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精)–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史文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公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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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精)--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史文库

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精)--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史文库试读:

自序

1958年秋冬之交,我害了病,最初是脑溢血和脑血栓阻塞,以后又害起心脏病,冠状动脉也出现某些障碍。这曾使我几度濒于死亡。在病中,我曾寂寞得要死,没有工作使生活失去意义,于是我便想找点简单的小工作做一做。当时,由于身体很坏,智力很差,不能从事长篇写作,从而便想到不妨搜集点资料搞点注释考据之类的工作。这样,首先想到的便是考释唐代民歌。

记得在1953年春天的一个深夜里,我在阅读《敦煌掇琐》时,发现其中三○、三一号拟题为“五言白话诗”的抄卷中羼杂着许多民间口头创作(民歌),当时便抄录了二十二首,并作了初步校勘和考证,之后为之兴奋不已。这些民歌的内容深深的感动了我,而其制作年代之古老尤其使人惊讶:它是所谓“盛唐时代”流行的民歌。同年,我从这二十二首民歌中挑出了十四首编入我校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函授讲义中,并作了专章论述。1956年夏,我受教育部委托编写部颁《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大纲》隋唐部分时,选入民歌十四首。这十四首民歌就是本书选载的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四诸篇。从此以后,不断接到外地院校的一些同志的来信,问及这些民歌的出处、断年的依据、某些词句的解释,有的同志还提出一些商榷性的意见。当时我曾想为这些民歌作些注释,并作些必要的考证,但苦于时间不足。因此,病中我首先想到的便是注释我所选录出的唐代民歌。

于是从1959年春到1961年春,共写了民歌考释二十八篇、考释后记一篇、论文四篇。这并不是一气写成,而是断断续续拖拖拉拉写成的:当病情稍减时,便躺在床上圈点资料;病情见轻时,便整理资料抄录卡片;当精力好时,便执笔写;如再好些时,便写论文;如病情一重,便又停工。因此随着病情的波动反复,每篇考释和论文我都时断时续地写了很久。正因如此,所以这些文章在行文的气势上、叙述的详略上、语言的风格上,甚至体裁上彼此是不统一的:有的近似“汉儒注经体”,有的简直成了杂文。同样的原因,文章中也有上下缺少照应或前后互相重复之处。此外,由于病中肝火旺盛,因此文章中嬉笑怒骂之处颇多,而且免不了说些粗话。所有这些,敢祈读者见谅。当然,我作如是说,并没有仗恃脑血栓撒泼的意思,更不准备将其作为挡箭牌使用,我只不过是说,由于病中心情暴躁,因此文中措辞——只限于措辞——不够雅驯而已。至于论据或论点上的错误,则尚请读者指正。杨公骥1961年8月15日

于吉林师范大学第一宿舍

总序

学术本身成为目的才会有真学术

就在前几年,大学期间和年轻时代的记忆越来越多地被唤醒,经常想起给我们上过课或有过学术及其他交往的学术前辈。他们教书的样子,他们学术研究的事件,激起我们重读他们留给后人的那些沉甸甸的文字的热情。上大学的时候虽然就知道这些前辈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学者,他们不仅是树在我们心中的一面面的旗帜,而且在全国乃至国际同行中享有盛誉。在重读这些前辈著作的时候,还是遭遇到了一种陌生和惊奇,不由得怀疑自己,怀疑我们这些后学的治学道路来。基于此,就想把前辈的学术选集起来重新与读者见面,以便更有效地释放榜样的力量。当时我作为学科带头人和院长,责无旁贷,便开始准备条件,与大家一起策划和推进这套书的出版事宜。现在,《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史文库》(以下简称《文库》)即将在中华书局陆续问世了,这意味着我们这些后学在实现着一种夙愿。

学术史不接受事实不清、更不接受罔顾事实的知识和观点。因为重读,领略到了前辈学者学术成就的不可多得。人文学术虽然不像科学那样,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而是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存在多种观点甚至不同结论的可能,但不论有多少结论,都是朝向事实的差异和依据事实的不同判断。我们常说,欲研究某个学术题材,必先知道其有什么,而后才可谈是什么或为什么,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像孙常叙先生的《楚辞〈九歌〉整体系解》,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历时60年才拿出来出版;何善周先生的《庄子》研究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才与读者见面(《〈庄子·秋水篇〉校注辨正》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期),到他发表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3期上的《〈庄子·德充符〉校注辨正》的时候就已经有25年的时间;王凤阳先生的《汉字学》历经30年时间,几经周折才最后完成,正如他所体会到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汉字学·后记》);逯钦立先生的陶潜研究从发表于《读书通讯》1942年第50期上的《陶渊明行年简考》算起,到1964年载于《吉林师大学报》第1期上的《读陶管见》的20多年时间里,才完成了10万余字的陶潜研究文稿;苏兴先生的吴承恩研究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近30年时间里,除了订正增修了赵景深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1936年)和刘修业的《吴承恩年谱》(1958年),进而做成新的《吴承恩年谱》之外,也主要是完成了10万余字的《吴承恩传略》;孙中田先生的《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研究对象尽管是现当代作家,孙先生也与茅盾多有交往,但也花了20多年的时间才出版;张人和先生1955年就给杨公骥教授做助手,并参与了古代文学的一些研究工作,他的《西厢记》研究,仅从1980年投师《西厢记》研究泰斗王季思到他出版专著《〈西厢记〉论证》,有15年的时间。

我并不是说,研究的时间长就必然地会产生更出色的学术成果,但《文库》中的前辈活生生的研究历程和非凡的学术成就,却真的与他们长年累月的考索探求密不可分。学术史一再地告诉我们:研究的史料钩沉不仅需要孜孜不倦的努力,还要有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达成,这正如胡适喜出望外地得到《红楼梦》的“程乙本”,克罗齐等待多年发现了鲍姆加登的拉丁文《美学》(Aesthetica)一样;同时,对研究题材深层逻辑的发现,不仅仅需要反反复复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还需要历经长时间的发酵,才会得其要领,发现意义,超越前人。

张松如先生评价孙常叙先生的《楚辞〈九歌〉整体系解》是“集六十年治楚辞《九歌》的心得创获,裁云缝锦,含英咀华,结成新篇”(张松如《序》)。王国维大概是最早提出《九歌》为“歌舞剧”的人,但沿其提法展开,研究者一直未见作为戏剧应有的自觉性完整结构。孙常叙先生在发现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之后《九歌》研究中的疑点基础上,大胆反思,扎实考证,洞察到《九歌》的整体有机结构,即由《东皇太一》、《云中君》两章构成的“迎神之辞”;由《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七章构成的“愉神之辞”;由《国殇》构成的“慰灵之辞”;由《礼魂》构成的“送神之辞”。又如在与《九歌》相关的“庄蹻暴郢”问题上,作者“一时间疑窦丛生,百思莫得其解”(《楚辞〈九歌〉整体系解·自序》),被迫暂时搁置,在迂回路线,放开视野,沉淀发酵以及对文字的精深训诂中,终获新解。逯钦立先生对陶潜的研究真可谓一丝不苟,考版本,查史籍,对陶潜诗文真伪仔细辨别,明确了陶潜研究的许多问题,于是才有他特别为学界珍重的《读陶管见》等研究论文。冯友兰先生评价何善周先生的《庄子》研究说:“《庄子校注辨正》已读数则,真是前无古人。《庄子》原文费解之处一经校释,便觉文从字顺,真所谓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者。”(《冯友兰先生的来信》)又说:“闻先生的及门弟子中,唯有善周能继承闻先生研究《庄子》的衣钵,后来者居上,甚至能超过他的老师。”(《何善周先生传略》)闻一多先生1946年就离何先生而去,何先生的《庄子》研究新时期才开始发表,想想这是多么长久的积淀和承继。王凤阳先生的《汉字学》系统详实地深入讨论了关于汉字的知识、理论、历史文化等方方面面,建构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最为详实的汉字学体系,是一部在海内外汉学中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它的丰富性和学术力量,主要来自于它几易其稿,历久弥新,深究细琢,最大限度地激发自己的所能,更广泛地汲取到学界新的成果。孙中田先生的茅盾研究之所以被境内境外的同行高度认同,也是作者在长期的积累过程中,从众多机缘里获得了更多的学术素材、事实和思想启示的结果。他的《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虽是只有近30万字的专著,但其研究背景却是全面而丰富的。关于茅盾的代表作《子夜》的讨论,在《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中大体上集中在其中一节的内容里,可后来作者将这部分专门写成了一本高质量的专著《〈子夜〉的艺术世界》,先是在199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付梓,2014年又由中国台湾地区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再版。《文库》的前辈作者中,大部分我都接触过,记得他们经常说起有关治学的方法、学术思想和学术价值等等,但我不记得他们谈到过治学的目的。现在想来,对他们而言,仿佛如此治学是天经地义的,学术本身就是不言自明的目的,可我们今天经常会追问“治学为了什么”,经常会有人质疑治学的现状,质疑当下的学术体制,质疑学术研究的急功近利。重读这套《文库》,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学术研究的缩影,他们把学术成果作为自我人生的目的,而不是作为手段,把学术研究活动作为某种生活的方式,而不是仅仅作为谋生的路径。时代迁移,学术的应有尺度却不会改变,当今学术界不可忽视的急功近利倾向如此普遍不应是时代的必然产物,而是另有其他的人为原因(人们多认为这个根源来自于学术体制的不当力量),警惕急功近利应是每个真正学人的长鸣警钟。

学术史是一个知识增量的过程,那些重复前人的知识是没有资格进入学术史的。我们常说,好的成果要么有史料的发现,要么有思想的发现,最好的是史料和思想都有发现,归根结底是要有发现。从前辈们的研究及其成果中,我们也许能够体会到,虽然对新的史料的发现也是一种学术价值,但一般而言史料的发现就可能会改变一种学术判断,生成一种新的学术思想,有时史料的发现又是在证明某种合理假设的过程中获得的,总之学术研究常常是综合的、复杂的,是史料发现与思想发现并存的。孙常叙先生不正是因为对王逸以后有关《九歌》研究“多所疑虑”,对“人神杂糅之解,君国幽愤之说,不能安矣”,才“尽屏旧疏,专绎白文,即辞求解,别无依附”(《楚辞〈九歌〉整体系解·自序》),对《九歌》展开了几十年的另辟蹊径的研究,从而发现了《九歌》11章的内部体系,在此基础上发现了《九歌》的创作意图和“隐含读者”。苏兴先生在遍查有关吴承恩生平和创作《西游记》的史料过程中,发现了学界认为《西游记》是吴承恩晚年创作的通行说法是有问题的,遂提出四点证据证明《西游记》为吴承恩中年时期开始创作或者完成初稿的作品,从而发现《西游记》与其他文献的具体关联,也为重新认识作品本身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留下了空间(苏兴:《吴承恩传略·吴承恩的中壮年时期及写作〈西游记〉》)。在重读汪玢玲先生的《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研究》的那些天,不仅因其民间文学视角的阐释引导我看到一部别有洞天的《聊斋志异》,如同何满子先生所说:“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蒲松龄,过去虽也有人作过零星的尝试,但都没有系统地进行过。汪玢玲同志是专攻民间文学的,因此她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描画出了由民间文学土壤中培养出来的蒲松龄艺术的轮廓。她的努力给研究蒲松龄开拓了一个新的疆域,特别是对研究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她的实践经验。而这种经验,首先是她选取的角度,便有助于古代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工作的展开。”(何满子:《蒲松龄与民间文学》小引)而且,不由得自心底生出另一种感慨,感慨那一代人在充满不幸和挫折的人生情境中,依然在其行动中始终释放着浓厚的人文情怀。重读《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研究》,胡适的“双线文学史观”总是在我的脑海中平行地显示,因为我清楚,汪先生的民间文学情结并非仅仅是一种学术题材和方向的选择,而是其历史观和人文态度的表现,这与作为五四文化先驱的胡适们对平民文学或民间文学的敬重来自于相似的思想动力。杨公骥先生的《

唐代民歌考释

及变文考论》所讨论的学术题材实际上也是民间文学。杨先生从《敦煌掇琐》发现28首混抄在佛教劝善歌中的唐代民歌,并从出处分析、断年依据和民歌所反映的历史生活进行了有力的考释:说明了28首民歌所反映的唐开元、天宝时代中下层社会的真实面貌;证实了这些民歌“正史书之不当,补文献之不及”的史料价值;考论了《旧唐书》和《新唐书》的错误,以及唐开元、天宝时代社会经济崩溃、阶级斗争尖锐的真实情况(杨公骥:《唐民歌二十八篇考释后记》)。我想《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中的论文《论开元、天宝时代的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和《论胡适、杜威的历史伪造与实用主义的文学史观》两文,当是在上述28首民歌的考释基础上完成的。这两篇论文尖锐地质疑了胡适的看法,鲜明地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观点。其中的思想贡献自不必说,我们也不必去讨论学术观点的孰是孰非,只是这里的基于严肃考释、敢于怀疑和挑战权威的治学精神就显然特别值得我们后学追随,因为追求真理是治学的第一原则。张人和先生在谈自己的古代戏曲研究时,曾总结了许多有效的经验,其中的两个关键词“辨别真伪”与“贵在创新”,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在出版《〈西厢记〉论证》之后,经过仔细考证,深入思考,继续发表了关于《西厢记》版本系统,《西厢记》研究史,《西厢记》效果史等高屋建瓴的成果,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他过去的研究。王季思先生在评价张人和先生时引用了《学记》中的“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这句话,我想就是在喻指张先生在继承与创新上的特别表现。知识的增量正是在怀疑、证实或证伪中实现的,波普尔把“可反驳性”作为科学的核心尺度,正是告诉人们真正的知识既是反驳的结果,也是经得起反驳的结果。

就学术研究而言,无论是自觉的预期或是“无用之用”,其中都存在着某种效果的实现。学术不仅是发现新史料和新思想,还应致力于知识的传递,以及传递的效率和方法。在这套《文库》中,一部分著作是以系统的知识构成的,诸如曾任中国语文教学法学会会长的朱绍禹先生的《中学语文教学法》,罗常培先生的入室弟子李葆瑞的《应用音韵学》,曾任我校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等。这些著作里虽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地讨论知识,但字里行间蕴含着对更多读者的召唤,蕴含着传递知识的方法,蕴含着教学经验。尽管这样的著作有更多的读者阅读,这里的知识有更多的学者和教师一代接一代地研究和思考,因而更新升级的速度也相对快些,但他们的学术史价值是不可磨灭的。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创建于1946年,最初成立于辽宁本溪。1948年秋,东北大学与吉林大学合并,首先设立文学院,由张松如教授任院长,吴伯箫教授任副院长。历史上,古典文学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作者、著名诗人张松如,著名中国文学史家杨公骥,著名语言学家孙常叙,闻一多先生的高足、《庄子》研究专家何善周,中国现代诗人、鲁迅研究专家蒋锡金,现代著名小说家、学者李辉英,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家逯钦立,早期创造社成员、现代诗人穆木天,词学家唐圭璋,明清小说研究专家苏兴,东北作家群经典作家萧军,左翼文学家舒群,中国古典文学和红学家张毕来,现代文学研究家孙中田,新中国第一代语文教学法专家朱绍禹,都曾在我院工作过。张松如、吴伯箫、萧军、舒群等均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这套《文库》只是收入了一直在文学院工作到退休的前辈学者的部分著作,我们将努力使更多前辈们的著作以新的面貌与广大读者见面。

重读前辈著作时的感动真的是言犹未尽,但我必须留一点文字来表达我对为此《文库》的编辑出版付出辛勤汗水的各位同仁的深深敬意。李洋院长一直作为编委会的前线推动者,为《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付出了非凡的努力,可以说没有他的付出,《文库》出版不会有如此效率和效果;解玲、王春雨、王军等老师为出版前的版权、编务等工作不厌其烦,辛勤工作;许多老师不辞辛苦,在肩负着繁重的科研、教学和其他任务的情况下,优先安排自己的时间来推进书籍的编辑工作,他们分别是:张世超、刘雨、付亚庶、苏铁戈、李德山、高长山、黄季鸿、宋祥、徐鹏等老师。在此,一并对他们的忘我工作致敬。

请允许我代表《文库》编委会特别感谢庞立生处长和社科处的同志们,感谢他们对《文库》出版计划的肯定,感谢他们在《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上给予的智慧和资金上的大力支持。

我还要代表学院特别感谢中华书局的申作宏编辑,他为《文库》的出版多次专程从北京来长春,商讨和处理出版前的各种问题,感谢他能以严谨认真的态度推进《文库》的出版工作。《文库》真的要问世了。当我们这些后学的期待将要实现的时候,那种心情的确无法用喜悦能够释放出来。我们对《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史文库》的辉煌出版,翘首以盼。

在我这篇拙文准备收笔的此时此刻,前辈的学术生活在回忆和想象中仿佛历历在目,于是,耳畔萦绕着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声音,尽管我知道这声音原本是说给君主的治天下之道,但细细倾听,反复想来,直面当下学人学术,倒是深觉这声音亦是引学人和学术去光明之处的呼唤。如此,我不妨把这并不陌生的声音录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非淡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淮南子·主术训》)王确2015年4月26日 于北海新居唐代民歌考释第一类(唐玄宗朝民歌六首)府兵、战争第一篇 二十充府兵

你道生胜死,

我道死胜生;

生即苦战死,

死即无人征。①

十六作夫役,②

廿(二十)充府兵,③

碛里向前走,④

衣钾(甲)困须擎;⑤

白日趁食(死)地(敌),⑥

每也(夜)悉(起)知(持)更,

铁钵淹甘(干)饭,⑦

同火共分(纷)诤(争);⑧

长头饥欲旺(亡),⑨

□似砍(坎)穷坑。(原文此处为□)

遗儿我受苦,

慈母不须生!⑩

相将归去来,⑪

间(健)不(步)浮(弗)可亭(停),

妇人因(困)重役,

男子从军行。⑫

带刀拟开(斫)煞(杀),⑬

逢阵即相刑;⑭

将军马上死,

兵灭地(敌)君(军)营,

血流遍荒野,⑮

白骨在边庭;

去马游残迹,

空流(留)纸上名。

开山千万里,

影(永)绝故乡城。⑯

生受刀光苦,⑰

意里极皇皇。〔考释〕

①“十六作夫役”“夫役”即伕役,又名“小徭役”或“杂徭”。唐前期法律规定,“役”有两种,一为“正役”,一为“杂徭”。《唐六典》卷三:“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李林甫注:正役)、四曰杂徭。”

所谓“正役”,就是“丁役”,由二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丁年农民担任。所谓“杂徭”,就是“夫役”,大多是由十六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中男”农民担任。故“杂徭”又名“小徭役”。《唐律疏议》卷二十八:“丁(丁役)谓正役;夫(夫役)谓杂徭。”

卷十三:

“小徭役谓充夫及杂使。”

唐前期所施行的授田制和赋役法,都是“以人丁为本”,“以丁、中为差”。为此,各州县乡里都立有户口“籍帐”,每年“团貌”、“注年”。凡农民年达十六岁,便被称作“中男”;年满二十岁,便被称作“丁”。《旧唐书》食货志上:“(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始定律令:……男女始生者为黄(意为黄口小儿),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中男),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

唐前期法律规定:二十岁以上的壮丁每年除向官家交纳租若干、调若干外,并须服“丁役”(正役)二十日;十六岁至二十岁的“中男”虽不交纳租调,但每年却需作“夫役”(杂徭)若干日。《旧唐书》食货志上:“凡丁(二十岁以上农民)岁役二旬。”注:“有闰之年加二日。”《唐会要》卷八十五:“成童(十六岁)之岁,即挂轻徭(即夫役,较正役为轻,故名轻徭);既冠(二十岁)之年,便当正役(即丁役)。”“夫役”虽名为“轻徭”、“小徭役”,但劳役有时却甚繁重。《全唐文》卷二十二:“玄宗令户口复业及均役制:‘国家力役,合均有无,……每县中男(十六岁至二十岁农民)多者,累岁方使一差;中男少者,一周遂役数过。’”

由此可知,在唐前期,农民年到十六岁,便被称作“中男”,便开始承担法令所规定的“夫役”。本诗所说的“十六作夫役”,便是指此而言。

据史载,天宝三载(744)之后,十六岁农民不再“作夫役”。所以有此改变,是由于当时阶级矛盾加剧,封建统治不稳。因此,玄宗不得不修改“武德律令”,重新规定:农民十八岁以上为“中男”;二十三岁以上为“丁”。《唐会要》卷八十五:“比者,成童之岁,即挂轻徭;既冠之年,便当正役。悯其劳苦,用轸于怀。自今已后,百姓宜以十八已上为中男,二十三已上成丁。”《新唐书》食货志一:“天宝三载,更民十八以上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

这表明,在天宝三载,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将少年农民作“夫役”的年限推迟了二年,将壮年农民纳税服役的年限推迟了三年:农民十八岁才“作夫役”,二十三岁才纳国课服正役。

由此证明,本诗所说的“十六作夫役”只符合天宝三载以前的特定的历史时期。

②“二十充府兵”“府兵”是唐前期的义务兵名号,是由“军府”(折冲都尉府)而得名。

唐初,实行义务兵制(征兵制),全国各地遍立军府。每一军府设有折冲都尉一员、左右果毅都尉共二员,管辖当地“府兵”八百人到一千二百人不等。《新唐书》兵志:“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太宗贞观十年(636),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凡府三等:(府)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

军府的府兵,由当地农民充当。据《唐令》所载:各地军府每年根据“户籍”简选年满二十岁的成丁农民入军,称之为“府兵”。平时,府兵不离乡土,除冬季农闲时集结练习战阵外,其余时间在家务农,间或轮番卫戍京城和边镇。如发生战争,则调府兵出征;战事结束,即遣散回乡。府兵役限甚长,到六十岁方免役。

杜佑《通典》职官十一:“初置(府兵),以成丁而入,六十出役。”(案:作者杜佑,天宝末已二十岁,是当时社会情形的目击者。杜佑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学者,曾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新唐书》兵志:“府兵之制……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若四方有事(战事),则命将以出(命将率府兵出征),事解辄罢。”《全唐文》卷三百七十八:“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都尉)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阵。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调兵的鱼符、木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军还,则赐勋加赏,便遣罢之。”

诗所说的“二十充府兵”,正是反映着这一时期的兵役制度。

据史籍所载,“府兵制”是在玄宗开元年间(713—741)被废除的。唐初的府兵制只不过施行了一百多年。《邺侯家传》:“自武太后之代(世,避李世民讳)……府兵始弱矣。”“开元中(案:为开元十年),玄宗将东封(泰山)……而府兵寡弱。张说为相,乃请下诏募士,但取材力,不问所从来。旬月之间,募者十三万。玄宗大悦,遂以‘彍骑’名。……自是府兵之阙,渐不复补。……开元末,李林甫为相,又请诸军皆募长征健儿,以息山东士兵。”(案:邺侯即李泌)《新唐书》兵志:“自高宗、武后时……府兵之法寖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开元六年)益耗散,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自是诸府士(兵)益多不补。……(天宝)八载,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

杜牧《原十六卫》:“贞观中……开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储兵伍。……自贞观至于开元末百三十年间,戎臣兵伍未始逆篡。……开元末,愚儒(案:指李林甫)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诏曰:‘可!’”《唐六典》卷五李林甫注:“开元二十五年敕,以为:‘天下无虞,宜与人休息。自今已后,诸军镇量闲剧利害,置“兵防健儿”,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逃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住边军者,每年加常例赐给,兼给永年优复。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听任)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人赖其利,中外获安,是后州郡之间,永无征发之役矣!”

杜佑《通典》职官十一:“天宝八载五月,停折冲府。”

由此可知,早在武则天皇帝执政时,府兵制已开始“寖坏”,府兵渐“逃亡”。到玄宗开元六年(718)以后,府兵“益耗散”,“逃亡略尽”。各折冲府甚至抽调不出足够的兵员来轮番宿卫京师:“宿卫不能给。”因此,到开元十年(722)之后,封建朝廷不得不兼行“募兵”(雇佣兵)制,以补兵源之不足。十五年之后,到开元二十五年(737)时,玄宗颁布了敕令,命诸军(包括禁卫军、边镇兵、长征兵)全都依靠募兵来补充,不再征发府兵入军,正如当时宰相李林甫所说:“是后州郡之间,永无征发之役矣!”

这表明,自开元二十五年之后,“征兵制”实际上已被“雇佣兵制”所代替;召募来的“彍骑”、“兵防健儿”代替了“府兵”。此后不再征发府兵入军,折冲府成了有名无实的安插冗官的“闲曹”,而这“闲曹”也终于在天宝八载被明令废除;只保留下折冲都尉、果毅都尉等官名,以作为军官升转的阶衔。

由此证明,本诗所说的“二十充府兵”乃是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之前的事。

③“碛里向前走”“碛”的原意是“沼泽砂石”、“水中沙堆也”。但从汉代之后,人们所说的“碛”,大多是指的“沙漠”。

程大昌《北边备对》:“漠也,言沙碛广莫,望之漠漠然,汉以后史家变称为碛:碛者,沙积也。其义一也。”

唐时中原地带人习惯称我国北部沙漠为“漠”,从而将其附近地带分为“漠南”、“漠北”;习惯称我国西部沙漠为“碛”,从而将其附近地带分为“碛东”、“碛西”。唐太宗时设立“碛西四镇”(在今新疆境内)。玄宗时曾设“碛西节度使”。因此,唐人诗文中所说的“碛”,大多是指西北沙漠而言。

杜甫《送人从军》:“弱水(今甘肃武威西北)应无地,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已近天。今君渡沙碛,累月断人烟。”

柳中庸《凉州曲》:“关山万里远征人,一望关山泪满巾。青海戍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

岑参《赠酒泉韩太守》:“酒泉西望玉关道,千山万碛皆白草。”《碛中作》:“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

裴矩《西域记》:“自高昌去瓜州,千三百里,并沙碛,缺水草,四面茫然。”

由此可知,本诗作者是个在西北沙漠中行军的府兵。同时也可由此想见,“碛里向前走”是极其艰苦的。

④“衣甲困须擎”“甲”是古时战士在作战时用以防御刀箭的铠甲。战士所披挂的“全甲”,是由三部分组成。《唐六典》卷十六李林甫注:“武卒衣三属之甲。谓上身一;髀褌一;兜鍪一,凡三属也。”“兜鍪”即“胄”,戴在头上,故俗名为“头盔”。“髀褌”即“下旅甲”,因系于腰间用以掩护两腿,故俗名“腿裙”或“裳甲”。

所谓“上身”即“身甲”,是由“胸铠”、“掩膊”、“护腋”三部分组成,形状如衣,故俗名“衣甲”。“衣甲”是全副铠甲中的最重要部分。

唐时人所说“衣甲”是指“上身甲”而言。王建《寄贺田侍中》:“亲见沂公在阵前……两重衣甲射皆穿。”

当时,骑兵披挂“全甲”,步兵则为了战时便于奔走,因此不挂“腿裙”,只戴“头盔”披“衣甲”。由此可知,本诗作者是个“碛里向前走”的步兵。

古时的“甲”大多是以铁叶或铁片编串成的,因此很重。汉大将马援六十二岁还能够披甲上马,曾引起光武帝的惊讶(见《东观汉记》)。隋时骁将权武能披两重甲上马,曾被当时人称为“勇力绝人”(见《隋书》)。由此可见甲是很沉重的,不是一般体弱的人所能胜任。李靖《卫公兵法》称:“诸兵士,……身貌尫弱(者),不胜衣甲。”因此唐军令规定:军中只“授甲六分”(百分之六十),由前列劲卒披挂(见《通典》)。

据《武备志》载称,甲重四十五至五十斤(《宋史》载:“每一甲,重四十有九斤十二两。”)。当然,步兵的“衣甲”可能要轻些。如以宋时为准,则“衣甲”重三十多斤。《唐六典》所记的十三种甲中,有一种名“步兵甲”,可能是种轻甲。其重量,今已无法考知。

据史书所载,唐府兵出征要随身携带许多武器和备品。《新唐书》兵志:“府兵之制……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即壶卢,作水壶用)、横刀、砺石(磨刀用)、大觿(锥)、毡帽、毡装、行縢(今名绑腿)各一。……其介(甲)、胄(头盔)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

不难想见,如将这些备品的重量加在一起将在六十斤上下。由此便可了解本诗所描写的“碛里向前走,衣甲困须擎”的艰苦情形。

其次,从“碛里向前走,衣甲困须擎;白日趁死敌,每夜起持更”四句诗看来,诗所描写的是“战前急行军”。其行军地在大沙漠中;为了行进神速,因此卷起“衣甲”由战士“擎甲”疾走;白天追击敌人;夜里宿营时作临敌警戒。所谓“急行军”,就是“卷甲而趋,倍道兼行”(《孙子兵法》)。本诗所描写的正是这样的情景。

⑤“白日趁死敌”“趁”,陕西、河南一带的方言,意与“逐”、“追赶”同。

何承天《纂文》:“关西(函谷关以西)以逐物为趁。”《广韵》:“趁,逐也。俗作趂。”

唐时人习用“趁”字。

杜甫诗:“相趁凫雏入蒋芽”;“驱趁制不禁”;“花底山蜂远趁人”。

敦煌抄本《李陵变文》:“单于亲领万众兵马,到夫人城,趁上李陵。……李陵闻言,向南即走,行经三日,遂被单于趁来。”“死敌”,意为“拼命战斗的敌人”、“敢于死战的强敌”。

⑥“每夜起持更”“持更”就是夜间站岗;一夜有五更,守卫者分班值更,故名作“持更”。

唐时军中术语:夜间放哨名为“持更”,哨兵叫作“持更者”。《唐律疏议》卷八:“……持更,即是守卫者。”

颜师古《汉书注》:“持更、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新唐书》百官志四上:“府兵……持更者,晨夜有行人必问(问口令);不应则弹弓而向之(弹弓弦作警告);复不应则旁射(实箭向行人旁侧发射,最后警告);又不应则射之(瞄准射击)。昼以排门人(门岗)远望。暮夜以持更人远听,有众而嚣,则告主帅。”

⑦“铁钵淹干饭,同火共纷争”“火”是古时军队建制的最小单位,约同于后代军队中的“班”。《南史》卜天兴传:“天兴弟天生,少为队将,十人同火。”

杜佑《通典》兵一:“五人为列,二列为火,五火为队。”《新唐书》兵志:“府兵之制……十人为火,火有长。”“同火”犹如“同班”。同火的人互称为火伴。《木兰辞》:“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军队中的十人小组之所以名为“火”,是因为“十人同火”,是一个火食单位:共用一个灶火,同吃一锅饭。

唐时军中,每一火(十人)备有“铁盂”一口,“火具”一套。《新唐书》兵志:“府兵之制……十人为火,火有长。火(每火)、备六马,凡火具、铁盂……皆一。”

文中所说的“盂”就是本诗所说“铁钵淹干饭”的“铁钵”。“钵”,古写作“”或“”。盂与钵是一物之二名,是军中所用的“铁锅”。《太平御览》引《汉书注》:“盂若而大。与钵字同。”《说文解字》:“,器,盂属。”《唐韵》:“,音拨,同钵。”《唐六典》卷十六:“铁盂”注:“古谓之盂,盖今之铁锅也,为军中食器也。”

由此可知,本诗中所说的“铁钵”,乃是唐军中一火十人所共用的“行军锅”。

本诗中所说的“干饭”,古名作“糒”,又名“糇粮”,是军中战时特制的“干粮”。《说文解字》:“糒,干也。”“糇,干食也。”《尚书正义》卷二十:“‘糒’午饭也。‘糗糒’是行军之粮。”《诗经·公刘》:“乃裹糇粮。”注:“糇,干食也。”《一切经音义》引《字林》:“糇,干饭也。”

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今人谓干饭为糇。”“干饭”大多是炒熟并风干的米或面,吃时很方便,无需生火,只要用水一“淹”即可。

谢承《后汉书》:“羊茂……为东郡太守……常食干饭。”“吴郡徐相,为长沙太守,常食干饭,不发烟爨。”

杨泉《物理论》:“吕子义,清贤之士也。……怀干糒(干饭)而往。主人盛为馔食。乃出怀中糒(干饭),取冷水一杯而食之。”

因此,古时作战或行军时所携带的军粮大多是“干饭”。《汉书》李陵传:“李陵……令军士持二升糒,一片冰。”

刘珍等撰《东观汉记》:“张禹巡行……食干饭,饮水而已。”

马致远《汉宫秋》:“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他部从入穷荒。”

本诗所说的“铁钵淹干饭,同火共纷争”,乃是描述急行军的府兵在沙漠中打尖吃饭时的情景。看来当时军粮不足,因此“同火共纷争”。

⑧“长头饥欲亡”“长头”似是唐时的方言俗语。在敦煌发现的民歌中有:“只愿长头醉,作伴唤刘伶”。“身上无衣着,长头草里存”。“长头挨床坐,饱吃摩娑肚”。

此外,唐诗人诗歌中有:

王建《织锦曲》:“大女身为织锦户,名在县家供进簿。长头起样呈作官,闻道官家中苦难。”

刘禹锡《寄湖州韩中丞》:“老郎日日忧苍鬓,远守年年厌白蘋。终日相思不相见,长头相见是何人。”

王建是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刘禹锡是洛阳(今河南洛阳)人,以此论断,“长头”似是河南方言。

从上引诗句中比较词义,则“长头”似有“长年”、“长期”之义。

此外,《晏子春秋》中有“汤长头而寡发”;《汉书》中有“陈遵长头大鼻”;《后汉书》中有“问事不休贾长头”;《太平广记》中有“长头才复额,分角渐垂肩”;《南史》中有“范长头”;苏轼诗有“畏见问事贾长头”。以上都是指头型或发式而言,与本诗中的“长头”似乎无关。

⑨“□似坎穷坑”(原文此处为□)“坎”或作“埳”,与“陷”、“堕”、“坠”同义。《说文解字》:“坎,陷也。”“穷坑”是对“困境”的形容。“坎穷坑”,意为“坠入不可拔的穷困的境地”。唐宋时人往往用“坑”比喻不幸的处境;近代民间口头文学中也有这种形容。

卢仝《月蚀诗》:“不独填饥坑,亦解尧心忧。”

戴复古《岁暮书怀寄林玉溪》:“人皆居燠馆,我独堕寒坑。”

西河大鼓小段:“说着穷,真是穷,慢走一步穷赶上,快走一步赶上穷,不急不忙慢慢走,一脚埳入大穷坑。穷坑之中有穷庙,穷庙里有个穷神灵……”

⑩“相将归去来”“相将”,唐时俗语,意为“相共”或“相随”。

孟浩然《春情》:“相将游戏绕池台。”

杜甫《十二月一日三首》:“春花不愁不烂漫,楚客唯听棹相将。”

萨都剌《吉安道中》:“故乡归计喜相将。”

令狐楚《游春辞三首》:“相将折杨柳,争取最长条。”

柳永《尉迟杯》:“且相将共乐平生。”

⑪“健步弗可停”“健步”即快步,俗语“健步如飞”。

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安得健步移远梅,乱插繁花向晴昊。”

韩渥《离家第二日却寄诸兄弟》:“一点心随健步归。”

⑫“带刀拟斫杀”

所谓“带刀”即带“腰刀”。唐时士兵持带两种刀,一为陌刀,一为横刀(腰刀)。《唐六典》卷十六李林甫注:“横刀,佩刀也,兵士所佩(佩带)。……陌刀,长刀也,步兵所持,盖古之断马剑。”

诗中所说的“带刀”即“佩刀”,又名“横刀”或“腰刀”,是短兵器。“带刀拟斫杀”,意为随时准备短兵相接。

⑬“逢阵即相刑”“逢阵”意为“遇敌”,即《卫公兵法》“逢贼布阵”之意。“相刑”即“相杀”、“相害”。《后汉书》孙悦传注:“杀戮之谓刑。”《吕氏春秋·音律》注:“刑,杀也。”《国语》:“杂受其刑。”注:“刑,害也。”

⑭“将军马上死”

唐官制,武官共分九品二十九阶,五品以上(十三阶以上)的官衔,皆带有将军称号,如“从五品下曰游击将军”;“从一品曰骠骑大将军”(见《唐六典》)。在“军职”中,统率三千二百士卒的主将,始可称将军:“二裨为军,三千二百人,有将军副将军。”(见《通典》)

从诗中看来,诗所说的“将军”似是更高级的主将。

⑮“白骨在边庭”“庭”是门内堂前的院落,“边庭”意为周边的院落。唐时,在今新疆设立“北庭都护府”和“庭州”。唐时人们习惯将边区地带统称为“边庭”。

杜甫《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意未已。”

李益《送柳判官赴振武》:“边庭汉仪重,旌甲似云中。”

罗隐《送秦州从事》:“若到边庭有来使,试批书尾话梁州。”

⑯“生受刀光苦”“生受”,古民间俗语,意为“吃苦”、“受罪”、“忍受”。

黄庭坚《宴桃源》:“生受,生受,更被养娘催绣。”

元剧《东窗事犯》:“臣在生时多生受,驰甲胄,做先锋帅首。”

元剧《酷寒亭》:“谢俺那侍长,见我生受多年,与了我一张从良文书。”

元剧《朱砂担》:“干着我生受了半世,眼睁睁看你作歹人妻。”

⑰“意里极皇皇”“皇皇”,意为“忧郁”、“恐惶”、“不安”。“皇皇”或作惶惶、徨徨、遑遑。《孟子》:“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汉书》叙传:“圣哲之治,栖栖皇皇,孔席不暖,墨突不黔。”颜师古注:“皇皇,不安之意也。”

刘向《九叹》:“征夫皇皇,其孰依兮。”《后汉书》邓禹传:“长安吏人,遑遑无所依归。”

阮籍《咏怀》:“栖栖非我偶,徨徨非己伦。”《世说新语》:“战战惶惶,汗出如浆。”第二篇 患夜盲症的老病卒①

知识相伴佀(侣),

蹔(暂)时不觉老;

面皱黑发白,②

把杖入长道。③

眼中泠(零)淚下,

病多好时少;

怨(思)家鸟(雀?)枯(瞀)眼,④

无睡天难晓。

朝夕乞蹔(暂)时,⑤

百长谁肯保;

使者门前唤,⑥

手脚婆(拨)罗(剌)草。〔考释〕

①“知识相伴侣”

古所谓“知识”与今天所谓“知识”,语义不同。古人所说的“知识”,是指朋友或“熟人”而言,意为“相知相识”,与“智识”不同义。《礼记正义》卷三十五:“不道旧故。”郑玄注:“言知识之过失,损友也。”《庄子·至乐》:“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王先谦注:“知识,谓朋友。”《吕氏春秋·遇合》:“人有大臭者,其亲戚兄弟妻妾知识,无能与居者。”《商君书·赏刑》:“是父兄、昆弟、知识、婚姻、合同者,皆曰:‘务之所加,存战而已矣。’”《世说新语》:“张华既贵,有少时知识来候之。”

侯白《启颜录》:“(隋)侯白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宰初至,白即谒。会知识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于是入谒,知识俱门外伺之。”

白居易《感逝寄远》:“昨日闻甲死,今朝闻乙死。知识三分中,二分化为鬼。”

韩愈《赠别元十八协律》:“知识久去眼,吾行其既远。”

敦煌抄本《董永》故事:“孝感先贤说董永,年登十五二亲亡,自叹福薄无兄弟,眼中流泪数千行,为缘多生无姊妹,亦无知识与亲房。”

陆游《纵笔》:“何须觅知识,木石即吾师。”“知识相伴侣”,意为“朋友相伴随”。对当时离乡出征的人说来,朋友相共便是一种安慰,故诗下句说“暂时不觉老”。

②“面皱黑发白,把杖入长道”“杖”即“拐杖”,老人用以助行的棍子。“把杖”意与“扶杖”同。“长道”,唐人习惯将漫长的道路或通向远方的大道称作“长道”。

储光羲《行次田家澳梁作》:“田家俯长道,邀我避炎氛。”

崔颢《赠轻车》:“悠悠远行归,经春涉长道。”

杜荀鹤《江岸秋思》:“秋稼缘长道,寒云约古城。”“面皱黑发白,把杖入长道”表明:这是位老年士兵,壮年入伍,及老未归,黑发变白,步履艰难,因此行军时需要扶着拐杖。

唐初,府兵临时出征,最长不超过一年;如轮番戍边,则“三年而代”,戍期不超过三年。《邺侯家传》:“府兵……出征,多不逾时,远不经岁。……其戍边者,旧制:三年而代。”

这时当然没有“黑发转白”仍未还乡的老兵。

据史载,高宗仪凤二年(677)之后,由于唐封建统治者与吐蕃奴主集团进行着长期的战争,因此唐朝廷无限期的延长了“戍卒”戍边的期限。于是,到了玄宗开元年间,西北军中的很多士兵,都成了白发老卒。《全唐文》卷三百七十八:“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案:时为仪凤二年),以图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全唐文》卷二百二十二:“安西迥途,碛北多寇,自开四镇(碛西四镇),于兹十年,及瓜(瓜代)戍人,白首无代。”《全唐文》卷二十七:“每念征戍,良可矜者。其涉河渡碛,冒险乘危,多历年所,远辞亲爱,壮龄应募,华首未归。”

杜甫《兵车行》:“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本诗便是当时一个老病卒的自述。

③“眼中泠(零)淚下”“泠”与“零”音同,古时可通用。“泠淚”即“零泪”。“零”原是形容雨的:连绵不断的降落小雨谓之“零雨”。后转而形容草木:枝叶纷纷下坠谓之“零落”。又转而形容人的落泪:泪涓涓坠落不止谓之“涕零”(涕泠)或“零泪”(泠泪)。《诗经·小明》:“涕零如雨。”《三国志》邴原传注:“心中恻然,而为涕零。”

鲍照《东门行》:“宾御皆涕零。”《全汉文》冀州从事郭君碑:“同僚涕泠。”

樊敏碑:“士女涕泠。”

李翊夫人碑:“悲兮涕陨泠泠。”

郭璞《游仙诗》:“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刘禹锡诗:“零泪沾青简,伤心见素车。”

本诗所说“眼中零泪下,病多好时少”,看来不全是由于哭泣,而是由于年老和疾病,如医书所说“老眼自泪”。

④“怨(思)家鸟(雀?)枯(瞀?)眼,无睡天难晓”“鸟枯眼”可能是“雀瞀眼”之误:“鸟”是“雀”之误写;“枯”则因与“瞀”音相近而误书。在《唐韵》中,“枯”为上平声,苦孤切;“瞀”为入声,莫卜切。(此据畿辅丛书本《重斠唐韵考》)

所谓“雀瞀眼”,又名“雀目眼”,即今之“夜盲症”,是由营养不良而引起。其病症是:白天视觉如常,每到黄昏之后,即视物不见。

孙思邈《千金宝要》:“雀瞀术,令雀目人至黄昏时,看雀宿处,打令惊起;雀飞,乃咒曰:‘紫公,紫公!我还汝盲,汝还我明!’如此日日暝三过作之,眼即明。曾试有验。”(案:孙思邈,隋时学者,唐初在世。引此条仅是为了证明隋唐时已有“雀瞀眼”一词,并非推荐秘方,是需声明者。)

陆佃《埤雅》:“瞀、音木。雀目夕昏。人有至夕昏不见物者,谓之雀瞀。”

王肯堂《证治准绳》:“雀目、俗称也,亦曰鸡盲。本科曰:高风内障,至晚不明,至晓复明也。盖元阳不足之病。……若人调养得宜,神气融合,精血充足,阳光复盛,不治即愈。……食以牛猪之肝,治以补气之药,即愈。”

本诗写道,老病卒因“思家”而患“雀瞀眼”,每到夜晚即失明,同时又害了“失眠症”。这就是说,每到夜晚既失明又失眠,显然这是很痛苦的。诗所说“思家雀瞀眼,无睡天难晓”,就是描写这个老病卒睁着看不见东西的眼睛在长夜里盼望天亮时的痛苦心情。

⑤“朝夕乞暂时,百长谁肯保”“朝”即早晨;“夕”即日落后。“朝夕乞暂时”,意为“清晨和晚上请短时病假”。如前所说,诗中的老病卒患“夜盲症”(雀瞀眼),早晚之间目昏不见物。

楼英《医学纲目》:“雀目者,日落即不见物也,日出则复明。”

因此,这位老病卒不得不向长官“乞求”“暂时”的病假,请求“朝”(日出前)“夕”(日落后)时不派给自己差使或勤务。“百长”,唐时的军职名。“百长”管辖百名士兵,又名“百夫长”。

杜佑《通典》兵一:“凡立军……五人为列(杜佑注:列有头目),二列为火(杜佑注:十人,有火长),五火为队(杜佑注:五十人,有头目),二队为官。”(杜佑注:百人,立百长)(案:杜佑、唐中期学者,玄宗开元二十三年生,德宗朝宰相。)

杨炯《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由此可知,管辖二队(百人)的军官称“百长”。据史载,“百长”就是“旅帅”。《新唐书》兵志:“五十人为队,队有正。”

百官志:“折冲都尉府……旅帅十人,从八品上;队正二十人,正九品下。”

由此可知,“旅帅”是正名,“百长”是通称。其职位约相当于后代的“把总”、“连长”。“百长谁肯保”意为“百长不肯作保”,不允许患夜盲症的老病卒“朝夕”请“暂时”的短假。

⑥“使者门前唤,手脚婆(拨)罗(剌)草”“使者”,奉有使命的传达者。“使者门前唤”,意为传令者在门前召唤。

诗表明,当“百长”拒绝老病卒请“朝夕”(“暂时”病假之后),仍派“使者”到门前去唤老病卒担任战勤杂事。看来这正是“朝”或“夕”时,老病卒正在“草铺”上躺着,因此当听到“使者门前唤”之后,便不得不从铺草里摸索、挣扎着爬起来:“手脚婆(拨)罗(剌)草。”“婆罗”应是“泼剌”。“婆罗”迭韵,“泼剌”也是垒韵。前者在《广韵》之歌韵,后者在《广韵》之曷韵。二者音本相近。“泼剌”是古时俗语,或写作“拨剌”、“拨攋”、“拔剌”,意为左右摆动或上下搅动。今语有“浦落”(记音)即本此。《广韵》:“攋、拨攋,手披。”《后汉书》张衡传:“弯威弧之拨剌兮,射嶓冢之封狼。”李贤注:“拨剌,张弓貌也。”

李白《酬中都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双腮呀呷鳍鬣张,拨剌银盘欲飞去。”

杜甫《漫成一首》:“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剌鸣。”“草”是指“铺草”。唐时,军中每“火”(十人)共携有“乌布幕”(见《新唐书》兵志),所谓“乌布幕”即“黑布帐蓬”。行军宿营时,士卒都住在帐蓬里,睡“草铺”(即打地铺)。“手脚拨剌草”表明:当“朝晨”或“夕昏”听到“使者门前唤”时,患“雀瞀眼”的老病卒像瞎子似的用“手脚拨剌”铺草,从地下挣扎着爬起来。第三篇 儿大作兵夫

父母生儿身,

衣食养儿德,①

蹔(暂)托寄出来,②

欲(如)似便(变)相贼。

儿大作兵夫,③

西征吐蕃贼;④

行后浑家死,

回来觅不得。

儿身面向南,

死者头向北;

父子相(分)擘,

不及元不识。〔考释〕

①“暂托寄出来”“托寄”就是“寄托”。本诗中所谓的“托寄”,含有“托生寄世”之意。

②“如似变相贼”“变相”,意为“变化相貌”、“变脸”。诗的意思是:父母生儿养儿,但儿子长大成人后,却一反过去儿童时恋慕父母的态度,对父母很不恭敬,呲牙瞪眼,恶言厉色,前后判若两人,“如似变相贼”。

其次,古时佛教寺院的壁画,往往是用幻术方法绘制的,因此画中的人物往往能变化相貌,故古时人称这种能显示灵异的壁画为“变相”。唐时,“变相”是人们对佛寺壁画的统称。对此,可参阅论文《变相、变、变文考论》。

诗中所谓的“变相”,乃是取用这一词的正解。

③“西征吐蕃贼”“吐蕃”是我国古国名,是与唐封建王朝同时存在的奴隶主王朝。吐蕃奴主王朝国家主要是由我国古时著名的“羌”族集结而成。

当时吐蕃奴主王朝与唐封建王朝之间,不断发生战争。这战争的性质是我国内部两个统治集团之间的战争。这战争给人民(唐皇朝治下的人民和吐蕃王朝治下的人民)带来了不幸。对此,本类民歌和当时诗人的作品(如杜甫、李白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

④“行后浑家死”

唐时俗语,“浑”与“全”同义。

杜甫《春望》:“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敦煌抄本《王陵变》:“自从挥剑事高皇,大战曾经数十场。小阵彭原都无数,遍体浑身刀箭疮。”“羽下精兵六十万,团军下却五花营。将士夜深浑睡着,不知汉将入偷营。”

敦煌抄本《李陵变文》:“无奈弓刀浑用尽,遂搦空身左右遮。……今朝塞外浑输失,更将何面见京华。”

唐宋时所谓“浑家”,意为“全家”。

戎昱《苦哉行五首》:“身为最小女,偏得浑家怜。”

敦煌发现《父母恩重经讲经文》:“孩子未降,母忧性命逡巡,及至生来,血流洒地,浑家大小,各自忙然。”“孩子渐长成童子,慈母忧心不舍离,……浑家爱惜心无足,眷属娇怜意莫裁。”

陆游诗:“百钱浊酒浑家醉,六月飞蚊彻晓无。”“菰蒋入馔浑家喜,碪杵催寒并舍闻。”《孤本元明杂剧》飞刀对箭:“俺浑家大小七八十口……。”“行后浑家死”,意为“出征回来后全家都死了”。

元明时,“浑家”又是夫对妻的称谓。其例见《元曲选》、《水浒传》等书。第四篇 穷汉村①

富儿少男女,

穷汉生一郡(群),

身上无衣着,②

长头草里存。③

到大耶(野)没(麻)忽(胡),④

直似饱糖(膛)()。

长大充兵朴(夫);⑤

未解□家门。(原文此处为□)⑥

积代不得富,

号曰穷汉村。〔考释〕

①“富儿少男女”“男女”,唐时俗语,意为“孩子”,犹如“子女”、“儿女”。

敦煌发现《珠玉新抄》:“不自思度者,……盘上取物与男女,……男女残食却归主人,……将众人酒盏赐与男女。”

敦煌发现《尺牍》夫与妻书:“男女严切教令,不得令其猖荡。”

敦煌发现《七曜日吉凶禁忌抄》:“密日生人,……合娶二妻,少男女,纵有一子,乞姓养之,利益。”“莫日生人,……合用妻财成家业,少男女。”“鸡唤日生人,……若得妻,多男女。”

敦煌发现的“民歌”中所说的“男女”皆应作“儿女”解。如:“人间养男女,直成鸟养儿。”“男女空饿肚,状似一食斋。”“男女一处生,却似饿虎狼。”“男女有时好,无时也最精。”“男女五六个,小弱不中使。”“父母生男女,摩娑可怜许。”“心恒忆不忘,入家觅男女。”

由于唐时的“男女”与“儿女”、“孩子”同义,因此到宋元时,“男女”成为奴仆对主人、下对上的自称代名词。《张协状元》:“末白:‘那张解元特遣男女请先生来圆一梦。’”

高明《琵琶记》:“生:‘院子过来。’末上:‘相公有何指挥?’生:‘我有事和你商量,你休要走了言语。’末:‘相公指挥,男女怎敢漏泄。……男女每见相公忧闷不乐,不知这个就里。’”

由此可知,自称“男女”犹如自称“小的”、“小人”、“儿”一样,是一种贱称。同时,由于宋元时奴仆自称“男女”,因此转而变成骂人话:“乔男女”意为“坏小子”;“狗男女”意为“狗崽子”。这些是元明小说戏曲中所常见的。

本诗所谓“男女”只作“儿女”解。

②“身上无衣着,长头草里存”“长头”,意为“长期”或“长时”(考释见第一篇《二十充府兵》注⑧)。“草”是指“铺草”和“卧草”,“长头草里存”意为“长时在卧草铺草里存身”。

在民国时代,甘肃和西北等地的贫苦农民大多住在“窖屋”里。“窖屋”是就着地窖盖成的,除屋顶外有三分之二在地表之下。有的“窖屋”屋内面积只方一、二丈。室内遍铺经打揉过的谷草,草厚三尺余。冬天夜里,贫农全家老小,都是铺草盖草,将身钻进草中,以御严寒。贫农儿女,夏天时赤身露体,冬天时则日夜藏在窖屋里的谷草中。对此,在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及一些外国旅行者的游记中都作了记述。

本诗中所说的“穷汉”的“一群男女”,“身上无衣着,长头草里存”,便是反映着这样的生活。

写至此,不禁想到:这种“身上无衣着,长头草里存”的生活方式,见于记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说明,在已往的阶级社会里,我国的一些劳动人民,世世代代是在草窠中长大的。一直到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之后,这种曾被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称作是“中国传统的自由生活方式”,才开始在中国土地上消失。在我国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如果再将这种“生活方式”讲给我们的小“男女”们听,他(她)们会觉得这和“猴子变人”似的是属于古老年代里的事;但事实是,他(她)们的大哥大嫂可能正是在草窠里度过了童年。在党的领导下,历史在跃进,许多许多的事转瞬之间便变成了历史陈迹。这不过是其一而已。

③“到大野麻胡”“野”是当时俗语,意为“粗野”、“蠢笨”。“麻胡”,意为“麻面胡人”。

在古封建社会时代,由于阶级的或习俗的偏见,一些人总觉得“胡人”的面貌“丑陋”,越看越不顺眼。早在汉末,繁钦便写有《三胡赋》。

繁钦《三胡赋》:“莎车之胡,黄目深睛,员耳狭颐,硕似鼬皮,色象娄橘。康居之胡,焦头折頞,高辅陷口,眼无黑眸,颊无余肉。罽宾之胡,面象炙蝟,顶如持囊,隅目赤眥,洞頞仰鼻。”

这当然是极其狭隘的、少见多怪的一种“看法”。但正是由于这种“看法”,唐时一些人因而用“胡”、“胡头”、“胡貌”作为形容面貌丑陋的形容词。

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贾嘉隐七岁以神童召见。……徐(徐世勣)叹曰:‘此小儿作獠面,何得如此聪明?’嘉隐曰:‘胡头尚为宰相,獠面何废聪明!’——徐(世勣)状如胡也。”

李商隐《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吃音gē,口吃)。”“麻”,意为“麻脸”。当时人对颜面上有密密的黑雀斑、黑痣、面疮瘢的人,统称作“麻面人”。

如果面貌如“胡人”,再加上一副麻脸,在当时人看来真是“奇丑无比”。从而,称面目丑恶怖人的人为“麻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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