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童安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10-12 03:44:05

点击下载

作者:(美)吉姆·谢泼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恶童安伦

恶童安伦试读:

1

0》¥10¥(10)!美]吉姆·谢泼德设计:小暑暑排版:小暑暑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时间:

2

018-01-01ISBN:9787508662

3

98本书由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1

爸爸妈妈给我起名叫安伦,可爸爸说真该叫我捣蛋鬼,舅舅则跟人说应该叫我糊涂虫。我会两手拿着药瓶把它们敲碎,把邻居家养的小动物从围栏里放走。妈妈说我还小,爸爸不该这么打我。可爸爸却说,这孩子就是欠揍。舅舅对妈妈讲,我一个人把全家人身上的疯劲儿都吸走了。

当我跟妈妈抱怨这些时,她说我只能怪自己。在我们家,治疗牙疼的方法就是给自己一边脸一巴掌。哥哥常嘟囔,我们从小连坐垫或枕头都没有,只能将就。每到这时妈妈会说,有本事就多抱怨,怨气多一点就能帮她把炉火生起来了。[1]

舅舅是妈妈的哥哥,他是第一个叫我沙玛的,因为我总会干出一些蠢事,让他指着自己的鼻子警告我,“你的事儿上帝可都知道了”。我们跟另一户人家同住在靠近立陶宛边境的城市——帕内韦日斯的一栋房子里。我们家住前屋,墙上有四格窗户,屋里有盖着锡片的炉子。爸爸总在外打工赚钱,有一段时间他倒卖动物皮毛。妈妈想让他换份工作,可他总说,教皇统教,农民种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妈妈靠给别人家擦地来补贴家用,白天她不在,邻居们就对我们肆意妄为,偷我们的食物,把东西扔到大街上。妈妈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后,又不得不为白天的事跟邻居吵起来,每当这时我就躲在院子里的垃圾堆后面,偷偷观察着一切。哥哥们回来后也会帮着妈妈。吵完之后他们总会问,咦,沙玛哪儿去了?我还是藏在垃圾堆后,呼呼的风把沙子都吹进了我的眼睛里。

[1]Sh'maya,希伯来语为,拉比犹太教形成时期的著名拉比,被尊为圣哲。——译者注,下同。

舅舅说,沙玛这孩子总是只顾自己。可我没想过要那样,我也想了好多改进的办法啊,我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嘀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都闷闷不乐。

妈妈曾试着教我认读字母,可我没学会。她拿来一块木板,上面贴着一张表,她指着上面的小鸟、小人或者钱包,然后又指着它们下面的字母。妈妈花了一整天教我写曲曲直直的希伯来字母,可我就像个野孩子似的,叫不出东西的名字。老师们跟我讲话,我只呆呆瞪着他们。,我不认识这些字母,它们也不认识我。搬家前我的最后一份成绩单上写着:品行,不合格;宗教,不合格;算数,不合格。连手工课都不合格。爸爸说这是他见过的最糟糕的成绩单了,让大家看看,我到底是怎么搞的。妈妈劝他,也许这孩子在别的地方能做好呢。爸爸告诉她,就算这孩子再活一遍也还是这副德行。他还说,一个有着坚强品格的人能够改过自新,但是一个懦夫却不行。我常常会想,是不是别人也跟我一样学东西这么费劲呢?我也常担心,要是自己什么都做不了该怎么办。成为我这样的人实在太可怕了。

下雨天我会在街上把东西堆成堤坝来分散水流,再找些木板用棍子推着它们绕水坑玩儿。妈妈把我从外面的暴风雨拽进屋里,她说找到我的时候,我坐在那里,满脑子都想着鱼和煎饼。她把我放在贴着火炉的床上,说我几乎所有的病都得了一遍:水痘、麻疹、猩红热、百日咳……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像死着度过了。

晚上我躺着睡不着,就像邻居家的狗在等过路的马车。如果妈妈知道我没睡着,无论她自己多累,都会来到我的床边。为了让我尽快入睡,她告诉我,如果闭紧眼睛,天上那些亮光和星球就会从眼前飘过,很快消失,甚至来不及数一数。妈妈说,她爷爷曾告诉她,是上帝用自己的小拇指静静地操控着这一切。我跟妈妈说对不起,她说她并不担心我的学业,只关心我跟家人还有邻居相处得好不好。她说很多时候我的嘴巴动了,脑子却没动,或者脑子动了,心却没有。

弟弟出生的时候,我跟妈妈说真希望他被丢进鸡棚。四岁那一整年我都闷闷不乐,因为一只胳膊上注射了感染的疫苗。妈妈说,即使旁边有别的孩子,我也是自己玩自己的。两年过去了我什么也没学会,不会游泳,也不会骑车。我没有爷爷奶奶,姑姑婶婶,也没有教父教母。我问为什么,爸爸说因为社会上的寄生虫们衣食无忧,而那些值得尊敬的人却只能喝脏水,妈妈却说他们只是病了。我之前念儿童宗教学校,直到有天爸爸从外面回来说,已经1936年了,该让我接受现代的正规教育了。我很高兴能转学,因为宗教学校的老师胡子里总是留着饭渣,答错问题会用小棍打手,他家闻起来就像狗窝。后来我到了公立学校,那里到处都干净不少。新老师穿着欧洲风格的衣裳,爸爸也很满意。老师教会我识字后我就开始自学,因为无聊,谁也不认识,只好看书。

在新学校我遇到了第一个朋友,他叫约迪,我很喜欢他。跟我一样,他也是在别人眼里没什么前途的孩子,总是挂着鼻涕跑来跑去。我们俩常常做筏子放进河里,练习往远处吐口水。他也叫我沙玛,我叫他尿床鬼。约迪一犯事儿,总能躲得很远而不被老师抓到。一天早上大家都还没来,我们俩用棒子打木片,可是玩得太尽兴,不小心把教室窗户的玻璃打碎了。我们还吓唬那些背着漂亮书包、从来不会像我们一样光着脚的男孩。在家里约迪也经常给我惹麻烦。有一年安息日,我把家里的剪刀掰成两半,做成两把“小剑”,他一把我一把,可我也因此挨了一顿打。约迪的妈妈在因为牙病去世之前,只会教他唱一些悲伤的歌曲,其中一首是关于西伯利亚国王的。约迪妈妈刚去世他就来找我,可我却躲着他。第二天他告诉我,两个男人来家里把妈妈用木板抬走了,后来,他爸爸也带着他搬走了。

一年夏天,爸爸的表亲从华沙寄来了一张明信片,告诉他可以到自己的工厂里工作。那家工厂负责把棉线加工成布料。父亲搭着一辆载满鹅的货车去了华沙,后来也把我们带了过去。我们全家搬到了柴门霍甫街21号的6号公寓里。妈妈让我们把这个地址记住,免得走丢。弟弟因为肺病,只能整天趴在后窗看外面的垃圾箱。我们都觉得这次搬家最好玩的地方是广场对面那家裁缝店。那里的裁缝为军队做制服,窗户前摆着三排手一样大小的模特,都穿着小尺码的制服。我们特别喜欢那些小小的军标和勋章。

那时是夏天,家人希望我也能去工厂工作,可是路太远,得坐电车。我们被关在一间小屋里,没有窗户,一共五个男孩负责做布料。我们需要不断地摩擦布匹,直到磨出冬天长袜的那种纹理。每一匹布都要花几个小时,个头跟我差不多的孩子,得用胸部抵着刀片使劲摩擦才行。天热的时候,汗水不断地从头上冒出来,就像雨水顺着房檐往下淌。那些男孩总会打趣道:“瞧,我们这儿从乡下来了个多么努力的年轻人啊,他肯定要在镇上出人头地啦!”我却想:来这儿就是让他们嘲笑我吗?那之后我就没再回去工作了。

爸爸说他真想结结实实揍我一顿,揍到我抬眼皮都觉得疼。我像只老鼠一样藏在扫帚下面。妈妈劝他消消气,毕竟家里还有很多事我能做,过几周也要开学了。爸爸最后只得作罢,说这孩子也只能躲过这一会儿。妈妈告诉他,这就够了。那天晚上他们开始打呼噜的时候,我偷偷爬到床上,亲了妈妈一口,把毯子从爸爸的脚上扯到一边,盼着他着凉。

晚上因为睡不着,我就帮着妈妈做白天的家务。她得意地跟每个人说,有这么一个不怕早起的孩子真是幸福。我做得很卖力,经常陪着她,帮她洗完了一桶衣服,还给弟弟拿热毛巾敷在胸上。她问我这样是不是比整天打碎瓶子到处惹麻烦好多了,我说是的。当时我个子很小,妈妈拖地的时候我还能蹲在拖把前面的毛上。

妈妈跟爸爸说,至少孩子们现在规矩多了。爸爸回道,可是没一个身子骨壮实或脾气好的。晚饭的时候,他还笑妈妈做饭也像洗衣女工一样。“那你到外面饭馆吃吧。”妈妈回了一句。她后来跟我说,小时候她从不抱怨,所以她妈妈心里很清楚谁才是最懂事的,一直让她待在身边。于是我也学着在灯关了以后才做回自己,而白天就假装一切都很好。

新学校里,我们围坐的桌子不像之前学校那样脏兮兮的,而是真正的学校长椅。我想多看书,可是没钱,跟同学借也总被拒绝。被欺负了也是等到上课铃快响了才动手。一次妈妈跟老师反映,有同学叫我“脏犹太小孩”,老师反问道:“他难道不是吗?”从此以后妈妈让我每周都洗一次澡。后来有个老师把一个女孩的耳朵拧掉了,妈妈知道后把我转回一所犹太宗教学校,那里也教波兰语,只离两站路。可每当老师让我干点什么我还是总往后缩,就像狗见了棍子似的。新老师问妈妈,到底该拿我这样一个浑身毛病的孩子怎么办。他说我就像只狐狸,虽然只有八岁,却很狡猾。妈妈把跟老师的谈话告诉了爸爸,他又把我痛打了一顿。那天晚上,妈妈坐到我床边问我原因,一开始我说不上来,后来我告诉她,我觉得大部分人并不理解我,理解我也不会改变什么。

我的两个哥哥都出城找到了工作,他们把羊赶到屠宰场,天黑之后才回家。哥哥们跟爸爸的想法一样,觉得妈妈应该待在家里,所以她悄悄告诉我,她打算接更多洗衣服的活儿。妈妈说,这虽然不是摇钱树,但也能帮上大忙,特别是在逾越节和岁首节之前。她还告诉我,她已经用私存的钱买了香皂、漂白粉和水桶。每次爸爸经过她藏着钱的地方,她都会紧张得头皮一阵发麻。我又问妈妈为什么不自己留着这些钱,她听了很开心,说等我九岁了就让我全天帮她忙。我听了很高兴,因为我知道,一旦有了足够的钱,我就要逃到巴勒斯坦或者非洲去。

逾越节前的一周,我们在炉子上架了大锅烧水,把妈妈的客户送来的床褥和衣服放进两个金属镶边的桶里。她先用一块黄色的肥皂把所有东西打上泡沫,冲干净之后再甩干,最后用篮子装起湿衣服送上阁楼,她已经提早在那儿的每一根椽子上都挂了绳子。为了让风吹进来,我们晚上也开着窗,可妈妈就因此没法休息。她悄悄跟我说,有坏人专门跳上屋顶偷衣服。听了这话,我就到阁楼上去睡了,好让她放心。“看,你其实不只会关心自己。”第二天清晨妈妈叫醒我的时候这样说。她轻轻地吻了吻我的额头,手摸着我的脸。妈妈这样抚摸我的时候,那个总是被别人嫌弃的自己仿佛消失了。尽管如此,我也没让妈妈知道当时我已经醒了。

学校里没人和我一起玩,所以一放学我就回家帮妈妈干活。弟弟睡着的时候,我和妈妈聊了这些天发生的事。前些天在格西街的电车站附近,我遇到了一个骑着马的士兵,他从鞍囊里掏了些硬币给我。妈妈听了问我,那你有没有跟人家说谢谢?当然,我那时忘了。妈妈想法跟我一样,觉得这事有点古怪,她猜那个士兵是想起自己的孩子了。我们还听到邻居吵架的声音穿过堂厅。妈妈告诉我,那家的爸爸整天都在犹太教堂,给自己在另一个世界保住一个位置,而妈妈要想方设法让每个人吃饱。那个妈妈生了十四个孩子,只有六个活了下来。我说他们或许不会再要孩子了。妈妈说,希望上帝能保佑那位母亲,让六只翅膀的小天使带着好消息降临。

我帮妈妈做各种各样的事,可她总让我多照顾弟弟。弟弟什么都怕。妈妈在他床头点上蜡烛,让屋子里不出现黑影。弟弟的房间没有窗,夜里他总觉得有人站在窗户外面,或者有人在敲窗户,每次就只能哭着入睡。妈妈过去安慰他,让他别怕,可他的眼里依然满是恐惧,吓得我都不敢看。爸爸呵斥说别哭了,可这非但没有任何效果,他反而哭得更厉害。他又警告弟弟说,这栋楼里每个人都明白,父母是不会跟孩子妥协的,只要犯了错,就会受到惩罚。眼看爸爸快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了,妈妈赶紧把他推进另一个房间里消消气,让我和弟弟待在一起,想办法让他安静下来。

弟弟是个药罐子,床头摆着各种药片、药水还有呼吸器。妈妈教过我们,弟弟呼吸困难喘不上气的时候该怎样让他的头向前倾。弟弟不喜欢整天闷在家里,一次他离家出走,给我们留了字条,说他再也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之后便消失了两天。后来弟弟一回来妈妈就把他锁进了屋。他只好把椅子拖到床边,看看外面的世界。

虽然我不懂弟弟,可我喜欢他面无表情又安静的样子,而且从来不抱怨。别人把好吃的递给他,他拿着,瞥上一眼,然后又递给我们。除了睡觉和对着窗外发呆,他就是黏着妈妈。生气的时候也不哭不闹,不对人发火,只是静静走开,好几天不说话。妈妈说,这孩子太安静了,智慧都藏在心里。外祖母也是这么说妈妈的。妈妈还告诉邻居,在弟弟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有次为了不让她离开,他张开手脚躺在电车轨道上,最后她不得不把他抱回了家。后来妈妈再问起这件事时,弟弟都会用手捂住她的嘴巴。

弟弟爱听广播,也正因为这个,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了雅努什·科扎克的节目。每周四的下午我都得和弟弟一起坐下来,隔着墙听广播。隔壁邻居的妻子耳朵不好,总把收音机开得很大声。那档节目叫《老医生》,我很喜欢,即使科扎克时常抱怨自己总是独自一人,却同时想着关切他人,特别是孩子们。这档节目吸引我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总能让我获得惊喜。有时候科扎克会采访夏令营里面可怜的孤儿,有时他会畅谈他喜欢飞机的原因,或是讲个童话故事。科扎克还会模仿各种奇怪声音。我问妈妈为什么这档节目叫《老医生》,她答道,让一个犹太教育者来塑造波兰孩子们的思想,好多人都不乐意。

也是那一年,我生平第一次在餐馆里吃饭。爸爸当时赚了点小钱,就带我去庆祝,也没告诉我钱是怎么来的。人生第一次,我能挑选自己爱吃的食物了。我一边吃,他一边考我有关扬·亨利克·东布罗夫斯基的知识,看来他真把自己当业余历史学家了。吃甜点的时候,他用自己的牙齿咬碎了核桃壳,逗得我哈哈大笑。那天晚上,我梦见簌簌的风中一只乌鸦停在我的肩上,黑斗篷在我身后随风飘荡。第二天早上爸爸穿衣服时,我用胳膊紧紧搂着他。“这孩子今天怎么了?”他出门之前问妈妈。

我不爱搭理街道里的孩子,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回应我。有时他们会朝我丢石子。夏天来了又去,我想学骑车,就跑到一个有自行车的男孩那里,他答应教我。第一次课后我就能自己骑了,可那以后他却不肯再教我。有天晚上我坐在一帮不认识的孩子旁,认识了鲁特克,那帮孩子让我离远点儿,我没照做。鲁特克戴着一顶兔皮带护耳的帽子。有个孩子问他帽子哪儿来的,鲁特克回答是从那孩子妈妈两腿之间找到的,接着那帮人开始对他动起手来。有人把鲁特克推到我身上,我接着用力推了那人一下,结果他倒在地上,脑袋磕到了铺路的石头。其他人开始追我们,鲁特克带我钻进隐藏在矿道旁的地道里,那群人没发现,跑了过去。我问他怎么找到这里的,他说从我出生起他就开始躲躲藏藏了。我们蜷缩在黑暗处,再问他问题他就不作声了,只是像只小狗那样不停地吸鼻子。

其实鲁特克个头比我还小,所有人都错把他妹妹当成了姐姐。他说自己家那个小村庄很可怜,地图上都找不到,全村只有三排农舍,篱笆围着,到处都是泥。他上过一年学,在米拉街一所教《塔木德》的犹太学校里。他说那所学校臭名昭著,毕业生大多一事无成。他爸爸是城里最强壮的搬运工,能拉动套在身上的手推车,跟马相比也毫不逊色。从罗兹运来的装机器的板条箱,体积很大,三个人一起搬都费劲,对他爸爸来说却很轻松。没活干的时候他就坐在酒馆里,平常在雅鲁泽尔斯基家大院旁的火车站干活。那里的环境着实吓了我一跳。烟不断从炉渣堆里冒出来,熏黑了忙碌的码头上方的天空。

妈妈听说我交了新朋友很是高兴,但很快她就不乐意了,因为我总是和鲁特克混在一起,没人照看弟弟。鲁特克教我从蔬菜车上偷东西,我们其中一个故意制造混乱,这样即使那些小商小贩互相帮忙看着,也没人发现另一个人在干什么。他拿着从书报摊上偷来的法语小册子在上面指指点点,结果发现我对女孩子一无所知。是的,我确实一点儿都不了解,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还对几个猥琐的俄国人骂骂咧咧,发现我对政治也一无所知,这也不假。

鲁特克跟我说,谁也不能打搅我们的好日子。我把自己跟约迪一起闯的祸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包括打碎学校玻璃那件事,可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自从来到华沙,鲁特克全家人已经搬了三次家。有次一个男孩偷了他的帽子,鲁特克就把那男孩家的门弄坏了,被那片的警察关了几天。后来他又用珠宝匠的锤子把一个孩子的脑袋敲破了。虽然那个男孩因此脑袋上缠着绷带,人人都说他的样子像个酋长,可过后那人并没什么大问题。

我问鲁特克,闯了这么多祸,你爸爸不打你吗?他说自己会偷偷往皮带上抹上大蒜和洋葱,这样挨打的时候就没那么疼了。其实他能幸免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妹妹有口吃,这更让他爸爸头疼。他爸爸会模仿妹妹说话,故意嘲笑她,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治好她。他妹妹倒很喜欢我,因为每次她说话我都静静等着她说完,从不会不耐烦。他妹妹告诉鲁特克,她觉得我人很好,希望能多带我来。我跟她聊天的时候,他就借机从妹妹的秘密存钱罐里偷钱。鲁特克告诉我其实他妹妹都知道,但她从来不说什么。他拿够了钱,我们就去买香肠吃,用剩下的钱坐电车。

有段时间我一直陪着弟弟,他的身体也慢慢好起来,妈妈就让我带他去公园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每次说要去公园弟弟都很高兴。后院堆着垃圾箱,阳光也透不进来,除了偶尔几只流浪猫光顾,整个院子都废弃了。不管我和弟弟去哪儿鲁特克都找得到我们。他说,千万别觉得有了肺病生活就没有希望,弟弟其实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就这样,有天我们终于说动了弟弟,让他偷了一罐果酱,还让他对着一个警察唱了支小曲儿。其他时候,我和鲁特克干我们的,弟弟只是跟着。每次鲁特克看到弟弟一脸茫然的样子,就问他:“维尔纽斯的天气怎么样啊?”这个玩笑我弟弟怎么也听不懂。

回家的路上我跟弟弟说,无论我们干了什么,都别跟妈妈讲。可妈妈让他一定实话实说,弟弟就什么都招了。那天晚上妈妈连晚饭都没让我吃。弟弟睡着后,妈妈过来坐在我的床脚,我们看着对方。开始我们俩都沉默着,最后她开口了,说我至少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人,然后亲了亲我的脸颊,祝我晚安。黑暗里,我盯着天花板,想着妈妈为我付出了那么多,可我却从没报答过她,甚至连能用来报答她的东西都没有。可接着我又开始盘算明天跟鲁特克去哪玩了。

九岁生日那天,妈妈给我小小庆祝了一番。第二天鲁特克的妹妹问生日怎么过的,鲁特克如实告诉了她。我们吃了葡萄干蛋糕,鲁特克和弟弟也为我庆祝生日。弟弟送了我一本他自己画的画,妈妈给我缝了一个小皮包。

整个冬天弟弟的身体都在不断恢复,直到病情突然恶化,不得已住进了医院。弟弟生病前妈妈也得了肺炎,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那段时间里,弟弟整天坐在妈妈的床铺一端,静静地看着她。醒来后,她让我去给弟弟穿件毛衣。我问他冷不冷,他说不。慢慢地弟弟也开始咳嗽,妈妈最后只能从床上爬起来,取了条围巾围在他的脖子上。后来妈妈说她觉得身体好多了,弟弟兴奋得不顾大雨,在后院跑来跑去,进屋的时候浑身都湿透了,冻得瑟瑟发抖。

有段时间,妈妈想自己在家照顾弟弟,让我每天下午读书给弟弟听。弟弟总是爱听一本叫《皮毛》的书。一对兄弟,其中一个疾病缠身,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另一个虽然看起来很健康,最后却死了。我弟弟尤其喜欢这个故事的结尾:疾病缠身的那个在生前看起来很健康的兄弟墓碑前久久伫立,不断诉说着自己对兄弟的思念。

后来弟弟自己染上了肺炎。他被抬到救护车上,穿过街道,送进了医院。

妈妈和我总是尽可能地陪着他,哥哥们跟着爸爸来探望过一次。他们给弟弟带了一大罐糖果,还打开尝了尝。

弟弟不喜欢晚上一个人待在医院,我们准备走他就开始哭闹。妈妈在回家的路上不停地抹眼泪。在医院住了三天,他已经烧得连我们都不认识了。护士拿来在凉水中浸过的敷布,可弟弟身体太烫,敷布很快不凉了。护士们还拿来蘸了牛奶的面包,我们帮着打开他的嘴,喂他吃下去。

弟弟死的那天我对他说,你比同龄孩子都勇敢得多。妈妈之前带他回家,他说真希望能把裁缝店里乌克兰枪骑兵的迷你制服买下来送给我,那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妈妈去了药店,弟弟问她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妈妈一直跟他说,他的身体正在转好,可现在她的语气又多了几分迟疑。弟弟呼吸的时候就好像有人坐在他的胸口,就连说这番话对他来说都很吃力。

从药店回来后,妈妈发现弟弟下了床,穿着睡衣站在椅子上望着窗外。妈妈帮他暖了暖脚,又让他重新回到床上躺下,还说要是他醒来再往外面看,他梦到的一切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妈妈让我去厨房给弟弟弄些茶,问我这么多活一个人能不能干得过来。我一边往水壶里倒水,一边看着他们。妈妈握着弟弟的手,让他看着自己。妈妈说要给弟弟讲个故事,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所以他得一直醒着。弟弟听了这话,似乎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醒了过来,对着她笑。故事是关于一个可怜的犹太人和苏丹的,当她讲到苏丹的一个决定,正问他“是不是很精彩?”的时候,他就死去了。

妈妈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我把能干的家务活都干了。爸爸和哥哥们在酒馆吃饭,我自己做。鲁特克不在家。一天日落后,妈妈在黑暗中开始跟我讲话,直到爸爸跟哥哥们回家她才让我把灯打开。哥哥们去睡觉了,爸爸独自坐在厨房的桌子旁,一边喝着伏特加一边默默抹眼泪。

妈妈说她原谅我了。她觉得我们都没有竭尽所能留住弟弟。她记得小时候有位老师对她说:“将来有一天,你会有所作为的。”妈妈说,老师跟她最喜欢的学生说过:“看看正坐在马车上的你们,能沿着这条路走多远。”她送过妈妈一本书,扉页上写着:送给人品好、多才多艺的你。

妈妈说现在没有一点力气干活了,但也许不久会恢复。她说她的感觉就像保险柜里的一枚硬币,从今往后也许只有我才有打开柜子的钥匙。爸爸拿着本来就不算丰厚的积蓄整天挥霍,她不是不知道。由他去吧,她说,看他挥霍光了等着咽气。或许那时她就清静了。

妈妈说她十岁那会儿就要照顾还在襁褓中的小妹妹。妹妹尿湿了会哭闹,饿了也会哭闹,尿布不舒服一样闹。妈妈那时常抱着小妹妹在屋里转来转去,完全不知道小孩子想要什么。外祖母回来把小妹妹从她怀里抱过去,这一天就算熬过去了。大家对她都很满意。

天气暖和起来,妈妈开始做饭,也干些洗洗涮涮的活。她也常出去转悠。我的十岁生日不像上次,没有葡萄干蛋糕。一天早晨我感谢妈妈给我做的早餐,她说自己岁数越大越像个孩子。放学回家后我问她有没有感觉好些,想不想去公园里散散步,她说好多了。妈妈说,有时候她觉得自己的一切都被夺走了,而她想要的,只是拿回一点。

第二天早上爸爸叫我起床。外面开始打仗,德国人开进来了。我不相信,他指着邻居的房子对我说:“靠近点,去听听广播。”

人们已经提前封好窗户,在大街上东奔西跑储备食物。早上老师告诉我们,学校已经被军方控制,房顶上架起了防空炮,签到册我们可以留下,战争结束后再见吧。我们都想去楼顶看高射炮,但有个士兵拦着不让大家上楼。

回到家,爸爸跟哥哥们正在封窗户,哥哥给我看了滤光镜,换到家里的手电筒上正好。

那天下午,我们看到一架飞机尾翼冒着烟,另外两架飞机在后面追着。还有一架飞得很低,一个士兵正端着步枪瞄准射击。街上的人们都吓坏了,尖叫起来,士兵这才停下。

晚上一直有空袭警报,可是一连几周什么都没发生。第二天,鲁特克跟我说其实他特别希望晚上有空袭,这样无论多晚大家都得起床,他家那栋楼里的孩子就会聚在地下室里玩。他说那栋楼上所有孩子都和他想的一样,只有一个孩子例外。那小孩的妈妈疯了,每天晚上警报一响她就跑到街上,打开各家黏好的窗户,惹了不少麻烦。

有几天下午我们去邻居家里听新闻,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轰炸不分白天黑夜地进行着,一天接一天,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们待在地窖里,人们的哭泣、嚎叫和祈祷淹没在远处的爆炸声中。妈妈靠着墙,用她的胳膊搂着我,每当我想要伸开腿的时候她都问我要去哪。爸爸和哥哥们靠着对面的墙坐着。三天后外面安静了,有人从楼梯上下来对大家喊道,华沙沦陷了。妈妈让我们别出去,我跟哥哥们还是爬出来到了街上。

空气中还漂浮着灰尘和硝烟。十字路口被炸出了弹坑。角落里的大树炸得七扭八歪,不成样子。家里后院的地上都是碎玻璃渣。沿着格西街有东西还在燃烧。

妈妈领我们回家,家里只剩下几扇破窗户了。她让我们出去找些木板钉在窗户上,我就到了鲁特克家附近。见到后他抱了抱我,咧嘴笑道:“瞧,我们又躲过一劫。”我说我是来找木板的,他领着我来到路边一段被炸毁的围栏旁。我往家里带了一大堆木板,爸爸高兴地跟妈妈说,别管这孩子了,他白天想什么时候出门都可以。我们也很缺水,水龙头里什么都流不出来,鲁特克就教我怎样从他们那栋房子里的贮水器里偷水。

可能用到的东西我们都想办法搞到了。有时候也会被人发现后赶走,但这样的事并不常有。很多房子被战火摧毁,出现了大片空地,我们总能在碎石堆里有所发现。有一栋楼整个正面都被炸毁了,从外面能一直看到顶层的每一间屋子,接近顶层有一家人还住在那儿。他们看起来就像商店橱窗里的陈列品。铁床架的一条腿悬在空中,楼里小燕子从炮弹炸出来的墙洞里飞进飞出。

带着水回家的路上,一个秃头男人叫住了我,他穿着脏兮兮的医用绿围裙,带着一个小男孩。那人的眼镜也脏兮兮的,还有发黄的山羊胡子。“原来在那里的鞋店搬到哪去了?”他问我。“在那边。”我说,用手指了指。

秃头男人望了望被炸毁的墙壁,一面倒在另一面上。“我刚刚在大街上捡到了这个孩子。”他说道。那个孩子看起来正在睡觉。“他没穿鞋,可不能在这些玻璃上走啊。在给他找到鞋之前我得一直背着他。”

这时,我听出了他的声音:“你就是收音机里那个老医生吧!”“你家有他能穿的鞋子吗?”他问道。但接着有人叫道:“潘医生!潘医生!”他转过头,带着男孩朝那个方向走了。

德国军队开进来的时候,人们鸦雀无声,甚至能听到几英尺远的地方,一只苍蝇在一个女人头顶上嗡嗡地飞。鲁特克说他们家那条街上动静比较大,还有人挥舞带有卐字的小旗子。第二天,集市广场上蔬菜摊不见了,只见德国人从货车上卸木箱子。有人用波兰语跟我说:“给我们拿点喝的。”说完后就跟他的朋友们叉腿坐在木箱上等着。

后面的几天里,德国人搭了一个施粥厂,给大家分发面包。士兵们似乎并不确定到底该让大家在哪里排队,他们很享受把人群赶来赶去的感觉。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排了三小时的队,领到粥后却递给了鲁特克,她说自己不饿。女孩离开后鲁特克告诉我,那是他的邻居,女孩的父母和妹妹在轰炸中被埋进了废墟。他说你看到那废墟就明白了,大概要挖到圣诞节,才能把里面的人挖出来。

当天晚上两个德国人来到我家找家具。他们在我家转了一圈,终于看出来我们家没什么可拿的。接着他们去了有收音机的邻居家,带走了两把椅子和盛汤的海碗。那两个德国人离开后,邻居家的男主人告诉我们,他们用镊子夹住他的鼻子,拉扯着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只因为他问好的时候显得不够客气。

第二天,波兰警方控制了施粥厂,德国兵离开了。紧接着波兰警方离开了,施粥厂也不见了。

那年冬天,我们又在大雨里像从前那样小偷小摸。石头间的水坑又大又脏,大街上也变得跟沼泽一样。一切都湿滑湿滑的,我们得格外小心。一月份里,犹太人晚上九点以后和早上五点之前不能出门,这项条令也帮不到我们。鲁特克爸爸有时候不得不晚上把箱子就地放下,第二天早上再去搬。箱子大都很沉,没人能偷得走。他还告诉我们,有个搬运工说因为自己长得太丑了,德国人不停地让他放下手头的活给他拍照。

所有的犹太人都得戴上黄臂章。鲁特克却很乐观地说,外面多一层也暖和点儿。

总是有针对犹太人的新规定。有一条说,犹太人要出示身上已经灭过虱子的证明才能乘坐电车,这让妈妈很沮丧。接着就有规定不让我们坐某些电车了。后来又说我们必须申报财产,这同样让妈妈很沮丧,因为这是剥夺我们所有财产的第一步。爸爸提醒她说,德国人已经来过我们家了,并没发现什么值得拿的东西。

而我和鲁特克随心所欲地乘着电车。他教我在长袖外面套上一件短袖,这样袖子就能卷下来盖住臂章。他还告诉我,要是电车司机突然出现,这就意味着德国人在下一站等着,我们得赶紧跳下车。有次我们正好跳到了一个德国警察身上,但他只是揪着我们的衣领,让我们帮一个医生把银器从货车板卸到另一辆等着的车上。医生让我们搬什么都小心点。最后一趟,医生问德国警察他能不能留着母亲的盐瓶,因为那对他有非常重要的情感意义。他给我们看过,是船型的,可德国人不让。“是谁把这些东西丢得到处都是的?”晚饭的时候,妈妈问到了我带回的抢来的东西。爸爸说道,你一个女人知道些什么,闭嘴多祈祷吧。

妈妈回答:“这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已经是上帝对我的恩赐了。我希望他能像现在这样一直平平安安。”“他看起来像是会做危险的事吗?”爸爸反问道。

我看起来的确很老实。鲁特克也觉得这是我身上最让他满意的一点了,可我不觉得。我们经常从储物室和浴室的窗户偷偷溜进别人家,那些窗户很小,让人觉得连只猫都钻不进去。我会暗示鲁特克,告诉他可以开始行动了,接着在巷口等他的口哨。一切就绪我会吹口哨回应他,他把能找的东西都丢给我,我带着东西逃走,再跟他会合。

鲁特克对于工具之类的东西很在行,很多你第一眼看上去没什么用的东西,在他手里都能派上用场。有次他从一辆大货车的后车厢上取下一根又粗又短的电线,用来撬窗栓十分方便。把电线插进去之后,因为它足够坚硬,只要不停地抖窗栓,金属把儿就会从圈里掉下来。

鲁特克认识一个人,愿意跟我们做交易,把偷来的东西换成我们需要的。所以有时候我能给妈妈带些煤,有时候是面粉,有时候是别的什么。有天晚上我带了杏仁回家,但是谁也顾不着关心这个,因为有人正命令一群穿着毛皮大衣的女人用她们的内衣擦地,再把湿内衣穿上,妈妈还有其他人都被迫在旁边看着,心里很不好受。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鲁特克,他说曾经看到一个犹太老人坐在木桶上,任由德国兵剪他的头发,周围聚集了一群人看热闹,哈哈大笑。鲁特克说,虽然他们不过是剪了那个犹太人的头发,但他暗暗在心里告诉自己,决不能像他一样坐在木桶上任人欺辱。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他都对自己说,瞧,你还没有落到坐在木桶上任人宰割的地步。

一场痛快的互相倾诉之后,为了庆祝,我们从商店里偷了两套钢笔,藏在衣服里等电车。虽然电车距离我们只有两个街区,但是十分钟过去了它一动没动,好多人都围着它。

到底要不要走路回家,我们有了分歧。我的鞋不合脚,水泡都磨破了,所以我坚持等着坐电车。

一个女孩站在我们旁边,鲁特克问她在看什么。那女孩反问,那你又在看什么。“你帽子倒挺别致啊。”女孩对鲁特克说。

拿着洋葱滚开吧,鲁特克对女孩骂道。你还不如洋葱呢,女孩回了一句。接着她说,我们身上的钢笔是德国凌美牌的,她认出了钢笔盒。

接着我紧了紧衣领,鲁特克也朝我挤了挤眼睛。

女孩建议我们把钢笔卖给维拉努夫宫的西克尔斯克,见我们不说话,她解释说,除了那里的人,没人会买这么贵的钢笔。“我们还是走回去吧。”鲁特克跟我说着,站了起来。我还犹豫不定的时候,他已经走出一段距离了。

我又跟那女孩待了一会儿。“你那个戴着兔子帽的朋友不想冒险。

”她说。

我问她知不知道电车怎么回事,她说这是个好问题。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她,她说,我也没问你叫什么啊。接着我又问她的名字,她说是索菲娅。之后她转过身看着我,跟我握了握手。我又问她在哪上学,她说在五三大街上。索菲娅告诉我,她在学校里经常受欺负,因为她是那里唯一的犹太女孩。我说,你看着不像犹太人啊。她头发颜色比较浅,鼻子也小。她说谢谢,不过她的确是犹太人。

索菲娅问我认不认识玛卡·利普兹,我说认识。她又问我是不是刚失去了弟弟,听到我的回答后,她沉默了。

电车迟迟不来。索菲娅告诉我,她有个叫利昂的弟弟,一个叫杰西尔的哥哥,还有个小妹妹索希,只有十个月大。

索菲娅的爸爸是开文具店的,所以她对钢笔非常了解。由于她爸爸店里的纸张质量好,全城的人都会来他这里买东西。他就靠这个养活了家人、他们的祖母、没嫁人的布鲁兹姐妹、伊卡威兹叔叔还有汉卡·纳西斯卡和她的父母。有段时间索菲娅家里非常宽裕,家人把她送到了自费的幼儿园。她爸爸有个妹妹在美国,她曾恳求他移民,但是他不愿意,说自己还得照看店里的生意。

德国人来了以后,他们狠狠地揍了索菲娅的爸爸,把家里翻了个遍找金子。可最后他们只从她妈妈那里捞到了五米裙子布料。即便如此,他们家也要比街上其他人家幸运多了。德国人把那些人都赶出了屋子,还说你们在这软床上睡的时间够长了。一星期之后,一个纳粹军官停在了索菲娅家店门口,店里的东西让他爱不释手,于是便让索菲娅的父亲安排把店里所有的存货都运到军官家里,还给他开了收据。

索菲娅一家之前住在泽拉左纳街上的一栋大房子里,自那以后他们就得搬家了。他们的新家周围非常简陋,有些路都没铺好,十分泥泞,到前面的大门得走木制的人行桥。索菲娅说,看着她妈妈在泥路上走得那么艰难,真让人伤心。她还告诉我,妈妈已经连续三天以泪洗面了,爸爸跟他们保证,一定会搬出去的。她爸爸还说,德国人很喜欢扫把,所以他准备开个扫把厂。

索菲娅说她哥哥曾告诉她,在她出生之前,父母两次去找拉比要离婚,可是外祖母坚持不让,还告诉所有愿意听她讲话的人,她女儿的丈夫是个有教养的男人。

我告诉索菲娅我该走了。“走吧,我不留你。”她说道。

看到我没有起身离开,她说她盘算着也许现在的一切都会因为搬家而发生改变,说不定连她自己的生活也会因此改变,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糟糕。虽然上学之前的那几年她都记不太清了,但那可能是她这辈子最开心的日子,她接着说道。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最后索菲娅站了起来,伸了伸胳膊腿,告诉我她该走了。接着她两只手放在大腿上,弯下腰对我说,要是你把钢笔盒藏在背后的腰带下面,就没那么容易被人发现。

天稍微有了点儿暖意,德国人就开始在我们家周围砌墙了。德国人下令,犹太委员会要把生病的犹太人隔离起来,妈妈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高兴,接着她意识到我们可能也要被封锁起来,便和邻居们一起向德国人报告我们这里并没有伤寒病人。但这一切都只是徒劳,她不过在等一个不愿意听她讲话,也不愿意帮助她的军官。

每天,窗外都是独轮车嘎吱嘎吱的声音,还有泥铲的刮擦声和砖头磕磕碰碰的声音。那声音时有时无,有时候一连几天只有几声,有时又突然动静很大,我们也看不到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在鲁特克看来,这正是个好时机。有天在靠近尼斯卡的一个死胡同里,工人们下班后,我们偷偷运走了两袋水泥。

晚上,哥哥们为到底发生了什么争论不休,我心里却还有别的事。只要一有重大消息,我们那个有收音机的邻居就会来敲我们的门。荷兰、比利时还有卢森堡都被德国人入侵了。我问鲁特克比利时是否会投降,他说那不重要,对我们而言,坏事总会发生,要么是这件,要么就是另一件。

没有人拿衣服给妈妈洗,也没人让她帮忙擦地板了。我带回家的东西显得越来越重要。

五月份,天气暖和了,我和鲁特克也在外面待得更晚。有次我们俩遇到了麻烦,我躲进楼道里,悄悄等着,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索菲娅拽了拽我的衣袖。她点头示意我们静静地站着,等店主和他的儿子们走过去。他们其中一个手里握着木槌,另外两个带着警棍。鲁特克在街道的另一边,也许早就溜了。店主在拐角处停下了,怒气冲冲。他的儿子们正挨家挨户地找人。“不如你来我们家吃晚饭吧。”索菲娅小声在我耳边说。我们俩透过通道的毛玻璃向外张望,她的脸颊紧紧贴着我。“我家就住在楼上,你手里的东西就算带来的礼物了。”

索菲娅的父母非常客气,我带来的蜂蜜也让他们很高兴。她母亲告诉小妹妹,这蜂蜜很贵,也不好找。他们还把我介绍给索菲娅的哥哥杰西尔,他是个犹太学校的学生。不过他似乎觉得我跟他妹妹站得太近了,便对我说,要是过于频繁地看一个女人,小心将来到了地狱被钩着眉毛挂起来。索菲娅听了大笑,说她哥哥早上祷告时常说,“让我们的日子增多”,因为听起来很像“廉价鱼”,这就成了他的外号。

索菲娅还向我介绍了她弟弟利昂,他看起来闷闷不乐,话也不多。利昂说话的时候总感觉心不在焉,他提到虽然父母对他期望很高,可自己却不争气,已经留了两级,要是再这样下去就要被退学了。对他而言,拿到毕业证就像让一只蜗牛爬到北极那么艰难。

索菲娅的妈妈做了她所谓的家乡菜,油煎洋葱荞麦布丁,她一勺一勺地喂小妹妹索希,孩子被放在她旁边的高椅上。

吃饭时门铃响了,索菲娅去开门,走出去和那人低声说了几句才回到饭桌上。她爸爸问怎么回事,她说有个叫勒拜的店主在抓贼。

他们问起我的家人,我没什么可说的,就跟他们聊起鲁特克。我说鲁特克很喜欢爬电线杆,在高处看下面的人群。他还喜欢在拥挤的电车里重复讲男女之间那些事。索菲娅哥哥不相信我的话,她爸爸却觉得很有意思。她又问我鲁特克有没有谈过恋爱,我说他曾经暗恋过一个女孩,整整一个月鲁特克都在她家门口等着,手里攥着一封信,里面写满了他对她的爱慕之情。可是每当那女孩出来的时候,鲁特克总会心慌意乱地跑开。

索菲娅的爸爸聊起扫把厂的事,谈到了怎么筹钱。而索菲娅的祖父,老人从小到大没听过一句好话,十岁就每天晚上被送到别人家吃饭。等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宁愿节衣缩食也不愿意努力工作。索菲娅的爸爸说,这点索菲娅倒随了她祖父。索菲娅没什么异议,说她的确通常不怎么喜欢别人。她爸爸说,六岁的时候他曾经气得把她撵出店铺,还有一次她当着大客户的面说他要价太高了。

索希不爱吃布丁,她妈妈不得不用勺子把她嘴边的饭渣抹干净再喂给她。她接着问我,除了我说的那些,这个鲁特克是不是还算得上个好孩子。我说是,可索菲娅不同意。她爸爸笑了起来,而她妈妈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他们虽然从来不看彼此,气氛却还算融洽。

屋子里安静了下来。杰西尔看着我,好像我心里在想别的事情,索菲娅爸爸提醒说已经太晚了,她妈妈又谢谢我带来了蜂蜜。不过吃饭的时候她并没有让大家尝尝。索菲娅把我领到门口,她关门的时候,我一直没看懂她脸上的表情。我呆呆地站在大厅里。下楼时我心里想,交朋友并没有什么错,可是不欢迎我的地方,我不会再去,也不会跟他们争执。

听到德国人在法国打仗,全家人都很高兴,可听说德国人攻占了巴黎,大家又开始沮丧。我一个哥哥说,德国人之所以厉害是因为一种飞机,它一旦降落到战场上就能变成坦克。另一个哥哥又说,他们有一种航空炸弹,这种炸弹环绕在伞兵周围,形成一道屏障,子弹都穿不透。妈妈说有人信这个,有人信那个,可是该发生的总是会发生。爸爸说,他在亲戚工厂里听到的笑话是,成千上万的锤子从美国过来,击碎了我们被拯救的幻想。

隔离墙砌好了,足足有三米高,上面还拉了一米带钩的电线。我继续帮妈妈做家务,每天早上她都出去看看那堵墙。我问她是不是希望突然有一天那堵墙被推倒。两个街区被街道和电车轨道隔开了,人们在圣卡罗教堂附近的卡洛迪纳街上架了一座木桥。再往前,泽拉左纳大街被一道门封住了,所有车都停下来让电车先通过。

街对面的楼里有人感染了伤寒。搬运工们把包裹丢在楼前入口外的路旁,他们不愿意送东西进去。

对于我在外面干的那些事,爸爸妈妈频繁地争执起来。爸爸说这个时候做点事没什么不好,妈妈却说,我这样的小孩子容易被大人带坏。爸爸说面前的汤热得烫嘴也没听你抱怨,妈妈却还在担心我会死在外面,或者把伤寒带回家里。

每天早上,妈妈都要检查我的衣服上有没有虱子,把我的头按进水池里淋上煤油。她用一块煤油浸过的布在我脖子和耳朵后面来回擦,连头皮也不放过,好像虱子是从头发里出来的。妈妈说她曾经以为我们是朋友,是伙伴。我告诉她这点一直没有变。那么她的伙伴去哪儿了?她想知道。你的伙伴是因为他自己的事离开了,我告诉她。

妈妈帮我洗了头,用毛巾擦干,再把书包递给我。后来我心里过意不去,便提出明天可以一起干活,可妈妈却说,她已经学会不再对任何事产生感情。她问我想不想弟弟,她说如果不是她只关心自己,也很难捡回这条命。我再次说道,明天我们可以待在一起。她说那之后我们可以去迦南之地,那里的人们都一边吃着无花果、蜂蜜和鱼,一边喝面汤。

犹太聚居区的门口贴着告示,提醒人们里面有传染病。爸爸妈妈不再去找墙外的邻居了,让我也别去。我跟他们说不,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去哪就去哪。妈妈接着劝我,对面那条街上死了七个人,其中有莱德曼太太和格罗布斯双胞胎兄弟。她还在想,我们会不会和所有生病的人就这样一直被关在墙里,直到这里所有的人都死了。哥哥说,他听说停战之后所有的犹太人都会被送到马达加斯加,妈妈接着问把我们送去那里干什么。“我们先去,然后就知道为什么了。”爸爸对她说。

一个星期后,妈妈从卖给她肥皂的女人那里打听到,乌亚兹多夫大道对面以及维斯瓦河周围的犹太人都会被赶出去。爸爸问我们凭什么相信她,妈妈提醒他说,这个女人是捷尼亚科夫的小姨子。两天之后父亲从报纸上向我们宣读这个消息,好像我们第一次听说似的。德国人占领区的犹太人要马上搬出去,在波兰地界的犹太人可以暂时不搬,而所有刚到市区的犹太人会被直接送去围墙隔离起来的犹太区。

哥哥想知道这些德国人到底想把人都赶到哪里去。“我想,他们大概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关他们的事吧。”爸爸说。

第二天鲁特克跟我说,有人告诉他爸爸还有其余搬运工,我们这边的房子很快就不能出租给雅利安人了。基督徒家庭正在协商,要把房子租给从华沙其他地区搬来的犹太人。“那又怎么样?”我问道。鲁特克说:“你真是不开窍,他们搬家的时候那么多货车马车跑来跑去,我们又能在外面好好捞一笔了!”他说得没错。

报纸上不断有新的公告,爸爸每次都读给家人听。每次读报之前他都向大家宣布:“标题上说局势越来越糟糕了……”每一则公告都会宣布又有新的街道要清除犹太人。还有报纸版面上刊登着广告,说墙里面的雅利安人的房子要卖了换墙外边犹太人的房子。最后十月份的时候,德国人下令,只给犹太人两周的时间搬到划给他们的地界去,那块地跟之前相比又少了六条街,这也就意味着,原来换到这六条街的人还得再换一次。德国人说这是为了保护士兵的健康和广大市民的健康,是必要的。

最后的结果就像是从最糟最乱的集市上撤退,无论哪条街上都是人山人海,耳边充斥着喧闹和叫喊。我和鲁特克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莱什诺街口,犹太人拉着满载的货车往里面挤,波兰人也拉着装满东西的货车往外赶。人群中还时不时听到有人在争论,谁可以先往前走而谁又得等会儿,这一等可能就意味着要几个小时之后才能走出去。混乱中总免不了磕磕碰碰,有的桌子、椅子、炉子还有平底锅都掉到了地上。有一家人连一半东西都还没整理好,另一半就已经叫人顺走了。我跟鲁特克挤到货车跟前,衣服都被挤了上去,能顺走多少就顺走多少。偶尔也有坐在车后面的小孩或老人看到我们在偷东西,向前面拉车的人喊起来,可是现场这么挤,那些父亲或大点儿的孩子也不能及时逮到我们。我抢到了一座钟,鲁特克得到了一块东方式地毯。德国和波兰警察不会去管波兰人手推车里的东西,可只要是犹太人的,他们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有个犹太人抱怨了一句,他的手推车就被人踢翻了。

在稍微窄点儿的街上,有些人推着车子,却还没找到住的地方,于是便挨家挨户地敲窗户,询问有没有空余的房子。趁着混乱人们急需运东西,那些货车主便开始漫天要价,所有人都可以靠着帮别人运东西趁机捞一笔。于是,鲁特克的爸爸和另外一些人就霸占着他们家前面的人行道来赚钱。正搬进来的人刚卸下羽绒铺盖和洗衣筐,搬运工们就把它们隔着围栏扔进自家的院子里,那些正搬家的人们只有花钱才能把自己的东西要回来。每条街上都有迷路的孩子在哭喊,到处寻找自己的爸爸妈妈。我和鲁特克把所有抢来的东西都藏在他们家地下室里,他爸爸弄来的东西也都藏在那儿。

两周时间快到了。就在德国人限定时间结束的前一天,我跟鲁特克走散了。在尽力靠近一辆小推车的时候,有人把我推到了地上。我爬到一栋楼房的入口,希望能喘口气。刚刚在地上爬的时候有个小孩扯我的书包,我踢了他一脚把他撵走了。重新站起来的时候我险些摔倒,差点碰到一个纳粹军官。一个波兰警察的文件从皮包里掉了出来,那个纳粹军官和另外三个军官站在一边看着。波兰警察大喊让大家都绕着他走,可每次一弯腰,他的皮包带就从肩上滑了下来,结果更多文件从里面掉了出来。纳粹军官和他的三个手下看着这一切乐得哈哈大笑。连我都看得出来,那三个人非常怕他。纳粹军官帽子下的发际线很高,有点秃顶,留着胡子,样子看起来凶巴巴的。

刚刚摔倒时磕到了膝盖,现在还疼着,我用两手捂着膝盖。那个军官学着我的动作,他的手下笑了。后来他又斜眼瞄了我一眼,嘴里好像说了些可笑的话,之后便挺直了身子,向手下示意,他们便离开了。其中一个回头望了望,向我眨了眨眼,然后消失在人群中。

到了限定时间的最后一天,我和鲁特克看到了一辆货车,上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战利品”:镀金的鸟笼,还有一套放在敞开式陈列盒里面的小刀,上面有旭日形的图案。我们一直跟着那辆车,直到人群挤得我们跟不上了才放弃。鲁特克急得爬上了街杆,想看看有没有别的机会,我就在下面倚着路灯站着。接着我们听到喇叭声和一阵平底锅碰撞的声音,之后对面院子的大门就打开了。只见两位年迈的守门人不知道怎么把路旁的人群撵开,院子大门前腾出了一块空地,一群小孩吹着喇叭,手里拿着平底锅和木勺,排成一列走上了大街。中间的那个孩子握着一根棍子,上面挂着鲜绿色的旗,腰带上还画着一颗犹太星。之后更多孩子一列一列地从黑压压的人群中走了出来。他们虽然高低胖瘦不一,可是胸前都抱着玩具和书本,嘴里唱着歌。“怎么回事?”鲁特克问道。我们听不清他们在唱些什么,但是不停有小孩出来,至少二十列,后面跟着很多货车,上面装着绳子系着的柳条筐,堆得高高的,还有铁锅、粘着面粉的案板、系着绳子的行李箱、装着书的板条箱、长柄勺和滤水管。一辆车堆满了煤块,另一辆车上堆满了土豆。这些货车一上街,大人小孩便为掉在地上的煤块和土豆推搡起来。那些货车侧边的窗槛花箱上摆着红色的天竺葵,下方还有丝带作装饰。货车司机们带着自制的鸟状面具,上面还插着羽毛。我们又往近处挤了挤,听到有人说这是科扎克的孤儿院被迫要搬走了。科扎克最后一个从院子里走出来,还是那个光秃秃的脑袋,还是发黄的山羊胡子。他出来之后身后的门一下子关上了。科扎克用胳膊拖着一个胖胖的女人,努力想跟上最后一辆货车。那个女人和科扎克差不多高,她看上去似乎被拥挤的人群吓到了。

科扎克两人被挤到了我们这条小道上,我们跟在他们身后走了一会儿。我在想他会不会认出我来,然而并没有。他和那个胖女人得喊着说话才能让对方听到。那女人问科扎克觉得自己不睡觉能走多远。他喊着回答,小时候有次母亲在下午三点左右走进他屋子拽着脚把他拖下了床。“她问我,你就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成为医生吗?”科扎克喊道。“整晚不回家还想当医生?我问母亲,‘当医生’?我还以为我学习是为了当‘酒鬼’呢。”

我和鲁特克跟着他们来到了卡洛迪纳的聚居区门口,德国和波兰警察正在那里检查证件。所有载着孤儿的车都顺利通过了检查,只有那辆装着土豆的车没有,在警卫站旁边停了下来。司机双手叉在腰上,看着两个波兰警察解下马的套具。司机把自己的鸟状面具摘了下来,挂在下巴底下,一只羽毛在他耳朵旁摆动。“怎么了?”科扎克问我们面前的波兰警察,“为什么不让我的货车通过?”“这不是你的车,”一个德国警察告诉他,“这是我的了。”

科扎克和德国警察开始用德语争论起来。胖女人被吓到了,拽着科扎克想把他拉过去,可是他甩开了她的胳膊。科扎克对德国警察喊着什么,接着又对波兰警察重复了一遍:如果那个德国人不把土豆还给他,他就向他们的上级报告他抢劫。德国人刚刚一脸厌烦的表情消失了,他用波兰语说道:“就你还想吓唬我,犹太佬?”鲁特克从后面狠狠地扯了扯我的衣服,快要撕烂了。“你们和他是一起的?”一个波兰警察走到我们面前问道。他拿着一根警棍指着科扎克。“那个人喝多了吗?”“我不认识他。”我对那个波兰警察说。这时鲁特克又拽了拽我。一个女人用草筐拎着只鸡往前挤,差点把警察挤倒。那警察用棍子打了她两下,接着鲁特克朝着我大喊道:“你觉得这是在干吗?看戏吗?”他猛地一拉,我差点跪到地上,后来鲁特克把我拉起来,拖回到大街上。2

一家家人在大堂里蹲着,有的为了争过道而打起来。我们家靠近顶层的楼梯井被人占了,他们在栏杆上晾衣服、晒被褥。没听说我们这片会被封锁起来,但又不允许我们在墙外边做交易。食品店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东西都卖光了。我们家没准备够吃的,也没存什么钱。有两家人搬到大堂对面和我们的邻居一起住了,妈妈说过不了多久也会有人搬进我们家。妈妈抱怨的时候,爸爸提醒她,之前这栋楼的基督徒主人在这里住了三十七年,可最后搬走的时候,几乎所有家具都被迫留下。爸爸喜欢看报纸上列出来的德军死亡人数,这让他很振奋。他把这叫作自己的“欢乐角”。爸爸还额外花了十格罗兹买了一份德语报纸,上面有被盟军轰炸之后的德国城市照片。

我们听说,有些富裕的犹太人被吸引到卡洛迪纳街对面的街区居住,那里没这么拥挤。邻居告诉我们他们在大堂对面,九个人住一个屋。楼梯井上的那家人收留了一些亲戚,他们在房子外面的街上卖旧衣服和糖精。有时候深夜还能听到他们一家人尖叫和吵架的声音,每天早上我们下楼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地跨过他们的身子。

我的父母也时常吵架。妈妈抱怨我们就像被抛弃了一样,住的地方也脏兮兮的。爸爸说,连买吃的的钱都没有,哪里来的钱去买肥皂让你洗洗涮涮。妈妈又说,要是我们都染上病了就不需要花钱买肥皂了。爸爸回道,要是我们真得病就不用听你唠叨了。哥哥对他们说,你们都是老夫老妻,怎么还能这样吵呢?

有时候一场激烈的争吵之后,妈妈会睡到我的身边掉眼泪。我把手轻轻放在她的头上,告诉自己,他们做什么都与我无关,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可是虱子弄得我睡不好觉。我的毛衣上虱子太多了,多得我们都能看见它们在上面爬,妈妈不得不把毛衣煮了煮。但是虱子的幼虫却没有被开水烫死,妈妈只能用熨斗消灭它们了。幼虫的身体被熨斗烫化,在毛衣上留下灰色的油渍。不过这只是权宜之计,用不了多久,所有消过毒的地方就又被虱子占领了。尤其是腰带周围,痒得我一直挠,看起来就像在不停提裤子一样。半夜痒得我醒来挠。早上起来我使劲儿用手抓头皮,再把抠出来的东西丢在火炉盖子上,看着它们滋滋响。

上了电车我依然挠个不停。一个波兰警察让我把外套给他,可衣服实在太小了,他也穿不上。我还让他看了衣服手肘的地方,那里已经磨破了。他看了看说:“反正把衣服给我就对了。”我说可以,又告诉他我刚从医院出来,感染了伤寒。接着我又用手捋了捋头发,把从头发里抠出来的虱子抹在衣袖上,向他靠近。结果波兰警察挪到电车后边,在下一站下了车。

爸爸从纺织厂回来了,说有好消息要告诉我们。他的表兄把工厂一部分变成了宿舍,出租给付得起钱的逃难者。这样一来,有些工人就被解雇了,但幸运的是爸爸留了下来。之前他们俩关系一直不太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相关推荐

最新文章


© 2020 txtepu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