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译巴尔扎克作品集(全9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Honoré de Balzac),傅雷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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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译巴尔扎克作品集(全9册)

傅雷译巴尔扎克作品集(全9册)试读:

第一册

出版说明

傅雷(1908——1966),字怒安,号怒庵,上海人。著名翻译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他早年留学法国,一边系统地学习西方艺术理论,一边游历意大利、瑞士、比利时等国,受欧洲文化和艺术的熏陶至深,从而兼通多门艺术,尤其在文学、音乐及绘画方面具备了独特而高超的艺术鉴赏力。

傅雷的性格嫉恶如仇,因无意屈从流俗,愤而全身心地投入译书工作中。其数百万字的译作——傅雷体华文语言,一直都是我国翻译界推崇备至的范文。傅雷翻译的法国文学作品数量之多,译文特色之鲜明,影响之大,迄今无人能与之比肩。巴尔扎克是傅雷倾注心力最多的法国作家之一,中国的读者正是通过阅读傅雷翻译的作品了解了巴尔扎克和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社会,从这个意义来说,是傅雷将巴尔扎克引入中国毫不为过。本译文集收录了傅雷不同时期所译巴尔扎克的作品,其目录如下:

第一册          夏倍上校   

奥诺丽纳

   

禁治产

第二册

        亚尔培•萨伐龙   

高老头

第三册

        欧也妮•葛朗台   

于絮尔•弥罗埃

第四册

        都尔的本堂神甫 

比哀兰德

 

搅水女人

第五册         幻灭(上)

第六册         幻灭(下)

第七册         贝姨

第八册        邦斯舅舅

第九册        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以上为傅雷在不同时期所翻译的作品,有一部分于新中国成立前译后出版,另一部分为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并出版,故在文字、句逗等方面有些许差异。有些译作,译者曾几易其稿。为了保持作品原貌和译者翻译风格,本版中全部译文,均以译者最终修订后出版的译稿为底本。傅雷当年所写的序、跋、献辞等文字也一概录入。在编校方面,仅将底本中有明显错误的地方予以改正。为方便读者阅读,对异体字等则按照现行出版标准予以改正。其余的部分则一仍其旧。

限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误,欢迎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本册说明

本册收录傅雷译巴尔扎克《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三部作品。这三部作品,按照巴尔扎克生前亲自确定的《人间喜剧》总目,都属于“风俗研究编”的“私人生活栏”。《夏倍上校》曾与《奥诺丽纳》《禁治产》合为一册,1954年译成,当年3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首次与读者见面。本册即以此为底本,仅改正个别错字和误排之处。为方便读者阅读,对异体字等则按照现行出版标准予以改正。其余的部分均保持原貌。

、[1]

内容介绍

夏倍上校

》《奥诺丽纳》《禁治产》三个中篇都以夫妇之间的悲剧为题材。三个品德卓越,人格超群的男子,却遭遇了残酷的命运。做妻子的为了虚荣,享乐,金钱,地位,不惜忍心害理,指丈夫为白痴(《禁治产》);或竟斥为冒名顶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夏倍上校》)。奥诺丽纳是三个女性中最纯洁最严肃的一个,但因为追求想入非非的爱情,对人生抱着不可能的奢望,终于造成了无可挽救的悲剧,与丈夫同归于尽。

每个中篇如巴尔扎克所有的作品一样,都有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的强烈的对比;正人君子与牛鬼蛇神杂然并列,令人读后大有啼笑皆非之感。——唯其如此,我们才体会到《人间喜剧》深刻的意义。

、夏倍上校一、诉讼代理人的事务所[2]“哎唷!咱们的老卡列克又来了!”

这样大惊小怪嚷着的是一个小职员,在一般事务所中被称为跳沟[3]的。他把身子靠着窗口,狼吞虎咽的啃着一块面包,挖出些瓤搓成一个丸子,有心开玩笑,从撑开了一半的窗里摔出去,摔得那么准,面包丸不但打中了一个陌生人的帽子,还跳起来,跳到差不多和窗子一般高。陌生人刚在楼下穿过天井。天井的所在地是维维安纳街上诉[4]讼代理人但尔维先生住的屋子。

首席帮办正在那里核一笔账,停下来说:“喂,西蒙宁,别跟人捣乱;要不然我把你赶出去了。不管当事人怎么穷,到底也是个人!”

凡是当跳沟的,通常都和西蒙宁那样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在事务所里特别受首席帮办管辖。除了上书记官那儿送公文,向法院递状子以外,还得替首席帮办当差,带送情书什么的。他的习气跟巴黎的顽童一样,将来又是靠打官司这一行吃饭的:永远不哀怜人,一味的撒野,不守规矩,常常编些小调,喜欢挖苦人,又贪心,又懒惰。可是这一类的小职员大半都有一个住在六层楼上的老母,一家两口就靠他每月挣的三四十法郎度日。“他要是个人,干吗你们叫他做老卡列克呢?”西蒙宁的神气活像一个小学生抓住了老师的错儿。

说完他又吃着面包跟乳饼,把半边肩头靠在窗框上;因为他像街车上的马似的站着歇息,提着一条腿,把靴尖抵着另一条腿。

叫作高特夏的第三帮办正在随念随写,拟一份状子的底稿,由第四帮办写着正本,两个新来的内地人写着副本。这时高特夏恰好在状子里发挥议论,忽然停下来轻轻的说道:“这怪物,咱们怎么样耍他一下才好呢?”

然后又把他的腹稿念下去:“……但以路易十八陛下之仁德睿智……(喂,写正本的台洛希学士,十八两字不能用亚剌伯字!)……自重掌大政以后,即深知……(深知什么呢,这大滑头?)……深知天帝所赋予之使命!……(加惊叹号,后面加六点。法院里还有相当的宗教信仰,大概天帝二字还看得下去吧),故圣虑所及,欲对于为祸惨烈的大革命时期之牺牲者首先予以补偿,——此点鉴于颁布诏书之日期即可证明,——将不少忠实臣下(不少两字一定使法院里的人看了得意的)被充公而未曾标卖之产业,不论其是否归入公产,抑归入王上之普通产业或特殊产业,或拨归公共机关,一律发还;吾人不揣冒昧,敢断言此乃颁布于一八××年之圣谕之真意所在……”

念到这里,高特夏对三个职员说:“等忽儿,这要命的句子把我的纸填满了。”他用舌头舐了舐纸角预备把厚厚的公文纸翻过来。“喂,你们要开玩笑的话,只消告诉他,说咱们的东家要半夜里二三点钟才接见当事人,看这老坏蛋来不来。”

然后高特夏把那没结束的句子念下去:“颁布于一八……(你们赶上没有?)”“赶上了,”三个书记一齐回答。

谈话,起稿,捉弄人的计划,都在那里同时进行。“颁布于一八……(喂,蒲加老头,诏书是哪年颁布的?那可含糊不得。真要命!纸张倒耗费不少了。)”

首席帮办蒲加还没回答,一个书记接应了一句:“真要命!”

高特夏带着又严厉又挖苦的神气瞧着新来的抄写员,嚷道:“怎么!你把真要命这几个字也写上了吗?”

第四帮办台洛希把抄写员的副本瞅了一眼,说道:“一点不错;他写的是:那可含糊不得。真要命!……”

所有的职员听了都哈哈大笑。

西蒙宁嚷道:“怎么,于莱先生,你把真要命当作法律名词吗?亏你还说是莫太涅地方出身!”“快点儿抹掉!”首席帮办说。“给核算讼费的推事看了,不要说我们荒谬绝伦吗?你要给东家惹是招非了。于莱先生,以后别这样乱搅!一个诺曼地人写状子不应[5]该糊里糊涂!这是吃法律饭的第一件要紧事儿。”

高特夏还在问:“颁布于……颁布于……(蒲加,告诉我到底是哪一年呀?)”“一八一四年六月,”首席帮办回答的时候照旧做着他的工作。

事务所的门上有人敲了一下,把冗长累赘的状子里的文句打断了。五个胃口极好,目光炯炯,眼神含讥带讽,小脑袋,卷头发的职员,像唱圣诗一般同时叫了声“进来!”便一齐抬起头来。

蒲加把头埋在公文堆里(法院的俗语叫作废纸),继续写他的账单。

那事务所是一个大房间,装着一般的事务所通用的那种炉子。管子从斜里穿过房间,通到一个底下给堵死了的壁炉烟囱。壁炉架的大理石面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面包,三角形的勃里乳饼,新鲜的猪排,玻璃杯,酒瓶,和首席帮办喝巧克力用的杯子。这些食物的腥味,烧得太热的炉子的秽气,和办公室与纸张文件特有的霉味混合之下,便是有只狐狸在那儿,你也不会闻出它的臊臭。地板上已经被职员们带进许多泥巴和雪。靠窗摆着首席帮办用的,盖子可以上下推动的书桌;背靠这书桌的是第二帮办的小桌子。他那时正在跑法院。时间大概在早上八点与九点之间。室内的装饰只有那些黄色的大招贴,无非是不动产扣押的公告,拍卖的公告,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有财产拍卖的公告,预备公断或正式公断的公告;这都算是替一般事务所增光的!首席帮办的位置后面,靠壁放着一口其大无比的文件柜,把墙壁从上到下都占满了,每一格里塞满了卷宗,挂着无数的签条与红线,使诉讼案卷在一切案卷中另有一副面目。底下几格装着旧得发黄的蓝镶边的纸夹,标着大主顾的姓名,他们那些油水充足的案子正在烹调的过程中。乌七八糟的玻璃窗只透进一点儿亮光。并且,二月里巴黎很少事务所在上午十点以前能不点灯写字,因为这种地方的邋遢是我们想象得到的:大家在这儿进出,谁也不在这儿逗留,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么平凡的景象对自己有什么关系。在主人眼里,事务所是一个实验室,在当事人是一个过路的地方,在职员是一个教室:他们都不在乎它的漂亮不漂亮。满是油垢的家具,从一个又一个的代理人手里郑重其事的传下来,某些事务所甚至还有古老的字纸篓,切羊皮纸条的模子,和从夏德莱衙门出来的公文夹;这衙门在前朝的司法机构中等于今日的初级法院。所以这个尘埃遍地,光线不足的事务所,跟别的事务所一样,在当事人看来颇有些不可向迩的成分,使它成为巴黎最可怕的魔窟之一。固然,魔窟还不限于此:潮湿的祭衣室是把人们的祷告当作油盐酱醋一般秤斤掂量,计算价钱的;卖旧货的人堆放破衣服的铺子,是令人看到灯红酒绿,歌衫舞袖的下场,使人生的迷梦为之惊醒的。要没有这两种富有诗意的丑地方,法律事务所便是最可怖的社会工场了。但赌场,法院,娼寮,奖券发行所,全是污秽凌乱,不堪入目的。为什么?也许因为在这等场所,内心的活剧使一个人不在乎演剧的道具;大思想家与野心家的生活所以特别朴素,也不外乎这个原因。“我的刀子在哪儿?”“我吃早饭呢!”“该死!状子上怎么能放肉包子!”“诸位,别闹啊!”

大家这样同时叫嚷的当口,年老的当事人进了事务所,正在关门。可怜虫战战兢兢,动作很不自然。他想对众人笑脸相迎,但在六个漠不关心的职员脸上找不到一点儿善意的表示,他面部的肌肉也就跟着松了下来。大概他看人颇有经验,所以很客气的找跳沟的说话,希望这个当出气筒的角色不至于粗声大气的对待他。“先生,贵东家能不能接见我呢?”

狡猾的跳沟的再三用左手轻轻拍着耳朵,仿佛说:“我是聋子。”“先生,你有什么事啊?”高特夏一边问一边吞下一口面包,那分量足够做一颗两公斤重的炮弹;他手里晃着刀子,交叉着腿,把翘在空中的一只脚举得跟眼睛一般高。

那倒霉蛋回答:“我到这儿来已经是第五次了,希望见一见但尔维先生。”“可是为了什么案子吗?”“是的,但我只能告诉但尔维先生……”“东家还睡着呢,倘若你有什么难题和他商量,他要到半夜里才正式办公。你不妨把案情告诉我们,我们同样能替你解决……”

陌生人听了声色不动,只怯生生的向四下里瞅着,像一条狗溜进了别人家的厨房,唯恐挨打似的。由于职业关系,事务所的职员从来不怕窃贼,所以对这个穿卡列克的家伙并不怀疑,让他在屋子里东张西望。他显然是很累了,但办公室里找不到一张凳子好让他休息一下。诉讼代理人的事务所照例不多放椅子。普通的主顾站得不耐烦了,只得叽里咕噜的走掉,可是决没办法占据代理人的时间。

他回答说:“先生,我已经向你声明过了,我的事只能跟但尔维先生谈,我可以等他起床。”

蒲加把账结好了,闻到他的巧克力香,便从草垫子的椅上站起来走向壁炉架,把老人打量了一番,瞧着那件卡列克,扮了个无法形容的鬼脸。大概他认为随你怎么挤,这当事人也挤不出一个铜子来的,便说了几句斩钉截铁的话,存心要打发一个坏主顾。“先生,他们说的是实话。敝东家只在夜里办公。倘若你案情严重,我劝你早上一点钟再来罢。”

当事人像发呆似的瞧着首席帮办,一动不动的站了一会。一般健讼的家伙因为迟疑不决或是胡思乱想,脸上往往变化多端,有些意想不到的表情;事务所的职员见得多了,便不再理会那老人,只管吃他们的早点,和牲口吃草一样的大声咀嚼。

临了,老人说道:“好吧,先生,我今天晚上再来。”他跟遭遇不幸的人同样有那种固执脾气,有心到那个时候来揭穿人家缺德的玩意儿。

一般可怜虫是不能用言语来讽刺社会的,只能以行动来暴露法院与慈善机关的偏枉不公,使他们显露原形。一朝看出了人间的虚伪,他们就更急切的把自己交给上帝。

西蒙宁没等老头儿关上门,就说:“喝!这不是吹牛吗?”接着又道:“他的神气像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大概是一个向公家讨欠薪的上校吧,”首席帮办说。“不,他从前一定是看门的,”高特夏说。

蒲加嚷道:“谁敢说他不是个贵族呢?”“我打赌他是门房出身,”高特夏回答,“只有门房才会穿那种下摆七零八落,全是油迹的破卡列克。他的靴子后跟都开了裂,灌着水,领带下面根本没有衬衣,难道你们没留意吗?他这种人是睡在桥洞底下的。”

台洛希道:“他可能又是贵族,又是当过看门的;那也有的是。”

蒲加在众人哄笑声中说道:“我断定他一七八九年上是个卖啤酒的,共和政府时代当过上校。”

高特夏回答:“我可以赌东道,他要是当过兵,大家想瞧什么玩意儿就归我请客。”“好极了,”蒲加说。“喂,先生!先生!”西蒙宁打开窗子叫起来。“你干什么,西蒙宁?”蒲加问。“我把他叫回来问问他到底是上校还是门房;他一定知道的。”

所有的职员都哈哈大笑。老头儿已经回头上楼来了。“咱们跟他说什么好呢?”高特夏嚷道。“让我来对付罢。”蒲加回答。

可怜的人回进屋子,怯生生的低着眼睛,也许是怕过分贪馋的看着食物会露出自己的饥饿。

蒲加和他说:“先生,能不能留个姓名,让敝东家知道……”“敝姓夏倍。”

至此为止还没开过口的于莱,急于要在众人的刻薄话中加上一句:“可是在埃洛阵亡的夏倍上校?”“一点不错,”老头儿回答的神气非常朴实,说完就走了。

办公室内却是一片声嚷起来:“哎哟!”“妙啊!”“嘿嘿!”“噢!”“啊!”“这老滑头!”“真有意思!”

于莱在第四帮办的肩上重重的拍了一下,力气之大可以打死一条犀牛:“特洛希先生,你看白戏看定了。”

大家又是叫又是笑,夹着一大堆惊叹辞,和许多没有意义的声音。“咱们上哪个戏院呢?”“歌剧院!”首席帮办说。“且慢且慢,”高特夏抢着回答,“我没说请大家看戏。只要我高[6]兴,我可以带你们上萨基太太那儿。”“萨基太太那一套不算数。”“怎么不算数?”高特夏回答。“咱们先把事实给确定一下。诸位,请问我赌的是什么东道?请大家看点玩意儿。什么叫作看玩意儿?无非是看些可看的东西……”

西蒙宁插嘴道:“这么说来,带我们去看看塞纳河的流水也算请客吗?”

高特夏继续说:“……同时是花了钱看的。”

特洛希道:“花了钱看的不一定都是好看的玩意儿;你这个定义不准确。”“听我说呀。”“朋友,”蒲加道:“你明明是不讲理嘛。”[7]“那么居尔丢斯算不算玩意儿?”高特夏问。“不算,”首席帮办回答道,“居尔丢斯只是人像陈列所。”

高特夏说:“我可以赌一百法郎的东道,居尔丢斯的的确确是一种玩意儿。他那里的门票就有几等价钱,看你参观的时候占的什么位置。”“胡说八道!”西蒙宁插了一句。

高特夏骂道:“仔细我打你嘴巴,小鬼!”

所有的职员都耸了耸肩膀。

高特夏尽管申说理由,却被众人的笑声盖住了,便转换话题:“而且,谁敢说这老滑头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呢?夏倍上校明明死了,他的女人早已再嫁给参议官法洛伯爵。法洛太太现在还是本事务所的主顾呢。”

蒲加道:“这件公案搁到明天再说罢。诸位,工作要紧!该死!我们这儿简直一事不作。先把你们的状子写完,赶着第四民庭没开庭以前递进去。案子今天要开审的。来,快点儿!”“倘若他果真是夏倍上校,西蒙宁假装聋子的时候,还不赏他一脚吗?”台洛希这么说着,认为这个理由比高特夏的更充分。

蒲加接着说:“既然事情还没分晓,不妨马马虎虎,到喜剧院去瞧泰玛演尼罗罢。咱们定一个二等包厢,给西蒙宁买张正厅票。”

首席帮办说完便在书桌前面坐下,大家也跟着坐下了。高特夏重新念他的稿子:“颁布于一千八百一十四年六月——(要写全文,不能用亚剌伯数字。你们赶上没有?)”

两个抄副本的和一个抄正本的一齐回答:“赶上了。”他们的笔尖在公文纸上格吱格吱的响着,办公室内的声音活像小学生捉了上百只黄金虫关在纸匣里。

起稿员嘴里又念着:“恳请钧院诸位大人……(慢点儿!我得把句子再看一遍,连我自己都搅不清了。)”

蒲加也在那里自言自语:“四十六……(嗯,不错,一个人常常会搅不清的!……)加三等于四十九……”

高特夏把底稿重新看过了,一口气念道:“恳请钧院诸位大人仰体圣谕意旨,对荣誉团秘书处之行政措施迅予纠正,釆用吾人以上申说之广义的观点制成判决……”

小职员插嘴道:“高特夏先生,要不要喝一口水?”“西蒙宁真淘气!”蒲加说。——“喂,小家伙,赶快把这包东西送到安伐里特宫去。”

高特夏继续念他的文件:“……以保障葛朗里欧子爵夫人之权益……”

首席帮办听了叫起来:“怎么!你胆敢为葛朗里欧子爵夫人告荣誉团的官司作状子吗?事务所对这案子的公费是讲的包办制。啊!你真是个大傻瓜!赶快把你的状子,连正本副本一齐丢开,等将来办拿伐兰告救济院案子的时候再用罢。时间不早了,我要办一份等因奉此的申请状,还得亲自往法院走一遭……”

上面那一幕可以说是人生趣事之一,将来谁回想起青春时代,都不由得要说一声:“啊,那个时候才有意思哇!”

半夜一点光景,自称为夏倍上校的老人跑来敲但尔维先生的门了。但尔维是塞纳州初级法院治下的诉讼代理人,虽然年纪很轻,在法院中已经被认为最精明强干的一个。门房说但尔维先生还没回来,老人说是有约在先,便上楼走向法学大家的屋子。将信将疑的当事人打过了铃,看见首席帮办在东家饭厅里的桌子上整理一大堆案卷,预备第二天依次办理,不由得大为诧异。帮办见了他也同样吃了一惊,向上校点点头,让他坐下了。“先生,你把约会定在这个时间,我还以为是说笑话呢,”老头儿说着,像一个潦倒的人勉强堆着笑容一样,特意装作很高兴。

首席帮办一边工作一边回答:“帮办们说的话虚虚实实,不一定都是假的。但尔维先生有心挑这个时间来研究案子,筹划对策,确定步骤,布置防线。他的过人的智慧这时候特别活跃,因为他一天之中只有这个时间才得清静,想得出好主意。他开业到现在,约在半夜里商量案子的,你是第三个。东家晚上回来,把每桩案子都考虑过,每宗文件都看过,忙上四五个钟点,然后打铃叫我进去,把他的用意解释给我听。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他接见当事人;余下的时间都有约会;晚上出去应酬,保持他的社会关系。因此他只有夜里才能研究案情,在法典中找武器,决定作战计划。他一桩官司都不肯打输,对他的艺术爱好到极点,不像一般代理人那样无论什么案子都接。你看他多忙,所以钱也挣得很多。”

老人听着这番解释,一声不出,古怪的脸上表现一副痴呆的神气;帮办看了一眼,不理他了。一会儿但尔维穿着跳舞服装回来了;帮办替他开了门,仍旧去整理案卷。年轻的代理人在半明半暗中瞥见那个等着他的怪当事人,不由得愣了一会。夏倍上校一动不动,跟高特夏想请同事们去瞧的,居尔丢斯陈列馆中的蜡人像一个样儿。待着不动的姿势,倘不是对幽灵似的整个外表有陪衬作用,还不至于教人惊奇。但这老军人又瘦又干;脑门故意用光滑的假发遮着,带点儿神秘意味。眼睛里头似乎有一层透明的翳,可以说是一块肮脏的螺钿,在烛光底下发出似蓝非蓝的闪光。惨白而发青的脸又长又瘦,正是俗语所说的刀锋脸,像死人的一样。脖子里绕着一条品质恶劣的黑绸领带,在他上半身成为一条棕色的线,线以下的身体被黑影遮掉了。一个富有幻想的人大可把这个老人的头看作什么物像的影子,或是没有装框子的伦勃朗笔下的肖像。帽子的边盖在老人额上,把上半个脸罩着一个黑圈。这个天然而又古怪的效果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使白的皱纹,生硬的曲线,像死尸般阴沉的气息,格外显著。僵着不动的身体,没有一点儿暖意的眼神,跟忧郁痴呆的表情,以及白痴所特有的丧失灵性的征象,非常调和:他的脸也就特别显得凄惨,非言语所能形容。但一个善于观察的人,尤其是诉讼代理人,在这个衰败的老头儿身上很能看出深刻的痛苦的痕迹,看出毁伤这个面貌的灾难的标记,好比成年累月的滴水把一座美丽的大理石像破坏了。当医生的,当作家的,当法官的,一看见这副神奇的丑相,就体会到整个的惨剧。这面目至少还有一点妙处,便是很像艺术家一边跟朋友们谈天,一边在镂刻用的石板上画的想入非非的图形。

生客看到诉讼代理人,不禁浑身一震,仿佛诗人在静寂的夜里被出其不意的声音把诗意盎然的幻想打断了。老人赶紧脱下帽子,站起来行礼;不料衬在帽子里面的那圈皮,油腻很重,把假头发黏住了,揭落了,露出一个赤裸裸的脑壳:一条可怕的伤痕从后脑起斜里穿过头顶,直到右眼为止,到处都是鼓得很高的伤疤。原来可怜的人戴这副肮脏的假头发,就是为遮盖伤痕的;两个吃法律饭的眼看假头发突然揭落,没有半点儿好笑的心思,因为破裂的脑壳简直惨不忍睹,你一瞥之下,立刻会想道:“啊,他的聪明都打这里溜掉了。”

蒲加心里想:“他要不是夏倍上校,至少也是个了不起的军人!”“先生,”但尔维招呼他,“请教贵姓?”“鄙人是夏倍上校。”“哪一位夏倍上校?”“在埃洛阵亡的那个,”老人回答。

听了这句奇怪的话,帮办与代理人彼此瞅了一眼,意思是说:“嘿,简直是个疯子!”

上校又道:“先生,我想把自己的情形只告诉你一个人。”

值得注意的是,凡是诉讼代理人天生都胆子很大。或许因为平时接触的人太多了,或许因为知道自己有法律保护,或许因为对本身的职务抱着极大的信心,所以他们像教士与医生一样,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会害怕。但尔维向蒲加递了个眼色,蒲加便走开去了。“先生,”代理人说道,“白天我倒并不怎么吝啬时间;可是夜里的每一分钟我都是宝贵的。因此请你说话要简洁,明白。只讲事实,不涉闲文。需要说明的地方,我会问你的。现在你说罢。”

年轻的代理人让古怪的当事人坐了,自己也坐在桌子前面,一边听着那阵亡上校的话,一边翻阅案卷。

上校开言道:“先生,也许你是知道的,我在埃洛带领一个骑兵联队。缪拉那次有名的冲锋是决定胜利的关键;而我对于缪拉袭击的[8]成功又颇有功劳。不幸我的阵亡变了一桩史实,在《胜利与武功》[9]上报告得非常详细。当时我们把俄罗斯的三支大军截成两段,但他们立刻合拢,我们不得不回头杀出去。击退了一批俄军,正向着皇帝统率的主力冲回去的时候,忽然遇到一大队敌人的骑兵。我向那些顽敌直扑过去,不料两个巨人般的俄国军官同时来攻击我:一个拿大刀往我头上直劈下来,把头盔什么都砍破了,直砍进我贴肉的黑绸小帽,劈开了脑壳。我从马上翻下来。缪拉赶来救应,带着一千五百人马像潮水般在我身上卷过,那真是非同小可!他们报告皇帝,说我阵亡了。皇帝平时待我不错,那一次猛烈的冲锋我又是有功的;他为谨慎起见,想知道是否还有希望把我救过来,派了两名军医来找我,预备用担架抬回去;他吩咐他们:‘去瞧瞧可怜的夏倍是不是还活着。’也许当时口气太随便了些,因为他真忙。那些可恶的医生早先眼看我被两个联队踏过了,大概不再按我的脉搏,便说我死了。于是人家按照军中的法律程序,把我的阵亡做成了定案。”

年轻的代理人听见当事人说话非常清楚,故事虽然离奇,却很像真的;便放下案卷,把左肘撑在桌上,手托着头,目不转睛的看着上校。

他打断了对方的话,说道:“先生,你可知道我的主顾里头就有夏倍上校的寡妇,法洛伯爵夫人吗?”“你是说我的太太!是的,先生,我知道。就为这个缘故,我向多少诉讼代理人奔走了上百次,毫无结果,被他们当作疯子以后,决意来找你的。我的苦难等会儿再谈,先让我把事实讲清楚,但我的解释多半是根据推想,不一定是实际发生的。只有上帝知道的某些情况,使我只能把好几桩事当作假定。我受的伤大概促发了一种强直症,或是跟所谓止动症相仿的病。要不然,我怎么会被掩埋队按照军中的习惯,剥光了衣服丢在阵亡将士的大坑里呢?说到这里,我要插叙一桩所谓阵亡的过程中的小事,那是事后才知道的。一八一四年,我在斯图加特遇到我联队里的一个下士,关于他的情形以后再谈。那个唯一肯承认我是夏倍上校的好人和我解释,说我受伤的当口,我骑的马也中了一枪。牲口和人都像小孩子摺的纸玩意儿一般被打倒了。它或是往左或是往右倒下去的时节,一定把我压在下面,使我不至于被别的马践踏,也不至于受到流弹。他认为这是我能保全性命的原因。可是先生,当时一醒过来,我所处的地位和四周的空气,便是和你讲到明儿早上也不能使你有个概念。我闻到的气味臭得要命,想转动一下又没有地位;睁开眼睛,又看不见一点东西。空气的稀薄是最大的威胁,也极显著的使我感觉到自己的处境。我知道在那个场合不会再有新鲜空气了,也知道我快死了。这个念头,使我本来为之痛醒的、无法形容的苦楚,对我不生作用。耳朵轰轰的响着。我听见,或者自以为听见,因为我什么都不敢说得肯定,周围的死尸都在那里哼哼唧唧。虽然关于那个时间的回忆很模糊,虽然痛苦的印象远过于我真正的感觉而扰乱了我的思想,但至今有些夜里我还似乎听到那种哽咽和叹息。比这些哀号更可怕的,是别的地方从来没经验过的静默,真正的坟墓中的静默。最后,我举起手来在死人堆中摸索了一会,发觉在我的脑袋和上一层的死尸之间留有一个空隙。我把这个不知怎么会留下的空间估量了一下。似乎掩埋队把我们横七竖八丢下坑的时候,因为粗心或是匆忙的缘故,有两个尸体在我头上凑成一个三角形,好比小孩子用两张纸牌搭的屋子,上面斜靠在一起,底下分开着。那时一分钟都不能耽掏,我赶紧在空隙中摸索,居然很运气,碰到一条手臂,像赫[10]格利斯一般的手臂,救了我的命。要没有这意想不到的援助,我早就完了。你不难想象,当下我发狠从死尸堆里往上顶,想爬出掩埋队盖在我们身上的泥土;我说我们,仿佛我身边还有什么活人似的。我毫不放松的顶上去,居然达到了目的;因为你瞧,我不是活着吗?可是怎么能越过那生死的界线,从人肉堆中翻上来,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当时仿佛有了三头六臂。被我当作支点一般利用的那条胳膊,使我在竭力挪开的许多死尸之间找到一些空气,维持我的呼吸。临了,先生,我终于见了天日,冰天雪地中的天日!那时我才发觉自己的头裂开了。幸而我的血,那些同伴的血,或是我的马的烂肉,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凝结之下,好像给我贴了一个天然的大膏药。虽则脑壳上盖着这层硬东西,我一碰到雪也不由得晕过去了。可是我身上仅有的一点儿热气把周围的雪化掉了一些;等到苏醒过来,发觉自己在一个小窟窿的中央,我便大声叫救命,直叫到声嘶力竭为止。太阳出来了,很少希望再使人听到我了。田里是不是已经有人出来呢?幸亏地底下有几个身体结实的尸首,让我的脚能借一把力,把身子往上挣扎。[11]你知道那当然不是跟他们说:‘可怜的好汉,我向你们致敬!’的时候。总而言之,先生,那些该死的德国人听见叫喊而不见一个人影,吓得只有逃命的分儿,教我看了又急又气;我这么说,可还不足以形容我心中的痛苦。过了不知多久,才有一个或是胆子很大,或是很好奇的女人走近来;当时我的头好似长在地面上的一颗菌。那女的跑去叫了丈夫来,两口儿把我抬进他们简陋的木屋。大概我又发了一次止动症,请你原谅我用这个名词来形容我的昏迷状态;听两位主人说来,想必是那种病。我死去活来,拖了半年,要就是一声不出,要就是胡言乱语。后来他们把我送进埃斯堡城里的医院。先生,你该明白,我从死人坑里爬出来,跟从娘胎里出世一样的精赤条条;因此过了六个月,忽然有一天我神志清醒了,想起自己是夏倍上校的时候,便要求看护女人对我客气一些,别把我当作穷光蛋看待;不料病房里的同伴听了哈哈大笑。幸而,主治的外科医生为了好胜心立意要把我救活,当然很关切我。那好人叫作斯巴区曼,听我有头有尾的把过去的身世讲了一遍,就按照当地的法律手续,托人把我从死人坑里爬出来的奇迹,救我性命的夫妻俩发现我的日子与钟点,统统调查明白;又把我受伤的性质,部位,详细记录下来;姓名状貌也给写得清清楚楚。可是这些重要文件,还有我为了要确定身份而在埃斯堡一个公证人面前亲口叙述的笔录,都不在我身边。后来因为战争关系,我被赶出埃斯堡,从此过着流浪生活,讨些面包度日;一提到历险的事,还被人当作疯子。所以我没有一个钱,也挣不到一个钱去领取那些证件;而没有证件,我的社会生活就没法恢复。为了伤口作痛,我往往在德国某些小城里待上一年半载,居民对我这个害病的法国人很热心照顾,但我要自称为夏倍上校就得被讪笑了。这些讪笑,这种怀疑,把我气得不但伤了身体,还在斯图加特城里被人当作疯子,关在牢里。的确,照我讲给你听的情形,你也不难看出人家有理由把我关起来了。两年之间,狱卒不知对人说了多少遍:‘这可怜的家伙还自以为夏倍上校呢!’听的人总是回答一句:‘唉,可怜!’关了两年之后,我自己也相信那些奇怪的遭遇是不可能的了,就变得性情忧郁,隐忍,安静,不再自称夏倍上校:唯有这样才有希望放出监狱回法国去。噢!先生,我对巴黎简直想念得如醉如痴……”

夏倍把这句话说了一半,就呆着出神了,但尔维耐着性子等着,不忍打扰他。

然后他又往下说:“后来有一天,正好是春天,他们把我释放了,[12]给我十个泰勒,认为我各方面说话都很有理性,也不自命为夏倍上校了。的确,那时我觉得自己的姓名可厌透了,便是现在,偶尔还有这感觉。我但求不成其为我。一想到自己在社会上有多少应得的权利,我就痛苦得要死。倘若我的病使我把过去的身世忘了,那就幸福了!我可以随便用一个姓名再去投军,而且谁敢说我此刻不在奥国或俄国当上了将军呢?”“先生,”代理人说,“你把我的思想都搅乱了。听着你的话,我觉得像做梦。咱们歇一会儿好不好?”“至此为止,肯这样耐着性子听我的只有你,”上校的神气挺悲[13]伤。“没有一个法律界的人愿意借我十个拿破仑让我把证件从德国寄回来,作打官司的根据……”“什么官司?”诉讼代理人听着他过去的灾难,竟忘了他眼前的痛苦的处境。“先生,法洛伯爵夫人不是我的妻子吗?她每年三万法郎的收入都是我的财产,可是她连两个子儿都不愿意给我。我把这些话讲给一般诉讼代理人或是明理的人听,像我这样一个叫花子说要控告一个伯爵和一个伯爵夫人,我这个公认为早已死了的人说要和死亡证、结婚证、出生证对抗的时候,他们就把我撵走,撵走的方式看各人性格而定:有的是冷冷的,有礼的,像你们用来拒绝一个可怜虫的那一套;有的用着粗暴蛮横的态度,以为遇到了坏蛋或是疯子。当初我被埋在死人底下,如今我被埋在活人底下,埋在各种文书各种事实底下,埋在整个社会底下,他们都要我重新钻下地去!”“先生,请你把故事讲下去罢,”代理人说。“请!”可怜的老头儿抓着年轻人的手叫起来,“请这个字儿从我受伤到现在还是第一次听到……”

上校说着,哭了。他感激之下,连声音都没有了。他的眼神,动作,甚至于静默,所表现的深刻的意义,非言语所能形容,终于使但尔维完全相信,并且大为感动:“听我说,先生,今天晚上我打牌赢了三百法郎,很可以拿出半数来促成一个人的幸福。我马上办手续,教人把你所说的文件寄来;没寄到以前,我每天借给你五法郎。你要真是夏倍上校的话,一定能原谅我只帮你这么一点儿款子,因为我是个年轻人,还得挣我的家业。好了,请你往下说罢。”

自称为的上校一动不动的待了好一会:没有问题,他所遭遇的千灾百难把他的信心完全毁灭了。他现在还追求军人的荣誉,追求他的家产,丢不开自己,大概只因为受着一种无法解释的心情支配,那是在任何人心中都有根芽的:炼丹家的苦功,求名的人的热情,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的发现,凡是一个人用事实用思想来化身为千万人而使自己伟大的,都是由于那一点心理作用。在上校心目中,所谓自我倒居于次要地位,正如在赌徒看来,得胜的虚荣和快感,比所赌的目的物更宝贵。这个人见弃于妻子,见弃于一切社会成规,前后有十年之久,一朝听到诉讼代理人的话当然认为奇迹了。多少年来被多少人用多少方式拒绝的十块金洋,居然在一个诉讼代理人手中得到了!相传有位太太害了十五年的寒热,一旦寒热停止,竟以为害了另外一种病:上校的情形就是这样。世界上有些幸福,你早已不信会实现的了;真实现的时候,简直像霹雳一般会伤害你的身心。因此那可怜虫感激的情绪太强烈了,没法用言语来表现。肤浅的人或许会觉得他冷淡,可是但尔维看他发愣,完全体会到他的忠厚老实。换了一个狡黯之徒,在那个情形之下一定会天花乱坠的说一套的。“我讲到哪里了?”上校问话的态度天真得像小孩子或者军人,因为真正的军人往往有赤子之心,而小孩子也往往有军人气息,尤其在法国。“你说到在斯图加特,刚从监狱里出来,”代理人回答。“你认识我的女人吗?”上校问。“认识的,”但尔维点点头。“现在她怎么样?”“还是那么娇滴滴的。”

老人做了个手势,似乎把心中的隐痛硬咽下去;在战场上经过炮火,浴过血的人,都有这种克制功夫,使你觉得他庄严肃穆。他显得快活了些,因为呼吸舒畅了,等于第二次从坟墓里爬出来,把一层比当年盖在他头上的雪更难融化的雪融化了;他像走出地牢似的拼命吸着空气,说道:“先生,倘若我是个美男子,绝不至于受那些苦难。女人相信的是三句不离爱情的男人。一朝喜欢了你,她们就百依百顺,替你出力,替你玩手段,帮你肯定事实,为你翻江倒海,无所不为。可是我,我怎么能打动女人的心?我的脸像个鬼,身上穿得像破靴党,不像法国人而像一个埃斯基摩人,但是一七九九年上我明明是个最漂亮的哥儿,我夏倍明明是个帝政时代的伯爵!……且说我被人家当做狗一般赶到街上的那一天,碰到刚才跟你提过的下士。那弟兄名叫蒲打。可怜他当时的模样和我半斤八两;我散步的时候瞧见了他,认得是他,可是他休想猜到我是谁。我们一块儿上酒店,到了那里,我一报姓名,蒲打就咧着嘴大笑,像一尊开了裂的臼炮。先生,他这一笑使我伤心到极点,它老实不客气让我感觉到自己面目全非,便是最感激最敬重我的朋友也认不得我了。我救过蒲打的性命,其实那是我还他的情分。他当初怎样帮我忙,也不用细表了。只要告诉你事情发生在意大利的拉凡纳。在一个不怎么上等的屋子里,我差点儿被人扎死,亏得蒲打救了我。那时我不是上校,只是个普通的骑兵,和蒲打一样。幸而那件事有些细节只有我们两人知道,经我一提,他对我的疑心就减少了。我又把奇奇怪怪的经历讲给他听。他说,我的眼睛我的声音都变了;头发,牙齿,眉毛,都没有了;惨白的脸色像害着白皮症。虽是这样,他提出许多问话,听我回答得一点不错之后,终于承认这个叫花子原来真是他的上校。他把他的遭遇跟我说了,其离奇也不下于我的;他逃出西伯利亚想到中国去,遇到我的时候便是从中国边境回来。他告诉我俄罗斯战役的惨败,和拿破仑的第一次退位。这个消息给了我极大的打击。我们俩都是劫后余生的怪物,在地球上滚来滚去,像小石子般被大风浪在海洋中卷到东,卷到西,卷过了一阵。把两个人到过的地方合起来,有埃及,有叙利亚,有西班牙,有俄罗斯,有荷兰,有德意志,有意大利,有达尔美西亚,有英国,有中国,有鞑靼,有西伯利亚;只差印度和美洲没去!蒲打比我脚腿轻健,决意日夜兼程的赶往巴黎,把我的情形通知我太太。我给她写了一封极详细的信,那已经是第四封了,先生!倘若我有亲属的话,也许不会到这个田地;可是老实告诉你,我的出身是育婴堂,我的履历是军人;没有遗产,只有勇气;没有家族,只有社会;没有故乡,只有祖国;没有保护人,只有上帝。噢,我说错了!我还有一个父亲,就是皇帝!啊,倘若那亲爱的人还在台上,看到他的夏倍——他老是那么称呼我的,——像现在这副模样,他要不大发雷霆才怪。有什么办法!我们的太阳下山了,此刻我们都觉得冷了。归根结底,我妻子的杳无信息多半可以用政局的变动来解释。“蒲打动身了。他才运气哇!他有两只训练好的白熊一路替他挣钱。我不能和他做伴;身上带着病,走不了长路,只能在我体力范围之内把蒲打和他的熊送了一程;分手的时候,先生,我哭了。在卡尔斯鲁埃,我头里闹神经痛,在小客店里潦倒不堪的躺了六星期,睡在干草堆里。唉,先生,我过的叫花子生活所遭遇的苦难,说也说不完。有了精神上的痛苦,肉体的痛苦变得不足道了;但因为精神的痛苦是肉眼看不见的,倒反不容易得到人家同情。我记得在斯特拉斯堡一家大旅馆前面哭了一场:从前我在那边大开筵席,请过客,如今连一块面包都要不到。我的路由是跟蒲打商量好的,所以到一个地方就上邮局去问,可有寄给我的信和钱。直到巴黎,什么都没收到。那期间我饮泣吞声,多少的悲痛只能往肚里咽!我心里想:‘大概蒲打死了罢?’果然,可怜的家伙在滑铁卢送了命。他的死讯是我以后无意之中听到的。他和我太太办的交涉一定是毫无结果。最后我到了巴黎,[14]和哥萨克兵同时进城。那对我真是痛上加痛。看见俄国兵到了法国,我就忘了自己脚上没有鞋,袋里没有一个钱。真的,我身上的衣服全变成破布条了。进巴黎的上一天,我在格莱森林中露宿了一夜。晚上的凉气使我害了一种不知什么病,第二天进圣•马丁城关的时候发作起来,差不多晕倒在一家铁匠铺门口。醒来发觉自己躺在天主医院里的病床上。在那儿待了一个月,日子还算过得快活。不久我被打发出来,一文不名,但身体很好,脚也踏到了巴黎的街道。我多么高兴的,急不及待的赶到白峰街,那是我太太住的地方,屋子还是我的产业呢!谁知白峰街变成旭塞•唐打街。我的屋子不见了,原来给卖掉了,拆掉了。地产商在我从前的花园里盖了好几幢屋子。因为不知道妻子嫁了法洛,我什么消息都打听不出。后来去找一个从前代我经手事情的老律师。不料老律师死了,没死以前就把事务所盘给一个年轻人。这位后任把我的遗产如何清算,继承手续如何办理,我的妻子如何再嫁,又生了两个孩子等等全部告诉了我,使我大吃一惊。他一听见我自称为夏倍上校就哈哈大笑,而且笑得那么不客气,我一句话[15]不说就走了。斯图加特监狱的经验使我想起了夏朗东,决意小心行事。我既然知道了太太的住处,便存着希望到她的公馆去了。”上校说到这里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他压着一肚子的怨气。“唉,哪知道我用一个假姓名通报的时候,里头回说不在;下回我用了真姓名的时候根本被拦在大门口。为了要看到伯爵夫人半夜里跳舞回来或是看戏回来,我整夜站在大门外界石旁边。车子像闪电一般的过去,我拼命把眼睛盯着车厢朝里望:那个明明是我的而又不再属于我的女人,我只能在眼梢里瞥见一点儿影子。”老人说着,冷不妨在但尔维面前站了起来,嗄着嗓子叫道:“从那天起,我一心一意只想报复了。她明知道我活着;我回来以后,她还收到我两封亲笔信。原来她不爱我了!我说不上来对她是爱还是恨!一会儿想她,一会儿咒她。她的财产,她的幸福,哪一样不是靠了我?可是她连一点儿小小的帮助都不给我!有时我气得简直不知道怎办!”

讲完这几句,老军人又往椅子里坐下,待着不动;但尔维默默无声,只管打量着当事人。终于他像出神一般的说道:“事情很严重。即使存在埃斯堡的文件真实可靠,也不能担保我们一开场就胜利。这桩官司前后必须经过三审,对这样一件没有前例的案子,非用极冷静的头脑考虑不可。”“噢!”上校很高傲的抬起头来,冷冷的回答:“万一失败了,我是知道怎么死的,可是要人陪我的。”

那时他全无老态,变了一个刚毅果敢的人,眼中燃着悲愤与报复的火焰。

代理人说:“或许咱们应当想法和解。”“和解!”夏倍上校嚷道,“请问我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

代理人说:“先生,希望你听从我的劝告。我一定把你的案子当作我自己的事。不久你就可以发觉我怎样关切你的处境,——那在司法界中几乎从无先例的。目前我先给你一个字条,你拿去见我的公证人,凭你的收据每十天向他支五十法郎。到这儿来拿钱对你不大得体。如果你真是夏倍上校,就根本用不着依靠谁。我给你的垫款是一种借贷的方式。你有产业可以收回,你是有钱的人。”

这最后一番体贴使老人眼泪都冒上来了。但尔维突然站起身子,因为当诉讼代理人的照例不应当流露感情;他进入办公室,回出来拿着一个开口的封套交给夏倍伯爵。可怜的人用手指一捻,觉得里头有两块金洋。[16]

代理人说:“请你把文件的名称,存放的城与邦的名称,统统告诉我。”

上校逐一说明了,又把代理人写的地名校对一遍;然后一手拿起帽子,望着但尔维,伸出另外一只生满肉茧的手,声音很自然的说道:“真的,先生,除了皇帝,你是我最大的恩人了!你真是一条好[17]汉。”

代理人按了按上校的手,掌着灯把他直送到楼梯口。“蒲加,”但尔维对他的首席帮办说,“我才听到的一桩故事,也许要我破费五百法郎。但即使上了当,赔了钱,我也不后悔,至少是看到了当代最了不得的戏子。”

上校走到街上一盏路灯底下,掏出代理人给的两枚二十法郎的钱瞧了一会。九年以来,这是他第一回看到金洋。“这一下我可以抽雪茄了!”他心里想。二、谈判

从夏倍上校半夜里找但尔维谈话以后,大约过了三个月,负责代但尔维给怪主顾透支生活费的公证人,为了一件重要的事去和代理人商议,一开始就向他索取付给老军人的六百法郎垫款。“你有心养着帝国军队玩玩吗?”公证人取笑但尔维。这公证人叫作格劳太,年纪很轻,原来在一个公证人事务所里当首席帮办,后来东家破产,逃掉了,格劳太便盘下了事务所。

但尔维回答:“谢谢你提醒我这件事。我的慈善事业不预备超过六百法郎,说不定我为了爱国已经受骗了。”

他言犹未了,看到自己的书桌上放着首席帮办拿来的几包文件。有封信贴着许多狭长的、方形的、三角形的、红的、蓝的、奥国邮票,普鲁士邮票,巴伐利亚邮票,法国邮票,他不由得眼睛一亮。“啊!”他笑着说,“戏文的结果来了,咱们来瞧瞧我是不是上了当。”

他拿起信来拆了,不料写的是德文,一个字都念不上来,便打开办公室的门把信递给首席帮办:“蒲加,你亲自跑一趟,教人把这信翻译一下;速去速来。”

柏林的公证人复称,全部文件几天之内就可送到。据说那些公事都合格,做过必要的法定手续,足以取信于法院。当初为笔录所举的事实作证的人,几乎都还在普鲁齐赫–埃洛邦内;救夏倍伯爵的女人至今还活着,住在埃斯堡近郊的一个镇上。

蒲加把信念完了,但尔维嚷道:“啊,事情当真起来了。——可是,朋友,”他回头向着公证人,“我还需要一些材料,大概就在你事务所里。当初不是那骗子罗更……”“噢,咱们不说骗子,只说不幸的,可怜的罗更,”亚历山大•格劳太笑着打断了但尔维的话。“随你说吧。夏倍的遗产案子,不是那可怜的罗更,最近带走了当事人的八十万法郎,使好几分人家急得没办法的罗更,经手的吗?我们的法洛案卷中好像提到这一点。”“是的,”格劳太回答。“那时我还当着第三帮办;清算遗产的案卷是我誊写的,也仔细研究过。罗士•夏波丹女士是伊阿桑德的寡妇,伊阿桑德一名夏倍,帝政时代封的伯爵,荣誉团勋二位。他们结婚的时候没有订婚约,所以双方的财产是共有制。我记得资产总额一共有六十万法郎。结婚以前,夏倍上校立过一份遗嘱,把四分之一的遗产捐给巴黎的慈善机关,另捐四分之一给公家。他死后办过共有财产拍卖,一般性拍卖,遗产分析等等手续,因为各方面的诉讼代理人都很活跃,在清算期间,统治法国的那个魔王下了一道上谕,把国库应得的一分遗产退还给上校的寡妇。”“那么夏倍伯爵私人名下的财产只剩三十万了。”“对啦,朋友!”格劳太回答。“你们这批诉讼代理人有时理路倒还清楚,虽然人家责备你们不论是辩护还是攻击,常常颠倒事实。”

夏倍伯爵在交给公证人的第一张收据上写的地址是:圣•玛梭区小银行街;房东是一个在帝国禁卫军中当过上士的老头儿,叫作凡尼奥,现在作着鲜货买卖。到了街口上,但尔维不得不下车步行;因为马夫不肯把轻便两轮车赶进一条不铺石子的街,地下的车辙也的确太深了。诉讼代理人向四下里望了一会,终于在紧靠大街的小巷子的某一段,在两堵用兽骨和泥土砌的围墙中间,瞧见两根粗糙的石柱,被来往的车辆撞得剥落了,虽然前面放着两块代替界石的木头也保护不了。石柱顶上有个盖着瓦片的门楣,底下有根横梁,梁上用红字写着凡尼奥鲜货行。字的右首用白漆画着几个鸡子,左首画一条母牛。大门打开着,看样子是整天不关的。进门便是一个相当宽敞的院子,院子的尽里头,朝着大门有所屋子,倘若巴黎各城关的一些破房还能称作屋子的话;它们跟无论什么建筑物都不能比,甚至还比不上乡下最单薄的住屋;因为它们只有乡下破房的贫窭而没有它的诗意。田野里有的是新鲜的空气,碧绿的草原,阡陌纵横的景致,起伏的岗峦,一望无际的葡萄藤,曲折的小路,杂树围成的篱垣,茅屋顶上的青苔,农家的用具:所以便是草房木屋也另有一番风味,不像巴黎的贫民窟因为丑恶而只显出无边的苦难。

这所屋子虽是新盖的,已经有随时可以倒坍的样子。材料没有一样是真正合用的,全是旧货,因为巴黎每天都在拆房子。但尔维看见一扇用木板钉成的护窗上还有时装商店几个字。所有的窗子式样都不一律,装的方式也怪得很。似乎可以居住的底层,一边高一边低;低的一边,房间都在地面之下。大门与屋子中间有一个坑,堆满垃圾,其中有雨水,也有屋子里泼出来的脏水。单薄的屋子所依靠的墙要算是最坚固的一堵了;墙根搭着几个稀格的棚子,让一些兔子在里面尽量繁殖。大门右边是个牛棚,顶上是堆干草的阁楼,紧接着一间和正屋通连的牛奶房。左边有一个养鸡鸭的小院子,一个马棚,一个猪栏,猪栏的顶和正屋一样用破板钉成,上面的灯芯草也盖得很马虎。

但尔维插足的院子,和每天供应巴黎食物的场所一样,因为大家要赶早市,到处留下匆忙的痕迹。这儿鼓起来、那儿瘪下去的白铁壶,装乳酪用的瓦罐,塞瓶口用的布条,都乱七八糟丢在牛奶房前面。抹这些用具的破布挂在两头用木柱撑着的绳上,在太阳底下飘飘荡荡。一匹只有在牛奶房里才看得见的那种驯良的马,拖着车走了几步,站在大门紧闭的马棚外面。开裂而发黄的墙上,爬着盖满尘土的瘦小的葡萄藤,一只山羊正在啃藤上的嫩叶。一只猫蹲在乳酪罐上舔乳酪。好些母鸡看到但尔维走近,吓得一边叫一边飞,看家的狗也跟着叫起来。

但尔维对这幕丑恶的景象一瞥之下,心上想:“噢!决定埃洛一仗胜败的人原来住在这里!”

看屋子的只有三个男孩子。一个爬在一辆满载青草的车上,向邻屋的烟囱摔石子,希望石子从烟囱里掉进人家的锅子。另外一个想把一只猪赶到车身碰着地面的木板上,第三个拿手攀着车身的另一头,预备猪上了木板,教它一上一下的颠簸。但尔维问他们夏倍先生是不是住在这儿,他们都一声不出,只管望着他,神气又痴又机灵,——假如这两个字可以放在一起的话。但尔维又问了一遍,得不到回音。他看着三个顽童的狡猾样子心中有气,便拿出年轻人对付儿童的办法,半真半假的骂了一声,不料他们倒反很粗野的大笑起来。这一下但尔维可恼了。上校听到声音,从牛奶房旁边一间又矮又小的屋内走出来,站在房门口声色不动,完全是一副军人气派;嘴里咬着一支烟膏极重(抽烟的人的术语),质地粗劣,俗称为烫嘴的白泥烟斗。他把满是油腻的鸭舌帽的遮阳掀了掀,看见了但尔维,因为急于要赶到恩人前面,马上从垃圾堆中跨过来,同时声音很和善的向孩子们喊着:“弟兄们,别闹!”

三个孩子立刻肃然静下来,足见老军人平日的威严。

他招呼但尔维:“啊,干吗不写信给我呢?”接着他看见客人迟疑不决,怕垃圾弄脏靴子,便又说:“你沿着牛棚走罢,那儿地下是铺着石板的。”

但尔维东窜一下,西跳一下,终于到了上校的屋门口。夏倍因为不得不在卧房里接待客人,脸上很难堪。的确,但尔维在屋内只看到一张椅子。床上只有几束干草,由女主人铺着两三条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破烂地毯,平常是送牛奶女人垫在大车的木凳上的。脚下是泥地。发霉的墙壁长着绿毛,到处开裂,散布的潮气那么重,只能用草席把紧靠卧床的那片墙遮起来。一只钉上挂着那件可笑的卡列克。墙角里东倒西歪的躺着两双破靴子。至于内衣被服,连一点儿影踪都没有。虫蛀的桌上有一本北朗希翻印的《帝国军报》打开在那里,好像是上校的经常读物。他在这清苦的环境中神态安闲,非常镇静,从那次访问但尔维以后,他面貌似乎改变了;代理人看出他脸上有些心情愉快的影子和由希望反映出来的一道淡淡的光。

他把草垫只剩一半的椅子端给代理人,问道:“我抽烟会使你觉得不舒服吗?”“嗳,上校,你住的地方太糟了!”

但尔维说这句话是因为第一,代理人都天生的多疑;第二,他涉世不久便看到一些幕后的惨剧,得了许多可叹的经验,所以心上想:“哼,这家伙拿了我的钱一定去满足他当兵的三大嗜好了:赌钱,喝酒,玩女人!”“是的,先生,我们这儿谈不到享受,只等于一个营帐,全靠友情给它一些温暖,可是……”说到这儿,老军人用深沉的目光瞅着法学家,“可是我从来没害过人,没做过使人难堪的事,不会睡不着觉的。”

代理人觉得盘问他怎么使用那笔预支的钱未免太不客气,结果只说:“为什么不搬到城里去呢?你不用花更多的钱,可是住得舒服多了。”

上校回答:“这里的房东给我白吃白住了一年,难道我现在有了些钱就离开吗?何况这三个孩子的父亲还是个老埃及人……”“怎么!是个埃及人?”“参加过出征埃及的兵,我们都叫作埃及人。我也是其中之一。不但从那里回来的彼此跟弟兄差不多,并且凡尼奥还是我部队里的,在沙漠中和我一块儿喝过水。再说,我教他的几个娃娃认字还没教完呢?”“既然你付了钱,他应该让你住得好一些。”“嘿!他的几个孩子还不是和我一样睡在草堆里!他夫妻俩的床也不见得更舒服;他们穷得很,又不自量力,盘了一个铺子。倘若我能收回财产……得啦,别提了!”“上校,我明后天就能收到你埃斯堡的文件。你的恩人还活着呢!”“该死的钱!难道我没有钱吗?”他嚷着把土烟斗摔在了地下。

一支烟膏厚重的烟斗对一个抽烟的人是很宝贵的;但他的摔破烟斗是激于义愤,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举动,大概烟草专卖局也会加以

[18]原谅,而烟斗的碎片也许会由天使给捡起来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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