮弹落入校园，枪炮不断的一片混乱中，潘光旦将全部藏书装了28箱，寄存在一美籍教授处，便上了路。这一路上，他看到民众呼船、争价、拉客人、抢行李，舟子间之攘夺，脚夫间诟言，纷然杂陈。他感慨地说：“余常谓国人寻常生活如上火车，[51]买车票，进电影院等，即大有逃难意味，何况今兹之真逃难乎！”

战时办学，谈何容易！1939年，西南联大在124亩荒地上建成所谓的“新校舍”。除图书馆为瓦顶外，宿舍为土墙草顶，夏季上面漏雨，床下长草。教室为土墙铁皮顶，下雨时雨点打在铁皮上，下面讲课的声音根本听不见。昆明自秋迄春，晴天无雨，井枯无水，只有晚上到清晨才渗出一点水来，学生们便用美军的空罐头盒来汲水，仅能洗洗脸，饮水也成了大问题。雨季时则到处泥泞，小水沟不计其数，打伞睡觉成了寻常事。一到风季，桌上床上全是沙土。每40名同学挤在一间宿舍里，4人一张书桌，虽有电灯，白炽灯泡仅有钨丝的红[52]光，照明都觉困难，更谈不上看书写字了。1938年，学生贷金每人7元，尚有鸡蛋。但由于通货膨胀，到1944年贷金涨到10000元，吃的却只有“八宝饭”(即米，由政府配给，砂石、谷子、稗子、糠屑夹杂其中)、老菜叶、毛皮肉。教授的生活亦颇清苦。物理学教授吴大猷早上有课时，便提着菜篮和一把秤，带到课堂并放在黑板下，等下了课便买菜回家。有一天，他好不容易买了两条鲫鱼，拿回去放在小院子里水缸前，正要洗，入房不过几秒钟，出来时已少了一条。他感到很奇怪，抬头却看见一只乌鸦衔了一条鱼飞上房顶。虽说能被乌鸦衔上房的鱼大不到哪儿去，可还是令他痛心不已。1940年，敌机轰炸频繁，师生们时常要跑警报。警报分三段：“预行”、“空袭”、“紧急”。初闻“空袭”而跑，继则闻“预行”而跑。最后，胆量稍小的同学，见晴天即开溜，所谓“跑‘晴天’是也”。往往一日之间，警报有长达数小时者，不仅师生无法上课，甚至终日难得一饱。[53]在这一时期，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正在翻译优生学家泡培努(Paul Popenoe)与强生(R. H. Johnson)合著的《应用优生学》。他的办法是在办公桌下放一铁皮箱子，警报一响，便赶忙把书稿及参考书[54]往箱子的下面一塞，然后架着双拐向校区后面的坟山疏散。

正是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即清华社会学系(因北大和南开都无社会学系)，仍在1937—1946年期间，有9届共91人毕业。这些毕业生有的留校任助教，有的到机关做行政工作，有的去研究单位，有的出国或考研究院继续深造，大多数从事劳动工资、社会福利或新闻工作。社会学系学生4年需修满132分，必修课为92分，其余是选修课。该系所设置的课程极为多样，教授各有专精。其中，社会学原理由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讲授； 社会研究法、初级社会调查、社会机关参观等三门课由李景汉任教，并参观工厂、商店、集市、法院、监狱、妓院等； 人口问题和劳工问题由陈达讲授； 人类学先后由吴泽霖和吴文藻任教； 高级社会学由吴泽霖讲授； 西洋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思想史等两门由潘光旦任教； 社会制度由李树青讲授； 社会心理学先后由樊际昌、倪因心授课。在选修课方面，优生学、家庭问题、人才论、儒家社会思想等课程均由潘光旦任教； 文化学、华侨问题两门课由陈序经、陈达讲授。学生毕业论文题目多与当时的社会问题、民俗民风有关。以1942年毕业生所做的论文为例，有胡庆钧的《中国旧节之初步分析》，游凌霄的《昆明妇女消闲生活之调查》，梁树权的《昆明招贴之研究》，周颜玉的《有关使女的研究》，张征东的《大学男生的婚姻生活研究》，【GDAF7】文宝的《妇女婚姻生活调查》，李仲民的《联大男生婚姻态度的研究》，徐泽物的《空袭与昆明社会》，孙观华的《江苏无锡的婚丧礼俗》，袁方的《昆明市之都市化》，黎宗南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等。因纸张及印刷昂贵，西南联大学生难以出版期刊，便以各种壁报[55]的形式发表意见。社会学系办有《社会》壁报。

八年抗战及紧接着的三年内战，给国家造成了极度的政治、经济动荡，然而其间社会学者的学术研究，不但未中断，而且更加立足于本土，注重研究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他们所取得的成果，详见本书相关章节。社会学学科之组织规模，亦略有扩充与加强，这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第一，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成立社会部，各大学为培养社会行政与社会事业方面的人才，有的添设社会学系，如云南大学； 有的设置社会事业行政系，如社会教育学院； 有的恢复社会学系，如中央大学； 有的与其他系合并成系，如大夏大学的历史社会学系； 有的增设社会福利行政组，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系； 有的拟添设[56]社会学系，如贵州大学。至1947年秋，全国大学或独立学院设有社会学系的，合计22所院校。其中，设历史社会学系的有2校，设社[57]会事业行政系的有1校。高等学校中的社会学教师共有143人，其中美国人有12名，曾经留过学的为107人。在留过学的教师中，留美[58]的有71名。这说明高校中社会学的师资力量大多是在欧美培养的。各大学社会学系教员人数少则1人，多则12人。大多数社会学系只有本科生，并且女生多于男生。燕京、清华、沪江、中央大学四所学校的社会学系设有研究生课程，毕业生可获得硕士学位，但规模都不大。至此，全国社会学系毕业生共逾千人。

第二，教育部于1938年修改大学课程，颁行文、理、法、师四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规定社会学为社会科学必修科目之一，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通论并重。1939年，教育部颁布社会学系必修选修科目表。1944年10月，教育部将该表修正后公布，并于社会学系[59]中设社会行政组，以便培养社会行政人才。教育部还公布，由孙本文所编译的社会学名词共计10818条，作为全国社会学者共同遵守之[60]译名标准。

第三，在社会学期刊的出版方面，抗战前的《社会学刊》出版至第5卷第2期。抗战后，因经费缺乏而停刊，1948年复刊之后出版了第6卷。从1944年春开始，中国社会学社与国民政府社会部合作，由社会部出资，编印《社会建设》月刊，以研讨社会问题、社会行政、[61]社会建设等为主旨。社会部历次规划社会行政计划，制订社会政策，编订社会法规等均延聘社会学者参加。另外，1903—1948年间所出版的社会学译、著书籍共逾千种。

第四，中国社会学社因战时交通不便，在1937年7月至1949年9月之间，仅举行过3次年会。每次都不得不同时在3～4个城市分别召开。其中，1943年2月2日，在重庆、昆明、成都三地举行第七届年会，以“战后社会建设”为中心题目； 1947年10月，在南京、北平、成都、广州举行第八届年会，讨论“中国社会学今后发展应取之途径”。中国社会学社第九届年会暨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于1948年10月1—2日分别在南京、北平、广州、成都四地同时举行，以“二十年来之社会学”为年会总题。在此期间，设在南京的总社于10月2日上午9时在中央大学礼堂举行开幕礼，到会的普通社员138人，学[62]生社员94人，加上来宾共300余人。这便成为中国社会学者于国家危难中召开的最后一次盛会。第三节 中国社会学者之社会观

在评述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的具体研究成果之前，有必要先将他们对社会学及其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做一个概述。

中国社会学者正像西方国家的同行们一样，在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等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行为，也有人认为是社会关系，还有人偏重于社会问题，或文化现象。对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也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观点。广义的观点认为，凡同人群生活相关的研究都属于社会学范畴，如历史、政治学、经济学就应该包括在社会学的范围内。狭义的观点是只把社会作为研究的对象，探讨关于社会的原理，并研究各种人群组织，如家族、部落、国家、教育等。大部分人持后一种即狭义的观点。在有关社会学领域分类的问题上，社会学者们当时的看法是大致相同的。他们把社会学分为理论与应用两大部分，并将应用社会学再进一步分作农村、城市、人口、家庭、犯罪等专门领域。中国社会学者大多主张两者兼顾，相互促进。

社会学者对社会现象的基本认识是怎样的？在西方社会学的演变过程中，主导其发展的是源自孔德的实证主义。信奉实证主义的社会学者认为，他们所研究的社会现象存在于现实世界，正像自然界中存在的自然现象一样，都是客观的事实。只有运用科学的方法，才可以真正地认识它们。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者大多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傅尚霖曾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说法。他说：“社会研究是用科学的方法，客观的态度，精确的技术，探讨的精神，综合的眼光，具体的步骤，公正的估评，冷静的脑筋，实证的标准，逻辑的思维，实验的工具，和实际的价值，来研社会之几，究人类之竟，穷社群关系之微，探事理因果之极，溯生活发展的原则，求社会变迁的定律，作改善人类往来，调剂社群关系，增加共同幸福，[63]促进公众利益，建设圆满社会的智识与艺术。”

社会学者期望严格遵循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来认识、解释社会现象，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应保持“价值中立”，不掺杂任何主观的意见与偏见。陶孟和曾说：“科学只是朴朴实实的探索事实，考究事实间的关系，寻求事实发现的道理。理想，希望，私人成见，利害观念，都不能参入科学研究。我们以国民的资格可以对于政治有一定的主张，我们若对政治做科学的研究必须抛弃一切的主张而忠实的客观的探索政治现象。我们因经济的地位，阶级的利益或者相信一定的经济理论，但是在我们研究的时候，便应该抛弃一切的信仰，求经济现象正确的认识。凡是能牺牲私心，成见，希望，理想，而能耐心搜求事实，追求客观事实的[64]真相与真理的便是帮助社会研究进到科学的地位。”

在今天看来，像傅尚霖与陶孟和所说的那样纯粹客观、公正而理性地探索社会事实，实在是过于简单、理想化了。后来的社会学者越来越认识到，社会现象远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 在社会研究中，研究者及其研究对象的立场和观点不可避免地影响研究结果，因而并没有所谓客观唯一的社会事实存在。当然这也不是说，社会发展全无轨迹可循。科学地认识并解释社会现象，探求社会发展规律，是中外社会学者至今仍在努力进行的工作。中国社会学后来的曲折发展，尤其证明了这两方面的真实性。

如何具体地研究社会事实或现象？一般来说，人类社会有一些基本共通的现象，对其研究的成果可适用于任何社会。另有一类事实或现象，是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产生，为某个社会所独有，因而需要用特殊的方法进行研究。中国社会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时，兼顾了这两方面的特点。他们主要采取了四条途径：一是编制人口等社会基本统计； 二是进行科学的社会调查； 三是溯本求源，整理旧籍，从历史资料中总结前人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四是介绍并参照欧美社会学理[65]论、方法及研究成果。在这四条途径中，他们既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又兼顾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华文明有着连绵不断的发展史，大量的典籍中蕴藏了丰富的社会思想。对之进行总结，不但可以深入认识中国社会，而且能极大地丰富社会学的研究。

研究社会学的目的是什么？孙本文说：“社会学何为而作乎？[66]曰，为研究人类共同生活之原理原则，而求所以改良进步者也。”对社会学者而言，社会学的目标有二：一是纯理论的，即以科学的方法认识社会； 二是实用的，即预测与控制社会的发展。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孙氏进一步以自然科学作比喻，强调社会学的应用价值，他提出：“一切科学，在纯理方面说，固然可以不问应用，但终究言之，都在能应用到实际生活上去。有物理化学的知识，人类就可以征服自然； 有生物学的知识，人类就可以减免疾病； 有社会[67]学的知识，人类就可革除社会痛苦，增进社会幸福。”“必如此，[68]方可使政治建设在一种精确科学的稳固基础之上。”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者，也正是依据这两个目标，在中国建立社会学研究的基础； 同时，以社会学研究成果为指南，探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如何？一些社会学者认为，社会发展是渐进的，任何的变化都不是突然产生，而是逐渐累积而成的。通过一步步的变革或改良，人类最终可以实现社会的公平、秩序、进步。这些社会学者都不主张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因为革命是在社会上不知顺应潮流，力谋改革，以应环境时势的需要的情况下发生的，“……是社会不幸的现象，因其结果足使社会极端紊乱，常须经过长时期的整顿，[69]方可恢复秩序。”他们相信，人类虽然不能完全支配社会变迁的前途，但在可能的范围内，却可以指导变迁的方向，而社会科学研究在此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科学之发展，虽尚未能予人类以正确推测之知识； 但在某种人力能及之范围以内，根据过去事实[70]之经验，推测未来事变之发生，自亦可予以相当的控制。”

在指导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社会学者同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或从事实际改革的人相比，其优势在于注重“社会全体”，即以综合的观点看待事物，强调社会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唯有如此，才能使社会改革取得真正的成效。正如陶孟和所说：“自从社会学成立为科学逐渐的进步以来，他的知识于我们的用处非常之大。他的最重要的功用……在改良社会上。向来人类的改革计划常偏于片面的而不能括取全体。例如宗教家，政治家，经济学者，哲学家等对于改良社会都各有他自己的意见。但是那个意见常常是只看见各人所专门的一方面，而不能窥见社会全体。社会学的知识使我[71]们得着关于社会全体的概念。”

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对自己在社会改革中所承担的责任，有着很强的期许。与西方同行们相比，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了社会改良。从实际情况来看，社会学者个人参与社会改良，是经由多个渠道进行的。他们或从事研究，将成果提供给决策机构； 或直接担任行政工作； 或通过撰写论著，主编期刊，进而影响社会舆论。从社会学系的办学方针来看，参与社会改良，一直是高校社会学系的特色。如前所述，最初这是受基督教影响，后来则成了证明社会学价值的依据。192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许仕廉谈到中国社会学教学的问题。他认为，当时社会学在中国还未建立起自己的地位。社会学或被当做一种哲学，或被当做心理学的一部分，或被当做社会主义，抄袭国外的材料，并且失之空泛。为了证明其存在的价值，社会学系应当注重培养[72]社会服务的专门人才。他还曾对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们讲，学政治学是要升官，学经济学是要发财，学社会学是要服务。1949年以前，从沪江大学的沪东公社，到燕京大学的清河实验区，全国高等学校几乎所有的社会学系都设有社会服务实验区。这些实验区不少都设有幼稚园、小学、图书室、操场、施粥站等小型教育或救济机构。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国民政府社会部成立之后，高校社会学系更加注重培养社会行政方面的人才。与前期社会服务相比，社会行政更注重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规划社会发展，预防社会问题的产生(详见第十章)。

追溯中国社会学者之社会观的形成，他们受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很深。美国社会学者辛科曾将美国早期社会学自1905年至1954年在思想特征上的发展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05年至1918年，美国社会学表现出四个主要特征：一是信仰社会的自然法则； 二是坚信社会进步； 三是注重社会改良； 四是提倡个人主义的社会观。第二阶段是自1918年至1935年。美国社会学的特点为：一是各个专门领域更加发达； 二是社会学同其他学科展开合作关系； 三是经由第一次世界大战认识到人性中非理性的一面； 四是更重视科学方法，特别是从统计方法转向个案方法； 五是比较发达的[73]专门领域，包括对人性和个性、社区及社会变迁的研究。。

若以上述分析框架来考察中国社会学，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学在思想特征上也大致经历了类似的两个阶段。1935年以前，中国社会学相当于1905—1918年间的美国社会学。唯一不同的是，中国社会学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个人主义社会观”，而这主要是由中美社会的差异所造成的。1935年以后，中国社会学相当于1918—1935年的美国社会学，但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吴文藻等致力于结合社会学与人类学，以个案法进行社区和社会变迁的研究，形成“燕京学派”(详见第七章)。因为中美社会的不同，中国社会学者对人性、个性等心理问题始终不太感兴趣，他们更关注现实社会问题。而且，美国的社区研究多集中在城市； 反之，中国的社区研究对象主要是广大的农村。

再者，针对中国的国情和社会现实，社会学者逐渐形成了若干卓有成效的研究领域或理论学说——社会调查、农村社会学、人口社会学、工业化论、文化论等。在理论学说方面还可进一步将它们归结为两大类：一是“资源说”，二是“文化说”。也有一些学者同时信奉这两种学说。“资源说”论者认为，中国的社会问题在于贫、愚、弱、私、病五大症状，也即胡适所说的“五鬼”。其根源则在于自然资源贫乏，人口众多，耕地少而分散，生产力落后，人民教育程度低，生活程度低等。解决这些问题要从问题的本身入手，即要提倡生育节制，进行乡村建设运动，建立社会保障与救济体制，实现工业化。“文化说”论者认为，中国种种社会问题的产生，是由于近代西方文明入侵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因受到冲击，在急速的变迁中，出现了种种文化失调的现象。就像马路上同时行驶着马车、人力车、无轨电车、小汽车，秩序大乱。对于如何解决这文化失调的问题，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主张可分为三派：全盘西化派、复古派及折中派。社会学者多主张融合中西文化，进行文化重建，属折中派。

总之，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所为之奋斗的目标主要有三个：一是社会学的本土化，即将源自西方的社会理论和方法，有效地运用到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上； 二是在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中，找到一条连接传统与现代、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现代化道路； 三是把在研究中国社会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贡献于世界学术界。第四节 西方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

中国社会学在其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西方社会学的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除以上第一、三节所讨论的人才训练及基本观点与方法上的影响之外，还包括：中国社会学者译介和应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及方法； 中西方社会学者相互间的学术访问和交流； 西方社会学者个[74]人或团体，在生活上、学术上、资金上，对中国社会学者的支持。随着中国社会学的深入发展，中西社会学的关系还表现在中外学者开展合作研究方面(本书第七章将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述)。

中国社会学者极其熟悉西方社会学界的状况，对其发展动态了如指掌。他们在译介西方社会学说上，大致沿着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脉络逐步引进。最早输入中国的是社会进化论，以斯宾塞与季廷史的学说为代表。随后介绍英美社会调查派以及心理学派的社会学，如爱尔乌德、黎朋、麦独孤等人之著作。之后翻译文化学派的论著，如奥格朋的《社会变迁》等。然后介绍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优生等有关人与环境关系的学说，如马尔萨斯、托马斯、亨廷顿等人的论著。此后，再介绍功能学派，包括翻译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布朗等人的著作。西方社会学之名家名著，有不少都译成了中文，其中包括：鲍格达的《社会思想史》、浩布霍斯的《社会正义论》、涂尔干的《自杀论》和《社会分工论》、索罗肯的《当代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变迁》、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等。在《社会学刊》上还先后专门介绍过萨姆纳、齐美尔、杜尼士等多位知名学者的思想。

曾经到过中国访问、讲学的西方学者，包括农村社会学家白德菲，他于1919年到中国； 美国人口问题专家汤姆生(W. S. Thompson)和[75]罗斯(E. A. Ross)于1930年到金陵大学，讲授中国人口问题课程；社会人类学家布朗于1935年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在中西社会学界的互动上，最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社会学家派克同中国社会学界的联系。

长期以来，一般社会学者多专注于研究自己所处的社会，对其他社会的兴趣不大，而派克是少数具有国际视野的社会学家之一。派克[76]一生最大的抱负是“广泛而深入地了解人性”。他曾任新闻记者，中年以后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其实，派克除了在德国攻读哲学博士期间修过社会学家齐美尔的课以外，没有受过系统的社[77]会学训练。他在社会与人性方面的知识都是通过亲身观察获得的。在哈佛读大学时，派克受实验派心理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影响甚大，尤其是对詹姆斯所说“人类的某种盲目性”印象深刻。詹姆斯所谓的“盲目性”，指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对他人生活意义的视而不见。派克认为，社会学者最需要做的就是克服这种“盲目性”，了解人脸背后的内心世界。社会学者应当是一个“超级记者”，对事件的报道要更准确、更超然； 不能仅仅满足于描述事件发生的表象，而是要探究反映事物本质发展趋势的“大消息”。在社会学的研究中，派克对三个领域最感兴趣：一是公众行为； 二是种族、文化冲突及[78]文化变迁； 三是城市社区——人文区位学。他通过研究种族与文化问题，对美国以外的社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利用学术访问的机会周游世界，到过许多国家或地区。

派克对中国发生兴趣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当时他受美国社[79]会与宗教研究所之托，进行有关种族关系问题的调查。他在美国西海岸通过访问美国人，了解他们对东方人的态度，从而研究美国社会反日本移民的问题，并研究中国移民的聚集区——唐人街。在研究[80]中他“找到了有关旧金山的中国人的大量而有趣的材料”。派克认为，调查中所反映出的种族之间的冲突，并非局部的现象，而是一个[81]因文化接触而引起的带普遍意义的问题。此时，派克产生了到中国[82]看看的念头。

派克真正直接接触中国、并对中国社会学发生影响，是1932年秋的中国之行。在到达北平之后，他在中国政治学会、中国社会学社北平分社、清华与燕京等大学作了十多次讲演。当时北平政务委员会[83]主席张学良还设宴为派克夫妇洗尘。但派克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班授课。这是因为在1931年，时任燕大社会学系系主任的许仕廉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时，曾去过芝加哥大学，希望燕大社会学系与芝大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展开学术交流。在许氏看来，后者多年致力于社会变迁的研究，与其合作，不但能促进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还可将中国的问题同美国相比较，进而推动社会科学[84]研究成为世界范围的运动。

燕大社会学系和芝大社会学系本来就有不少契合之处：两者都受到美国洛氏基金会的鼎力支持，早期的教师都与基督教关系密切，并[85]且都有注重实地调查的传统。派克的到来，对燕大社会学系的最大贡献，是协助奠定了以实地研究农村社区为特色的“燕京学派”的基础。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美国都市社区研究的开创者，他认为美国是工商社会，欲了解美国社会的本质与特性，必须研究都市社区。他以急速工业化的芝加哥为基地，指导学生进行都市社区研究，进而促成了“芝加哥学派”的发展。而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派克则认为，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中国社会学者除了研究都市生活、边疆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等问题以外，应集中精力研究乡村社区。他因此提出，现代西方的社会问题是都市问题，而东方的社会问题是乡村[86]问题。都市是西方社会学的实验室，乡村是东方社会学的实验室。后来，乡村社区研究的确成为燕大社会学系的重点之一。

派克的另一贡献是他力主对社会的真相进行缜密的观察与叙述，并以其人格魅力影响了燕大社会学系的一批学生，带动他们运用个案方法进行实地调查。派克开设了“集合行为”和“社会研究方法”两门课程。后来成为著名社会学家的费孝通、杨庆【G88D2】等，当时都是他班上的学生。派克是一位极富感染力的教师。据杨庆【G88D2】回忆，“社会研究方法”这门课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是他们大学生活中最令人兴奋的事。派克上课时第一句话就说：“在这门课上，我不是要教你们如何读书，而是要告诉你们如何写书。”这话立刻在一群年轻人的心中点起了一把火，因为他们中确有想写东西的

[87]人。

派克鼓励学生们在课余时间里做实地调查。在中国学生的陪同下，他参观了监狱、贫民窟、红灯区等处，以此证明即使从社会最底层人[88]的身上，也可以吸取有用的知识。他对中国学生说，只有“用你自[89]己的观察去寻找新鲜的东西，才能有真正的贡献”。他利用一切机会观察人们的生活。1933年元旦，派克夫妇离开北平来到广东。当时，美国夏威夷大学博士生伯纳德·赫曼正在广东新凤凰村进行社会[90]调查。赫曼陪同派克夫妇游览，在到一个博物馆门前时，派克夫人与赫曼进去参观，派克则留在汽车里，他说：“我夫人喜欢看画，而[91]我喜欢看人。”

派克同中国学生交往密切，回美国后还与他们通信，在学业上给予指导。严景耀、赵承信等人在做论文时都曾听取过派克的意见，赵[92]承信当时打算用派克的人文区位学方法研究北平。派克一方面对中国社会学者给予帮助，另一方面则试图加深自己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在与学生谈话时，派克常用很谦卑的口吻，询问中国社会的状况。他认为，要了解任何民族的未来，不能只从这个民族的历史中去搜索，而是要考察当前人民的态度，尤其是青年人的态度。他从学生们的身上看到了一个未来充满希望的中国。学生们抛弃了传统的学究生活，[93]不但追求知识，而且渴望应用所学的知识。对于中国行政的低效率，派克也曾开玩笑似的予以讥讽。有一次，他去参观法院，应该两点钟开庭，结果却推迟了半个小时。他笑着说：“如果光阴值钱的话，那[94]么中国就会变得很富裕了。”

值得强调的是，派克的中国之行，是他与中国社会学界双方都受益的事情。他访问了中国的两个边疆地区——东北与内蒙古，以便[95]进一步探究种族关系的问题。他还撰写了多篇有关中国问题的书评。[96]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社会对于丰富社会学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中国同美国相比，有着大量丰富的迷信、习俗和地方传统，这些都是美国工商业城市所特别缺乏的，而它们却正是形成文化和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土壤。他说：“在考虑到迷信、风俗和宗教信仰的作用时，我们一定要记住，科学在人类社区生活中终究只是第二位的，是工具性的。人类可以、而且已经在没有科学的情况下生活了(相当长时间)，但他们却离不开某种人生哲学，某种宗教信仰。实际上，没有这些的话，科学会变得[97]毫无意义。”

派克寄希望于中西方之间能全面了解对方的文化。只有如此，才可以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真正合作进行社会学研究。他主张，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是能够超越国界的。不存在什么中国社会学，美国社会学，欧洲社会学，就像没有中国物理学一样，可却有中国的宗教、艺[98]术与哲学。

十年以后，就在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派克写信给外孙女丽莎，再次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强烈的兴趣。当时，丽莎打算写一部关于中国战争的书。派克在信中写道：“我真希望我跟你一起在中国。我自己都想做这个工作。当然，首先要做的是学习中文。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学中文和日文。我预计那些学习了‘千字文’——那似乎是最基本的——的人会有几年前不可想像的机会，去学习、认识一个比任何我们有欧洲传统的人们的世界更有趣的世界。

昨夜我睡不着，就想我应当如何着手进行你所提议的工作。我想，我会去北平，去认识那座城市，如果日本人容许我的话。北平是全世界最奇妙的城市之一……中国的城墙本身就是很有趣的研究题目。北平的下层社会非常精彩，我在那里的时候有所接触……我简直无法形容那个城市多么有趣……整个中国的历史都反映在北平百姓的生活和习俗的地理分布之中。因此，我认为要研究的话，应从北平的人文地理着手。……不过我对北平所知不多，因而也不能告诉你多少，但我极其渴望更多地了解她。问题是‘时间太少了’。我正在读一本约翰·[99]马昆德(John Marquand)写的书，题目是《时间太少了》……”

是的，一个人个体的生命短暂，所能取得的成就有限。人类文化的积累，靠的是薪火不断，代代相传。派克访问北平十年以后，他当年的学生，后来以实地调查农村成名的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应派克的女婿、人类学家瑞斐德(Robert Redfield,1897—1949)的邀请，到芝加哥大学访问。费孝通坐在派克曾使用过的办公室里，在派克的女儿玛格丽特的协助下，修改自己的书稿。派克当年所播下的种子，已开[100]始发芽生长。【注释】[1]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从清华学校到清华大学》，载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学校》,142～14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2]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从清华学校到清华大学》，载《过去的学校》，162～163页； 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载《过去的学校》，105页。[3]孙敦恒：《潘光旦》，载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人物志》(二)，22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4]孙敦恒：《潘光旦》，载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人物志》(二)，229～230页。[5]陈达：《清华周刊成立外史》，载《清华周刊》(十周年纪念增刊)，31～34页，1924年3月1日。[6]梁实秋：《忆清华》，载《过去的学校》，119页。[7]“胡”指胡适，见梁实秋：《忆清华》，载《过去的学校》，119页。[8]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载《过去的学校》，70页； 《从清华学校到清华大学》，载《过去的学校》，166～167页。[9]Tsu,Andrew Yu-yue,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 A Study in Mutual Aid, Ph. D. 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1912.[10]Leong,Y. K.，Tao L. K.,Village and Town Life in China,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15.[11]Sun,Pen-wen Baldwin,“Vita”，China in the American Press,A Study of the Basis and Trend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China as Revealed in the Press. Ph. 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1925; 《当代中国社会学》，237页。[12]田彩凤：《李景汉》(1894—1986)，载《清华人物志》(三)，92～9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13]Chen,Ta.,Chinese Migration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r Condi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3.[14]言心哲：《言心哲自传》，载《晋阳学刊》，第4期，73～74页，1982年。[15]杨开道：《归农运动》，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4号，17～29页，1923年7月25日。[16]杨开道：《农村自治·自序》，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初版，1931年4版。[17]孙敦恒：《潘光旦》，载《清华人物志》(二)，231页。[18]潘光旦：《生物学观点下之孔门哲学》，载《留美学生季报》(留美中国学生会发行)，第11卷第1号，1926年3月20日； 第3号，1927年1月20日。[19]Wu,Wen-tsao. The Chinese Opium Question in British Opinion and Ac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8.[20]吴文藻：《吴文藻自传》，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44～45页。[21]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gistry of Doctors of Philosophy. UC.[22]Wu,Ching Chao.,Chinese Immigration in the Pacific Area,M. A. thesis,1926; Chinatowns: A Study of Symbiosis and Assimilation,Ph. 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1928.[23]Robert E. Park,“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3,May 1928,pp.881～893.[24]The 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 in America,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 XXI,No.3,January 1926,p.73,一共有包括社会学会在内的16个专业组织，但其活动内容不得而知。[25]《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3号，147～170页，1927年1月。[26]吴景超：《都市之研究》，载《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3号，1～13页，1927年1月。[27]甘南引：《中国青年婚姻问题调查》，载《社会学杂志》，第2卷第2、3号合刊，1～281页，1924年6月。[28]此后，余天休主办了英文《中国社会学报》(The Chinese Sociological Bulletin)月刊,于1933年3月创刊，摘录各报刊文章刊载，办了不到两年又停刊。[29]参见《中国社会学会本年职员表》，载《社会学杂志》，第2卷第5、6号合刊，1925年6—8月。[30]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218页。[31]教育部编：《表41　十九年度各大学文学院学生系别分析表》，载《二十一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5年7月。但此表仅有15个系的统计； 孙本文：《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见中国社会学社编：《中国人口问题》，13～14页，世界书局，1932。[32]孙本文：《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载《中国人口问题》，13页。[33]参见St. John’s University Middle School Annual Catalogue, 1929—1939,Shanghai,Nov.,1929. UTS.[34]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579、65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35]《中国社会学社成立会记》，附《工商部部长孔祥熙讲词》，载《社会学刊》，第1卷第4期，1930年9月。[36]教育部编：《表39　全国各大学文学院各系在校生之人数》，《表40　全国各大学法学院各系在校生之人数》，载《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2)，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37]新晨报丛书室编：《国立北京大学》，载《北平各大学的状况》，46页，1929年初版，1930年增订再版。[38]《中国社会学社第二届年会纪事》，载《社会学刊》，第3卷第4期，1933年4月。[39]李兴华主编：《民国教育史》，120、562～563、604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40]教育部编：《表148　全国各类学术团体概况》，载《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2)。[41]College of Public Affairs,Yenching University,Summary Report, 1935—1936,January 1936. RF.[42]胡经甫：《燕京大学研究工作之沿革》，载《燕大三年》，35页，1948。自1926年燕大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设研究生课程始，至1948年，共26人获社会学硕士学位。燕大全校1922—1948年历年领授硕士学位的人数共289人。[43]Letter from Cheng-hsin Chao,Acting Dean of College of Public Affairs and Chairman of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o Dr. M. C. Balfour, Shanghai,March 11,1947. RAC.[44]此刊名义上是由中国社会学社主办，实际上则由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言心哲主编，刊登的文章有一大部分为中大社会学系师生的成果。详见第三章第四节。[45]《燕大社会学会及其工作》，载《社会学界》，卷一，249～250页，1927。[46]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金陵大学文学院迁蓉后事业报告》，载《抗战时期之高等教育》，革命文献第60辑，197页，台北，1972。[47]《沪江大学全部被毁，图书仪器均成灰烬》，载《中央日报》，1937年8月16日。[48]冰心：《丢不掉的珍宝》，载《冰心选集》，第2卷，15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49]陈达：《浪迹十年》，452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50]另有350多名学生留在长沙。参见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载《过去的学校》，263页。[51]潘光旦：《图南日记》，载《潘光旦文集》，第5卷，19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2]杨立德：《西南联大教育史》，15、39、171页，成都，成都出版社，1995。[53]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载《过去的学校》，286～287页。[54]潘光旦：《优生原理·自序》，上海，上海观察社，1949，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重印。[55]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311～32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56]孙本文：《七年来的社会学》，载《抗战时期之学术》，50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发行，台北，1972。[57]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221页。[58]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313～321页。[59]孙本文：《七年来的社会学》，载《抗战时期之学术》，50页。[60]《社会学界消息：中国社会学社举行第九届年会暨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载《社会建设》，第1卷第7期，75～76页，1948年11月。[61]孙本文：《七年来的社会学》，载《抗战时期之学术》，49页。[62]《社会学界消息：中国社会学社举行第九届年会暨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载《社会建设》，第1卷第7期，75～76页，1948年11月。[63]傅尚霖：《发刊词》，载中山大学社会研究所与社会学系《社会研究》季刊，第1卷第1期，5页，1935年10月。[64]陶孟和：《社会科学是科学吗？》，载北平社会调查所《社会科学杂志》，第1卷第1期，28页，1930年3月。[65]孙本文：《研究社会问题的基础》，载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卷一第4期，671～685页，1923年8月15日。[66]孙本文：《社会学原理·序》，上册，据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影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0。[67]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册，68页。[68]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册，65页。[69]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下册，169～170页。[70]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下册，244页。[71]陶孟和：《社会与教育》，1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72]许仕廉：《对于社会学教程的研究》，载《社会学杂志》，第2卷第4号，1、3页，1925年4月。[73]Hinkle,Roscoe，Gisela J. Hinkle.,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ology—Its Nature and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N. Y.: Random House,1954.[74]例如，芝加哥大学教授瑞斐德曾给田汝康的书稿提意见，并与有关基金会联系出版事宜，见Letter from Robert Redfield to T’ien，August 9,1948. UC; 布鲁默与瑞斐德曾计划召开“战时中国的社会变迁”专题讨论会，见Robert Redfield,Memo to Mrs.,Helen Hughes with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Nov. 17,1945; Letter from Redfield to Lee,Nov. 28,1945,UC； 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奥格朋、路易斯·沃思都曾帮助过中国的社会学家，见Letter from Redfield to Roger F. Evans at RF,June 26,1944. RAC.[75]《金陵大学近况》，载《社会学刊》，卷一，第4号，1930年9月。[76]R.E.Park,File under Final Testament, p.2.UC.[77]Robert E.Park,Life History,February 1,1929,p.9.UC.[78]R.E.Park.,File under Final Testament.UC.[79]Robert E.Park,Chronology. UC.[80]Letter from Park to T.C.Wang,Feb.15,1924. UC.[81]Notes on Field Methods taken by Everetts C.Hughes in a course of R.E.Park,Fall 1924.UC.[82]Letter from T.C. Wang to Park, June 13,1924. UC.[83]许仕廉：《介绍派克教授》，载《社会学刊》，第3卷第4期，1933年4月。[84]Letter from Leonard Hsu to E.E.Day,July 9,1931; Letter from Leonard Hsu to E.E.Day,July 20,1931.RAC.[85]关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发展，详见Robert E.L.Faris,Chicago Sociology,1920—1932,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Fred H.Mathews,Quest for an American Sociology: Robert E.Park and the Chicago School,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77.[86]吴文藻：《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导言》，燕京大学社会学会，1933。[87]C.K.Yang on Park,in Winifred Raushenbush,Robert E.Park: Biography of a Sociologist,Durham,N.C.: Duke University Press,1979,p.133.[88]Fei Hsiao-tung on Park,in Winifred Raushenbush,Robert E.Park: Biography of a Sociologist,1979,p.133.[89]周叔昭：《我所认识的派克先生》，载《派克社会学论文集》，9页。[90]Letter from Bernhard Hrmann to R.E.Park,Nov.1,1933.UC.[91]Letter from Bernhard L.Hrmann to Fred.H.Matthews,January 4,1965.UC.[92]Letter form Ch’eng-Hsin Chao,Yenching University to R.E.Park,November 29,1933.UC.[93]派克：《论中国》，载《派克社会学论文集》，1～6页。[94]周叔昭：《我所认识的派克先生》，载《派克社会学论文集》，12页。[95]Letters to Romanzao Adams,University of Hawaii,January 12; March 14; March 29,1933.UC.[96]派克所写有关中国问题的书评，详见Cooper,Edna,Bibliography of Robert E.Park.UC.[97]R.E.Park,File under Final Testament,p.7.UC.[98]Hrmann’s notes,cited from W.Raushenbush’s manuscript on Robert E.Park. UC.[99]Letter from Robert E.Park to Lisa,October 18,1943.UC.[100]Letter from Fei Hsiao-tung to R.E.Park,November 15,1943.UC.第三章　中国社会调查运动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者专注于若干重大问题或专门领域的研究。这些问题或领域既是社会学研究所需要做的基础工作，同时，它们也都是中国社会当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因此，社会学者的工作，一方面是在理论上增进知识，推动社会学学科的建设； 另一方面是因应时代要求，探讨中国社会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本章将要论述的“社会调查”正有上述特点。“社会调查”最根本的意义，是如何着手认识社会。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它与传统治学方法不同。社会调查要从数量众多的普通人民的琐碎生活中，发现规律，提炼原理。社会调查在中国的运用和推广，意味着向传统思维方式及生活习惯的挑战。此时亦恰逢时代的转变。1911年民国的成立，给所有关切中国命运的人带来极大的希望。但随后人们慢慢看出，革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社会进步。政治专制、经济衰弱、文化陈旧，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一些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进行社会改造，才能实现政治改造。于是，他们开始发动一场新的变革。这场变革就其社会意义来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打破传统，提倡民主与科学，即思想启蒙； 二是目光向下，关注平民生活，以“到民间去”的口号为标志。中国的社会学者们以“社会调查”的方式参与其中，并起了极为独特而关键的作用。他们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陶孟和与李景汉的思想和实践。第一节 信仰社会调查

在中国知识界第一个批判传统治学方法，提倡实地社会调查的是陶孟和。陶孟和于1914年自英国留学回来，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教务长。他协助蔡元培革新北大，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1918年3月，陶孟和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上发表《社会调查》一文，提倡开展社会调查。

陶孟和说，他很早就对社会调查发生了兴趣。1912年春，陶氏在伦敦与同学梁宇皋要编纂一部论述中国社会生活的书给外国人读。他最初以为，凡是中国人生长在中国社会里，每天所经历的自然都是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事，把这些写出来应该不太困难。但后来写起来的时候他才发现，个人的经验有限，个人所知的社会生活不过是整个社会一小部分，并且，历史上的社会生活如何也不得而知，因此需要依据古人和今人所著的书籍来弥补个人经验的不足。然而陶孟和又发现，中国关于社会生活的书籍非常少。许多著作讨论起人们所崇拜的人物来，说得“天花乱坠”。而当论述普通百姓的状况时，记载又过于简略。司马迁的《史记》虽是一部有价值的史书，但记述一般人民真实状况的资料却非常缺乏。如其《平准书》曰：“汉兴七十余年之间……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所谓“人给家足”四个字未免太失之空泛。若是现在研究社会经济的学者考究起来，搜寻各种材料，只就汉兴七十余年间，便可以写出一部同《史记》篇幅相近的经济史著作。司马迁之后的史学书籍，在叙述百姓的一般事情时，往往沿用一种空泛且捉摸不定的套语，并未能详细记载老百姓每天如何生活。

后来，陶孟和想起中国各地方大多有《志书》，《志书》里记载各地方风俗制度，关于社会生活的材料一定不少。但他很快又发现，《志书》所记载四季之风俗，婚丧之礼节，不是陈旧套语，就是过于简略。因此，他得出两点看法，一是中国人一向不注意研究“生活”，所以思想能力用在生活之道者有限。二是中国人民是不被重视的。我国的文学家可以为一个人用几万几十万字夸耀他的功德业绩，却不愿用几十个字几百个字叙述一般人民的真实状况。外国人常说，我们中国重文，所以典籍之多，世界上各国论起数目来都比不上。其实，中国的书籍较各文明国数目反太少。所有的书籍都是用铺张扬厉的笔法，记些英雄圣贤的故事，或者用不合理的文笔，发表些不合理的想象。即便是各种《志书》，除记载些“先儒”、“烈女”之外，不计其数的众男子众女人如何生活，却不可得知了。

陶孟和感慨地说，中国的历史没有一部是描写人民的历史，是写真实的历史。中国人是一个哑国民。人民的欢乐，人民的冤苦，一般生活的状态，除了些诗歌小说之外，绝未有记载出来的。而一般能写能画能发表一己之经验的人，又以为秦皇汉武较当时好几百万的人民重要得多。所谓圣贤豪杰之休戚，较诸一般百姓之苦乐重要得多。他进一步提出，这种崇拜英雄的思想，就是现在一般愚民希望“贤人政治”的根源。要知道一国之中，不贵在有尧舜禹汤，而贵在一般人民都能发达，不必等着英雄圣贤就可以自治。有了“贤人”政客，反妨害一般人民能力的发达。“圣人”待人民如聋如哑，如痴如盲。本“圣人”之意旨，定为法律政制，规范社会，那就更扰得社会不宁了。因此，研究社会，调查社会上各种现象有何优点或弊病，使一般人民有发展成圣贤的机会，那样就用不着“贤人政治”，也就没有“贤人”营私利己的机会了。

陶孟和自此发了一个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调查一番。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了解我国社会的长处，凡是对人民生活有益之点，皆应保存。另一方面，可以找出种种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处，再探讨改良的方法。他批判传统文学家、史学家的治学方法，进而抨击毫无民权的制度。他认为，即使孔孟的“开明政治”，也只承认人民是民，不承认人民是人； 只承认人民可被统治，不承认人民是能自治的。辛亥革命以后，共和制已实行七年，但这“民国”实[1]质也是没有人民的民国，因为人民没有声息。他还强调，讨论政治时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制度问题，二是人的问题。当时思想界的争论多集中在制度上，是实行总统制、内阁制，还是其他什么体制。然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不要空谈制度，要先造就[2]有资格的人民。

那么，如何造就有资格的人民？怎样入手解决中国的问题？陶孟和的回答是：“我的见解就是先求了解——就著我们心理与言语的可能的范围之内求透彻的深远的了解。人一定要笑话这个见解过于迂远，以为局势危迫，时不我待，那里还有工夫去求了解。不知世上的事业没有捷路可走的，因为捷路就是远路，并且是危险的路。有了真的了解就得到真的解决。人类了解了物质所以才能支配物质，了解了自然界所以才能支配自然界。我们也必先求了解中国问题各种的情形，然后才有[3]配提议解决方案的资格，然后才有支配那问题的能力。”

陶孟和所谓的“了解”就是社会调查。从社会调查出发，才能从根本上认识、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另一位社会学家李景汉对于实地社会调查感受更为深切。李景汉于1924年自美国留学归来后，在北京开展各种社会调查。对李景汉而言，社会调查使他极大地改变了以前对中国社会的种种观念，对于社会调查本身的意义和技术，也有了根本的不同观点。他获得的最深的体会，即理想是理想，事实是事实，有时理想与事实竟有不可思议的矛盾； 而号称学者及谋国之士往往多靠理想，不顾事实，也是由于根本不知道事实。结果社会如何不乱，国事如何不糟？李景汉说：“现在谈民治主义的人不算少，但是有几位曾到三万万农民里去实地调查的呢？讲社会主义的人也不算少，但是有几位曾经详细剖解民众内容，专心研究工人现状的呢？我以为若要彻底的补救社会，断不能凭借任何一种舶来品的什么主义。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在乎赤条条的事实，在乎烦琐复杂的事实，在乎用长时间和忍耐心换来的事[4]实的调查。我是信仰社会调查的。”

李景汉不但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为了能够了解北京市底层平民的生活情况，他选择了洋车夫作为调查对象，每日风雨无阻地混迹于车夫当中，在大街小巷与他们谈话。车夫休息场所、人力车厂、车夫家庭，统统被他走遍了。看见这位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与车夫结了不解之缘，亲友们既是诧异，又是暗笑。友人借用唐代诗人刘禹锡[5]的名句，送他一副对联：“谈笑无鸿儒，往来有白丁。”

在调查中，李景汉先利用当时警厅的统计，搞清北京洋车的数目，出赁洋车的车厂的数目，以及制造洋车的铺子的数目。北京的洋车无论是营业的或自用的必须领买车牌，即执照，并且每月必须要上捐。1924年，自用人力车的车牌要铜元60枚，月捐40枚。他又访问了10300多位车夫，选其中可靠的10000份资料做统计，并调查了出赁洋车的200处车厂，以及100处人力车夫的家庭。据他调查的结果，洋车又称东洋车(或人力车)，是1886年从日本传入中国天津的，后又从天津传入北京。1898年北京街上便有人力车出雇。调查时，在北京城内20区署挂号的，有营业的洋车290000辆，自用的洋车70500辆，城外四郊地方挂号的洋车有70700辆，三数总计为440200辆。北京当时有制造车铺75处，出赁车厂10200处。他还详细了解车厂出赁、车夫生活及工作情况，如他们的籍贯、年龄、家庭情况、嗜好等。那些单身住在车厂的车夫，交钱与否，数目多少； 睡觉是用炕还是木板，各自的数目； 如何做饭； 厕所状况等。在他调查期间，北京恰于1924年12月17日举行电车开幕礼。李景汉提出，这对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无疑是件好事，但对那些本已在底层挣扎的洋车夫的生活，更[6]是雪上加霜。

通过大量的实地研究，李景汉将自己在调查方法上的体会写成《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一书。在书中，他给社会调查下了定义：社会调查是以系统的科学方法，调查社会的实际情况，用统计方法整理搜集的材料，分析社会现象构成的要素。由此洞悉事实真相，发现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根据调查的结果，研究计划改善社会的方案。再按照社会状况，以适当的展览宣传的手段，唤起民众，使他们认识到关系自身利益的问题，进而自动地、并督促地方负责者，认真且有效率[7]地实行拟订的方案，解决社会问题。李景汉还系统地论述了社会调[8]查对于中国的十大益处:

第一，社会调查能促进产生建设国家的具体办法，能帮助寻找民族自救的出路。

我国自与西洋接触以来，前后碰了无数的钉子，觉得西洋民族定有胜我之处，遂尽力仿效西洋强国之道。始而练兵、修路、兴学； 继而推翻专制政体，采用近代政治制度，建设民主的共和国； 后来又倡行三民主义，创立国民政府，欲成就一个最新式最现代的国家。举凡一切欧美富强的方法，我们无不采用，不但如此，还能独出心裁，花样翻新，不落俗套。然而国家非但未能转弱为强，反而转弱为糟。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彻底地、深刻地、根本地，恐怕连相当地也没有了解中国自身。极少有人以冷静的态度，牺牲的精神，科学的头脑下工夫来探索中国社会的性质，寻出真正的弱源。干脆一句话，若要找出一条救国的出路，要获得有相当把握的建设国家之适当办法或步骤，必先真正了解中国社会。若要透彻地了解中国社会的真相，必先从科学系统的调查研究事实入手。若不根据这步工作来计划改造社会的方案，是很危险的，至少是不妥当，枉费力气，甚至倒不如不改变。因为往往吃错了药，不如不吃药好。例如，宽大之厚靴，穿在西方妇女脚上则见其昂然阔步行动裕如，加之于缠足的中国妇女，不但不能帮助进步，反倒动不得矣，倒不如步步金莲，自有风韵。我国向来多少改革何异于缠足穿洋靴之类！

第二，社会调查可以尽快使中国成为有条理的现代国家。我国人民是出奇的马马虎虎的人民，国家也是马马虎虎的国家。关于人口、土地、政事等基本要素都没有准确的数字。要改变这种状况，非从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入手不可。

第三，社会调查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清中国民族社会的特点。我们必须认真地下工夫，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民族精神的特点，传统的道德观念，社会组织构造的特殊性，以求认清中国的本来面目。一方面由以往的历史下手研究； 另一方面调查现在的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把中国民族固有的优点、美德、长处寻找出来，明确地认识它们，设法保存，并设法促进其发展。另外，把中国民族的劣点、恶习、短处也寻找出来，有了清楚的认识，然后设法阻碍其发展，或设法根本地铲除。李景汉在这里说了一段极精彩的话：“现在有一个很时髦的口号是‘打倒’，凡不顺某人之眼，或不合某派之心的事事物物，统在打倒之例。孔子打倒，礼教打倒，宗教打倒，早婚旧历打倒，旧戏打倒，知识阶级打倒，反动打倒，娼妓打倒，马褂打倒，总之古传的大半可以打倒，目下许多见到的亦应打倒。有全盘打倒，一扫而光之势。热闹则热闹矣，紧张则紧张矣。结果呢，有的打而不倒，有的不打而自倒，有的打倒而又起来，而又打不倒。如此乱打乱倒不大要紧，老百姓夹在打与倒的中间可就大受其罪了。社会调查的工作，不是破坏是建设，是要调查出来何者的确应当打倒，如何才能打倒，打倒的步骤为何，打倒以后拿甚么较好的来替代，否则先慢著打倒。吃粗粮固然不好，而犹胜于无粮饿死，破屋固然不好，而犹胜于无屋冻死。好食物有了准备之后再弃粗粮，好屋建筑之后再[9]拆破屋。否则非弄成鸡飞蛋打，国困民穷，甚至亡国灭种不可。”

李景汉的这段话，代表当时大部分社会学者主张有的放矢，渐进改良的社会观。

第四，社会调查是建立中国社会学的基础。中国现在所用的社会学课本皆为洋文原本或译本，缺少本国的材料。中国的历史书籍又多半是朝代兴亡的记载，极少注重民间生活的事实。仅有的一点也是零零碎碎，且不可靠，对于数量的记载尤为笼统而不精确。通过调查来搜集整理材料，并以此来验证或发现学说理论，才能建立中国社会学。

第五，社会调查能帮助人们彻底了解中国的社会问题。各国皆有其特殊的社会问题。中国的社会问题日益增多，有许多是亟待解决的，这均有赖于通过实地调查透彻地了解，然后才能对症下药，谋得解决之方法。

第六，社会调查使有志救国者，尤其是青年，多用理智，少用感情。近代中国充满了天灾人祸，使一般有志救国的人们，尤其是心地洁白有思想的青年，感觉不满，兴奋刺激。但是他们学识不足，缺乏经验，虽欲努力但不知走哪条路，虽欲救国但不知怎样去救。有的由烦闷而消极，而失望，甚至于自杀； 有的自无主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盲从去干，牺牲性命； 有的窘急思异，流于过激。社会调查研究能帮助青年解决他们的疑虑，使他们根据事实断定是非，也是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社会调查能养成他们冷静的头脑，从容的态度，心平气和的省思研究。社会调查能增加青年人的自信力，使其有主见，天花乱坠的文章或演讲便不能轻易打动他们的心。每闻一种说法、宣传或主义时，他能深思一番与中国的事实合不合，然后断定是非，再决定接受或否认。总之，社会调查能帮助青年多用理智，少用感情，对于事物问题看得透，对于真理正义咬得定。对于任何舶来的学说有认识辨别的能力，不必等到上当以后才觉悟。调查工作诚为青年自救及救人的一条出路。

第七，社会调查能使民众具有相当的公民常识，不易受奸人的欺骗。国家虽大，而合格的国民却不多。中国人口中识字者恐怕不到25%。农村人民的知识尤为简单，见闻极少，除了饮食男女不知有其他生活。中国诚为一有民国而无国民的国家。县长、土豪劣绅、迷信邪说都可欺骗他们。社会调查是能让民众睁开眼睛，认清其自身的利害，而谋自卫的方法。若各地方皆有社会调查，将全县或一区域的社会概况，用简单的文字、图表、展览的方法，使该地方的民众了解他们本乡本土的情形，如人口、地亩、政事、组织、自治等公民知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便不敢明目张胆地欺骗他们。

第八，社会调查能提高人们的公共精神，增加合作的效率。我国人民最大的一个毛病是缺乏公共心，因此没有民力。要改变这种消极的态度，使人们关心本地的情形，激发他们的责任心。

第九，社会调查能预防灾祸。我们一直因循敷衍，得过且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事情非挤到火烧眉毛祸在眼前的时候不想办法。兵灾以后则有兵灾善后委员会，打仗以后则有裁兵善后委员会，水灾以后则有水灾善后委员会，旱灾以后则有旱灾善后委员会。社会调查是预防工作，消祸于无形，防患于未然，是要彻底地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第十，社会调查可以免除一些国耻。李景汉在美国学习期间，因不能回答关于中国的各种统计数字，受到屈辱，当时感受到极深的刺激，这成为他立志从事社会调查的原因之一。

总之，在陶孟和、李景汉等社会学者看来，社会调查是一种从根本上进行的革命。只有这种真正的革命，才能结合东西文化所长，一方面保存中国民族固有的文化、精神、元气，另一方面适当地吸取西洋征服自然的物质文明。社会调查工作是实现以科学方法改造社会的基础，是建设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为中国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锋。一句话，这才是立国之本。第二节 社会研究的困难

社会调查意义重大，然而真正实行起来，其困难也是巨大的。对于社会调查之难，陶孟和与李景汉都有非常深刻的体会。陶孟和曾从[10]方法论的角度，比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论述社会研究的困难。他认为，人们过去一向不承认社会研究是严格的科学，是与自然科学意义相同的科学。后来经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并设计各种工具与方法使观察更为精确，社会研究在科学上的地位确有提高。但社会现象毕竟不易作科学的探讨，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困难，其中第一、二方面是有关社会事实与价值判断的冲突，第三、四方面则涉及研究的程序。具体地说：

一难在见解之主观。按科学研究的要求，观察一个现象必须客观、公正，将研究者自身的情感与成见排除。只有如此，所观察的现象才不致依人而变化，才能获得较准确的结果。这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不难做到，但是在社会生活中，研究者同社会现象关系密切，其情感或见解难免干扰科学的探讨。社会研究者必须竭力摒除这些习惯与成见，像研究自然现象一样，不事铺张，不加点缀，只朴朴实实地考察并记录所研究的现象。

二难在利害之驱动，理想与现实之冲突。科学研究应是精确而无偏见的观察，目的是描述、解释现象及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为达到某一种目的，如援助一种利益，或拥护一种主张。但在现实中人们出于自身的利益，往往容易观察不清，判断不明，甚至颠倒是非，改变事实。特别是有关经济现象和政治现象的研究，最易陷于此弊，结果使得所做的研究欠缺科学性，而成为利己的宣传。再者，科学应当只研究某种现象是如何的，但是人类学问有一大部分是讨论某种现象应该如何，即包含着很大的理想和希望的成分，而理想和希望常常阻碍、甚至破坏社会科学的发展，是社会研究的“拦路虎”。

一位社会改良家或社会哲学家，可热切地提倡平民教育、好人政府、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种种改良社会的方略。但是，一位社会科学家便不应采取这样的态度。他的任务只是考察平民教育的实况，政府人员的资格和政绩，土地所有权分配的情形，资本分配情形与利润。他只能忠实地研究实在的情形，把结果报告给大众，而不能袒护或鼓吹任何方策。由此可见，应将事实的研究与价值的探讨分开，前者可以称为严格的科学，后者乃属于哲学、宗教、审美学一类的学问。科学的工作不能带任何宗教、道德、主义的宣传意味，也不能预设任何目的与价值。

三难在资料之缺失。对于过去所发生的现象，缺乏记录的资料，已经无法补救。但有关正在发生现象的资料，应该从两方面设法搜集。一方面是做有系统的调查，精细地耐心地采集并记录事实。然而如果这种调查工作的范围大，需用巨额的经费与人力，便不是个人所容易办到的。特别是在中国，大家不明白调查的用意，所以时常不情愿供给调查者资料。因此，另一方面是希望政府、官厅以及一切公私立机关，设法保存其有系统的记录，并公布于众。这样的记录资料，在西方国家已经是很普遍的。

四难在研究程序之繁重。一切的研究工作，皆须集中注意力，长久、持续而耐心地探求，才可以希望获得些许结果。在其他的事业上或有速成或急就的办法，但在研究上，则全赖持久不懈的精神。同其他职业相比，研究工作费时费力，报酬微薄。然而科学上一切大的发现，大的发明，也莫不依赖无数无名的研究者经年累月工作的结果。涓涓之水可以成流，无数微小的研究成绩，可供给伟大的科学家作为重要的参考，使其发挥天才而对科学做出重大的贡献。自然科学家认识自然，才可以利用自然，使人类享受自然的利益。同理，社会科学家必须群策群力认识社会，才可以有意识地组织社会，使人类享受安宁、合理的群居生活。

社会研究除了有上述陶孟和所说宏观方法论的困难之外，在具体的实施中更需要研究者以极大的耐心和技巧去推行。李景汉调查了洋车业之后，继续调查北京历年各行业工资的增减，各项物价的涨落，以及行会组织的演变。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成立，李氏担任调查主任。同时，他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调查方法”，带领学生在北京郊区调查农民家庭生活。他的兴趣由此从都市转向乡村。1928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省定县开办平民教育，聘李景汉为该会社会调查部主任。他干脆搬到定县，一住就是七年。这样，他的调查生活完全由都市移到乡村； 由纯粹为求知识性质的社会调查，转向为改良社会之应用性质。因为他在定县天天作统计整理分析，所以同事送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一二三四[11]五”，下联是“六七八九十”，横批是“加减乘除”。

在总结多年农村调查经验时，李景汉的各种体验和感想，真是一言难尽。他深切地感受到，社会研究难，而在中国研究、调查社会更是难上加难。西方社会学书籍中的调查方法用到中国社会，可谓削足适履、隔靴搔痒。具体地说，一般人常以为若能知道如何编制问题表格、选择样本、统计等，就算通晓社会调查方法了。他们不知道这些其实是书本上机械的、比较容易学的内容。而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下，许多理论往往用不上。你以为调查某个社会现象，必须按照地域与人口的分配，选择某几区内之某几村，某几村内之某几街和某几街内之某几家，如此才合乎科学的抽样方法。但大多数的中国农村由不得你作主。你所决定的某区、某村、某街或某家，往往不欢迎你的调查，也许根本不让你调查，也许表面敷衍你或怕你而让你调查，但不跟你说实话。有时你以为表格填写整齐了，就以为成功了，其实都是谎话，不是事实。有的谎话可以从统计的结果发现出来，也有的无论如何看不出来。此后说不定有人根据你这似是而非的科学调查与分析，来应用于解决某种社会问题。这是多么误引，多么危险！岂但是糟蹋[12]科学之方法而已，竟至可以误国误民！

因此，社会调查仅依赖一般性的原理和方法是远远不够的。社会调查成败的关键，在于如何使老百姓接受你的调查，相信你的调查，甚至于欢迎你的调查而积极配合。统计只是其中的一小段。如何找数字是一件事，找到可靠的数字又是一件事，而了解数字的含义又是另外一件事。了解数字含义之后，有无方法可以解决其表现的社会问题更是另外一件事。运用科学方法难，取得人们的支持更难。李景汉走了许多村子，遇到许多样式的人们，吃了一些灰土，碰了若干个钉子之后，感触颇深地谈了如下的体会：“‘与农民打成一片’，话是容易说的，志愿也是容易立的； 等到实行的时候，问题可就发生了。起初你愿和他打成一片，他却躲避。一方面是怕你，怀疑你，不敢接近你； 另一方面，他是自惭形秽，敬重你，不敢和您高攀。及至后来他愿和你打成一片时，你又受不了。他让你进他的家内炕上去坐，给你烧茶，请你和他的家眷同桌吃饭，甚至留你在他家里过夜； 到了这个时期，按说是达到了目的，可是您恐怕就要感觉不安，也许不高兴和他打成一片了。因为他本人的气味使你不舒服，家内炕上的不洁净使你坐不住，食品的粗劣使你难下咽，其他种种不卫生的状态，和拿时间不算回事的和你应酬，都是使你不大受得了的； ……我初次用农家的厕所时，忽然发现下面两大黑物，齐来争食，使我惊惶万状； 出以告人，而被笑为少见多怪。此[13]后对猪肉的爱好，一落千丈。”

在进行社会调查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实在是不胜枚举。李景汉归纳了十六条：一、调查人才缺乏。文人学士多喜欢在室内舞文弄墨，所谓“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二、参考材料缺乏。三、公私机关大半不愿帮忙合作，不支持调查。四、人民的怀疑与害怕。这其中有诸多原因：(一)人民应付乱世之害，早就学会了搪塞支应的技巧。(二)政府因苛捐杂税、征兵拉夫等害民行为而丧失人民的信任。(三)人民不易明白调查的意义与实际用处，常惊讶地说：“先生这样的刨根问底，到底要干什么呀！”(四)人们故意不说实话。有时以为调查是慈善事业，因此将家庭情况说的坏些，亦有时顾全自己的面子而言过其实。(五)他们有时会误解问题。五、各种数量单位不统一。如货币单位混乱。制钱的一千文或一百文的实际数目各处不同，各时代亦不同。各地各时期铜元兑换数目不一致。银子的成色、行市，纸币的折价不一致。度量衡混乱，尺有木尺、布尺等，斗与石的种类很多，斤的种类有肉斤、粮米斤、棉花斤，秤有买物秤和卖物秤等分别，亩有大亩小亩的不同。六、各地方民性之殊异。中国幅员广，交通不便，各处彼此隔绝，各地人民的风俗习惯殊异。七、各地方言不同，阻碍交流，对外乡人来调查，易产生误会与怀疑。八、中国人模模糊糊的习惯。含糊、笼统而不准确，这是调查精确事实的最大致命伤之一。例如，言语的含糊：(一)重述所问的问题，并未回答问题，而以为已经回答了问题。例如，问：“来了几天？”回答：“啊，来了几天啦。”问：“你们村庄为什么没有树？”答：“是，我们村庄没有树。”(二)所答非所问。如问：“你每日卖多少个梨？”答：“50斤。”(三)对于数字模糊。例如，问这一村有多少家？答“有几百家”，或“一二百家”。又如从张村到王村的距离，往往不等于王村至张村的距离。又如山路难行之里短于平地易行之里，逆水行舟之里短于顺水行舟之里。官道里长，小路里短。(四)回答数目时习惯用十进十退之整数，忽略其零数。(五)躲避正题，转弯抹角，不直截了当地到题目上。例如，丈夫称妻子为“她”或“小老虎的妈”。官吏说“好，好”“ 是，是”而毫无诚恳承认之意。九、麻木不仁的状态，回答问题时非常缓慢。十、秩序混乱的习惯。社会调查注重系统的科学方法，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科学性相反，例如，开会、赴宴多不守时。街上行人、车马乱走无序。饭馆内高声谈话。十一、文字的不准确。中国文字之特点：(一)单字与名词一向无精确的定义； (二)文字长于言情，而不适于说理； (三)文章喜用借喻的形容法，而实际毫无意义； (四)言过其实且喜夸大。十二、过于讲面子，不顾真假是非。十三、旁观的态度。社会调查是件必须求人帮忙合作，而尤须得到人们同情，方能办到的事。十四、迟缓性。填写一张表格，须用数次极长的时间，方能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十五、敷衍虚伪，缺乏直爽与诚意，不肯办的事，不愿直说，或是缺乏勇气不敢直说，或是推故托病不见，或是谎言搪塞，或满口应承而心中别有主见，表面上叫你过得去，而实际毫[14]无帮助。十六、不彻底性。重道德而轻法律，知足、无为、消极。

为了解决以上种种困难，使人们易于接受社会调查，李景汉首先从宣传入手。他将人们熟悉的各种比喻制成漫画，如对症下药、削足适履、张冠李戴、商店记账簿、工程师画图样、军事侦察、照相、生物解剖、知难行易等，形象地说明调查的作用。其次，通过开展对人们生活有利益的实际工作，取得他们的合作，进而开展调查。李景汉参与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实验区工作。开始时，这些从大城市来的读书人引起当地农民极大的怀疑，以为他们是为传教、招兵或加税而来。工作人员从小范围开始，第一步是倡设平民学校，教文盲的农民识字，并普及简单易行的农业科学知识，增加生产。结果平民学校的毕业生一天比一天多，改良的猪种、鸡种等的推行一天比一天广，人民怀疑的态度也一天比一天减，信任心一天比一天增。社会调查工作才由非正式的、局部的、简单的，渐变为正式的、普遍的、精细的。农民对调查的态度和心理，可分为三个时期。起初是惧而不见，见而不说，是拒绝时期。后来肯见亦说，但大半是谎言，存犹豫怀疑的态度，给调查员一个面子而已，是敷衍时期。再后则起码知道“平教会”的人都是“做好事”的，这一时期算是信仰时期。这三个时期或可叫作“闭门时期”、“半开门时期”和“大开门时期”。而此时便[15]到了在调查技术方面下功夫的时候。

李景汉针对中国人的特点，对调查技术进行了修正，并提出了许多建议。在调查表格的设计与填写上，按题本应为“户口调查表”。但考虑到乡民怕听“调查”二字，便把“户口调查表”改为“拜访乡村人家谈话表”。将“调查”改为“拜访”，“调查员”改称“拜访者”，回答人为“赐教者”。有关调查对象的年龄，因中国人常不记得生在哪一年，所以要先问年龄，再问属相，再问何月何日的生日，以此三者推算其准确年龄。对调查对象所回答的宗教信仰，不能太认真，因为一般人的信仰根本就不清楚，他们见庙就进，见像就拜，不如称为“拜偶像者”。在利用官方资料时，要注意县政府记载之每村户数大半少于实际户数，有少至一半者； 反之，选举议员时，或遇灾荒放赈时，每村所报户数又大半多于实际户数。在宣传方面，调查某村之前一日晚，可召开游艺大会，唱话匣，演电影，做游戏，以简短清楚的演讲，说明将要举行的调查。还要请村长及其他领袖说几句话，调查时亦可请村长领路。

李景汉还建议，到村后应先去小学校，因教员同为教育界人士，容易沟通，且村中领袖之子弟为教员的学生，可借此介绍。在拜访村长时说明来意，要恭维他，拉近乎，如称呼“老哥”。有时村长不见，不承认自己是村长，给假户口册及假地亩册等。有的村中分为两派，各管村之一部分，调查员须与各派首领分头接洽。调查员可带香烟、茶叶、小礼物等款待领路的向导，或请在小铺内一同吃饭。调查贫户时可说些同情的话，而调查富人往往更难，他们怕上捐，怕露富，有时竟不承认小孩识字。各种迷信使得人们不据实报人口或年龄。青年妇女往往不报或错报年龄，老人往往以为将死之人无关紧要，中年男子怕与征兵派差有关，故意漏报。有人为了避富，不肯报家中长工。男孩视为宝贵，怕人知道生辰日期，摆镇物陷害； 女孩无足轻重，亦易忽略过去； 孩子过多，母亲不好意思说； 女孩过多为不体面，都易遗漏。已婚之幼年男子有时隐瞒婚姻状况。询问疾病时，对方常常答：“盼望我们得病干什么？”每村村长手里都有很详细的全村地亩册子，只为本村办公用，不轻易示人，尤其不让县政府知道本村地亩的确切数，以避免按地亩索要苛捐杂税。因此为应付外患起见，每村都另预备一本假地亩册。在进行农村工商业调查时，要先调查有名[16]的、为首的大商店，其余小商号一见，便会接受调查。

对于社会研究的困难，中国近代乡村建设运动领导人之一晏阳初，在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所作的序中，说了一段极精彩的话：“……调查者的技术固须训练； 被调查者也同样的须受技术的训练。譬如我们为调查农民家庭岁入和岁出的情形，而要他们记账，便须先训练他们能写，能算，就是说，他们信仰你，而愿意帮助你，但是帮助你的能力，还须你先替他们培养起来。这是一切中国建设事业中的共同问题，一切从事中国建设事业的人都应体会。——我们正在要建盖房子，本来招工，购料，就可开始，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啊，[17]正是工料全无。我们须得先栽树，烧砖，训练工人。”

盖房先要从栽树做起，改造社会先要从培养人民开始，这就是当时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所面对的处境。第三节 奠基石

社会调查工作的艰巨性决定了，其真正有效的方法，是依靠有组织的集体，分工合作，共力完成。陶孟和便扮演了组织与管理这种机构的角色。在工作中，陶孟和有着很强的历史使命感。1929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下属社会调查部，改为北平社会调查所，陶孟和任所长。经费来源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所管理、运用的“庚子赔款”，组织上则完全独立。次年，董事会拨款建北平图书馆新馆舍。同时，在其西边养蜂夹道南口的空地上建了一座西式三层楼房，作为静生生物所和社会调查所的所址，由两所分占其东西各半。社会调查所办公楼奠基时，陶孟和事先嘱咐所里研究人员吴铎撰写了一篇纪事，说明社会调查所的现状和建筑办公楼的缘起，并将全所工作人员姓名附列篇末。全文写成后，连同当时通用的硬币若干和奠基当天的几份日报，装入一只小铁箱内，焊封完毕，再放入基石的中空部分。这样，建筑落成后，哪怕再过千百年，屋倾墙圮，那时的考古学家也不难从这只小铁箱的内容，得知这座建筑物的由来，而研究人员的功[18]绩也不致完全湮灭。

北平社会调查所一直注重搜集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基本资料，可以说，这正是研究社会与改革社会的奠基石。自1926年开始，调查所的工作重点是调查北京市劳工阶层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当时，知识界普遍认为，中国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极低。可社会学者要回答的问题是：人民的生活到底低到什么程度，他们实际上怎么活着。若说提高，究竟比现在应当提高多少才算合适。仅仅说合适也不行，还得看是否办得到。若是说得天花乱坠，仍然是办不到，或是办得到也须等到百年之后，那么也等于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人民现在如何活着，仍得继续如何活着，不过快活快活口与耳朵罢了。

20世纪20年代对于劳工生活程度的研究，有两项成果最有代表性。一是李景汉花了四年功夫，调查北京苦力及多种手艺工人的生活[19]水平，对他们的贫穷生活做了细致的描述。按1926年警察厅的划分，北平城内及四郊的住户共计2540382户，其中贫户计660603户，占总户数的26%。贫户中极贫户为420983(17%)户、次贫户为220620户(9%)。其他为下等户1200437户(47%)、中等户或小康之家共[20]560992户(22%)、上等户或富裕之家共100350户(5%)。所谓极贫户，指毫无生活来源者； 次贫户为收入极少，依赈济以维持最低生活； 下等户为收入仅够维持每日生活，这三类合计1870040户，占总户数的73%。李景汉将这些穷人的生活状况按生活程度高低分为四种，做了细致的描述：

第一种为仅能生存或半生不死的生活程度，人数约计10万。其中无家可归，住在小店，俗称“火房子”的乞丐至少有1万人。这些形同活鬼的人们每日沿街讨要，活一天算一天，简直不如痛痛快快死了。其余有家的乞丐及指望慈善机关赈济的贫民，包括警察厅所列为极贫的4万多家庭。家主的职业一般为老弱车夫、各种小贩及役工。一个月的工资少有超过10元的。全家所吃的米面大半是玉米面、白薯、次等小米，很少买得起青菜吃，仅有少许腌水疙瘩或咸萝卜下饭。除盐外少有别种调味。每日吃喝已是顾不过来，根本没有做衣服的钱。有时买些旧衣服，或得些施舍，补了又补的对付穿。全家只能在大杂院内租一间又旧又漏的屋子住。这每月五六角的房租也很难按时痛痛快快地付给房主。家中的老妇或小孩每日到肮脏的秽土中去拾没烧透的剩煤。全家全年的支出少有超过百元的。这种生活程度真是人类社会的羞耻与罪恶。

第二种为对付着过的生活程度。包括次贫户及下等户的三分之一，计6万户。若按五口之家计算，全家全年的生活费在150～200元之间，平均约175元。他们最常吃的为玉米面和小米面，约占米面总重量的80%。小米面并非小米压成的面粉，乃是一种糜子面和豆面掺和的面粉，较玉米面好吃。吃不到肉，但能吃些青菜豆腐及调料。全年食品费约为117元。食品外最大的支出为燃料，主要烧以煤末三分之二及黄土三分之一混合摇成的煤球。多半是自己到井上去打水。全家住一间屋子，长约10尺，宽约8尺，高约8尺，每月房租1元。全家全年添衣服仅花费约10元，被褥费1元，一条被子可以用20年。此外别的用费极少。这些人的职业如普通车夫、仆役、无技粗工、巡警、铺店伙计等，每月工资10～13元。他们家中其他成员也尽力挣钱，才能维持上述生活。

第三种为北平工人认为知足的生活程度。为各类技术工人、电车的雇工、邮差及一部分的店铺雇员等，约6万户(略)。

第四种为北平工人认为舒适的生活程度，包括下等户与中等户的一部分。这种家庭全年生活费在300～400元，平均约350元。所用米面重量的一半是白面和白米，其余为玉米面、小米面和小米。每日有豆腐3块，每月有肉4斤，有若干种青菜、水果及调味。在衣着方面，工人自己的费用为全年15元，其他四口人共20元。工人有单、夹褂裤各两身，两身小棉袄裤，两件大棉袍，一顶棉帽，一顶草帽，一双棉鞋，四双夹鞋，四双袜子等。全家有大小被子5条，褥子5条。住两间屋。可有若干卫生应酬费用、儿童教育费用10元。一部分技术工人或商店中工薪较高的雇员方能享受这种比较安乐的生活水平。简言之，北平总户数的四分之三是包括在这四种生活程度之内。大多数工人的饭食所含的营养不足，也不很好吃，更谈不上在舒适的环境中吃。最好的衣服也不过是遮羞御寒，连有能更换的衣裳的人都很少，简直提不到美观。工人家庭中大约有十分之八的人，一冬只有一条棉裤穿，从11月穿到次年3月才换下来。大多数的工人家庭是住在一间屋子，少有住两间的，离合乎健康的生活实在太远。以此可看出，即便是北平工人认为舒服的生活程度，也远不及安乐。[21]

另一个有代表性的研究，为陶孟和所做关于生活费的调查。陶孟和的调查并非是首次在中国研究生活费问题，前述狄特莫于1914[22]—1917年间，陈达于1923年，均以问卷方式调查生活费问题。陶孟和的贡献，是第一次使用法国社会统计学家雷普勒(Frederic LePlay,1806—1882)首创的家庭记账法，并参照英国贫困问题专家朗特里(Benjamin S. Rowntree,1871—1954)的研究，在中国研究生活费[23]问题。家庭记账法是在一段时期内，由若干家庭逐日记载支出，从而获得关于生活费的详尽材料。同问卷法比，记账法可以获得更为直接、精确的数据。虽然账簿在中国使用已久，官商私人皆常记账，以明收支之情形，但以工人家庭之日用账簿研究生活费问题则属第一

[24]次。

陶孟和认为，在中国以记账法研究有不少困难：在技术方面，第一，需要编制比较精密的账簿。中国人的记账习惯，一般仅限于收支钱数的多少，而不涉及购物的数量。生活费的调查则要两者兼重。其次，中国币制极紊乱，各项货币的兑换率涨落无常，故必须记明每日银钱行市，以便计算。再有是度量衡的问题。北平所用的秤缺乏一定的标准，如杂货店中一斤的重量，仅为权度制造所标准公斤重量十分之八。在人员方面，有工人的配合与否以及调查员的选择。其他国家的工人可以自行记账，调查员的责任仅为指导记账并核对账目。但中国工人大多目不识丁，不能自行记账。而且他们终日操作，疲劳不堪，更难指望他们每天记账。如何能取得工人家庭信任，并得到他们生活状况的详细报告，实在困难。他们不愿意接待调查员，除了避免每日之烦扰外，更因北平市政当局常有苛征暴敛之举，唯恐调查为增加税课之先声。另外，因为北平各种慈善机关冬季施放赈品救济贫民时，先由警厅代为调查贫民，将应受赈济者制成名册以供参考，故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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