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贤辉,苑朝
出版社：航空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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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商魂试读：
山东商帮
始于春秋，鼎盛于清初，衰落于清末
主营：矿产、棉织、烟草种植、水果等业
春秋财神范蠡
范蠡，字少佰，楚国人（今河南南阳），春秋末期的政治家和著名商人。
范蠡曾在越王勾践手下充当谋士20余年，为越国灭吴、称霸中原，立下大功，但他深知勾践的为人，认定可与其共患难，难与其同安乐，于是功成身退，离越入齐，改名鸱夷子皮，后至陶（今山东定陶）经商致富，成为亿万富翁，自号陶朱公，民间尊称为财神。
财神范蠡，神在哪里？神在有战略眼光、风度大气
经商是为了赚钱，这是人人皆知的，但范蠡却不做金钱的奴隶。范蠡经商积蓄了数十万资产后，就“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史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通过赞助、捐献，乐善好施，结下人缘，产生社会效应，为今后的更大发展筑桥铺路。正是这种看得远、拿得准、提得起、放得下的谋略家、大商人眼光和气度，使他经商不久，便从一个小商人成了亿万大富豪。神在明察秋毫、把握时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史记·货殖列传》）。范蠡认为，经营要有预见性，当某种商品上涨到极贵时，预示着价格就要下跌，就应该像对待粪土一样，毫不吝惜，及时出售；当某种商品下跌到极贱时，就预示着价格要上涨，就要像对待珠玉一样，极为珍惜，及时收购。他就是这样“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贱买贵卖，低进高出，赚取价差利润。“行如流水”。范蠡主张货币与商品要加速周转，周转越快，赚钱越多。“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认为，选好经营地点是经营致富要诀。他之所以“止于陶”，是由于陶地处中原，交通发达，是当时商埠要地。神在能料事如神、知人善任
范蠡还主张“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史记·货殖列传》）。《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家一则小故事，可略见一斑。
在范蠡晚年，他的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投入大牢，他准备派刚[1]成年的三儿子带千镒黄金到楚国去打点营救。大儿子要求派他去，范蠡不依，大儿子认为是看他没出息，愤而要自杀。范夫人也力荐老大去，范蠡不得已，只好勉强同意。
范蠡交给老大一封致老友庄生的信，并严肃叮咛道：“到楚国就把黄金千镒送给庄生，一切都请他去干，你千万不要过问。”
大儿子到了楚国，遵父命将信和黄金送给庄生。庄生吩咐道：“你立即回去，即便你兄弟被释，也不要问所以然。”可老大不听告诫，又自作聪明拿钱去贿赂楚国一个权贵，自己留下来听消息。
庄生虽然穷居陋巷，但他并不贪图范蠡赠金，准备事成后归还。这些情况老大全然不知。
庄生晋见楚王，诡称天下有星宿出现，将不利于楚国，楚王素来信仰庄生，问其有何解囊之法，庄生说惟德政可除之，楚王决定大赦囚犯。然而赦令未颁，却被接受范少爷贿赂的权贵先知，便告诉老大。老大以为楚王一发赦令，老二就会被释，何必白送千金给庄生，于是立即去见庄生说：“听说楚王将发赦令，那我兄弟可被释了，故而来告辞。”庄生情知其用意是想要回黄金，便将黄金原封不动退还了老大。老大以为救了老二又没花银子，高兴地携金而出。
庄生痛恨自己被老大这小子所玩弄，再次晋见楚王道：“日前大王因星变将行赦令，但我听国人传言，说行赦令是为了天下巨富陶朱公的儿子杀人被囚，陶家向大王左右行贿之故。”楚王听后大怒，决定先杀了陶家儿子再下赦令。于是，老大终于哭哭啼啼带着老二的尸体回家。全家人自然伤心痛哭，范蠡却镇定地对夫人说：“我料定老大要害死兄弟才回来的。因为老大并非不爱兄弟，只因为惜金如命，舍不得千金送人，而小儿子在财富中长大，不珍惜金钱，所以我坚决要派小儿子去，就是如此。我早就料到这个结果的。”[1] 镒：古代重量单位，一镒合二十两。
春秋理财谋士计然
计然，又名辛研，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主要谋士，他向越王勾践献计献策，对越国的复兴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又是亿万巨富范蠡的老师，范蠡的经营思想主要是受计然的影响。
计然经营思想的精髓，就是未雨绸缪和运筹帷幄。未雨绸缪
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之。故岁在金，穗；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穗，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史记·货殖列传》）。这里，计然说了四层意思：
其一，搞生产经营要有预见性，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年成丰歉，事先做好充分准备，要“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不要等到要用时，才来准备。例如，根据年成丰歉，事先准备好粮食的储备设施，丰收时，要多准备粮仓，歉收时，则少准备粮仓，以免造成损失。
其二，年成丰歉，事先是可以预知的，因为自然界是有规律可循的，生产经营者要善于认识并运用这些规律。例如，根据“岁星纪年法”的“五行”思想，就可认识这种规律，“五行”，即金、木、水、火、土。金年，就会丰收；水年，就会水灾；木年，就会歉收；火年，就会旱灾；又因为金与土皆为穗，所以同是丰收年。
其三，经营生产者要反向思维，旱灾时要为将来水灾时准备好船，以备逃生，而水灾时就要为将来旱灾时准备好水车，以备车水抗旱。
其四，农业生产，12年为一周期，其中，每隔6年有一年丰收，有一年旱灾，每隔12年有一年歉收。
计然的经营思想是告诫人们，经营者要未雨绸缪，根据自然规律来组织生产和经营，才能成功。运筹帷幄
计然曰：“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意思是说，卖粮食，每斗20钱，价格太低，对农民不利，因而不利于农业发展，如果每斗90钱，则价格太贵，对商人不利，则不利于商业发展，最好是在每斗80钱到30钱之间波动，则对农民和商人都有利可图，因而对发展农业和商业都有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农商双赢。他认为，粮食售价只有保持长期平稳，市场才能繁荣。
计然的经营思想，是告诫生产经营者要认识并运用价格变化规律来做买卖才能赚钱；同时也告诫政府管理经济，要保持稳定适度的物价政策，才能同时保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从而才能发展生产和繁荣市场，达到国强民富的目的。
计然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久停息，货物则无利。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物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史记·货殖列传》）。意思是说，经商致富的原则是，货物质量不好或有损坏，就卖不出去或卖不出好价钱，卖不出去或卖不出好价钱的货物就无利可图甚至亏损。在做货物贸易时，对质量不好或有损坏的货物，不要库存，要尽快出售，不要怕价格便宜，舍不得卖，否则，会造成更大损失，甚至一钱不值；同时，还要掌握价格变化的规律，根据市场上货物的余缺情况，就能预知物价的贵与贱，市场上货物供过于求，价格就会下跌，市场上货物供不应求，价格就会上涨，物价是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物价涨得太高了，就会下跌，物价跌得太低了，就会上涨，因此，物价涨得太高时，就要坚决果断地卖出货物，物价跌得太低时，就要坚决果断地买进货物，这样不断地高卖低买，低进高出，就能赚大钱，才能迅速积累财富。
由此可见，当今市场上常见的大甩卖、大清仓、大降价之类的营销策略，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被古代商人认识并运用了。
春秋儒商鼻祖子贡
子贡，名端木赐，春秋儒商。
之所以称其为儒商，是因为他是孔子的高徒，受孔子儒家思想影响深远，他的言行举止，无不体现儒家思想，特别是他从商后，更是如此。又因为在孔子七十二位精通“六艺”的高徒中，只有子贡弃官从商且最富有，是儒商中的杰出代表，所以商界都公认他为儒商鼻祖。内儒外商 为富当仁
子贡弃官经商，积累了千金财富。子贡原来家境贫寒，当年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闭塞不通的小巷子里，可谓是个穷书生。他在孔子名下学成后，就到卫国做官，后来弃官从商，在曹国和鲁国之间买卖货物，通过经商致富。
孔子说：“求富是可以的，虽然是教书人，也是可以求富的。”“不义之财，我是不要的。”为此，子贡向孔子请教：“贫穷但不谄媚，富裕但不骄傲，这种人怎么样？”孔子说：“行是行，但不如贫穷却乐道，富裕却好礼。”子贡后来就按照孔子的教诲去做：“别人不要强加于我，我亦不强加于人。”“人有过错，是正常的。有过错，就要知错；勇于改正过错的人，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历史上“为富不仁”的富贾屡见不鲜，但子贡不同，他坚守“为富当仁”，从不取不义之财，靠的是勤奋与智慧，只有堂堂正正的经营致富，才会受人敬仰。光明磊落 爱憎分明
关于子贡的为人，《史记》记载有三：[1][2]
其一，田常欲叛齐伐鲁，夫子怕家乡遭殃，责成众弟子阻挠其事，子路率先请命，为夫子所止，其后子石、子张请命，皆为夫子否决，唯独子贡请缨，为夫子所允。子贡终不辱使命，辗转于齐、鲁、吴、越、晋之间，充当说客，结果，凭他的智慧和口才，终于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以其超众的勇敢、精明、能干赢得孔子的信任，成为孔子的忠实信徒。
其二，孔子由于怀才不遇，他的学说和思想难以付诸实现，于是子贡为之四处传播。子贡乘坐四马并驾齐驱的车子，带着束帛重礼去聘问、进献诸侯，所到之处，国君没有哪个不是和他分庭抗礼。可见孔子后来之所以能名扬天下，与子贡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其三，子贡后来由于社会名声和社会地位很高，甚至已经超过孔子，当时社会上就有人对子贡与孔子的关系说三道四，子贡对此一一反驳。
有人说“子贡贤于仲尼”。子贡辩说：“如果把孔子比成巨人，那我子贡不到巨人的肩膀，你们是门眼里看人，孔子的学问和为人，不是什么人都能学得到的，能入门者很少。你们这样评价孔子不合适吧？”
有人抬举子贡诋毁孔子说：“子贡是受人恭敬的，孔子的才能哪里比得上子贡呢？”子贡辩说：“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说话要慎重。孔子是不可以比的，天下没有人能超越他，孔子是封过诸侯的人，他生的光荣，死的悲壮，我子贡怎能与孔子比呢？孔子是不可诽谤的，他的才能和品德，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是不能超越的。自己无能失望，何必要诋毁孔子呢？这种人是自不量力。那种以剽窃他人之知而自以为智、不懂逊让而自以为勇、好攻讦他人而自以为直的人，最可恶。对好人好事要加以赞扬，对坏人坏事要予以揭发。扬善惩恶，才是人之本质。”
子贡的言行，充分体现了中国儒商做人经商都遵循“诚”、“信”、“义”、“仁”的传统美德，因而不仅使他当时赢得商界的极高信誉，也是值得今人学习和弘扬的精神遗产。[1] 田常，是齐国大臣。[2] 夫子即孔子。
战国理财家白圭
白圭（公元前370～前300年），名丹，周人。曾先后在魏、齐、秦三国做官，是战国著名的经营理财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就是称赞白圭是先秦时代中国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白圭的理财之道，很值得今人借鉴：“乐观时变”的“治生之术”
白圭在梁惠王做官时，就擅长治税，主张轻税并提出著名的“农业经济循环说”。他认为：天时好坏，与农业丰歉具有周而复始的循环周期，每周期为12年，周期开始的第一年总是大丰收，其后两年“衰恶”，第四年旱，再后两年小丰收，第七年又是大丰收，而后两年又是“衰恶”，第十年大旱，继而又是两年小丰收，下一周期开始又是大丰收，如此反复，以至无穷。他在此基础上，继而提出一套经商理财的原则和方法，即所谓“治生之术”。他的理财原则是“乐观时变”，即主张依据对年岁丰歉的预测，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理财之道。他认为，趁年岁丰收，谷物下跌时，收进谷物，出售丝、帛等物，年岁歉收，趁谷价上涨时，出售谷物，收进帛、絮等物，可从贱买贵卖两方得利。他还强调：当你看准商机后，要当机立断，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犹豫不决。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白圭经营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掌握并运用客观经济规律进行经营运作并且果断决策。他的这一经营理论思想，不仅对指导秦汉年代的经营贸易和生产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至今仍是现代经营者的致富铭言。“智、勇、仁、强”的经营素质
白圭把经营者素质概括为“智、勇、仁、强”四个字。
智，就是要有谋略。要依靠知识和智慧经营，要有大处着眼、通观全局的见识和胆略。他主张，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以足补缺，以丰补歉，使全国各地物资通过流通，互相支援，才能在辅民安民的同时又能为国家理财致富。他说，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货物去换，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收，就用丝、麻等日用必需品去换，利国利民，一举两得。
勇，就是要果断。经营者看准商机，要当机立断。
仁，就是要有仁义之心。他认为，在经营上，既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不靠诡计欺诈。用当今的话来说，就是要有商业道德，要真诚地为顾客服务，因为有顾客才有市场，有市场才有销路，有销路才有利润。
强，就是要守得住财富。不能小富则安，要有忧患意识，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经营者既要有生财之道，又要有守财之能，就如同打仗一样，能打天下还要能治天下。中国有句名言，“富不过三代”，就是说经营者不具备“强”的素质。“强”，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企业要有发展后劲和成长性，否则，就会被竞争淘汰。
白圭在强调经营者的“智、勇、仁、强”素质要求时还说“我经常生产就是像伊尹、吕尚策划谋略，像孙子、吴起运用兵法，像商鞅推行法制那样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不足以随机应变，勇气不足以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硬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方法，我终究不会告诉他的。”克勤克俭的创业精神
白圭提倡，经营者要有勤俭的创业精神。他说：“欲长线，取下谷，长石斗，取上钟。”意思是说，如果买谷物是自己吃，就买差一些的谷物，因为这样可以省钱，减少开支，如果是作种子用，就要买上等谷物，因为这样可保证来年丰收。这种可贵的创业精神，也是现代经营者学习的榜样。
战国大盐商猗顿
猗顿，鲁国人，后移居猗氏（今山西临猗县），以盐致富，是战国时期驰名的大盐商。
猗顿原来是鲁国的一个穷士，他“耕而无食，蚕而无衣”，常年勤劳耕作，却仍苦于不能饱腹，于是他奔走天涯，寻求致富之路。他听说定陶的陶朱公，原来是在越王勾践手下做官，后弃官从商，通过经商致富，于是来定陶求教于陶朱公，即春秋时期著名的富商范蠡（陶朱公），向他寻求致富之道。
陶朱公分析说：鲁地洙水、泗水以北地区，人多地少，没有山林水泽资源，又屡遭水旱灾害，种地自然得不偿失，饱腹都非常困难，还谈何致富？于是指点他说“子欲速富，当言五牧”。意思是叫他经营畜牧业。
猗顿受其启发，决定移居猗氏（猗氏县与临晋县合并为今山西运城市临猗县）经营畜牧业。这里盛产牲畜，畜牧业居天下首位。因此，他专事饲养和买卖大畜牛羊，经过数年经营，很快摆脱贫困，慢慢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畜牧业主。
追求财富是人之天性，猗顿由于饱尝过贫困之苦，故而更是致富心切，他左思右想，觉得单靠经营畜牧业，似乎难得大富。他再三观察思考，发现当地有许多人从事盐业经营都很快富了起来，心想盐是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日用必需品，需求量大，而猗氏一带正是闻名的池盐盛产地，有大量可以开发的盐资源，因此，经营盐业必是一条快速致富之路，于是他把主要精力转向经营盐业。
当时由于盐业生产非常分散，许多小生产者是盐业生产的主力军，因而为商人控制和支配盐业生产经营开辟了空间和道路。这些小生产者缺少资金和生产工具，盐商就给他们提供生产工具和生产费用，换取他们生产的盐。许多小盐场的小生产者们都很穷，不得不用自己生产的盐来向盐商换取饭钱和零用钱。如果他们家中出了什么大小事情，比如生病求医，甚至天灾人祸，就不得不到商人那里去预支用钱，而这些支取的用钱和饭钱等费用，均要打入盐价里，所以盐价就很低，有时甚至是无价的，由盐商说了算。大盐商就是用这种办法来控制和支配盐业小生产者而赚取利润的，猗顿就是这些盐商中的巨富大贾。
汉朝兴起，天下统一，便开放关卡要道，解除开采山泽禁令，富商大贾得以通行天下，交易货物可畅通无阻，汉朝政府又迁徙豪杰、诸侯和大户人家到京城。关中地区从汧、雍二县以东至黄河、华山，膏壤沃野方圆千里，长安附近的诸陵，四方人、物辐辏，集中于此。地方小，人口多，是从事商业的宝地。关中地区以南则有巴郡、蜀郡，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野，楚地多出童仆，劳动力便宜，西边邻近邛、笮，笮地出产马和牦牛。巴蜀地区虽然四周闭塞，但有千里栈道，与关中无处不通，有褒斜通道控扼其口，勾联四方道路，百姓都用多余之物来换取短缺之物，因而商业贸易非常繁荣。天水、陇西、北地和上郡与关中风俗相同。西面有羌中的地利，北面有戎狄的牲畜，整个关中之地只占天下1/3，人口也不过3/10，但财富却占天下3/5，因此，关中的天时、地利、人和，为猗顿经营盐业和畜牧业创造了极大的商机。他利用这一地区优势，走南闯北，快速垄断了这片盐业和畜牧业市场。不仅如此，他还把视角转向海外，开辟了通往欧洲腹地的商路，进行对外盐业贸易。
猗顿除了从事畜牧业和盐业经营以外，还从事珠宝经营，他是当时著名的珠宝鉴赏家。
由于猗顿经营有方，他用10年时间，就成了当时驰名天下的大商贾，因此，他有装饰豪华的马车，华丽的服装，并且能来往于宫廷之中。
敢于重用奴仆的西汉富商刀间
刀间，西汉齐国人。
齐国人有个风俗，就是鄙视奴仆，因为齐国富人都认为奴仆凶恶狡猾，因而对其担忧和戒备，所以一般都不敢雇佣奴仆，特别是做商业生意，唯有刀间例外，他不仅不鄙视、担忧和戒备奴仆，而且还专门收留和雇佣奴仆作为自己事业发展服务的主力军，并且非常重视和重用他们。刀间就是通过收留和雇佣大量奴仆，才使自己致富并成为拥有数千万财富的大富商。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作为成功的商家，要致富，就要“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就是说，欲经商致富，不仅自己要勤俭节约，还要善于用人，要知人善任，并且要有与“僮仆同苦乐”的精神，要用自己的品质去争取人心，获得下属的信任和支持，事业才能成功。他以刀间为例，认为刀间就是这种靠用人致富的大富商，并且总结出刀间用人的四大特点。爱护人才
司马迁说：“齐欲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在齐国富人都怕雇佣凶恶狡猾的奴仆情况下，只有刀间破除世俗和偏见，敢于收留和重用他们，并且把他们用在自己从事的商业经营上，鼓励他们去追逐利润，实属难能可贵。用人唯贤
司马迁说：“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取。”齐国的富人只看到奴仆凶恶狡猾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奴仆优良的一面，他们贫穷并不等于他们无能，他们具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忠诚朴素的品质，只要看到他们的优点，发挥他们的特长，运用他们的才能，同样是大有作为的，他们甚至比那些富家子弟更有上进心和奋斗精神。刀间正是看到他们的本质，使用他们的才能来为自己服务的，例如，刀间大胆放任他们“驾着成队的车骑，去结交郡守、丞相”。敢于让奴仆们去与官府的诸侯、贵人打交道，从而展示和考验奴仆们的公关和外交才能。只有刀间这种具有非凡商业战略眼光和胆识的大商人才能办到，而正是这样大胆使用奴仆，才使奴仆们都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从而帮助他赚取千金财富。知人善任
司马迁说：“桀黠奴……愈益任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此乃是古今中外总结出来的用人之道。刀间正是遵循这一用人原则，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他对来自奴仆的下属，不仅不疑，而且重用，把他们放在重要位置上，放手让他们去施展才能。例如，他让奴仆们乘坐马车，去结交地方官员，与诸侯、贵人们打交道。刀间正是用人不疑，才赢得奴仆们对他的高度忠诚，从而致富。培养人才
刀间不仅爱护和重用人才，而且还培养人才，他不仅通过大胆使用来增长奴仆们的才干，而且维护奴仆们的切身利益，他在自己致富的同时也使他下属的奴仆们富足起来，甚至培养他们成为财富商人。例如，刀间派遣并鼓励下属奴仆们去“追逐渔盐商贾之利”，也就让他们也能赚钱发财。因为刀间深知，只有让奴仆们发财，自己才能致富。
刀间这种别具一格的用人之道，赢得了当地百姓的赞扬，产生了深远的社会效应，当地百姓都说：“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其尽力。”意思是说，宁愿免除做官，也不要放弃到刀间那当奴仆。可见刀间的用人之道是多么深得人心和有吸引力。
如今的许多中国富豪榜中的老板们，他们不仅自己成为亿万富翁，而且他们的员工中也出了不少的百万、千万富翁，这种利益共同体式的用人之道，大概就是从古人刀间那里学来的吧。
致富有道的西汉富商师史
师史，姓师名史，西汉时期的运输大富商，家有财富7000万钱。
师史致富之道有三：地利、人和、勤俭。地利
古时，唐尧定都河东晋阳，殷人定都河内殷墟，东周定都河南洛阳。河东、河内、河南三地居于天下的中心，好像三足鼎立，是帝王更迭建都的地方，建国各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这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是各国诸侯集中聚会之处，也是各国通商要道。
洛阳东去，可到齐、鲁经商，南去，可到梁、楚经商。
泰山南部是鲁国故地，北部是齐国故地，齐被山海环抱，方圆千里一片沃土，适宜种植桑麻，因而盛产丝绸、布帛和鱼盐。临淄又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个大都市。因而这里士、农、工、商、贾（古时，“商”和“贾”所指不同。“商”是指游走各地贩卖物品的人，“贾”是指拥有固定店铺的人，所谓行商坐贾）五民俱备。邹、鲁两地滨临洙水、泗水，当地百姓多经营桑麻产业，但没有山林水泽资源，土地少人口多，因而，人们爱好经商追逐财利。
从鸿沟以东，关山、砀山以北，直到巨野，是过去梁、宋的地方，陶邑、睢阳也是都会。越、楚地带有西楚、东楚和南楚三个地区，从淮北沛郡到陈郡、汝南、南郡，这是两楚。江陵原为楚国国都，西通巫县、巴郡，东有云梦，这里物产富饶，在楚、夏交界处，流通鱼盐货物，居民多数经商，且清廉苛严、信守诺言。彭海以东，包括东海、吴、广陵一带，是东楚地区，这里盛产丰富的海盐以及章山的铜矿和三江五湖的资源。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一带，是南楚地区，合肥县南有长江，北有淮河，是皮革、鲍鱼、木材汇聚之地，江南地区竹子很多，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番禺也是当地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等物产的集散地。
师史抓住洛阳这个难得的地利优势，大力快速发展货运业，他拥有数百车辆，以车载货贩运赚钱，经常往来于各郡、各国诸侯之间，遍及黄河、长江地域，无处不到，因而很快致富。人和
当时贩运货物，主要是靠人力和马车，必须有大量的人力和牲畜，因而，如何开发并利用好人才和畜力资源，是经营成败的关键。恰巧，洛阳地区的人力资源就相当丰富，洛阳人有个民俗，就是许多穷人都愿意外出到富人家学做生意，而且以在外经商的时间长短来显示自己的能耐，时间愈长，表示愈有经商能力，就愈受雇主的青睐。因此，他们常以自己在外经商时间的长短来互相夸耀。有许多在外经商的雇工，就是路过自己的乡里，也不进家门。在这种民俗背景下，师史就能很便宜地雇到大量高素质的雇工，这些人不仅听话，而且吃苦耐劳，所以他的运输车辆很快就发展到数百辆，运输范围遍及半个中国。勤俭
周地居民原本就很吝啬，而师史更为突出。他虽有万贯家财，却能省吃俭用，他出门不坐车，衣着不奢华，吃的是粗茶淡饭，以求得财富的积累。但他的吝啬只是在自己和全家的生活消费上，而在经营生产上却舍得投入，他用的是当时最好的车辆和雇工，为了经营上的便利，他可以不惜投入巨资去闯荡南北市场。
勤俭致富，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师史就是勤俭致富的典型代表。
出奇制胜的西汉富商宣曲任氏
宣曲任氏，姓任，祖先曾任督道的仓吏，宣曲，系汉高祖给下属功臣也就是他的祖先封侯的封地，是西汉富商。
据《史记》记载：汉朝兴起，海内统一，开放了关卡桥梁，松弛了山林水泽开发的禁令，因此，商人们大得其所，想做什么生意都行，特别是大贾富商们更是周行天下。于是，种田务农的，本认为是愚拙的行业，有人也以此富甲一州；沿街叫卖的，本被视为低贱的行业，有人也以此富饶；贩卖胭粉的，本被认为是耻辱的行当，有人也得置千金；卖浆水是小生意，有人也赚钱千万；磨刀是浅陋的小技，有人也得以列鼎而食；胃脯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小食品，有人也以此拥有成队的车骑；医治马病是旁门左道的方术，有人也以此鸣钟佐食。总之，致富没有常业，财货没有常主，有才能的人会财富聚集幅凑，不肖子弟则家产土崩瓦解，而那些凭借智慧与谋略的大贾富商，大的富倾一郡，中的富倾一县，小的富倾乡里，数不胜数。
善于出奇制胜的宣曲任氏，就是在这种宽松政策的大环境下胜出的大贾富商的杰出代表。出奇制胜的宣曲任氏，奇在哪里呢？《史记·货殖列传》记曰：“秦之败也，豪杰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窑仓粟，楚汉相距荥阳，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这里说的是，当秦朝衰败的时候，豪杰富人都争相抢购金银珠宝，企图以此保值增值，而唯独宣曲任氏与众不同，他大量抢购米粟，窑藏粮食。后来，发生战争，楚、汉两军相战荥阳（今河南黄河以南，东至朱仙镇，西至荥阳，南至密县、洧川及黄河以北的原阳县地区），由于战乱，农民无法正常种田耕地，因此造成粮荒，每石米售价高达万钱，于是，当年抢购金银珠宝的豪杰富人，为了活命，都不得不用大量的金银珠宝来换取宣曲任氏的高价粮食。宣曲任氏因此在战乱年代竟轻易地聚集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在战争结束后，金银珠宝又值钱了，于是他就成了当时腰缠万贯的大富豪了。
由此，人们不得不佩服宣曲任氏反向思维的战略眼光和独具匠心的经营才华了。《史记·货殖列传》又记载：“富人争相奢侈，但任氏放下富人的架子，力求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对于田地畜牧，人们争相购买价格便宜的，只有任氏专买价格高而质量好的。任氏的富有，延续了数代。然而任氏的家约规定，不是自家田畜出产的物品不穿不吃，官府的公事没有完成，就不得喝酒吃肉。任氏靠这个来做乡里的表率，所以他富有，而且皇上器重他。”
这里说的是，许多人在富了以后，便会生活奢侈，有的还挥霍无度。而在经营生产农田畜牧上，却是舍不得投入，专拣价钱便宜的货买，不求质量，因而过不了几年，就衰败倒闭了。而宣曲任氏与众不同，他富有以后，从不炫耀富有，而是放下富人的架子，仍然过勤俭简朴的生活，仍旧致力于生产经营农田畜牧，把钱都用到生产经营上去。在田地畜牧上，总是舍得投入，拣价钱贵而质量好的货买，以保证生产经营不断发展。他在生活上，还与家人约法三章，规定不是自家田畜出产的物品不穿不吃，官府的公事没有完成就不得喝酒吃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完成经营生产任务或没有交足国家税赋，自己就不吃不喝不消费。他就是以这种高贵的敬业精神来做乡里的表率，因此，不仅富有，长盛不衰，一直延续数代人，而且还得到当时皇上的敬重。
宣曲任氏的这些出奇制胜的致富之道和可贵精神，在我们现代富商中似乎也不多见，是值得弘扬的。
西汉四大铁王蜀卓氏 程郑 宛孔氏 曹邴氏
蜀卓氏，赵国人；程郑，齐国人；宛孔氏，梁国人；曹邴氏，鲁国人。他们是西汉时期以铁致富的著名大富商，人称“四大铁王”。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汉朝兴起，天下统一，国泰民安，政策宽松，因而经济繁荣，出了许多富商大贾，其中尤以冶铁业最为昌盛，“四大铁王”，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秦击败赵后，为掠夺财富，曾组织大规模强制移民，蜀卓氏被虏掠，要他全家迁徙。当时，许多被迁徙的人，都向主事迁徙的官吏送钱物，以免被迁到边远地区去，结果都被迁到葭萌县（今四川广元西南）。然而蜀卓氏却舍近求远，曰：“此地狭落。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意思是说，葭萌县虽近，但地小贫瘠，听说汶山（今四川屼汶羌族自治县北）脚下，田野肥沃，地里长着大竽头，人到死也不会挨饿。而且那里的百姓擅长做生意，容易经商。结果，蜀卓氏就被迁到临邛（今四川邛崃县），他大喜，因为那里物产丰富，有铁矿资源，于是，经过精心策划，开始冶铁，熔铸器械和钱币。经过几年，他财势过人，家中竟拥有僮仆千人，倾倒滇蜀百姓，他不仅享受着田池猎射的快乐，而且可与国君比拟。
程郑，因父姓程，母姓郑，故取名程郑，也是被秦朝官府从太行山以东迁到临邛的降民。程郑原本为仆人，家境很穷，但他也和蜀卓氏一样，眼光看得远，早就看准了巴蜀的矿产资源，那里有铁矿和井盐，所以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组织迁徙时，他就自愿选择最偏远的巴蜀。程郑来到临邛后，就开始做冶铸生意，他把制成的铁器产品卖给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结果，他与蜀卓氏一起，把临邛发展成为一个冶铁中心，他的财富也与蜀卓氏不相上下，都有千万以上，成为临邛的又一大富商。
宛孔氏，也是被秦朝官府迁徙的降民，但他是从魏国被迁到宛县（今河南南阳市）。他迁到宛县后，就开始大规模经营冶铸业，但他同时还规划开辟鱼塘养鱼。当他积累到一定财富后，就开始与官府交往，他经常车马成群结队去游访诸侯，以借此争取经商发财的便利，所以他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舍赐的美名，然而他经商盈利所得，却远远超过他为结识诸侯而打点花费的那点钱，这就是他与那些吝啬小气的小商人不同的精明之处。结果，他在宛县积累的财富多达数千金。他的从容稳重和举止大方，还成为当地商人效法的楷模。
曹邴氏，也是以铁致富，他的财富多达万钱。鲁地人素有节俭吝啬民俗，而曹邴氏家族则尤为突出。他家父兄子孙都订了这样一个家规：低头抬头都要有所得，一举一动都要不忘利。他家除了冶铁，还做其他许多生意，如租赁、放债等，买卖遍及各地。在他的影响下，当地许多文人百姓，都弃学经商，像他一样追求发财致富。
西汉时期这“四大铁王”，为我国远古的冶铸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使西汉的铁器具有品种多、质量好、数量大、分布广的特点，使铁器遍及兵器、工具和生活用具各个方面，材料质量有各种不同硬度的钢和铁，制作工艺有铸锻、柔化、渗碳、淬火等技术，尤其是出现了用生铁反复加热锻打和淬火的百炼钢工艺，使钢的质量达到较好水平。当时的铁器农具和手工工具已经普遍取代铜、骨、木和石器，铁器的使用已经扩大到广东、广西、云南、新疆、辽宁等边远地区，铁器工艺的发明早于欧洲2000年。据出土文物史料记载，已经发掘的汉代冶铸铁遗址有20多处，其中，南阳瓦房庄遗址就是一个大型铸造作坊，面积12万平方米，有熔炉17座；郑州古荥河有一冶铸兼作的作坊遗址，有椭圆形炼炉两座，有效容积40～50平方米，停炉后留下的积铁重20吨以上，还有各种铸范、风管、炼渣等遗物。可见当时冶铁生产的巨大规模。
西汉“四大铁王”高瞻远瞩、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仅是他们成功的秘诀，也是值得现代商人借鉴、弘扬的经营之道。
西汉大理财家桑弘羊
桑弘羊，西汉（公元前152～公元前80年）洛阳人，商家出身。13岁入官为侍中，因善于心计，“言利事，折秋毫”（《汉书·食货志》）而深得汉武帝宠幸。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出任大农丞，掌管岁计事务。元封二年（公元前110年），升任冶粟都尉，后任大司长、御示大夫，长期执掌中央财政大权。
桑弘羊，在经济上继承了《管子》及范蠡、白圭等先秦思想，并运用到实践中且有创新，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有效的财政政策。国家控制经济
桑弘羊认为，盐铁等经济事业是封建王朝的“霸王之资”，主张“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下之藏”，即一切自然财富都应归国家所有并由国家经营。因此，他在推行盐铁官营、统一铸币政策的基础上，首创了均输、平准和酒类专卖等政策，从而把生活和流通等主要部门和大量经济利益控制在国家手中。这样做：有利于抗御匈奴；有利于打击富豪兼并势力；有利于农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于备荒；有利于平抑物价，安定民生；有利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有利于稳定币值，百姓乐于其业。从而不仅为西汉政权开辟了可靠的财政来源，而且还出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汉书·食货志》）的局面。发展官营工商业
桑弘羊把工商业看做是攫取货币财富的源泉。他说：“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认为，从事商业经营，也可发财致富。他强调商业在流通中的作用，认为当时“百姓匮乏，财用不足”的原因，在于“多寡不调，而天下财不散”，因此，必须通过商品交换，促进财物流通。“有以均之”，才能使“多者不独行，少者不独馑”（《通有》）。农工互利协调发展
桑弘羊认为，农业与手工业、商业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他说：“工业不发达，农业就落后；商业不发达，商品就会短缺；农业落后，粮食就匮乏；商业不发达，财力就薄弱。”即大力发展手工业，就能为发展农业提供足够的农具，大力发展商业，就能使各地的物产畅通和充分利用，增加社会财富，从而促进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因此，他提出：“农商互利”（《通有》）。主张“发展工商，互通有无”（《本议》）。此外，桑弘羊还对大量移民戍边屯田，发展对外贸易以及消费刺激生产，减轻农民赋税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政策。稳定货币价格政策
在货币政策上，桑弘羊提出“币而世易”，即货币应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他说“贷币只能有一种，并由国家发行，民众才放心”（《错币》）。即货币应由国家统一铸造，货币应统一。
在价格政策上，他提出“政策要准确，要平衡国家与民众的利益关系”，“商品短缺，价格上调，反之，下调”（《力耕》），“物价平稳，才使民众放心”（《禁耕》）。即主张由国家运用价格政策，调剂物资余缺，反对那种贵贱无常的市场价格。发展对外贸易
桑弘羊主张通过对外贸易，以制伏异国，或者以国内丰余的商品换取国外的奇珍异物，来满足国内封建统治者奢华生活的需求。
西汉是我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朝代，经济发达，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这与桑弘羊掌管国家财政，推行开明开放的经济政策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桑弘羊不仅是西汉的大商人，也是西汉杰出的理财家。
唐朝理财家刘晏
刘晏，字士安，唐朝南华（今山东东明）人。肃宗时，任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青苗等使，分管或总管全国财赋，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唐朝任理财官20年，使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
刘晏在唐朝的20年理财生涯中，推行了一系列新兴的经济政策。改革盐运
唐朝财政收入主要依靠东南，从东南运租赋到长安，费用很大。由于战争破坏，河南一带人烟稀少，使运转更加困难，刘晏任转运使后，通过实地考察，对运转办法进行了改革。以前运转由人民负担运输费用和徭役，他改为由国家出钱雇人运输。为了方便运转，他还采取分段运转的办法：由江船运到扬州，汴船运到河阴，河船运到清口，然后由渭河运到长安的粮仓，在各段连接处建立粮仓，以便存放和运转。这样，“不发丁男，不劳郡县”（《旧唐书·食货志下》），节省了运输费用和时间，每年从东南运粮110万石到长安，无升斗损失。改革盐法
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盐铁使第五琦在全国推进食盐专卖政策，刘晏对专卖政策进行了改革，只在出盐之乡置盐官，收购盐户所生产的盐，转卖给商人，听任商人运盐至任何地出卖。距产盐区远的地方，则设常平盐，在盐贵时减价出售，做到“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新唐书·食货志四》）。在刘晏任转运使期间，盐利收入增至原来的10倍。行常平法
常平法包括常平仓、常平盐和平衡其他商品的价格。刘晏注意及时掌握商情，建立了一个效率很高的物价情报网，即边远地区的物价变动，在几天内就知道，故“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常平（《刘晏传》）。整顿税制
大历（766～779年）年间，曾对原来的地税、户税等进行整顿，为杨焱在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创造了一定条件。此外，刘晏任铸钱使时，每年在江淮铸钱十几万贯，运往长安和荆、扬二州使用。理财以养民为先
刘晏把赋税的增加建立在户口增加的基础上。他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资治通鉴》）。他增加赋税收入的办法，不是单纯依靠增税，而是通过实行有利人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以促进人口增加和生产发展，使税源得以扩大，如改革运转制度，采取雇佣劳动办法等。在他任转运使初期，全国人口只有200万，后来增加到300万，而增加的人口都在他管辖的地区。赈济贫民政策
在赈济贫民问题上，刘晏有独特的主张，不赞成进行无偿的赈济。因此，在发生灾荒时，他除了及时进行减免税赋和必要的放贷外，主要是利用常平法，在灾区卖出粮食，收些其他杂粮，运到别处出卖或留官府自用。他认为这样做，既不会造成国用不足，又能使“下户力农”得到好处。
清朝东方第一商孟乐川
孟乐川，山东济南人，是清末名闻京华的大绸布商，业内人号称“东方第一商”。
孟乐川是亚圣孟子的后裔，生于商人与儒家人混合的家庭，深受浓郁的儒文化和东方商人“以德为本、以义为先、以义致利”的经营思想和理念影响。“瑞蚨祥”是一个在中国大地上经历了400年的中外著名的古老商号。“瑞蚨祥”创办于大清康熙年间，它的创始人叫孟鸿升，是山东济南府丘县旧军镇人，是孟乐川的祖辈。孟鸿升以经营土布起家，积累了原始资本后建立商号叫“万蚨祥”，后又改为“瑞蚨号”。孟乐川的父亲叫孟传珊，生有四个儿子，孟乐川排行老四，原名叫孟继笙，字鸿生，号洛川，从小精明能干，人称“孟四猴子”。
孟乐川18岁就继承祖业，同治七年（1868年），担起了孟氏家族的经营大业，他掌握商号大权后，就将“瑞蚨号”改为“瑞蚨祥”。“瑞蚨”是象征钱能来回周转（蚨，又称青蚨，形似蝉，母青蚨将卵产在花草的叶子上，再将血涂在卵上，如果有人拿走它的卵，不管多远，母青蚨也能把它找回，商人以此来象征财源的进出周转），“祥”，是象征永远吉祥。孟乐川掌管“瑞蚨祥”大权长达70年，他除了“瑞蚨祥”商号外，还有“庆祥”、“瑞生祥”、“瑞增祥”等许多布店和钱庄，从1903年起，除了山东济南外，还在北京、青岛、天津等许多大城市都开设了“瑞蚨祥”分号。清末，“瑞蚨祥”已成为北京最大的绸布店，拥有五个字号，即东鸿记茶庄、瑞蚨祥总店、鸿记皮货店、西鸿记茶庄、西鸿记绸布店。直至解放，天安门广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都是用“瑞蚨祥”提供的面料制成的。至今，北京“瑞蚨祥”绸布店，仍然保持原来的传统风貌，营业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瑞蚨祥”之所以驰名中外400年而长盛不衰，源自于孟乐川倡立的以下经营思想和经营宗旨：其一，以德为本、以义致利的商业准则。“瑞蚨祥”绸缎布匹的经营信条是“明码实价、言不二价、童叟无欺、足尺加一”。当年，一般绸布店都是先把价格抬高，然后让顾客讨价还价，“瑞蚨祥”不搞这一套，标价后不能还价，但顾客货比三家后，仍确认“瑞蚨祥”货真价实、买卖公道，而且还有买1丈送1尺的优惠。“瑞蚨祥”做生意，把顾客真正当“上帝”，凡来到“瑞蚨祥”的顾客，站在大门口的四个店员立即拉开店堂大门，笑容迎接，并立即由售货员上来请上座、看茶，如果是大宗生意，还把你招进后堂，请上座、送好烟，并根据顾客需要，把绸布呢绒一一端到顾客面前任你挑选，然后，送货上门，并且平常不用交付现金，可在折子上记账，到每年端午、中秋、春节再结账。如果是红白喜事，或者是老人做寿、小孩生日，还给顾客送“幛子”，即用布、绸、呢等料子，裁成两幅，长8尺折好，并用红纸题上字，如“花好月圆”、“寿比南山”等祝福语，再用大头针别在布料上，赠送给顾客。“幛子”的字都是由专门雇佣书法好的店员来题写，书写者还对围观顾客口称“诸位指教”的广告语，使顾客心里感到特别亲切和舒服。“瑞蚨祥”店里，常年设有上等茶水招待顾客，顾客可以一边聊天歇脚，一边免费品茶。如果是老顾客，头天买了布，第二天再买时，价格涨了，仍照头天未涨的价格买，以让老顾客满意。其二，生、食、为、用的治店宗旨。
孟乐川对全店伙计，要求非常严格，他管理有序，铁面无私，经常告诫伙计要“生财大有道，生之者心，食之者寡，为之者急，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即只有大家都用心经营，为顾客所想，经营才能长远兴旺。其三，多元化经营策略。
20世纪初期，济南随着商埠的开放，云集了大批的中外商号，竞争日趋激烈，为了应付竞争，“瑞蚨祥”及时调整并实施了多元化经营策略，从而取得了大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瑞蚨祥”已经发展成为集布匹、绸缎、绣品、皮货、织染、茶叶、首饰、钱庄、当铺等众多经营项目，共16家企业30个分店，并以济南为中心，辐射至北京、天津、沈阳、包头、青岛、烟台、上海、武汉等许多城市，仅济南一地就有房产1000余间、资金180余万元之多。
孟乐川的经营之道，给了商家什么启示呢？
陕西商帮
又称西商。陕西是“丝调之路”起点
始于战国，鼎盛于明朝，衰落于清初
创立了“掌柜制”，中国第三大商帮
主营：棉布、茶叶、药材、水烟四大行业
战国红顶富商乌氏倮
乌氏倮，名倮，乌氏县（今甘肃平凉县）人，是战国时期有名的红顶大富商。
乌氏倮原来并非职业商人，据史料记载，他是“夫倮鄙人牧长”，也就是牧养牲畜的牧民。
乌氏倮的致富之道与众不同，可谓之为“曲线”致富。乌氏倮经营畜牧业，可他与一般人做生意的方法不一样。一般商人是用高出低进和不断扩大经营规模的途径，把买卖做大，从而逐渐积累起大量财富。他是先饲养大量牲畜，然后将它们卖掉，再用卖得的大量资金去收购珍奇宝物和丝绸精品，然后将这些宝物和精品作为礼品敬献给戎王，戎王深为欢喜，于是用10倍于他敬献礼品价值的财富还赠给他，其中仅送给他的牛马牲畜数量，就多得要用山谷为单位来计算（因为难以用“匹”、“头”来计算），可见戎王给他的回报是何等的厚重。乌氏倮拿到这些回报的牲畜和物品后，又拿到市场上去出售，结果就成了十倍于他原来资本的大富豪。乌氏倮的这种“曲线”致富策略，不仅使他成为富豪，还使他功成名就，因为当时官府为了鼓励百姓多养牲畜，以繁荣经济、改善民生，规定凡牧马200匹，养牛、羊、猪多达1000头者，可做千户侯。为此，秦始皇命他进京，封他为君侯，并且按照朝廷朝拜的规矩，按时请他与列臣一起入宫朝见，因此，他就成了红顶商人。
乌氏倮的这种“曲线”致富，与当今一些不法商人用行贿的手段与政府官员权钱交易有本质的不同。奸商贿赂官员，损害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又腐蚀了干部，违犯刑法，是一种犯罪行为。而戎王是当时的氏族长者，并非政府官员，乌氏倮给氏族长者敬献礼物，氏族长者给族民回赠，是礼尚往来，并非权钱交易，是符合当时的法制和道德规范的，乌氏倮的财富不是靠官员的权力取得的。
据史料记载，在秦汉以前，我国丝织生产已很普及并已作为商品向西方输出，丝绸织物已进入康藏高原。同时，为了丰富家畜种类和改良品种，以提高和发展畜牧业，汉代开始已注意从西域引入优质驴、骡，因此，出口丝绸织品，进口优质品种牲畜，就成为当时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形式。乌氏倮利用他极为有利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条件，开始进行丝绸织品和优质牲畜的进出口贸易。天时上，当时朝廷鼓励商人进口优质牲畜品种和出口丝绸织品，以繁荣经济、改善民生；地利上，乌氏倮所在的乌氏县，是中国内地通向西方的商业要道，是我国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要埠；人和上，乌氏倮不仅是当地的大畜牧业主，而且还是秦始皇加封的君侯，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在当时都是得天独厚。因此，他在大力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开始做丝绸出口贸易。他一方面从内地大量收购丝绸织品由甘肃经新疆输往西方，另一方面又从西方输进大量优质品种的畜种，为他的畜牧业大发展虎上添翼，他就是通过畜牧业和商业进出口双向贸易而成为当时最为盛名的丝绸贸易大商人和大畜牧业主的。
天时、地利、人和，这是经商致富必不可少的机遇条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商界人士都能认识并抓住它的。当今中国，国泰民安，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别是进入我国从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开始的新发展期，这是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目标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有许多世纪大商机，例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创新节约环保型经济、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正因为如此，世界巨商都在挺进中国市场，抢占商机，我国企业家和商界人士能像乌氏倮那样看准并抓住摆在面前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世纪大商机吗？
中国最早的女企业家巴寡妇清
巴寡妇清，名清，战国时期（公元前316年）巴郡枳县（今涪陵）人，年轻丧夫，无子女，是一名寡妇。由于她继承祖业，靠采炼丹砂发家致富，所以被近代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称为中国最早的女企业家。巴寡妇清有多少财富？
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张仪和司马锗灭蜀后取巴，置巴郡治江洲（老重庆）、垫江（今合川）、阆中（今阆中）、江阳（今泸州）、枳县（今涪陵）等六县，而巴寡妇清就是这六县的首富。巴寡妇清究竟有多少财富？没有人能说得清，但据史料记载，她家有仆人上千、工匠及士兵多达上万人，而当时枳县总人口才不过四五万人。当时世界上较为发达的欧洲也没有上万人的企业，所以，巴寡妇清又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企业家。
巴寡妇清腰缠万贯富甲一方后，秦始皇就派人把她接入皇城，当时众多王公贵族都被她的风采所折服，她被秦始皇誉为“贞妇”，得到高规格接待。就在这时，巴寡妇清决定捐巨资支持秦始皇修筑长城，以保家卫国。秦始皇为此在她死后，专门下旨为她修筑“怀清台”以示褒扬。此后无人再享此待遇。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大缴兵器，对私藏兵器者实行严惩，唯独巴寡妇清却拥有一支数千人的私人武装，足见她当时的财富之巨、势力之大以及她在秦始皇心目中的地位。
据重庆市考古队发现，巴寡妇清当年专门囤积武器的库房，当地人称之为武库的遗址，如今仍存。秦始皇为巴寡妇清修建的“怀清台”，面长江而卧，如今也成为旅游景点。当地老百姓都记得她并弘扬她的为人和事迹，对她怀有亲切的感情。巴寡妇清是怎样致富的？
巴寡妇清的祖先炼丹起家，她继承祖业，掌握并提高炼丹技术，合理安排生产布局，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而成为当时巴国的首富。
丹砂是一种冶炼汞（水银）的原材料，早在我国出现，当时主要用于医药和建筑。在商代，巴寡妇清的先辈，已懂得利用汞的化合物来医治癫疾或作为镇静药物，将丹砂辗成粉状，在医治镇静安神方面有奇效，因而成为当时极为珍贵的药物。从西周到秦始皇，服食金丹一直是各国帝王渴求长寿的妙方，秦始皇更是把它作为能够长生不老、与天齐寿的灵丹妙药。同时，帝王将相陵墓也需要用汞进行防腐，秦始皇陵内就把灌注的汞做成百川江河的格局。当时各国崇尚赤色，历代帝王宫殿、台阶均为赤色，称为“丹墀”，也需要大量丹砂，例如，在甘肃出土的石器时代墓葬中就发现有丹砂，在山西长治战国墓中出土的镀金车马饰物，当时的镀金技术就要采用汞。这种具有广泛用途的原材料，既可药用，又可用于染布和建筑，因此深受皇家王室的喜好，殷商时代的巴人，就把丹砂作为向王室纳贡的贡品，因而在战国初年至秦始皇时代的几百年中，丹砂成为盛销不衰的产品。
富硫矿是丹砂的主要原料，巴寡妇清所在的巴郡枳县就是盛藏富硫矿的地方，因此巴寡妇清的炼丹规模非常庞大，当时仅此一处，她所拥有的炼丹场地面积约相当于现在的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巴郡枳县东西跨度巨大，虽有水路，但沿途崇山峻岭，加之丹砂提炼出的汞密度大，致使丹砂的采集和运输很困难，炼出的丹砂如何迅速运出成了大问题，巴寡妇清为此采取多点分散生产的办法，她在枳县东南西北临江高地进行多点冶炼，省去成品汞的繁琐搬运，因而大大提高了效率和产量。为了扩大销路，她顺长江而下，将丹砂运到中原地区，又通过古褒斜道翻越秦岭进入咸阳、长安以及由水路至巫山罗门峡口，经150公里栈道通大宁河，再北上出川进入秦岭古道，西运蜀国。
巴寡妇清科学的经营运作和秦始皇给予的优待政策（允许其拥有私人武装，以保护其产业和财富），使她很快成为战国时代最大的丹砂业主，巴国也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丹砂供应地。
西汉子钱家无盐氏
无盐氏，无盐，是复姓，西汉子钱家。子钱家，就是专事经营借贷信用业务的商人，相当于现代的银行家。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吴楚七国起兵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1]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司马迁说的是，在西汉景帝时期，吴楚七国叛乱朝廷，即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和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州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发动叛乱。朝廷为平叛，派周亚夫为太尉，在3个月内就平定了吴楚及其他五国的叛乱，结果，以七国叛乱的诸王或自杀或被杀而失败告终。在这次叛乱中，朝廷要派兵平叛，于是在长安城中的高官爵位和封地贵族们必须行从军旅，应征作战，为此，他们需要借贷有息之钱，以备行装。但当时的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们的食邑都国均在关东，而关东的战事胜负尚未决定，因此，没有人肯将大量金钱贷给他们，只有关中的子钱家无盐氏肯拿出千金贷给他们，其利息为本钱的10倍。结果，这场叛乱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平息了，故无盐氏在1年之中，就得到10倍于其本钱的利息，从而大富，成为关中大富豪。
据史料记载，西汉时期，由于汉朝一统天下，社会经济欣欣向荣，生产事业蓬勃发展，全国经商环境大好，农民纷纷弃农经商，因而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富裕的最好的一个朝代。关中地区，是西汉首都所在地，当时，由于高祖至武帝已执政近20年，工商事业已相当发达，所以这里的富豪很多，社会资本积累和需求两旺，故子钱家很多，而且利息率与风险挂钩，风险愈大的贷款，利息率就愈高，无盐氏就是这些子钱家中最成功最大牌的杰出代表，因为他能在战乱纷争的关键时刻，准确把握当时的政治、经济时局，因而高人一筹，敢冒风险，果断做出用高息给应征作战而又需要银子的列侯封君们大量贷款的决策，所以他发了大财，这财富就是胆识和智慧的结晶。无盐氏的成功，给人们怎样的启示呢？
其一，政治经济时势和国家政策，是影响社会进步还是落后的决定因素。
西汉时代之所以能多出豪富，是由于当时政治上的有权者，不会借手中的权力来欺压平民百姓，因而使平民百姓中的有钱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商业行为，特别是那些手中握有政权和兵权的长安列侯封君，不会依仗手中的权力强令子钱家借钱，他们能听任子钱家自愿借钱，而在打仗胜利后，也不会赖债，特别是高息债务，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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