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智超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陈智超历史文献学论集试读：
自序
本书收录了我自1982年至2012年31年间发表的关于历史文献学的主要论文。
我是历史学者，我想从历史学的角度阐述我对历史文献学的认识。
历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们立足现实国情，正确认识历史，创造美好未来。
所谓现实国情，对我们而言，从时间来说，是21世纪初期；从空间来说，就是发展中的中国。现在离世界大同的目标还很遥远，世界上多个国家并存的情况将长期持续。所以，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历史学者首先是国家的公民。学术无国界，学者有祖国。
所谓正确认识历史，就是要认识人类的真实过去；对中国历史学来说，首先就是要认识中国的真实过去。怎样才能正确认识历史？随着人类的进步，人们的历史意识加强了，记录历史的手段也不断丰富。现在人们要研究当代史，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实时记录各种各样的事件，包括声音和图像，也可以比较方便地收集到包含声音、图像的材料。但如果要研究百年以前的历史，虽然还有人类的物质遗留（如器物、遗址和图画）以及口口相传的传说和神话可作参考，但主要依靠文字记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文献或史料。
所谓创造美好未来，就是说历史学不能仅限于记录历史，还要通过历史的传播，使人们能从历史中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规律，汲取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从优秀的历史传统中得到教育和鼓舞，对历史的丑恶现象进行深刻的批判，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但这有一个前提，历史学所记录的历史必须是真实的。
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历史学和历史文献学都有一个继承和发展的问题，历史学者，包括专门的历史文献学者，必须充分了解并很好继承前人的成果，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
根据这样的认识，我认为历史文献学的主要内容包括：（1）发掘新文献，包括纠正被误判的旧文献和从新的角度利用旧文献。（2）辨别文献的真伪及确定其时代。（3）发现和纠正文献在转录或刊刻过程中发生的有意之改和无心之误，尽量恢复文献的原貌。（4）文献意义的多角度多层次的诠释。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因文献作者与所述事件的关联、所处地位及立场，会影响该文献的可靠性及全面性，需加恰当的评估。一是因为现代人对历史上的制度、文字、词汇、习俗等有隔膜，需作准确的解释。
既然历史学的主要依据是文字记载，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文献学是历史学的基础。
正是基本这样的认识，从我投身历史学开始，就把历史文献学作为主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当然，人们的认识总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读者可以发现，即使在我的历史文献学研究的两个重点，《宋会要》和《旧五代史》，我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而且到现在也还没有达到终极的认识，所以我恳切期望得到读者的批评。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的资助。老年科研基金的建立，为离退休科研人员多年研究成果的出版提供了新的平台，做了一件大好事。同时我还要对推荐人和评审人表示谢意。
本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17年前，我的一部历史文献学的重要著作《解开〈宋会要〉之谜》就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本书的出版，责任编辑和审稿人、校对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对提高本书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也要对她（他）们表示谢意。
由于本书收录的文章时间跨度达31年，又是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的，所以体例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例如注释一项，就有文中注、页下注和文末注三种。数字上也有汉字、阿拉伯数码的不同。这次作了一些调整，但不勉强统一。此外，31年间，有些机构和出版社的名称改变了，有些地名和行政区划改变了，因为每篇文章篇末都注明发表时间，仍保持当时的称谓不变。2012年9月于北京第一篇宋会要《宋会要辑稿》遗文、广雅稿本及嘉业堂清本的再发现
自从嘉庆年间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会要》以来，这个辑本先后有过四种本子：（1）徐松原辑本：徐松曾对辑稿作过初步的编排和校订工作。这个辑本是后来其他几种本子的祖本。但它已被后来的整理者更动过，故我们把更动前的辑本称为“原辑本”。（2）广雅稿本：光绪年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开办广雅书局，请缪荃孙、屠寄两人对辑本《宋会要》进行整理。但工作并未完成，只整理了小部分，而且只有“职官”一类是定稿，其他还是未定稿。故我们把这个本子称为“广雅稿本”。（3）嘉业堂清缮本：民国初年，著名藏书家刘承幹（翰怡）购得徐松原辑本，请刘富曾等人整理，成清缮本四百六十册。刘承幹藏书楼名嘉业堂，故我们称这个本子为“嘉业堂清本”。（4）今本徐辑本：缪荃孙、屠寄及刘富曾等两次整理辑本《宋会要》时，删去了徐松原辑本的部分内容，对门、类的编排作了某些调整。我们把这个经过他们更动的徐松辑本称为今本徐辑本，它就是影印本《宋会要辑稿》的底本。
徐松原辑本被删去的内容在何处？广雅稿本和嘉业堂清本又在何处？
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汤中曾至湖州南浔嘉业堂藏书楼，不但见到了今本徐辑本和嘉业堂清本，也见到了为刘承幹收藏的广雅稿本。这些情况，在他所著《宋会要研究》一书中曾有介绍。
30年代前期，北平图书馆从刘氏嘉业堂购得今本徐辑本，并借来嘉业堂清本，叶渭清（左文）曾将两个本子的部分内容对校过，写成《宋会要校记》三卷（稿本，今藏北京图书馆）。后来北图影印了今本徐辑本，在《影印缘起》中曾对嘉业堂清本加以批评。
从此以后，40多年来，广雅稿本及嘉业堂清本寂然无闻，下落不明。至于原辑稿被删去的部分，连汤中、叶渭清都没有见到，更不为人所知。
最近，我们为1982年正式整理《宋会要辑稿》做准备工作，重点之一是寻找嘉业堂清本。结果不但找到了嘉业堂清本，也找到了原辑本被删去的内容和广雅稿本。
我们首先到北京图书馆查找嘉业堂清本。北图藏稿中标为《宋会要》的共有两部。经查阅，一部就是今本徐辑本；而另一部，据北图善本部同志介绍，是1953年从来薰阁购进的。它实际是两捆稿件，有整册的，也有零篇断简，整册的封面上有的写有“食货复文”等字样，稿纸与抄写格式同今本徐辑本完全一样。可以断定，它即是原辑本被删去的内容。另有数册广雅稿本。还有几册嘉业堂稿本，但不是嘉业堂清本。
随后我们又在北京、上海两地先后访问了与嘉业堂有过接触的同志，包括今年86岁高龄、1932年以前在嘉业堂藏书楼主持编目工作的周子美同志，1937年曾到嘉业堂购书访书的张政烺同志，解放初期为复旦大学经手购买嘉业堂藏书的鲍正鹄、徐鹏、吴杰等同志，并到上海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去查找。虽然没有找到嘉业堂清本，但了解到一些嘉业堂藏书聚散情况，特别是了解到浙江图书馆曾在解放初期接收了刘承幹捐献的嘉业堂藏书。于是，我们把目标集中到浙江图书馆。
1981年10月22日，我来到孤山脚下的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说明来意后，接待我的何槐昌同志拿出浙图特藏善本书目让我查阅，仍无所获。经我一再介绍嘉业堂清本的情况及特征，他从书库中拿出几册没有编目的稿本让我鉴定。打开一册封面，印有“吴兴刘氏嘉业堂钞本”字样的稿纸上，第一行写着“宋会要卷第三百八十一”，第二行写着“大兴徐松辑大典本 吴兴刘承幹编定”，说明这正是我在京沪两地遍寻未获的《宋会要辑稿》刘氏嘉业堂清本，不禁大喜过望。于是，浙图的同志从书库中将这部零乱无序的稿本全部搬出来，经过清理，全部四百六十册完整无缺，这部埋没了多年的稿本终于在人间复出。同时，经过实地检查，证实了汤中在《宋会要研究》中所说的，嘉业堂清本的“职官”部分，直接采用了广雅稿本，只是在广雅原稿上加上嘉业堂清本的统一封面而已。
回京以后，我又在北京图书馆细查了“复文”和广雅稿本，查明嘉业堂所藏广雅稿本现在虽然分散三处，内容并没有缺漏。
前面已经介绍过，现藏北图的徐松原辑本被删去的内容，在有些册页前标以“复文”的字样，说明它是被当做重出的复文而被删掉的。《宋会要》的辑稿中确实有复文，即使在被删并过之后的今本徐辑本中也仍然有不少复文。关于这些复文出现的原因，我另有《〈宋会要辑稿〉复文成因补析》一文，此处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经我初步检查之后，发现这一批被删掉的内容，情况是复杂的：（1）其中有一部分，确实是复文。例如“食货”类中的“经界”，辑自《永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卷四七五一（田字韵，田制八），叙述绍兴十二年十一月五日至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事，共有十七页。这一部分同今本徐辑本的两处地方内容相同，一处是食货六之三六至五二，辑自《大典》卷一七五三三（货字韵，食货十八），另一处是食货七○之一二四至一三四，辑自《大典》卷一五○七六（界字韵，经界一）。它们的内容虽然相同，但因为辑自《大典》的不同字韵，在使用和整理时仍可作校勘之用。（2）同一内容，但比今本徐辑本详细，可以补充今本之不足。例如“食货”类中的“青苗”，辑自《大典》卷五二七八（苗字韵，青苗一），记熙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至政和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事，共有九十五页之多。而今本徐辑本的“青苗”，在食货四之一六至二九及五之一至十八，辑自《大典》卷一七五五一、一七五五二（货字韵，食货三十六、三十七），包括的时间同前者一样，但字数还不到前者的一半。（3）为今本徐辑本所缺者。例如“礼”类中的“郊祀大乐”，辑自《大典》卷五四六六（郊字韵，郊祀三十二，乐舞），记绍兴四年四月十六日至淳熙十二年十月二日事，共有二十六页。查今本徐辑本“礼”类没有“郊祀大乐”一门，但在“乐”类中有“郊祀乐”门（四之九至五之二六），辑自《大典》卷五四六四、五四六五（同为郊字韵，郊祀三十、三十一，乐舞），记建隆元年至宣和四年事。可见这两部分内容本来是衔接的，但却被刘富曾等人误作复文而被删落了。
根据以上情况，把这一部分内容称作“遗文”比“复文”更为确切。至于现存的遗文是否就是原辑本中被删掉的内容的全部，在没有经过仔细检查以前，还不能下肯定的结论。但是，虽非全部，至少也是大部了。
据汤中在《宋会要研究》中记述，他在嘉业堂藏书楼所见到的广雅稿本计有“帝系”七册，“后妃”三册，“礼”五册，“职官”九十五册，总计为一百一十册（汤中误作一百零九册），另有目录一册与重复本两册不计在内。
现在除目录一册未见外，其他一百一十二册还保存完好，并有“优礼大臣”一册为汤中所未提及。但全稿分藏在三处：（1）“职官”九十五册，如前所述，为刘富曾等人直接采用，现在就在嘉业堂清本之中。（2）“礼”六册，与今本徐辑本的相应部分合订在一起，即我们现在可从影印本中看到的“又礼十一配飨功臣”，“又礼三一、三二、三三后丧”，“又礼四三景献太子攒所、外夷入吊之仪、吊祭”，“又礼四七优礼大臣”。（3）“帝系”七册、“后妃”三册以及重复的“礼”类“郊祀御礼”和“职官”类“历代大行丧礼（下）”二册，与原辑本的遗文捆在一起。
广雅稿本红阔栏红格，版心鱼尾下写“要”字，末写页数。每半页十四行，行二十五字，每页七百字。每卷卷首格式有两种：（1）首行顶格为大题：“宋会要卷×××”；第二行低一格为类别，如“帝系”；第三行低二格为门别，如“诸王”；第四行低二格为标目，如“廷美十子”。（2）首行顶格为类别，如“职官”，行末为大题：“宋会要卷×××”；次行低二格为门别，如“历代大行丧礼”。前者为草本格式，后者为清本格式。
缪荃孙、屠寄究竟作了那些整理工作？现以“职官”类的“三公三少”门为例加以说明。据屠寄所加按语，可知这一门徐松原辑本共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标目为“三公三少”，辑自《大典》卷一六九一八，为“少”字韵，在今本徐辑本为职官一之一至八。第二部分现仅剩一条，标目及《大典》卷数均不明，在今本为职官一之九。第三部分标目不明，辑自《大典》卷一五九，为“公”字韵，三公，在今本为职官一之一○至一一。第四部分标目为“检校官”，辑自《大典》卷一七二四九，“校”字韵，今本无。这四部分内容有重复，亦有交叉。广雅本序文采自第一部分，太宗淳化三年至英宗治平二年记事采自第三部分，治平四年以后记事又采自第一部分，并用第二、第四部分相同内容互校。从这个例子及现存的广雅稿本可知，缪、屠的整理工作内容为：（1）重新编排，（2）复文互校，（3）删去复文，（4）分条提行，（5）每条加注《大典》卷数。
还需要说明的是，据《艺风堂友朋书札》所载屠寄致缪荃孙函，屠寄整理完“职官”类后，似又整理了“礼”类。如第十二函说：“《宋会要》五礼、职官、食货三门最繁，而职官尤冗乱，今先从难处下手，此门编纂已竟，而五礼亦略有头绪矣。”第十五函则说：“顷编《宋会要》五礼、职官二门已毕，余食货门最繁杂，然日日疏理，已略有头绪矣。”前面也已提到，与原辑本遗文捆在一起的，有广雅稿本重复本“礼”类“郊祀御札”一册。但汤中在嘉业堂所见，只有“职官”类清本，并无“礼”类清本，可能这一部分早已遗失了。
嘉业堂清本用纸，大部分刻有“吴兴刘氏嘉业堂钞本”字样，小部分有“吴兴刘氏求恕斋钞本”字样，均为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即每页四六二字。每卷卷首前三行的格式是：首行顶格为“宋会要卷第×××”，次行低二格写“大兴徐松辑大典本 吴兴刘承幹编定”，第三行为类别及门别，如“刑法三格令”。
嘉业堂清本分四百六十卷，每卷一册。各卷细目，汤中《宋会要研究》附录中已详载。但汤中似乎只据每卷卷首所载细目转录，并没有细检内容，以致时有小误，如卷一五○职官七，“登闻院鼓”前漏“登闻院”等。嘉业堂清本各类次序，也同今本徐辑本不同：今本徐辑本第三为“乐”，第四为“礼”，刘本则第三为“礼”，第四为“乐”；徐本“瑞异”第七，“崇儒”第九，刘本正好相反；徐本“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为第十二至十七，刘本则将“道释”提至第十二，其他各类顺序后移。
嘉业堂清本共一六六一九页，其中“职官”三二二○页为广雅稿本，每页七百字，计二百二十五万四千字，其余每页四六二字，计六一九○三三八字；全稿共八百四十四万余字。
由于篇幅巨大，时间紧迫，这次我在杭州只对“食货”类作了初步的检查，有两点比较突出的印象：第一，嘉业堂清本无论在格式上以及整理内容、方法上，都以广雅稿本为蓝本。第二，确有一些内容为清本所有而今本徐辑本所无，即是说，清本过录后将原辑本内容有意或无意丢掉了。
用科学方法整理出一部错误较少、便于使用的《宋会要》，是史学界几代人多年的愿望。现在，整理《宋会要》的条件比过去优越多了：对宋代历史的研究比过去深入；经过多年使用，对《宋会要辑稿》本身的了解比过去详尽；整理《宋会要》时必须参考的史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文献通考》等，已经或正在进行标点整理；可以广泛利用复印机等工具；粉碎“四人帮”以来出现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等。这次《宋会要辑稿》遗文、广雅稿本及嘉业堂清本的再发现，又从版本上为整理《宋会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们深知这是一项艰巨繁难的工作，但有信心在较短时间内把它完成。（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1期）《宋会要辑稿》的前世、现世和来世
在有关宋代的史料中，《宋会要辑稿》是内容最丰富、价值最高的一部，全书多达八百余万字，囊括了自太祖至宁宗十三朝二百六十余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外交等方面的内容，而且绝大部分是原始材料，在现存的文献中，没有一部可以同它相比；但它又是问题最多的一部，编排之乱，错误之多，也超过了其他各书。惟其价值高，只要研究与宋代历史有关的问题（包括各种专门史），都不能离开它；惟其问题甚多，又妨碍了对它的正确而充分的利用。
我们在整理《宋会要辑稿》的过程中，对它的问题进行了一番清理，深切地感到，无论是要整理好这部巨著，还是要正确而充分地利用这座宋代史料的宝库，都应该了解它的问题所在，而要了解它的问题所在，就必须知道它的来源。本文借用佛家三世的说法，对《宋会要辑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一些探索和说明。一 前世《宋会要辑稿》辑自《永乐大典》，《永乐大典》采自《宋会要》。这是关于《辑稿》来源最概括的叙述。但如果作深入的考察，就会发现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有些问题现在还不清楚。
首先是《永乐大典》所根据的《宋会要》究竟是哪几部？据《玉海》等书记载，宋代所修本朝会要共十一部，即：《庆历国朝会要》（内容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元丰增修五朝会要》（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政和重修会要》（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乾道续四朝会要》（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乾道中兴会要》（高宗朝），《淳熙会要》（孝宗朝），《嘉泰孝宗会要》（孝宗朝），《庆元光宗会要》（光宗朝），《嘉泰宁宗会要》（宁宗朝），《嘉定国朝会要》（太祖至孝宗朝），《十三朝会要》（太祖至宁宗朝，李心传修。也有人认为即《嘉定国朝会要》）。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永乐大典》所收录的《宋会要》，包括以上各部，或其中的七部；另一种认为只是最后一部，即综合各朝并唯一刻印过的《十三朝会要》。对照《辑稿》，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也都有不能讲通的地方，这个问题还有待研究。
其次是《永乐大典》如何收录《宋会要》？《宋会要》和《大典》两书，体例有很大不同。《宋会要》分门别类，按时间顺序或人物编列有关材料。根据文献记载及《辑稿》内容，可以判断《宋会要》分为三级或三个层次。第一级是“类”，有的分十七大类，即帝系、后妃、礼、乐、舆服、仪制、崇儒、运历、瑞异、职官、选举、道释、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也有几部会要将礼类再分为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五类而成二十一类，《庆元光宗会要》则有二十三类。第二级是“门”，《元丰五朝会要》有八五五门，《乾道续四朝会要》有六六六门，《庆元光宗会要》有三六四门。比较简单的项目至“门”为止，如《辑稿》一开首的“帝号”，就是帝系类的一门；但有些比较复杂的项目，门以下还有一级，文献没有记载这一级的名称，我们姑且称之为“目”。《宋会要》最基本的单位或细胞为“条”，条的划分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纪传体或纪事本末体的，一人或一事为一条；另一种是编年体的，一日为一条。类一门一目一条，这就是《宋会要》的体系。《永乐大典》的编纂原则，据明成祖为《大典》所作序言及《大典》凡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即按《洪武正韵》将所有各字按韵排列，每一字又分为若干事目或事韵，然后将各书中有关这一事目或事韵的文字录入。《宋会要》篇幅庞大，每一类多者超过一百万字，少者也有数万字，所以《大典》不可能将《宋会要》的内容整类录入，从《辑稿》情况推断，有的是分门，有的是分目，有的甚至是分条录入《大典》中的。
由于两书体例的巨大差异，《宋会要》录入《大典》之后，出现了几种情况：（1）原来的体系打乱了，而且不能复原。绝大多数书籍收入《大典》，体系都被打乱（个别以书名分韵，全书录入的例外），但多数辑本都可以恢复或大致恢复其原来体系，如文集可以参照同时代一般文集的格式及编排，《旧五代史》可以参照其他正史；而《宋会要》则因其篇幅庞大、内容复杂、前无来者而难以复原。（2）重复收入。《宋会要》原书中，有些内容可能因归入不同的类、门而重复收入《大典》时，因为同一内容可以有不同标目，同一标目又可以归入不同字韵，以致重复的情况更多。现在已经查出的，同一内容[1]可以有三种复文。（3）遗漏。现在虽然还提不出直接的证明，但既然复文能多次出现而未查出，遗漏也是难免的。（4）与他书合并。这一点，是在整理《辑稿》帝系类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启发。《辑稿》帝系类帝号门太宗、仁宗两条，正文都是李的《十朝纲要》，《宋会要》只是作为注文。为什么这样？《宋会要》帝号门太宗、仁宗两条的原文到哪里去了？起先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对照《十朝纲要》原文，联系《大典》的编纂原则，才恍然大悟。原来，《十朝纲要》在编年叙述每一朝的大事之前，卷首都有该皇帝的扼要记事，其文字几乎和《宋会要》帝号门相同，只是比《会要》增多一些内容。我们可以想象，《大典》编者在辑录“宋太宗”这一事目时，得到《宋会要》和《十朝纲要》的有关条文，自然不会将两者同时收入，以免重复，而是以内容较多的《十朝纲要》为正文，而将《宋会要》与《纲要》不同之处作为注文附入。正如《大典》凡例所说：“若诸史中文有重复者止存一家，或事文互有详略则两存之，或事同而文有详略者则存其详者。”从这个实例及上述凡例，我们有理由推断，凡是《宋会要》与他书内容、文字相同或相近的，有些可能合并到他书的名下。总之，《宋会要》被收入《大典》之后，体系打乱了，内容有重复收入，也有遗漏或删除；重复者固然可资校勘，遗漏者则无法补全，至于合并到他书名下的，如果《大典》编者没有加注，也无从辨认了。
第三是徐松如何从《大典》中辑出《宋会要》。清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徐松以翰林院编修身份派入《全唐文》馆任提调兼总纂官，年仅二十九岁。当时《大典》亦移在《全唐文》馆中，徐松利用这一机会，从《大典》中辑出《宋会要》五百卷。乾隆时官修《四库全书》，集中了大量人力物力，因为《宋会要》卷帙浩繁，编修官竟然弃置不顾，而徐松后来独力完成这项工作，实为宋史一大功臣。今天我们能利用这一宝贵资料，不能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但在当时，他假借修《全唐文》名义，利用政府的书吏和纸张来辑录《宋会要》，自然不敢堂而皇之地进行，也不可能从容校对，这些因素，不能不影响到辑稿的质量。汤中在《宋会要研究》（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一书中引刘承幹语，徐松原辑本“五百卷，一卷一册，极薄，亦有百数十叶一册者”。所以厚薄不均，当是因为在《大典》各卷中，《宋会要》文有多少、长短的缘故。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徐松辑录《宋会要》的第一步，是按照《大典》的顺序，将各卷中收录的《宋会要》文抄出，并分装成五百册。
要把按韵分散在《大典》中的《宋会要》文，恢复为会要的体系，自然需要作整理编辑的工作。徐松开始了这项工作而没有完成，以后又经过光绪年间缪荃孙、屠寄和民国初年刘承幹、刘富曾等人的两次整理。徐松似是就原辑本整理的，缪、屠和二刘则一面对原辑本进行整理，一面另写新本。这样，1931年北平图书馆从刘承幹处所购得的、后来据以影印的《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今本《辑稿》），已经同徐松原辑本有很大不同。同时，除《辑稿》外，还产生了两个新的本子，即缪、屠的“广雅稿本”和二刘的“嘉业堂清本”。
1981年底，我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追寻埋没了近五十年的“嘉业堂清本”，结果，不但在浙江图书馆找到了这个本子，还查清了“广雅稿本”的下落，看到了连汤中也没有看到的《宋会要辑稿》的残稿。《宋会要辑稿》残稿现藏北京图书馆，实际上是两捆稿件。据该馆善本部负责人介绍，是1953年从北京著名的旧书店来薰阁购进的。在这两捆稿件中，有几册广雅稿本和嘉业堂稿本，而其主体部分，是整册的或零篇断简的稿本，整册的封皮上写有“帝系复文”，“食货复文”等字样，它的稿纸与抄写格式同今本《辑稿》完全一样。细查它的内容，证实它原是徐松原辑本的一部分，是徐松、缪荃孙、屠寄、刘承幹、刘富曾等人在先后整理《辑稿》的过程中，把它作为复文删落下来的。这一批稿本约有一千七百页，近八十万字，内容相当复杂：（1）大部分确实是复文，如“经界”，辑自《大典》卷四七五一（田字韵，田制），同今本《辑稿》食货六之三六至五二（辑自《大典》卷一七五三三，货字韵，食货）与食货七○之一二四至一三四（辑自《大典》卷一五○七六，界字韵，经界）相同。这一类内容可作校勘之用。（2）一部分比今本详细，如“青苗”，辑自《大典》卷五二七八（苗字韵，青苗），共有九十五页之多，而今本《辑稿》“青苗”，在食货四之一六至五之二八，辑自《大典》卷一七五五一、一七五五二（货字韵，食货），字数不及前者的一半。这一类内容可补今本之不足。（3）一部分为今本所缺，是误当作复文被删落的。如礼类的“郊祀大乐”，辑自《大典》卷五四六六（郊字韵，郊祀·乐舞），为绍兴四年四月至淳熙十二年十月记事，共二十六页，一万二千余字。今本《辑稿》礼类无郊祀大乐门，在乐类中有郊祀乐门，辑自《大典》卷五四六四、五四六五（郊字韵，郊祀·乐舞），为建隆元年至宣和四年记事。由此可见，这两部分内容本来是衔接的，但后一部分竟被删落了。上述三类内容，虽然后两类价值更高，有条件的话，应将全部加以影印。正是从它的内容考虑，我认为与其称这批稿本为《宋会要辑稿》的复文，不如称之为残稿或“遗文”更为确切。至于现存的残稿究竟占被删落的内容的多大比重，在没有经过仔细的检查以前，还不能下确切的结论。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它并非被删落的全部。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开办广雅书局。次年，请缪荃孙、屠寄两人在书局中整理徐松《宋会要》辑本。缪、屠的整理工作只进行了一部分，没有完成，所以我们称他们的整理本为“广雅稿本”。“广雅稿本”后来亦归嘉业堂主人刘承幹所有，20世纪30年代初，汤中曾至浙江湖州南浔嘉业堂藏书楼，见到了这部稿本，并在《宋会要研究》一书中加以介绍。经过五十多年的沧桑，这部稿本已经分散在三处。其一，职官类九十五册，为刘氏“嘉业堂清本”所直接采用，现在就在清本中，只是在广雅原稿上加上“嘉业堂清本”的统一封面。《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所载屠寄致缪荃孙第十二函说：“《宋会要》五礼、职官、食货三门最繁，而职官尤冗乱，今先从难处下手，此门编纂已竟。”看来，他们最先整理的是职官类，并且已经完成，所以后来刘氏继续整理时直接采用。其二，礼类六册，与今本《辑稿》的相应部分合订在一起，即我们现在可以从影印本中看到的“又礼”十一、三一、三二、三三、四三、四七，共六册（汤中漏列四七“优礼大臣”一册）。其三，帝系类七册、后妃类三册以及礼类“郊祀御札”和职官类“历代大行丧礼（下）”各一册，这十二册都是草本而非定本，与原辑本的残稿捆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广雅稿本”，礼类有定本（六册）与草本（一册）两种，而屠寄致缪荃孙第十五函也说：“顷编《宋会要》五礼、职官二门已毕，余食货门最繁杂，然日日疏理，已略有头绪矣。”据此，屠寄已将礼类整理完毕。但是，定本中除我们现在见到的六册外，其余五十余册，连汤中也没有见到，很可能已经遗失了。“嘉业堂清本”署“吴兴刘承幹编定”，具体整理者是刘富曾及费有容。清本共四百六十卷，每卷一册。各卷细目，汤中《宋会要研究》附录中已详载，其中偶有小误。“清本”各类的次序：全据《玉海》卷五一所载《元丰增修五朝会要》，与今本《辑稿》不同，较今本的《辑稿》更符合原本的情况。“清本”计一六六一九页，约八百四十四万余字。它的价值在于：（1）保留了一些今本《辑稿》所没有而确实是《大典》原文的内容，即以帝系类帝号门来说，今本《辑稿》所缺真、英、神、哲、徽、钦、高、光、宁九朝，都可在“清本”中找到。（2）保留了“广雅稿本”的一些内容，有些是直接采用，如职官类全部；有些是转录或引其批语，参照其作法。因为“广雅稿本”较接近原本，所以有参考价值。（3）刘富曾的整理工作，虽有不少问题，但也并非全无可取，也可作整理时的借鉴。
掌握了上述几种不同的本子，就可以了解今本《辑稿》与徐松原辑本的不同：就形式而论，今本已经过编排；就内容而论，今本较原辑本为少。二 现世
本文主要探讨今本《宋会要辑稿》的问题，而要抓准它的问题，首先要对什么是问题有明确的标准。
我认为标准主要有两条：第一，是否符合辑本的要求。具体来说，我们不是研究《宋会要》原本的问题，也不是探讨如何新编一部《宋会要》，而是从辑书的角度探讨今本《辑稿》的缺点。一个好的辑本，内容应该尽可能没有遗漏，体系应该尽可能符合原书，文字不能随意改动。第二，是否编辑者主观上的失误。同样是辑书，有的原书保留下来的多，有的保留得很少，还有种种因素，我们不能要求编辑者超越客观条件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也不能放过他们没有充分利用客观条件因而没有做可能做到的事。《宋会要》的辑书工作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来源集中，主要保存在《永乐大典》中；也有不利的条件，就是原书内容庞杂，层次很多.很难恢复它原来的体系。
如果这两条标准能成立的话，我认为今本《辑稿》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编排混乱。编排问题就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问题。今本《辑稿》在编排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过去似乎注意得很不够。
上节已经说过，《宋会要》和《永乐大典》两书，体系有很大不同，《宋会要》录入《大典》以后，它原来的体系就打乱了。既然《宋会要》原书早已不存在，《大典》现存者也不过百分之三，何以能够正确判断今本《辑稿》的编排有问题以及问题的具体所在呢？我认为，现在虽然不可能知道《宋会要》原书的全部编排情况，即十七类或二十一类之下，每类又分哪几门，各门的次序如何？每门又分哪几目，各目的次序又如何？但是，我们却有充分的根据，可以确定今本《辑稿》在哪些局部上打乱了原书的编排。或者说，我们可以确定哪些部分在《宋会要》原本中本是同一目或同一门的。
根据何在呢？它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几个方面构成的。
第一个方面就是《辑稿》本身。《辑稿》有两处重要的标识。一是每段前面低三格标的“宋会要”三字（也有的标“宋续会要”“续宋会要”“续会要”“中兴会要”“乾道会要”“经进总类会要”“经进续总类会要”及其他书名，如“中兴礼书”等）。这个标识又有两重意义：甲，它表明这段内容的出处。乙，它表明在《大典》中事目或事韵的界线。凡是每标一次“宋会要”（或其他出处），就表明在《大典》中另属一个事目或事韵。这一重意义，过去似未为人所注意。《辑稿》的另一重要的标识，是版心上方所注的卷数。这一卷数，就是所录《大典》的卷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抄写的书吏水平不一，责任心不一，有少数没有标明《大典》卷数，有些标错了卷数，所以需要验证及补充。此外，版心下方有时还标出页数。这个页数，不是《大典》的页数，而是辑稿的页数。个别卷有两种页数，这是由两人分抄或分两次抄写的缘故。也有相邻两卷的页数一号连贯下来的。
第二个方面的根据是《永乐大典目录》。《大典》现在虽然只残存百分之三，但《大典目录》六十卷还传世，有“连筠移丛书”本。它不但记载了每卷的字韵，而且在各字韵下，或注诗文、地名、姓氏、事韵及事目。所谓诗文、地名、姓氏，即有关此字之诗文等等，如卷三三八“风”字“诗文”，即有关咏风之诗文；卷三四四“丰”字“地名”，即包括南丰、永丰等带“丰”字的地名；卷一四四“洪”字“姓氏”，即有关“洪”姓的人物传记。所谓事韵，即带此字的各词，如现存的卷一○八一三，为“母”字“事韵”，包括“割股救母”、“烧指救母”等带“母”字的词。其中最重要的是事目，《大典》凡例说：“目录各字下，注所收切要事目，以便考究。”事目其实就是内容较多的词，如最近新发现的《大典》残本，为卷三○五八，“门”字韵，此卷包括“门制”及“周秦宫门”两事目。事目长者，可达数十卷，如卷九六至一三五共四十卷，均为“宗室”一事目。有了《大典目录》，我们就可根据《辑稿》版心所注卷数，查出它在《大典》中属何字韵及事目；版心卷数注错或漏注者，大都可以据《目录》补正。当然还需要其他一些线索及作大量工作，这里不详论。《辑稿》有缺漏，也可从《目录》查出。例如《大典》卷一七二八七至一七二九二共六卷，据《目录》，为“号”字韵，事目为“宋尊号”（一至六），现可确定，卷一七二九○的辑稿已遗失。从另一方面说，篇幅巨大的《宋会要辑稿》也为研究《永乐大典》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因为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围，故从略。
第三个方面的根据就是现存的《永乐大典》残本。中华书局影印的《大典》残本，共收入《宋会要》文九十八篇，大半可在今本《辑稿》中找到；今本没有或部分残缺的条文，有些可能是徐松当时漏辑，有些可能是辑稿遗失了。《大典》残本有而今本《辑稿》无的部分，固然可以补入；两本同有的部分，也有重要的价值。两相对比，我们就可知道《大典》是如何收录《宋会要》的，徐松等人编辑时又做了哪些改动，特别是哪些标目是《大典》原有的，哪些是编辑者新加的。
综合上面三个方面的根据，我们可以明确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永乐大典》在收录《宋会要》时，对《宋会要》原来的门、目，只有保留原样或再分割，而没有合并的。下面举出一个保留原样的最典型例子，据《大典目录》，卷五二五七为“辽”字韵，事目为“宋会要”，就是说，《大典》此卷全部内容都是《宋会要》的“辽”门。此卷内容现保存在今本《辑稿》蕃夷类中，分为一、二两册，共七十七页，约三万六千字。《大典》分割《宋会要》的事例，我们从今本《辑稿》中很容易看到。《辑稿》不少地方（如帝系一之三七至六○，礼二○之四四至四五）都是每条前面都标《宋会要》，说明它们在《大典》中分属不同的事韵或事目。其中固然也有在《宋会要》原本中就是分属不同的门、目，但有的则是被《大典》分割的。至于《大典》将《宋会要》原本合并，即将《宋会要》不相连的几门合为一门，不相连的几目合为一目，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实例。《大典》对收录各书，只有分而没有合，是由它的体例决定的。
有了上面三个方面的根据，我们就可以准确地判断今本《辑稿》在编排方面的混乱了。
首先，支解《宋会要》。这里所谓“支解”，是指在《宋会要》原本中，确实是同一门或同一目的内容，却被今本《辑稿》分割在几处。下面举三个例证。
甲，《大典》卷一三三四八至一三三五○共三卷，据《大典目录》，为“谥”字韵，事目为“历代帝谥”（一至三）。在今本《辑稿》中，一三三四八、一三三四九两卷所收《宋会要》文，编入礼类（五八之一一至六五），而卷一三三五○则列入帝系类一之八。《宋会要》原本帝谥一门竟被分割在礼和帝系两大类中。
乙，《大典》卷三七○，为“封”字韵，事目为“进封”。从《辑稿》版心下方所注页码，知道从这一卷录出的《宋会要》文共十页。第一页至第四页上半页已不知下落；第四页下半页至第六页编入帝系类一之四一至四三，辑者将它与卷三七三合在一起，另加“太子诸王”的题目；第七至第十页则编入仪制类一○之一○至一三，另加“勋臣封赠”的题目。辑者的剪裁痕迹非常明显。第六页（帝系一之四三）最后五字“傅进封信王”在行外，显见是后加的，这五字的原文在第七页（仪制一○之一○）首行，书眉上有不同笔迹的两则批语。第一则批语是“此上系诸王”，说明批者还知道上文在哪里，很有可能就是他剪裁的；第二则批：“原稿上阙，勋臣封赠自石守信起。”可见批者已经不知道上文所在了。辑者所以把这段内容分在两处，确有他的考虑，因为前半记述的是诸王的进封，后半记述的是石守信等大臣的进封，但他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在《宋会要》原本中它们是统一的整体，是属于同一门或同一目的，作为辑本，应该保持原样，更不应将它分割在两大类中。
丙，《大典》卷一七○五六，为“庙”字韵，事目为“宋宗庙”（四）。主要部分在帝系一之九至一七，辑者另加小题“庙号追尊”，但在帝系一之一五至一六之间有十六行的空白。后来我在辑稿“帝后祔庙”的最后，礼七之二一至二二之间发现了无头无尾的一段文字，无论从内容、时间、行数、位置、字迹等方面，都可证实就是前面空白的十六行。即是说，辑者使用了“挖心术”，从“宋宗庙”（四）中挖出十六行放在礼类之中。
其次，捏合《宋会要》。这里所说的“捏合”，是指在《宋会要》原本中确实是不同的门、目，却被辑者捏合在一处。既有支解，必然有捏合。下面也举两条例证。
甲，《辑稿》帝系一之九至二○，辑者加的题目是“庙号追尊”，实际上是从《大典》卷一七○五五至五六及卷一七二八九两处合成的。这两部分记事的时间似相衔接，但内容有很大不同。卷一七○五五至五六如前所述，事目为“宋宗庙”，主要记载帝后死后追撰庙号、谥号；卷一七二八九为“号”字韵，事目为“宋尊号”，记载在皇帝及太上皇生前上尊号。把这两部分内容凑在一起，只能说是捏合，也可见辑者的粗心。
乙，《辑稿》帝系一之二四至六○，辑者加的题目是“太子诸王”，由《大典》卷三七三（“追封”）、三七○（“进封”）、六七六一至六三（“宗室封王”）三部分内容组成。三者粗看似完全相同，实际上，“进封”只叙某人生前所封官爵，而“追封”及“宗室诸王”除叙生前官爵外，还包括死后的追赠。如果辑者为了避免出现复文，可以只收“追封”或“宗室封王”中之一，以另一部分及“进封”作校勘之用，不收入《辑稿》中。而辑者的作法恰恰相反，竟以“进封”（即卷三七○）为基本内容，将“追封”一门的大部分作为复文弃去，仅仅保留一小部分（徽宗子楷以下）与“进封”凑合在一起。
最后，颠倒《宋会要》。这里所谓颠倒，是指在《宋会要》原本中本来确实是符合时间顺序的条目，被辑者颠倒了。试举一例。《大典》卷六七六一至六三共三卷均为“王”字韵，事目为“宗室封王”（二五至二七），内容为宋代的宗室封王。从《辑稿》的内容可见，卷六七六一记宣祖（太祖父）至仁宗子孙封王事，六七六二、六三则记英宗以后诸帝子孙封王事，顺序本来是正确的。但辑者不知什么缘故，反将卷六七六二、六三置于前（帝系一之四四至五一），六七六一置于后（帝系一之五二至六○），以至在今本《辑稿》中的“宗室封王”，英宗以后诸帝子孙在前，宣祖至仁宗子孙反在后。不仅如此，辑者还将神宗诸子中的俊、伸、三人各条挖出（即今本帝系一之四五至四六间的十二行空白），置于徽宗子楧之后（移至帝系一之五○至五一），在大颠倒之中形成了，小颠倒。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今本《辑稿》的编排不足为据。
第二，内容缺漏及重复。这是今本《辑稿》存在的第二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先说缺漏。今本《辑稿》内容与《宋会要》原本相较，已经不全。造成缺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并非辑者的责任。编纂《永乐大典》时，《宋会要》的内容就不可能全部收入，其中有编者的疏忽，也有《宋会要》内容与他书相同或较他书简略，为编者舍去未录。徐松从《大典》中辑出会要时，《大典》已非全帙，在辑录过程中又有漏辑。从徐松经缪、屠至二刘，在整理过程中，又随手删去或舍弃了一部分辑稿。今本《辑稿》的缺漏，有些已无法补救，有些则今天还可以补充。
关于今本《辑稿》中出现复文的原因，已另文讨论，不再赘述。可能会有学者认为，辑者保留复文，可作校勘之用，不能算是重复。但辑书和著书一样，全书应有统一的体例，如果要保留复文，则应全部保留，要删去复文，则应全部删去。而现在辑者既在《辑稿》中保留了一部分复文，又删去另一部分复文，自身体例不统一。
第三，文字脱、衍、误、倒。
从局部的角度看今本《辑稿》，它的文字上的错误相当惊人，有些条文，如果不用他书对勘，简直无法通读。造成这方面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两经转录，每转录一次，自然增加一些错误。当然，也不能排除《宋会要》原本的错误。
今本《辑稿》文字上的脱、衍、误、倒，例子举不胜举。为了说明问题，只需要指出下面一些基本的事实就够了。（1）用《大典》残本与今本《辑稿》相同部分相校，较短的条文固然有一字不误的，但也有错误甚多的。如方域一○之一八至一一之二六“急递铺”，辑自《大典》卷一四五七四，各种错误近三百处。这是从《大典》中录出《宋会要》时发生的错误。（2）用复文互校，也发现不少错误。如今本《辑稿》食货二二之一至三八，辑自《大典》卷九七八七（盐法），另有复文在北京图书馆所藏残稿中，辑自《大典》卷一七五六二（食货）。辑者曾用这两部分复文互校过（有漏校之处），今本书眉上批的“一作×”，就是指残稿中的复文。两者不同之处，说明至少有一方是错误的。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不易判定。（3）用今本《辑稿》关于同一人或同一事的记载互校，也发现不少错误。即如帝系一之三，大中祥符元年加太祖谥号中有“元功”二字，据帝系一之九及《宋史·礼志》，知“元”应作“玄”。这是书吏因避清康熙帝讳而改的。（4）用他书校今本《辑稿》，所发现的错误就更多了。当然，另一方面，用今本《辑稿》也可以校出《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宋史》等书的许多错误。
除了上述三个主要方面之外，今本《辑稿》在其他方面还有不少问题。例如，因按照《大典》的行款抄写，各条连接，眉目不清；几次整理时加的标目，与《大典》原有的事目、事韵混在一起，层次不分明等等，都给查阅和使用《辑稿》带来了很多困难。三 来世
正因为今本《宋会要辑稿》价值高而问题多，自它出世以后，不少学者在使用它的同时，对它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整理。今后，随着宋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整理《辑稿》的工作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整理工作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在今本《辑稿》的基础上，作一些外部的加工，例如编制目录、索引等。迄今为止所作的整理工作都属这一类。这些工作，已给使用《辑稿》的学者带来许多方便。笔者在写作本文时也利用了他们的成果。今后，这方面的工作还大有可为，例如，进一步提高目录的详尽程度和准确性，编制专题索引，设计更方便的检索方法，等等。另一方面，是对《辑稿》本身进行整理。这种整理，又有不同的深度。即使是最初步的整理，例如分条分段，加标点符号等，也会给读者带来很大好处。
我在这里想根据近年来整理《宋会要辑稿》的不成熟经验，提出对《辑稿》本身进行整理的初步设想。
我们应充分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定出切实可行的目标。今本《辑稿》经过三次整理，治丝益棼，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必须明确辑《宋会要》与重编《宋会要》的区别，必须正确估汁可能做到的与不可能做到的界限。如果勉强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结果适得其反，连可能做到的事都做不到。
我们今天既不能像徐松那样，能看到《大典》，也不能像刘承幹、刘富曾那样，还能看到徐松的原辑本，这是不利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所能掌握的手段和方法，远较前人优越，我们完全有可能把整理工作做得比他们好，使新整理的辑本适合科学研究的需要。
我想，从现有条件出发，如果对整理工作提出比较高的要求，它应包括的方面，每一方面应达到的具体目标，大致可以表述如下：
第一，合理编排。在门或目一级，保存《宋会要》原本的完整性，不打乱它的结构。至于各门、目的归属和次序，尽量争取正确。
第二，补遗、删重和祛伪。
补遗工作又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将现存的、《大典》中收录的《宋会要》条文补齐。第二步是将散见在他书中的《宋会要》佚文辑出。但是，各书所引《宋会要》大都是单条短句，或者是节录，与辑本的要求和规格不同，所以，辑佚工作似可单独进行。
删重就是将今本《辑稿》中的复文删去。如果要保留复文，就应当将北图残稿中的复文也补入，以归一律。
祛伪就是将今本《辑稿》中非《宋会要》的内容删去。这些内容，有些是《大典》编者所加的，有的是后来的整理者加的。
第三，文字的校勘。
第四，加标点符号。
第五，分条分段编号。整理后的《辑稿》在形式上应该层次分明，条理清楚。
第六，编制详目。在整理本的卷首，应有详细的目录。所谓详细，应该列出“目”一级的标题。
第七，编制索引。索引对于《宋会要辑稿》这样一部超大型的资料书，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索引有多种，其中的主题索引，编制的难度最大，用处也最大。
以上七个方面，仅是初步设想，肯定还有不完备的地方。要把设想变为现实，更需要作巨量的、艰苦的工作。1983年12月第一稿1984年5月第二稿（原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注解：[1] 参见拙作《〈宋会要辑稿〉复文成因补析》，载《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宋会要辑稿》校勘札记[1]
今本《宋会要辑稿》两经转录，成书过程复杂，错误颇多。我们在整理《宋会要辑稿》的过程中，在校勘上费力较多，现把有典型意义的事例写出来，希望能对校勘古籍起一点借鉴作用。
这里发表的是第一组，共三篇。宋真宗子本名玄祐《宋史》卷二四五《宗室列传》载，真宗六子，除仁宗外，名禔、祐、祗、祉、祈。祐，咸平六年（1003年）卒，年仅九岁。先追封周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又追册为皇太子，即传中的悼献太子。
但《宋史·宗室列传》的这个赵祐，在《宋会要辑稿》中都作赵元祐。《辑稿》帝系二之一○至一一，明道二年九月十六日及十月二十三日两条，是关于元祐的记事。《辑稿》再下一条为宝元二年（1039年）十月九日记事：“宗正寺修玉牒官李淑言：‘悼献太子名上一字犯圣祖讳，请止书曰祐。’从之。”据《辑稿》，祐本名元祐，因名上一字“元”犯圣祖讳，故追改名为祐。
这三条记载可疑之点有二：第一，真宗子取名元祐，昭穆不顺。太宗诸子都是“元”字排行，如元佐、元僖等，真宗本人在被立为皇太子前，亦名元侃。因此，真宗子不可能取名元×。有特殊情况，史籍会专文记载。如《辑稿》帝系一之二八载，宋太祖子德昭有一子，“幼养宫中，太祖视之如子，与诸叔联名‘德雍’。”因为太祖特别疼爱这个孙子，将他提升一辈。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而且到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又将名改为惟吉，恢复原来的排行。如果祐本名确是元祐，不应没有记载。第二，元祐名并不犯圣祖讳。所谓“圣祖”，完全是虚构的人物，“圣祖”降命，是真宗、王钦若君臣导演的一系列政治闹剧的一幕。澶渊之盟以后，为了掩盖对辽的屈辱，转移舆论的不满，真宗君臣先是伪造“天书”降临，以后又封泰山，祀汾阴。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月，又编造了“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下降延恩殿，自称为赵氏始祖的神话。真宗尊“保生天尊”为“圣祖”，并给他编造了个名字叫玄朗，当年闰十月壬申诏：“圣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标点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祐如本名元祐，名上一字为“元”，如何会犯圣祖“玄朗”的名讳呢？可见，祐本名并非元祐。
祐的本名是什么？正确的答案是：本名玄祐。在他死后第九年，真宗编造了一个“圣祖”玄朗。因他名上一字“玄”犯“玄朗”讳，宝元二年追改名为祐。
至此为止，我采用的是理校法。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证据呢，查阅了《宋史》和《长编》后，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情况。《宋史》本纪有关此人的几条是：一、咸平五年十一月“己酉，封子玄祐为信国公。”（卷六）二、咸平六年四月“辛巳，信国公玄祐薨。”（卷七）三、明道二年十月“丙辰，赠周王祐为皇太子。”（卷十）《长编》有关的几条是：一、咸平五年十一月“己酉，以皇子元祐为左卫上将军，封信国公。”（卷五三）二、咸平六年四月“辛巳，左卫上将军、信国公玄祐……卒，才九岁，追封周王，谥悼献。”（卷五四）三、明道二年九月“己卯，（冯）元等言：周王元祐，陛下长兄，宜追册为皇太子。”（卷一一三）四、同年十月丙辰，“祐本名元祐，以犯圣祖讳，乃止书曰祐。”（同上）上述《宋史》的第一、二条及《长编》第二条证实祐本名确为玄祐。这是他校法。有了理校和他校的双重证据，《宋会要辑稿》的“元祐”应改为“玄祐”。
现在还要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辑稿》以及《长编》的一、三、四条把“玄祐”写作“元祐”？有两种可能。第一种，修《宋会要》的宋朝官员及《长编》作者李焘在记载到祐的本名玄祐时，又因避“圣祖”讳而将“玄”改写成“元”。第二种，《宋会要》及《长编》原作玄祐，但为《辑稿》抄写者及修《四库全书》馆臣所改。《宋会要》及《长编》虽为宋人所修，但《辑稿》抄写于清嘉庆时，通行的《长编》爱日精庐本和浙江书局本都来源于《四库全书》本。康熙名玄烨，《辑稿》抄写者及《四库全书》馆臣有可能因避康熙讳而将“玄祐”写作“元祐”。
何以见得有第二种可能性？从标点本《长编》并存“玄祐”、“元祐”两种名称可以推知。北京图书馆和辽宁省图书馆各藏一部宋刻本《长编》，都只有治平以前部分，其中一部还是撮要本。标点本《长编》参考了这两部宋刻本，即校勘记中所称的“宋本”、“宋撮要本”。上引《长编》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壬申诏，“圣祖名，上曰玄，下曰朗”，我用的是标点本，而浙江书局本“玄”作“元”，可见标点本是据宋本、宋撮要本改的，可见宋本《长编》在此外“玄”字是不避讳的。可惜标点本像这样的情况并未出校，以致我们不能确定，“玄祐”“元祐”两种名称，是否宋本《长编》的原来状况。
宋真宗子本名是一个小问题，但他的改名及史籍关于他改名的记载却呈现出复杂的情况。因避讳而改名（包括死后追改名字），这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风俗，是一种历史现象。修史官或抄史、刻史者因避讳而将本名改易，则是窜改历史事实，造成混乱了。当然，扩大来说，因避讳而窜改历史事实，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风俗。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要校勘中国古籍，确实需要掌握基本的史讳学及版本学的知识。赵挻与赵挺《宋会要辑稿》帝系二之三〇为皇孙门，其中有这样一条：（乾道）二年六月九日，诏：皇太子愭男、皇嫡孙可赐名挻，除千牛卫大将军。五年十，皇子恭王惇男、皇孙可赐名挻，除福州观察使，封荣国公。
这一条文字不多，但问题不少。仅从条文本身即可发现：（1）千牛卫大将军有左、右之别，“除”下脱“左”或“右”字。（2）“五年十”下似脱“月”字。（3）“皇子恭王惇男……”上似脱“诏”字。（4）皇太子愭之子既已赐名挻，为何皇子惇之男又赐名挻？（5）愭为皇太子，其子为皇嫡孙，惇为皇子，其子为皇孙，为何皇孙封公，而皇嫡孙仅除千牛卫大将军，于情理不合。
细察《辑稿》，这一条条文经过涂改。“五年十”之下本有“月”字，被圈去，改为“皇子”两字。第二个“挻”字本为“挺”，圈去后改为“挻”。“除福州观察使封荣国公”等字似为用另纸贴上去的，“公”字出格。但仅从今本《辑稿》本身，还不能解决这条条文的问题。要判断其是非，纠正其错误，还需要别的证据。《宋史》有关记载有如下几处：（1）乾道二年六月“庚辰，封孙挻为福州观察使、荣国公，挺为左千牛卫大将军。”（卷三三，《孝宗纪》一）（2）乾道三年七月“乙巳，皇太子薨，谥曰庄文。”（卷三四，《孝宗纪》二）（3）乾道六年六月，“是月，荣国公挺自东宫出居外第。”（同上）（4）乾道九年二月“乙酉，孙荣国公挺薨，追封豫国公。”（同上）（5）庄文太子愭“子挺，钱氏所生也。甫晬，除福州观察使，封荣国公。乾道九年卒，赠武当军节度使，追封豫国公。”（卷二四六，《庄文太子愭传》）《宋史》的记载可以纠正《辑稿》的某些错误。据第一条，两人一名挻，一名挺，并非都名挻。挻为荣国公，挺为左千牛卫大将军，两人同日受封，并非一封于乾道二年，一封于五年。
但《宋史》几条记载之间亦有矛盾。据第五条，庄文太子愭之子名挺，如果记载无误，第一条之挻即应为惇之子。如此，上述《辑稿》的第五个问题，即愭子封爵反在惇子之下，在《宋史》第一条中亦存在。但第三、四、五条又称挺为荣国公，而且第五条说挺“甫晬，除福州观察使、荣国公”，与第一条“挻为福州观察使、荣国公”相矛盾。《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载是明确的。该书卷一《孝宗诸孙》条载：“庄文太子下曰豫国公挻。光宗皇帝（即惇）下曰保宁节度使挺。”《豫国公挻》条载：“乾道元年六月生。甫周晬，除福州观察使，封荣国公……庄文既除服，挻与其母钱氏出居外第。九年春薨。”
点校本《宋史》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及《两朝纲目备要》，将第三、四、五条之“挺”改为“挻”。这种校改，无论从校勘原则或历史事实上看，都是正确的。
综合诸书记载，有关这一问题的史实如下：宋孝宗有四子五孙。长子愭，次子恺，三子惇，四子恪。愭一子挻，恺二子摅、抦，惇二子挺、扩，恪早卒无子（如下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