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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五星

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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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智库

政府智库试读:

自序

中华民族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五千年的历史文明,智库的产生与发展,可以从我们祖先的典籍和实践中找到历史的发源和轨迹。在古代社会,作为智力与谋略的咨询活动已经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古书《舜典》中称:“咨亦谋也”,在中国历史上,最早从事职业性咨询活动的群体是“士”阶层,如夏商的“家臣”、西周的“命士”、战国的“食客”等;秦汉以来,在官僚体制中出现了专司咨询功能与部分咨询职能的职务和组织,如“参军”、“军师”和“幕宾”等,并产生了相应的幕僚机构。古代社会的咨询活动基本局限在政治军事谋略和福祸吉凶的预测等方面,带有很强的政治依附性、随意性和非普遍性的特点,有别于现代咨询活动解决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等问题而进行的创造性智力活动。17世纪初叶,具有组织化和制度化特征的咨询活动和机构产生,这种机制开始向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渗透,对西方的民主制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可悲的是,到了近代,中国这个泱泱大国在领引世界风骚数千年之后,在“康乾盛世”的阿谀赞歌声中逐渐光华黯淡,鸦片战争更使她开始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落后挨打的境地。在中国还延续古老的幕僚制度时,西方国家已开始出现了现代智库。现代智库这个词,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智库机构最开始是用于战争策划,一些人也称它们“脑壳”。最初是由美国人开始用的,是个纯军事术语,类似所谓的作战参谋部。以后,其他的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也陆续有了这一类的机构。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智库机构这个词开始被广泛接受并逐渐延伸到了其他领域。典型的智库机构有美国的兰德公司、德国的艾伯特基金会、日本的三菱综合研究所等。20世纪60年代以后,所谓智库广义上是指那些参与公共政策分析或研究的各种机构。它们通过研究咨询活动,为政党、政府、企业或社会团体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诸如搞专题调查研究、提供专项的咨询建议,或者提供政治、经济信息,或者培养和输出人才等。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多变,对于活动繁忙的政党、政府、企业或社会团体来说,这样的专门机构显得越来越必要了。这是现代社会分工的一个特殊方式。然而,不管是20世纪50年代的兰德公司还是6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那些参与公共政策分析或研究的各种机构,其归属都是软科学咨询性质的机构。同时,不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考察,都是以政府智库为主体,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有的国家甚至于只有政府智库而没有其他类型的智库。

值得当代中国人深思的是,在幕府从中国政治生活中消失的时候,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却借鉴了中国这种政治安排,发展起具有他们国家特色的幕府政治和社会幕僚服务行业。如1939年9月8日,美国罗斯福总统选举成功后,依据议会通过的《政府改组法》而颁布的8248号总统令,马上正式确立了成立自己的幕僚班子——“总统办事机构”,机构成员由白宫办公厅主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总统新闻秘书等组成,职责是总统私人顾问,协助总统履行任期内的事务。近年来在美国,总统办事机构和政府机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此消彼长,演绎着当代西方社会的新的幕府政治(政府智库)。在现代世界各发达国家的政府和部分企业当中,幕府的影子已经随处可见,政治家和企业经理人聘请私人顾问来协助自己决策是一种被广泛认同、采用并职业化的制度。在现代西方国家,具有中国传统幕府职能的机构被称为幕僚机构、传统幕府中的“师爷”、幕友被冠以顾问、助理、研究员等新名称。

更值得提出的是,新中国的人民政府部门中虽然没有明确设立政府智库(幕僚机构),但像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国家行政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机构,以及一些省部委的政策研究室、参议室等,都属于佐官性质的幕僚机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即政府智库(或官方智囊机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当今中国政府智库正在理性回归新型的幕僚系统。

当然,新型的中国幕僚不是只管出主意而不管结果的古代门客,也不是某些扭曲理论迎合权力的经济学家,他们有着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谋划策、点石成金的伟大历史责任和使命。由于体制、机制、法制上的原因,目前中国政府智库体系虽然日益发育,但其公正性、客观性和独立性,还远不如西方国家显得更加直接和透明;其作用的发挥,也还远不能适应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国政府智库要真正成为展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部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还任重而道远。

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入,随着十八大提出的“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战略部署的实施,特别是随着中国软实力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和国人的进一步重视,更多的专业人士将会逐步以政府顾问形式介入中国的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人口、资源、生态、太空等领域;研究内容也将呈现综合性、全方位、多功能和跨国性。政府智库在中国智库这个大家族中,将焕发出新的光彩。第一章智库概述第一节智库的基本概述“智库”,这是个既古老又新颖的词汇,同时也是个有争议的词汇,至今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那么,智库究竟该怎样定位?有哪些特征?其性质与价值、形态与本相、职能与类型、要素与条件是什么?以及智库学者与普通学者有何区别?本章首先解释和探讨了诸如此类的基础性问题。应该说,智库最早源于中国,但其现代意义上正式身份的出现却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西方国家。那么,中国智库机构又有哪些的特点与类型?特别是中国智库机构的格局与现状又是怎样的呢?对此方面问题本章也进行了阐述和分析。本书主要是研究政府智库,故本章最后着重对中国政府智库的分类与要求,尤其是对构建中国政府智库的依据和意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要了解和研究政府智库,首先必须了解和弄清智库的基本定义和基础知识。如果把政府智库比作宫殿里的珍宝,要想看到或者获取珍宝,首先必须知道宫殿的基本概况和路径。只有知道怎样进入宫殿,才能看到珍宝和知道怎样获取珍宝。

一、智库的定义与特征(一)智库的定义与产生

1.智库的定义

如何定义智库,长期以来都是困扰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一个重要问题。基本上,每位学者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加拿大著名智库研究专家唐纳德·E·埃布尔森提出:智库一般都是专注于公共政策研究的非营利性、无党派组织。美国著名智库研究专家詹姆斯·麦肯认为,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需要智库学者为其提供独立分析,帮助确定政策议程,构筑知识与行动间的桥梁。依照世界最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Frank Collbohm)的定义,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同时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实际上,以上种种定义仅为众多智库概念的冰山一角。智库概念如此混乱,一方面是因为现代智库发展历程不长,相应的智库研究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另一方面是因为对什么样的社会组织是智库,学界尚无共识。

政府智库即政府的智囊机构,英文称呼“think tank”。是指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智库的本质并不在于非营利性和独立性,而在于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这种思想产品既包括为公共决策服务的政策、建议和分析报告,还包括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公共知识。

2.智库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的大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智库的发生与发展亦可以从我们的典籍和实践中找到历史的延续性。在古代社会,作为智力与谋略的咨询活动已经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古书《舜典》中称:“咨亦谋也”,在中国历史上,最早从事职业性咨询活动的群体是“士”阶层,如夏商的“家臣”、西周的“命士”、战国的“食客”等;秦汉以来,在官僚体制中出现了专司咨询功能与部分咨询职能的职务和组织,如“参军”、“军师”和“幕宾”等,并产生了相应的幕僚机构。古代社会的咨询活动基本局限在政治军事谋略和福祸吉凶的预测等方面,带有很强的政治依附性、随意性和非普遍性的特点,区别于现代咨询活动解决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等问题而进行的创造性智力活动。17世纪初,具有组织化和制度化特征的咨询活动和机构产生,这种机制开始向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渗透,对西方的民主制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当代世界的社会科学文献中,智库又被称为脑库、智囊团、思想库(Think Tank),是一种软科学咨询性质的机构。智库这个词,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开始的智库机构是用于战争策划,一些人也称它们“脑壳”。最初是由美国人开始用的,是个纯军事术语,类似所谓的作战参谋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智库”这个词是指军事工业企业中的研究与发展部(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ections)。其中最著名的是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研究发展部,20世纪50年代,这个部成为独立实体,仍然以研究与发展为名,将两个英文单词复合而为RAND,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兰德公司。1946年,RAND(兰德)有限公司成立,专门向美国军方提供建议。RAND被许多人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智库机构。RAND主要工作就是进行系统分析,向军方决策层提供信息,使他们的判断决策更加准确明智。以后,其他的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也陆续有了这一类的机构。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智库机构这个词开始被广泛接受并逐渐延伸到了其他领域。所以,所谓智库,就是指像美国的兰德公司、德国的艾伯特基金会、日本的三菱综合研究所等政策研究机构而言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所谓智库广义上是指那些参与公共政策分析或研究的各种机构。它们通过研究咨询活动,为政党、政府、企业或社会团体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诸如搞专题调查研究、提供专项的咨询建议,或者提供政治、经济信息,或者培养和输出人才等。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多变,对于活动繁忙的政党、政府、企业或社会团体来说,这样的专门机构显得越来越必要了。这是现代社会分工的一个特殊方式。然而,不管是20世纪50年代的兰德公司还是6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那些参与公共政策分析或研究的各种机构,其归属都是软科学咨询性质的机构。

如上所述,智库机构最初出现的任务只局限于提供军事建议。众所周知,所有的军队都不得不面对一种不确定和无法预知的环境,智库机构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军队进行决策。它们对博弈论、动态规划、数学建模、仿真模拟、网络理论以及成本分析的发展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世纪60年代以后,智库有了广义上的意义,即不仅指提供军事建议的机构,而且指那些参与公共政策分析或研究的各种机构。同时,智库机构的研究咨询活动大为增加和扩展,广泛地为政党、政府、企业或社会团体的决策提供全方位的智力支持。过去的40多年里,智库机构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领域,数量也在急剧增加。目前,全球共有6000多家智库机构。(二)智库的特征

一个常规的智库机构,应该具备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独立性和公正性

智库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而公正性源自于独立性。一般来讲,智库独立性的特点,可以从组织属性、资金、观点等方面分别体现。组织属性的独立是必须的前提,智库首先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政府内部的研究室或者大学本身的院系,都应被排除在思想库之外;资金的独立性是相对的,智库可以接受政府的资金,有些甚至以政府资金为主体经济来源,但是它们接受政府资金的方式是项目合同,类似买卖关系,并且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并不是如同政府内部研究室般的雇佣关系;观点的独立性对于思想库的生存至关重要。智库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应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约束,不应成为资助方宣传或游说的工具。一些智库机构附属于某种意识形态或观点,并试图通过研究来支撑这些立场,成为了利益团体的话筒。还有一些鼓吹机构只是为了钱而进行一些“订制的研究”。这样的机构根本就没对研究主体进行客观的讨论分析,没有任何公正性可言。因而,外界资助不能与智库机构的独立性和客观公正性相冲突。

2.非营利性和公益性

智库其特征是非营利性和公益性的,甚至可以说,真正的智库机构是彻底的非营利机构和公益性机构。一般来讲,基于对智库研究独立性和公正性的强调,营利性的私人咨询机构不被视为智库。当然,在公私伙伴关系、企业公民、社会经济兴起的今天,这种边界有时并不清晰,比如机构开展企业咨询营利,同时在内部支持部分公共政策研究,或者通过出售高质量的公共政策研究产品获得利润的私人研究机构等,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的观点独立性和公正性甚至比依靠政府项目或基金会支持的非营利机构更加完善。同时,一个智库机构的研究对象应该集中于关乎政府和公众的重要问题,具有公益性的特点。研究不能不切实际,要中肯务实,要有助于真实反映民意以及公职人员选择最合适的行动。研究问题的选择要基于活动领域和国家利益。

3.专业性和针对性

专业性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与大学的差别是,智库是随着重大社会发展阶段兴起的专门研究机构,它们的关注点更宏观、更贴近公共政策的应用研究领域。同时,与政府内部的政策研究部门不同,思想库站在比决策者更高的而不是更低的层面上说话,所以越是具有理想色彩的思想库,它在给出政治主张的时候,越是带有对于现行政策的批判性,对批判性的接纳力也体现了制度自我更新维护的能力。同时,智库研究必须是发掘、解释和修正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必须要在一种系统性的结构中运转,用精确的术语解释研究主题,构建想定,明确可操作需求,分析收集各种数据,评估想定,最终得出结论。为了形成可信方案,研究工作必须客观且有针对性。智库机构要拿出实际可操作的方案。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建议毫无价值。综合来看,一个独立的、可以对自己观点负终极责任的组织形式,专业性地从事公共政策或者更广义的政治经济社会研究,以促进当前或更长远政治决策的科学性与公正性,是现代智库的主要含义和特征。

二、智库的性质与价值(一)智库的性质

1.基本属性:智库是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

严格意义上的智库其基本性质,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当然,智库这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是有一个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的。

我国古代、近代社会中的“幕僚”,是具有思想库性质的机构。我国古代一些政治家往往有自己的大批“食客”,后来的一些政治家逐步发展自己的“幕僚”、“幕府”或“师爷”。比如清末的曾国藩、李鸿章等就有自己的“幕府”。那时大官僚与其“食客”或者“幕僚”之间的关系,虽然还是封建性质,但往往是一种特殊的朋友关系,他们甚至可以来去自由。同时他们的职责是明确的,即为其主人出谋划策。由此可见,“幕僚”给其主人出思想、出点子,或者提出可供参考的决策思路、决策方案,这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思想。而现代社会的智库,与古、近代社会的同类机构相比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和政治、经济、社会决策行为的日益复杂化,随着人们的民主意识的增强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要进行比较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决策,如果没有一批专门的人为之搜集、整理、分析各种所需要的信息资料,提供决策者所需要的必备知识,提出决策思路等,决策是很难进行的。基于此,目前世界各国的思想库,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机构就应运而生地出现了。由此可见,严格意义上的智库其基本性质,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

2.本质属性:智库是非营利的机构,是独立的法人实体

非营利和独立的法人实体,这是智库机构的本质属性。总体来讲,多数智库,大都是非营利的机构,是独立的法人实体。一般智库机构主要是靠有偿咨询服务来维持自己的生存的,其经费来源包括:社会捐助;与所服务的单位签订研究合同,按合同由对方向研究机构提供研究经费;有偿提供自己的研究成果。当然,也有一些智库是某政治机构、政府部门或大企业的一个所属机构,这样的智库机构在中国较多、较为普遍。但要知道,尽管是这样的智库机构,它与所服务的权力机构之间关系也与其他的行政性质的机构不同,它在业务上不是一般的行政隶属关系而是相对独立的,与一般的政治、行政机关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非营利性质的机构。同时,这样的智库机构尽管与各种权力实体有密切关系,但仍然具有独立性,是独立的法人实体。

3.特殊属性:智库是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的研究机构

一般来讲,把独立性和非营利性作为智库的主要特征和本质属性,其实还不全面和准确。比如我国目前党政机关中各种类型的研究所、研究室等,它们与所服务的权力实体之间的关系基本上还是行政隶属关系,它们为咨询服务而进行的研究工作没有相对独立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研究机构还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智库。但是,这些研究机构队伍特别宠大,研究的成果特别多,发挥的作用也非常大。由此可见,智库的本质并不在于非营利性和独立性,而在于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这种思想产品既包括为公共决策服务的政策、建议和分析报告,还包括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公共知识。(二)智库的价值

1.智库价值的体现

智库价值的意义和作用,就是在最大的限度内使决策者的决策思想和决策行为符合客观实际,从而保证决策的正确性。由此可见,智库最大、最关键也是最难的价值体现,就是使“决策思想和决策行为符合客观实际”。而要使决策者取得真实的信息、具有真正反映实际情况的思路、对决策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的全面认识等等,常常要受到各种各样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只有克服这些限制,智库才会产生价值和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里的竞争日益激烈,没有最佳的决策方案,是很难赢得竞争的。对于决策者来说,智库最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就在于它能够给决策机构或决策者进行决策时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和正确的指导思想。可见,智库的咨询、顾问作用,是在思想理论的层次上,而并非主要在具体操作的层次上。这也就是智库之所以被称为智库的主要原因了。

2.智库价值的获取

一般而言,智库价值的任务,就是根据所服务机构的要求,提供各种不同内容的咨询报告,包括专项的调查报告(信息汇集),专题的研究报告(信息分析),政治行为、行政行为或经济行为的预测报告(前瞻性研究),政策建议报告(以下皆为思想性的建议),战略决策的建议报告,政策框架设计报告,等等。这些服务的实质,就是提供真实的信息,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思想资料使决策者形成能够反映客观实际的思路。而要完成这一任务,真正体现智库的价值,为决策者提供最佳的决策方案,就必须有一定数量可供选择的、不同的决策预案。也就是说,智库价值的获取,就是根据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根据可以预想到的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提供出几种不同的决策方案,以供决策者进行比较,从中选择出最佳的决策方案,使决策者取得竞争优势。

正如加拿大学者唐纳德·阿伯尔森在对美国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智库进行了专门研究后指出的:“这些机构在不同寻常的环境中诞生,但都意在鼓励学者调查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这些机构吸引了政治信念各异的政策专家,但他们努力使其不变成意识形态的战场。学者本人有时会明显支持或反对政府的政策,但这些机构的首要目标不是介入决策过程,而是作为一个提供政策专才的渠道。学者的建议转化为实际立法及可执行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研究成果以及与政府官员联系的密切程度。”

3.智库价值的发挥

智库价值的发挥,就是保证决策思维能够如实反映客观情况,从而形成正确的决策;提供可资选择的几种决策方案,在比较研究中形成最佳决策方案;通过调查研究,及时指出已有决策方案的问题,提出改正意见,防止决策失误。一般来讲,现代社会智库价值的发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给决策者进行新的决策时提供可信的信息资料、提供新的决策思路,保证决策的高效和正确。这是一般智库的最主要的价值。除此之外,另一方面,智库的价值还在于它防止决策者的决策失误和研究成果有纠错的特殊作用。真正的智库与长期以来人们所要求的那些政策研究机构(如政策研究室、政治研究室等)不同,不是为了论证已经有了的政策的正确性,也不是为了论证某领导人的思想如何深刻伟大;有时很可能恰恰相反,研究人员通过调查研究,指出某一政策的不全面、不正确,发现某些指导思想的偏颇或者错误,并提出纠正的具体意见,或者对一些已有的决策提出不同的决策思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智库通过调查研究,及时指出已有决策方案的问题,提出改正意见,防止决策失误,这种“纠错”作用,比直接发挥正面的“咨询”作用的价值更为重要。

三、智库的形态与本相(一)智库的形态

在奴隶社会,聪明的奴隶就是主人的智库。西方有古希腊的伊索,中国有伊尹,他们靠智慧摆脱困境,获得荣誉和地位,产生于那个时代的兵书《三略》、《六韬》对智库的分工和宗旨都有详细的论述。在封建社会,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门客群体就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智库,他们为主人出谋划策、著书立说、制造舆论、出使外交,甚至行凶谋刺、冒险复仇,那是中国人思想最活跃的时代,也是智库这个行当空前发达的时代。后来的智库是将军的幕府、西席或是刑名师爷,书院有时也和现代的智库相类似。

现代的西方,由于政党轮替,在朝的有御用智库,在野的有民间智库,决策是科学与艺术,智慧可以贩卖挣钱。但那是和平年代,是法制健全的时期。中国的现代社会,是在动荡、战争中开启的,内忧外患、匪盗横行、法纪废弛,有学识的人,不是自己占山为王,就是为人充当智囊,学校、报馆就是各个党派的智库,当才智之士从国外、从古人、从时事总结出的治国安邦之道不被人采纳时,他们自己出手了。

智库的存在形态是因时而变的,此所谓“兵形似水”,按照美国人的评价标准,中国似乎没有几家像样的智库,但是对中国人来说,我们层层设置的社会科学研究院、科委、科协、政策研究办公室以及众多的研究所和大学,都是中国式的智库,它们保证了国家平稳快速的发展,其所发挥的作用并不逊色于美国的智库。只不过,从长期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在内外敌人的围堵下养成了保密的习惯,他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张扬、炫耀。同时,由于体制的不同,中国的政府智库相对西方国家而言,独立性要差一些。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了解美国人的程度,绝对要比美国人了解中国人的程度高得多。

至于民间智库,在中国确实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这种体制外的机构有一个被人理解、接受的过程,这是很正常的。中国民间智库的特点,是“身小体弱”,就是仅限于“民间”和企业,很少与政府和官方打交道,很难对国防军事和政策制定献计献策,更谈不上走向国际市场。

总之,中国智库的生存形态形形色色,有官方的(各级党校、政策研究室、社会科学研究院、科委、科协等),有半官方半民间的(大学研究所、社会上的研究机构),也有民间的。总体上,官方的过于强大,半官方半民间的一般,而民间的过于弱小。意识形态上中国智库“跟着党走”跟得紧,政府优势发挥明显,但缺少独立性和公正性。(二)智库的本相

1.智库具有特殊地位,是古今中外各国各朝不可缺少的“外脑”

中国人在历史上就特别熟悉和重视智库的价值和妙用。《三国演义》有段文字这样描述到:“玄德怀疑,不敢前往。孔明曰:‘吾已定下三条计策,非子龙不可行也。’遂唤赵云近前,附耳言曰:‘汝保主公入吴,当领此三个锦囊。囊中有三条妙计,依次而行。’即将三个锦囊与云贴肉收藏。”显然,诸葛亮给猛将赵云的三条锦囊妙计,是用以乱中求安、绝处逢生的三张王牌。这看似简单,实际上凝聚了军师诸葛亮的高度智慧。其实,古代中国的英雄豪杰最懂得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灵智妙用。大凡有远见的君王和贤达,一般都要以招贤纳士的方式来聚集一批门客,随时为自己出谋划策、成就事业。

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库和中国古、近代有远见的君王和贤达一样,懂得礼贤策士、尊重人才。不仅如此,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客观上还把智库视作了支撑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外脑”。当然,对于西方现代发达国家所有的科层体系和官僚体制而言,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在于如何维持现有的国家运行机制,而在于能否有组织、有机构站在客观的立场上,适时地用智慧去化解那些无法以常规法则处理的遗留难题与频生弊疾。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欧美发达国家会在主动利用政府“内脑”的同时,更积极主动地利用类似于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赫德森研究所、太平洋论坛、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慕尼黑IFO经济研究所、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法国陆军条令研究与高等军事教育部(CDES)及欧洲改革中心等这样有组织有规模的“外脑”。一旦以科层体系和官僚体制为代表的“内脑”发生短路和遭至僵化的时候,这些“外脑”就能够及时伸手相援和救难,这些“外脑”的威力和能力,有时候远远大于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

2.智库具有“若即若离”的立身之本,既立场明确更有研判态度

智库生态环境比较复杂和难堪,面临对立统一的三个方面:政府、社会和智库。政府的工作重点在于具体的实际操作,社会的存在理据在于能够不断地容纳和呈现人生实践的千姿万象,而智库的立身之本就在于能够站在相对独立的科学立场上不断为政府和社会“支招”。也就是说,智库发出的所有见地必须尽可能是振聋发聩的,是政府和社会基本上闻所未闻的,尤其必须是行之有效的。假如陷于简单的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移花接木、隔靴搔痒,则必定会失去政府和社会对它的信任和依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库在现实中的站位方式应当是与政府和社会若即若离,而不是一味地紧跟、紧贴。“若即”是意在调查把握政府和社会的真实情况、所思所想;“若离”是便于站在科学研判的立场上提出独立见地。假如是除了紧贴就是紧跟,则很有可能流于政府和社会的自属一员乃至利益化身,从而在观念上和实践上最终无法超越政府和社会。

现代智库的最大价值和作用,既在于发挥正面“唱赞歌”的“正能量”,也在于反面“说坏话”的“反能量”。因为智库绝对不是附着在政府和社会机体上的寄生虫,也绝对不是只能仰仗政府和社会给予的给养来维持生命的派生体。智库是为现实中的困境和问题而存在的,也是为了人类的解疑释惑而存在的,智库显然也承担着知识生产和创新文明的责任。要知道,相对于智库创意的买卖关系而言,智库是最方便的卖家,政府和社会是最务实的买家。只有在充分掌握政府和社会各方面信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智库专家学者的专业修养优势和理论创新优势,才能创造出足以破解各种现实难题的有效对策。只有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敢于讲真话、讲实情,善于提出不同意见,发出不同声音,智库才能真正拿得出有独立见解的“锦囊妙计”,才能发挥真正的、最大的“正能量”。

3.智库的魅力在于以理论指导实践和以实践检验并创新理论

以理论素养指导现实实践,以现实实践检验并创新理论,这是现代智库的特色和魅力所在。这是因为,智库作为知识生产的具体部门,智库专家学者作为知识生产者一分子,具有与高等院校和大学教授明显区别的优势。一般而言,高等院校和大学教授虽然也以知识生产为己任,但是他们与政府和社会之间始终保持着相对较远的距离,致使他们创造的新知识、新理论无法尽快经受应用实践的检验。而智库及智库专家学者在从知识生产到知识的应用转化的整个流程中不存在这个问题,它们在客观上成为了整个知识创新生产和知识应用转化的重要环节之一,它们有条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运作得游刃有余。当然,简单化地将智库视作现实政府和现实社会的御用部门、应招实体和捉刀机构,这也是对智库的极大误解。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必定与那些在身份和职责方面缺乏相对独立性的政府内设研究部门有着本质的区别。

事实证明,在世界范围内,凡是能够在问题研判方面拿出令人信服的真知灼见的,通常不是那些始终看出资者眼色、仰主管者鼻息的研究机构及其学者,而是那些坚守科学精神、学术规范和人格尊严的智库及其学者。智库的专家学者大多来自高等院校却又跳出高等院校,他们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秉承了大学在知识生产方面所具备的“思想之独立,精神之自由”的人文传统;另一方面又在智库运作中养成了“格物致知”、“学以致用”的实践品格,同时还学会了如何生存和保护自己的本领。比如,在今天这个高度市场化、商品化的时代,智库及其专家学者大多数面临着无法回避的两难:一方面为了保持自身品质的纯洁性和科学性,它们需要排除利益相关者的干扰,尽量用客观公正的态度发表实事求是的见解;另一方面为了给自己赢得更多的生存发展空间,它们又不得不关注利益相关者的感受和反应,以便尽力不让出资者、委托者心生反感和抱怨。为了适应这种“两难”的选择,智库及其专家学者研判问题往往大多是既“破”又“立”,更多的是以“补台性”、“建设性”的方式提出中肯的见解,以力求向“两全其美”靠拢。

4.智库的定位要求是自组织性和开放性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知识不断更新的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里,智库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能激发起政府及社会对问题的研判和破解需求。在各类信息不断爆炸的情形下,何为有价信息和真实信息、何为垃圾信息和虚假信息,需要智库机构和研究人员进行必要的甄别筛选。然而,任何智库都不可能是万能的,它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对所有信息去伪存真,也不可能在问题研判和对策建议方面提出完全正确的见解;智库不可能完全履行大学的职能,也无法代行政府的现实操作和社会的具体运作。智库的专长不在于基础理论研究和纯粹理论思辩,而在于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依托、以决策咨询研究为突破。智库只对真理负责,对人类、国家、地区方面的大是大非问题负责。同时,智库的专业素养、创新精神,只是有潜力确保它不断在人们的现实操作和问题应对方面,做到先知先觉、试错纠错。由此可见,理想的智库应当在现实实践方面具有自组织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否则难以应对这个纷飞繁杂的世界。

理想智库的这个自组织性,指是的始终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当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最低利益与最高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它更倾向于首先维护整体利益和最高利益。一切不利于智库的自组织运作机制正常运转的因素,都很难跨越问题研判的科学性这道门槛。智库的开放性,指的是它绝对不是一个自足自满的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始终与外界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交流、能量交换的新陈代谢系统。依据这种定位要求,我国智库建设实践当务之急是要在立场归属、研判的科学性、决策咨询的行之有效性、自身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和开放性上下工夫,打造品牌智库建设。同时,要在经费来源渠道多样化、运作机制灵活化、运作平台丰富化上做文章,以便更好生存和发展。

四、智库的职能与类型(一)智库的职能

1.智库的基本职能

由于美国的智库数量最多,在全球影响力也最大,美国智库几乎成为全球智库的模板。美国前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这样概括智库的功能:生产理念、供给人才、谋求共识、教育公众、充当政府外交的“第二渠道”。

智库的职能主要包括:提出思想、教育公众和汇集人才。智库首先通过研究和分析形成新的政策主张,再通过出版书刊、举办各类交流活动、利用媒体宣传等方式,力图使这些主张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

智库十分重视研究人员的培养,智库成员出入政界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一方面智库将精英输送到政府机构任职,由研究者变为决策参与者;另一方面也为在政府换届中的下台官员提供容身之所。

智库在西方发达国家,每逢重大政策的决断,一般是智库先提建议,然后媒体讨论、国会听证,最后政府采纳。

2.智库扮演的职能角色(1)政策研究者:这类智库和政府拥有良好关系,研究扎实,也有极佳的公关能力,在政府中有人脉关系,也比较能抓住政府的需求,协助政府做政策建议。(2)政党代言人(The Partisans):这些智库具有比较清楚的意识形态,如偏左或偏右派,智库也多由一些资深党领导人所组成。(3)政府代理人(The Phantoms):虽然表面上功能像是非政府组织,但实际上是受到政府支持,主要工作即在为政策背书。(4)学者型:这些智库多半世界知名,具有主导议题及提议的能力。(5)行动者:这类智库不仅作分析评论工作,还是政策倡导者。(二)智库的类型

智库的类型五花八门,多种多样。从世界范围来看,从其职能来归类,可以分为综合型和专业型;从其隶属来归类,可以分为国际性智库机构、政府官方智库、政府半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大学依附型智库、党派倾向型智库。此外,还可从规模大小、资金来源、研究力量、职能性质、政治倾向、地域范围等方面归类。

中国智库机构的类型,主要从资金来源和机构归属上划分,中国智库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政府官方智库;二是政府半官方半民间智库;三是民间智库。

智库的分类后面还有介绍,在此不再展开。

五、智库的要素与条件(一)智库发挥作用的基本要素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政经中心主任俞可平认为,一个智库若要对社会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应具备以下七个要素:

一是思想。智库是知识、智慧和思想的一个集散场所,最重要的是要产生出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和新知识。思想和观点是智库的第一要素。一个智库如果没有独立的思想和观点,或者其提出的思想和理论没有在社会中产生广泛影响,即使规模再大、经费再多、名流再集中,也不可能成为一流的智库。

二是问题。智库提出的观点、思想和主张要引起社会的关注,对知识界和政府部门产生影响,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善于发现现实中存在的影响社会发展的真实问题,并且对这些实际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深刻分析,找到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只有找准问题,分析问题的根源,发现问题的实质,才能提出适当的理论和对策。因此,问题意识应当是智库的必要条件。

三是责任。并不是所有学术研究机构都是大家所认可的思想库,只有那些对政府公共政策和社会公共生活产生影响的专业研究机构才称得上是智库。因此,尽管事实上任何思想库都难免受到某种利益和价值的影响,但一个合格的智库必须对社会发展担负起公共责任,智库的主要成员应当对社会进步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

四是战略。智库应当是一个战略研究机构,着眼于长远的和宏观的分析,善于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建议。但智库毕竟不是政府的决策部门,即使对政府提出政策建议,其重点也不应当在具体的细节上,而应当在战略上。智库应当弥补政府决策部门的不足,善于提出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框架性建议。

五是人才。一个成功的思想库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智库的人才不在人数而在质量。它必须有两类人才,一类是领导人才,另一类是研究人才。一个杰出的领导往往是成功的智库的前提条件,通过他,不仅可以网罗一批杰出的专家学者,而且能够合理地调配各种资源,使资源发挥最大作用。人才是智库的核心资产。

六是网络。与一般的学术机构不同,智库不仅要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而且要努力用这些思想和观点去影响社会,这就需要借助网络和媒介。成功的智库通常要拥有多元而通畅的合作网络,这个网络应当包括政府决策机构、学术研究部门、大众传播媒体(包括互联网)和民间组织。智库的社会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网络是否足够强大和通畅。

七是特色。纵观国内外的智库案例可以发现,所有成功的智库几乎都有各自的明显特色。这些特色包括研究的专长、影响的领域、价值的倾向、合作的伙伴和依靠的对象等等。(二)智库存在和发展的必备条件

在美国,各种各样的私人和政府智库机构都会积极地对所有重要事情展开公开讨论,形成各种不同的解释、观点和解决方案。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也十分鼓励这样的公开讨论,对各种意见都进行适当的关注。在英国,几家著名的智库机构对政府政策制定影响颇深。1831年成立的RUSI(皇家国防安全研究三军研究院)最开始的研究主体是海军和军事科学,后来扩展到了动乱、恐怖主义以及其他非常规威胁的研究。

智库,是西方市场经济社会的产物,它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几个必备条件:一是教育发达,可以提供智库所需人才;二是思想、媒体开放,信息公开、透明;三是政党博弈、政权更替采用和平方式,不在位的智能人才可以拥有另一种生存状态;四是各阶层人士知晓科学决策的复杂性和专业性,愿意使用“外脑”来处理某些问题;五是社会相关法制健全,可以保障智库的正当收益得以实现。(三)经典智库成功的核心条件

众多的经典智库中,兰德公司不仅是世界公认的影响美国思想和战略的智库,而且不可否认是美国最负盛名、最具权势的首选智库。作为全球智库最发达的美国和最伟大的智库之一的兰德公司,其成功的条件至少要具备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有高远的目标和理想。兰德公司真正的“教父”是美国空军五星上将亨利·阿诺德(Henry Arnold),他最初对兰德公司的梦想是“发展出别人做梦也想象不到的武器和战术,以确保美国空军对地球的绝对霸主地位”。没有高远理想和伟大灵魂的“思想智库”或“智慧之库”,是不可思议的,是绝对不可能成长壮大的。

第二,要有独立自主的思维空间和研究氛围。既然是要做“别人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事情”,就必须敢于蔑视一切权威和现成思想模式。美国智库最为人称道的地方,就是它们致力于改变和指导政府的决策,致力于引领科学、文化、思想前进的方向和潮流,而不是成为某个政府决策和官员意志的诠释和论证。

第三,要有资金支持作保障。智库之所以在美国如此兴旺发达,得力于美国各界人士尤其是商业界人士对各种智库的慷慨捐助。兰德公司的资金主要来自军事工业的大笔资助以及国防部的特别研究经费。桑塔费曾经发起一个庞大的金融危机研究课题,旨在运用复杂理论解释金融危机的起源和后果,当年的花旗银行老板约翰·里德也为此自掏腰包数百万美元。美国商业成功人士大笔捐助学术研究和智库机构,已经有一百多年传统。从19世纪后期洛克菲勒独资创立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美国几乎每一个成功商人都有自己的基金会,基金会本身就是一个智库或全力赞助某些智库。此乃美国智库生生不息之基本源泉。没有庞大的资金支持,美国智库就不可能拥有如此强大和深远的影响力。

六、智库学者与普通学者的区别

在美国,智库学者与大学里的普通学者无论在职业角色还是功能定位上,都有着明显的分野。智库不同于大学和一般的科研机构,如果说后者属于传统的学术科研行业,那么前者的性质则更接近于咨询业、服务业。哈佛大学著名智库学者Overhold认为:“普通的教授总是在图书馆里搞研究,但智库学者是在学术会议上搞研究,直接与人交谈,搞清楚他们的想法。”

由此,我们可以把普通学者称为“图书馆学者”,他们主要依靠在图书馆里查阅文献进行研究,其任务和功能是研究文本,梳理知识;而智库学者则以研究问题为主,他们生产的不仅是知识,更多的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这种功能上的差异,是智库学者与普通学者最根本的区别。

除了功能上的差异,智库的组织结构也不同于普通科研机构。美国智库一般至少由四种职业背景的人才组成:长期专研某个领域的研究人员、政治家、企业高管和资深媒体人。

七、智库行业从专门化走向职业化

作为一个行业的智库也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可以概括为三层境界:专门化、专业化、职业化。所谓专门化,即智库学者必须对某个领域具有长期、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对问题的“前世今生”、“左邻右舍”无不了解。

如果说专门化尚不是智库独有的境界,那么专业化就是智库所能达到的更高阶段。智库学者必须对他所研究的问题具备专业的方法和技术手段,这并不等同于我们一般所说的文献研究法、个案分析法等,而是通过长期研究某一领域,发现其内在规律和特点,进而总结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工具,就好比投行的市场分析师使用的分析工具。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研究中国政策时,就有一套专门的“派系法”;西方一些智库在研究他国政治人物时,还会采用政治心理学中的性格分析法等。

然而,专业化还不是智库发展的最终阶段,智库的终极目标是要达到职业化。过去我们智库的研究有点类似于“自卖自买”,不太考虑研究成果是否最终为人所用;而智库的研究成果必须具有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需以客户的反馈作为评价标准和继续研究的动力,如果达不到职业化,“智库”也就名不副实。第二节中国智库概述

上一节对智库的基本定义和基础知识进行了总体介绍和探讨。在此基点上,本节结合中国国情,对中国智库机构的整体概况及其特点与类型,特别是中国智库机构的格局与现状等问题,进行研究和论述。

一、中国智库机构简况

智库大多是指由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研究机构,它是现代决策体制的产物。在知识经济时代,它对社会生活的作用,特别是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正在变得更加重要。在现代社会,智库的作用是十分重大的。它为社会提出新的思想观点和价值目标,引导公众舆论和社会走向;它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参谋,影响政府的政策;它把学者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府的政策产品,是沟通政治和学术的桥梁;它及时反映和汇集社会各种意见和需求,起着利益表达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日益重视智库在政府决策和舆论引导方面的重要作用,积极鼓励相关研究机构成为党和政府的“思想库”。中国智库正在取代昔日的“幕僚”、“文胆”、“智囊”,成为影响决策过程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智库”这个词直到2009年才炙手可热,但智库在中国业已存续了许多年,并初步形成格局。

现代意义的智库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我们既要看到智库在中国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也要看到中国的智库还存在许多问题。如宏观的制度环境还很不完善,一些相关的法律制度还不健全,智库的定位还不十分明确,社会对智库还有许多误解,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的反差很大,大多数智库的素质有待提高,一些智库大而无当、运行成本过高、官本位现象严重等等。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可以预见,一个有着明显中国特色的智库系统正在中国逐步形成,其社会影响正在日益增大。

二、中国智库的特点(一)基本特点

中国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发端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人文社会科学在为改革开放作出重大理论贡献的同时,人文社会科学自身也得到繁荣发展。30年多来我国基本建成了特色鲜明、水平较高的人文社会科学教学、科研、应用、创新体系,成为当代世界多样文化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中国特色的智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政治属性。具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由人文社会科学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所决定的,坚持什么方向的问题是中国特色智库的根本问题。

第二,国家属性。具有明确的国家倾向,从国家最高利益出发,服务祖国,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离开了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也就不是中国特色的智库。

第三,人民属性。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为人民服务,为公共利益服务,不为特定利益集团服务,不为私人利益服务,坚守学者的良知、责任和道义。

第四,客观科学性。必须坚持学术正义,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认识真理、服从真理、发展真理,不主观臆断,不人云亦云,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第五,前瞻预测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冷眼观世界,放眼看未来。做好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中长期研究,做到超前预测,提早规划。(二)典型特性

在中国,不管是官方智库还是半官方智库或者民间智库,因其自身成长的独特社会环境以及所受的意识形态因素影响,逐渐形成了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典型特征。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于今教授认为,这种典型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中国智库是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主要孕育载体,国家智库的本质任务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形成整体合力。其次,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智库必须唯一服务于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最根本利益。再次,中国国家智库的发展,是以体制内官方智库为主体,体制外智库为辅助的方式进行。

三、中国智库机构的类型

智库是由智者(学者、专家、思想家)组织成的、通过研究和交流以及宣传方式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或公众的思想的机构。

从资金来源和机构归属上分,中国智库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政府部门下属的事业单位性质的研究机构,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下属的专业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等,下文将此类机构统称为“官方智库”;第二类是大学附属的研究机构,比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等,下文统称“半官方智库”;第三类是民间注册企业的研究机构,比如天则经济研究所、二十一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北京三略管理科学研究院等,下文统称“民间智库”。(一)官方智库

官方智库是由政府创建的智业机构,如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机构。官方智库由政府以财政方式提供启动资金并由财政拨款作为主要运作经费,接受政府指令性研究课题和宣传贯彻任务。

美国《2010年全球思想库排名》显示,中国有智库425个,就数量而言,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拥有1816个智库的美国。但据中国学者的统计,2009年中国有各类智库2000多个,早已超过美国。多数人认为,目前中国民间智库仅占智库总数的规模很小,绝大多数智库机构吃财政饭,或者国家有投入,或者是国家任命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智库机构,是以官方和半官方为主体。(二)半官方智库

半官方智库是由政府控制的机构如高等院校、社会团体、人民团体等创建的智业机构,如各大学设立的学会和研究会、共青团和妇联以及工会等下属的研究机构、社会科学联合会下属的研究机构等。半官方智库的启动资金由这些非政府机构提供,研究经费大部分或部分由这些非政府机构提供,同时向社会获得部分研究经费。

中国的高等院校、社会团体、人民团体虽然是非政府机构,但还是不能把他们当作完全意义上的民间机构,因为他们是由政府控制的,这些非政府机构虽然不是政府部门,但却由财政供养,高等院校和人民团体机构的领导人都享受公务员待遇,享受相应行政级别官员待遇。(三)民间智库

民间智库是由没有在政府及半官方机构担任公职的专家学者利用民间资本设立的智业机构。民间智库的启动资金和运作资金均来自民间,有时也以合同方式接受政府的委托研究课题,但作为独立智业机构,它们可以拒绝政府指令性研究课题和宣贯任务,以保证客观公正性的基本宗旨。

正式的民间智库按目前的法规和政策应获得民办社科类研究机构批文或民办非企业科研机构批文,至少应获得工商注册但建立一套非营利机构管理机制并获得公众认同。目前能够通过社科联审批的真正民间智库不多,以民办非企业科研单位方式注册的民间智库也不多。

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智库应符合以下几点:一是主要业务范围为智业;二是创建人员没有公职在身;三是没有国有资产进入;四是非营利机构;五是独立运作。

广义上的民间智库则应符合以下几点:一是主要业务范围为智业;二是非政府机构(如事业机构、院校、社会团体、民众等)设立;三是国有资产投入不超过启动资金的三分之一;四是非营利机构或以公司形式注册;五是独立运作。(四)智库机构:正在为中国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智库与大学和科学院侧重不同,大学与科学院更多进行理论和学术研究,智库则主要从事战略和政策导向的研究。

当前世界处于急剧变化的时期,以前瞻性、战略性、创新性为主要研究方向的智库,必将发挥更大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仅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咨询机构,就已发展到数百家,形成了由数千人组成的庞大研究团队,完成了数万份各类研究报告和对策建议,为中国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目前中国许多智库机构已开始与外国机构积极合作,开展第二轨道对话,如创立于2003年的东亚思想库网络现有多个工作小组,负责汇集东盟“10+3”国家的学术资源,为东亚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专家们建议,未来中国智库应当在以下五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第一,发挥现代“思想工厂”的影响作用。

第二,发挥政策咨询的导向作用。

第三,发挥“第二轨道”的沟通作用。

第四,发挥人才“孵化器”的培训作用。

第五,发挥国际舞台上“话语权”的地位作用。第三节中国政府智库概述

本书主要研究政府智库,其中重点是研究中国政府智库,故本节是本章的重点,也是本书的重点。在对智库和中国智库进行介绍和论述的基础上,本节主要是对中国政府智库总体上进行简要的介绍和论述,其中重点是对构建中国政府智库的分类与要求,特别是对构建中国政府智库的现实依据和意义进行研究和论述。

一、中国政府智库的分类与要求《论语》以“学而”为第一,以“为政”为第二,学在政先,学以成政。当今社会,学术智慧向政府决策提供的思想动力和精神支持日益系统化、专门化、机制化,这种机构人们一般称之为“政府智库”。所谓政府智库,西方人称为Think Tank,中国人称为智囊团,其方式主要是调查、论证、分析、研究,其产品主要是政策报告,其任务主要是推动政府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其意义主要是沟通民间与政府、知识领域与政策领域。(一)中国政府智库的主要分类

第一类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军队的直属政府智库机构。如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军事科学院等机构。

第二类是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下设的研究机构。如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家信息中心等。

第三类是高校系统。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等。这些属于半政府半民间的智库机构。此外,一些非政府官方的科研机构,如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等,也正在为公众、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政策研究成果和政策分析。(二)对中国政府智库的基本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为智库发展孕育了丰厚的土壤,人们对政府智库的期待也越来越高。特别是站在世界潮流的角度看,对中国政府智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性”和“三感”上:

一是务实性,要有现场感。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过程中,智库的务实性和现场感至关重要。所谓务实性和现场感,从大的方面讲,就是要掌握党情、国情、世情,就是要客观进行调研分析,科学进行预测决策能够最大可能产生效用的具体情境和实际效果。不可否定,目前在学术研究和政府决策之间还存在着各说各话,学术语言和政治语言互不相通“两张皮”现象,特别是随着知识生产的专门化和学科分类的细化,随着政府职能的调整转变和现代管理的复杂性、专门化,这就要求中国政府智库尽可能地创设一些恰当的语境,为学术话语和政府话语的转换建立通畅的管道,让学界与政府相互听得懂。同时,要求中国政府智库真正做到心身合一深入其境,建言有务实性,献策有现场感,研究成果和提供信息务实求真,能产生好的效果。

二是宏观性,要有全局感。所谓宏观性和全局感,就是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考虑问题,就是站在全局的利益上为大多数人说话。不可否认,不同的智库机构在功能和作用上各有不同,比如有的倾向于国内事件,有的倾向于国际事务;有的专注于政治或社会,有的却专注于经济或科技、文化。但是从整体上来考察,中国政府智库大发展,一定要站在全局的立场上思考宏观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课题和重大热点问题。比如当前的民生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反腐败问题、“三农”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利益矛盾的集中点和破解点,是人民群众十分关心的切身问题,是改革发展的重大议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各个领域的关联度很高,形成了复杂的网状连接,一个问题的解决如果不能从社会结构的整体去把握,很难有准确的理解。这就要求,政府智库要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发”与“全身”都讲透、讲清,把一发“而动”全身的火候、尺度、分寸拿准、谈到位。当然,政府智库要有宏观性和全局感,绝不是假大空,漫无边际的宏观和空洞无实的全局,智库的建言献策,必须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前提,以具体政策建议为主体。

三是预判性,要有前瞻感。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所谓预判性和前瞻感,就是对未来发展走向提前进行预测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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