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匠手记：如何更真实地生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尼娜·麦克劳林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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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手记：如何更真实地生活试读：

我们想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时常在我脑海中回荡。

如果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比如七年——才想明白这个问题，要怎样去重建自己的生活呢？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众神是主宰变化的主体，他们不断地“赋予又夺走物体的外形”，人类被变成猫头鹰、熊、马、蝾螈、石头、鸟和树。但那毕竟是神话，在生活中没有神灵指引我们，也没有变形咒语，我们怎样才能变成不同以往的自己呢？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记者行业，在屏幕前工作了七年之后，我渴望做些能够带来有形成果的工作。对我来说，“做办公桌”比“坐办公桌”更让我兴奋。

我以前是个记者。现在，我是个木匠。

这种变形就好像厨房翻新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是一通猛击，快刀斩乱麻，接近尾声的时候又放慢速度，精雕细琢。

在《变形记》中，凡人被众神变形的原因不外乎惩罚与挽救。而我从记者变成木匠，既不是惩罚也不是挽救。这是始料未及的转变，也是我对自己的一次重塑。

我现在的老板玛丽是一个木匠，她引领我入了行。我一次又一次地观察，看着一个东西变成了另一样东西——木板变成了书架或者桌子，这些变化真的很微妙，让我着迷。对于一个人而言，是否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不同的模样呢？正如奥维德所言：“自出发起，我们就注定开始重塑，一个东西变成与从前不同的模样。”

这本书讲述了我从记者变形为木匠的故事，其中充满恐惧、痛苦、磨炼，也有惊喜、温馨、成长，现在的我很幸福。第一章卷尺带来严峻挑战的第一个工具

每一次测量都有意义，每一次切割都有意义。它是重复的，的确如此，但它并不无聊。木匠格言

01.重复性的任务、毫无意义的时间堆叠累积咀嚼了你的灵魂，爬进你大脑的缝隙之中。

02.我渴望离开屏幕，离开这间互联网的回音室。我想要和现实关联更多的东西。

03.“做办公桌”比“坐办公桌”更让我兴奋。

04.每一块瓷砖都有自己的位置。

05.观察一个知道如何使用工具的人，感受操作工具时的技巧和漫不经心是非常令人着迷的事。

06.我一次又一次地观察，看着一个东西变成了另一样东西——木板变成了书架或者桌子，这些变化真的很微妙，让我着迷。升职后依然不开心

有七年的时间，我每天都要步行经过哈佛大桥。早晨经过时，太阳在我左肩的位置；傍晚时，能看到夕阳映红整片天空。

我太喜欢这座桥了，喜欢它向前延伸的样子，它是查尔斯河上跨度最长的一座桥。

1958年，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兄弟会的准会员奥利弗·斯穆特测量了这座桥。他是男生里身材最矮小的，其他会员们让他翻着跟头滚过整座大桥，用他头顶到脚尖的距离丈量了大桥的长度，结果是364.4“斯穆特”，即659.82米。之后，每隔一年兄弟会的会员们就会重新粉刷一遍人行道上的标记，每10“斯穆特”一个标记。20世纪80年代，这座桥进行了翻修，人行道的石板沿用了“斯穆特”这一长度单位。离开兄弟会后，奥利弗·斯穆特继续为测量事业做着贡献。为了纪念斯穆特作为计量单位诞生50周年，桥下竖了一块牌匾，上面注明：奥利弗此后执掌了美国国家标准协会和国际标准化组织。

从我在剑桥的公寓到波士顿的报社办公室总共3英里，这座桥是必经之路。在天气和时令合适的时候，尤其是交完稿的日子，在回家的路上能看到粉色的晚霞，一条一条铺满天空，其他那些城市里冷清昏暗的时间，灯光就变得尤其重要，街灯、车前灯、琥珀一样的车尾灯，闪闪烁烁，照亮前方的路。河水波光粼粼，流经上游的剑桥，在波士顿这座城市下流淌。有时能看到月亮。有时有几颗星星。桥上的风吹得更为猛烈。游客会递给我相机，让我帮他们以河水和天际线为背景拍照。我要躲避人行道上慢跑的人和自行车道上骑行的人。

过桥的时候我基本都是只身一人，有时候是醉了，有几次还哭着，有一次被一个不怎么喜欢的人亲了一下。过桥的这段路是大脑用来摆渡的时刻——早晨通往办公桌、噪音和钥匙碰撞的哗哗声，通往点击、采访、故事思路的忙碌，晚上则是远离办公桌，通往家和宁静，通往小酒吧，通往不必交谈、不必思考、不必精明、不必点击鼠标的休闲。

我踱过大桥，冬日里的寒风吹红我的脸颊，夏日里，汗水浸湿我的衣背。我走到报社的办公桌前，这里是我从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工作的地方。一开始我负责做目录，就是把全城每一场音乐会、行列舞、艺术展览、喜剧表演、诗歌朗诵比赛、电影放映的时间都录入庞大的数据库当中，每周如此。我报道过廉价的萨尔瓦多餐厅，采访过大卫·科波菲尔，为艺术色情集体写过侧写，为纪录片电影写过影评，报道过关于贞操的会议，也写过有关波士顿的书籍、作者和文学场景的文章。最后我终于升了职，成为网站的总编辑，也就是说，我的工作就是保证每个故事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位置。这意味着很多次的点击。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我都十分热爱这份工作。我喜欢它的节奏、它的忙碌和间歇，喜欢办公室的大部分人，喜欢大家在截稿日之前所有疯狂的码字、所有的观点和扯淡。听着有故事的作者打来的电话，我们收集稿件、交付印刷、出版发行——新闻编辑部是让人充满快感的地方。我很骄傲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这是何其幸运的事情啊。每天都能在这样的地方工作，聪明的疯子围着你讲故事，所有人都创造着一种有历史的东西，都致力于大篇幅、探究性、有针对性的新闻，他们是波士顿最有能量的一群艺术评论家。

和我坐在一起的是一群怪人，他们中有的机智犀利，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从不把衬衣塞到裤子里；有的宛如流浪汉，在成为记者之前居无定所；也有的在做那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曝光不公平现象的新闻；他们就坐在办公桌前，像着了魔一样又专注、又暴躁地工作，直到被你拖进酒吧里，才会和你聊起他们是怎么追“感恩而死”这个乐队的。

执行编辑是一个脾气暴躁却慷慨善良的愤青，他帮助创立了这份报纸，坚定地相信着报纸的力量和必要性。

美术编辑的记性好得像百科全书，他会咒骂着挥舞着拳头，在工位隔间的地板上摔着书，他的标准总是高得别人难以企及。

专栏作家来自遭受过沉重打击的布洛克顿镇，她每周都在专栏里写一写这个城市最奇怪的人，我觉得这可能是全世界最酷的工作了。在我印象中她要比我高出一头，但是不久前见她的时候，我觉得我俩几乎差不多高了。我着实吃了一惊，有一瞬间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得了某种缩骨病。

这些人大概就是这么个样子。

我一直不能相信自己曾经是多么幸运。每次被问到“你是做什么的”的时候，我都会很骄傲地回答。这正是我想要的东西，直到有一天事情发生了改变。

和读者交流变成了和网站用户在线对话，只是噼里啪啦地打字，网站运营的责任就是在运营中注入“年轻”和“相关性”，抓住广告商的钱袋子，维持报纸的发行。

所有形式的工作都有无聊之处，就像斯塔德·特科尔在《工作》中所写，工作就是“一种暴力——无论对灵魂还是对身体”，即便是我们热爱、为之感到骄傲的工作。重复性的任务、毫无意义的时间堆叠累积侵蚀了你的灵魂，爬进你大脑的缝隙之中。

很多年来，我大部分清醒的时刻都是在电脑屏幕前点击着按钮度过的。如今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坐在椅子上的笨蛋，我存在的唯一物理事实就是我的肉体坐在办公桌前，而我的灵魂就像威化饼干一样在腐烂。情况在一天天变糟，好像曾经舒适的一件衬衣，穿起来既好看又熟悉，但它开始变紧了，扼住颈部，裹在肩膀上。

我脑袋里的沟槽好像变得平滑了，慢慢变得毫无生趣，逐渐变得懒散不堪。在努力的氛围里，越来越难以发现乐趣。我最喜欢的同事们开始去别的地方做其他的工作。

屏幕有一种压迫人的力量，而我和其他人一样，被文章和图片还有互联网的新闻和噪音吸引着。比起通过电话交谈，我更愿意发电子邮件。我有一些只在网上认识的朋友，除了互联网，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让人们消耗如此之多，但吸收如此之少。

我的脑袋变得不好使了。每周的五个工作日里，有三天我都被宿醉困扰。我无力、潮湿的手中握着鼠标，我的脑袋刺痛着，损耗着。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考虑：我要离开这里。但是我无法放下这套熟悉的例行公事，还有我的健康保险。除了这些，我对这家报社有一种忠诚感。所以，我留了下来，继续滚动页面，继续点击鼠标。

再说了，辞职之后我要做什么呢？我能够做什么呢？惰性、恐惧和懒散让我无法逃离。裸辞

一个网上的榜单成了一切的转折点。《马克西姆》杂志做了一个“百大性感女人”的榜单，作为一种讽刺回应，我们发布了“100个最不性感的男人”榜单。榜单评选的并不是外形不够性感的人，而是那些有着讨厌的性格、恶劣的行为和其他普遍不受欢迎之处的人。包括为人不齿的政治家、厌恶女性的运动员、种族歧视的权威人士，还有公众人物中的各种恶棍。

第一次发布的榜单受到大家的极度欢迎，网站都被挤爆了，因此这个榜单就成了必须复制的专题栏目。第一次策划这个项目的时候虽然有点蠢，但还算有意思。当这个年度榜单出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完全提不起精神。不止如此，坐在办公桌前核对榜单上的数字和简介中的数字是否对应的时候，我感到了绝望。这不仅仅是愚蠢了，我的大脑对我吼着：这样下去你会死掉的，这完全就是虚度光阴。

在那些了无生趣的日子里，我瘫坐在电脑前，唯一能想到的事情就是离开。我渴望离开屏幕，离开这间互联网的回音室。我想要和现实关联更多的东西。

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在网上的生活和现实生活一样具有必然性，就像做薄煎饼，开车去垃圾场，或是弄洒一杯红酒一样。但在我的办公桌前，我觉得自己离接地气的东西很远，离满意很远。

二十岁出头我就一直在报社工作，快到三十岁的时候，互联网工作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失去魅力这么简单。在我脑海中翻腾着的是改变，是对以往生活的彻底颠覆。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处于这种模式之中，无比厌烦，深感无聊，我试图捕捉足够的勇气去飞身一跃。

九月的一个早晨，日光明亮，天气温和，我在上班的路上走过哈佛大桥。斯穆特标记虽已褪去颜色，在我的脚下变得模糊，但依旧丈量着距离。我望着河水，在心中排练着我那天要去和老板说的话。当我抵达河对面的波士顿时，已下定决心，但更多的是恐惧，还有一些绝望中的希望。

到达办公室后，我就辞职了。

结束的不仅仅是工作。我搬出了公寓，和男朋友分手，离开城市一段时间。大锤一挥，砰然作响，一切成灰，终于完结。

裸辞后的日子过得空白一片，每天都毫无内容，充满恐惧：害怕自己再也找不到工作、害怕自己做了非常糟糕的决定、害怕让自己的生活脱轨同时再没有机会找到另一辆火车。这些恐惧慢慢变成了后悔，一想到时间只会沿着一个方向前进，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我就感到十分难受。

在早春时节一个悲伤的早晨，我正在网上点击着每天都会看的克雷格列表就业板块，又一次翻看写作/编辑和艺术/媒体/设计版块那些毫无变化、寥寥无几的招聘介绍。鬼使神差地，我点开了“其他工作”这个分类。这里有招聘遛狗人的，有招聘代孕妈妈的（最高工资4万美元——很诱人），还有招聘导尿管使用者（酬劳是25美元——也就这么点），在这些广告中我看到了一行字：

木匠助理：强烈鼓励女性应聘。木匠助理

这条简单的帖子好像发着光，让我坚信这正是我所渴望的工作。我的手指在键盘上飘舞着，准备写一条留言说服发帖人，我就是适合这份工作的女人。

我试着描述自己的工作经验。没有，完全没有。我试图想出什么能证明我符合条件，但我甚至不知道十字螺丝刀和一字螺丝刀的区别。我应该承认这一点吗？不，不能承认。我解释说，比起用锤子、钉子和木头工作，我的专业背景更多的是关于如何组织句子，但是我富有好奇心，工作努力，而且我希望能用双手进行工作。“经验方面的不足，”我编辑着求职邮件，“我一定会通过好奇心和热情进行弥补。”

按下“发送”键，最初的兴奋感和突然爆发的乐观主义精神被一波挫败感和消极情绪扑灭。真是个笑话，我责备自己。多么荒唐的赌注。你并不会因为声称富有好奇心、吃苦耐劳而得到一份木匠的工作，我告诉自己。组织句子？听起来再傻不过了。我想象着那个读着我邮件的人正哈哈大笑，然后丢掉我的邮件，继续去寻找一个真正懂点什么的人。我后悔就这样处理了这个机会。新老板玛丽

其实我对那份木匠助理的工作早已不抱希望，但四天之后，我收到一封邮件。写信的女士名叫玛丽，她说发帖后的十八小时内，接到了超过三百封回信，她正在联系其中的四十个人。看来有希望，我挤进了小名单了。

我消化了一会儿这个消息，然后意识到四十个人也不算少，而我仍旧只有热情和工作精神算得上准专业技能。

我继续读着信，她又简短介绍了一下自己以及想要找什么类型的人当助手。她的话很直白，就好像一块厚木板砸到头上一样。

我四十三岁，已婚，有一个十岁的女儿，自己干了几年，在此之前给另一个承包人打工。我喜欢把自己当作一个熟手级别的木匠和稍好一些的砖瓦匠。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喜欢“熟手”这个词的发音。这个词让我看到这样的画面，一个流浪的木匠，肩膀上挂着工具，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建造，修理，哼着歌，穿着破旧的工装裤，脸上挂着笑容。

我感觉好多了。她描述了想要的特质：

常识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就是能搬东西，你必须要做到这一点！工作中经常需要搬工具，物资，其他东西。

我绷紧左臂的二头肌，感受着肌肉的隆起。我想我能搬东西，绝对能搬东西。我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公寓里往外搬沙发、搬桌子，从很多级台阶上把一箱又一箱的书搬上来、搬下去。除此之外，我侧方位停车停得不错，能照着菜谱做饭，有时候提前一天就能知道自己要穿什么衣服。

她解释说，每次工作用到的技术会有所不同，工作时长从一天到几个月不等，通常在两周左右。之后，她开始介绍这个岗位要承担的各项工作列表，全是行业术语。

修补墙面，刷涂料。

我能刷涂料，但谁知道修补墙面是什么意思？

铺整块木地板或铺瓷砖。镶边。

听起来可以做。

更大的工程：厨房和浴室翻新。

这个听起来正经又吓人。

拆除，框架，隔热，防火，钉木板，泥封，装窗户，完成镶边，装柜子，门廊重建。基本除了扩建和屋顶以外都做。

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听起来既神秘又吸引人。

邮件末尾她让我们再多介绍一下自己，解释一下为什么想要这份工作。在回复中，我尽可能像她一样直白又诚实。我这样写：

我三十岁了，过去很多年都在报社工作。关于木匠工作，坦白说：我没有什么经验。即便如此，我很强壮（搬个东西什么的完全不是问题）。这是我想要学习的东西，是我想要从事的工作。开始时你需要教我，但我学得很快，而且不介意做累活儿。我马上就能开始工作。选拔赛

两天之后，我收到了另一条信息，这次是写给十二个人的，玛丽让我们挑个日子和她一起工作半天。“就当是选拔赛吧，”她写道，“我会按照工作时间付工资，现金，还会请你喝杯咖啡。这就算是面试了，虽然有点长。”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面带微笑，脸颊因为兴奋而有些发烫，但很快我就开始紧张了。

我应该穿什么？

我应该带自己的锤子吗？

我应该带自己的卷尺吗？

我有锤子和卷尺吗？

面试的那天是四月的一个早晨，天气阴冷，还下着雨。我走到木匠所在的街区，想着要是提前准备一条工具腰带就更好了。

玛丽住在萨默维尔市温特山区一条不长的侧街上。砖石结构的大教堂占据了这条街的南边街角。身穿葬礼西装的人们，在伞下耸着肩膀，站在那里等着其他人到来。街对面角落的熟食店里，柜台旁的人倚靠着摆放鸡蛋三明治的柜台，读着《波士顿先驱报》。一个女人叫着柜台后面那位女士的名字，说了再见，然后端着一杯咖啡，走出门去。当她看到葬礼上的人们时低下了头。

在整个波士顿、剑桥、萨默维尔都能见到的乙烯基壁板三层带露台大型楼房，遍布整个街区。一幢腐朽的维多利亚建筑像老去的王后一样矗立在街道的另一端，所有的角楼、飘窗和螺旋形镶边都破败不堪。

玛丽家的房子又大又高，外墙是柠檬布丁的颜色，上面有巧克力色的百叶窗，看起来是住了好几家人。街对面的操场上，催促孩子们进屋的铃声还未响起，几百名小学生奔跑着、尖叫着投着篮，躲避着水坑。

玛丽站在操场对面私家车道的尽头，双手插在卡其色工装裤的口袋里。我以为她会是身材更高大的女人，有结实的肌肉和宽厚的身板。没想到，她比我还矮几英寸，窄肩膀，小骨架，身穿一件手肘处磨破了的毛衣，当她和我握手的时候，夸张地笑了起来，露出歪歪扭扭的牙齿。她黑色的眼睛闪烁着善意的光芒，肩膀前倾，有点驼背的样子，但是没有肩膀后耸、突出胸部这种习惯的女性的姿势。

灰蓝条的羊毛帽子盖在她粗糙的短发上，那头发就像盐和胡椒一般，给她增添了一种小精灵般的气质。“那么，你就是那个记者。”她开口打招呼，声音比我通过观察她的面部而推测出的要高一些。“我叫玛丽，”我们握手的时候她说，“真是个好天气。”

我们钻进她的白色小面包车，前往剑桥的某幢房子里铺厕所地面的瓷砖。面包车后排没有座椅，取而代之的装满了一天工作所需的工具：工具桶、锯子、一个电钻、一些海绵、水平仪和泥铲，这些东西乱糟糟地堆在后面。在靠近后门的角落里，一个装着灰色粉末的麻袋堆在那里，在麻袋被撕开的地方，有粉末漏出来，像沙漏里的沙子一般堆积着。一块块长短不一的白色木头像随处捡来的木棍一样散落着。前排座椅上放着一堆橘子皮，一个棕色的苹果核，一卷矮胖的卷尺，一罐盐浸坚果，几个水瓶，一个卫生棉，一个鬃毛厚实、坚硬的刷子，一把多功能刀，很多袋德鲁姆牌烟草，皱巴巴的烟草袋子大部分都是空的。杯托里，座位的缝隙中，仪表盘和挡风玻璃的夹缝里都能发现撕碎的烟草。

当我们抵达哈佛广场不远处那幢庄严的老房子时，很明显我们并不是唯一在这里施工的队伍。一辆十分粗犷的客货两用车停在最前面，仿佛油箱门处都泄漏着睾丸素。我们和另外两辆工作卡车一起停在了私人车道上。油漆工的卡车顶上绑着一个梯子，罩单和油漆罐就扔在后面。管道工的卡车上有一个油腻的工具箱，里面全都是扳手、白色的管道和金属管道的零件。

我开始紧张，变得口干舌燥。只有这个女人见证我的无能是一回事儿，大师、专家、专业技工组成的整个施工队都在就是另一回事儿了。这无异于第一次开车的时候，后排就坐了一队高端赛车手。

房子里充满了工人们忙碌的脚步声。玛丽解释说，这地方刚刚被买下来，买主是一位名叫康妮的建筑师和她的丈夫。他们计划六天之后搬进来。

拿着工具的人们在屋里工作着，整栋房子仿佛充斥着枪口下被逼出来的能量。“不可能所有的工作都按时完工的。”玛丽小声在我耳边说。

锤子的重击声在空白的墙壁、硬木地板和高高的天花板上回荡着。楼上某处传来电锯尖利的声响。还有男人的讲话声，播放着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节目的广播，什么东西掉在地板上发出的撞击声都交织在一起。

当我们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的时候，模糊不清的污渍和重击声一直跟随着我们。这些是熟悉的噪音，我曾无数次听到别人的屋子传出这种声音，但是，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是不同的。接下来会发生一些事，而我即将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使得这些声音听起来如此响亮和真实。

在前厅，宽大的楼梯扶摇直上，陡然往左上方一转。厨房大到几乎能容纳下我的整个公寓，给人一种凉亭般明亮、热情的感觉。房子里塞满了固定装置和家用电器，有两面墙上装着很酷的深色木头橱柜，一个饲料槽大小的水池足够几个小孩儿同时在里面洗澡。我数了数烤箱，一共有三个。要三个烤箱做什么呢？“那个不是烤箱，”玛丽说，“那是放葡萄酒的冰箱。”

正式的客厅里有高大宽敞的法式大门，推开大门就是花园的区域。树篱围绕着花园，这个神奇的院子像是一座堡垒。第一支变黄的水仙花花骨朵还包裹在黄绿色的外壳之中，角落里的连翘灌木丛好像随时都会迸发出黄色的花朵。外面繁忙的街道上无数的车辆排成长队，但这个花园好像和任何通勤街道都相隔几英里之远。“嗯，好地方。”玛丽说。

我们返回到面包车后排去拿工具。“拿上瓷砖切割机。”我盯着后面，目光扫视着一堆工具，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在左手边，”玛丽说着，用她的下巴示意了一下，“那个看起来能把什么都砸烂、上面全是瓷砖灰尘的东西。”

我过去把它拿起来。显然这是个经常用到的工具，干瓷砖灰已经结成块，像陶艺家的转轮上粘着的干黏土。刀片下面的卡槽里有一个浅口托盘，托盘在我的手里有些松动。“你能再多拿点吗？”“当然。”我迫切想要证实自己很强壮这个说法。

玛丽又把一个电钻袋子放在切割机的托盘上面，这个橘黄色的帆布袋子里装着她的电钻和各种长度的螺丝钉，有些又黑又钝，有些闪着银光。钻头堆放在几个牛排刀大小的短电锯刀片旁边。袋子里飘散出的气味既有金属的味道，像血液混合着尘土，也有阁楼和暴露在空气中的木头散发出的柔和的气味。

胳膊上的肌肉在重量之下紧绷着，跟在玛丽后面往回走。她拎着一个装满工具的橘黄色水桶，还有一个装着黄色大海绵的小提桶，那个海绵和很多年前父亲洗车时用的一样，还有一个宽抹刀模样、用闪亮金属制成的东西，以及一个比大号牛奶箱还要大的纸板箱。切割机

搬东西，你必须能够搬东西。

我想起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正沿着宽大的楼梯爬上二楼，之后是更窄、更陡的楼梯通往三楼。我喜欢搬这个动词。因为听起来就像是那么一回事儿。

三楼是敞开式的，有着浅灰紫色的地毯和倾斜的天花板。这里会是孩子们的游戏区，玛丽说。他们真是幸运呢！采光的窗户排列在房间朝前的屋顶上，从这里能看到马路对面。朝后的一面窗户能俯瞰花园和附近其他漂亮的院子。一个小厨房里放着小冰箱和炉子，楼梯顶部的角落里藏着一个水槽。这是一个怎样的避世之所、梦幻世界啊，和下面的成人世界相隔那么遥远。

L型卫生间的屋顶也是倾斜的，门对面是一扇巨大的窗户，卫生间里还有一个浴缸，一个坐便器和一个水池。玛丽称之为底层地板的东西上面有螺丝钉，是白色石头的颜色。这间屋子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忘穿裤子的人。我们把塑料放在卫生间外面的地板上，把瓷砖切割机架在走廊里。几箱大块瓷砖在门右侧堆成膝盖高的宝塔。我们有自己的空间，下面传来的施工噪音听起来离得很远。“你来切，我来铺。”玛丽说。得知我们不必和油漆匠同时在这一层工作，而且电工可以在别的地方弄他们的电线后，我松了一口气。但这口气没松多久。“你来切”这三个字就给我带来了同样的紧张情绪，就像是在不熟悉的城市里，上车前一分钟才赶到自动售票机跟前一样。我给了她一个表情，希望她能够接收到“我从没切过瓷砖、我从没用过瓷砖切割机”这种电报信息。可玛丽并没有注意到，我耸了耸肩，用一种听天由命的语气说：“那好吧。”

我站在走廊里面对着卫生间，瓷砖切割机就放在我的前面。窗户上落满了雨水，玛丽在窗下的地板上拉开卷尺测量屋子的宽度。从坐便器后面的角落到水池所在的墙另一侧，她在中点用铅笔在地上做了标记。她转向我，在门槛前拉开卷尺。我向左面移动了一下，发现自己挡住了她的光线。我父亲做过很多大大小小的工程，永远都嫌我和两个弟弟碍事。低着头准备工作时，他会气鼓鼓、不耐烦地说，“你们挡住了光线。”

好像我们完全把太阳遮住了一样。我们会跳到不会给他投下阴影的地方，继续哄闹。我发现经此训练，我能够注意到自己的身体是否遮挡住了别人工作的光线。我希望这能给玛丽一个暗示，让她觉得我既体贴又有常识，我知道光线的重要性，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挪地方。

她让我从工具桶里递撬棒，她的声音从她膝盖的位置传来。“这个东西？”我说着，从桶里的一个口袋里拿出一个金属工具。我手里的东西冷冰冰的，约九英寸长，一端像鱼尾巴一样外翻着，另一端像一个慵懒的J字形一样弯曲着。对我来说它像是个撬棒，像那种塞到下面能撬起东西的工具。“就是这个。”她迅速地搞定了门槛。她用撬棒在门槛的木头下面快速地猛戳了几下，又使劲往外拉了几下，门槛被撬了起来。看起来毫不费力。“把粉笔线扔给我。”

我往水桶里仔细看了看，像是钻进了一口漆黑的井里，我不知道这些要求是否就是考试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要挂了。“灰色的塑料制品，像泪滴的形状，从里面能拉出来一个小标签。”

我赶快把它翻了出来，用一个轻柔的下手投球把它扔过卫生间。玛丽一只手接住它。她摇了摇那个东西，拉着小标签把一条蓝色、带着粉末的线从盒子里拉了出来。“拿着这个，”她把灰色的塑料部分递给我，“往后拉。”

我接过来拉住这一头，玛丽把她那一头的金属标签拉到墙边，放在做过中心点标记的地面上。“现在把线放在走廊里的标记上，然后把线拉直。”她说。我弯着腰，从瓷砖切割机下面爬过去，把线放到标记的位置。“拉直，”她说道，“准备好了吗？”“我觉得可以了。”

她在我俩中间的一点把线拎起来，这条线在屋子的中间形成了一个小山丘，然后她松了手。线啪的一下弹到地面上。蓝色的粉笔灰尘四散开来，地板上留下一条细细的粉笔线。

一个朋友的哥哥曾经用橡皮筋和我们玩过一个游戏。我们伸出胳膊，他把橡皮筋弹到我们的皮肤上，每弹一次把橡皮筋拉得更远一些，我们的胳膊刺痛着，留下一条条红线，和这条蓝色的粉笔线一样。“这就是这个屋子的中心线。”玛丽说这话的时候依然跪在地上。“憋住气。”

玛丽撕开一袋沙粉，和她面包车后排撕开的那袋一样，然后往另一个橘红色的水桶里倒了一些沙粉，接下来，用另一个小水桶从浴缸里接了水倒进沙粉里，然后用连着长条金属装置的电钻进行搅拌，电钻的一头扭曲着，像是外面包裹着灰色坚硬物质的工业打蛋器。“牙膏。”她说。“什么？”“你要把泥搅拌得像牙膏一样有韧性。”“好的。”

搅拌完之后，玛丽舀出一些放到地上。这看起来可不像是牙膏，而是一坨像湿纸一样黏糊糊的暗灰色东西。她用带锯齿的抹刀把水泥推开，水泥上留下条纹痕迹。我喜欢金属抹刀的刀刃在底层地板上安静摩擦的声音，还有水泥上留下的平滑的漩涡痕迹。她拿了一块沙土色的瓷砖放在我们画的中心线正左边，又把第二块瓷砖放在中心线右边，紧挨着铺好。之后就开始切割瓷砖了。

玛丽把大块的海绵浸湿，把水挤出，滴落到切割机下面的托盘里。“这些水有什么用？”“瓷砖切割机是湿切割。”

我点点头，似懂非懂，也许刀片切割瓷砖时的摩擦会产生火花。

她用金属三角的一条边做直尺，用铅笔在瓷砖左下方画了一条深色的线。她把瓷砖递给我。

瓷砖在我手里冷冰冰的，而且比我想象的要重。“好的。”我仍旧那种听天由命的语气回答着。我打开切割机的开关。伴随着潮湿的飕飕声，刀片开始转动，刀片带起来一股凉水，溅到我的脸上。刀片上方本应该垂下来一个塑料挡板，减少水和瓷器灰尘的外溅，就像自行车车轮上方的挡泥板一样，但是这个挡板严重弯曲，虽然用牛皮胶布固定住了，但效果甚微。

刀片把一摊水和瓷砖灰的混合物甩到我身上，将我胸部到肚脐的位置浸湿了一条线。“慢点。”玛丽一边说，一边测量着第二块瓷砖。这就是她给我的唯一指导。

我把瓷砖放在潮湿的平台表面，用旋转的刀片对准铅笔线，这个刀片和我知道的电锯鲨鱼牙齿般的刀片不同，它呈平滑的圆形平面，像是将几张光盘压缩在一起。我不相信它能切割开坚硬的瓷砖。

但它确实可以。当刀片接触到瓷砖的时候，电锯的声音都变了。潮湿的飕飕声升高成砰砰的咆哮声。刀片切割着陶瓷，吞噬出一条黑色的线，灰尘和水珠四溅开来。我把控着瓷砖的方向，双手握住瓷砖靠近我身体的两个角，尽量让瓷砖保持正直，调整着，移动着，这里稳一点，稳一点。

我调整过了头，瓷砖被压碎了。切口处的尖角顶住了刀片，刀片颤抖着停止了转动，发出意味着错误的噪音。我望着地板上的玛丽，脸上写满惊慌失措的问号。她转向我，没说什么，只是把手比在胸前，模仿控制瓷砖的动作，然后她把手往自己身体的方向拉回来，再向前推出去。这个姿势的意思是，我做的方向反了。先向后，再向前。我稍稍后退了一些，刀片又甩着水旋转起来。我慢慢地把瓷砖往前推，掌握好方向继续切。

切割机咆哮着。但是我没注意到这些噪音。我没注意到四溅的水花，灰尘，或是被浸湿的衣襟。我唯一知道的，就是铅笔线和我手指捏住的瓷砖角，然后让刀片始终切在线上。某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忘记了呼吸。我慢慢推动着瓷砖，已经切了一半了。时间被延长，绵长无尽头。

瓷砖切开了，滴着水，瓷砖的一角有一个小缺口。我关掉切割机，把切下来的瓷砖递给玛丽，我的手现在又湿又凉。“我把一个角弄了个缺口。”“没关系，”玛丽说，“我会把这块砖藏在踢脚板底下。”

这种释然让我想到第一次在报社做问答采访——编辑告诉我，我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顺序提问，不必完全按照设计来。我们在刚开始一份新工作的时候是多么缺乏想象力呀。当我们得知辛劳的工作中有松懈的机会、有犯错误和娱乐的空间时又是多么高兴。

玛丽把瓷砖放在地上，将切口的一边对准墙壁。她把瓷砖按进有纹路的水泥里。把另一块做好标记递给我。我又打开了切割机的开关，抹掉溅到眼睛上的第一串水珠。

我们继续工作。有一块我切太多了。玛丽把瓷砖放好，看了看缝隙，说了一句“太小了”就把瓷砖放到一边，在另一块上做了标记。我又留得太多了，她又把瓷砖递了回来。“就多了那么一点点。”她举起瓷砖，给我看了看那个有些随意、不太平整的切口。我切得歪歪扭扭，边缘一点都不直、不整齐。我觉得很难堪。“对不起。我没控制好。”

在切割坐便器底座边缘曲线的时候，她演示了一种切割弧形边缘的钢琴键技巧，瓷砖切割机做不到这一点。她教我怎样每次沿着曲线切割半英寸左右的长度，这样所有的小切面连起来就像是咧嘴大笑时的一排牙齿。之后用锤子敲每个小切面，或瓷砖多余的部分，或用其他手头的工具弄掉不平整的部分，形成曲线。

锉刀可以挫平任何参差不齐的地方。我喜欢这个技巧。它干净、迅速、实用。瓷砖碎片掉落时发出的叮当声是那么悦耳。

然后她递给我一块没画任何标记的瓷砖，没有深色的铅笔线告诉我该切在哪里。“四又十六分之十一。”她说。我从水桶里摸索到卷尺，还有一支我看玛丽用过的扁铅笔。我在脑海中重复这个数字，四又十六分之十一，这是我听到过最陌生的数字了。几何证明、代数等式中的变量这些高中数学课幽灵在我的脑海中飞奔。四又十六分之十一，我越重复这个数字就越觉得它听起来毫无意义，所有的音节都溶解在潮湿、含有沙粒、混合着水和瓷砖灰尘的泥浆之中。

我用卷尺的金属钩勾住沙粒色瓷砖的边缘，在瓷砖上拉开卷尺。玛丽依然蹲在地上，她背过身子把另一块瓷砖压在地面上的灰浆里。当她背对着我的时候，我以最快的速度用拇指指甲数着卷尺上的细线。十六分之一，之二，之三。我数到了九。“你在数线吗？”她问我这话的时候依旧背对着我。

我的脸一下就红了，感觉好像考试作弊被抓到了一样。我想，这就是我没法得到这份工作的原因，这就是我木匠生涯开始和结束的地方。

使用手持电据，用锤头敲钉子，在一小池子水里用旋转的刀片切割瓷砖，这些工作需要练习。这我从一开始就知道，那天早晨我开车的时候，切割瓷砖的时候我就提醒过自己。我没法立马就让工具和材料完全听我的话，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卷尺竟然是给我带来最严峻挑战的一个工具。卷尺

第一个能够弹回外壳里的弹簧卷尺专利诞生于1868年，所属人是纽黑文人阿尔文·J.费洛斯。他对这个工具的主要贡献是，研究出了能够在任意距离固定卷尺的机械装置。这是非常实用的进步，可以避免还没来得及测量卷尺就弹了回来的窘境。

但是直到20世纪40年代卷尺才流行起来。在那之前，木匠们使用的是木头折叠尺。我们家以前车库工作台上也放着一把，它的折叶夹到过我的手指，我至今还记得那种疼痛。

无论是老式折叠木尺还是新式的卷尺，问题都是相同的：我所有搬东西的技能都不能抵消这种失败，不能抵消这项基本技能的缺失。我对木工一无所知，比想象中知道的还要少。

玛丽站起来，走到我身边，从我手中拿过卷尺。“看这里，”她边说边指着，“这是什么？”“二又二分之一。”“这个呢？”“二又四分之三。”“这个呢？”“二又四分之一。”

她又挪动了大拇指。她关节上干掉的泥浆裂开了。她的手指修长，有着女性的柔美，但很有力量。“二又八分之一？”

她摇了摇头。“再猜猜。”

我靠近一些好看得更清楚，近到能闻到她身上的烟草味。“二又——”细线变得模糊，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摸了摸前胸被浸湿的地方。玛丽多给了我一些时间。“给我看下二又八分之四。”她说，这句话拯救了我。我用大拇指指甲指出了这个位置。“那么，这是什么？”她把大拇指移动到刚才的位置。“八分之三，”我说，“二又八分之三。”“这就对了！”她哈哈大笑。

她放开卷尺，让它弹回外壳里面。“那十六分之十二呢？”她问我。“四分之三！”我记起来如何约减分数了，这真是个惊喜。

我现在回答的是一个四年级学生都能答得上来的问题，这骄傲的感觉真是得之不快。我感觉自己像个白痴。但这种感觉并不是玛丽造成的——她耐心地提问题，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好像只是想要让我理解，而不是证明我不知道的有多少。这一点是好老师的标志。“四分之三。正确。如果你记得十六分之十二是四分之三的话，那你就知道十六分之十三在哪里，知道十六分之十一、之九在哪里。”

然后她和我讲了她前老板巴兹的事情，巴兹是一等一的完美主义者、熟练的建筑工人，他要尺寸精确到一英寸的三十二分之一。“那我也只好数线了，”她继续说，“练习，只有练习才能办到。”

我练习了。我们那天重复了这个过程，都是具体的动作：先是这个，之后是这个。测量，标记，切割。切割机的声音，四溅的水花，冰冷干燥的瓷砖，被切割的潮湿瓷砖，我在切割机前面的身体，紧盯着铅笔线的双眼，除此之外的一切，比如时间和语言，全都消失了。

报社教给我什么是机械的过程。坐在新闻间的桌子前，指尖噼里啪啦打着字，咔嗒咔嗒点击着鼠标，银幕灰暗的光亮映出我脸颊上苍白的皮肤和呆滞无神的双眼，我感觉到一种让大脑变得迟钝的机械化运作，一种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意义和目的的行动。

但是在这里，在铺瓷砖的时候，每一块瓷砖都有自己的位置，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每一次测量都有意义，每一次切割都有意义。它是重复的，的确如此，但它并不无聊。一天试工之后，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即便你切过几千块瓷砖，即便你用了一年瓷砖切割机，你还是要小心翼翼。尽管你已经能做得更快，做得更好，切得更直，更少卡住刀片——但你还是要集中注意力。铺瓷砖的重复性引发了存在感，一种具体、有形的即时感。“烟歇时间到了。”玛丽宣布完就一头钻进雨中抽烟去了。

我留在屋里，看着已经铺好的地板。雨水敲打在窗户、屋顶上滴答作响。

伴随着楼梯上的脚步声，一个老人出现在我眼前——他看起来有一百多岁了，留着长长的白胡子，长长的白发绑成的一个马尾辫在肩胛骨之间摆动着，像是雪地里生活的某种动物的尾巴。他腰间挂着一个轻便的锤头，穿着被颜料染色的裤子，白色的T恤好像床单一样挂在肩膀上。他拿着一个油漆罐和一把刷子，胳膊下夹着一块暗色的帆布罩单。他走到房间那头，站在一扇采光窗户旁边。“很高兴看到女人做这些工作。”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如果要解释我不是真的在这工作，只是试工，只是做了几个小时，而且我不知道怎么看卷尺刻度的话，那就显得很笨拙了。如果我说，我也很高兴看到一个年逾百岁的魔法师做这些工作的话，那也会显得很笨拙。“谢谢。做这些工作感觉还不错。”

玛丽抽完烟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干活，我俩没怎么说话，直到铺完了瓷砖。因为过一夜才能灌浆，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精神集中、新鲜感以及完全抓不到节奏，这些因素凑在一起让我觉得时间飞逝。

周二下午三四点钟坐在办公桌前的时候，你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自己在消耗时间——简直就是折磨。因为在脑海深处，我们知道所有的时间都不会重来。时间是有限的，时间也有终点。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女孩儿在一个聚会上，一个挨一个对所有的客人说，“这是你真实的生活，你知道的。这就是你真实的生活。”这用得着提醒别人吗？但这又是多么容易被人们忘记的事情啊。我们收拾好工具，重新装满面包车，回去的路上我有点哆嗦。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切坏了太多瓷砖，如果我搬东西的能力让人印象深刻就好了，如果她注意到我没有挡住她的光线就好了。“你冷吗？”玛丽问我。“有点冷。”

她猛地打开热风，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扫了过去。

当我们开到她家门口的私人车道时，我向她表示了感谢，她笑了。“谢谢！”说完她递给我七十元现金。我的工钱是每小时十块钱，这对于我做的事情来说好像并不算少。“去洗个热水澡。把头发上的瓷砖灰洗掉。”

我用手撩了下头发，头发湿漉漉的，夹杂着沙粒，粘着瓷砖灰的碎屑。我再次感谢了她。“保重。”她对我说。

这是最后分别时说的话，是你对素不相识、不会再见的人说的话。我回到家，又冷又情绪低落，站了一天之后我的骨头里面都透出疲惫。临别时的那两个字让我意识到，她会选择其他人了。我早早上床，当风声渐起、大雨袭来的时候，所有糟糕的念头都卷土重来：后悔，工作，金钱，医保，孤独，错过的火车，还有空荡荡的日历。

第二天早晨，天空阴沉但并未下雨，玛丽打来电话。她告诉我，如果我愿意的话，这份工作就是我的了。“我愿意。”我说。第二章锤子你永远不知道你会找到什么

在标记岁月的年轮里，在铜锣的回声中，在窗户的框架里，在每日都能见到的坚不可摧的东西里，我们找到了真实。木匠格言

07.锤子如此简单，种类却又如此之多。不过是一块铁插在一根木头的一端，但变化无穷。

08.一般来说，每隔十六英寸就能找到一根立柱。虽然有几百万个理由可以不这么做，但这就是规矩。

09.在开始的阶段，木匠的工作就好像是让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

10.你并不糟糕，你只是需要上百次的练习。

11.我们的骨头知道下一级台阶应该在哪里——重要的是台阶能够不负所望。

12.成为你做的工作。撬棒

玛丽录用我之后的第二天，我就去了建筑师家的地下室开始工作。玛丽对我说：“欢迎来到奇妙小破屋。”

一扇小窗户下面是成堆的装有颜料和染色剂的罐子，还有许多生锈的焊接条。颜料罐提手上结满了蜘蛛网，窗户透进来的光照亮了蜘蛛网上的灰尘。电线在头顶的管道和房梁上绕成圆圈。一个兼作工作台的乒乓球桌：球桌表面坑坑洼洼，有颜料飞溅的痕迹，还有木胶粘在桌子上留下的小点。工作台上有一个马克杯，里面忘记倒掉的咖啡上已经生出白色的霉菌，还有几袋砂纸圈，几盒旧石膏板螺丝钉，电锯盒子里装着钢锯、长螺丝刀和一卷蓝色油漆工胶带。旁边的小钉板上挂着一些工具，把手和貌似是刀片的部位落满灰尘，可见这些工具很少被用到。小钉板的角落里摇摇晃晃地挂着几个奇怪的夹钳，夹钳上的金属杆将木制压片分开。天花板上挂着一个毫无装饰的灯泡，灯泡里面安装了运动监测系统，检测不到运动就自动关闭。我们像傻瓜一样站在那里，不时挥舞着手臂让灯重新亮起来。“你以前灌过浆吗？”玛丽一边在箱子里翻找东西一边问我。“没有。”“准备好要灌浆了。”

建筑师的家中继续响起嗡嗡、砰砰的声音。玛丽从大牛奶箱盒子里把深棕色的泥浆粉倒进一个干净的水桶里。她这次没告诉我要屏住呼吸，但我还是屏住了呼吸。她又加了一些水混合在一起。“泥浆要比泥更薄一些，”她说完就从黏糊糊的东西里舀起一些混合物，“看着它们滴落，就和你用打蛋器挑起来一些蛋白，看看它是否到了最佳状态是一样的道理。”她递给我一个工具，把手是塑料材质的，底座平整，像是用光滑的白色橡胶代替了猪鬃毛的硬板刷。

玛丽叫它镘刀（英文float，还有漂浮物的意思——译者注）。我觉得对于一个工具来说这个名字还挺可爱。这个名字让我想到波涛和小船，还有将自己交付给海水的画面。它勾起了我久远的记忆，让我回忆起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冲浪钓鱼的场景，父亲甩动鱼竿，吊钩在海浪上飞了出去，他飞快地旋转转盘，明亮的鱼漂像鱼儿一样在海浪中快速地跳跃，吸引着蓝鱼的注意。“有些人一辈子都没见到过大海。”我记得有一天傍晚，在沙滩上收拾渔具的时候父亲对我们这样说。说完他把锋利的鱼钩放回干净的钓具盒里，盒子里面还有颜色明亮的诱饵。“你知道基本的原理吧？”玛丽问我。“知道一点。”“把泥浆灌到瓷砖中间。”

我们把泥浆倒在地上，用镘刀把泥浆铺开后推到瓷砖缝隙里。玛丽做得很熟练。她用镘刀挤压着瓷砖间的沟缝，将镘刀倾斜着操作，先沿着一个方向，之后再沿着另一个方向。我有样学样，但总是笨手笨脚的。“来来回回地镘会弄得更平整，”她开始传授我一些技巧，“不要留下气泡。还有，如果你留在瓷砖上的泥浆越多，后期我们需要打扫的就越多。”

填满所有的缝隙之后，瓷砖看起来是多么精致啊，线条甚至有点像城市交通网的地图。“我以前做这个活儿的时候都不需要护膝的，”玛丽说，“你有这个困扰吗？”

并没有。“我老了。”她说起“主妇的膝盖”——我以前没听说过这个词。人们也管这叫作女佣的膝盖、髌前滑囊炎，需要久跪的人经常被膝盖积液囊发炎折磨，比如灰姑娘们、擦地板的人，还有泥瓦匠。

我们灌完浆，用T恤做的抹布把地板擦干净，玛丽递给我一个撬棒：“把地下室的楼梯踏板都撬下来。”

我手里拿着撬棒，站在地下室台阶的最上面。下面飘上来洞穴中那种凉爽的空气，夹杂着地窖潮湿的味道。我希望自己做的就是玛丽脑子里想的事情，拿着比之前玛丽用来撬门槛的小撬棒更粗、更长的大撬棒，用力塞进最上面的一级台阶下。我压下撬棒，再往上一抬，立刻感觉到木板在我的力量下被剥落下来，甚至听到钉子失去对木板的控制时哭泣的声音。

不敢相信，撬棒是如此有力量！我撬掉了一级台阶上的木板，然后又撬另一级，破烂不堪的深色木质楼梯上，人们上下反复踩踏的地方已褪成了灰色，还有开裂的痕迹。我皱了皱眉，汗水流了下来。撬完全部地板的时候，我看了看表，对自己的速度感到很骄傲。地下室里，最远处的墙边摆放着一个长条工作台，一头放着一个红色旧老虎钳。

我又回到正在拆除的楼梯上，抬头一看，这栋房子的主人，建筑师康妮正站在那里，她四十来岁，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头发剪得有棱有角，站在楼梯上面朝下看着我。她的手里拿着笔记本，耳朵后面别着铅笔。“嗨！”她用一种“我应该认识你吗？”的语气打了个招呼。

我抬起头看着楼梯，从她站的地方到地下室的楼梯踏板已经被拆掉了，只剩下框架和漆黑的空心，人们很难从这里走下来。突然之间，恐怖的预感一闪而过。我怀疑自己干了蠢事，抬头给了她一个痛苦的微笑：“我就是——”“没关系。”她看着右手边的厨房，那里有什么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力。“等一下！”她对里面的人说道。“等下，小心橱柜。”她离开了。

我喘了几口气，等了一会儿，但她并没有回来。于是，我就继续一级又一级地“破坏”她的楼梯。玛丽过来的时候我快要撬到最下面了，她把碎木板堆到地下室的门口，朝下面看了看，点了点头。“这个撬棒太神奇了，”我喜滋滋地对她说道，“我觉得自己像个超级英雄。”“干得不错，”玛丽说道，“下次从下面的台阶往上面撬。”

我往上一看，这才意识到问题：现在要想上楼，我必须得费点劲儿了。前半生的秘密

第三天去工作的路上，玛丽和我说，建筑师康妮问起了我。玛丽和她说，我以前是个记者，刚入行做木匠。据说她说：“我觉得也是这样。”

很好奇她是怎么知道的。

当天下午，在主卫生间里，玛丽蹲下身子，弯着腰靠近淋浴间的底座，向我展示什么叫作墁底。她把水泥倒入淋浴间的底座，用泥刀把水泥推平。泥要厚，不要有任何凸起或气泡，同时要墁出正确的角度，可以让水从各个方向流向排水口。她先用泥刀把滑溜溜的湿水泥抹平整，形成稳固的表层，接下来一下一下地把水泥表面修饰光滑。

这真是迷人！观察一个知道如何使用工具的人，感受操作工具时的技巧和漫不经心，我深深沉迷于此，眼睛紧紧跟随着玛丽移动。

建筑师康妮出现在走廊里。“我发现了你前半生的秘密。”

我寒毛直竖，脸刷地就红了，小声地说：“也不是什么秘密。”“你之前有什么专攻的方向吗？”“我主要写一些书评。”

她挑了下眉毛，露出一种惊讶和认可。我知道，自己的脚边放着装工具的水桶，身上穿着三天都没有换过的脏牛仔裤，正蹲着看玛丽在那里抹水泥。“小说还是非虚构类的？”她问我，然后又问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好书。我列了几本，然后告诉她我喜欢它们的原因。“有个刚出版的故事集很有意思——作者将真实世界和虚构世界无缝衔接，你正读着一对可怜的夫妻和我们一样生活着，然后大脚怪或尼斯湖水怪就突然成了故事中的一员，很有诗意，非常棒——”“把海绵递给我一下。”玛丽对我说。

我停了下来，脸红心跳地从水桶里翻出来海绵。

我不知道玛丽是想提醒我集中注意力，还是她刚好需要海绵。反正她这话说得很好，我把海绵递给她，然后继续默不作声地看她干活。建筑师离开了，到屋子的别处去找另一群工人。渴望大项目

从春天到夏天，我和玛丽从一个工作折腾到另一个工作。我们在位于多切斯特的一个厨房做了内置书架。我们拆了一面墙，修了橱柜，在牙买加平原区一个刚购置、需要修缮的房子里修补了天花板。我们为剑桥的一个南方淑女的家刷了涂料，刷了涂料，又刷了涂料。（“哦，亲爱的，我要的是中庭白，不是亚麻白。你们能把前厅、客房和客厅再刷一遍吗？”）还给一个寡居的老奶奶改造了卫生间。老奶奶住在萨默维尔市的小公寓里，屋里摆满了长颈鹿造型的装饰品。我也一点一点地掌握了这份工作所需要的技能。

我们要做的项目种类繁多，在各个小项目之间转换速度很快，这些都让我十分欣喜。在这里做一天，在那里做几天，十天半个月之后，再去下一个地方。对不同的人说：这是您的后院露台，您的新窗户，您的墙。但是玛丽很沮丧。她对现在的经济状况感觉很惋惜——人们没钱做大项目了，所以她只好拼拼凑凑地做些零散的工作和修修补补的活计，而不能做那些她喜欢而且有资质做的更大型、利润更丰厚的翻修木匠活儿。玛丽满怀期望地聊起能让我们在一个地方干上六周、干上几个月的工作，比如全面翻修公寓或者重新装修厨房。

在沉闷地刷涂料的几天里，我和玛丽有时候一两个小时都不说一句话。这种安静让人觉得舒服，很适合我们两个人——没有为了填补空白而闲聊带来的压力。她会滚动着粉刷涂颜料，我会用刷子在踢脚板边缘、在天花板和墙壁衔接的角落处补缺。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成为你做的工作”这个短语，这是禅宗的一种流行说法。我试图迷失在中庭白的延展和流动之中，从看起来像香草奶昔桶的颜料桶，到刷子的鬃毛，再到墙壁。我手中握着木质的刷子把手，刷开的颜料像奶油一样黏稠又光滑，闪着丝绸一样的光泽，一点一点变干后覆盖在墙体表面。

其他时候我们一刻不停地聊天。“你知道我在克莱格列表上发的那个帖子吗？我收到了三百条回复，三百条啊，”这不是她第一次提起来这件事，“你能相信吗？不到二十四个小时。我甚至还收到了一个从业二十年的人发来的邮件。”她把涂料滚筒放到托盘里：“时代的发展啊。”

她还会说起自己的女儿玛雅。玛雅一改假小子的模样，在墙上挂了很多美男乐队的海报。“有了孩子以后时间肯定过得更快了吧。”“怎么会呢？”“它会让你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你还剩多少时间。”

玛丽比我大十三岁，这是一个很好的年龄差距——不会差太多像是两代人，也不会差太少像同龄人。她以自然的方式传达出一种“你能从我这里学到些东西”的感觉。

但我们的谈话还是经常会回到她对大项目的渴望上来。“我想要能够大干一场的项目，”她边说边用颜料滚筒刷着卧室的一面后墙，从这间卧室的飘窗能够俯瞰剑桥一条狭窄的侧街。“全都是这些米老鼠一样的烂活儿。”——这是她形容业余事情的说法——“我要疯了！”

我可没疯，我的脑袋要爆炸。为什么要挖四英尺？

我们接了一个新项目，在萨默维尔市一个死胡同里建一个后院木板露台。大约用了一周的时间。

现有的台子破碎、腐烂不堪，拆除掉它之后，我们用匙形取土器挖了四个木桩坑。匙形取土器下方有两个相对的铲子，上方是两个长长的把手，两只手一起用力把它往地上一戳就可以插到土里。当取土器进到土里之后，把两个把手拉开，合起两片铲子，就抓起了泥土，把土从坑里提出来堆在附近。这个工作需要做好几个小时，累得我胳膊酸疼。

每个坑都要挖到四英尺深，这算很深，让我想到了棺材。在美国东北部，对于支持木板露台等结构的木桩，规定深度就是四英尺。玛丽解释说，这是能够到达冰冻线以下的深度。冬天，地表以下的土壤都会结冰。低温钻进土壤下面，就好像二月份的时候，寒意渗进你的皮肤，进入你的血液和骨头里。土壤中的水分结成冰之后，体积在地下膨胀，巨大的力量挤压着所有阻挡它的东西，每英寸几万镑的力量，足以移动栅栏木桩、梁柱和楼房。春天到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栅栏木桩从土地里面升了起来，和其他的木桩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这就是发生了隆起。冰冻让地下的东西发生位移、隆起，就像肺吸气时胸腔会鼓起来，因此栅栏木桩的洞要挖到冰冻线以下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些我以前都不知道。我从未考虑过泥土、水、低温以及它们与露台木桩之间的关系，从未考虑过所有这些地下的活动，从未考虑过我看不到的东西。做了木匠这一行，我开始注意所有路过的门前屋后的露台。我寻找着经加压处理的木材上呈现出的绿色痕迹。这些痕迹就是曾经被砷和其他化学物质浸泡的地方，以此来防水、防腐。自从玛丽告诉了我这种木料含砷这件事情，我再给露台砍木头的时候，就开始屏住呼吸。经加压处理的木材要比普通木材更重，而且摸起来有一种奇怪的冰冷、潮湿的感觉。当我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行走的时候，我看到到处都是露台，露台上放着盆栽的天竺葵和吊挂的蕨类植物。栏杆上缠绕着闪烁的圣诞节灯饰。立柱上锁着的自行车装有带防水垫的软座椅。到处都是木板露台，每一根木头都被人测量过、切割过。

这就好像站在一连串我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前面。比如说，楼梯。对于在不同楼层之间移动、走到家门口、走到地下搭乘火车前往城市的其他地方来说，它都是能发挥作用的。相关的规定决定着台阶高度和深度。我们都知道如果一级台阶比前一级高出一点是种什么感觉，我们的脚趾可能会踢到台阶的边缘；或者更刺激一点，下楼梯的时候，在脚掌落地之前你所有的骨头都以为是一个结实的东西在等待着你，来承受你的重量——但是它没在那里。或者它来得太早了，把你从脚踝到膝盖都震了一下，撞击带来的震动让人不舒服。我们在即将睡着之时都会有那种坠落的感觉，向前迈步但没碰到地面，双腿在床单上突然蹬了一下，那是一种突降的感觉。肌肉的记忆很快就形成了——我们的骨头知道下一级台阶应该在哪里——重要的是台阶能够不负所望。关于台阶的规则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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