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龙安志（Laurence Brahm）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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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开放：美国人亲历中国改革开放40年试读：
序言
阳光穿透了我家四合院屋顶的灰瓦，温暖着我们脚下的方石。刘师傅正拿着他赠予我的古老清朝大刀，展示他高超的刀法。八十高龄的他是一位功夫大师，精通少林武术、查拳、形意拳、八卦掌、太极拳等无数武功。刘师傅儿时就住在我家南边几条胡同远的地方。他六岁便开始习武，教授他武功的是一位九十岁的大师，大师曾统领过末代皇帝的御前侍卫。
如今刘师傅已入耄耋之年，但他的动作依旧灵敏迅速，很多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也难以望其项背。这些年轻人大多埋头于书桌后，黏在了电脑和手机前，难以像这位武术大师一样，在伟大的自然世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刘师傅把大刀移到身后，一条腿像仙鹤般向上抬起，轻声细语道出了三条让我刻骨铭心的原则。“记住，”他说，“你要明白的第一点就是武器一定要藏在你的身后。卧虎在攻击前总会耐心潜伏，藏龙在时机成熟前绝不现身。武器也必须一直藏起来。不用武器时，你用你的拳掌。只有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你才拿出武器突袭，并且要像闪电一般迅速有力。”“第二点是动作的实用性。每个动作不论大小，都应有它的意义和目的。如果缺乏意义，你就根本不应该做这种无用之举。你可能觉得和缓的太极拳里有一些动作纯粹是为了华丽好看。大错特错！每一个动作都有着非常实际的用途。”他为了演示这一条，要我给他一拳，结果他用手轻轻一扫就挡开了我的拳头。接着，他叫我再打一拳。这次他抓住了我的胳膊，把我紧紧锁住，然后扔到了地上。“第三点是灵活性。中国功夫和日本空手道的区别在于：空手道的动作生硬直接，而中国武术的每个动作都可以在瞬间做出改变，从一招变换成另一招。我们一直都在变化，在周期与循环里变化。我们深知世间的秩序不是西方史学家所认为的条条直线，而是循环往复地回到中心，或是互相转化。在这些周期与循环里，我们因变化而感到欣喜。中国武术里处处都是中国哲学的体现。从最古老的国学巨著《易经》开始，我们便一直撰写与实践着变化的艺术。这也是我们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的原因。你要记住，我们的文化是对变化做出回应，而不是对危机做出反应。”
中国功夫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广受追捧，因此，我常想：“‘功夫外交’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项。”革Ge ● Revolution豹变为虎之卦。改旧从新之象。The image is a leopard being transformed into a tiger.The symbol is to reform the old to the new.——I CHING《易经》导言日新月异百十年，古为今用正当时四合院中的随想
午夜的微风里，布满枯黄皱纹的落叶一声叹息，宣告着北京深秋的到来。在过去二十五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我都住在清朝时期修建的四合院中。那里曾经是满族旗人的故居。等到了冬季，北方干冷的风沙穿梭在京城迷宫似的胡同小巷，使得这四合院又蒙上了一层孤独。
冬天的那几个月里，本该人声鼎沸的胡同却因风声而渐渐沉默。
记得夏天的时候，老人们在胡同里下棋、喝茶、吃烤羊肉串。嘻嘻哈哈的笑声混着幽默俏皮的北京话，一直响到傍晚。这些景象在冬日里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深邃蓝天的沉默，但这也正便于我清晰地思考。不时有成群的鸽子在靛蓝色的天空中飞来飞去，脚上挂着鸽哨。那是老北京人养鸽赏鸽的传统习俗。
清晨，我在院子后面的屋顶上练习气功时，看到一道紫霞挂在这座不夜城的上空，又因东方的红日缓缓升起而渐渐褪去色彩。在这番景象之下，古老内城的胡同纵横交错，向着四面八方蔓延开来。
这些胡同的布局在元朝皇帝忽必烈统治时期就有了雏形。13世纪的时候，忽必烈征服了南宋，统一了全国，定都在现在北京所处的位置，称其为“大都”。他请来了阿拉伯建筑师来设计这座新的都城，这使得这座城市有着和卡斯巴哈（译者注：北非古城，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东北部，是世界文化遗产）一样蜿蜒曲折的小巷。尼泊尔的工匠建起了新都城的象征——妙应寺（俗称白塔寺）的白色佛塔。北京是文化的交汇点，是具有多元性、学习性和更高抱负的开放中心。
14世纪的明朝，汉人重新统治了中国。我住的那条胡同里，至少有三座佛教寺院都是在这个时期修建的。全国著名的工匠应征来到这里建造了紫禁城，又建造了无数的公园和宫殿，把北京变成了现在我们熟悉的模样。他们带来了有名的山西槐树，沿着胡同种上带来阴凉。今天，一棵巨大的槐树仍在我家的四合院里旺盛生长，成为夏日里绝佳的纳凉之处，不知不觉，把明朝的阴凉传送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中。
17世纪的清朝，胡同成为八旗子弟中正白旗人的居所。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他去世的地方只隔我家北面几条小巷）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统治，军阀开始混战夺权，胡同间便充满了暗算谋杀的诡计。后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才有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胡同里这些四合院的门边，有着灰黑的砖墙和被时光侵蚀的石狮，承载了一段恢宏历史的分量。我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感受，借已故作家韩素音的话来形容最为贴切：“只有北京才是家。就算被放逐驱赶，也要想方设法回去。这片土地所有悲剧的底色，却是根深蒂固的平静，是不可动摇的和谐。这里的美丽，因庄严沉痛而愈加凄美。我们脚踩的每粒微尘，都饱含着丰厚的历史，对兵荒马乱的厌倦，还有古老的荣光。这里的一切，都赠予着我们超越时代的明智与独特。”
2018年的初春，我在北京东城区四合院的家中沉思。在一片静寂中，我回想了这里过去四十年的历史。我不仅是一个旁观者，更是一个参与者，是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历程中连锁反应的一分子。这一系列变化的价值只有在复杂深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体现，而造就这历史背景的能量源泉正是在北京的中心。西方的看法
西方世界看中国时，常常会有一些误解和偏见。当众多的误解和偏见合为一体时，就形成了一个只会曲解中国内部事件和变化的笼子。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就常被这个笼子束缚而显得局限。中国人曾贴切地称这种现象为“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不幸的是，西方的这个笼子却不会轻易瓦解，因为它源起于数百年累积的误导性信息和自以为义（译者注：源自《圣经》约伯记32：2，大意为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总在做对的事情）的信仰，还有殖民者骨子里的优越感。
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始于800年前。当时，一些蒙古游牧民族的人穿越了西伯利亚平原，途经现在的俄罗斯和东欧所处的地区。这是历史上“西方”第一次真正遇见“东方”。蒙古军队很喜欢运用一种“打了就跑”的突袭战略，留下了千疮百孔的城市和流离失所的百姓，让欧洲颇为震惊。在欧洲人眼里，蒙古人冷酷无情，所向披靡，势不可当。但实际上，蒙古人的战略独树一帜，并且包容开放，乐于吸收被征服的每一种文化的精华。
13世纪初期，欧洲本质上是内向的，沉醉在盲目自信的优越感中。那时，基督教教义是欧洲知觉世界的基础，这些教义阐释世间万物，辩护着所有政治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东方所发生的一切也只能在这个框架里被讲述，因为只有牧师和神父才会读写，包括很多统治阶级在内的其他人其实都是文盲。
蒙古知觉外部世界的方法却与欧洲完全不同——他们的扩张即是对不同文化的兼容并蓄。每一次侵略后，一批被俘获的文人巧匠就会被送到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开始服务这个日益庞大的帝国。这么做的结果是形成了一种宗教包容的思想：蒙古帝国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不排斥，当蒙古盛行着这种兼容并蓄的思想时，欧洲大大小小的基督教派还在为了细小的教理差异或对“神”的一点不同阐释而互相攻讦。
历代以游牧为生的蒙古铁骑并不把农耕民族放在眼中。在他们眼里，当时的西方就是一个落后的农耕社会，农民遭受着封建制度的剥削压迫。这些剥削压迫又因宗教信仰而倍加沉重。因此，对于蒙古人来说，占领并统治欧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欧洲人只以纯粹的神学思想来看待蒙古的威胁：他们视蒙古人为一心摧毁基督教世界的黑暗力量。所以当时欧洲的世界地图上，亚洲地区遍布狗头人和其他各种根本不存在的怪物，散播着可怕的谣言，把东方的一切都贴上“享乐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标签。
不过有一个清楚的事实就是：蒙古的军力是强于欧洲的。因为蒙古人重视战略战术和武器装备，而不是简单地关心士兵的数量和力量。尽管那时欧洲已进入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欧洲人还在以军队人数来衡量军力的强弱。
欧洲人认为，参战人数的多少能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败，战士们的战斗能力倒不那么重要。于是铠甲便成了欧洲人作战的关键：因为穿了铠甲的士兵在战场上更容易存活，参战人数的优势便更能够得以发挥。不过，获得铠甲是需要金钱的，骑士制度便成了封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在封建经济制度里，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使人们辛勤劳动，然后对他们的劳动成果征税，再利用税收购买或制造武器装备来防止人民起义并对外扩张。这种模式在欧洲一直沿用到现代，成了20世纪军队、企业、政府三者共生共荣的基础，后来被自由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译者注：加尔布雷斯JohnKennethGalbraith，美国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称为“新工业国”。
和欧洲军队比起来，蒙古军队没有厚重铠甲的束缚，因此十分灵活善变。当欧洲军队排列整齐得像金宝汤罐头（编者注：金宝汤公司是美国的一个罐头汤生产商）时，蒙古士兵快速移动，四处埋伏并设置陷阱，不断包抄攻击敌人的侧翼，或直接将敌人团团包围。欧洲人对此毫无招架还手之力，他们的身体被束缚在厚重的铠甲之中，正如他们的思想还被禁锢在误解外界的牢笼里。
后来，蒙古人不再向西远征。欧洲得以喘息，封建制度依然存在。在这段和平时期，马可·波罗为黑暗中的欧洲带来了黎明的曙光。他来到东方，拜访了忽必烈大汗，将东方的一些先进思想文化带回了欧洲。这些先进思想文化在中国家喻户晓，但欧洲人却是闻所未闻。除此之外，他还带回了一项新技术：火药。从此，欧洲人炸开了束缚自己的枷锁。
四百多年后，欧洲人已能够熟练运用火药，于是试探着来到中国的国门前。此时欧洲的军事技术已经史无前例地超越了东方，他们有着可同中国叫嚣的军事资本，历史的天平正朝着西方倾斜。尽管如此，他们对蒙古人恐怖而又神秘的回忆依旧挥之不去。
这时，中国的统治者早已不是蒙古人，而是满族人。但欧洲人仍像他们的前人一样，在这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中华文化的精髓。他们发现这个国度精致富饶，延续着当年惊艳马可·波罗的东方奇迹。但很快，西方的态度由羡慕变成了觊觎，这片宝地成了占领的目标。
欧洲人的思维定式丝毫没变。他们心中的宗教教义和优越感使他们对侵略感到心安理得。传教士眼里，中国人只是一大群没有受到教化的“异教徒”。政客则是大力鼓吹这个观点，因为这有利于他们对东方经济殖民的目标。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发展，西方正寻找着一个能够扩张并最终被控制的新市场。
从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一直为自己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寻找着看似合理的借口。他们有时从教义出发，声称他们有着转化“异教徒”的使命；有时又从政治立场出发，强调开拓新市场的任务。不知哪一个是他们的真正意图，或者二者都是。欧洲仍然流传着关于蒙古人的古老传说，尽管已经过了好几代人，欧洲人却对那时的中国记忆犹新。西方政府便利用了这一点，为操纵中国政治、榨干中国经济找寻借口。
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担心中国的影响力会覆盖整个东南亚，即出台了“遏制政策”。按照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多米诺理论”，这种“红色威胁”会从中南半岛的南部开始蔓延，最终会吞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区。于是，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利用各种政策，开始以好莱坞式的浮夸宣传抹黑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深了西方人的偏执，最终造成了一种“中国会在20世纪重现13世纪蒙古式扩张”的错觉。“多米诺理论”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的特定产物，但不幸的是，它的宣传至今仍误导着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想法。当今的美国政府依旧沉浸在中国对外扩张的幻象里，仍在潜移默化地奉行着当年的“遏制政策”。
中国的目标是大力发展经济，增进人民福祉。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为这个目标做出了许多尝试，有成功，有失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中国也愿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这些经验与知识，为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然而，美国政府的决策层却对中国的崛起嗤之以鼻，而且是不假思索的，如同患了自闭症一般。
当报道中国时，西方媒体往往选取一些极端少见的奇闻怪事，并不考虑主流的一些思想与活动。这种对中国的片面报道早已屡见不鲜。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龙夫人：慈禧故事》里就谈到了清末时期西方对中国的报道：
在华洋人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就那点可怜的知识，也是从通商口岸的中国买办或雇佣的翻译那里听说的。他们自己所知不多，但也不在乎什么客观公正，总是编出一些五花八门的东西，去填补他们知识的空缺。因为假装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实在是至关重要。在上海长廊酒吧的推杯换盏之间，在新开跑马场上的飞短流长之中，西方人把误传的消息和想当然的揣测混在一起，再通过书信、日记、论文、演讲、外交报告和新闻报道将其传递到世界遥远的另一头。在那里，人们都把这些当作了事实。
时至今日，很多被认作“中国事实”的消息依旧是西方媒体以类似方式得来的。西格雷夫对上海通商口岸上投机炒作的描写也同样适用于现在的香港地区——绝大多数西方记者的“中国独家报道”都在此地诞生。西方媒体给出的分析往往是简单片面的，将中国政治走向视为两股极端派系的斗争。然而，这种极端派系其实并不存在。对中国复杂政治进行深度分析的任务留给了学者和作家，例如威廉·奥弗霍尔特（William H. Overholt）。在他所著的《中国：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里写道：
每一位研究中美关系的历史学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谜团，那就是为什么外界没法学会去欣赏中国发展的积极一面。任何一个东欧国家的领导班子只要完成了中国在1994到1995年间的一到两项成就，都会被媒体当作天才一样歌功颂德，但中国的大多数成就却丝毫吸引不了西方媒体。以至于大部分美国民众（通过媒体报道）觉得，中国在那段时间里除了压迫人民和计划解放台湾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干。
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本没有什么错，但仅仅只关注这些东西并不会帮助到要来中国的西方人，他们的政府也无法有效地解读一些事件，无法把当下中国发生的经济、社会、政治改革放置于正确的背景之中。说到这里，新加坡前国务资政李光耀反复强调的观点则不容忽视。他认为，发达国家担心中国会成为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大国家，因此在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方面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
如果我们从李光耀的分析出发，那么似乎（或已经可以得出结论）这种已经成为主流媒体趋势的论调，实际上是服务于一些国家的政治目的——他们企图遏制中国经济增长并最终自己成为世界强国。西方的动机
圆明园是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主持修建的建筑奇迹，也曾是清代皇室光辉与优雅的缩影。它是一连串的宫殿群，更有花园和童话般的亭台楼阁遍布其间，水晶般闪耀的湖泊上架着一座座精致的桥梁。圆明园的存在定是会惹恼西方人的。它的辉煌曾向西方证明：欧洲尚未达到中国已享千年的先进文明水平。
今天，如果你来到现代北京的郊外，漫步于圆明园公园，你却无法看到那样的辉煌——圆明园的绝大多数东西都被毁坏了，只剩下那些烧不掉的石基。石基上还标记着木柱曾经的位置，它们曾一同支撑着朱红色的古典宫殿楼阁。宫殿里曾摆放着中国历朝历代传世之宝，而如今，宫殿已不复存在，里面的珍宝在一些欧洲国家的博物馆里展示——正是这些国家当年派兵洗劫了圆明园。
今天，当你走在断壁残垣之间，你只能独自思索，究竟是怎样的仇恨才能造成这样的破坏。
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只为一个目的：政治上削弱中国，经济上迫使中国向西方开放。此时，咸丰皇帝早已逃到北方的承德，住进了过去狩猎的行宫。他富有干劲的弟弟恭亲王奕，成为当时的外交官。奕拒绝打开北京的城门，将外国军队拒之门外。
攻不下中国政治的神经中枢，英法联军就转而攻击文化的要害。他们发现，城墙外还有圆明园和颐和园，里面供奉着巨大财富。于是英法联军冲进宫殿，抢光他们能想到的，破坏他们带不走的。价值连城的珍珠、玉石、红宝石和黄金被一抢而空，百年历史的花瓶被砸碎，无价的画作被肆意焚烧，皇室精心饲养的京巴狗被头朝下地扔进井里，绣金的龙袍被堆在一起烧掉。
整个圆明园和颐和园都被送到了火把之上。北京城上空的黑烟持续了好几周。破坏是巨大的，而且是执意完成的，其传达的意图很明确：对中国有直接商业价值的宝物将被外国势力占有，有文化价值的东西将被彻底摧毁。
不久，奕开启谈判。西方列强表示想进到城内，要求打开城门。奕最终被迫接受，北京城门洞开，外国军队一拥而入。此外，他们还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了包括天津、南京、上海和广州等在内的通商口岸和商埠，列强在中国的占领区域也正式归列强管辖，有损列强利益的中国法律在这些区域不再适用。
要想理解当下中西关系的动态发展，这些事件的背景是不容忽视或者遗忘的。我不是说我们还要继续为历史遗留问题刨根问底、打抱不平，但中西关系确确实实是从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显然，西方列强并不想推翻清朝帝制，他们有意不去打击封建中国的政治体系的根基。进一步说，他们只是想获取，甚至控制中国的资源。留下这个脆弱的政治体系只会对他们更加有利。
同样的，在另一个历史时期里，中国共产党有着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意识，而国民党政府却多次为经济利益妥协让步。因此对于企图掠夺中国资源的外国势力而言，中国共产党执政势必会比国民党执政给他们带来更多的阻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多年来（甚至到今天）一直宣扬并支持台湾地区；这也是为什么从比尔·克林顿到乔治·布什，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历届美国政府都把议程设置的重点放在了妖魔化与限制中国上。
晚清时期，西方对华政策有以下要点：能够无限制地进出中国市场，即能够在无关税和其他限制的情况下向广大中国人民售卖西方的工业制成品；能够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无限制地获得中国的天然制品和手工艺品；能够控制贸易往来。西方列强明白，一个脆弱的政治体系必须容忍他们的利益和商业统治。此外，要点还有：外国势力在华不受中国法律和外国法律约束，租界区域被他们所管辖，他们有着符合外国利益的完全外交豁免权。
这些要点至今仍是西方外交举措和西方商业利益集团打开中国市场方式中集体无意识（译者注：集体无意识是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心理学用语，简单来说是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是受大型企业利益所驱动，这些大型企业寻求获得中国巨大市场潜力的途径，毕竟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有着近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这是市场统计中一个惊人的事实）。
中国政府规定，在外国投资时禁止产生任何“依赖”关系。这样避免了类似于之前西方发达国家与拉美或非洲那种纯粹的贸易依赖关系。在依赖关系中，工业化国家将成品出口到欠发达国家换回待加工的原材料，再将原材料加工后卖回欠发达国家。这样形成了一种螺旋效应，使得欠发达国家依旧不发达，资本继续集中在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开始依赖发达国家制造的成品，发达国家则通过不断制造成品而变得越来越富有。
因为意识到了这种依赖关系的风险，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认为“美国价值观”的推行是美国为其他国家依赖美国产品而设计出的阴谋。如果中国能够用自己的技术生产出自己的产品，而售价低于美国产品的话，也许有一天，美国人会发现自己反倒依赖于“中国制造”了。
中国正推行着市场经济政策，实际上已经创造了世界最自由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中国人民不可思议的力量正蓄势待发。这股压抑已久的能量被40年来的改革释放开来。中国发展已经进入成熟期——这是这个时代的事实。负面新闻、历史误解、被误导的敌意和情绪，或是“遏制政策”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当下的动机
1996年，开放格局与浪潮对我这种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我曾是一名建议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律师，同时我也是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中央银行顾问，帮助他们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转型。此外，我还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顾问，主要参与构建国有企业改革的蓝图。这一步是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一块重要基石。
那一年，我写了一本书，名为《中国第一》（书名是和《日本第一》开了个玩笑，那本书是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所著，比我的书早出版十几年，主要介绍了日本国内经济的崛起）。在《中国第一》里，我预测了中国会崛起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我并不是用什么巫术来做预测，但西方媒体和政策制定者总觉得我的预测非常激进且不切实际。
我每天都会同中国的政府官员打交道。要么是为我的外国投资者客户获得行政审批和政策指导，要么是向中国官员介绍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方式，为他们提供建议。我可以获知当下五年规划中的计划和项目，也可以了解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内容。领导层对未来的愿景无比清晰，他们要坚持完成计划的决心也同样明确。《中国第一》这本书反映了中国人民脱贫致富的愿望与志向。难怪西方媒体和政治精英都认为我的书是“亲华派”的书。就像之前的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一样，我很快也被贴上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标签。
2001年，我写了另一本书，名为《中国的世纪》。书中有一个直接明确的论断：19世纪属于英国，20世纪属于美国，21世纪将属于中国。与此同时，一个叫章家敦（Gordon Chang）的美国人，因为不满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写了一本与我观点矛盾的书叫作《中国即将崩溃》。他做出的假设是：中国如果不接受美国式的民主，其经济将会在五年内崩溃。
这两本书激起了对于中国的两种矛盾观点的论战。我的观点代表着“中国世纪论”，而章家敦的观点则代表着“中国崩溃论”。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政治顾问（实际上是仅次于大使的二把手）严肃地对我说，美国国务院认为“中国崩溃论”才是正确的。他对我宣称：“不管是不是在五年之内还是更久，只要中国不采取美国式的民主，中国经济终将崩溃。”他告诫我应该改变观点了。
当然，17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崩溃，反而是变得更加强大且具有活力。相比之下，美国的生产率却每年连续下滑并开始负增长。如今，随着特朗普为美国提出了“法西斯”般的议程，一场有活力、有组织的“反法西斯运动”正抗议着美国政治。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民主如今已经变了，且正饱受美国人民严厉的质疑。很多欧洲人现在也开始反思，美国价值观是否还有“普世价值”的约束力，是否需要一个新的价值观了。
过去的四十年间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8年，中美对于我们未来的愿景已截然不同。特朗普总统领导的政府拒绝相信气候变化是科学的事实，撕毁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巴黎协定》，公开振兴化石燃料。同时，他还诋毁可再生能源，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无视联合国进程与多边贸易协定，威胁和对抗其他国家，只顾坚持“美国优先”的政策。
与此同时，中国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将生态文明写入国家政策，在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上已成为全球领先者。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国领导层坚持完成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进程，利用多边贸易和技术交流推动全球化发展，通过理性对话和经济赋权寻求结束对抗。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放眼全球，奉行并推广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未济Weiji ● Revolution竭海求珠之卦。忧中望喜之象。The image is emptying the lake to find the pearl.The symbol is that worry proves a blessing to most people.——I CHING《易经》第一章20世纪80年代：期盼脱贫致富的十年追忆南开
尽管慕名已久，但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已是1981年的暮春。机场就像一个烤箱，里面闷热的空气烤得我大汗淋漓。那时还没有行李传送带，只有一个愁眉苦脸的机场工作人员把行李箱从车上扔下来。他们毫不在乎你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根本没有“服务”的概念。那便是特殊时期之后的职业道德。大家什么都不在乎。
我仍记得我在苏联风格的高大宽敞的机场向外走着，头顶的天花板上还装饰着红色五角星。刚出机场，我又一脚踏进了北京炽热的空气之中。后来我才知道，这座城市是几乎没有春天这个季节的。等在机场外的男男女女，要么穿着绿色的军装裤，要么穿着蓝色的工装裤。他们的上半身则穿着质量很差的短袖衬衫，你都能看透这层面料。我试着用我蹩脚的普通话问路，却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们只是一直盯着我。
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从太空中掉下来的外星人，就像一部科幻电影里发生的那样，例如《人猿星球》那一类的。
首都机场通往北京市区的老旧小道似乎很长，路的两边都种着白杨树。公交车在路上坏了好几次，每一次抛锚，全车人都迅速下车并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想要修好这辆车。当时我就想到，中国的经济就像这辆公交车！
同当时大多数外国人的选择一样，我到北京的第一站也是友谊商店。那是一个高大宽敞，拥有四层楼的百货商店，在那时几乎是北京最高的建筑了。我买了一瓶可乐，还是进口的，花了一美元。但这个价格已经远远高于当时中国人对饮料消费的想象。还有一种叫“qishui’er（汽水儿）”的当地软饮，意思是有汽的水，尝起来也是名副其实。它有橙色和绿色两种颜色，就像年轻的朋克摇滚乐手会染的发色一样。我的那些中文老师都因为我花一美元买了一瓶可乐而抓狂，他们觉得我太浪费了，而且还当着面这样说我。在那个年代，普通的中国百姓对友谊商店是望而却步的，当然，更没有人会去支付一瓶进口可乐的费用。
在令人窒息的炎热夏天里，买一瓶可乐这种简单之举，却因为发达与欠发达国家的误解与隔阂，成为一个尖锐的焦点。那瓶一美元的可乐使我想起了我曾经提出的所有经济假设。
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法挣到很多钱，因为1981年的中国几乎没有多少在流通的货币。就算有人获得了一笔钱，其实也没有多少商品可供他购买。除了友谊商店，大多数国营百货商场都只有空空的货架，或是只有蓝色和绿色的裤子。
那就是一种匮乏经济。
那时，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大学交换生，非常理想主义，想要凭一己之力改善中国的经济状况。而且这种念头由最初的幻想逐渐变为了痴迷。每当我在廉价白色锡杯里泡一杯黏稠糟心的上海速溶咖啡时，这种念头就激励着我。不久后，我学会了喝茶。每天，我都在肩上斜挎一个绿军包去上中文课，坚持学习普通话。我相信这门语言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可以助我解决这个国家所处的困境。
中国的经济落后使我震惊。我来自美国，来自世界上最富裕的社会，我很难不去注意到中国什么都缺的现实。这样的现状有可能改变吗？每个下午，我独自踱步在南开大学的湖边，我都这样问着自己。总有一些中国学生会将他们的红书作为礼物送给我，我起初以为他们是想和我分享毛泽东的思想，但后来我才明白，他们其实只是简单地想分享一些有中国特色的书。
那时，我还无法想象我正踏入的未来。我的中国同学留着板寸，一边抽烟一边开着玩笑。他们其实是正在接受训练的军官和干部，将来会在国际关系领域工作。和我交朋友也是他们的训练之一。这一点我是几年后才知道的，因为我们的友谊看似非常单纯，他们练习英语，我练习中文。
不过，其中一些友谊还是伴随了我的一生，并向我提供了打开中国政治权力迷宫大门的钥匙。这些同学都被提升到了重要的位置，有的还继续深入到了体制之中。在中国，深入体制比公司升职更能获得权力。这些同学成了我在这种严肃紧张的政治文化之中的担保人，让我在完全不被信任的大环境中，通过了一道道信任之门。
后来，我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其实是像大型企业一样在运作，而不是以我们西方人以为的那种政党运作方式。
我很快意识到，如果我想成为中国转型变革中的一分子，还需要一些其他的技能，只会说中文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经济与法律炼铸成一个坚硬的刃具，才能切开这个叫“中国”的社会经济难题。
当时，中国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描绘未来的蓝图。很明显，中国官员看到了美国的成就，而且很想知道美国政治体制里什么是真正管用的，什么是没用的。中国领导人刚从“失去的十年”里走出，深受其害的中国下定决心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尽管会戴着厚重的黑框眼镜一直盯着你，但其实也是乐于听取新颖观点的。冬天，他们身上穿着的中山装让他们在严酷的环境中保持着温暖。
当我在最没有希望的时候，我的老同学出现了。他们邀请我参加一些会议。起初，我觉得他们是在利用我来代表外国人，使会议变得“国际化”，但不久后，我发现我无心提出的一些解决经济问题的建议，其实是能被中国的体制所接受的。
只花了二十年，中国就从一个物质匮乏的国家变成了每项产品和服务都充足甚至过剩的国家。三十多年后，它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最强经济力量。
我很难想象这一切能发生得如此之快，更难想象我能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分子。在炎热干燥的那天，这些想法是遥不可及的。因为那时，我才在友谊商店喝完了我的可乐，愁眉苦脸的店员正坐在满是灰尘的柜子后面，柜子上堆着奇形怪状的玉雕还有进口的显像管电视机。
我在中国的第一年里，花了好几个月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普通话。这座古老的工业城市是清朝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瓜分的通商口岸之一，以至于其主干道都是欧式的。但欧式主干道两边的老房子上却已挂起了红色的宣传横幅。古老拱形铁桥的对面，有一个游行广场，上面摆满了毛泽东、马克思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每天，我都会从他们严厉的目光中骑车经过。
我们这班交换生其实只是第二批来到中国学习的美国人。我们感觉自己就像先驱一样。在两年前的1979年，邓小平与吉米·卡特总统才刚刚促成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一切才刚刚开放。由于西方政府组织得太糟糕，很少会有外国人参加政府组织的中国之旅，更别说去投资这个神秘的、过度在意安全的国度。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撼动了中国。在毛泽东去世的那年，地震摧毁了周边许多房屋。为百姓搭建的临时避难所随处可见。
南开大学看上去也像刚经历了一场战争一样。天花板已经崩塌，到处都是碎石瓦砾。后来我才知道，特殊时期，这里曾经进行了一场激战。在这场风暴过后，一切都显得风平浪静。学生们在图书馆边的湖畔散步，晚上进图书馆读着马克思的相关著作。当我问起这些房子里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们只会低声说道：“有可怕的事情发生过。”除此之外，不会有人再多说些什么，老师比学生还更为谨慎。那时，每个人都穿着同样的衣服：宽大薄透的白衬衫配绿色的军装裤。
不久后，我也穿起了绿色的军装裤。
我买了辆自行车。在漫长的炎炎夏日里，它开始变得松垮。每隔一段时间，我都得换上一个不同的零部件。不同如今，那时中国国产的产品质量真的很差。最终，我的自行车上每一个零部件都是换过的，已不再是我买来时的那样。每次骑过天津坑坑洼洼的泥泞街道，我都非常心慌，我很难想象中国有一天会成为零部件出口的巨头。
有一天，我和我的一个同学正修理着我们的自行车，替换着损坏的零部件。他突然指向了一位正骑车驶向修理站的老农。那位老农的自行车完全由废料捆绑或焊接而成，中国人民这种朴素节俭的心灵手巧使我感到震撼。他们的生存能力和有限资源下的建造能力使我感到震惊。
那辆自行车是我第一次瞥见中国在金融杠杆下的工业再造潜力。每当我谈及这个方面，我都会用这个自行车来打比方。
几天后我遇见了一位叫楚江雄（音译）的叛逆艺术生。他让我在某天晚上骑自行车来湖边的一棵树旁见他。等我赶到那里时，他躲在附近的阴影里，招手示意我跟上。我们便骑着自行车，由一条脏脏的小路骑出了校园，到达了一座小屋。当我们从自行车上下来时，人们从黑暗中走出，抬起我的自行车，把我推进了一个房间。屋子里大声放着音乐，有着昏暗的灯光。房间四壁都画着壁画，大多是法国印象派的风格。
我问挤在屋里的这些人都是谁，为什么墙上都是画。楚江雄低声解释说，他们也是艺术生，想让我作为外国艺术评论家评价一下他们的作品。我惊呆了，但也别无他法。于是我建议他们把灯开亮，把音乐放小，这样我才能好好看看这些画。楚江雄摇摇头说，他们担心学校知道我在这儿。中国学生与外国人接触是严格受限的，尤其是讨论一些像艺术之类的“腐朽”话题。
这些中国艺术生临摹西方画作的举动使我感到困惑。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性变革的前夜，他们却在画着法国乡村的草垛和一碗碗桃子？
当时，我和那些常与我外出游玩的中国学生在方方面面都已经感觉到，我们身处的中国已经走到了改革的风口浪尖。尽管这种新希望在学生群体里愈加高涨（他们都是在特殊时期后重返大学的），但也充满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氛围。这种氛围让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任何时候的任何进步都可能把我们甩到后面。
为什么这些艺术生不能从自己身处的文化中挖掘灵感，不能描绘自己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和珍爱的一切呢？我委婉含蓄地建议他们，在使用一些西方绘画技巧的同时，也应该多多结合中国的景象和思想，多多采用中国传统的画法。
炎热的夏季还在继续，我和楚江雄则开始了定期见面，他带我去已经开始接受我的建议做实验的艺术家的家中，向我展示宣传海报背面的空白上，画出的狂野现代大爆炸。这便是地下艺术。在仓促地展示他们实验性作品之后，他们又小心翼翼地卷起画作，把它们藏在床底和柜子里，生怕别人会找到。随后，他们会有礼貌地、轻声细语地把我送到门口。
我从未想过，二十五年后，这些艺术家的画作与雕塑会在苏富比拍卖到上百万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始
1978年，安徽省的一处偏僻乡村进行了一次小小的实验。由于不甘贫困，十八户村民达成了协议，他们将分田到户，共同享有资源。这听上去很简单，但在当时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壮举。他们相互约定，在收获的粮食中，给国家上缴他们应该缴纳的配额，多余的则可以由每个家庭自己销售并保留收益。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得知后支持了村民的大胆举动。这种做法后来被称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一个小小的实验，让每一户家庭都有权种植自己的粮食和蔬菜，并深深地改变了中国。
十五年后，看似遥远的梦想终究变成了现实，并撼动了全球的经济秩序。
万里在安徽省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早期实验引发了一个中文新词的流行。人们在大街上都窃窃私语，讨论着这个叫“自由市场”的词语。但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有几个胆大的农民带着破布包着的蔬菜和花生（因为他们连袋子都没有），蹲在路边，想出售它们以换得现钞。重点在于，他们能将换得的现钞揣进自己的兜里。人们非常兴奋地讨论着这个事情。
这便是自由市场的开始，只是没有人敢用“市场经济”一词。自由市场已经来到了中国经济的边缘，正化身为街头巷尾常见的那些东西。
在天津，南开大学大门的对面，就有一个羽翼未丰的自由市场。在此之前，还没有过类似的市场出现。因为大家都没有冰箱，所以人们需要每天赶来购买食物。国家分配的粮食供给站里，东西数量有限，种类经常变动，店员也欠缺服务意识。每天，人们都要带着各种票据排着队到这些国营的商店换得主食。如果没有配额的票据，就算你有现金，也无法买到大米和面粉。
然而，街对面自由市场的农民却有很多的瓜果蔬菜，品种丰富多样。人们只要站在路边就能看到两边的差别。自由市场提供的商品种类日益丰盛，而国营商店里，每天每一处供应的货物却千篇一律——而且还是在有东西供应的前提下。
当学生食堂开始供应有肉末的米饭时，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那时自由市场上还没有肉。我还记得当时我和一个同学发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一只小小的烤鸡挂在了一家国营商店的橱窗里。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我们压根没有意识到，那只挂钩上倒挂的小小烤鸡表明经济改革已经开始奏效。
我们把烤鸡买来吃了，而且非常高兴能如此简单地就得到了。
我常常想起那些突然出现在天津街头的蔬果供应，还有那只烤鸡。这些都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试验的成果。到了1981年，全国都开始实施这样的改革了。
在中国，每一件东西都物尽其用。我来自美国。在美国，从能源到食物，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在被浪费。在中国，我倍感震惊并受到了教育！
在我来中国之前，我曾在杜克大学学习。我记得有一天我在杜克大学的食堂吃午餐时，一个美国人正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一块巨大的牛排三明治。一个中国学生指着他说道：“那两片面包里夹着的肉，比我一家六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吃的肉还要多。”这种价值观的比较像一把刀一样地刺痛了我。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当一支钢笔用得快没墨时，学生们会想方设法地往里面注些水，使得最后的一点墨水流出。字迹浅了，但能多写不少的字。每张纸片都会被一直写得满满当当，不留一点空白。这个社会是没有什么东西被浪费了的。
当时的社会有一种难得的淳朴。我发现在天津街头生活比在教室学习更为重要，正如同几年后的我发现街头经济学比理论更加重要。我开始变得非常“实用主义”，不去在乎学习和考试，跑到大街上去记那些流行的新词，然后或对或错地开始使用。到了晚上，我会在大街上表演儿时父亲教我的一些简单魔术，让我认识街上形形色色的路人。和路人交谈也训练了我的中文口语，使我的中文水平突飞猛进。人们聚集在一起（有时是很大一群人），大笑着叫我一遍又一遍地表演魔术。他们似乎对同一个把戏都百看不厌。
我意识到，货币在这个社会里的意义并不算大，毕竟都没有怎么流通。一种更高的道德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有一次，在我买一样东西时，小贩无意间少找给了我一角钱，我并没有注意到。后来，那个小贩满城追我，为了还给我那没找的一角钱。最后，他一直追到了我在南开大学的宿舍门口，还一直在为他当时的疏忽而道歉。
另一次，我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骑车时，灰尘沾上了我的隐形眼镜。于是我停在了一家小店前，借他们脏脏的破镜子来重戴隐形眼镜。在镜子的反射里，我看见身后聚集了一大群围观的人。有人问我是不是又在表演魔术，把我的眼睛摘出来又放回去。
只可惜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热情有之，而这种最初始的淳朴现在看来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我学完了普通话课程，到了该离开南开大学的时候。当时，学校为我们这些外国学生举行了一场宴会，而老师在宴会后把剩菜残羹通通都打包带回了家。他们将剩菜残羹装进自己带来的小铁盒里，又将小铁盒装进宽大的军绿色挎包，最后斜挎在他们纤薄不合身的衬衣上。我完全想不到，在之后经历的三十多年里，我会目睹中国人渐渐扔下这些绿军包，穿上普拉达和路易威登，购买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模一样的商品。
即使在我去一个新开的旧货市场卖掉我的自行车时，我都从未这样想过。蓬勃发展的九零年代
十六年后，天津变成了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城市。我失去了所有的方向感：棚户都不见了；废墟变成了大型建筑工地，而我正站在摩天大楼的影子里。狂野的艺术家正为着狡猾的广告公司工作。外国学生也不再需要满街找一只烤鸡，中国主要大城市的大多数街头都有麦当劳等着他们。北京的硬石餐厅会一直热闹到凌晨，每晚都加速着文化冲击。普通市民可以去到所有崭新的百货商场和时装店，如果怀旧的话，友谊商店也能进。全球任何商品都能被购买，人们看上去也买得起任何东西。
中国自有一种韧性。城市交通堵塞，于是城市规划者计划着将古老狭窄的小巷改造成新公路。这些小巷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被推向了历史的深渊，变成了发展的代价。
在北京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里，美国贸易代表团的成员当着电视台摄像机的面说道：“中国必须更快地去改变它的体系……他们必须接受自由贸易……他们需要做出长远的考虑……尽管他们正变得越来越好，但这远远不够。如果他们再不改变他们的经济，不接受自由贸易，那我们将实施制裁。”这座酒店所处的位置，在20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还是农村。农民们在三环路的外边种田，蜷缩在黑暗里吃窝头。这种玉米粉做的粗糙硬壳便是当时他们的主食。但是到了90年代，当美国贸易代表像烦人的老派老师一样摇晃着手指，谴责中国不遵守美国制定的经济规则时，长安街夜晚的霓虹灯却已像今日纽约世贸中心一样耀眼。“一国两制”
20世纪80年代，我搭乘了一架由北京飞往香港的夜间航班。我望向窗外，看到整个海岸都是漆黑一片。在这片居住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地上，几乎所有大城市的公共照明都会在晚上七点以后熄灭，内地便在地球上打卡下班了。只有快到香港时，才能看到下面城市的灯光。降落到香港启德机场前，飞机从霓虹灯闪烁的狭窄街道上掠过，看上去十分刺激。我有着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感觉。而且那个感觉告诉我，被遗落在黑暗里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
在1987年以前，很少有商人和专家会认真地研究内地。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正风生水起。香港每日的交易都有着赚不完的钱，很少有人会有闲心去看一眼内地的稻田和生锈的工厂。即便如此，包括我在内的一小撮在香港的美国律师把事业都赌在了中国的未来上，英国的律师则觉得我们是最不切实际的空想家，痴迷于中国那些不复存在的古老文化。当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已经腾空而起时，谁还会在乎中国这个沉睡的巨人还能不能重振雄风？
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采取了“进口替代和出口促进”的经济发展模型。这是描述两个发展阶段的奇特称呼。在第一个阶段，一个国家要使货币增值以增强购买力，并同时进行技术与基础设施的升级。到了第二个阶段，它要使货币贬值以发展极有竞争力的外向型经济。在东亚，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到了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做了同样的事情。所以很明显，这种举措后来延伸到了东南亚，而不是中国大陆。
当时中国在未来十年之中，最迫在眉睫的问题便是香港将在1997年回归。每个人都很疑惑：如何把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系融合在一起？这个问题困扰着每一个人，谈及此处时，甚至还会有一些沮丧。
有着实用主义精神的香港人总能在逆境中站立起来。不久，年轻的创业者们就开了一家1997酒吧、一家1997餐馆和一家1997迪斯科俱乐部。他们都蹭上了回归之夜这个热点。
当时，一场内部讨论正在中国领导层之间展开。最终，邓小平一锤定音：打开鸟笼，让它自由飞翔！邓小平说：“窗户打开了，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也进来了。但那又怎样？你随时都可以打死那几只苍蝇。”
和现在一样，西方大多数“中国专家”的分析都只是在猜测那些修补过的传言。每当中国共产党或全国人大召开会议的时候，这些专家就盯着领导层的服装然后分析，试图找到一些流露领导层思想的迹象。有的干部抛弃了中山装而选择了商务西装；有的人穿了一天的中山装然后又穿了几天西装，在最后风力变化的时候再次换回中山装；还有的人则十分怀旧地一直穿着中山装。这真是一场盛大的“舞龙表演”。
很少有人能想到，这场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复杂辩论会突然结束，中国的经济即将起飞。
在短短10年内，中国把自己从一个百废待兴的经济落后国变身为一个经济巨人。如今，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超过日本。
大多数人在20世纪80年代都无法预见这些发生。那些像我一样预见了中国发展轨迹的人，做出了小心、谨慎、谦虚的预测，但还是被贴上了“拥抱熊猫者”（译者注：在华盛顿外交学界，曾经流行过“弑龙者”与“拥抱熊猫者”的说法。简单来说，“拥抱熊猫者”指亲华派）的标签。
正式地说，我还继续留在香港做着律师工作，但实际上，与其说我是一名律师，倒不如说我是一名谈判家。在漫长的投资过程里，每件事情都取决于官员是否批准每一个步骤。所有需要的文件都要有亮红色的印章。中国的商业和经济很大程度上受政府监管，过于依赖政治，而不是相反的那样。而且，中国人重视guanxi（关系）。这些事情就是我投入时间的地方。
我的很多朋友在中国体制里一年比一年走得高。我们的话题已从谈判投资项目变为了探讨能够改变经济结构的改革方法。我与中国央行和外汇管理局的密切联系使我加入了中国货币政策制定的团队。
在我还没有弄清情况的时候，这些官员就常常问一些关于香港地区经济体系运作的问题，问我可不可以弄到一些香港的公司法、股票上市条例和土地法的复印件。由于我在香港的律师事务所里工作，收集到这些东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便常常将这些香港监管法律的复印件带回内地。很快，他们要我为他们起草法规。
内地的官员对“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感到着迷。他们知道，只要找对了方式、找准了时机，世界将见证中国经济的腾飞。
邓小平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比作“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地来，”邓小平像哲人一样地建议道，“每一只脚都要稳稳地站在石头上。”这种实验的想法引起了我的兴趣。中国关注那些实用的东西，然后开始测试，调整，再测试。和美国当时盛行的以理论为基础的方式比起来，这种方法显得尤为务实。
但外界观察家却批评中国这种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的方法。在美国人眼里这是不正统的，一点也不符合当时在全世界推行的“休克疗法”。
但实事求是地说，我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很明显，社会主义经济转型不能通过“休克疗法”进入改革。交织在一起的种种问题必须以某种顺序来解开。这让我想起了一位中国官员。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隔桌而坐。他戴着黑色眼镜，短袖白衬衣就简单地垂在裤子外面。他拿起一个橙子，开始用他的拇指转动着剥皮。整个橙子皮变成一条没断的螺旋圈落在了他的桌上，而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间留下了一个完整的橙子，一滴果汁都没有落下。我想起我以前吃橙子的时候只是简单地掰成两半，再去吸干渗出的汁水。这位中国官员就像阿特拉斯高举着地球一般地举着橙子，说道：“要打开中国的经济就只能这样做！”否则的话，整个政治与社会结构将会像四处喷洒的果汁一样分崩离析。这便是他的重点。
在中国，文化社会因素、地理，还有贫穷的现实使学术的经济理论变得无济于事。我开始思考并写出了一个循序渐进的改革办法，让一个国家变成它能成为的那样，而不是用“休克疗法”使其变成不该成为的那样。
在此之后，更多的人开始叫我“拥抱熊猫者”。
是因为他们真的害怕中国吗？还是麦卡锡时代那些古老遗留下来的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东西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政治与社会的DNA中？人们是真的不相信中国有能力领先并达成这些显而易见的成就吗？这是由媒体断章取义地报道导致的，还是我们西方人本身就如此傲慢，坚信我们的体系和处事方式总是如此优越，以至于没有人能够追上，能把他人永远甩在后面？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使我耿耿于怀：中国渐进式改革开放的例子，能否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我在香港的时候常去老挝和越南旅行，我想看看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前的样子，并体验它们开放的过程。我又一次结交了当地的官员，我试图理解它们经济和法律运作的方式，它们的体系是借鉴中国的。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一些方法能否也在那里奏效呢？从休克疗法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87年，这里刮起了一阵改革之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他还说明，这个初级阶段“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想转变所有人的固有想法是非常困难的，邓小平以这种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将市场改革推行出来。邓小平以此将大家的意识形态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97年，中国第十五届一中全会，江泽民宣布“邓小平理论”将带领中国走入新世纪。
这是香港地区的商业精英们第一次感受到龙的苏醒。他们可以闻到空气中正弥漫着商机的气息。即使那些怀疑者也开始认真关注内地。一些人从茶叶里读到了政治上的改变与开放。1988年，一群年轻的受新自由主义学派影响的中国经济学家建议政府进行价格改革，不要控制通货膨胀。这正是当时美国顾问向克里姆林宫建议的标准的“休克疗法”，这样的建议有利于摧毁苏联经济。
中国的领导层对通货膨胀尤其敏感。很多老一辈的领导人对通货膨胀的了解比他们对战争的体会还要深刻。他们清楚地记得，人们推着一推车的钞票去购买蔬菜和商品的场景。所以，老一辈领导人根本不认同休克疗法的模式。
在那个年代，中国领导层在每个夏天都会去一个叫北戴河的海滨度假胜地，为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探讨一些政策。他们还会召集一些经济学家来给出建议。年轻的经济学家推崇休克疗法，提倡立刻放开价格管制并取消对粮食大米的补贴。更加成熟的经济学家则坚决反对这项提议。他们警告说，政府必须先控制好通货膨胀，只有等通货膨胀稳定以后，才可以逐步地放开价格管制。
这时，就要先讲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故事。
后来，中国的高层官员答应接见我这个人民大会堂的听众，那时，我在为中国的大型企业提供咨询，协助他们建立起一个复杂的公司结构。我在人民大会堂内一间宽敞的房间里与他见面。房间里有着又厚又软的沙发。他问了我一个很急切的问题：怎样才能把这些债务累累、锈迹斑斑的国企转型为能与美国公司竞争全球市场的国际大型企业？五年后，我来到安徽省——这个曾经试水改革的地方，开始为中国国有企业“公司化”的改革探索新的解決方案。大畜Daxu ●Revolution龙潜大壑之卦。积小成大之象。The image is of a dragon hidden in a solitary glen.The symbol is that accumulation of small particles results in a mountain.——I CHING《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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