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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道格拉斯·费尔兹(R. Douglas Fields),万颖莹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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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理智:神经科学揭示情绪为何失控

超越理智:神经科学揭示情绪为何失控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超越理智:神经科学揭示情绪为何失控作者:(美)道格拉斯·费尔兹(R. Douglas Fields),万颖莹排版:昷一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12-01ISBN:9787111585053本书由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部分失控的情绪第1章剧烈的愤怒

愤怒是场短暂的疯狂。——贺拉斯(Horace),《书札》(Book 1)卷二,第一篇,第六十二行“你不能这么说玫兰妮!”他警告她。“你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她立马反驳,气得浑身直发抖,“是你骗了我,是你让我相信你会娶我!”“斯嘉丽,公平一点,”他恳求道,试图平复她的盛怒,“我从来就没有……”“有!有!你就是说过!”她打断他,“我恨你,死都不会原谅你!”她尖叫着大吼,“再恶毒的话都不足以形容你!”

她气得抽噎起来,突然冲着爱人的脸扇了一耳光。他旋即转身离开,她马上抓起一个花瓶猛扔出去。精致的花瓶在墙上摔得粉碎。

后来,眼看着恋爱三角中的第二个男人也要离她而去,她绝望地哭喊着:“噢,瑞德!瑞德!瑞德!……瑞德,如果你走了,我该去哪儿?我该怎么办呀?”

他平静地看着她,说出了那句传世经典:“说实话,亲爱的,我一点儿也不在乎。”

这部根据玛格丽特·米切尔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捕捉到人在愤怒时的一个矛盾状态,对于这种状态我们很熟悉又很不解:为什么要摔碎一只珍贵的花瓶?为什么要扇自己爱人的耳光?狂怒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后悔和羞愧,常常觉得自己莫名其妙,怎么就发飙了?这种爆发的、破坏性冲动是受到一种强烈愤怒的驱动,这种愤怒来势汹汹,势不可当,却又没有任何意义。

谁不曾在盲目的愤怒中失过控,摔过盘子,或者干过其他更恶劣的事情呢?我们都愿意相信,或者需要自己相信:我们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但事实上,有时根本控制不住。周遭的某些无法预料的事情会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暴力、毁灭,甚至死亡都会随之而来,像早已设好的程序,无意识、自动地就发生了。

愤怒的爆发往往毫无征兆,这种炽烈的情绪压倒了我们的判断力、同情心、恐惧感和痛苦,变成了行为和言语上的暴力。虽然愤怒反应在人类进化历程中至关重要,但同时也让人身处险境。人一旦被激怒,好像就无法逃脱这个恶性循环。那么,如果愤怒是人类的自动反射,你是否准备好了掌握自己的命运?要知道,向你的伙伴、孩子、朋友,甚至是陌生人动怒可能会在瞬间彻底改变你的人生。

尽管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很平和的,但其实杀戮本能早就被编入人类大脑了。这是因为我们和大多数动物一样,身处自然世界里的个体都必须能够保护自己和后代。此外,肉食动物还必须杀死其他动物充饥。这些行为天生就存在于我们的头脑里,而且是和维持生命的必需行为,如吃饭、喝水、性等一样,强烈而又自发,它们存在于我们大脑深处的核心部位。这些行为会被自动诱发,但问题就在于到底是什么东西诱发了暴力和杀戮的死亡开关?

一个暴雨的夏夜,我和女儿穿梭在巴黎鹅卵石小径中,渐渐迷了路,又饿又冷。和大多数科学家一样,我需要飞到全球各地去参加各类讲座以及多方合作项目,这些旅程几乎都是独自来往。但那晚却不同,因为我和女儿在一起。春季舞会、毕业典礼以及即将离开高中的焦急期盼都为我们父女创造了分享时光的绝妙时机和话题。看着凯莉开始探索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是十分美妙的体验。我们边聊边走,全身都湿透了,跳过一个大水坑,我们躲进一间热气腾腾的小餐厅。餐厅里没人会说英文,三个手忙脚乱的中年妇女包括了烹饪、点餐等所有工作,凯莉运用她在高中学的法语向其中一位点了菜。

突然,这位妇女愤怒地猛戳菜单,然后开始斥责凯莉,原因是凯莉没有为自己点上一杯红酒。在巴黎,人们有一个普遍观念:一顿舒服的晚餐是不能不点红酒的。而对于凯莉来说,在美国,她还没到法定饮酒年龄呢。事实再一次告诉我们:并不是世界每个角落都必须和你所生长的环境一模一样。

离开巴黎后,我们又去了巴塞罗那参加接下来的讲座神经科学论坛。会议开始前的早上,我和女儿一起参观了高迪大教堂。从满是水泥灰和汗臭的地铁站出来拾阶而上,我们融进了巴塞罗那的灿烂骄阳中,一群乘客像一团灰影向我们贴过来。

忽然,我感到裤腿被猛地一扯,我就像拍蚊子一样拍向我膝盖上方的拉链裤兜,发现钱包不见了。左臂本能地回击,瞬间勒住了正要转身把钱包传给同伙然后逃之夭夭的扒手。

我一只手绕过他脖子顶在我左胯部,另一只手像挥舞大锤一样猛揍他的腹部,一下就将他揍翻在地,然后像摔跤手制服对手的常见招数那样,张开双腿坐在他身上,双臂锁其脖颈。当时我已经56岁,163斤,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头发花白,没学过武术,没当过兵,也没在街头斗过殴。但我发现自己正在模仿40年前在高中时代看过的一部摔跤电影,对一个街头混混使用非法的锁喉术,而这个二十几岁或三十出头的混混正在我的手臂下拼命挣扎。“警察!”我大喊,“快叫警察!我抓住他啦!”

没人回应我,人群中也没有传来吓得倒抽气的声音,更没人过来帮我。相反,我还感觉到很多人的脚步在慢慢向我走过来,围着我站成了一个很紧密的圈,我意识到他们都是同伙。我忘掉自己正被人像猎物一样猎捕着,假想这些人都只是穿梭在地铁站的普通乘客。

身下的肌肉男挣扎着试图逃脱我的钳制,他的脖子卡在我的手肘内侧,我尽可能地鼓起肱二头肌紧勒住他,阻断他的大脑供血和肺部供氧。我把他的头往后扳,重重地扭转着他的脊柱,将其面部翻向天。他的眼睛和嘴巴大大地张着,惊恐又痛苦。突然,他将我的钱包抛向他的同伙,并紧紧抓住我的手臂想打破我的束缚。“那是我的钱包!”我大喊。

一只女人的手从我面前的一条条腿中间伸了出来,我一下子就认出那是女儿的手。刚刚,她和我被这群像狼群一样聚拢过来的人阻拦、围困住了。作为飞盘队的队长,凯莉以完美的弧线跃入空中,拦截住飞向歹徒的钱包,将钱包放进我伸着的右手手心里。女儿看到歹徒同伙还在紧盯着我那落在人行道上仍在旋转的黑莓手机,便冲过去击败了他。

钱包已经拿回来了,而且我也意识到我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便放开了那个扒手,他转身就跑,活像只受伤逃命的螃蟹,我又冲他的屁股踹了一脚。他喘着粗气骂了一句:“疯子!”

环视了一圈围着我的六七个彪形大汉,我试着辨别刚刚扒手临别嘟囔的那两个字,到底是在怀疑我是个疯子,还是在威胁我。

现在怎么办?

肌肉和神经开始涌动着大量肾上腺素,我感受到了从未体验过的一股原始力量。当下那一刻,我几乎控制不住冲动,想要再挑一个伺机冲上来的暴徒,抓住他的脑袋,然后抡向他的同伙,像打保龄球一样,让那堆歹徒被砸倒在地铁站出口的台阶上。我努力控制这种冲动,关键不在于我是否能完成这一连串超人似的壮举,因为毫无疑问,我确实能做到,而在于我知道这可能不是我的最优选项,至少在当时算不上最优。

突然,一个穿着得体的中年西班牙人悠闲地走到我和那群歹徒之间,弹着手指做了一个手势说:“他没有疯,我们走。”接着未做任何停留,就向地铁站走去。当他经过我的时候,微笑着对我说:“Beuno,不错,走吧。”他随手就将当时混乱的局面平息至最佳结果——平局。那群暴徒也鸟兽散般走进地铁站,就像老鼠钻进下水道,只留下我和女儿还站在原地余惊未消,我的右手还死死地抓着钱包。

不幸的是,这事儿并未就此结束,这群暴徒全城追捕我和凯莉,这次不是为了钱包,而是为了报仇,因为我痛揍羞辱了他们的同伙。

我们尝试了各种方式来躲避他们:逃进游客商店;穿过嘈杂餐馆;折回走过的小路;突然横穿马路然后逆行;换装;当他们逼近时,离开人行道跑进大马路,在车流中穿行。有一次,我们甚至暂时阻断了交通,钻进路中间的一辆出租车。但是他们有手机,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遇到越来越多凶神恶煞、满身刺青的肌肉男拦截。就在躲避他们的当口,我们还目睹了他们顺手牵羊了两位游客的钱包。我气得忍不住拍下他们的偷窃全过程,很明显我又做傻事了,因为有个追我们的歹徒正和我们站在马路的同一边,他看到了我拍照。这个满脸胡茬的歹徒向我们冲过来,一边冲手机咕哝着,一边拿着自拍相机试图伪装成游客,怎么装都不像。我们逃进一条小巷,就在他们无限逼近的时候,跳上一辆出租车,逃到距市区1小时车程远的小镇。

在出租车里,女儿用满是震惊、无法相信的语调问我:“爸,你上哪儿学的这些呀?我看到你抱着人的脖子猛甩,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我笑了起来。

付了170欧元的车费,钱包虽然空了,但我们人安全了。

女儿直到现在还坚信,我在国家健康研究所的工作只是为了掩饰间谍的真实身份。

我和女儿在巴塞罗那与那帮扒手交手的经历促成了本书的诞生。因为我开始思考:我这些行为是在哪儿学到的?我攻击时一系列快如闪电的动作,是否都是无意识行为?我曾经也想过,如果遇到这种危险情况,永远不会做出这种危险反应,因为再多的钱都不值得去冒受伤或被杀的风险。事后想想,在与这群暴徒搏斗的时候,我可能会被踢中脑袋,落下个脑死亡或昏迷的惨状,或者他们可能会轻易地拿刀劫持女儿,用她来勒索赎金。要是放在以前,我根本无法想象自己会这么做,但现实中这一切却真实地发生了。一个56岁的游客和他的女儿打败了一个犯罪团伙。

这种为了保护自己和女儿而无意识爆发的暴力,和日常生活中那些不合时宜地爆发又令人后悔莫及的暴力其实是一样的行为。我们需要去了解这种无意识神经回路,并识别其运行机制。

这场“战斗”之后,我开始思索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个人体内都隐藏着这种无意识暴怒的能力,等待着适当时机释放?还是说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能力?其他人遇到这种情景,他的反应会不会截然不同?他们不会去战斗,而是逃跑、谈判或者逆来顺受地成为一个受害者?在不同的情境中,哪种策略才是最佳策略?是不是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时,我还是会无意识地开启战斗模式?面对这种突然发生的威胁,无论反应模式是哪种,我们是否有能控制自己反应的方法?如果世界上确实存在天生温顺的人的话,那么我们是否能教会他克服或忘掉自己的懦弱去反击?抑或是我们在威胁情境中的个体反应模式早已编码在体内了?

作为一名神经科学家,我想知道这种无意识反射是如何产生的?当歹徒还没有进入我的视线范围时,我就勒住了歹徒的脖子并把他扔在地上。在我的注意力完全被陌生环境中的大量信息占据时,大脑到底是如何接收到那些信息的呢?大脑深处的某个地方,肯定在无意识地接收情境信息,抵御那些被我意识层面忽视掉的外界风险。于是有了那摸瞎一抓。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抓住了谁的脖子,直到看到我的钱包被扔给了小偷的同伙。最后的结果也确实证明了他是一个坏人,而不是我胡乱伤到了一个不小心走进自己视觉盲区的80岁无辜老太太。

当意识到自己正站在水泥地上进行战斗时,我眼看着自己的暴力反应被释放了出来。显然,在诸多危险情境中,以意识层面的思维加工速度来做判断是远远来不及的。比如,摸到一个滚烫的火炉,我们会嗖地一下缩回手,无意识层面的保护反射在我们还没有感觉到烫的时候就马上介入,开启保护机制了。这就表明,经过亿万年的进化斗争,确实存在一种深嵌在我们体内的自动化救命反应,很早就被编码进了DNA。但是碰到火炉抽回手只是一种简单的条件反射。在社会环境中,得体地应对你所察觉的威胁,是一件困难得多的复杂反应,而你的人生、朋友或家人的人生都依赖于能否做出适当的战斗或撤退的瞬间反应。愤怒反射能释放出激烈、无法控制的怒火,或者像我的这个案例,激发出有目的的暴力来发泄愤怒。无论什么情况,这种反应都是自动发生的,未经过理性考量的。

愤怒的力量能够让一个娇小的女人举起一辆汽车来救出被困的小孩,愤怒也能驱使一名美国海军对抗着人类各种本能,冒着枪林弹雨去营救一位深陷险境的战友。但这种进化而来、深入骨髓的自动救命反射有时却和这个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一个悔恨莫及的男子在掐死其女朋友后忏悔:“我只是很生气。”愤怒能点燃人群,导致突发性群体暴乱。这种触发可能是小范围的,也可能是大规模的;可能是个体行为,也可能是集体事件,后果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

我们必须了解人类动物本能的运作原理,以便能更好地观察愤怒的产生。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必须学会控制愤怒,并在需要救命的时候能好好运用愤怒。愤怒爆发的机制,有多少是由基因决定,又有多少是后天习得的?环境中及个人成长经历中,究竟是哪些点引发了愤怒?如果我是一个人旅行的话,遇到小偷时的反应还会和同女儿在一起时一样吗?愤怒爆发的倾向是潜伏在每一个人的体内,还是只有少数人会发生呢?男女在愤怒产生方面的差异又是怎样的呢?无论是作为单个的个体,还是社会中的一员,我们都需要检视体内的猛兽,并且直面它,也需要不断检视这个社会的环境和愤怒的生物基础。失控“我们很喜欢这里,”这位女士说道,她棕白相间的狗狗正拉扯着狗链要去嗅一棵树。“这里有许多中年夫妇,有的家庭小孩十几岁大,有的则更小,就像我家的一样。”

她的两个女儿,穿着得体,在她身后坐立不安。其中一个女儿的黑色卷发里编着续接的亮蓝色假发。“这里文化和种族的多样性特别好,”她接着说,“这一点我也很喜欢。”

这一天的早些时候,她的邻居——67岁的雷·阿尔弗雷德·扬从他整洁的房子里走出来。当他锁好前门离开时,怎么也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回不来了。

他开着车穿过寂静的街道,两旁高耸的红橡树在七月艳阳的照耀下,斑驳的阳光泼洒在其丰田花冠车的挡风玻璃上。扬在联邦政府的劳动部门服务了37年,如今已退了休,正打算去离家4公里远的马里兰州银泉市杜蒙特橡树街区的美国邮政局。扬罹患过咽喉癌,头发和牙齿都掉光了,部分颌骨也没了,但是他仍然积极地参与教会和社区活动。“他是那种你不在的时候帮你收邮件,你度假时帮忙照看房子的邻居,”和扬做了10年邻居的特教老师玛丽·安·达令说。“他对我总是很礼貌。”另一个邻居伊万·斯伦伯格在血案后评价道。

新罕布什尔大道拐角处的邮政局总是特别忙碌。客户排的队常常要排到入口大门处,扬到邮局的时候也不例外,已有一条长长的队在等待了。他排在后面等着,忽然看到一个男人在插队。事实上,是邮局的工作人员让这个人先离开柜台去填表,然后现在示意他直接回去办理。

余惊未消的目击者们讲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扬在邮政局前厅等着这位他以为插队的58岁男人。他先冲着这个男人叫喊,然后从兜里掏出一把蝴蝶刀一遍又一遍地捅着这个男人。扬的那把10厘米长的刀插入男人的前胸两次,然后又朝他的左肩刺了很多刀。受害者只能赤手空拳地防卫,这使得他的前臂和肱二头肌被划了很多刀。

两位邮局的女员工赶紧冲过去,朝扬面部喷胡椒喷雾。扬当下后退,他的眼睛和鼻子都火烧火燎地疼。他马上逃了出去,向他的车冲过去,从后备厢里拿出了棒球棍大小的棍子,又卷土重来猛击受害者,受害者血流如注,伤得非常严重。震惊的围观群众冲着扬大喊,警告他警察马上就到了。扬逃回他的丰田花冠车上,驾车逃走。

闻讯而来的警察在距杜蒙特橡树街1公里左右的路口截住了逃逸车辆。现场很快就被赶到的多辆警车包围了。扬没有任何反抗地投了降,警察搜查其车子的时候,他坐在人行道边上,穿着黄色衬衫和卡其裤,双手被铐在背后,低垂着头,双眼还能感受到胡椒喷雾带来的刺痛。

在扬因谋杀未遂被捕后,达令说:“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有攻击性。”

斯伦伯格说:“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正常人。”没有人声称扬有精神疾病,即便是扬的律师也没有这么辩护。“他是一个称职、安稳的市民,”扬的辩护律师盖里·库尔图瓦在扬的保释听证会上对法官尤金·沃尔夫说。扬穿着蓝色的囚衣出现在马里兰区法庭上的闭路电视里。他看不见兄弟和儿子坐在律师席后面被玻璃墙隔着的旁听席长凳上。沃尔夫法官正在阅读一本装在明黄色档案夹里的文件:蒙哥马利县警察局的报告显示扬并没有暴力行为的既往史。

法官是一位有着学者气质、头发灰白的黑人,他否决了保释金减至50万美元的提案。他抬起头,透过那银边眼镜望着扬的辩护律师说:“在现阶段,我不打算放他回去,关于此案,我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

该如何解释这件不符合常识的暴力?一位67岁的老人突然偏离自己文明的生活轨迹,瞬间暴怒失控,凶狠地攻击一个比他小近10岁的人,差点将人杀死。而原因仅仅是误以为别人插了队。这事怎么都说不通,即使是当事人自己,在被捕后也说:“我应该待在家里的,我这么老了,怎么会做这种事?”

我们总是忽略这种爆发性的暴力,不仅是因为我们早就麻木了,更重要的是,这种充满敌意的行为总叫人人心惶惶。在社会及个人层面上,我们都太熟悉这种非理性的愤怒反应了。无论你住在哪里,报纸及各种新闻传媒都充斥着类似的案例:一个正常的、遵纪守法的、无任何前科的人会突然暴怒,然后发生暴力攻击事件。他们莫名其妙就被激怒了,通常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全美各地新闻中,这种可怕的例子举不胜举,而我刚刚讲的这件事就恰巧发生在我们当地的邮政局,离我家只有3公里远。这说明愤怒性攻击是非常普遍和常见的。

这种行为在高速公路上经常会遇到,我们称之为“路怒”。同样来自我们当地报纸的报道:一位来自费尔法克斯县亚历山大区的32岁女性在周一晚上被逮捕,因其被指控在一起事故中肇事逃逸。事情是这样的,她和一位21岁的女性发生口角,随后事态升级,她开着车撞死了对方。县警察局发言人唐·戈特哈德警官告诫大家:“无论发生什么都千万不要下车。”当晚,肇事者在当地警局自首。

这种愤怒反应不分男女老少,不可原谅同时又让人迷惑,但绝非无法理解。这种愤怒的爆发看起来很难理解,是由于我们对此已变得麻木,开始回避这个话题。某种层面上,我们宁愿将这种爆发视为病态,但这样想是错的。变态杀人狂是受精神疾病驱使,而这种案件之所以博人眼球主要还是因为发生频率很低。而那些常见的发生在伴侣、同事,以及陌生人之间因愤怒而丧失理智的攻击更多是源于好斗和激愤,而不是心理疾病或者变态。

2010年11月29日,2岁的安琪莉和家人一起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泰森斯角逛街。商场的监控摄像头拍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而这家商场就在我家附近不远。

律师雷蒙德·莫罗在结案陈词的时候说:“现在看到这一幕仍然不寒而栗。她做出这些可怕的行为肯定是故意的。”

监控录像里,这一家人,包括安琪莉51岁的外祖母卡梅拉·德拉·罗莎一起离开商场,走过人行天桥。突然罗莎把安琪莉抱起来扔下天桥,安琪莉从13米的桥上落下,重重地摔在地面上。

一位目击者描述当时的画面说道:“看着就像是一件夹克从桥上掉下来。”另一位开车经过的目击者一拐到路上就亲眼目睹了这一幕,起初她还以为是一只鸟。

女孩的母亲及其他家人冲下6段楼梯去看安琪莉的情况。卡梅拉·德拉·罗莎待在桥上,伏在天桥栏杆上,往下看着她给整个家庭带来的恐怖景象。

罗莎的女儿、安琪莉的妈妈凯瑟琳·奥格多克在法庭审讯时说,她最后听到女儿的声音,是在开往医院的救护车上,急救医疗队医生给安琪莉注射镇静剂前她的哭声。安琪莉在被送到费尔法克斯医院12小时后死去。“她永远没有机会去幼儿园了,我不能教她化妆,不能教她开车,她再也长不大了。”安琪莉那悲痛欲绝的母亲在法庭上指控自己的母亲。

在警察的声明中,罗莎解释她之所以将蹒跚学步的孙女扔下天桥,是因为她在生女婿詹姆斯·奥格多克的气,怪他和自己19岁的女儿未婚生下安琪莉,阻止了凯瑟琳认识更多的人、探索更大的世界。气越生越大,变成无法控制的暴怒。

陪审团拒绝了被告行为是精神失常导致的无罪辩护。心理学家斯坦顿·萨米诺(Stanton Samenow)博士对狱中的罗莎做了心理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她对女婿的怀恨之心永不会消退。

检察官莫罗对此案做结案陈词时说道:“她对她所在的地方,乃至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愤怒,所以她决定将一切发泄在孩子身上。”

萨米诺同时作证:罗莎在案发后接受费尔法克斯警察数小时的审讯过程中,她一次都没有询问过孩子的情况,相反,只是一直问:“接下来我会怎么样?”“这一切是不是会公之于众?”

经过一场没有真正赢家的痛苦审讯后,罗莎被判一级谋杀罪。法官和陪审团都驳回了二级谋杀的定罪申请,因其行为属于恶意犯罪。“我对我所做的一切道歉,我对不起詹姆斯和凯瑟琳。”罗莎在法庭宣判前向她外孙女的父母致歉。

法官在宣判罗莎35年监禁前说:“外祖母对自己的亲生外孙女下此黑手,简直令人无法理解。”

把这种悲剧归结为精神错乱而不是愤怒的暴力,人们在情感上更容易接受。检察官莫罗说:“犯下这样的罪,我们会本能地认为她疯了,因为这比承认恶魔就在普通家庭里要容易得多。但这不是疯魔,而是自己成了魔。”

人类行为,一度只是教育、宗教和心理学的研究领域,现在由于神经生物科学对大脑回路的深入探究,也逐渐变得更能被理解了。20世纪20年代末,瑞士苏黎世眼科专家沃尔特·鲁道夫·赫斯(Walter Rudotf Hess)放弃了本业,转向大脑研究,他在一只猫的大脑深处植入了一个细小电极。待猫从麻醉状态中恢复过来以后,赫斯打开开关激活电极。电极的激活有时使得猫一直扬着脑袋,有时导致其肌肉痉挛。当探针深入到大脑中部(间脑)后,赫斯发现电刺激间脑的不同点位会改变大脑的自主功能,这些功能主要维持猫体内的稳定性,例如心率、血管扩张及呼吸。当电极刺激到下丘脑区时,猫突然启动凶猛的攻击模式:眼睛大睁,毛发竖立,背部拱起,露出爪牙,开始不断咆哮,击打身边的物体。

20世纪60年代,耶鲁大学的约翰P.弗林(John P.Flynn)及其同事在该实验方法的基础上添加了一项关键要素:老鼠。当弗林激活下丘脑时,原本对笼子里的老鼠毫无兴趣的温顺猫咪,突然变得暴怒起来,而且这种愤怒直接指向老鼠,瞬间干掉了这只老鼠。刺激这个点位不仅仅唤醒了愤怒的情绪状态,这种愤怒还具体直接指向另一个生物。这种情形就和67岁的扬被触发攻击行为是一样的。邮局里的插队事件以某种方式启动了扬大脑深处的无意识部分,受其下丘脑神经元的驱动,扬开始了停不下来的攻击。

弗林还有一个重大发现,这是赫斯没有老鼠的实验所发现不了的:当他将电极稍微偏移到下丘脑点位附近的其他点位时,猫就会突然变成安静、悄悄地攻击,没有丝毫愤怒的情绪,只是冷静地接近“猎物”,开始攻击笼子里的实验物品或者弄死其他小动物。当研究员停止电刺激时,无论当时处在冷静状态或是已被激怒状态,猫都会停下它的攻击。

和抬头或者肌肉痉挛不一样的是,攻击行为是一套庞大而又复杂的行为体系,首先,你要紧紧地盯住环境中的另一个生物,身体释放出大量肾上腺素,然后,在感觉功能和运动功能间灵活切换,开始猎杀行动,眼中除了攻击外已经看不到其他任何东西了。而这一整套反应都和大脑核心深处的一个个小神经元相联结,那是我们的意识无法穿透的地方,而“野兽”就藏身其中。“擦枪走火”的神经回路

在自卫或野外生存时,释放愤怒反应还可以理解,但是因为生女婿的气就谋杀外孙女?因为别人不好的开车就撞死一个21岁的女孩?仅仅是以为对方插队就要拿刀捅死对方?

这些激烈的反应看起来像是心理失常,但在如今社会已经越发普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能在航空公司柜台、酒吧或者堵车的高速公路上遇到这些极端暴怒的行为反应,所以了解暴怒的机制也越发必要。本书在本人及同行的实验室的最新研究基础上,对此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在下面的章节里,我们将揭露暴怒反应相关的大脑回路及其运行机制,思考现代社会是否更容易不经意地引起大脑内暴怒反应的“擦枪走火”。

尽管我在巴塞罗那遭遇扒手的事件中做了错误的行为反应,但是我们不难理解行为背后的原因:在一个陌生国度丢失所有的钱,会导致我和女儿无法支付所需的吃住行。而且关键在于,我这种错误反应的决定是在瞬间无意识产生的,就像我必须这么做一样。但这种愤怒的自动反应说明,环境中存在某种我没有注意到的刺激,而这引起了我的下丘脑神经回路,“迫使”我将自己置身于街斗的险境之中。

同样,在上文所列举的每一个事例中,我们都能识别出激发愤怒反应的环境因素。外祖母可怕行径的关键动机是保护自己女儿的福利。路怒症的发生是源于想保护个人领地。保护个人领地的需求,在远古的野外生活中,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周围车辆的靠近或者飞机前排座椅向我们座位的倾斜是否算是一种领地入侵?这种想和“入侵者”开战的突然暴怒究竟是一种理性行为还是大脑监测到危险后自动反应的“擦枪走火事件”?开车时受到的感官刺激引发了非理性暴力冲动,是否可以用人们发明汽车和飞机座位之前,几百万年前的未进化大脑来解释?扬的行为动机是出于对公众秩序的维护,所有的社会动物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遵守社会秩序,否则社会必将混乱,但有时候又会给人带来自我保护需求的错觉,以为自己在和入侵者进行殊死搏斗。“他当时一定感觉到了威胁的存在,”库尔图瓦律师在扬的听证会上向法官陈述,试图解释一位平和、理智的退休老人怎么会突然企图在邮政局谋杀一个陌生人。“我是在自卫,”扬用他那扭曲的认知辩解道,“他的妻子还是谁,用胡椒喷我!”

理解下丘脑中愤怒的反应回路是如何被激活的,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那些极端暴力事件会发生,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可以被原谅。有时候这些行为是犯罪行为和极度残暴的行为,但是正如我之前反复强调的,这些行为既不是精神错乱导致的,也不是蓄意行为。理解这种机制可以解释这个明显的悖论:一个看起来稳定的非暴力主义者瞬间暴怒,犯下诸多可怕的行径。

这种暴力与打架、抢劫之类的罪行在大脑回路上是有根本区别的。打架、抢劫及其他故意犯罪产生于大脑皮层,也就是意识产生的大脑区域。下丘脑产生的愤怒反应还同样有别于大规模屠杀背后的神经生物基础,如2011年1月8日,贾里德·洛克纳(Jared Loughner)在亚利桑那州图森的一家商场外,枪杀国会女议员加布里埃尔·吉福兹(Gabrielle Giffords),犯罪现场照片上,洛克纳咧嘴笑着,看起来像精神错乱。亚当·兰扎(Adam Lanza)病态屠杀了桑迪胡克小学的学生和自己的妈妈,他在很早之前,就曾接受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各方面都证明他是一个心理扭曲变态的人。这两位有精神疾病。要想理解这些精神不正常的人的犯罪行为,就目前来说是不可能的,就算我们拼命治愈他们,也不行。这种变态谋杀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挪威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可怕的屠杀,杀死了77位无辜学生和路人,起因是其持极右翼观点,对当时瑞典的移民政策充满愤怒,这是一桩因社会政治所引发的血案。精神病学家和挪威法院裁定,布雷维克对无辜者的屠杀并非因其精神发疯,而是受到一种所谓的正义感怒火的驱使。而事实上,布雷维克最大的恐惧就是被法院判定为精神失常。对布雷维克来说,有罪的判决是一种胜利,所以在判决下达后,他报以微笑,并捏紧右拳向法庭致敬,然后对被判刑感到抱歉,因为他无法再杀掉更多人了,文克·阿恩岑(Wenche Arntzen)法官马上打断他,判处他21年监禁,这已是挪威法律的极刑。这个案例就属于暴怒犯罪。

远古时代,这种为保护人类生命而进化出来的潜意识神经回路和行为是否对每个人产生的影响都是一样的?那些与千百万年来进化而成的生存机制相关的压力与遭遇,即使在现代生活中并不具备威胁性,是否也更容易激活人们的暴怒反应的神经回路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虽然我们可以解释扬暴怒反应的神经生物学起源,但是也不是每个人在邮政局遇到和他相同的遭遇时都会像他那样做。为什么会不同?是否某类人就更容易暴怒?确实有证据证实:不同的人在抑制和激发暴怒反应方面的表现是不同的。基因和环境的双重作用,会影响人愤怒反应的易感程度,也会决定世上万千刺激源中,哪一个特别能激起你的愤怒。有很多愤怒形式是人与动物共有的,包括领域侵犯,支配控制感,与捕食、防卫、性、社交及纪律相关的愤怒。每个人所表现出来的面对不同刺激产生不同的大脑反应模式,都是因为下丘脑活动的不同。最新研究显示,存在一种控制某些神经递质和荷尔蒙的基因,它能降低一些人的恐惧感,提高冲动性,从而更容易产生暴力行为。

扬并无任何暴力史,这就说明,并非是遗传倾向单纯的作用,而是身体内的一套复杂因素和环境诱因结合起来,使得平时人们对致命暴力的抑制作用被解除掉了。那是否可以这样解释:扬最近遇到的事情或者他的个人背景与接收到有人插队的信号交互作用,影响了下丘脑,然后引发了暴怒反应的神经回路。

我们再来看看一些微妙的细节:扬从兜里掏出来的并不是一把折叠小刀,而是一把蝴蝶刀。蝴蝶刀发源于亚洲,常用于防卫和械斗,刀刃是藏在可以分开的刀柄里,刀柄合上就可以做刀鞘,所以手腕一甩就可以单手让刀出鞘。扬的第二件武器是藏在丰田花冠车后备厢里的棍子。

在被告预审会上,法庭上的闭路电视中出现了监狱中的扬,他穿着囚服。扬是个大个子,虽然已经上了年纪,还和癌症斗争了好多年,但是他的体重始终维持在170斤左右,拥有着码头工人一样的体魄。他从容地站在被告席上,双手叠放,一只手搭在另一只手的腕上,手掌朝下,手肘对称地伸出,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他都维持着这个姿势一动不动。他这庄严的姿势,让人想起端坐莲花的佛陀,不同的是,他的手心朝下,是在寻求支撑的力量,而不是虔诚冥想式的手心朝上。扬出现在电视上的形象与在他之前的其他被告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他人在电视上表现出来的松松垮垮的流氓步态和无礼又不耐烦的身体语言,都透露出他们的身份:帮派里的老油条、毒贩以及低成本警匪片里常见的劫匪。这些被告中的三分之一都必须依赖翻译才能与法官沟通。

我想起扬的辩护律师盖里·库尔图瓦之前对法官尤金·沃尔夫所说的“他是一个你所能要求的再称职不过的市民了”。在我看来,他确实像“一个标准化的正常人”,正如他的邻居所形容的。

21世纪的快节奏和高压力是否愈加将这些暴怒行为置于千钧一发的位置?在文化、传媒、焦虑感、疏离感和现代生活的压力下,不经意地不断爆发出来。

因进化而深深刻入大脑中用来救命的神经回路,与现代环境的变迁之间产生了冲突。人类是从广阔的非洲平原上进化而来的生物,这些神经回路的形成和调整都是为了在自然环境中生存。要想了解充斥在每天报纸新闻中的人间悲剧,你必须考虑到两种药品使用的情境:一种是合法药品,用来治疗精神疾病和行为问题,比如类固醇;另一种是毒品,人类在几十年前还从未遇到过,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神经系统在与从未预料过的内外环境做斗争。最后,还要加上最危险的一个组成要素,过去的世界没有这个要素,即便失常也是相对温和的,这个要素就是:危险的新型破坏装备的使用,包括汽车、各类精妙复杂的刀具、网络宣传和枪支弹药,这些装备提升的个人战斗力,比史上最强壮、最勇敢的人的徒手战斗力都要强。这些当前人类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要素都未曾在长达几百万年的人类大脑进化过程中参与过。

通过几百万年适者生存的斗争而编码进我们DNA的攻击回路潜伏在每个人的下丘脑中。我们通过新方法和新知识来揭示它的工作原理。现在,让我们仔细了解这些回路,了解暴怒的生物学基础。第2章暴怒的神经回路

我很想知道,到底神经科学在了解人类大脑复杂性及工作机制上能走多远,不过我相信科学在分辨善恶上是有局限的。——弗朗西斯·科林斯(Francis Collins)致作者的电子邮件,2015年5月21日

有一个有趣的观点比较流行:人类的大脑核心存在着一个“爬行动物大脑”。以蜥蜴的逻辑,冷静地支配着人类最基础的生存功能:进食、性行为和自我防卫。据该观点称,攻击性、支配性、领土概念和惯常行为都由这一神经组织控制,我们遥远的爬行动物祖先退化后一直潜藏在我们体内。暴力的爆发、无意识的攻击反射或者战斗至死都被自动的“末日”神经回路编码到了我们的“蜥蜴脑”里。“蜥蜴脑”的上面一层据说还有一个早期哺乳动物的大脑。“如果你将‘蜥蜴脑’想象成一个单球圆筒冰淇淋,“蜥蜴脑”上方的“老鼠脑”,就像在单球上又放了一勺冰淇淋。”神经学家戴维·林登(David Linden)在他那本了不起的著作《进化的大脑》(The Accident at Mind)中写到。这个神经里的“圆筒冰淇淋”的第二个“球”,比第一个“普通的香草味”“蜥蜴脑”,要更精细、更复杂。

叠加在第二个“球”上的是现代灵长类动物大脑。这是神经组织(大脑皮层)的最外层,存在于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及一些高级哺乳动物的小部分大脑里。这一层大脑皮层的覆盖,为我们提供了高级认知能力、抽象思维、熟练制作工具、语言、自我意识以及控制自己及文明环境中“蜥蜴脑”冲动的能力。“圆筒冰淇淋”最上面的这层热溶巧克力(大脑皮层)才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原因。这种“三位一体大脑”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在于,这三种大脑相互竞争,这也就解释了有些人是如何突然被非理性的冲动及愤怒控制的。有着软弱的“哺乳动物大脑”的人,就会受未经抑制的原始冲动的影响,犯下暴力和犯罪行为。

然而这种缤纷的冰激凌圣代理论并不是真的。你没有蜥蜴的鳞片武装你的皮肤,头骨里更不会有蜥蜴脑。这种流行的“三位一体大脑”的观点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就连“神经科学”这个词语都尚未存在。我们对大脑工作机制知之甚少,那时,电视都还处在从黑白向彩色过渡的时期。美国首个神经科学系由哈佛大学于1966年成立。那时,解剖学、生理学、精神病学以及神经学都在研究脑功能,但是每一科研究的领域都不同。脑科学不同于其他科学之处,在于其既能拆分研究又能加以整合,而这一理念在当时仍过于新奇。精神病学家保罗·麦克莱恩(Paul Mactean)基于比较解剖学和进化论,并依照弗兰肯斯坦范式,构思出了“三位一体大脑”理论。

20世纪40年代末期,保罗·麦克莱恩在耶鲁大学进行精神病领域的研究,后来,他对大脑如何控制情绪和行为产生了浓厚兴趣。和之前的两位科学家弗林和赫斯一样,麦克莱恩用电极刺激清醒动物大脑的不同部位,使动物产生性唤起和攻击性。根据这些实验,他精确定位了大脑的情绪中心就是边缘系统。边缘系统位于大脑中部,包括海马、杏仁核及其他结构。麦克莱恩提出,边缘系统已经进化到可以控制人在面对危险时是战斗还是逃跑的反应,以及人在愉快或痛苦情绪时的反应。这确实是边缘系统的主要功能之一,但是它也会参与其他的一些功能。

20世纪60年代,麦克莱恩提出了一个更原始的中心,蜥蜴脑,藏在人类大脑的核心,控制人体最基本的功能,如呼吸。蜥蜴脑位于解剖学家所说的脑干,大脑是从脊髓经脑干处向头骨内延伸和膨胀的。脑干的功能毋庸置疑,它的解剖结构就说明了其连接的功能,如果脑干发生损伤,那么将会马上产生致命的后果,这就生动地解释了脑干的功能。不过将人类大脑的一部分视作蜥蜴的大脑还是新尝试。

麦克莱恩提出,大脑最外层的新皮层,是进化带来的最高成就,负责推理,而这是人类所独有的能力。人类大脑是随着进化进程而不断累积形成的,这一想法确实是比较新颖的观点。这一进化进程的起点不是鱼类或两栖动物类,而是从爬行动物时期开始,绕过鸟类,进入哺乳动物时期,然后是非人灵长类,最终来到人类。在麦克莱恩看来,人类的大脑和意识就像考古挖掘一样,将古老文明一层一层解开。

对于神经科学家来说,这种“三位一体大脑”只是对大脑神经解剖结构的一般特质加以简化、概念化以及科普化,但非神经科学领域的读者以及媒体将“三位一体大脑”的概念当作神经学事实来对待,当作理解人类行为和情绪的罗塞塔石碑。这些“三位一体大脑”的所谓科普专家常常混淆三部分大脑究竟是什么,最常把“第二层大脑”的情绪边缘系统当作“蜥蜴脑”(脑干,控制呼吸及其他自动化身体功能)来提。这种科普是非常吸引人的,因为愤怒的恐龙和鳄鱼生气时的攻击,是原始人类情绪爆发时的生动类比形象。

至今,公众和媒体还锁定着这个概念,“三位一体大脑”相关的伪科学已经进入到日常生活中,弥漫在我们的文化里。

以下节选自关于连环杀手的电视剧《嗜血判官》(Dexter):

黛布:你怎么知道他还会杀人。

德克斯特:我的“蜥蜴脑”里警铃大作。“最大的语言障碍,”1971年麦克莱恩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写道,“在人和他的动物脑之间;不存在相互沟通的神经组织……”

事实并非如此。用电极刺激大脑的适当位置可以诱发戏剧化的、复杂的攻击行为,依此就能轻易看出这句话的错误。这里的问题是,大脑刺激实验本身是错误的。用探测电极在大脑组织里搜索其实有一个隐藏假设,即大脑某处存在能支配自由意志、指挥人类原始行为和情绪的神经元簇。但刺激大脑某点会引发愤怒的这一事实,并不一定能得出这一结论。驱动汽车发动机的力量有可能来自电池。尽管你可以通过闭合电池电路来发动汽车引擎,但是你会误以为是电池本身提供汽车动力。向大脑某处传递电击,可能只是简单地闭合了覆盖大脑大部分区域的复杂神经网络回路,进而影响到与行动相关联的多重系统。

人脑是一个统一的、高度互联的复杂系统,与其他动物大脑之间有着无数区别,每个物种的大脑都在自己种系里独自进化。新技术和现代思维发现,大脑功能,特别是涉及广泛沟通的功能,都是通过跨越许多不同神经系统和脑区的回路进行的。回路中,有些重要部分可能集中在大脑的某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特定脑区就“全权负责”行为的产生。随着认知任务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脑区都加入到行为产生过程中来。与解释人类愤怒、攻击和防御的“蜥蜴脑”相比,真实情况更为复杂,也更有趣。丢掉“蜥蜴脑”

当卑鄙的扒手手指拂过我的大腿时,一个信号迅速传向我的“蜥蜴脑”,瞬间激发攻击行为。这个信号从来没有到达过我这个“冰激凌圣代大脑”的热溶巧克力层,所以整个反应都是自动和无意识的。

并非如此。

大腿上的神经末梢根本不是这样直接连接到“蜥蜴脑”中的,就像实验室电极刺激猫的下丘脑一样,我腿部的触感引发了闪电速度的柔道动作,让我绕过扒手头部,将他扔在地上,而此时还没有任何信号传达到我的大脑皮层意识层面,也就是圣代的热溶巧克力层。这说明皮肤神经末梢连接的是脊髓,而不是下丘脑。

你肯定听过战斗或逃跑反应,肾上腺素激增,心率大增,肌肉抽搐,让你准备好逃命或战斗至死。在与扒手交战时,以及后续在加泰罗尼亚全城都追逐战中,我和女儿的体内都充分发生了这种生理反应。当我天人交战,要不要找出帮派头目,将他扔向同伙时,我感到巨大力量注入体内。战斗或逃跑反应给了我们力量和敏捷思维,以及无尽的能量来逃避两个小时的满城追捕,但战斗或逃跑反应并不能解释我瞬间将扒手扔在地上的行为。从我感到有人拉我裤兜起的几毫秒内,我抓住了他的脖子。战斗或逃跑反应是荷尔蒙反应,是肾上腺分泌的肾上腺素注入血液带来的。威胁情境下肾上腺素释放,将身体和大脑提升到无与伦比的状态,但任何物质注入血液的过程都太慢了,无法解释我当时的反应。

大腿神经末梢是否天生具有辨别轻微碰触属于攻击,需要立即进行保护性暴力反应的能力?皮肤神经末梢怎么可能有决定是否攻击街头恶棍的逻辑和智慧?显然人类愤怒反应的“蜥蜴脑”假说只是空想。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当大脑被暴力接手进行犯罪攻击行为,事后又可怜兮兮地解释“我刚刚暴走了”时,大脑内部发生了些什么呢?走向新的神经解剖学

要想了解我在巴塞罗那发生的事情,以及无数人每天发生的事情,你需要离开20世纪40~60年代过时的概念,进入21世纪神经科学。创新技术揭示出大量信息和观点,但很少传达给公众,甚至还没印上大学教科书,更别说传到法庭上了。为了理解后面章节的最新研究,了解一些基础神经解剖学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你已经对人脑解剖结构很熟悉了,可以跳过这一节。比如,神经外科医生肯定对新研究里提到的威胁检测和威胁反应很清楚了。解剖学专业术语(通常是拉丁文)都可以轻松地冒出来,但是对于其他人,陌生名词,如中央前回、脑岛和海马旁回等绕口词语,就如同陌生国家的城市名和村庄名一样,没有任何意义。如同学习任何一门语言,或者阅读地图一样,多熟悉,多使用,多联想就能慢慢掌握、积累其意义,除此之外并无捷径。

将人类大脑皮层地图(大脑表面)想象为美国地图。像有人站在你左边观察你头骨那样,看看你的大脑轮廓。现在,将你的大脑勾勒为一副简单的2维地图,大脑前部在左边(西),后部在右边(东)。

大脑不同点对应着专门的功能,正如纽约是美国的金融中心,而好莱坞是电影制作中心。大脑也是如此。视觉皮层,集中在纽约周围(大脑后部),是大脑处理视觉信息的中心。来自眼睛的信号输入通过一系列中继站,最终到达这里。

要记住,正如纽约既是国家金融中心,又是文学中心一样,个人大脑区域也常常参与不同信息加工过程,控制着不止一种功能的行为。

前额叶皮层,位于旧金山附近(大脑前部),控制着更高水平的认知功能,比如注意力、决策以及其他需要整合多种感官输入和多个其他脑区各类型信息的“执行”功能。

纽约是美国的金融中心,这与它和全美其他部分广泛连接的网络分不开。华尔街不可能单独发挥作用,大脑也是如此。大脑不同区域有着专门的功能,但与其他脑区的连接模式是使其成为系统中心的重要原因。大脑解剖图可以被看作一副电路图或路线图。

因此,大脑中的主要“干道”和“城市”是有名字的。(在这个类比里,城市是指神经元集群,干道是指神经元集群之间的连接,用来传递电脉冲。)在理解大脑研究时,你需要牢记,纽约市当地的问题,以及华尔街与其他金融中心之间连接的断裂,都可能导致纽约证券交易所运行中断。大脑中的道路被称为束,它们是连接各个脑区神经元的一束束神经纤维(轴突)。

脑组织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充满了包块和凹陷,以及按照有特征的解剖排列布局的细胞层。紧密聚集的神经元簇称为核,如,伏隔核,是大脑奖励回路中的重要中继点,给我们带来愉悦和成就感。大脑表面布满褶皱和沟壑,这是进化过程中,扩大人类大脑皮层表面积的结果。大脑皮层沟与沟之间的小山,称为回,这些绝大部分都是按照地形图上山丘和山谷的形式命名的。

有时,一大片地理区域比具体城市更有指代意义,比如,西海岸或南方腹地。由于地方特色以及与国家其他地区关系的原因,地理区域常常有着各自独有的特色。西北部多雨,南部潮湿,有“谷物”地带和“铁锈”地带,以及政治定义上的“红”“蓝”区,所有这些对了解和讨论这个国家,以及其如何运行都是极为有用的。神经解剖学也是一样,如大脑枕叶(拉丁文的意思为“脑袋后部”),就是密西西比河东部,颞叶区就是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周围地区。我之前提到过,枕叶区的作用是视觉,颞叶区则在记忆和听觉加工方面很重要。

正如你可能期望的那样,从颞叶到前额叶之间,有着强大的网络连接,以将储存的记忆提取出来,供前额叶皮层执行更高层次的功能。和绝大多数交通及信息系统一样,区与区之间的连接都是双向的。想一想,如,一段记忆通常都是与其他记忆相关的,并且包含了多种感觉形式(视觉、嗅觉、声音和情绪)。这些必须混合在一起,为任何一段记忆提供背景和意义。从前额叶皮层返回至颞叶区的信息,特别是来自海马区的信息,将所有元素拴在一起,制造出包含背景、顺序和多重意义的丰富回忆。例如,你对母亲容貌的记忆并非是静态快照,而是具有丰富内涵和情感意义的多面概念。前额叶和海马一起完成了这一工作。

当然,这种地理类比也有其局限性。大脑是一个3维立体结构,左右两边配对对称的器官。连接皮层的大脑深处区域很重要,左右脑半球连接的部分也很重要,但我们先这样逐步建立基础,而不是一次性掌握所有大脑解剖知识。讲到现在,还遗漏了小脑,它是一个像女人发髻一样位于大脑后部的多叶状结构。小脑在协调运动和其他功能方面都很重要,稍后我们会讲到。

在理解我们为什么会暴怒方面,有一个重要概念,即意识是来源于大脑皮层的神经元活动。如果大脑皮层大面积电活动受到抑制或改变,那么我们就会失去意识:深度睡眠时,皮层电活动处于较慢同步震荡状态(波);在癫痫发作时,则处在高频率波和放电状态;在昏迷或麻醉时,皮层电活动受到较大抑制。

大脑皮层下的其余部分的运行都避开了意识的雷达,就像下丘脑为了保证生存必要,自动控制我们的身体功能。许多情绪的出现,是因为控制身体功能的大脑深处某些结构,自动地将信号发送到大脑皮层。当无意识下监测血糖水平的神经元发现血糖低于适当水平时,就会向大脑皮层发送想吃东西的强烈渴望作为警报,人就会出现饥饿感。同样道理,口渴是因为大脑结构深处(下丘脑)监控到身体水分含量而产生的意识感觉。与主题更为相关的情绪,如恐惧、愤怒和得到奖励的快乐都涉及大脑深处结构(如杏仁核和边缘系统)的无意识信息处理,然后将处理结果传输到大脑皮层。

老话常说我们只用了大脑的10%,这句话其实忽略了意识层面下大脑的工作。复杂运动,如键盘打字、骑自行车、打高尔夫,都在无意识下发生。尽管随意肌的运动处在意识控制下,但大多数熟练表现都不是在意识协调下进行的,因为意识控制太慢了。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花费努力和时间去学习骑自行车、开车、弹吉他或打字。当这些任务要求的运动对你来说是全新的时,你必须有意识唤起每一个时间和位置都很精确的动作,你表现得很笨拙,也很缓慢。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动作变得自动化和无意识。这涉及将这些动作程序编码到大脑深处区域和非皮层区域来执行这些技能。小脑和称为纹状体的大脑深处脑区是我们存储和执行所学动作技能的地方。前额叶皮层对行为和无意识大脑功能的控制,是认知神经生物学家所说的“自上而下”控制。从无意识大脑到大脑皮层的行为和功能控制,称作“自下而上”。在威胁监测和暴怒过程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都会涉及。

大脑皮层如何运作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概念,不同感官输入对应皮层不同的特定区域。视觉信息在枕叶区(纽约)加工,听觉信息则在颞叶区(得克萨斯/新墨西哥)。但是,视觉、听觉和所有感官知觉都有非常复杂的加工过程。要想看见,你必须能够识别光、对比度、形状、颜色、3D空间和运动,然后对物体赋予意义,形成一个可以理解的场景。墨水在纸上的样子必须唤起意义、记忆和情绪,你才能进行阅读。

当信息通过中继站传到大脑皮层前额区域时,感觉输入信息处理更为复杂,不同感官传来的信息在这里汇聚,以备进行更高水平的分析。参照之前我们的地图类比,从东海岸(大脑后部)到西海岸(大脑前部)的信息处理越来越复杂。

要记住,这些连接都是双向公路,从“高”皮层模块到“低”皮层模块会有信息回声。意识就产生于皮层间来回的循环互动,因此,意识只是在无意识层面中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回声——这是理解威胁监测和为什么暴怒的关键。潜意识输入,是呈现速度太快以至于还没有激发任何意识的信息。我们不断地获取环境中的潜意识信息,这不仅决定了我们感知到的是什么,还决定了我们如何回应。

这些都是最近几年内从新方法研究和发现中学到的有关愤怒和攻击神经生物学的第一课。这些发现包括了如何通过手术控制愤怒回路的最新进展。但首先,还是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大脑手术干预的一些历史。

臭名昭著的前额叶白质切除手术是由葡萄牙神经学家埃加斯·莫尼斯(Egas Moniz)开发的,他因这项工作获得了1949年度的诺贝尔奖,他将最暴力的精神病患者变得非常温顺(有时会带来很可怕的副作用)。这项手术的过度使用,特别是美国神经学家沃尔特·弗里曼(Walter Freeman)及其追随者,在20世纪50年代时,将其运用在控制儿童和青少年的攻击行为方面,结束了这种手术的应用与推广,别的精神外科手术,如扣带回切开术取代了它。这种系统手术切除了扣带回,也就是连接大脑皮层和边缘系统的神经纤维。手术是由神经外科医生艾尔登·福尔茨(Eldon Foltz)、洛厄尔·怀特(Lowell White)和汤姆斯·巴兰坦(Thomas Ballantine)开发的。切断扣带回的连接会中断愤怒反应回路,缓解严重恐慌障碍和其他治疗措施不见效的精神疾病。这些手术在很多时候都是很有效的,而且没有什么严重副作用,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神经外科医生放弃了这项手术。反对它的社会压力和法律后果让人无法承受。

脑刺激替代了精神外科手术,开始流行起来。沃尔特·鲁道夫·赫斯用猫做的先锋脑刺激研究只是一个开端。许多研究者都采用刺激的方法来了解愤怒和攻击性,最著名的就是西班牙医生荷塞·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德尔加多(JoséManuel Rodriguez Delgado)。德尔加多在科幻爱好者中掀起了一股热潮,同时也令许多市民感到恐慌,他们很担心会出现用无线电激活大脑来进行的“精神控制”。德尔加多被众人记住的一幕,是其在斗牛场进行的一场戏剧性示范,他用无线电控制装置而不是红斗篷来控制愤怒的动物,拯救自己不被牛顶死。他轻轻拨动一下开关,电击公牛大脑一个特定点,公牛就停下来了。德尔加多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间,将自己的科学生涯都奉献在了对大脑回路的探索上,主要通过电刺激大脑实验来进行。他激活的下丘脑、杏仁核和边缘系统回路,如今都被理解为与攻击性和愤怒有关。刺激大脑皮层适当点位,他可以让一只猫变得愤怒,用爪抓挠捕食者,也能让猫变成安静地沉默杀手,或者让暴躁的公牛在笼子里转悠,找比它弱的动物打架。刺激边缘系统,甚至会将猫激怒,在友好的实验人员靠近笼子时,对他发起攻击。德尔加多发现对猴子大脑深处进行刺激能引起复杂且有目的性的攻击行为,但这些反应受到动物性别、性行为和群体内社会支配性的影响。

今天,经颅刺激可以用来对人类大脑中的目标点位进行神经活动刺激或抑制,而不需要植入任何电极。一种强大的电磁脉冲可以透过头骨,传递到脑内目标区域。这种技术,有时候要配合上fMRI大脑扫描的使用,揭开了无意识大脑是如何监测威胁、应对恐惧和驱动行为的。这些实验表明,愤怒和攻击性并非大脑某个点位的某些具体神经元的产物,这些复杂行为依赖于大脑广泛区域中的神经活动。

因此,正因为这些回路在意识层面下的运作如此复杂,也就说明了它们也不是那么轻易地就能被控制或被触发。然而,最让我们担忧的事情还是,环境中的某些事情能立即扭曲我们,不管当时在做什么,都会立即踏上暴力之路。这是一种简单、直接和即时的反应。那这些环境中的诱因都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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