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郭建宁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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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辑)

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辑)试读:

发刊词

在学界朋友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终于面世了!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早在20世纪初,李大钊等北京大学的师生就在北大开始了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纳入现代大学教育和课程体系。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的12名成员中,有10人来自北大。出席或列席中共一大的13人中,有5人曾是北大的学生或员工。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北大人在中国最早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这面大旗。北大这块神圣的沃土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古人云:世异事异,事异则备变。历史走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早已由昔日的星星之光变成了燎原中国大地的圣火。面对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实践,我们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立足今天的实践,研究、发展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如何把学界同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及时地呈现出来,嘉惠士林,泽及人类,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命。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和马克思主义学院联袂推出的《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将在这一方面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民群众的自由、发展和解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如何实现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群众的自由、发展和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主题。这一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板的教条,而是解决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的理论。16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他们的理论分析和研究了当时的历史和世界,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接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手中的接力棒,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分析认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实际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回到马克思的文本那里去,而是在扎扎实实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实际,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实际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阐释,寻找时代问题的科学解答。这一工作也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只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化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才能真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简言之,立足中国社会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是我们创办这一刊物的宗旨所在。

蔡元培先生主政北大时,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认为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到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将恪守思想自由之原则,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坚持真理,明辨是非,弘扬思想,服务社会。我们相信,有学术自由,才会有学术创新;有学术争鸣,才会有学术发展。

一个人的学术成就和历史贡献,是同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北大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百年社会历史的进程中起到开风气之先的重大历史作用,爱国和进步的光荣传统,民主和科学的深厚思想,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今天的广大理论工作者,今天的北大人,应当秉持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发展和进步的伟大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为了这一伟大的使命,让我们携手奋斗吧!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10月1日

思想纵横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论思想

李忠杰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整个世界,无论自然物质,还是人类自身,无论社会生活,还是意识观念,说到底,都是作为一种过程而存在的。从诞生、发展,到成熟、鼎盛,再到衰落、消失,任何事物,无不经历着这样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的过程论思想,从根本上界定了世间一切事物的历史方位,为我们在许许多多问题上解疑释惑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依据。从过程论思想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大量事物,指明了我们应如何对待的科学态度:一是正确对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进程;二是正确对待自己创立的理论;三是正确对待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一定要按过程论思想看待党的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按照过程论思想,将90年、60多年特别是30多年这一过程的现时状态与初始状态相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两次革命、三件大事、两次飞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按照过程论思想,我们也可以看到,党的发展和党领导的事业,同时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关键词:马克思 恩格斯 过程论 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李忠杰(1952~),江苏丹阳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0年的历程,新中国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改革开放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回望过去,如何看待这90年、60多年、30多年的成就、探索和经验教训?面对现实,如何看待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困难、问题、任务和挑战?展望未来,如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开创新的更加光辉的未来?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思考,也许会见仁见智。但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论思想,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把我们将要继续的一切,都当做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来看待,我们很可能会立即有一种登高望远、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们的思路也许能打得更开,许多复杂的问题也就可能变得不那么复杂了。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过程论思想

当年,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里面论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所作的变革的时候,曾经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及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1]实现。”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在这种思想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2]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告诉我们,整个世界,无论自然物质,还是人类自身,无论社会生活,还是意识观念,说到底,都是作为一种过程而存在的。从诞生、发展,到成熟、鼎盛,再到衰落、消失,任何事物,无不经历着这样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无数事物,其内涵、特点、生存的周期会有无数的差别,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归根结底,都是无数个发展演化的过程。一个过程在发展,另一个过程又在酝酿。一个过程完结了,另一个新的过程又接着开始。无数的过程相互交织,此伏彼起;无数的过程前后相继,推陈出新。世界就在这无数过程的演化中,完成着无限的新陈代谢的生命运动。

这样一个过程,从短暂的现时状态来看,也许不很明晰,但如果从漫长的历史眼光,甚至从天文学的眼光来看,一切就非常浅显明白了。按照大爆炸理论,宇宙诞生在(137±2)亿年前。而在50亿年前,太阳系还是一团弥漫的缓慢转动的气体云。至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它在约47亿年前诞生,由原始的太阳星云分馏、坍缩、凝聚而形成,经过早期分异阶段,地幔固结,原始地壳和大陆发育,形成大洋和大气圈。45亿年前,地球在受过无数的彗星和陨石撞击之后,开始出现生命。而人类,根据目前的研究,出现在200多万年之前。至于人类文明,出现的时间还不到1万年。再从空间来说,宇宙的大小为120亿~150亿光年,由大约1000亿个星系组成。不要说与宇宙相比,就是与太阳系相比,地球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天体。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从人类个体的眼光来看,似乎经历了多么漫长的时间,但从天文学的宏观、宇观角度来看,其实不就是微不足道的短短一瞬吗!连地球都并非永久,其他一切,包括人类、社会、国家、思想,更何来永久?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过程!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过程论思想,从根本上界定了世间一切事物的历史方位,为我们在许许多多问题上解疑释惑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依据。

既然一切都是过程,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任何绝对的东西、永恒的东西、达于顶峰而至高无上的东西。对任何物质来说是如此,对任何社会和国家来说是如此,对任何政治力量来说也是如此,对任何思想理论来说当然也同样如此。

在这样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面前,我们有可为之处,也有不可为之处。可为之处,在于可以发挥人类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不断由浅入深地认识事物、认识世界,积极主动地改造事物、改造世界,使外部世界朝着人类所需要和期望的方向发展,并尽可能地延长某些事物的生命周期。不可为之处,在于我们无法追求任何终结的东西、最终的东西,也不可能守护任何固定不变的东西、停止在任何所谓至善至美的水准。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之中,一切也需要不断地发展变化。一个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民族也好,我们的生命,不在于静止,不在于停滞,不在于故步自封,不在于畏缩不前,而在于始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始终保持生命的动力和活力。

当然,过程论是与阶段论结合在一起的。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但在这过程变迁中,随着事物的出现、发展、成熟,及至走向衰落,一般都会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来。在不同的阶段上,事物的成熟程度,以及它们的特点,甚至在某些质的规定性上,是会有不同甚至很大差别的。从宏观甚至宇观的角度来看,这些特点和差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在现实中需要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时,就不能大而化之,忘记了它们的阶段性。如果忽略了这种阶段性,有时候会造成本质认定上的错乱,有时候会造成阶段区分上的混淆,在实践中都会造成不应有的错误和损失。因此,当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论思想时,还必须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论思想。二 马克思、恩格斯对过程论思想的实际运用

从过程论思想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大量事物,指明了我们应如何对待的科学态度。

一是正确对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进程。

正是基于无限发展的过程论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坚信:“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社会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3]程中的暂时阶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们具有无可争辩的优越性,但依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4]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5]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1886年1月,英国费边社的一位领导人爱·皮斯,请求恩格斯为该社准备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写一篇文章,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要求。恩格斯回信表示难以承担这一任务。他强调指出:“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6]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恩格斯明确表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7]会。”

二是正确对待自己创立的理论。

正是基于无限发展的过程论思想,恩格斯一再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8]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他认为,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是“应该像马克思那样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9]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名词才有存在的理由”。他还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10]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所以,对自己创立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始终采取科学的态度,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思想具有绝对、神圣的意义。他们在自己的理论创立以后,总是不断地分析历史条件的变化,用实践来检验理论的科学性。在《共产党宣言》出版25周年之际,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与此同时,他[11]们也毫不隐讳地承认:“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他们强调:《宣言》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850年时,马克思、恩格斯对革命形势的估计曾经发生过一次失误。但他们正确对待并及时纠正了这次失误,并与坚持错误的一些所谓“革命者”进行了必要的斗争。直到45年后,恩格斯还认真总结当初的教训,写下了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卡尔·马克思〈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十分严格地剖析了发生失误的原因,从中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经验和结论。在正确处理这一曲折失误的过程中,他们深化了对历史发展以及革命斗争规律的认识,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三是正确对待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化。

正是基于无限发展的过程论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总是不断关注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力求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创新。马克思逝世以后,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阶段过渡,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恩格斯紧密结合各国工人政党和工人运动的实际,以敏锐的眼光把握时代的变动,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对这些新现象进行深入研究,作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概括。他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次研究了原始社会问题,揭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实质;他在《路得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革命意义,第一次阐明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原理;他考察资本积累加速发展的情况,指出自由竞争被垄断所代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无限制的竞争产生垄断,而垄断又产生竞争;他研究了股份公司、信用制度、交易所等新的经济现象,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指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12]计划性。”这些紧跟时代所进行的研究,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了前进。三 按过程论思想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

1888年,恩格斯携家人到美国旅行和疗养,其间以及回到欧洲后,写了几篇文章和几封信件,汇总起来,称为《美国旅行印象》。因为是恩格斯生前最后的几篇文章和书信,涉及对美国及资本主义的一些评价,所以具有重要的价值。

多年来,一些学者或领导人都认为,恩格斯在这些文章和书信中积极肯定了美国民族的务实和创新精神,值得学习和研究。所以,若干年前,中央党校在为领导干部学习编写的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中,专门介绍了《美国旅行印象》。但印发后,有同志提出疑问,认为教材的解释不符合恩格斯的原意。于是在正式出版前,我接受任务,负责对这篇著作的内容进行核查研究。我认真查阅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有关的文章和书信,作了认真研究,发现教材最初对这个问题的表述确实不太准确,以往人们对恩格斯有关思想的理解也确实存在偏差。

恩格斯在《美国旅行印象》一开始,就说了很长一段话。大意是说,美国是一个新世界,不仅就实践而言,而且就其制度而言,藐视一切继承和传统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还说,美国人对每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会马上从其实际出发,进行实验,如果认为好的,差不多第二天就会付诸实施。在美国,一切都应该是新的,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一切都应该是实际的,一切都跟他们不同。这段话,通常便认为是对美国民族特点的一个肯定。

发生解读和理解偏差的关键是,恩格斯在文章开头,即说这段话之前,首先写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即“我们通常都认为……”这句话,实际埋下了对随后内容加以否定的伏笔。但以前,人们阅读恩格斯这篇文章时,只注意到对美国这一段接近一页的很长的肯定性评价,却没有注意到开头这样一句非常重要的概括和提示。结果,人们就把恩格斯的原意理解反了。

实际上,恩格斯是说“我们通常都认为”美国民族有很多好的特点,但他自己到美国走了一趟后,发现所看到的与原来认为的并不一样,甚至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他在文章开头说了“我们通常都认为”,意在引出后面他与此不同的实际观感。

那么,他所看到的美国究竟是什么情况呢?在有关文章和书信里,恩格斯说了很多评论性意见。概括起来,主要是认为,美国民族是一个暴发户,一下子有钱了,得意扬扬,但是有很多毛病,缺乏教养,缺少绅士的风度。对所有这些,恩格斯都很鄙视,大不以为然。他甚至还作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美国人与欧洲人比较,就像外省人和巴黎人一样”。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欧洲人就像巴黎人,比较文明;而美国人只是乡下人,缺乏教养。所以,总体上,恩格斯对美国民族的一些基本特点的评价是否定的。他认为,美国并没有“我们通常都认为”的那些长处。他引述这些通常的“认为”,只是为了否定这些“认为”。

所以,教材最初的评述,以及长期以来人们对恩格斯这些文章和书信的理解,与恩格斯的原意是不相符的。为了尊重恩格斯的原意,我对教材作了一些修改和处理,强调恩格斯到美国后,实际看到了两种矛盾的现象:既有一些充满活力的现象,也有一些非常落后的地方,不要误以为恩格斯对美国民族、美国社会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样一种改动,虽然还是有点牵强,但照顾到了方方面面,避免了对恩格斯原著原意的较大误解。

这样一件事说明,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首先要尊重原意,准确理解,而不要发生误解或随意曲解。扩而大之,对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搞清楚”,即首先认识和掌握“老祖宗”的基本思想;以老老实实的态度,认真阅读原著,真正掌握“老祖宗”的原意,搞清楚“老祖宗”讲了哪些话,有哪些思想观点,有哪些基本原理,体现了什么样的思想方法;包括翻译,必须准确,符合原意;要在真正搞清楚原意的基础上,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不要因己所好,各取所需;不要断章取义,割裂肢解;不要牵强附会,任意曲解;不要越俎代庖,层层传销。中央组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们各种论述的原意到底是什么。

但是,仅仅到此为止,还是不够的。恩格斯作过的评价和论述,是不是就完全正确呢?按照过程论思想,这需要用发展中的实践来加以检验。如果用一百多年来的实际情况加以检验,我们可以发现,恩格斯《美国旅行印象》中对美国民族特点的否定性评价,并不是完全科学、准确的。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美国一贯趾高气扬、为所欲为,奉行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政策。但作为美国民族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又确实是一个新兴的民族,比较务实,比较富于创新精神。对此,列宁等人都做过肯定,世界上也几乎都有公认。这些特点,正是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可以学习的。因此,按照实践标准,不准确的不是恩格斯所否定的“我们通常都认为”的那些观点,而恰恰是恩格斯自己对于美国民族的那些否定性评价。

作这样的结论,不是否定恩格斯的一生功劳,更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恩格斯不是神,而是人。当时恩格斯去美国,主要是去治病、疗养的,走马观花,看了一些现象,但考察还是比较粗,比较表面,对美国的了解还不是那么深入,所以,对美国的评价不是非常全面、客观。这是可以理解的,并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论思想,人类社会始终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生活在变动,社会在发展,人类的实践活动一刻也不会停止。特别是当今世界,无论是科学技术、生产力状况、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还是社会阶级结构、组织管理体系、政治上层建筑等,其变动、发展的程度和烈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面对这种发展变化,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站在当今时代发展的高度,用实践这样一个最根本的标准,来检验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种思想和观念,看其是否经受住了一百多年社会实践的检验。或者,哪些经受住了检验,被证明是科学的、正确的,哪些是不科学、不正确的,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对“老祖宗”著作中的思想,哪些要继续坚持,哪些不必再继续坚持,哪些应该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这也就提示我们,搞清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意,不是要再搞“句句是真理”,不是要再搞新的“两个凡是”,认为“老祖宗”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每一句话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认为今天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每一件事都要到书本上去找根据,书本上有的,就干;书本上没有的,就不干;书本上说的,就是对的;书本上没说的,就是错的。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定要用过程论的方法和观点来看待。坚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科学,而不要当成宗教;坚持用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始终与时代同行,与实践相伴,使马克思主义始终充满青春的活力;坚持用实践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始终把理论与时代和实践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不断随着实际生活的变动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四 按过程论思想看待党的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90年,执政已经62年,改革开放已经33年。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理论创新和飞跃的历史;是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经受住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历史。用过程论思想来看,这样一部历史,就是一段为期已经90年的奋斗的过程、探索的过程、自身建设的过程。

在这样一段恢弘壮阔、艰难曲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领导了两次革命,干了三件大事,实现了两次飞跃。

第一次革命,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二次革命,正在把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

与此相应的第一件大事,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第二件大事,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第三件大事,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两次飞跃,是以波澜壮阔的实践为基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按照过程论思想,将90年、60多年特别是30多年这一过程的现时状态与初始状态相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两次革命、三件大事、两次飞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过程取得的成就,是客观的,也是巨大的。它既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强大的精神力量,是能够对全党和全国人民产生巨大激励作用的重要资源。

按照过程论思想,我们也可以看到,党的发展和党领导的事业,同时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大国搞革命、建设和改革,没有现成的道路好走,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探索。探索,有成功,也必然有失误,有曲折。所以,党在这一过程中也走了一些弯路。这是不必讳言的,也是不奇怪的,关键是要正确地认识它,特别是科学地总结它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理论和实践水平,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力求使我们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好一点、更顺一点。

经过90年、60多年特别是30多年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我们最大的收获,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鲁迅先生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干出来的。”人类的历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路联系在一起的。千年沧桑,百年岁月,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很不容易,甚至非常艰难。探索这样一条道路的过程,给了我们三个深刻的启迪:一是,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二是,要敢于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的实际和时代条件结合起来,坚决走充满生机活力的新路,绝不走实践证明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绝不走那种改旗易帜、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的邪路;三是,在道路问题上,中央领导集体要坚定不移,全党同志要坚定不移,全国人民要坚定不移。

经过90年、60多年特别是30多年的奋斗、探索和自身建设,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种成就,不仅使我们倍感自豪,也引起了世界的赞叹和热议,各种赞誉之声蜂拥而至。在这种形势下,保持冷静的头脑就格外重要。按照无限发展的过程论以及阶段论思想,我们迄今走过的,仅仅是漫长过程中一个很小的阶段。总体上,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的国情还没有根本改变。历史、现实,目标、任务,都表明,我们党未来的路还很长很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还很长很长。1949年,毛泽东曾经说,我们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是第一步,从那以来62年,翻了一番多,算两步,合起来,就算走了三步。万里长征才走了三步,可以自豪,但实在不能骄傲。用把尺子量一量,三步距离是万里长征的多少分之一?微不足道。所以,我们的整个事业,“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因此,我们切不可骄傲、懈怠。按照过程论思想,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一定要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创新的更大的辉煌。责任编辑:程美东注解:[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4页。[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17页。[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16~217页。[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0页。[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97页。[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76页。[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93页。[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42~743页。[9] 转引自叶·斯捷潘诺娃《恩格斯传》,人民出版社,1961,第236页。[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95页。[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289~290页。[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08页。

关于举旗问题的理论思考

侯惠勤

摘要:关于“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的争论,就旗帜问题而言,引发了两大挑战: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与共产主义旗帜的关系,另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与“自由、民主”旗帜的关系。从共产主义文明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文明上看,不存在共产党向所谓“现代”政党转型问题;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旗帜,和不同历史阶段的旗帜具有内在一致性,不能割裂;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开创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关键之举。

关键词:旗帜 文明 民主自由 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

作者简介:侯惠勤(1949~),男,安徽安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旗帜对党而言是其思想路线、奋斗目标、战略策略等的综合标示,因而是立党的头等大事。党的十七大最为重要的成果,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十七大以来的实践表明,旗帜问题至关重要,它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虽然中央一再强调全党在道路、方向、旗帜问题上要坚定不移,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但是,近年来的思想斗争证明,旗帜问题依然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聚焦点。关于“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的争论,就旗帜问题而言,引发了两大挑战: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与共产主义旗帜的关系,另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与“自由、民主”旗帜的关系。一

旗帜引领道路,道路支撑旗帜。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胡锦涛作了深刻的解读。他指出:“一是,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二是,要敢于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的实际和时代条件结合起来,坚决走充满生机活力的新路,决不走实践证明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那种改旗易帜、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的邪路。三是,在道路问题上,中央领导集体要坚定不移,全党同志要坚定不移,全国人民要坚定不移,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1]业的航船沿着正确航向不断乘风破浪、乘胜前进。”这一解读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二:一是我们党在道路问题上的主张是一脉相承和不断创新的高度统一,即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我们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开创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新路;二是在道路问题上要防止两种倾向,即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两条对于我们理解旗帜问题至关重要。

毫无疑问,我们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开辟引领中国前进的新路,就在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中,这就是说,指导思想上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相统一,决定了中国道路的成功。从旗帜上看,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和高举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成果旗帜的内在一致性。“我们既没丢老祖宗、又发展老祖宗,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2]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之所以强调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因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3]思主义”。但是,这个本来十分清晰的命题,在一些人那里就成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托词。比如,随着关于如何确立党的历史方位的讨论,“革命党”和“执政党”的相互关系凸显出来,提出了是否可以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谈论党的“转型”的问题。讨论中,出现了把党的转型视为根本否弃“革命党”的一切的倾向,在它看来,“对于取得政权后的革命党,其在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系列关于党自身建设的思想、思路,包括党的目标、指导思想、性质、任务等一套东西,必须改变,以适应执政后的新形势。这个革命向执政的转变过程,其实就是传统政党向现代政党的转型。……现代政党[4]的一个根本标志是民主和开放”。按照这一逻辑,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就是改旗易帜、改弦更张,就是“全盘西化”。但谁都能够看出,这种“转型”其实就是“自我毁灭”。

把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作“告别革命”解读的倾向,潜藏的前提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全面向“欧美现代文明”回归,因而必须实行包括政党建设在内的全面转型。这就牵涉一个根本问题,即共产党究竟是高于和优于西方议会政党的新型政党,还是落后于现代政党的所谓“传统政党”?再进一步,共产主义究竟是引领当代人类文明的先进旗帜,还是偏离人类文明大道的宗派情绪?说到底,谁代表了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未来,这不取决于自我的标榜,而取决于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5]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几百年来蓄意制造的一个公式,就是“占有财富=个性+自由”。可是,它始终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当财富的占有转化为对于他人劳动的占有,从而变成主宰人类命运的资本王国时,自由、个性又从何说起?两年多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使不少西方人士产生了对于资本主义的幻灭感,甚至作出了“物质文明的彻底崩溃”和“伦理[6]的颓废”一类的判断,再次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个性不外是“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而“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7]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可见,从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先进性上看,谈不上党的转型问题。

共产党和所谓西方“现代政党”的根本区别在哪里?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谈,但最为根本的就是指导思想、理论旗帜上的区别,因为思想理论是决定政党性质(先进性和阶级性)的首要因素。如果仅从“合法性”类型、组织方式、成员结构等去区分所谓的传统与现代,可能会把问题搅浑。我们党的名称最为集中、鲜明地表明了它的思想旗帜,就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因此,列宁特别指出:“我们应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称自己为共产党。我们应该重复说,我们是马[8]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最先进、最有前途的现代政党,也决定了任何形式的向西方的所谓议会式政党靠拢,都不是进步的转型,而是蜕变、是彻头彻尾的变质。

但是,要说清楚指导思想决定政党性质,首先要弄清如何从唯物史观出发看人类文明的进化,因为决定指导思想的先进与否,与其所立足的文明类型直接相连。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9]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在唯物史观看来,文明的基本类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社会形态,因此,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等又是基本的人类文明类型。毫无疑义,人类文明的基础在于生产力的状况,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10]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但是,西方学者对此提出的质疑,(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等)是两种独立的经济结构,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则共处于同一个经济结构中。例如贝尔就认为,同马克思的看法相反,“资产阶级社会是在封建土地结构之外、在不再是封建领主附庸的自由公社或城镇之中出现的,这些自治的小公社成了未来欧洲重商主义和工业[11]社会的基石”。也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够并且有必要打破与之对立的封建经济结构。米尔斯也提出了类似的理由。他说:“和处在封建的土地结构之外的资产阶级不同,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则是同一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在资本主义内部,工资劳动者不代表任何独立的经济制度。”正因为如此,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所争的是产品分配,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本身。他们的意思很清楚,其他文明的替代阶级是该经济结构“体制外”的力量,而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体制内”的因素。

对于这一质疑,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澄清:其一,生产力本身就是“跨体制”的。因此,对任何经济结构的否定都是由内而外的过程,不能在体制内外做绝对的划分。我们在前面说过,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就是说,生产力之所以总是要突破相应的生产关系,说到底是因为某一生产力的最佳状态并不是在现有的生产关系中而是在新生产关系的萌芽中达到的,从而预示着革命的趋势。与此相应,新生产关系的代表也从原有的经济结构中分化出来,成为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正如“手推磨”的最大生产力并不是封建式手工作坊,而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一样,机器大工业的最佳生产力也不是资本主义大工业,而是社会主义大生产;正如在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中,作为新生产关系代表的资产阶级才得以发展并从中分化出来一样,而只有在机器大工业的充分发展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工人阶级才得以壮大并与资产阶级社会决裂。从迫使工人适应机器的运转(加大劳动强度)、造成剩余劳动大军等方面看,机器大工业确实满足了资本主义最大限度地节约劳动成本和无限扩大生产的需要,因而在机器大工业的初期普遍出现了“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但是,这种实际运用并不是符合机器大工业本性的状态,因而造成了深刻的“经济学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

[12]段”。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13]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由机器大工业开创的社会化大生产,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内在力量,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其二,工人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的一大本质特点,就是它是唯一与生产资料没有直接联系的阶级,因而其解放不能通过个人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而必须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重新拥有生产资料的方式,这就决定了它必须与传统的私有制决裂,代表社会化占有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趋势。毫无疑义,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都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被剥削阶级也不同程度地与生产资料有直接的联系。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而与其他劳动工具直接结合;农民阶级也因拥有少量生产资料而与生产资料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他阶级的阶级意识(如果有的话)都是巩固和扩大本阶级的利益,而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消灭阶级”,马克思也因而称无产阶级为“非市[14]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不与生产资料发生直接联系而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承担者的无产阶级的大量出现,表明了社会化占有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趋势,更表明了“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解体”。

可见,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完全撇开社会形态,单从产业结构或消费方式上去谈论人类文明的进化是不能被接受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耕文明”向“商贸文明”转变一类的说法,如果没有明确的社会性质界定,就只能制造混乱。虽然由于历史发展的曲折性,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由理论逻辑上的历时态,成为现实历史中的共时态,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判断。换言之,真正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形态,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仍然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此,不能用“现代文明”一类的含混字眼抹杀两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不能用“转型”问题掩盖道路的选择和旗帜的辨识。二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具有双重意义,其一它是在今天唯一能够“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因而是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真正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另一种现代化类型;其二它又是共产主义思想旗帜的同义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高举共产主义,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国情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15]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

虽然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高举共产主义,但是我们今天却要突出地强调前者,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今天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我们仍然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于这一国情的中心任务是,力争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这一现实的奋斗目标,不仅为共产主义的实现铺垫了坚实的台阶,而且是共产党履行自己的历史责任、实现自己领导作用的基本条件。因此,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正如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指出的:共产党人必须为现阶段的反帝反封建的目标而奋斗,“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6]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但是,毋庸讳言,作为阶段性目标的旗帜既然具有过渡性质,因而也就必然具有一定的策略性质,它要随时随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这就是说,一方面,作为党的阶段性目标的旗帜,必须以共产主义的创造性去开创,而不是简单地抓过来一些现成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一直赞同孙中山所说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好朋友”,一直认同党实践自己的民主革命纲领就是真正实践三民主义。但是,中国共产党也不是简单地抓起三民主义旗帜,而是根据党的历史使命,发展出更进步、彻底、全面的新民主主义,并以其作为自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思想旗帜。另一方面,对于同一时期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我们都要紧紧抓住不放,因为这是共产主义的生命力所在。“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17]孙子。”我们今天对待自由、民主等资产阶级思想遗产,也应取同样的态度,就是说,要从中剥离出好东西(正如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中剥离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死死抓住(这些好东西在资产阶级古典学说中更多一些),再就是根据共产主义原理创造出新理论,绝不能照搬当代西方的民主理论。这个新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吸收了当代西方文明发展的成果,但本质上属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显然,我们在今天不会丢弃民主、自由的旗帜,但是,这是经共产主义创新的,更为进步、彻底、全面的自由和民主理念。换言之,这是以“消灭阶级”、实现真正平等为基础的自由,这是以“国家消亡”、实现公共权力真正由人民行使的民主,而不是无平等实质的“自由”、纯形式化的“投票民主”。因此,正如当年我党高举新民主主义旗帜不意味着丢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样,今天我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同样不意味着丢弃共产主义,而是始终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18]最高理想。”在今天,当共产主义被西方意识形态严重妖魔化的时候,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和共产主义旗帜的一致性就尤为必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仅是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另一现代化类型,它的最终目标是取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共产主义社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存在中国共产党向所谓“现代政党”的转型问题。

在今天有人说,中国共产党利用“自由民主”的旗帜打倒了蒋介石,而取得政权后就丢弃了这一旗帜;还有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真正内涵就是“自由民主”,舍此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专制主义;还有人甚至丢弃了对于斯大林的深刻厌恶,引用他主张共产党[19]举起“民主自由”大旗的言论,论证自由民主人权是不可抗拒的“普世价值”;一些人还津津乐道地引述恩格斯转引摩尔根的话,“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20]复活”,证明自由是人类的终极价值;如此等等。因此,我们必须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和自由民主旗帜的关系。但首先必须说明,恩格斯和斯大林的话帮不了这些人的忙,因为恩格斯所引述的摩尔根的话,恰恰是没有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价值,因而平等、博爱和自由是密不可分的,而对于那些力图维护资本主义的阶级划分和不平等的现实而空谈自由的人,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斯大林讲的是阶段性的奋斗目标,当然必须抓住民主自由的旗帜,但并不能以此证明这就是高于共产主义的人类终极价值。

毫无疑义,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把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因为它体现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但即便在当时,我党也没有用这一旗帜取代共产主义旗帜,而是把两者统一起来,统一的前提是确立共产主义是党的最高和最终的奋斗目标。这就是说,我党从来没有脱离共产主义大目标去空谈民主自由。尤其在今天,人类文明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果离开共产主义的根本价值(消灭阶级、劳动解放)去谈民主自由,只能落入资产阶级价值观的陷阱,被其“西化”、“分化”。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民主是国家的统治方式,自由是社会交往关系平等化的结果,它们都是具体的历史范畴,而不是抽象的普世价值。说到底,只有在“消灭阶级”、“国家消亡”的前提下才能谈论“自由”,而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民主”要经历三种形态,这就是“作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最后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作为大[21]多数人享有民主而对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的‘民主转型’”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民主消亡”。道理很清楚,这就是列宁曾反复引用恩格斯的一个观点:“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同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丑恶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22]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

主张把民主自由作为人类终极价值的人,在世界观历史观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反对将民主自由与阶级统治相联系,求助于纯粹的人性诉求和全人类普遍利益,将其装扮成“普世价值”;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把个人权力和公权力的对立,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博弈以及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永恒化,因而丢弃实质民主而将其形式化为“投票的民主”、否弃平等而将自由抽象化为“不受强制”,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的统治视为人类“历史的终结”。这种世界观历史观上的矛盾,使得他们极力回避并贬低历史观,习惯于抽象地谈论价值观,从而暴露了其理论上的虚弱和不彻底。三

值得注意的是,主张西式民主自由及其制度设计具有终极性的人,在今天已不采取福山“历史的终结”那种直露的方式,而是采用了一种“非终极的终极表述”。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种论调:“西方议会民主制是现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体制、民主形式”,“当然将来哪一天也许会出现比议会民主制更好、更高级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还没有。”他们因此而否定现存的区别于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其他民主形式,公然污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极权政治”、“党国体制”、“党主政治”,其前途不是向西方议会民主制变革,就是遭历史的唾弃而“崩溃”,因此,有必要就此多说几句。

当马克思主义指认西式民主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最巧妙方式时,就蕴涵着下述意味:西式议会民主制表象上是民意决定,实质上是民意操纵;西式议会政党表象上是大众政党,实质上是精英政党。一般地说,当少数剥削者凭借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而获得国家统治权后,就拥有了经济、政治和思想三种统治方式,使被统治者处在“自发”状态、使其成为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的附庸,从而认同这种统治。尤其在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下,“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只要被压迫阶级——在我们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23]极左翼。”因此,无产阶级要自己解放自己,必须“让思想冲破牢笼”,提出不同于剥削阶级的阶级要求,这就需要接受先进理论武装。

这一自我意识集中表现在对于资产阶级普选制的破解上。资产阶级普选制并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更不是人类理智的极限和历史的终点,而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完备形式,是适应资产阶级经济发展要求的政治形式,本质上仍然是阶级对立社会中作为统治工具的国家制度。但是,它表现出来的却是不依赖于任何阶级的独立和普遍性外观,“正是国家制度、法的体系、各个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立历史这种外观,首先迷惑了大多数人。……而自从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资产阶级幻想以后,甚至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克服重商主义者,也被看作纯粹的思想胜利;不是被看作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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