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国:风险、挑战与对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傅子恒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改革中国:风险、挑战与对策

改革中国:风险、挑战与对策试读:

前言

本书收录的是作者近年来从事证券与经济研究工作所撰写的分析及评论文章,内容涉及宏观经济、产经、金融、证券、社会热点以及公共政策等方面。这些文章绝大部分已在各类财经、证券报刊发表,许多观点和分析评论被广泛转载,并产生了市场反响。此次结集出版,不为敝帚自珍,实为回顾中国经济近年来走过的不平凡历程——近些年来发生了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剧烈动荡与经济下滑,其后美欧经济复苏分化进而引发大国间博弈,伴之以中国经济体量、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持续上升。在内部,中国经济转轨换挡,城市化与劳动力供需产生深刻变化,经济增速由“超高”阶段向“中高速”阶段转变,稳增长,控通胀,调结构,促转型,补短板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交替成为阶段性工作重点。政策对问题的应对得失相伴,交织着市场各种参与主体的希望与失望、砥砺与踯躅、汗水与昂扬,这些都值得我们珍重和记忆。本书真实地记录了时代发展变迁背景之下若干经济政策酝酿、决策、改革以及具体实践过程中的重要片段和历史事实。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华牌”列车运行于国力复苏的快车道上,并在几次外部重大冲击中保持了定力,国运继续运行在上升途中。由社会酝酿与决策层政策设计推动、引领,每一个国民在对各自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努力中一起成为建设者。其间,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也不断出现问题,一些领域的进步甚至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代价。但我们需要的不是彷徨抱怨,而应当是在解决问题中克服困难、坚定前行,最终走向成功与辉煌。“坐而论”更须“起而行”,借由对产业经济、公共事件与公共政策的评述分析,本书也是作者作为经济研究者的理性建言,这种建言遵循了建设性、前瞻性、可行性的原则,一些建议已经转化成为具体的政策实践。而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同时基于稳妥审慎与注重实效的原则,对于存在与发现的问题理性面对,不回避、不抱怨,探寻适合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实际的科学路径,是各方需要持续探索的时代命题,也正是贯穿全书的精神主线与努力目标。希望这些建言能够为读者的学习、实践带来更多启发与思考,如是,本书也就实现了它应有的价值。

本书按所聚焦的内容分为12个专题,涵盖了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历程中人们所关注的重要热点问题,包括宏观经济稳增长、促转型以及财政体制改革、货币汇率政策、产业政策、宏观调控、国企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股市改革、行政监管改革、社会改革等,这些内容通过对改革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和风险进行揭示与剖析,从而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问题解决思路与对策。最后一个专题探讨的内容涉及制度综合环境与人的思想观念、认识、社会情绪与心理预期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方面的改革对推进社会进步具有更长久、深远的意义,笔者将这一改革称为“培育良制的社会土壤”,唯有具备丰沃的制度环境与思想土壤,才能结出美好社会的丰硕果实。全书以聚焦“改革”作为主线,串联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框架,因而谓之“改革中国”。稳增长:新经济复苏需着重提升增长质量从春运看新城镇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新潜力

一年一度的“春运潮”正在时下的祖国大地上演,作为短时期内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奇观,春运现象的存在折射出中国社会发展一贯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春运在表观层面凸显的是中国铁路与公路等交通运力的短缺,深层次原因则涉及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管理各个层面,远非囿于交通运输不足问题。循着春运问题的产生、演进、纾缓与最终解决这一线索,则可以透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脉络,以及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未来发展与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

春运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一个社会现象。春运现象的政治原因在于,我国改革开放地域非均衡导向之下的政策突围。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沿海地区率先开放的战略布局,改变了建国之后在战备导向之下发展起来的东北与西南等内陆腹地重工业化的地域布局,以面向民生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为目标的轻工制造业兴起创造了巨量的劳动力需求,东部沿海地区由此逐渐成为劳动力流入聚集地。而由于户籍、身份、居住与家庭迁移等方面的政策限制,这些异地流入的劳动力主体无法迅速融入工作地,只能以流动人口“暂住”方式附着于发达地区,使得人口的大面积跨地域流动迁移成为常态。而春节是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社会习俗,中国人对“过年”的渴望凝结的是对家人团聚、亲友祝福、一年辛苦劳作之后驻足休闲,以为来年更美好生活养精蓄锐的种种期盼。这一几千年的习俗流传使得“过一个团聚年”成为中国人追求的最起码的生活目标;在春节期间,远方的亲人都要不辞奔波之劳回家过个年,大量流动人口会在这一阶段集中迁移,这是春运潮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此外,春节长假与学生假期重叠,学生归家、外出旅游者与外出务工归家者“合流”,也是春运潮出现的重要原因。

春运潮产生的原因以及对春运潮压力纾缓问题的解决之道,则成为塑造当今中国产业格局禀赋特征的重要力量之一。中国二十年来倾全国之力建造的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公路网,以及连接发达地区大城市集群的高铁、城际轨交,成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头戏,使得投资成为拉动中国三十年经济两位数增长的首要力量。目前来看,立体交通网建设带来的运力增长以及多种方式的出行选择,虽然使得过去多年以来极端拥塞的铁路运输瓶颈逐年得以缓解,但是从历年众多热门线路预售放票之后即被迅速“哄抢”一空、火车票仍然一票难求的局面来看,我们离春运潮的彻底纾缓问题的解决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而根据我们大家的切身体验,对于众多的铁路热门线路,即便在平时也多有站着出行的情况出现,说明除却春运期间,许多火车与轨交线路运力依旧是供给不足而远非饱和。中国基础设施的投资潜力还有多大?从铁路运输瓶颈大量存在,则可以看出即便在“传统的”投资领域,我们距离投资饱和还有相当大的空间。

从春运问题解决角度来看,铁路“传统领域”投资还涉及投资效率、技术以及管理能力提升问题,如果有更多的中长途铁路客货运输能够像京沪、京武、武广那样,更多的短途运输能够有像京津、广深、沪杭那样的密集运输能力,对长途运输起到分流作用,也将是压力缓解的根本途径之一,这些方面的提升也将给相关领域提供巨大的投资空间。

春运潮的根本缓解更在于缩小我国地域与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其根本的途径之一即是最近政府提出的“新城镇化”思路。“新城镇化”之“新”,在于与三十年以来中国固有城市化模式之间的区别。旧城市化使得中心大型城市人口过度集聚,日益带来交通与居住拥挤、环境与生态恶化等“大城市病”问题。相对于人口向沿海地区、发达地区、中心大城市集中的旧城市化进程,新城镇化是一种兼顾广大内陆地区、中小城市、新农村建设的、全方位的、城乡和谐发展、集约发展、均衡发展之路。

从经济增长以及产业与资本市场投资机会角度来看,依循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指导方针,总体而言,新城镇化建设给出的指导方向可以从以下几个脉络考察与把握:一是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融合与模式塑造过程中的投资机会;二是落后地区的城镇化将会提振传统的能源建筑建材等行业的需求;三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迁徙、土地资产重估带来财富,生活方式改变对区域消费增长带来的相应机会;四是农业劳动减少、农业生产力升级、土地制度改革等促使中国农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带来的投资机会;五是发达地区在后城镇化时代的精细化发展给环保、医疗、城市与城际公共交通等带来投资机遇,等等。这些方面的机遇展现将是未来中国数年内拉动经济仍将保持相对高速度的、持续增长的重要一步。

新城镇化同时也涉及经济体制以及全社会范围内的系统性、综合性的改革问题,诸如户籍制度改革赋予公民更自由迁徙与融入工作地等选择权利,社会保障由城乡与地域分割到并轨并最终做到全体覆盖,涉及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全面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实现全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共富目标,以及教育、医疗、就业与个人发展机遇均衡、多元与公平,如此等等。而当这些目标成为现实的时候,消费更大程度上成为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活跃因素,“启动内需”目标也将成为现实。这一建立在共同富裕与和谐基础之上的繁荣,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终成功的标志。当这些目标得以实现的时候,劳动者工作之余休闲、探亲、旅游以及学生假期等因素造成的人员流动与迁移,即使“春运潮”现象仍将存在,但那时的春运已不存在运力短缺问题,而成为承载文化、娱乐、交际与休闲功能的全民精神放松的盛宴。(本文发表于2013年2月6日《上海证券报》评论版)“稳增长”政策推进需破除认识误区

A股再一次向下跌破2000点,市场的“冷”与有一系列数据指标支撑的经济“温和回暖”背道而驰。

不管承认与否,此次回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此前一直保持热度的稳定市场预期的政策突然“撤火”。与此同时,有关政策不应该干预市场的议论声正在占据舆论的主导。

政府“有形之手”需要干预市场吗?这其实早已不是“形而上”的争论问题,而是关乎经济增长、波动与民生疾苦的具体实践选项。撇开各种理论教义,笔者认为在“非正常时期”,这个答案应当是肯定的,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无须回顾,这里只引入一个一直被各国政策实践广泛采取的反周期操作的例证:在通胀时期,各国政府以减息、抑制需求进行应对;在经济衰退时进行减息、扩投资与促消费。这些操作已成惯例,又有谁能够否定宏观政策应该对“偏离常态”的经济进行干预呢?

那些认为在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时“政府无须插手”的主张如果不是出于无知,那就是别有用心。这其实也是经不起辩驳的——这就犹如说,物价上涨,让它涨好了,价格在哪个阶段静止了都可以视为是一种均衡,它本身也“自会”回复到均衡。“存在即是合理的”吗?如果是,那么反问一下:瘟疫与战乱也是一种现实存在,而如果能够预先防范与避免,是不是也不需要防范与避免而顺其自然呢?

由此可以说,应对市场非理性波动本就是政府“有形之手”应该扮演的角色,此即所谓应对“市场失灵”。如果放任只会使市场加重“失灵”。

当然,这里需要申明,其实笔者是“市场发挥基础资源配置功能”的坚定拥趸者,只是认为市场的这种“自发调节”作用应当是有条件与边界的,也即是在“常态”之下进行,而反对将市场功能绝对化的教条主义。当“市场失灵”出现时不进行干预则预示着失职,这与市场发挥基础资源配置功能的观点并不矛盾。只是,何为市场的正常状态,何为市场的失灵状态,这一点需要进行科学与严谨的专业判断。我们也需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在市场处于正常状态时“有形之手”进行盲目自信的、无端与过度的干预。【附记】

本文撰写于2012年11月27日,发表于11月28日《新京报》经济时评版。当时上证综合指数从两年前的3400点上方持续回落跌至2000点之下,市场弥漫着悲观气氛。市场过度悲观之时显然需要外部力量进行加持与对冲,而当时一些观点依旧认为对经济、对股市应当继续放任自流。显然,放任自流的结果将会是股指继续下滑,从而出现“矫枉过正”,对实体经济、对投资者带来额外的伤害。本文基于公共经济学惯常操作常识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反周期操作的要点是需要在周期过热、景气高峰时“及时削峰”,对应于在景气低谷期进行“适时填谷”,最忌讳的是反向的政策错误操作。稳增长应更多依靠改革红利

汇丰中国经理人采购指数(PMI)连续三个月低于50荣枯临界值,3月更是创下48.1的新低;中国官方PMI多月以来盘旋在50分界位之上,2月份从1月份的50.5放缓至50.2,逼近临界点,从市场观测到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正在加速。而宏观经济逐季的同比回落,一直以来成为资本市场持续低迷的最主要压制因素。与之相应,国际投行纷纷调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年度展望。对应于由经济基本面决定的证券市场持续低迷局面,市场预期“稳增长”将重新成为阶段性的政策着力点。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调结构、促转型过程之中,政策着力需继续坚持“底线”思维,同时“稳增长”的政策施行需打破旧有的“粗放投资”模式,更多依靠以改革释放“政策红利”的方式,激发社会“原发性”的创造力,以此提高增长质量,并形成持久的推动社会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经济增速尚未触及“底限”但已需提前对冲

中国经济波动周期处于何种阶段具有不同的观察视角。从长周期来看,无须赘言,中国经济正在结束三十年超过两位数的“超高增长”阶段,进入相对中高速的增长阶段。这种增速的变化有我国经济自身累积演化方面的原因,也有为追求更高增长质量而进行的人为调节原因;而对中国经济增速仍能够保持较高增长速度(比如仍保持在6%以上)的判断,依旧缘于对我国经济自身禀赋客观与理性的认知,这一增速将会在一个相对中期(比如未来5—10年)的时间内得以保持。而从1—3年的短周期来看,笔者认为,我国经济正处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刺激性政策导致的经济扩张之后的“去库存”阶段,这种“去库存”伴随的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周期,并正与国内景气周期形成叠加,使人们对当前经济增速回落的担忧有所加深,这应该就是当前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基本认知。数据表现方面,反映生产者消费价格走向的PPI同比增速已经24个月持续为负,原材料上游产能过剩与生产者需求疲弱的现状由此可见一斑;终端消费价格CPI维持在3%以下,2月份向下收窄至2%,如果价格数据继续下滑,宏观景气将指向通缩。

从经济增速来看,2013年我国GDP增长为7.7%,2014年目标增长为7.5%,从3月初公布的工业增加值以及投资、消费与进出口同比均有下滑的态势来看,目前预计一季度经济增长将在7.4%或者之下。从趋势来看,如果没有政策对冲,经济增速将会是进一步下滑的大概率可能。而根据多位决策参与者等权威人士透出的信息,中国经济增长的“底限”界定于7%左右。由此观察,当前阶段政策“有形之手”已需在“底限”区域附近发挥作用,以防止向下击破这一底限。而近期国务院表示将加快重点投资项目的审批进度,并出台一些稳增长措施,则预示着政策已经出手进行“对冲”;相对于“有形之手”在过热时期的“及时削峰”,在经济偏冷时期需要“及时填谷”,以使经济拉回到常态范围之内。中国经济具有广阔回旋余地

中国经济增长中长期仍能够保持设定“底限”之上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基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禀赋特征的现实判断。首先,中央政府的财政等各类动员能力是强大的,政策手段的潜在储备是足够的,近十多年以来,中央政府在宏观分配格局之中取得持续增长的较大份额,资本积聚可以继续有效转化为投资能力;同时,我国政府部门总体的债务率并不高,也为必要之时进行财政动员提供了空间。

其次,中国城市化远未完成、地域差异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向先进地区“趋近”的过程,继续对社会投资形成吸纳,这是巨大的、真实与潜在的投资“内需”,很显然,这种需求的释放过程在未来若干年内都将存在。

再次,中国地域经济形成的“梯度”发展格局,无论是在发达地区还是在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空间依旧巨大。仅以铁路客运为例,国内中东部地区城市与城际之间日常时期的满负荷运载,节假日期间更是人满为患的事实,为铁路运力后续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运输潜在需求同样巨大。

最后,中国消费增长尚处在酝酿与稳健增长的培育期,其对经济的拉动潜力远未释放。这一判断的理由是,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而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已然进入新的阶段,观察要点在于我国“人口红利”进入消失的临界期,广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基本吸纳之后,由最低收入群体供给收缩所推挤,劳动者收入开始实质性增长,最典型的例证是建筑、物流等一般基础服务业劳动力工资近年以来的持续攀升。而当劳动者收入持续增长与累积的同时,如果伴随的制约居民不确定性预期的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问题得以缓解与最终解决,可以预计,中国社会将逐步进入发达阶段,消费将进入长久的繁荣期。更多释放“改革红利”激发自发创新活力“稳增长”政策发力,与以往不同,人们希望政府“有形之手”进行经济调节时能有新思路、新方法,打破传统的政府粗放型投资模式,进行精心统筹、科学规划,同时顾及环保、生态以及未来可持续发展,避免因投资形成新的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新模式的形成需要持续不懈地改革,这种改革体现在各个层面,比如对于干部的任用与考察,需要将就业、经济可持续与地域协同发展、生态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等纳入指标衡量范围,同时强化责任追溯、追究,保持强大威慑,规避寻租、短期行为、唯当前GDP论等问题;在市场管制方面,应当放松准入,强化后续事中、事后的动态监管,有效激发市场创造性,同时保持市场有序竞争局面。而在当前热议的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存在于我国国企之中的矛盾问题,既有公共部门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浪费、腐败等共同问题,也有由准入与规模经济等原因造成的市场集中度过高等垄断问题,导致了市场效率与公平的双重损失。对这些问题解决的过程,即是提升效率、矫正公平的过程。

而关于垄断问题,信息经济学曾经提出“企业租金”概念(Corporate Rates),是指具有垄断行为的市场主体过度占有与使用社会资源形成超额收益,这些资源本应由社会资源配置形成社会福利而由全社会分享,垄断对这一租金的攫取损害了社会福利,同时也损害了资源配置效率,由此,决定了国企领域的反官僚、反浪费、反垄断具有多重的经济意义与社会意义。而国企改革在收入分配——无论是初次分配如管理者与劳动者工资改革,还是在再分配领域,如利润上缴与留存比例等确定,以及行政机制——如企业管理者身份的“去行政化”,政府管制优化——如放松准入的同时强化后续监管等方面,都需要深化改革加以推进。在市场层面,微观竞争主体原创性活力得益于改革与开放的推动,比如互联网对传统商业、贸易、物流服务产业乃至于正在进行的对金融业的重塑,所释放出的巨大的活力,对就业的带动以及对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在国企之外蓬勃发展的现实,带给人们诸多的启示。对政府而言,市场监管如何顺应形势,做到适度、有效,能够最大限度保护企业等市场参与主体巨大的创新热情,则同样是一个需要加强研究的常新课题。(本文发表于2014年3月28日《中国证券报》“观点与观察”,略有删节)改革是当前经济的核心推动力

改革预期促动2014年A股市场演绎“非对称”结构行情。以市场热点来看,上半年围绕军工与网络信息安全,下半年围绕国资国企改革、核电、“一带一路”等地域发展规划以及由沪港通、降准降息等促动的券商等蓝筹股价格重估等,无不体现出改革背后最主要的推动力。与之相对应,宏观经济基本处在景气低迷期,表现稳定但相对乏善可陈。

对于2015年的宏观经济与证券市场,笔者认为,在增速换挡背景之下,改革预期与市场创新仍将是促动经济与行情运行的内在逻辑。由于一系列扰动参数出现新的变化,中国经济社会运行将出现新的特点,并且其外溢效应将可能扩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勾画出新时期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如果说2013年是我国经济体现全面深化改革的“布局”与“预热”元年,2014年则是这一布局正式实施的“启动”之年,从一个连贯的时间周期来看,改革则仍旧处在启动初期,2015年应当是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的时间节点。顶层设计的落实是一个长期过程,落实的方式是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政策指挥棒如何在时间序列上“起、承、转、合”,将在时间契合方面为“非对称结构行情”提供新的机会。

中国经济处于由超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转轨转型中,经济增速可能继续下台阶,GDP年度增长预计在7%—7.2%之间。政策目标弱化对增长指标的考核强调,这本身即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宏观经济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变化,2015年政策目标将继续锚定以最小的社会成本确保“转型升级”过程尽可能平滑与平稳,其核心表现是就业与物价的双重稳定。

政策层面的变化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货币政策方面,2014年前11个月,央行尽可能在公开市场操作中保持中性,同时试图以结构放松方式引导市场资金成本下行。而为应对经济持续下滑以及通缩风险,央行在11月底逆市场预期,启动总量调控工具,进行非对称降息。以此次降息为标志,货币政策步入总量相对宽松进程。由于我国经济增速下滑与通缩压力持续存在,2015年预计会有两至五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或者降息机会,频率与幅度取决于宏观数据指标的阶段表现,而经济指标表现则又与财政等其他公共政策、改革推进力度以及市场响应程度有关。

其次,笔者预计,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这体现在多个层面:一是城市与城镇人口集聚对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新需求。这种需求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北、上、广、深等我国特大城市地铁与市内、城际公共交通网络发达程度与伦敦、东京、纽约、香港等发达城市相比,在软硬件方面依旧存在巨大差距,而在我国覆盖更多人口的内陆大、中城市之中,绝大部分都还没有地铁交通,投资空间相当巨大。对广大的中小城市而言,城镇化过程中的新需求体现在城市公共交通、城市排污、供水、供气更加科学、更合理规划布局等方面,这些方面的投资空间同样巨大。二是国家区域开放战略布局的具体落实,省会城际“8小时交通网”的打造,京津冀一体化、新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建设,使得我国中心城市之间以及与内陆接壤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以高铁等基础工程建设为代表,对外投资“走出去”战略则可以开拓未来更长久的新增长空间。三是对于发展中的问题的解决,集中体现在大气、水与土壤等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这些长期累积问题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并且难以一蹴而就,由此清洁能源、智慧城市、生物工程、健康医疗等新兴产业的培育等,2015年都将进入加速推进期。

再次,经济、社会与政府体制改革方面的政策推进,范围涵盖相当广泛的领域,包括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与公共部门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土地流转与户籍、医疗养老保障相关的涉及居民自由迁徙权益的改革等。其中,大部分改革目标的实现将是一个长期过程,而2015年开始有望逐步破题。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理念的核心,在于政府等公权力依法执政,同时,与放松管制对应的是严格的动态后续监管,因此政府等公共部门的职能改革,也将会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成为常态。

经济内部风险主要在于房地产产业链的景气不确定性、传统产能过剩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这三方面,风险的化解年内已经在推动解决,市场预期相对较为充分,因此预计不会演变成经济系统性风险。

另一个风险是来自境外市场与发达经济体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美国全面退出QE对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形成下行引导,这种引导与国内需求不足相交织,已经使得我国PPI同比指标连续三年为负,国内经济面临通缩压力,使得国内政策推行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但政策依托基点仍在于国内方面,且与各项改革高度关联,在货币政策总量工具放松的背景之下,如何防范传统粗放、落后产能投资伺机回潮,需要引起中央与地方各级决策部门足够重视。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预计会在换挡转型中继续平稳运行。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之下,财政、货币政策重新趋向积极,但预计与几年前的“大水漫灌式”投资相比有所不同,政策操作将趋向精细化。各项改革持续推进,目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生产力,激发社会自发创新活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对于市场热点与机会,改革将投射于资本市场,继续给市场带来结构交易机会。(本文发表于2014年11月28日《中国证券报》)【附记】

2015年中国GDP同比实际增长6.9%,首次“破7”。A股市场在多次降准、降息“分母”驱动之下向上演进,但因为缺乏经济基本面的支撑,年中之后市场分歧较大,加之部分监管政策失当,最终由暴涨引发暴跌,出现激烈的非理性波动。中国经济依旧具有巨大的增长张力

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破7”,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首次,因而成为当下的热议话题,但并没有引发太多的社会震动,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减速换挡”的“新常态”为人们更多了解与坦然接受;也说明经济减速不再像以往那样让人们焦虑,“保八”或者“保七”不再成为经济增速压力之下强烈的阶段性任务目标与政治口号。缘于经济结构持续改善所带来的增长质量的提升,中国经济正悄然发生着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

首要观察的是就业指标。对比六七年前国际金融危机时期GDP增长一度“破7”所带来的巨大冲击(2008年四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6.8%,2009年一季度同比增长6.1%),当前就业形势无论是真实指标还是社会预期,都相对较为稳定。虽然在行业结构方面冷热不均,但与当年大量企业倒闭与工人失业、异地务工者掀起集体返乡潮的情形相比,已经是完全两个局面了。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这种以往只有在经济景气上升时期才能取得的就业稳定的成就,发生在经济景气处在波谷、传统产业持续低迷、物价徘徊在通缩边缘、经济增速重心下移的背景之下。这一成就的取得,除了与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初步完成,以及人口“刘易斯拐点”正在形成、就业公式的“分母”缩减因素有关,无疑同时也有“新常态”思路之下政策措施推进得当等主观方面的原因。新城镇化与新兴产业培育创造出新增就业机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虽然结构方面存在摩擦,但就业总量保持了稳中有增的局面,第三产业就业吸纳力持续增强。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就已完成全年的新增就业目标,这些事实与人们的直接观感相吻合。

变革同时体现在拉动经济增长引擎方面的结构优化,最直接的变化是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产业链的过度依赖有所弱化。从总量指标来看,投资、消费、进出口三者的比重之中,投资增长继续回落,前三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3%,增速较上半年回落1.1个百分点(名义增长,下同),这其中,房地产投资同比只增长了2.6%,增速较上半年回落2个百分点。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7.9%,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而同期消费同比增长10.5%,增速有所加快,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消费的持续增长使得其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4%,同比提高了9.3个百分点,增长贡献度可以用“突飞猛进”形容。对比十多年以来进出口的经济增长贡献度在许多年份占据(超过)“半壁江山”的历史事实,该指标自2014年上半年开始跃升至50%以上,预示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主要源自内需,多年以来的期盼今天终于成为现实。笔者一直认为,最终消费反映的是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活跃程度,消费是生产的目的,而消费又是收入的正函数,消费的增减变动直接反映了居民收入波动的实际状况。数据显示,前三季我国居民收入同比增长了9.2%,明显高于GDP增长速度,与以往多数年份落后于GDP的情形形成了对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获得感”增强。

投资结构出现的变化,则反映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直接体现是,第三产业较一、二产业出现更为迅猛的增长,前三季度我国一、二、三产业同比分别增长了3.8%、6%、8.4%,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据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4%,同比提高了2.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0.8个百分点,产业比重失衡的现象继续得到纠正,这与消费贡献比重提升相互印证。第二产业的结构变化反映了经济结构与社会发展的潮流方向,如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贡献度弱化,传统过剩产能集中的钢铁、水泥、建材等行业明显下滑,与之相对照,通用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9.9%)、汽车制造业(11.3%)、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17%)、水利环保等公共设施管理业(20.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6.9%)等分别保持了高速增长。服务业增长中,与互联网相关联的零售、仓储物流等行业保持迅猛增长,前三季度以网上方式实现的销售与服务同比增长达到36.2%,反映出社会消费水平持续提高以及人们生活、消费方式正在改变与转型。

中国经济增长总量与结构的变化既是中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与具体进程的直接折射,也同时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特征。从总量来看,三十多年的超高增长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体量的日益庞大使得数据统计的对比基数不断抬升,“减速”是增长速度的平滑,是迟早都将会发生的趋势性规律,而当前的减速同时受到经济景气短周期处于波谷阶段的叠加影响,也有人为转变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付出速度代价的主动施行因素,即便如此,6.9%的速度仍不算低,在世界经济形势深刻变革与动荡的环境之下,仍足以傲视全球。

而增长韧性体现出中国经济依旧具有巨大增长与回旋空间。中国经济社会总的发展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低,在城乡、地域、行业、阶层等方面的发展极度不平衡,制度与政策层面也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仅以这些年中国取得巨大成绩的城市公共交通为例,即便是中国最发达的北、上、广、深等城市,地铁、轨道交通等公共服务与东京、伦敦、纽约、巴黎等城市相比,无论总量还是服务质量方面,都还有着巨大的差距。有人曾经计算,按照地区面积与公共交通承载度,以2014年末的数据,上海需要将公交里程扩大8倍,方能赶上东京的水平;而根据人们的直观感受,国内众多热门的铁路、公路线路平时已经满载、节假日更是人满为患的现状,反观出我国即便是最发达地区的城市与城际交通需求方面都还存在巨大的供给缺口等待填补。以上的对比仅只是最直观表面的管窥蠡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按人均水平计算的生活水平与质量,以及在科技、金融、教育、企业创新、社会公平等方面,都还存在着巨大差距,这是国情与基本事实。无须赘言的是,差距消弭与趋同过程,即是未来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这是未来经济增长能够保持较高潜在水平的保证,是中国经济的回旋空间所在。

而由“潜在”到“现实”,需要的是持续的制度改进与政策优化。如何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这种韧性,则是未来改革与政策长期导向的着力点。制度优化与变革,也正是政府“有形之手”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本文发表于2015年10月28日《上海证券报》评论版)新一轮复苏应着重提升增长质量

最近陆续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有所缓解,景气状况有所好转。无论是景气波动主观预期心理指标PMI回归至50荣枯临界之上,还是物价终端消费指标CPI摆脱逼近通缩临界有所回升,以及生产者指数月度环比回升与同比跌势收敛,都在提示中国经济结束下滑步入筑底阶段。

数据指标的好转引发一些不同的解读,乐观的观点开始认为中国经济结束下行重新回归至景气上升通道,宏观经济已向V形反转;也有观点看到部分消费品与工业原材料产品价格急升,开始提示对抗通胀着手进行政策调整。对此,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新一轮的景气上升周期仍在酝酿之中,积极取向的宏观经济政策论及收缩与退出为时尚早,而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新的内外部复杂局面,压缩了政策施行的空间,迫使政策供给必须做到精准发力,方能渡过中长期换挡转速背景下经济波动中的周期下行带来的双重冲击,规避由结构矛盾累积与政策偏差造成的经济扭曲所可能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动荡与冲击。而在政策对冲经济下行的过程中,需要提升稳增长过程中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提升经济新增长的质量。经济短周期复苏基础并不牢固

一季度与月度宏观经济数据指标显示,当前经济短周期有效复苏的基础尚未真正形成。可以从两个角度观察与判断拉动经济增量扩张的因素,一是经济拉动的持续性与有效性,二是拉动增长所付出的成本代价,后一因素虽可以成为拉动当期增长的力量,但却可能造成经济的扭曲,而有可能成为后期增长的负面因素。

首先从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来看,一季度GDP6.7%的增量贡献因素中,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10.7%的增长,增速比2015全年加快0.7个百分点,比2016年1—2月份加快0.5个百分点。这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为6.2%,2015年末的数据是1%,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同期,投资的其他两大构成中,基建投资同比回落、环比略有所加快(增长19.25%,比上年同期低3.6个百分点,较去年全年和1—2月份分别提速1.94和3.5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长6.4%,增速比上年同期以及去年全年均进一步回落。房地产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三成左右,该数据变化显示,房地产投资重新回归至新增投资的主要贡献来源。

房地产投资大幅增长建立在去年四季度开始各地的去库存刺激政策作用之下,但也正是这一全面而又急速袭来的刺激政策,成为人们对这一拉动因素持续性与有效性最为质疑的方面。

从多个层面判断,笔者认为,以价格持续涨升为表征的房地产市场景气周期已经渡过了最理性的成长期,以房价收入比计算,中国房价已经成为全球最贵的价格之一,对未来若干年形成透支。理性分析,国内房价显然有虚高成分,存在泡沫,深圳一季度接近八成的房价上涨可以说令全球瞠目结舌,使得决策层也很快意识到这种过度投机将带来巨大危害,于是才有北、上、广、深新一轮的严控措施重新出台。房地产行业的金融属性及其附加的投资功能,由投资与投机推动价格涨升拉动的产业链扩张缺乏广泛的基本面需求支撑。当一线城市房价裹足或下跌时,二线城市价格温和涨升也将难以为继,三、四线城市本身即处于艰难的去库存过程之中,因此我们判断,就总量而言,房地产开发投资带来的增量拉动效应难以为继。

一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1.3%,其中出口下降9.6%,进口下降13.5%。环顾欧洲经济与日本经济深陷泥潭难以自拔、美国经济艰难复苏中的一波三折、新兴经济体上升承受巨大压力等各个层面,外需改善在全年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都不可能有预期的大幅提升。而消费需求拉动更是收入分配改善的结果,贡献度虽然将持续增加,但会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不可能出现短期大幅的飙升。因此,综合来看,对投资、进出口、消费三方面在年内拉动经济的持续性不可寄予太多希望。

CPI与PPI环比上涨的表现也难以持久。拉动一季度终端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因素主要是猪肉与蔬菜价格,这部分农牧产品周期供给紧张并没有系统性,很容易周期性缓解,而放眼整个粮食供需情况来看,我国农产品整体处于供应过剩阶段,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产品还一直受到美洲大陆同类产品的价格竞争性压制与冲击,故农产品价格不可能会有全面的价格涨升。上游部分原材料产品价格上涨更像是长期承压之后筑底期的反弹,PPI已经超过40个月同比回落,某些产品跌幅巨大,已经触及行业生存线,最典型的当数原油价格自去年末跌破40美元之后至今年初的上涨,有色金属与煤炭价格上涨均与此类似。但从基本需求层面以及美元正在步入升值周期的背景来看,国际大宗商品的整体恢复回暖短时期内也难有趋势性的持续上涨。

最令人不安的是促动经济企稳复苏政策成本方面的问题。一季度的增长复苏与物价回暖首先得益于上述房地产政策的转变,鉴于房地产市场已经被价格绑架、随时步入临界的现实,这种短期的拉动其实是牺牲后续增长为代价的。回头审视,在当前阶段,依靠房价回升来刺激投资、拉动增长的作法实际上不应当成为政策着力方向,应当庆幸这一政策很快进行了反向的修正。

其次,一季度数据回暖是得益于财政、货币政策的宽松。在财政政策层面,政府投资在方向上着重进行公共基础设施“补短板”与优化供给,以及引导培育、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精准度较之以往的粗放投资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但财政扩张性赤字率的增加,尤其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效应弱化背景之下的债务规模与偿债压力增加,将可能成为财政后续进一步扩张的压制因素。

更为复杂与棘手的是货币政策对隐形滞涨的累积性潜在压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M2年度增长限定为13%,年度物价涨幅控制在3%以内,而今年一季度M2增长达到了14%,实际增长与物价指标方面,GDP增长6.7%,CPI上涨2.1%,M2增速高过GDP+CPI超过5%,代价是巨大的,也增大了未来潜在与隐形的物价通胀压力。流动性宽松对应实体经济低迷缺乏投资机会,也使得资金在金融部门空转,衍生出资本市场的许多问题,近期期货市场部分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以及部分工业原材料、制成品螺纹钢、煤炭、铁矿石等的上涨有行业修复与去产能因素,也显然存在货币投机因素。

投资构成要素中,连接上游原材料与下游消费市场,因而最能代表真实市场供需与景气复苏变化的制造业表现差强人意。一季度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由负转正,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7.4%,表现抢眼,但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4.6%的情况看,利润总额的增长主要是成本更大幅度的下降所致。上述数据显示稳增长仍需长久发力,排除中国经济增速由“超高速”转向“中高速”这一长期趋势,只关注经济周期性波动表现,中国经济有点类似于两年前的美国经济,经济面临自然出清刚刚企稳筑底,部分指标修好但会反复,经济复苏与政策发力都需要耐心。不同的是,国内市场自然出清在持续,经济转型升级等结构问题更为突出,而政策变动与外部环境改变增加了这一自然出清过程的复杂性,也对政策施行空间形成制约;实际上美国政策施行也一直处在两难阶段,看看货币量化宽松政策退出以及加息进程的纠结,即可略知一二。促进新一轮周期性复苏应着重提升增长质量

从更长的时间审视,中国经济短周期波动陷入景气谷底阶段,这一次较前几个周期有许多不一样。如果从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开启的我国全面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开始算起,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景气低迷期,分别是1998—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形成的增长波谷、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之下的增长波谷,以及自2014年至今的经济增速下行的景气波谷。这次不一样之处在于中国经济自身禀赋变化与体量增大,传统粗放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同时有全球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共同呈现出的市场化社会化大生产模式矛盾的集中爆发因素,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重心下移不可避免。

而与前两次经济景气波谷有所不同的是,此次的景气低迷中蕴含着总量方面的积极因素的提升,同时也伴随着结构方面的重大不确定与隐性风险的显著提升。

总量积极因素在于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多年高速增长带来的物质、资本、技术积累,基础设施建设与基本服务供给稳步推进,城镇化持续对劳动力形成吸纳,市场导向下正确的政策决策仍能保持高度的社会资源的控制与动员能力,以及劳动力结构发生的新变化等,这一切的变化使得总量的就业压力大大缓解,为各类结构性矛盾压力的纾解提供了机遇。就业是民生经济最现实、最直接的体现,如果仅以西方惯用的以就业导向衡量经济稳定度指标,与过去两次景气周期低迷之时出现过的大量劳动者返乡、工厂停工相比,中国经济此轮景气谷底当只是“暖冬”,中国经济增速下移也因此没有像此前那样引起太多的焦虑。理性的来看,“稳经济”其实并不等同于“稳增长”,应当对我国经济“基本面”的稳定度存有底气与信心。这种底气预示着,稳增长无须像以往历次那样,再度借由要素粗放投入、低效率以及环境破坏为代价拉动经济增长。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政策施行在坚持底线的前提之下,宁可慢些,但求好些?

当然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底线定得也并不低,根据“十三五”规划要求所测算的年均增长速度为6.5%。

结构方面重大不确定性与隐性风险显著提升的判断在于,仍以民生经济衡量,房地产价格二十年持续长波段的上涨,从各个角度衡量都已经濒临界限。全面金融属性化的房地产行业在市场导向之下,行业景气不可能一直处在上升期,其间不可避免会有反向的波动,一旦行业步入景气下行周期,则庞大的关联产业链将会高度影响全社会投资规模,以及会对深度绑定的整个金融体系、地方财政收入与债务负担、居民信用消费等层面产生冲击。客观地说,泡沫化泛起的房地产市场吸纳了社会剩余流动性,平抑了整体的物价水平,构成了中国十多年以来货币供给迅猛扩张但房价外的物价总体稳定的基础,如果房地产市场因价格回落失去了这一吸纳功能,流动性过剩就可能对其他金融与物价稳定造成冲击性影响,将成为新的热点问题。由此来看,平滑房地产价格下跌导致对经济与金融体系造成系统性冲击与不确定性影响,给未来的政策施行带来考验,货币政策的临界转向与房价临界可能带来双方的收缩促动效应,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教训应当引以为戒;房价的压力阀如何纾缓与解压,需要政策小心谨慎与高超的应对。

在房地产投资新增空间不大、外需预期不高、消费增量贡献短时期不可能大幅加速的条件下,新的可以持续依赖的稳经济力量存在何处?目前来看,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一直以来成为拉动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持续高增长的引擎之一,尽管投资基础规模已经相当庞大,但人民日益增长的新需求继续对这一领域的投资提出需求,且这一需求在中国各地城市、城际、地域之间带有普遍性,将可以继续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引擎。当然,需求催生与新供给改革对公共产品提供在理念、质量、经济与社会效益与效率兼容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制造业升级与转型催逼质量提升,是今后拉动增长最寄厚望的新引擎,这也是国家整体竞争力提升的最基本的体现。一个简单的观察,美国、德国等国家之所以能够或激发出新的经济活力,或保持长久的经济稳定度,其重要的基础即是其持续领先于世界、引导科技与消费潮流的制造业优势,反观日、欧经济踯躅裹足,也与其制造业创造创新活力下降有关(可以将曾经鼎盛一时的松下、索尼、诺基亚等品牌公司与微软、苹果、西门子、菲利普等公司的长久兴盛进行对比,而日本依旧能够保持科技与制造业强国地位,与其依旧处在兴盛期的福田、本田、丰田等强大的汽车等制造企业紧密相关)。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衡量标准,借助劳动力与市场规模优势,我国已经成为“制造大国”,但从飞机、汽车等重要工业制造依旧没有世界级品牌,甚至关键零配件都无法国产的现实看,我们离“制造强国”还有很远的距离。最近有报道显示,中国的小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如果即刻强行与欧洲国家保持一致,中国本土汽车企业将有一半破产,无论这一报道是否夸张,但从居民国外消费哄抢马桶盖的现实来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供给侧改革之路将会是漫长与艰辛的。科技原创能力的提升更是一个长久过程,涉及包括知识产权体系在内的系统性的制度优化保障。中国回头看已奠定雄厚的物质、资本与技术基础,往前看仍有巨大前行差距,这使得绿色、包容增长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条件。为未来计,宁要有质量的“稳速”甚至相对慢一点的速度,也不要无质量的、“快速”的低效率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回归,这应该是对促动新一轮景气复苏提出的理性要求。(本文发表于2016年5月3日《中国证券报》“观点与观察”,略有删节)促转型:可持续增长不能承受之重雾霾漫天,中国经济发展持续性到了危急关头——写在上海空气质量指数创下重污染纪录之际

自12月以来,我国华东地区连日被雾霾笼罩,上海上周的空气质量指数达到创纪录的最高级别六级重污染程度,这已不是一般的糟糕,而是糟到近乎“毒空气”的地步了。各方旋即作出了紧急反应:市政府启动了重点工业企业限产限污或停产、停止室外施工作业和道路开挖整修、渣土车黄标车禁行、停驶30%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等紧急减排措施,并通告全市中小学生停止户外活动。市民则展开了紧急“自救”。据笔者所知,上海几乎全部的实体商店所有类型口罩一度脱销,网店销售激增,许多网店也出现脱销现象。

连日雾霾,催生出了“口罩经济”,也催生出了沪深A股市场相关“概念股”的短线活跃行情,近日两市不断有纺织股上榜涨停板。

只是,有不少投资者疑虑难解:“口罩经济”靠谱吗?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大气污染近年愈演愈烈,有很强的持续性,北京、上海、南京、济南、合肥等大城市以及更大范围地区PM2.5超标天数占正常天气的比重不断增加,覆盖中国半数以上的人群,时间的持续性与范围的广大,使得人们对口罩的需求、对空气净化设备器具的需求具备了“刚性”特征,淘宝网店口罩产品近两三年以来一直热卖,山东部分地区新增出现众多口罩加工专业村镇,大量就业者以此为生。有分析预计我国空气净化市场年需求量将达800亿元的规模,需求带来产业扩张,形成“口罩经济”现象。一些专业生产公司至少今、明两年的会计报表业绩可观,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的。

这当然远不只是一种短期“概念”的催发,并不能仅用“口罩经济”如此轻松地进行概括,这个话题太过沉重。中国经济30年高增长带动GDP总量的持续翻番,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但同时也付出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沉重代价,空气和水质的污染首当其冲。先是每年春季到访我国北方地区的沙尘暴,近些年笼罩在我国北、中、东部广袤地区的雾霾天气挥之不去,环保压力空前。根据2012年《“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的预测,2015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将达到4.5万亿元,与2005年相比增长9倍,相当于同期GDP的8%至10%。环保需求大幅增加,一方面反映了国人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对生存环境质量需求的大幅提升,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另一方面,由环境恶化促成的短期内产业规模如此激增,也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并没有跳出历史的怪圈,没有逃脱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且有的领域比发达国家当年走得更远的现实。根据上海等我国东部广大地区空气污染指数接连爆表的情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到了危急关头。

环保问题激化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经济“调结构、促转型”、转变增长方式的时代紧迫性。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如何治理?其方向也是明确的,那就是,从治标角度来说,加大对传统产业环保的投入力度,加大对污染源的专项治理,减少污染的发生,严格考核监督,加大对制造污染者的惩治力度、增大其违法成本;从治本角度来说,加大对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的研发投入,促使新型清洁能源逐步替代传统能源,并最终使污染能源全部退出人类生活(这当然也是全世界的共同课题)。

而作为治标与治本措施的保障,现阶段同时涉及系统性经济、社会深层次体制改革问题:必须真正破除或者优化建立在唯GDP增长导向之下的某些制度,诸如干部评价、考核、升迁制度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制度等。环保治理也对政府监管与职能转变提出要求,如违规处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对污染以及环保产品质量依法监管等。环境污染治理需要政府有为以及全民共同作为,才不至于使“期待蓝天碧水、阳光明媚的美好天气重新回归”这一基本的希望,变为人们长期翘首期盼的奢望。(本文发表于2013年12月9日《上海证券报》评论版,略有删节)在更高水平上重构公平发展新秩序

中国经济失公还是失衡?这个话题近几个月以来引起市场的一些议论。

话题的引发者是朱天、张军教授去年12月初发表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中国经济不是失衡,而是失公》的长文。无独有偶,中国社科院同月发布的相关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结构失衡。但这两种学术观点没有进行正面讨论交锋,而只是基于各自数据与观点的论证。

媒体也有一些小小的关注,比如《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版很早就拟策划制作专题讨论。只是笔者观察到似乎市场广泛参与讨论的兴趣并不浓厚,其他媒体也没有多少跟进,所以笔者才说这种关注只是“小小的”,而且这种关注只引发一些“议论”,甚至连“讨论”都谈不上。原因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两个:一在于两者的讨论议题范围差异导致双方的立论基础并不相同,前者主要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更宏观层面进行论证,后者主要讨论经济结构问题;二在于两者的论证多有重叠,结论也多有相通,共同指向都包含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以及财富占有的不公平,以上两者以及跟进的讨论者因而并不能被明显地区分为两个阵营。比如朱文认为中国经济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在初期阶段所表现出的储蓄、投资与消费比重差异,资源和能源消耗型产业比重偏高、制造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创新能力不强、第三产业占比过低等结构差异事实等,结合中国经济社会特有的禀赋特征,都属于阶段性的正常现象,因而并不能被认为是一种失衡,中国经济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以不同地域、阶层之间收入分配、财富占有差距为主要特征的“失公”问题。中国社科院相关报告依据其自主构建的“经济结构失衡指数”将均衡与失衡进行量化,以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五个分指标间的统计数据为分析标的,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结构失衡,这种结构失衡本身包含着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以及财富占有的不公。

事实上,有关中国经济失衡的讨论由来已久,观察的维度也非常多元,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改革开放之前在备战导向之下形成的东北与内陆地域发展战略对比改革开放之后沿海率先发展内陆跟随形成的“梯度开发”格局、经济的总量供给与需求平衡之下投资、消费与进出口方面比重与结构等,都属于观察、研究与讨论的角度。从今年“两会”上有关“稳定物价”、“教育”、“医疗”、“房价”、“反腐倡廉”、“幸福”等各种提案所集中体现的热点来看,中国经济失公还是失衡的争论问题,也是代表和委员们高度关注的问题。

中国经济失衡吗?其实不平衡是一个常态,而当这种成为常态的不平衡在不同的阶段时点由于被关注程度不同造成矛盾焦点游移,人们于是更多倾向于笼统地将其作为一种社会经济体制的形态禀赋。如果将“失衡”视作是“不平衡”的一种程度的递进,由“不平衡”到“失衡”,这其中有可以量化的实际“度量”问题,也有主观的“认识”与“感受”问题。如果说客观度量与主观的认识感受不容易形成统一标准的话,那么有一个应该可以被广泛接受的观察要点是:这种不平衡的形态扩大还是缩小了,以及能否被社会成员广泛地容忍,我以为如此的讨论才更有意义。从事实来看,中国经济近十年以来的不均衡表现,行业、地域、阶层、领域的表现各不相同,有许多方面缩小了,有许多方面扩大了。观察角度不同,结论也会不同,所以失衡问题才会存在争议。

中国经济失公吗?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则更多涉及个人认识问题。对于公平问题,近年人们讨论最多以及舆论聚焦点是个人收入分配与财富占有差距问题,对这一问题进行衡量的、广被接受的量化指标是基尼系数,从目前各个渠道以各种口径公布的基尼系数来看,我国当前该指数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说明中国经济的确存在着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而对公平的认识远非从收入分配差异方面进行体认,还有“人的平等”问题(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格的平等),以及个人权力与权利、个人发展机会与选择的公平等问题,其内涵以及意义要丰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若在网站上没有找合适的书籍,可联系网站客服获取,各类电子版图书资料皆有。

客服微信:xzh432

登入/注册
卧槽~你还有脸回来
没有账号? 忘记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