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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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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历史（上）试读：

简介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在这部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有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第一章　红色往事

同乡谈早年毛泽东：听闻祖坟被挖　苦笑置之

毛泽东先生为了国际未来的安全，为了国内的和平、民主、团结来到了重庆，这消息对我这小小的公务员真是有说不尽的兴奋和快乐。如果有人要问我平生最感觉快乐的是什么一回事，我毫无疑问地要答复就是这回毛先生来重庆对我的感触了。同时从重庆市民热烈而欢慰的谈论中，更相信和我有一样感触的人，实在是千千万万不可数计！今天因为恰好经过民生路《新华日报》馆的门前，看见在一幅欢迎毛先生的红布联上挂着他本人的玉照，毛先生的像片，不是没有看过，但是用油画的放大到几尺的像片，这还算是初次，我不觉往还地在门前瞻仰了多次。的确，这个中国抗战人民真实的代表，东方弱小民族解放的领导者，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只觉得是肃穆、慈祥和无畏的综合。当我走上回家的道路的时候，忽然想把我自己知道毛先生的三两件细事告诉给大家听。

毛先生的老家在湖南湘潭清溪乡的韶山地方，我们两下的家相隔只有十二里，可是因为我年纪太轻了，并不认识毛先生本人，关于他的几项细事，还是自己的堂叔、哥哥和认识他的朋友们口述给我听的。有一桩事是这样：当赵恒惕做湖南省长的时候，毛先生做过我们乡下雪耻会的发起人，一班加入雪耻会的分子，是小学教员和优秀的农家青年；所谓雪耻会，就是要图雪去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于我国不平等条约的耻辱而组织的人民团体，曾记得乡下人受宣传的影响，一时都知道有一个东方的倭奴国，是我们的敌人。那时我正在小学时代，清楚地记得老师们告诉过倭奴的残忍，并每天要我们写“卧薪尝胆”、“誓雪国耻”等类文字，有什么说到朝鲜、台湾、琉球等地亡国奴的悲惨生活，竟使我们哭泣和激昂的愤慨。今天抗日人民领袖的毛先生，亲身尝到了多年以前便决心抗日雪耻的胜利之果，应该是何等开怀！可是他绝无半点骄傲和自满，更进一步地竭诚来和执政党的领袖以及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来商讨和平、民主、团结，非要使中国达到富强安乐的境域不止，这种崇高的人格，伟大的精神，我想不是文字和言语可以表达得了。只能让它永恒地存在人民的心底吧！纪功碑一类的东西有什么用途，那不过是呆子的行为！

另外一件事就是毛先生对人家的痛苦和不幸，是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同情的人。在乡里有一件事是这样的发生过：毛先生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不过是有饭吃的农家，还够不上小地主的资格，我们家乡的经济情况，是家家都靠养猪饲鸡来维持油盐零用，有一年旧历年底，毛先生的父亲要他去接收一笔猪银，回家好度年关，银钱到年底照例是紧张得不得了，一角一分，在一个家庭都作过预算的，乡间那时很不清平，三五块大洋肇了杀身之祸的并非没有。闻说毛先生接到了猪钱，在回家的路上碰见了几伙衣服褴褛的可怜人，他便把手中的现钱通通散给那些贫民，忘记了自己家里早有的预算。这种事虽也平常，可是谁知道他是根据爱的出发的表露，又谁知道他这种崇高的同情继续不断的发展、高度的发展，今天不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享有他这种爱的同情，就连全世界弱小民族也感觉到他这种爱的光辉而自豪呢！

还有我所知道的是毛先生爱护青年的事实。我们乡下有一个小地方叫做花园冲，那里有一个彭氏祠堂开办了一个小学，我的一个堂叔在这里读书，年龄小但是很聪明而且好学，可是家里很穷，因此纸笔之类都难常常购买。有一天毛先生来会那小学堂的老师，知道了有这样一个聪明而肯努力的小学生，便力劝老师助他求学，并从自己的荷包内拿出一千二百文铜元，送给这小学生作为成绩优良的奖金，又鼓励其他的小学生作成绩的竞赛。这些事在毛先生本身只能算点看不见的细微末节、不足道的事了，可是我不知道现在这些有大批存款在外国银行的人们可为人民做过一毫纤尘大的事吗？

最后我所知道的是毛先生是一个不嗜多言但和蔼可亲的人，这里是我的哥哥告诉我的一段事实。我哥哥在本乡一个小学教书，有次人家介绍一个陌生的人给他，说这人将要在他那里过夜，原来这人就是毛先生。毛先生在乡下的名字又叫做“润之”二字，那次润之先生穿一领蓝布长褂，少说笑，但非常和气，和我哥哥抵足同睡了一夜，大概毛先生怕耽搁主人的睡眠，一夜侧卧一旁，彼此反觉卧榻宽广。这事本是最小了，但可见毛先生处处为人着想。像他这样的一位好人，可是不记得是十九年还是二十年间，竟还有人派遣特种人物去掘过他的祖坟，这事在毛先生心里也许是仅以一苦笑置之，但是我们乡下人的心里，到今还是替毛家的祖坟抱不平，事过也不去多加追述，不过我不懂有些人为什么只许自家拜扫祖坟，却不准许人家有祖坟存在呢？

我虽然听说毛先生是不大说话的人，但究竟是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和归纳的专家，同时也是医治中国现社会的病理和生理的能手，今天在重庆的地位，是全国抗战人民发言的代表人，我谨祝他在和中央蒋主席的实现民主、团结、统一的商讨过程中，能够获得最理想的收获！这段文字当作我致毛先生的革命敬礼！

林彪笔记透露建国初隐退原因：乃刻意为之

1949年建国以后，曾为共和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林彪就完全消失在公众的视野里了：身为元帅，他手中无一兵一卒；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他没有管过什么具体工作，在大型政治事件里，也基本看不到林彪的身影。那么林彪究竟为何隐退，后来又是如何再度出山的呢？

林彪“失宠”乃刻意为之

关于林彪在建国初期“失宠”的原因，有人认为主要因林彪曾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了毛泽东要求其带兵入朝作战的要求。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作为解放军中另一位具有大兵团作战经验的悍将粟裕，也曾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毛泽东要求其出兵朝鲜的要求，但粟裕却在建国初出任总参谋长等要职。当时反对出兵朝鲜的人占多数，如果一一算账是算不过来的。

其实林彪“隐居”起来是他有意为之的。“九一三”事件之后，从林宅中搜出一批林彪与叶群的笔录与笔记，林彪在笔记中写道：“西汉故人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当时林彪率领的四野横扫大半个中国，他在四野享有极高的威望，四野有军歌：《我们是林彪的战士》。之后，林彪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中南军区司令员，党、政、军一把抓，统辖河南、两湖、两广、江西六省，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南王”，其地位大大超过同级的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等人。

林彪长期追随毛泽东，对他的心理、性格等有很深的了解，特别是林彪已从撤销大区和高饶事件中看到潜在的危险。因此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长期休养，不与任何一位中央首长来往，也包括毛泽东。

庐山会议前就已出山

长期以来，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成为林彪再度出山的标志，因为此后，林彪出任国防部长完全取代了彭德怀。不过在1958年5月26日的《人民日报》的头版有这样一则消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昨日举行，这次会议增选林彪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后，因为国防部长彭德怀既不是常委也不是副主席，林彪成为政治局常委及党的副主席，在元帅中的排位事实上已越过彭德怀仅次于朱德。一年后，林彪果然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了。即使没有庐山会议，林彪也将接替彭德怀。

当时的形势让毛泽东感到越来越孤立。当时正值全国性饥荒蔓延，毛的威望开始下滑。而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批毛泽东只是让毛泽东更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当时毛泽东之所以让林彪出山是有他的考虑的。建国后，林彪恪守分际，未逾越自己的角色界限就党的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故而在党内，林彪的口碑也很好。

林彪出山符合军队利益

更重要的是林彪出山在党内，特别是在军内，都不存在反对的意见。建国后，毛为了稳定大局，长期采取的是压抑军功阶层，支持、重用以刘少奇为首的党的文职官员的策略。在高饶事件后，军队服从于党政机关的格局已完全确定，但是军队将领对刘少奇、彭真等的不满并没有彻底消除，而是潜伏了下来。

应该说林彪出山还代表了更广大的军队利益的扩张，能够得到军队系统的支持和拥护。相比于彭德怀耿直，不搞宗派的作风，林彪更能代表军队的利益，他手下刘亚楼、罗瑞卿、黄永胜、吴法宪在其出山前就已身居要职。而彭德怀则比较孤立。而且相对于耿直的彭德怀，林彪更听指挥。让林彪出山能更好平衡军队与文职官员间的势力。

然而，林彪在庐山会议以及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力挺毛泽东，并不是他被动地接受了毛泽东的请求，这依然是他有意为之。在林彪家搜出的记录中有这样一些话：“明知不是理，事急且相随。”“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林彪的笔记还写道：“何为当代伟大人物？一号（毛泽东）利益的代表者。”

林彪是否无保留地崇毛？不是！在所有领导人中，林彪私下对毛的批评是最尖锐的。林彪在笔录中批评毛“搞权术”，还批评毛搞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但所有这些言论只限于在家里和叶群表达。林彪对毛泽东虽有意见，但隐蔽极深，公开的言论都是迎合毛。可以说林彪出山是林彪与毛泽东之间达成的政治共识，非个人感情。

许世友解散红卫兵：谁再造反　先杀后报

毛主席表示要保许世友

1967年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在幕后指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大权。接着，南京的造反派也夺了江苏省委的大权。来自全国全军的造反派云集南京，一夜间，南京街头贴满打倒“许大马棒”的大字报。第一批大字报，对许世友还算“温和”，但造反派很快升级，抄了许世友的家，扎烂了他的上将礼服。许世友躲进大别山，但危险并没有过去。在张春桥策划下，造反派给许世友定了调子：许世友在延安就要杀毛主席，搞暴动，现在他又要做六省一市的头，不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民愤。

很快，毛泽东南巡到了上海，明确表示要保许世友。毛泽东说：“他没有谋害我嘛，我把他从（延安）监狱找出来的嘛。”毛泽东还叫张春桥坐空军的飞机去接许世友。

许世友和张春桥在房间里单独谈了十多分钟，然后大家一起去吃饭。许世友借机溜到隔壁，关紧门窗，压低声音对安徽省军区司令员、政委说，我对主席忠心耿耿，而对这个“四只眼”，我太不放心。万一半路被杀，你们帮我办两件事，一是我死后，请照顾我的几个孩子，上学、当兵都行；二是十天内没有我的消息，赶快派人到上海收尸，把我运回老家新县埋了。记住，千万不能送火葬场。不等对方答应，许世友就匆匆走了。

许世友面见毛主席

一路平安到了上海，一见面，毛泽东说：“世友啊，你还好吗？”许世友二话不说，扑通跪倒在地，磕了很响的一个头，放声大哭，满腹的痛苦都在这流淌的泪水中。

毛泽东连忙把大哭的许世友搀扶起来。许世友说：“天下大乱，从未乱到这种程度啊，军人手中的武器连烧火棍也不如了，这是什么世道？毛主席啊，你该管一管了。你知道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吗？”毛泽东顿了片刻说：“世友，我信任你，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你还是南京军区司令员。不许揪许世友，这是我的意见，我派人打电话给他们，你回去也传达我的意思，你看这样行吗？”“不，什么时候打仗，我什么时候下山。”“那你先到北京学习。”许世友还是没有同意。

许世友躲进大别山

很快到了“二月逆流”，老帅们成了批判的对象。张春桥黑手遮天，许世友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虽然事先得到造反派要冲击军区办公楼的情报，但戴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紧箍咒，正在召开工作会议的许世友急得团团转，无计可施。许世友下定决心，宁可跳崖，也不能进“虎口”，惹不起他们，还躲不起吗？

他带着手下爱将陶勇（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和聂凤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一起躲到无锡太湖边上的小镇荣巷。

躲到小镇荣巷的军部招待所40多天后，因为陆海空三军司令员在一起，目标太大，风声传了出去。无锡军管会打来紧急电话，说南京来了几百名造反派，扬言要活捉许世友。无锡又待不住了，许世友边骂边翻地图，看了好一会儿，对军长尤太忠说，这里紧靠上海不安全，我还是到大别山去。安徽六安至金寨间的独山，（上世纪）30年代我们红四方面军在那里打过好几仗，那里的地形我熟悉。一旦造反派追到那里，我可以上山打游击。

许世友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说到大别山检查战备工作。许世友叫陶勇和聂凤智和他一起走，可是这两位爱将不想跟着许世友犯“错误”，执意回去。果不出许世友所料，他们回去后都惨遭迫害。聂凤智受尽各种污辱，被打掉8颗牙齿，甚至被装进麻袋，要扔进长江。要不是许世友派警卫营半路“打劫”，聂凤智必死无疑。陶勇更惨，1967年1月21日，被害死在东海舰队招待所后院的井中，遗体还被打上黑叉。陶勇的8个孩子中4个大的参加了工作，4个小的跪着求许伯伯救命。一片哭声中，许世友的眼睛湿润了，说你们就是我的孩子，不管外面说什么，我要管。我希望你们考高中、考大学，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到地方去，你们都要遭殃，还是当兵吧（当年不招兵），我的部队招兵。许世友把包括他自己孩子在内的40位落难子弟统统“锁”进“红色保险箱”。

许世友指挥吉普车开了一天，顺利开进了大别山。到路口，他跳下车，前后左右仔细观察了地形，命令机枪封锁，说谁敢登这个坡，格杀勿论。造反派追来，看见黑压压的枪口和“军事禁区，不得靠近”的大字，只好虚张声势地喊几句“打倒许世友”的口号，乖乖地退了回去。

许世友“名正言顺”住进了一二六医院（南京军区的后方医院）。他给中央军委发了第二封电报，说他神经性呕吐，顺便到医院住院治疗。他知道，电报发给中央，让张春桥那些内奸看到，等于向造反派公开了自己的行踪。许世友不敢怠慢，登山头看地形，拟订武装自卫方案，在医院内外布置好部队，时刻准备战斗。

大别山深处有三个军队单位。几天后，许世友搬到五局，晚上又突然搬到军区工程兵工区。许世友对工区主任柴树林说：“什么造反派？土匪流氓！一旦被他们捉住，只有死路一条。你们工区人人都要拿枪，一旦造反派来了，咱们打一个小规模的淮海战役。”柴树林说：“首长，上边再三强调，开枪……行吗？”许世友一愣，转口说：“当然，上边的规定还要执行，真要开枪还要经中央军委批准。这样，过几天你派人到六安向军管会打招呼，要他们说服造反派，不要随便冲击工区和医院，不然碰到我老许的枪口下，叫他们站着进来躺着回去！”

第三天晚上，中央文革的电话就“杀”了过来。许世友说：“我有错误，但我是忠于毛主席的，把我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审查可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身污辱，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这个矛盾就要转化。谁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别看中央文革横行一时，但此时借给他们三个胆子也不敢进大别山。

1967年国庆节，许世友被毛泽东请上天安门城楼，谈了半个小时，并公开见报。1968年3月20日，中央批准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许世友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江苏省境内的各种造反组织，并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谁再造反，先杀后报！

唯一穿中山装入殓的开国将军：得罪领导怒扯将星

1955年南京军事学院授衔仪式前半小时，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段苏权扯下将官服肩章上的那颗星：不去开会了，这个玩意我也不戴了！将军为何如此愤怒呢？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段苏权14岁就已入党，红军时任黔东独立师政委兼黔东特委书记。解放战争时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四野12纵司令员。段苏权还是新中国空军中最早一批亲自驾机飞上蓝天的将领。

朝鲜战争开始后，段苏权作为空军入朝作战。段苏权是真正的军人，他对战果非常认真严谨。1953年志愿军空司上报战果指出我们的米格-15打美国的F-86是一比一平，这是很不科学的。根据段苏权在大东沟现场的第一手资料和后来的复查，我们两架拼掉人家一架已是很不错的了，但志愿军空司和军委空军压制了段苏权的意见，谎报军功。事关重大，段苏权再次上报志愿军司令员、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并附上24名飞行员40天战绩和损失的原始资料。随后司令员刘亚楼、政委萧华为此作书面检讨，志愿军空司主要负责人党内处分和行政降职。遗憾的是，段苏权为正直付出了代价：1953年底段苏权成为审干重点，重点调查他1935年在黔东独立师作战负伤后脱队的历史，调查他是否有投敌的嫌疑。这一调查就是三年。1955年9月全军授衔，段苏权因“有历史遗留问题”被“暂授少将”。

1993年9月28日，飞将军段苏权去世了，在所有的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帅中，他是唯一一个穿中山装入殓的，他的骨灰盒上并没有覆盖军旗。

1957年刘少奇调研“群体性事件”真相

1957年2月18日，刘少奇登上沿京广铁路南下的列车。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对1956年下半年以来某些地区出现的工人、农民、学生“闹事”问题进行调研，即调研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群体性事件”。他“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闹事，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或少闹，对那些闹事群众采取什么政策”。

刘少奇的这次调研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当时，新中国的发展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经过七年的努力，人民民主专政已经相当巩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正在蓬勃展开；另一方面，市场却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有一万多名工人罢工，一万多名学生罢课。批评的意见、不满的言论也渐次多了起来。这其中固然有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等外因的影响，但内因则是国内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1957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思想动向问题。毛泽东分析了一年来国内外形势和党内外思想动向，提出一个问题：“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会后，刘少奇决定抽调全国总工会、团中央等部门的同志，组成一个调查组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的思考和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同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重要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毛泽东《正处》一文的观点已广为人知，至今对我们仍有指导意义；刘少奇当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调研和思考，今天对我们同样有着深刻启迪。

新中国成立以后，处在治国理政第一线的刘少奇对这些问题一直非常关注。1950年8月18日，郑州部分搬运工人因搬运公司有关负责人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失误，加上坏人煽动，发生了围攻、扣押公司经理、割断电话线、哄抢枪支、砸毁办公室的事件。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等人汇报此事的简报上批示：“此等事值得严重注意。工会中的官僚主义是产生此等事件的原因和应有的惩罚。望通告各地注意。最好能派人到郑州去加以彻底处理。”这一时期，他还着重研究了工厂管理和工会工作，阅读了大量文件资料，1951年5、6月间写了《读邓子恢和高岗两篇文章的笔记》，指出国营工厂中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还存在着“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分清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且“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他说：“如果把这种矛盾（指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引者注）看成是一种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因而采取一种敌对的不妥协的态度去对待，那就在根本上犯了错误。”此文后来以《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为题编入《刘少奇选集》，可以说是我们党内论述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主义时期工会工作最早的文献之一，也是他后来认识和解决其他领域群体性事件的思想基础。

有了上述认识，刘少奇行前即已估计：“群众怪我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某些情况下，可能有敌我矛盾。”这一看法也在随后的调研中得到了印证和充实。调研期间恰值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通过实地调研和研究毛泽东的讲话，刘少奇逐步形成了对群体性事件完整系统的看法和处理意见。4月14日晚，在相继走访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后，刘少奇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了调研情况。4月27日，刘少奇将两个月来的调研成果加以总结，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将这个讲话和此前他在各地发表的谈话结合起来看，他对“闹事”问题性质、原因、解决办法的思考便清晰可见。

在对事情的性质判断上，刘少奇指出，“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基本上解决了。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并进一步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如在河北石家庄，当地同志向他详细汇报了工人、学生参加的14起“闹事”的情况后，他认为：“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突出了，阶级的矛盾降为次要的矛盾。这是新的情况。群众起来闹事，第一是不好，第二也是好事，可以纠正我们的官僚主义，纠正我们的错误。”稍后，他在河南省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时，结合此前发生的新乡国营一一六厂工人“闹事”问题，再次强调：“人民内部的矛盾，主要地表现为领导机关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地讲，是人民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要利用人民闹事来教育我们的干部，教育群众，教育我们党。所以对闹事不要马马虎虎，要认真处理。”

在对“闹事”原因的总结上，刘少奇除了指出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外，还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这也是他对群体性事件性质的独到分析。在1956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吸取波匈事件教训的角度着重谈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心人民生活。这与陈云等人当时强调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与平衡有契合之处，即都是由政治角度转换到经济角度去观察和解决建设时期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这种思路也自然延伸到对群体性事件的思考上。同年3月24日，刘少奇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就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生产力跟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还存在。在私有制度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了，分配问题就大量地、突出地产生出来了。”刘少奇以其多年从事工运工作和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加上深入的理论研究而练就的敏锐眼光，较早地看到了新形势下新问题的焦点——分配问题，即人民内部各个阶层的具体利益协调问题。事实说明，绝大多数“闹事”是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的反应。如果再加上当地领导的官僚主义、漠不关心甚至与民争利，长期积累的怨怼就会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爆发出来。

在对解决问题办法的探索上，刘少奇认为要诚心诚意同人民群众商量、讨论，解决他们的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由此，刘少奇主张以党内“整风”作为解决“闹事”的方法。就在刘少奇在上海发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刘少奇又清楚地认识到，“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能够用过去解决阶级矛盾的办法，必须用新的办法，新的方针，新的路线”。针对分配问题引发的利益冲突，他研究了毛泽东提出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各方面利益的意见，指出：“必须按照按劳付酬的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人们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以促进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要很好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国家预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等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

可贵的是，刘少奇的思索并未就此停止，还进一步延伸到与分配问题相关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上。为了促进统筹兼顾，使得各方面合理利益得到更多的满足，他开始设想利用自由市场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来增加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一方面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搞多样性和灵活性”，“地方、企业以及个人必须有一定范围的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这个自由，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多样性和灵活性”。

刘少奇以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对如何看待、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从将群体性事件或者说“群众闹事”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到具体分析官僚主义领导方式与人民利益的矛盾，再到深入一步揭示其经济原因——分配问题，由此引向探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计划与市场关系之路，刘少奇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探索路径。他的这些见解对我们后来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无疑也是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

刘少奇这次对“群体性事件”的调研给我们的启示还在于，对于群体性事件这样的问题，如果仅仅就事论事地分析处理，抓不住其深层次的原因所在，即使可以暂时平息事态，仍然找不到更有效的解决办法，也很难杜绝此类事情再度发生。反之，抓住表象下的实质，才有可能像刘少奇那样，获得实践上的正确应对办法和理论思考上的有益突破。

卡扎菲的最后几周：没有参战　读书做笔记

1日，现被拘押在米苏拉塔监狱的利比亚前国内安全部门负责人曼苏尔·达奥披露了卡扎菲在苏尔特最后几周的情况。达奥称，国际刑事法院发布通缉令后，卡扎菲和他的儿子们最终决定留在利比亚。

卡扎菲曾说：“我宁愿死在利比亚，也不愿接受（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奥坎波的调查。”达奥表示，赛义夫和穆塔西姆“希望卡扎菲留下，特别是赛义夫”。

8月19日，执政当局武装兵临的黎波里，卡扎菲不得不逃到了老家苏尔特。“从4月25日卡扎菲的部队被迫撤出米苏拉塔时起，他就知道一切都结束了，那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时间。”达奥说。“卡扎菲也曾感到压力，因为他的朋友抛弃了他，包括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法国总统萨科齐、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等。这使他感到失望，因为他曾认为他们是很亲近的朋友。”

达奥称，由于战火纷飞，苏尔特遭到破坏，断电断水，食品稀缺，卡扎菲变得很失望和不安。此间，穆塔西姆一直领导着苏尔特的战斗，赛义夫根本没来这里，他一直在卡扎菲的另一个堡垒拜尼沃利德。

达奥称：“卡扎菲在逃亡过程中读了不少书，做了很多笔记，习惯午休。穆塔西姆一直指挥战斗，卡扎菲根本没有参战，他已是一个老人。”

10月19日，局势变得令卡扎菲感到绝望，他最后的藏身地、苏尔特3区持续遭北约轰炸，并被执政当局武装包围。当时，卡扎菲决定转移到南部靠近他家乡的杰尔夫谷地。达奥称这个决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当时有45辆车、160至180人，原定凌晨3：30动身，但由于组织混乱，推迟了三四个小时。”他说，车队出发后遭到北约空袭，卡扎菲受伤，他藏身的管道被发现。

第二章　历史秘闻

贺子珍在苏联因何被强行关进疯人院

贺子珍与毛泽东分手，她成了离婚女人昔日在一起的战友几乎都回国了，在异域的贺子珍显得更加寂寞了。为了排遣寂寞，贺子珍更加努力地学习，努力地工作。

为了使自己开始一种新生活，她决心把自己改换一下形象，一天，她来到理发店，把自己直直的秀发烫成了这时在苏联很流行的卷发。贺子珍本来就长得端庄娟秀，她这么一收拾，更显得风姿绰约，加上她在苏联这几年的文化熏陶，言谈举止间透出魅力女人的风姿，与以前的她简直判若两人。30岁的贺子珍焕发出的是一种健康的、成熟的女性美，尤其是她那满含忧伤的眸子，楚楚动人，让人一看就能感觉到她是一位有故事的女人，使她显得别具风韵，清丽妩媚。

此时，贺子珍与毛泽东分手在东方大学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许多人都知道贺子珍是个离了婚的女人，一些男同志对这位有一种忧伤美的女人充满了爱慕之情，他们常常找借口向贺子珍示爱，甚至，有的人还当面向她表示爱意。可是，求爱者都被贺子珍婉转地拒绝了。

因为贺子珍心里仍然只有一个毛泽东。虽然他现在已成了别人的丈夫，但是，她依然牵挂着他，仍如一位分别在外的妻子一般挂牵、惦记着他，因为对毛泽东的这份挚爱，她的情感世界里容纳不下第二个人。

然而，越是这样，残酷的现实越发让她痛苦，她强支撑着，但是内心仍是支离破碎，痛苦不堪。

为了排遣寂寞和痛苦，原来最反对跳舞的她现在也开始学习跳舞。并且，偶尔也参加学校举办的舞会，她那轻盈的舞步，优美的舞姿，更吸引来中外留学生的好感。所以，每次舞会结束后，总有异性向她大献殷勤。

贺子珍烫了头发，又学习跳舞。在苏联留下来的同志中除她之外，无一人烫发，在人们的眼中，卷发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与无产阶级战士的身份是格格不入的。结果，贺子珍的表现又引来一些闲言碎语。“凭什么把我关进疯人院？”

正在贺子珍为女儿的寒冷愁肠百结的时候，新的麻烦又来了。

一天，国际儿童院的院长来了，找贺子珍谈话。

他是国际儿童院的绝对权威，整天板着脸，走路腆着肚子，俨然一副大官大员的派头，一年难见他有一个笑容，说话就是千篇一律的命令口气。他一见贺子珍，没有寒暄，也没问娇娇的病况，就说道：“娇娇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回到集体中生活了。”

贺子珍一听急了，连忙解释说：“不，娇娇的病还没有完全好，现在还不能回到儿童院去。”“不行，你应该马上去干活，你的毛线活好久没交了。”院长冷冷地说。“院长，我要照顾女儿，有些活暂时没法去做。”

院长听了贺子珍的话后，轻蔑地说：“你不劳动，不干活，难道让我们来养活你们这些懒家伙吗？”

贺子珍一听，立即反驳说：“我从来不偷懒，没少干事情。我的口粮都是自己用劳动挣来的，没有白吃饭。”

这时，为证明自己的话是对的，她向院长伸出她那双粗糙皲裂的手。

这时，院长无话可说，反过来质问她：“谁给你权利带走孩子？”“一个母亲的权利！你们太残忍了！”贺子珍据理力争。“你是想呆在家里带孩子，不干活！你这个懒虫……当心我把你送到疯人院……”院长气势汹汹地威胁。“你胡说，我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贺子珍理直气壮地大声回答他，“我从来没懒过！”“你这个女人，你有什么权利烤火，你算个什么人？”

在这位院长看来，贺子珍再也不是苏共兄弟党的领袖的夫人，而是一个被遗弃的女人！贺子珍的反抗更让他怒不可遏，歇斯底里了。

贺子珍十四五岁参加革命，是枪林弹雨、雪山草地走过来的红军战士，严守着人的尊严和不畏强权的秉性。她完全读出了话里的潜台词，但她怎么会向强权屈服？立即回答他：“我们有生存的权利。室内零下40多度，生重病的孩子怎么受得了！我是什么人？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金子做的！”

贺子珍的回答更是惹恼了暴怒的院长。

他是国际儿童院绝对的权威，从来没有受到过别人，尤其是中国人的这种批评及冷嘲！他也不是省油的灯，马上用俄语叽哩咕噜说了一大堆的话，越说火气越大。他到底都说了些什么，贺子珍没有完全听懂，但最后两句话听懂了：“你是不是发疯了，当心我把你送进疯人院。”

贺子珍听了她的话，自尊心受到了刺激，她的血顿时涌到了头上，苍白的脸一下变得通红。她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这些日子来所受的委屈，所积累的不满，一下子爆发了。她的声音颤抖着，同他吵了起来。她逼视着院长，要他回答：“我怎么疯了？你有什么权利，凭什么把我关进疯人院？”

院长无话可说，只是恶狠狠地盯着贺子珍：“走着瞧吧！”说完，就撒手气呼呼地走了。

虽然双方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但是，事情过去了，贺子珍生了几天闷气，也就把它丢下了。

然而，她却万万没有想到，这场争吵竟然导致了最严重的后果！

一天，贺子珍正在拼命赶织毛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她来到门口一听，来人边敲门边小声叫她的名字：“子珍，子珍，是我！”

贺子珍听出来人是一位与她要好的中国女人。这个女人之所以要留下来，也是因为她遇到了个人的感情问题，因此，同贺子珍一样，不愿意回国去，并且最后也随同国际儿童院迁到伊万诺夫城来。平时她跟贺子珍常有来往，而且关系相当好，应该说，她是贺子珍在苏联时最好的朋友。

当贺子珍听出是好朋友的声音时，她很高兴，一边开门一边嗔怪地说：“是你啊！这么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呀？”

然而，当她把门一拉开，那个叫门的女子一闪身竟然躲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穿白大褂的彪形大汉。他们冲了进来，见到贺子珍，一句话不说，就抓住她的手臂往外拖。

贺子珍被这一幕惊呆了，她出于自我防卫，本能地挣扎着往屋里逃，嘴里一面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来抓人？”“精神病院的，让你去住院。”其中的一个大声说道。

贺子珍一听这话，大吃一惊，她马上想起前次与她争吵的国际儿童院院长的话！

她拼命地反抗，大声说：“我不是疯子！我不是疯子！”“疯子会说自己是疯子吗？”穿白大褂的人呵呵大笑，野蛮地拖着贺子珍往外走。“我不是疯子！你们为什么要把一个正常人送到精神病院？我的女儿病还没好，我不能离开生病的女儿啊！”

贺子珍边说边想走到女儿的身边，把女儿抱在怀里，不让任何人把自己同女儿分开，但是，大汉们拽着她往外拖。她先是一把抓住了床把，想借助床的力量，留在屋里。但是，瘦弱的贺子珍怎么敌得过几条大汉。

她的手被粗暴地掰开。她硬是被拖出了房门，塞进了汽车。

娇娇从梦中被吓醒，惊惶失措地看着这场妈妈与精神病院工作人员惊心动魄的搏斗，她吓得大哭起来，喊着：“妈妈！妈妈！”从床上爬起来，想扑过去救妈妈。但是，她被这些穿白大褂的人一把推开了。接着，贺子珍被人架走，娇娇趁着混乱没有人理会她时，爬上了窗口，跳到了屋外。

她家住在楼的底层。然后，她越过了沟，躲进了小森林里，藏了起来。

但是，很快她就被人找到了，并被重新送回了国际儿童院。

王稼祥夫妇出面交涉，贺子珍出了疯人院转眼之间，岁月流逝到了1946年。

夏天，王稼祥同他的妻子朱仲丽来到了莫斯科。

在贺子珍刚到苏联时，王稼祥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负责照管从中国来苏学习和治病的同志。1938年5月，王稼祥因为国内工作需要回国。回国以后，他的身体仍然不好，在抗战胜利以后，他担任国、共、美三方军调部顾问。这一次，他是偕夫人朱仲丽来莫斯科治病的。

王稼祥的妻子朱仲丽，就是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的留日同学、原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朱剑凡的女儿。1927年，朱仲丽的姐姐朱仲止经蔡畅介绍与北伐名将肖劲光结婚。1938年朱仲丽从上海东南医学院毕业后，奔赴延安，在边区医院当医生，在姐夫的促成下，第二年与王稼祥结婚。

王稼祥因是中共高级领导人，到莫斯科后，苏共专门为他派了一位联络员——尼古耐夫。在莫斯科，王稼祥见到了许多德苏战争后中国留苏的幸存者，了解在德苏战争中留苏的中国同志的遭遇与下落。严酷的战争、无情的饥荒，夺走了许多中国同志的生命，还使一些人下落不明。人们在谈及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时，不时提到贺子珍和她的女儿。王稼祥和贺子珍是亲密的战友，他们曾一起经历过长征，又一起在苏联工作过。于是王稼祥决定寻找她的下落。

一天，王稼祥对尼古耐夫说：“我们有一个中国同志叫贺子珍，还有她的女儿毛娇娇，现在还在苏联，请帮助打听关于她的下落，我希望见到她本人。”

尼古耐夫答应帮助调查。几天后，他回复王稼祥说：“贺子珍至今下落不明。”

然而，王稼祥并没有放弃寻找贺子珍的努力。一次他无意中从留学生的谈话里获悉：久无音讯的贺子珍竟然被关进了伊万诺夫的精神病院，与世隔绝！他大吃一惊，一方面把这令人震惊的消息报告毛泽东，一方面立即与苏联有关方面进行交涉。王稼祥立即找到尼古耐夫，说：“贺子珍现在住在伊万诺夫市的精神病院。请你把她的详情告诉我。”

几天后，尼古耐夫回答说：“是有一个叫贺子珍的人住在伊万诺夫城精神病院，她神经不好，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她的女儿在她进了精神病院后去了国际儿童院上小学。”“她的病很严重吗？”王稼祥听后，严肃地问道。“是狂躁型的，生活不能自理。”尼古耐夫回答。“请转告上级，我想把她接到莫斯科来见一面。”王稼祥说道。

尼古耐夫听了王稼祥的话答应转达。一周后，他回复说：“贺子珍不便来莫斯科。”“为什么？”王稼祥问。

“……”“那我们到伊万诺夫市去看她。”朱仲丽马上说。

“……”“我们一定要见她一面，最好连小孩子一起见，一起送到莫斯科来。我有医生，我们要亲自检查她的病情。”王稼祥严肃地说。

尼古耐夫走了，十天以后回来，告诉王稼祥夫妇说现在不能见面。王稼祥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一定要见贺子珍一面，并对尼古耐夫说：“如病情严重，见过面后仍然送她回疯人病院。如果不严重，我准备请示国内，把她送回国去。现在，我们东北的好几个大城市已经解放，有了好的医疗条件，我们可以继续给予治疗。”

在王稼祥夫妇的催促下，尼古耐夫只得又再次请示了上级，可能是有关方面已意识到了当年关押贺子珍是出于一种报复的迫害，因此仍没有给予答复。

王稼祥曾一度担任过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与苏共高层人物熟悉，且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经过他的多方努力，苏联政府才同意让贺子珍离开精神病院，返回莫斯科。

这一天，贺子珍正躺在病床上，一个护士突然走进病房，把她领了出去。贺子珍莫名其妙地跟着她来到了一间房里，这里原来是一间更衣室！护士指着桌上的衣服，说：“换上吧。”

贺子珍一看，原来是自己来时所穿的衣服。旁边还有一只小箱子，里面放的是她过去的换洗衣服，还有那床她从延安带出来的当年在打娄山关时毛泽东烧坏的毛毯。“这要去做什么？”贺子珍忍不住警觉地问道。

护士说：“有人要接你到莫斯科，穿好衣服就走，汽车在外面等你。”

贺子珍一听，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忙对护士连连感谢。

就这样，贺子珍在进入疯人院两年多以后，终于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贺子珍由一位苏联同志陪着上了汽车，汽车风驰电掣向莫斯科奔去，几个小时后，到达了共产国际大厦旅馆。这里已为她订好了房间。贺子珍一进房间，推开门，发现已经两年多没见面的女儿也在这里！顿时，贺子珍因为这突然的惊喜昏过去了。

她形容枯槁，一双失神的大眼睛迷茫地看着女儿，好一会儿，才吐了一口气，讷讷地低语一句：“是……娇娇吗？”“妈妈！妈妈！我就是你的女儿！”娇娇喊着，扑过去。贺子珍摇晃了一下，紧紧搂住娇娇。“我的女儿，妈妈想你呀，妈妈不想离开你呀！”在娇娇眼里，熬成灯草样的妈妈颤颤地叫着，泪水潸然而下。

母女俩悲喜交集。娇娇抓住贺子珍不放，任由她的眼泪纵横，洒落一肩！此情此景，连在场的苏联人也为之动容。

当母女两个的情绪平复下来以后，都久久地凝视着对方。贺子珍对女儿说：“娇娇，两年多不见，我的娇娇长大了。人长高了，长得也端正秀气多了啊！”

随后，她们被送到王稼祥夫妇的住处。

贺子珍牵着一个10岁的女儿踏进门，她见到了老熟人王稼祥，讷讷地说道：“王同志，您好！”

王稼祥和朱仲丽一看，贺子珍头戴一顶法国式圆形无边帽，上身穿一件黑灰色薄呢子西装式短衣，下身是黑色裙子，半高跟圆头皮鞋。她看上去神智清醒，颜面有表情，眼神略迟钝，反应稍为缓慢。王稼祥夫妇赶忙起身也向她表示问候。“我好！”贺子珍回答他们的问候。她面带笑容，眉尖微蹙，见到朱仲丽，又忙让娇娇叫阿姨。

双方坐下后，王稼祥问及她的近况，贺子珍表情淡漠，有些迟钝地回答说：“我睡得好，也吃得好。”“你觉得哪里不舒服吗？”王稼祥见贺子珍口齿木讷，不知道这些年的疯人院生活已经把她折磨得没有了正常人的生活，她现在还没适应过来。“我有些心烦。”贺子珍说。“那，你们在这儿玩半天吧。”王稼祥关切地说。

这时，尼古耐夫说：“到5点钟，我派车接她们回旅馆。”“我现在口齿不顺，好几年没讲中国话了。小孩子同我讲话，一半俄语，一半国语。我只能在生活方面讲几句简单的俄语。”

尼古耐夫走后，贺子珍的口齿和脑筋才慢慢地开始转向灵活，说话也开始多了。随即与王稼祥夫妇用久违的中国话交谈起来。从谈话中，贺子珍得悉国内一片大好形势，思念祖国之情不可言喻，高兴得直点头。

晚饭前，尼古耐夫来接她。王稼祥对贺子珍说：“请你好好休息，把身体养好，一有机会，带你回国。”

尼古耐夫在旁，也对贺子珍说：“我如实向上级反映。你可以提出一些要求，愿到哪里去玩吗？我想你永远不会再入精神病院了。”

苏方经过几天对贺子珍的观察，同意了这个结论：贺子珍的神智完全正常。就这样，贺子珍不再重回精神病院了。她终于成了一个正常的自由人，得救了。

毛泽东在延安指出：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

促进民主改革是毛泽东一直坚持的政治主张1944年8月，当毛泽东从谢伟思谈话中证实美国政府确有要求蒋介石组织联合政府的意愿时，备感振奋。他明确地告诉谢伟思：蒋介石现在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处于必须听命于美国的境地”，美国人完全可以把援助当作迫蒋就范的重要手段。此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坚定了建立联合政府，促进民主改革，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策略方针。

其实，促进民主改革，改组国民政府，是毛泽东和中共一直坚持的政治主张。早在抗战前夜，毛泽东就提出“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1937年5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争取政治上的民主，乃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会议的结束报告中，他又提出：“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而要争取民主，必须进行两方面的改革：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改变为各党各阶级的民主政体；二是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此后，在抗战、民主与团结的旗帜下，中共与国民党展开了反复的合作与斗争。特别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借助苏英美国际力量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把争取民主、改组政府的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94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纪念抗战5周年宣言草案。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这个宣言有一个新内容，就是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结问题。我们提出战后办法是有策略意义的。现在我们的政策在形式上是改良的，在实际上是革命的。经过毛泽东修改的这一宣言于7月7日发表，指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民生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共和国。此后，民主建国成为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宣传方针。他甚至一度还萌生了赴重庆与蒋介石会谈此事的想法。

美国人认为毛泽东关于团结和民主的言论就是“美国精神”

在国际国内形势逼迫和舆论要求下，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不得不允许于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并允许各地在其种种限制下讨论宪政问题。为此，毛泽东于1944年3月1日起草中央政治局通知，指出：“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

此后，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中共中央提出了解决若干急切问题的20条意见，后改为12条。其中包括实行民主政治、开放党禁、增加中共军队编制、公平分配同盟国援助武器和物资，等等。中共要求民主改革的主张得到美国的赞赏。6月3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等，要求他们会见即将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和拉铁摩尔时，把中共的谈判要求悉数告知。并嘱咐：“如小党派出席招待华莱士宴会时，你应该出席参加。此外并求得与华莱士单独会面。同时请探听华、拉可否来延一行。”

6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欢迎中外记者团时，重申中共坚持国共合作、建立民主中国的方针，指出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取得胜利，也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毛泽东的欢迎词引起了中外记者的极大兴趣。他们就中国的民主问题反复提问，毛泽东耐心作答。指出：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但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6月14日，在联合国纪念日这天，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题为《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的社论，明确指出：“我们及全国人民均希望国共两党改善关系，解决悬案，重新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不要再使人民失望了。这种希望，美英苏各国同样迫切，记者团诸君已经来延安，华来士副总统即将到中国，我们希望他们能起促进的作用，帮助中国人民解决团结与民主的问题。”“要医治中国这个时症，再无它药，惟有团结与民主。”毛泽东关于团结和民主的言论，与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党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给中外记者和英美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亲共的美国外交官和军方人士甚至认为，这就是他们欣赏的“美国精神”，对神奇的毛泽东和中共军队益发带有好感。

毛泽东认为，要实现民主唯有改组国民政府在毛泽东看来，要实现真正的团结与民主，惟有改组国民政府。因此，从1944年8月开始，他反复强调改组政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8月18日，在周恩来给董必武等人的信中，他加写道：“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23日，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他特别提到：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后来，他解释说：“我们改组政府的口号，是老百姓所同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改良，都包括在内。若是继续只提实行民主的口号，而不提改组政府的口号，就集中不起来。”

抗战以来，国共谈判断断续续。但从1944年9月以后，谈判的内容与性质已经与以往不同了，建立联合政府成为中共新的政治目标。

9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提议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4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在重庆的中共代表：“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据此，中共中央要求其驻重庆代表就此与美、英大使及各民主党派进行接触和磋商。毛泽东在电报中还特别问到：“美国方面意见如何？”并请中共代表考虑“应否先同美方大员一谈”。对美国对此问题的态度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中共之所以敢于明确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军在这年的豫湘桂大溃退，引起大后方民众的强烈不满，毛泽东深信国共两党的战斗力量及人心向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美国为了打败日本必须在中国登陆作战，需要得到中共的协助，从而有可能承认和援助中共。

恰在此时，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Patrick J.Hurley）于9月6日来到中国。赫尔利使华的直接原因是蒋介石与驻华美军最高领导人史迪威之间的矛盾激化。临行前，罗斯福还给他布置了另外两项工作：一是研究中国形势，并就影响美国支持中共的主要因素向总统汇报；二是运用总统个人代表的威望“帮助蒋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例如中央政府与中共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调解国共矛盾，促进双方谈判。

赫尔利的到来，引起了中共方面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不仅认为应利用此次机会，进一步提出美国向中共军队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而且应该借此机会推动中国的民主改革。在抗击法西斯的斗争中，毛泽东对罗斯福、华莱士、史迪威等美国军政领导人都已有所了解，对他们自太平洋战争以来的言论和行动，给予高度评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之时，他非常明白罗斯福的视线已经开始从战时的军事问题转向战后的政治问题，因此对美国能够推动蒋介石政府改革寄予厚望。

果然，赫尔利在协调完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后，便开始表露出调解国共矛盾的意向。l0月17、18和24日，他三次会见中共驻重庆的谈判代表，一方面认为中共军队“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另一方面认为蒋介石为抗日的领袖，是全国公认的事实，但中国现政府还不民主，等等。在会见中，中共代表也向他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并邀请他访问延安。

毛泽东：现在全国总的任务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然而，出乎赫尔利意外的是，对中共有着深刻疑忌的蒋介石几乎是出自本能地断然拒绝了“五条协议”，转而提出了旨在继续维持其一党专政的“三点反建议”：中共派代表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中共将一切军队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进行整编；承认中共合法。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反建议的实质是：“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11月底12月初，他连续致电周恩来，强调应坚持“五条协议”，俟七大开后再议复案，并请周恩来、董必武同时回延安。

赫尔利对蒋介石的出尔反尔和中共的强烈反应颇为恼火，却又无可奈何，于是开始试图用美国的军事援助来换取中共的妥协。他一再提出，美军可以向中共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并可以协助训练中共军队，作为交换条件，中共应接受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他声称“国民党已经僵化，失去弹性，你们进来，可以大有作为”；并称中共如果这样做了，那将是“同我——美国政府合作。只要我们合作，我们就能逐步改组政府”。对此，周恩来则直截了当地回答：参加政府“不过是做客，毫无实权”，改组政府“是一个救中国的问题”，抗战不仅需军事，而且要政治，“政府不改组，就无法视救目前的时局”。12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返回延安，谈判就此中断。

很显然，赫尔利在调处中自食其言，让毛泽东颇有受到愚弄的感觉。12月8日，他会见包瑞德，尖锐地指责赫尔利背弃与中共签署的五点建议并为蒋介石的反建议作说客。他说：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美国的态度令人不解，五点建议是赫尔利同意的，现在他又要我们接受蒋介石的反建议。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定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同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向他说明了中共中央决定中断谈判的理由，并告诉他中共将公布“五点协议”。

赫尔利在接到周恩来的信后，得知延安“将广播谈判条件”，“非常气愤”。他认为这关系到他个人的国际信誉，于是在复信中威胁说，公布“五点协议”意味着中共认为谈判“已告终结”。

赫尔利的强烈反应显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采取强硬立场和准备公布“五点协议”，都是为了进一步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同时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其本意是拉美压蒋，如果因此造成了与美方的对立，无疑是得不偿失的。更何况，不管同国民党的政治斗争结果如何，共产党和美国政府正在进行的军事合作进程却非常顺利。基于以上考虑，12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王若飞，让他向美方说明，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五条协定草案可以不发表，但要声明：“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同日，毛泽东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上，他提出暂缓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报上也不宣传，可放口头空气。现在全国总的任务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其他的不提，七大也要采取这种态度。

国共谈判的僵持局面和赫尔利对蒋介石的偏袒态度，使毛泽东开始接受美军观察组成员们这样的分析：可能罗斯福总统对中国情况并不知情，还没有意识到蒋介石已多么不得人心。为此，毛泽东倾向于认为有必要绕开赫尔利直接与美国政府联系。1945年1月9日，美军观察组代理组长克罗姆利（Raymond Cromley）少校给魏德迈（Albert C.Wedemyer）发去一封电报，转达了毛泽东的愿望，电报中这样写道：“如果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把他们作为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加以接待，那末毛和周愿一同或单独一人立即前往华盛顿举行探讨性的会谈。”周恩来特别提醒说，此事应切实保密，绝对不能让赫尔利知道，因为“我不相信他的判断力”。

尽管是通过间接的渠道，但是表示愿意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进行会谈，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确实出人意表，反映了他希望美国方面能够帮助中国解决内部问题的急迫心情。作出这样的决定，既是现实斗争的需要，也是他对美国的长期认识使然，是他的美国观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

然而事与愿违，克罗姆利的电报内容很快给赫尔利获悉，这位已经被任命为驻华大使的前总统特使认为，正是由于美国驻华使馆和美军观察组中某些人员仍在与中共明来暗往，才使得中共领导人不重视他的意见。于是，恼羞成怒的赫尔利于1月14日给罗斯福发出一封电报，说美国驻华人员中有一个破坏总统政策的阴谋，并竭力反对罗斯福会见中共领导人。很快，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被撤换，谢伟思等同情中共的美国外交官被调离或召回。

赫尔利的上述做法极大地破坏了中共与美国继续合作的基础。2月2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草了一份关于尽快召开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提出会议应包含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代表，有权讨论和解决结束一党统治、改组政府、起草施政纲领，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和来往自由等内容。毛泽东所以采取这一强硬态度，主要原因是他认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已在雅尔塔开会，数日后即可见结果。而苏联“红军迫近柏林，各国人民及进步党派声势大振。苏联参与东方时间可能性增长。在此种情形下，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2月3日，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请明白告诉国民党”，“除非明令废止一党专政”，“并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是碍难参加政府的。”

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和中共自抗战以来的一贯主张中共的态度使赫尔利意识到，国民党要想获得统一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就不能不在政治问题上作出一定的让步。于是他再次提醒蒋介石，控制中共军队是目前“最重要的目标”。在赫尔利的督促下，国民党谈判代表对周恩来的建议做出答复，表示同意召开有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然而，出乎人们意外的是，蒋介石再次翻脸，于13日公开指责“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等于推翻政府”。2月15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驳斥蒋介石的言论，表示蒋的表态等于拒绝继续谈判，并宣布他不日将返回延安。

2月19日，赫尔利和魏德迈离开重庆回国，寻求罗斯福总统对他们“扶蒋”政策的支持。3月1日，蒋介石公开发表讲话，宣布将于11月召开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以对抗中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蒋介石的态度使毛泽东相信，目前能逼迫蒋介石作实质性让步的条件“根本谈不到成熟”。虽然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可能性在增长，但毕竟还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美国对涉及中国的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美国政策依旧是暧昧不明的”。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及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的指示。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的最后一次谈判宣告破裂。赫尔利调处的全过程及其结果，使美国对华政策的天平已经从扶蒋用共更加偏向于扶蒋反共。毛泽东的美国观在经历了一个上升阶段的发展后，由此开始发生转折。

综上所述，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一个民主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和中共自抗战以来的一贯主张。1944年，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退，不仅使国共两党的战斗力量和人心向背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此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心利用美国需要与中共军队合作对日作战的时机，成立一个有中共军队参加的联合统帅部，以统辖中国的一切抗日武装部队，并公平合理地分配美国的军援物资。同时借此时机，通过美国人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接受中共关于实行民主改革、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从1944年9月开始的国共谈判，自始至终都有美国人参与其中。毛泽东虽然已经充分估计到来自国民党蒋介石方面的重重阻力，但是他仍希望可以通过美国方面的调处来解决问题。然而随着在中国大规模登陆作战计划的搁置，美国实际上放弃了与中共军队的合作意向。美国特使赫尔利在了解蒋介石强硬的反共态度后，选择了坚持扶蒋的政策，结果不仅使国共谈判破裂，而且造成中共与美国方面的政治关系开始恶化。这就迫使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以及美国在战后中国将起何种作用等问题。它对于毛泽东美国观在后来的发展走向，不能不发生深刻的影响。

林彪诚实的一面：敢在庐山为彭德怀作证

1959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进行。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仍然是原来的一些人。彭真让李锐作记录。会议从上午10点开到下午5点，有多一半的时间是毛泽东讲话，他谈的内容很广泛：从井冈山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到斯大林，从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到苏联的教训等等。他的讲话是漫谈式的，但观点是很鲜明的，批评彭德怀。

在毛泽东讲话的间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都有一些插话，大都是向彭德怀提一两个具体问题或对前面的发言作点补充和说明。

一直沉默的林彪则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林彪是7月29日上山的，他在北京就知道庐山“出了事”。他的发言，加重了火药气味，给问题升了格，也给彭德怀定了性。林彪批评彭德怀说：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林彪说完，毛泽东再次讲话，从哲学问题谈起，说彭德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说彭德怀这个人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革命的一面。在民主革命阶段他是积极的，但革命的方法也有错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有了变化。他对社会主义也有模模糊糊的认识，要群众又害怕群众。9000万人上山炼铁的革命热情，他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泽东还说，彭德怀这次对时局估计错了，对自己威信估计高了，对党内同志政治水平估计低了。……

随后，毛泽东又谈到党的历史，批评彭德怀曾在1935年长征中鼓动林彪要求毛泽东交出军事指挥权。这时，林彪插话说，长征他给中央写信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来指挥红军作战，这事他并未和彭德怀商量，是他自己决定写这封信的。

就为林彪写的这封信，当年，在中共中央于四川会理城外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曾严厉批评过彭德怀。彭德怀发言申明他在会前并不知道林彪写这封信。过后，毛泽东曾屡次提及，彭德怀总持“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不想毛泽东在今大庐山这一历史时刻，旧话重提，使彭德怀既惊讶又伤心。

之后，彭德怀在他于1962年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信中叙及此事，说：“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从语气看，彭德怀对林彪挺身而出洗雪了他这一段冤情颇为感动。

也可能这个原因，当林彪事件发生后，办案人员要彭德怀揭发林彪的罪行，但彭德怀始终不说，坚持要周恩来、董必武来直接审问，才肯回答。所以至死都没有什么揭发材料。

那么，林彪何以缄口25年，这时才出来说明真象，这恐怕是一个历史之迷，但又是一个案。

可以想像，1935年的那次会议上，其实毛泽东已经知道写信人是林彪，而且也不会有指使人。

毛泽东批评林彪是“娃娃”，是啊，娃娃嘴上没毛，说话不牢，随意性就很大。因为林彪早前曾说过“红旗能够打多久？”digest.icxo.com如果这样，那是毛泽东的故意？

那么，这次庐山会议林彪的主动证明，写信是自己的主意，与彭德怀无关，是他的良心发现吗？

从林彪的性格脾气来分析，林彪原本性格耿直。他不擅交际，喜欢独处。

聂荣臻说过：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人敢于顶撞毛泽东。

实际上林彪一半是白脸，一半是红脸；他是“两面派”。

林彪反对“大跃进”，私下里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并说彭德怀的“万言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

还是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对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缺点是有暮气。”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暮气，要他继续革命。世界经理人文摘[digest.icxo.com]从此，林彪才决定大干一场。

林彪公开里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背地里却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道理。”他还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林彪最爱读。

林彪为什么要为彭德怀作证，我们只能从林彪的性格来分析，很大可能是他两面性起了作用。但究竟真实的思想，只有林彪自己最清楚。

林彪以其独异的思想、怪僻的个性、韬光养晦的手法、极端的吹捧语言，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团、无尽的思索空间。

彭德怀被拘惨境：得了癌症不给止痛针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人们都熟悉这首诗。

它是1936年彭德怀指挥劣势兵力围歼国民党骑兵部队后，兴奋的毛泽东写给彭德怀的赞扬诗，但人们或许更熟悉下面一首诗：

谷撒地，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

它是“大跃进”开始后，彭德怀回到湖南湘潭故乡发现农村中的真实情况时自己内心焦虑的表露。

果然，1959年7月党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吼虎岭北面的西式平房里，面对毛泽东越来越高的威望，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经济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脑子发热，得意忘形了。无产阶级专政后容易犯官僚主义，因为党的威信提高了，群众信任，因此行政命令多。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总之，大胜利后容易热，就是熟悉的经验也容易忘记。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

然而，恰恰相反，毛泽东并不这样看，他认为大跃进中，成绩与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有所得，有所失，但得大于失。“一棵树总难免有一两个枯叶，总不能因此而把树锯掉吧，要看全局。”

彭德怀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于7月14日写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也恼火了：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明明提出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还是要写信，这不是下战书吗？让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上山，参加会议。如果林彪身体还好，也让他来……

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彭德怀等人被撤职罢官。

一条惊涛骇浪中负重的小船，滑向沉没前最后的生命里程。

八届八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与江青继续留在庐山，夏日避暑，此处当属可选之列，再说紧张了那么多天，也该放松一下了。彭德怀则飞回北京，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继续接受批判。

既然被指责为反党集团头子，彭德怀便不能不想到日后的工作和出路，思前想后，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要求允许他去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边学习边劳动。

最后，彭德怀被允许搬出中南海，居住何处由他自己定，彭不想奢侈，挑选了去西郊挂甲屯居住。

封建社会中的清官曾留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现在，彭德怀也到挂甲屯种地去了，半生戎马无暇日，老来偷闲学种桃。

既然是种地，使用不着过去漂亮的元帅服和一大堆勋章。“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我都不要。”他不顾警卫员的劝阻，把自己的元帅礼服、军服、狐皮大衣、地毯、名人字画、猎枪和好一点的衣服都交了公，留下的几乎全是书。他还拒绝给安排护士和公务员。他说：我没病，要什么护士。现在是个闲人了，还要人家来打扫卫生、料理生活，真是岂有此理！免了吧，我坐的“吉斯”也要坚决换掉，现在也没有必要坐那么高级的车，上大街坐公共汽车不也是很好吗！

由于他坚决要求，中央办公厅首先将配备人员从简，收回“吉斯”轿车，将斯大林送给他的灰色“吉姆”车重新配给他。

就这样，彭德怀在北京西郊吴家花园里开荒地，积肥养鱼，读书学习……

同时，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动机再次发出继续超负荷的轰鸣，但结果却与人们的愿望大相径庭：

全国出现连续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

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实际上是饿死）人数超过1000万；

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之风日趋发展；

领导人在党内军内的地位不断更动；

……

历史精灵含着严峻的目光，冷冷地注视着所有的变化。

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一封长达8万字的信，史称“万言书”

1962年1月，负责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向来谨慎的刘少奇提醒全党，中国到了该刹车的时候了，再不刹车，就要散架了。他大胆地说，不能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套话，处处去套党的工作成绩与错误，不是九一开，而是七三开，有的地方则是倒三七开，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他还说，彭德怀在庐山的会议上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而且认为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向中央、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是正常的，即使意见不对，也不算犯错误。

然而，毛泽东坚持不予彭德怀平反：“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平反。”

因而七千人大会最后坚持彭德怀长期在党内搞小集团，搞军事俱乐部，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系的结论，不予平反。“你给我去弄纸，我要写信，把我的一生写给毛主席！我的功，我的过，我的意见，我的想法，统统写出来，一条都不隐瞒。”气得暴跳如雷的彭德怀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命令式地要他的警卫员景希珍准备笔和纸。他的侄女劝他别写信闯祸。彭德怀气呼呼地说：我想过了，我甘愿毁灭还不行，我生不求功，死不图留名，但还是留了一个不公正的风气！想打倒一个人，就给他安个莫须有的罪名，这个罪名站不住，就再安一个。这就不是毁灭我一个人的问题了，是毁灭一个党，一个不公正的党是不会服人的，是会乱成一坨的。

彭德怀执笔伏案，整整写了三个月，他像重走一次长征路，体重减少了十多斤，精疲力竭，一病而倒，好多天起不来。抄写任务只好交给他的司机赵风池。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封长达8万字的信递到了中央办公厅。

然而，平反没有等来，反而招来了一个“彭德怀问题专案委员会”。

他沉默了，也许只有沉默更好一些。

六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彭德怀平静地生活着，很少有人来看望他。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将他忘记了。

有党内理论权威之称的康生屡屡窥视政治风向，不止一次地建议拿彭德怀开刀。1964年，他几次对毛泽东说：主席在十中全会上讲过，现在他们写小说，利用写小说反党，是他们的一大发明，由此，我想到当时的一出戏，叫《海瑞罢官》，我觉得这个《海瑞罢官》跟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鸣冤叫屈，替彭德怀翻案。我这个想法，提供主席参考。

江青也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

1965年初，经毛泽东准许，批判《海瑞罢官》的写作班子在上海投入秘密工作。

毛泽东让彭德怀到三线领导建设，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彭德怀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

令人迷惑的是，几乎同时，毛泽东却建议彭德怀去西南大三线工作。

1965年9月，彭真代表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彭德怀，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但被彭德怀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自己这个样子不好出来工作，而且不懂工业，又脱离军队这么长时间，他还是要求毛泽东同意他回乡当农民，请彭真代为转达。他自己也写了封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听了彭真的汇报，又接到中央机要局转来的彭德怀的信，颇感意外，他原以为他亲自点将，彭德怀会答应，不料他不愿出征。看来他心中有气，我给他一个出气的机会吧。

于是，毛泽东亲自出马，给彭德怀挂了个电话，要他前往中南海见面，好好谈谈。

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与彭德怀谈了五个多小时。彭德怀再次被毛泽东说服，“我听你的，主席，去西南。”

彭德怀兴奋地回到吴家花园，等候南下通知。

他等来的是一篇含沙射影的文章，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一看就知道是冲着自己的：“射吧，我无所谓，只要去三线工作就成。”

但是，就在他到达成都的当天，即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娘的，刚让我出来工作，就批起我来了，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彭德怀气得一拳擂在桌子上，“他娘的，批吧，我才不怕呢！我早知道我的事没完，无非再一次搞臭嘛，我等着，实际上哪一个人真会批臭，只要自己不腐烂就好，只要毛主席不下令撤我，我就干到底，谁也压不垮我！”

彭德怀依旧是彭德怀，他抛却个人利益，全心地投入到建设大三线的工作中。

但此时的中国毕竟不是搞建设的年代，政治风暴越刮越猛，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等，都联系到了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的问题，彭德怀预感到自己的处境将会更困难了。

果然，彭德怀在大三线的工作被归纳为十条罪状上报。他不但不再有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而且受到围攻批判。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关锋等人谈话，提到了彭德怀：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讲话之后，彭德怀的处境便难以扭转了，他奉命返回成都，停职反省。

此时的北京，江青和康生正指使戚本禹策动红卫兵设法揪斗彭德怀。戚本禹亲自打电话给北京五大造反派头头之一的韩爱晶，告诉他可以去四川把彭德怀揪回北京。江青也有意将军，对地质学院红卫兵头头王大宾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呢？让他在大山里养精神，将来好回来造反！

1966年12月25日清晨，住在成都市永兴巷7号的彭德怀被翻墙而入的北京红卫兵强行绑架。他的警卫员和秘书阻拦无效，只好向西南建委办公室求援，并直接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得到如下答复：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火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就在周总理下达指示的同时，彭德怀已被从北京来的几只揪彭战斗队争来争去，一会儿被抢到成都地质学院，一会儿被转移到省地质局，直到成都军区干涉，他的安全才有保证。

12月28日，彭德怀坐上成都军区联系的一个软席车厢，在红卫兵的共同押送下到达北京，被送到北京的地质学院。经过艰苦的谈判，才交给北京卫戍区，由卫戍区和北京航空学院、地质学院派出的4名红卫兵共同看押管理。

次日，周恩来就打电话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指示他必须做到保护彭德怀的绝对安全，要对住处保密，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搞逼供信等。

因此，彭德怀在北京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只是看看书，写交代材料。但在1967年1月“上海夺权”和“批判二月逆流”后，他的处境开始变了。

彭德怀在批斗会上头破血流，昏死过去。一个南征北战的开国元帅，居然在新中国永远失去了公民权7月，江青和戚本禹、陈伯达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韩爱晶等红卫兵头头时，下达了批斗彭德怀的动员令：

彭德怀这个人被卫戍区保起来了，把他养得胖胖的，想干什么？为什么不批斗？老不批斗干什么？你们去找傅崇碧要人，就说是我说的！让彭德怀到小将中接受批判教育。

戚本禹也在一边加油打气：

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就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他还在7月18日给彭德怀专案组训话时说：“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他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上没有死，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1967年7月19日，按专案组要求，彭德怀被送到北京航空学院接受批判，在一间大教室里，众多的闯将们提出一个个令他不解而又心寒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老实交代你在朝鲜害死毛岸英的罪行！”

……

彭德怀不卑不亢，据理力争，使造反派们无言以对说不过就打，韩爱晶走到彭德怀跟前，一把把他从座位上拉起，当胸就是一拳，其他人也蜂拥而上，一时桌倒椅翻。彭德怀被打倒后又被揪起来，接着又被打倒，连着多次。他们还摁着彭德怀的头往墙上撞，使他头破血流，昏晕过去。批斗会结束后，教室的门口堵着一堆人，彭德怀出来时，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他们一边打还一边喊着毛主席语录：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革命的犯罪！最后，彭德怀被抬上汽车送回卫戍区。

对这次批斗会，当时的原始记录如此记载：“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条指示’过时了，‘中央文革小组’是最新指示，他们只听‘中央文革’的。”

北京卫戍区也在监护日记中记载：“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欲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屋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不吃饭，不能吐痰，要他写材料，他说现在不能写，要不就杀头算了。20日他的胸部疼的面积很大，而且也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否则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折断，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北航批斗会后，彭德怀的问题公开化了，《人民日报》选登《解放军报》的批判文章，公开点了彭德怀的名。7月26日下午，北航红卫兵和地质学院的红卫兵联合在北航操场举行约10万人参加的批彭大会，张闻天等人也被拉来陪斗。

批斗会议举行前，周恩来曾指示卫戍区解放军战士保护彭德怀，一不能打人，二不能弯腰，三不能侮辱。但红卫兵根本不理睬这一套。

批斗会上，彭德怀和张闻天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又大又重的牌子，上面用黑体字写的名字全部被划上“×”，他们低头弯腰，任凭批斗者捏造罪名，而且不能申辩。批斗会结束后，他和张闻天等人又被强制从人群中两人相对、平举双手筑成的狭巷中低头穿过，遭受显示人们义愤的各种方式的折磨，有人朝他们拳打脚踢，有人向他们吐痰，使他们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和唾液口水……

长时间折磨使他们走不到一半就瘫倒了，嘴里渴，要求喝水……

其景何惨……

这还没算完，韩爱晶还倚仗人多硬从卫戍区警卫战士手里抢走彭德怀，拉胳膊拖腿地拥上卡车开到城里游斗，彭德怀的身上又多了烂纸片和西红柿汁。两个多小时之后，可怜的彭德怀已不能走路，不能进食，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国庆节刚过，彭德怀被拉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会后又送到工人体育馆被“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批斗。一时间，批斗彭德怀成了时髦，各个单位你争我抢，以致两个月不到，彭德怀就被斗一百多场。可彭德怀一点也没让步，他不屈不挠的头一次次被按下去，又一次次昂起来；他倔强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倒，又一次次站起；他愤怒的呐喊一次次被截断，又一次次响起来……直到他的身体和精神接近崩溃边缘……

这期间，他所在的监护所也不停地变换，那是为防止他与警卫战士建立感情的措施。他先被送在五棵松，后转到罗道庄、什坊院、木樨地政法干校，最后被送到301解放军总医院。此时的彭德怀已被诊断为直肠癌。

与此同步，彭德怀问题专案组也加紧了工作，并于1970年9月17日向黄永胜呈递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报告中说：“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生剥夺公民权利。”

黄永胜大笔一挥，写上“同意”二字。彭德怀的命运就这样定下了。

一个在革命最危急的时刻抛弃了高官厚禄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并且忠心耿耿的人，居然在革命成功后失去了做党员的权利！一个为缔造新中国血雨腥风几十年，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元帅，居然在新中国永远失去了做公民的权利！

手术之后，彭德怀的病情急剧恶化，癌细胞扩散到了全身，他疼得用牙咬着被单或大叫大骂。

俗话说，只有生病时才感觉到健康的可贵，反过来，健康的人是很难理解病人的苦难的。对彭德怀来说，住在301医院的日子则更难忍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比生孩子的月婆子还难受。他所在的病房不过10平方米，所有门窗都紧闭着，而且被糊上了报纸，一点自然光线也见不到。为限制他的活动，他的裤带也被人抽走了，想写字，不给笔，想听广播，收音机又被人故意弄坏了。除了少数书籍和指定看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外，只有冷清、死寂、沉闷，而且，门口还不时晃动着守卫人员的身影……

彭德怀只能仰天长叹！

为了保住彭德怀的生命，医院提出必须做手术，这遭到彭德怀的坚决拒绝：问题不搞清楚，我决不做手术，我要见毛主席。

他的侄女彭梅魁劝他答应手术，彭德怀显得很顾虑，“我从来没有怕过死，只怕一上手术台可能下不来，耽误了大事！我要求他们快审查，查清楚了，我再做手术。这么多年了，他们还没查清楚，难道让我带着莫须有的罪名去见马克思？我留着这条命，就是想再见毛主席一面，把我的看法讲清楚，也尽到了我最后的这份责任，死了我也心甘。”

彭梅魁无言安慰伯伯被伤透的心，只好搬出周恩来总理增加说话的分量：

您还是先做手术吧，等养好病才有机会再见毛主席。你的手术是周总理批准的，您不做手术，总理晓得也会不高兴的。

彭德怀一向佩服敬重周总理，他同意做手术。

但是，手术之后，彭德怀的病情急剧恶化，导致半身不遂，癌细胞扩散到了肩部、肺部、脑部，他疼得用牙咬着被单或大叫大骂，没有瘫痪的右手右脚乱撕乱扯乱踹，却没有人给他打止痛针……

1974年9月后，彭德怀便常处于昏迷状态。

此时的彭德怀，虽然话已含糊不清，但依然掷地有声：“我这一生有许多缺点，爱骂人，骂错了不少人，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对革命同志没有搞过两手，我从来没有搞过那种阴谋。这方面，我可以挺起胸膛，大喊百声，我问心无愧。“我能活到今天，就是长寿了，已经可以了，我仔细想过了，我这一生是值得的，对革命对人民，我做了一点工作，尽了我的责任。虽然我个人的下场不怎么好，可是我不埋怨，更不后悔。“我死以后，你们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去埋起来，在上面种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历史是最无情的，也是最公正的，历史将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

1974年11月29日下午3时35分，76岁的彭德怀停止了呼吸，带着全部的希望与失望，孤苦伶仃地到了另一个世界。

彭德怀的遗体被秘密火化，偷运四川，编号327，谎称是成都市人王川，年32岁。只有四川省委负责人段君毅、李大章等几个人知道是彭德怀的骨灰。

令人凄然的是，火化遗体的费用，竟是从彭德怀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中支付的。

1944年，毛泽东在追悼普通战士张思德写的《为人民服务》中说过：“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办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但彭德怀却没能得到这些最普通的待遇：他的遗体旁边没有党旗、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哀乐、没有灵堂、没有追悼会，更没有吊唁的人群……

直到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恢复名誉时，他的追悼会才得以举行。

毛泽东饱读诗书　为何对读书人称为臭老九？

主持人：毛泽东本人饱读诗书，但是对读书人称为臭老九，这个怎么解释？

萧延中：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毛泽东是从农家走出来，没有上过大学，不能说叫小知识分子，在身份上，在学历上并不高，是一个中专生，但是在他的学识上，尤其对中国传统的理解，从历史、政治、思想、文化、诗词等等，他的理解力和了解的宽度和深度都是很罕见的。但是不能说毛泽东是一个全面的知识分子，但是对数理化方面的东西了解的很少，和这些学科相接近的学科了解的也不多，比如现代经济学、投入产出这样一些理论，毛泽东在著作当中反映的很少，实际还是围绕政治转。

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的偏见，我认为是偏见，主要是对文科知识分子而言，对于理工科知识分子还是尊重的。文化大革命当中他说过一句话，“我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学”，他的思想当中强调和社会打交道的人不是靠看书就能和社会打好交道的，更多是一种实践活动，是一种动作。你天天看书你就能管理好这个社会吗？你就能和别人相处融洽吗？他不相信这个。所以他觉得你要是做纯研究就纯搞诗词，但是要搞社会政治搞革命，他认为干革命得要靠实践。

所以他对于文科知识分子对政治事务的指手画脚，对政治事务的一种评论，毛泽东觉得你没什么责任。所以后来解放以后他就是这么看的，所以发动了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上山下乡有人口压力的问题，中国城市人口很多，供给不足，有一定的原因是因为疏散人口。另外一方面和毛泽东的价值观有关系，他认为要和社会的最底层的民众结合起来，了解他们的生活，一个人才能干大事情。

提问：人们为什么现在怀念毛泽东？

萧延中：这和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发展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从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走向衰落的情景，经过几次和西方的交手，现代化过程是很残酷的，在交手的过程当中中国应该说是屡战屡败，在重要的战役当中，在最重要的决定性的战役中，中国人从来没有胜利过，一直持续到1945年。所以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其实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中间应该说唯一的一次。而且这次胜利也不排除国际社会的影响，比如美国进入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向日本宣战，我们得到胜利。

中国人或者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深深的耻辱感，特别在乎是不是被别人看不起，特别在乎我们在别人的眼睛里是一个什么形象。这样一种经历实际上使中华民族特别需要有自己的一种形象，当第一次政协会议的时候毛泽东说出“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这句话说出来了，无论是蒋介石说出来的还是毛泽东说出来的，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毛泽东直接相关，而且毛泽东作为一个有超凡魅力的政治人物，在后来的政治生涯当中建立中国的大国形象，美国总统跑到这儿来，那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要见毛泽东，朝拜大师一样见他。所以在中国人民的心目当中，毛泽东是一个民族英雄的形象。

今天我们这个国家虽然富强起来了，但是我们这样的一种历史记忆，这样一种耻辱感的历史记忆到今天仍然没有彻底解除。这里面有复杂的问题，我不认为这样的现象是值得欢呼雀跃的现象，因为民族主义是双刃剑，一方面推动整个民族团结、凝聚、认同，另外一方面也会形成一种非理性的力量。为什么大家怀念毛泽东？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要分层次看什么人怀念毛泽东。

提问：我们怀念毛泽东是为了再也不出下一个毛泽东。你对这个说法怎么评价？

提问：这几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这是不是人们怀念毛泽东的一个理由？

萧延中：后面这个问题是一部分，分化以后现在生活不是很好的人怀念毛泽东的理由，在毛泽东的时代相对来说比较平均，没有大富大贫，贫富差别不是很大。现在有一些贫困人口大家怀念毛泽东，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可以理解。

第一个问题，怀念毛泽东是为了不再出毛泽东。我觉得毛泽东出一个很不容易，不是想出就出的，那叫天才，这样的人物就是天命。不是谁想成为毛泽东就成为毛泽东了。你想忘掉他也不容易，你无论是爱他还是恨他，你都忘不了他，这就是说这样的人物是少有的。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未绝食　不吃东西因遗失假牙

由于杨虎城与蒋介石个子相当，杨虎城便派出贴身副官苏庭瑞拿了几件自己没穿过的新衣服送去给蒋介石穿。

蒋介石说：“我不穿，我不穿他们送给我的衣服。”

苏副官无奈，也不敢执意劝说。苏副官于是想了个办法，对蒋介石说：“这几件衣服是我们几个副官凑钱给委员长买的，请委员长换上。”

蒋介石听后说：“啊，你们买的，我穿。”换完衣服，蒋介石又问几位副官叫什么名字，让写个名单给他。“蒋介石还说将来不忘他们的好处”。

在杨瀚看来，根本不存在绝食之事。“由于蒋介石仓皇出逃时没来得及戴满口的假牙，吃饭就成了问题。副官们问他想吃什么东西，他摇摇头用手指着嘴说：我不能吃东西。他这时是不能吃，而不是不吃，所以根本就没有所谓‘绝食’之事。后来副官们给他弄来了牛奶、稀饭等流食，暂时解决了委员长的饮食问题”。

听说蒋介石“无牙吃饭”，张学良下令孙铭九，一定要设法找回蒋的假牙。孙铭九当天下午通过悬赏200元在他的卫士营，为蒋找回了假牙。当假牙送到蒋手上时，蒋介石高兴地说：“谢谢你们，有了它，我就能吃饭了。”11杨瀚著，《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p212。

12日上午，张学良约杨虎城去看蒋介石。

杨虎城则拒绝说：“我不去，我见了他没有话说。”

张学良说：“为什么没有话说？我们一定还要同他好好地谈，他要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要拥护他做领袖呢！”

杨虎城说：“副司令认为他会听我们的话吗？我不这样想，要去就请副司令先去，我现在不去。”张学良见杨虎城不愿现在去，就同意杨先不出面，他一人先去见蒋介石。

10时左右，张学良在事变中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他对蒋介石行了军礼，口称：“委员长受惊了！”“蒋介石到底政治经验丰富，一看张学良这么快来见他，态度还这么恭敬，就知道他底气不足，而蒋介石的态度也证实了我祖父对他的判断。”杨瀚说。

蒋介石见到张学良勃然大怒：“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要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命令你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把我杀了，我同你没有旁的话讲。”

张学良回应说：“委员长不承认我是你的部下，我还可以用人民的资格同你说话。我对委员长并无恶意，请委员长要好好考虑。”“蒋介石听了张学良这番没有锋芒的表白，态度更加强硬，干脆用手将耳朵捂起来，把头伏在桌子上，连说：‘我不同你讲话’。张看到蒋介石这个样子有点慌了，以为蒋介石是在生气发火，就退了出来。这实际是蒋介石在试探张学良对他的真实态度和策略。而张学良并没意识到这些，一天之中又跑去看了两次蒋介石，使蒋介石更加坚定了用‘拒谈’的强硬态度来对付张学良。蒋介石的态度证实杨虎城对蒋的判断。”杨瀚说。

在14日，蒋介石提出要见杨虎城，“在下午的时候，我祖父单独去见了蒋介石。一见面，蒋介石就问这次的事变，是不是预先知道。我祖父就回答是”。

蒋介石又问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杨虎城回答说：“主要是为了停止内战和抗日的问题。而且这件事很简单，没有听任何人的话，只是张副司令和我两个人决定的。”

蒋介石说道：“把我送回去，这样变乱就不会扩大，我对你也会原谅的。”

杨虎城站起身说：“委员长的意见，我可以同张副司令和各将领去商量。”

杨虎城和蒋介石的交谈到此结束，双方也都摸到了彼此的态度。

第三章　往事如水

毛泽东：工作太复杂　我想退下来当教授

1957年4月，以伏罗希洛夫主席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毛泽东曾与伏老有过一场饶有兴趣的谈话。

毛泽东对伏罗希洛夫说：

我一天也不能离开工作岗位，不能断。情况天天都在变化，离开了就不了解，工作就会受影响，出差错。复杂，太复杂了。我不想干了，太复杂，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我想退下来当教授。

伏罗希洛夫怔了怔，急忙说：“这么大问题，还是要慎重考虑……”

接着，毛泽东说：“当主席太复杂，麻烦人。我是想退下来当个大学教授。”“那怎么行！谁能代替了您呢！”伏老语气中肯，神情焦急。

毛泽东说：“我们党内很有人才，他们已经成熟，无论资历、声望和能力，都不比我差。他们是可以胜任的。”

这里，毛泽东虽是玩笑之词，但也反映了他多年来的愿望。

按照时间来计算，我们党和毛泽东在建国后，已经领导进行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五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过渡时期的“一化三改”（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纷繁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事务缠身，这使作为学者型的领袖毛泽东，已经拿不出较多的时间进行学术研究了，所以他在与苏联客人谈话过程中，真诚地流露出“当个大学教授”的愿望。

当大学教授，既可以教书育人，还可以有时间著书立说。对这两者，毛泽东一生都有极大的兴趣。

毛泽东一生都在著书立说，但他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他对知识，对学问的兴趣广泛，对哲学、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等都有浓厚的兴趣。但这-切，都要花费时间，或许只有在大学这个自由而又学术空气醇厚的地方，才能更好地让思绪驰骋开来。他曾与刘少奇探讨古代官吏是否禁带家属这样的学术问题。可惜作为政治家，他虽有深厚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见解，却没有真正阐发出来。他曾许诺说，我辞去国家主席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他还对人说，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愿写杂文，可惜我没有这个自由。写杂文不容易呀！20世纪50年代，他还谈道：“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虽然《不怕鬼的故事》后来是编出来了，但不是毛泽东编的，他没有这个时间。如果在大学里，他完全有可能写出或编出更多更好的读物来，以奉献给广大的读者。

因为，他认为教师的职业是受人尊崇的职业。他本人就是尊崇老师的典范。他不仅不忘共患难的父老乡亲，也不忘共患难的旧师友。

建国之初，毛泽东尽管政务繁忙，仍惦念着在南方的老师徐特立，身为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特地发电报邀请徐特立到北京会晤。

徐老到京后，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所接待了他，毛泽东专门备了几样家乡菜为老师洗尘：一碗湘笋，一碗青椒，两菜一汤。

毛泽东对老师说：“没有好菜吃。”他表示歉意。

徐老笑着说：“人意好，水也甜嘛！”

席前，徐老对毛泽东说：“你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应该坐上席。”

毛泽东马上谦让道：“您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是父’，您更应该坐上席。”

几日后，师生话别，毛泽东见徐老穿着仍像当年那样简朴，便随手把自己的一件呢子大衣送给徐老。

徐老接衣在手，老泪纵横，激动不已。

毛泽东拉着老师的手，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

徐老回到家，把大衣交给妻子收藏起来，只在庄重的场合才舍得穿上。

毛泽东一生似乎一直对教师这个职业抱有浓厚的兴趣。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他曾经在湖南当过小学教员。从事革命活动后，毛泽东也不断讲课，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到抗日军政大学，从鲁艺到中央党校，他都讲过课。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历来最乐于做的事情就是当教员。”我们若用现在的语言表述的话，当教师既是他的情趣所在，更是他的长项、优势所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给他封了“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笔者注）时，他说，他只要“导师”一词，其他统统去掉。事实上，毛泽东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一直没有退下来，因种种原因他也不可能退下来，所以他“我是想退下来当个大学教授”的愿望没能实现。

如果毛泽东“当个大学教授”的愿望实现了，我们相信他一定会成为优秀的、很有成就的“大学教授”。因为他有着丰厚的知识、丰硕的研究成果、丰富的教学经验、敏锐的思维方式、很强的表达能力，且语言幽默、风趣。

张学良口述情史：前后有11个女朋友

那三个女朋友是哪三个，我不说了。我告诉你，中国人、外国人都算上，白人、中国人，那个嫖的不算，花钱买的、卖淫的不算，我前后有十一个女朋友——就是情妇！我的情妇算一算，共计有十一个。

我有好多女朋友，我最奇怪的是有三个女朋友的丈夫，他们大概都是明明白白地知道我跟他们的太太（的事），可是还要装傻。他们也不是没地位，都是相当有地位的，很奇怪。我就说说奇怪的人、奇怪的事吧。

我前面说了啊，我是有势力，可是，我并不是仗着我的权势来的，反过来，人家是因为我的权势而来找我。还有，我再说这个，你就能明白，女人要沾上我，她就不（愿）离开了。我（现在）要是年青人，我就要开课了，讲讲怎么“管”女人的事情。

那三个女朋友是哪三个，我不说了。我告诉你，中国人、外国人都算上，白人、中国人，那个嫖的不算，花钱买的、卖淫的不算，我前后有十一个女朋友——就是情妇！我的情妇算一算，共计有十一个。

我跟你说几段小故事吧。

我到上海的时候，到一个人家里做客，她家请客。结果，她（偷偷）给我写过来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的是：“请你可怜可怜我，今天晚上你不要走。”我就在那个纸条上，改了两个字：“请你可怜可怜我，今天晚上你放我走。”

这是谁，我不能说、不能讲，这个人已经死了。

我再给你讲一个，我这三个里头的一个女朋友，她的先生是个很有钱的商人，相当有钱，可是，我还是跟他太太来往。他太太是上海一所中式女校的学生，我跟他太太来往，专门讲“春儿”的故事给她听，他的太太就陪着我玩，我们常常两个人开着汽车出去。

有一天，我到他家里去，在客厅，我们两个人把衣服都脱了，两个人刚脱了，她忽然跑了。后来她跟我讲，她所谓的丈夫，实际是她姐夫，她跟她姐夫发生关系了，她离不开他了。于是，她就成了她姐夫的“外宅”，那一次，我们差不多就要发生关系了嘛，可是她跑开了。（后来）她回来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我这人很规矩啊，这些事情，我向来不强迫女人的。”以后，我们就不来往了，我也不去找她了。

可是，过了差不多两年多，有一天，她忽然上我这儿来，找我来了。她来了，我跟她开玩笑，我说：“这可不是我找你啊，是你送来的。”她丈夫姓齐，我说：“你来，你丈夫知道么？咱俩的事，你跟你丈夫说过么？”她说：“是他让我来的。”我说：“是他让你来的，当然就可以公开了，没事了。”

其实，她的这个丈夫，是有点事求我，这个事情，我给他解决了，解决以后，她丈夫跟她一起来谢我了，我跟她丈夫开玩笑，我说：“你别谢了，你也有代价的。”她丈夫也笑了。

另外一个，更奇怪了，这个人，我跟他太太非常好，她丈夫看出来了，后来，她自己告诉我，她说，“我丈夫跟我讲，你跟小张两个人玩，要小心啊，这个家伙靠不住的。”她这么一说，我扑哧笑了。还有什么靠住、靠不住的，都已经发生关系了呀！

她丈夫很有地位的，可是很奇怪，我打电话过去，她丈夫却说：“你接电话吧，有你一个好朋友来电话。”我在电话里都听见了。人，就是一张纸蒙住了脸！

男人的有些事情，真的很奇怪。我亲眼看见的，亲身经历的，有个男人，他姓苏，大伙就管他叫苏大个子，他的两个太太，姐妹两个，随便跟人家搞，他不管。我亲眼看见过，那时候，我还年轻呀，才十几岁，苏大个子请我吃饭，我亲眼看见他太太，在吃饭的时候，他太太就像一般的姑娘（妓女），坐到人家大腿上，他的第二个太太，就是那个妹妹，饭还没吃完，就跟着别人走了。

那时我就觉得，她和男人出去，一定不是好事，待一会儿，他们俩又回来了，一点也不在乎。那个苏大个子，他也一点不在乎。可是，这还不是最奇怪的，后面的事，更难让人理解了，后来，这个姓苏的人病死了，结果，他的两个太太，都跟着自尽了。

这是怎么个事儿？让人不能理解，不明白。丈夫死了，（这）两个人都死了。你说这是什么道理？所以这人呐，有些个事情，你不知道底细，你没法知道它到底是怎么个事情。一个人自杀还不行，姐妹两个人都自杀了。

男女的这个事情，我现在常常说这么一句话，人，就是一张纸蒙住了脸，千万别把那张纸揭开，你要揭开了，那幕后就不一定是怎么回事了，你别揭开，就是仁义道德。你知道那个理学家的故事吧？宋朝的，我忘了是谁，他就是跟他侄女两个人（搞）。那还是理学家呢，和他自己的亲侄女，是谁我忘记了，说不出来了。

你知道清朝的大儒纪晓岚他说的话吗？“生我的，我不敢。我生的，我不淫。其余无可无不可”。这是纪晓岚说的话。

在西山，康熙皇帝就问他，你怎么了，怎么回事？他说，“哎呀，老臣呐，好久没回家了。”他好多日子没回家了，康熙怎么样？就赐给他两个宫女。俩宫女陪他，你说这纪晓岚的事儿，是不是张狂？

我现在，也是张狂。我这人最好扯，什么话都扯。要是没有太太、没有女人（在我身边听着），我更会扯淡，喝点儿酒（太太）就警告我说：你不要再扯淡了。人家说：老要张狂少要稳，我现在就是张狂。

许世友提防张春桥：没我的消息　派人到上海收尸

1967年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在幕后指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大权。接着，南京的造反派也夺了江苏省委的大权。来自全国全军的造反派云集南京，一夜间，南京街头贴满打倒“许大马棒”的大字报。第一批大字报，对许世友还算“温和”，但造反派很快升级，抄了许世友的家，扎烂了他的上将礼服。许世友躲进大别山，但危险并没有过去。在张春桥策划下，造反派给许世友定了调子：许世友在延安就要杀毛主席，搞暴动，现在他又要做六省一市的头，不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民愤。

很快，毛泽东南巡到了上海，明确表示要保许世友。毛泽东说：“他没有谋害我嘛，我把他从（延安）监狱找出来的嘛。”毛泽东还叫张春桥坐空军的飞机去接许世友。

许世友和张春桥在房间里单独谈了十多分钟，然后大家一起去吃饭。许世友借机溜到隔壁，关紧门窗，压低声音对安徽省军区司令员、政委说，我对主席忠心耿耿，而对这个“四只眼”，我太不放心。万一半路被杀，你们帮我办两件事，一是我死后，请照顾我的几个孩子，上学、当兵都行；二是十天内没有我的消息，赶快派人到上海收尸，把我运回老家新县埋了。记住，千万不能送火葬场。不等对方答应，许世友就匆匆走了。

许世友面见毛主席

一路平安到了上海，一见面，毛泽东说：“世友啊，你还好吗？”许世友二话不说，扑通跪倒在地，磕了很响的一个头，放声大哭，满腹的痛苦都在这流淌的泪水中。

毛泽东连忙把大哭的许世友搀扶起来。许世友说：“天下大乱，从未乱到这种程度啊，军人手中的武器连烧火棍也不如了，这是什么世道？毛主席啊，你该管一管了。你知道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吗？”毛泽东顿了片刻说：“世友，我信任你，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你还是南京军区司令员。不许揪许世友，这是我的意见，我派人打电话给他们，你回去也传达我的意思，你看这样行吗？”“不，什么时候打仗，我什么时候下山。”“那你先到北京学习。”许世友还是没有同意。

许世友躲进大别山

很快到了“二月逆流”，老帅们成了批判的对象。张春桥黑手遮天，许世友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虽然事先得到造反派要冲击军区办公楼的情报，但戴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紧箍咒，正在召开工作会议的许世友急得团团转，无计可施。许世友下定决心，宁可跳崖，也不能进“虎口”，惹不起他们，还躲不起吗？

他带着手下爱将陶勇（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和聂凤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一起躲到无锡太湖边上的小镇荣巷。

躲到小镇荣巷的军部招待所40多天后，因为陆海空三军司令员在一起，目标太大，风声传了出去。无锡军管会打来紧急电话，说南京来了几百名造反派，扬言要活捉许世友。无锡又待不住了，许世友边骂边翻地图，看了好一会儿，对军长尤太忠说，这里紧靠上海不安全，我还是到大别山去。安徽六安至金寨间的独山，（上世纪）30年代我们红四方面军在那里打过好几仗，那里的地形我熟悉。一旦造反派追到那里，我可以上山打游击。

许世友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说到大别山检查战备工作。许世友叫陶勇和聂凤智和他一起走，可是这两位爱将不想跟着许世友犯“错误”，执意回去。果不出许世友所料，他们回去后都惨遭迫害。聂凤智受尽各种污辱，被打掉8颗牙齿，甚至被装进麻袋，要扔进长江。要不是许世友派警卫营半路“打劫”，聂凤智必死无疑。陶勇更惨，1967年1月21日，被害死在东海舰队招待所后院的井中，遗体还被打上黑叉。陶勇的8个孩子中4个大的参加了工作，4个小的跪着求许伯伯救命。一片哭声中，许世友的眼睛湿润了，说你们就是我的孩子，不管外面说什么，我要管。我希望你们考高中、考大学，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到地方去，你们都要遭殃，还是当兵吧（当年不招兵），我的部队招兵。许世友把包括他自己孩子在内的40位落难子弟统统“锁”进“红色保险箱”。

许世友指挥吉普车开了一天，顺利开进了大别山。到路口，他跳下车，前后左右仔细观察了地形，命令机枪封锁，说谁敢登这个坡，格杀勿论。造反派追来，看见黑压压的枪口和“军事禁区，不得靠近”的大字，只好虚张声势地喊几句“打倒许世友”的口号，乖乖地退了回去。

许世友“名正言顺”住进了一二六医院（南京军区的后方医院）。他给中央军委发了第二封电报，说他神经性呕吐，顺便到医院住院治疗。他知道，电报发给中央，让张春桥那些内奸看到，等于向造反派公开了自己的行踪。许世友不敢怠慢，登山头看地形，拟订武装自卫方案，在医院内外布置好部队，时刻准备战斗。

大别山深处有三个军队单位。几天后，许世友搬到五局，晚上又突然搬到军区工程兵工区。许世友对工区主任柴树林说：“什么造反派？土匪流氓！一旦被他们捉住，只有死路一条。你们工区人人都要拿枪，一旦造反派来了，咱们打一个小规模的淮海战役。”柴树林说：“首长，上边再三强调，开枪……行吗？”许世友一愣，转口说：“当然，上边的规定还要执行，真要开枪还要经中央军委批准。这样，过几天你派人到六安向军管会打招呼，要他们说服造反派，不要随便冲击工区和医院，不然碰到我老许的枪口下，叫他们站着进来躺着回去！”

第三天晚上，中央文革的电话就“杀”了过来。许世友说：“我有错误，但我是忠于毛主席的，把我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审查可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身污辱，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这个矛盾就要转化。谁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别看中央文革横行一时，但此时借给他们三个胆子也不敢进大别山。

1967年国庆节，许世友被毛泽东请上天安门城楼，谈了半个小时，并公开见报。1968年3月20日，中央批准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许世友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江苏省境内的各种造反组织，并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谁再造反，先杀后报！

李肇星反讽美高官：中国统一西藏时还没有美国

2008年9月11日，下午，前外交部部长、现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素有“诗人外交家”之称的李肇星到重庆大学演讲。他用机智风趣的语言、平易近人的态度征服全场，一个多小时的演讲，近20次被掌声打断。

李肇星因犀利的语言风格，被称为“铁齿外长”。当日，他兴致勃勃地给学生讲起了外交场上的几次经历。

有一次，他和美国一位领导人会谈，对方说，我对中国“侵略”西藏感到非常不满。李肇星立刻问他，你了解西藏的历史吗？对方摇摇头。李肇星说：“我可以向您解释，但您理解起来可能会有点困难，因为西藏被划入中国版图的时候，还没有美国这个国家。”

说到这里，台下响起了长久的热烈掌声。

遗憾没和钱钟书见面

由于教师节刚过，李肇星主动聊起了他就读北京大学时发生的种种趣闻。当时，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外国文学研究家闻家驷等都是他的老师。“排队打饭、图书馆抢座位，一不留神就能碰到个名人。”

李肇星说，当时他非常钦佩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学识，一直和他有书信来往。一次，他在信里表达了想到钱钟书家里去拜访的愿望，却被喜欢清静的钱钟书一口回绝，让他有些生气。后来，钱钟书给他寄来一本自己的文集，其中一段用红笔勾出来的话，让李肇星开怀大笑：“如果一个人觉得鸡蛋好吃，又何必非要见下这个蛋的老母鸡呢？”

后来，钱钟书逝世，李肇星都一直没能和他见面，这也成为李肇星心里的一个遗憾。

外交妙语倾倒学子

李肇星因犀利的语言风格，被称为“铁齿外长”。昨天，他兴致勃勃地给学生讲起了外交场上的几次经历。

一次记者招待会，记者请他评论一下陈水扁夫人因经济原因被起诉的事件。李肇星回答：“地方官员家属的经济问题，不属于外交事务。”

让学生席地坐身旁

昨天，可容纳700多人的报告厅被挤得水泄不通，所有过道都坐满了人。

李肇星一上台，就做出一个意外的举动：把因为没座位只能站在门口的20多个同学，通通请到主席台上，让他们在自己的座位两旁随意席地而坐。此举让台下学生既惊讶又羡慕，全场爆发出欢呼和掌声。

随后，主持人要对李肇星的生平做简介。当主持人说到“他是一位刚直、儒雅、出色的外交家”时，李肇星扭过头去，连连摆手，说了好几个“没有”，显得非常不好意思。“看到今天竟然来了这么多人，我激动得把准备好的话都忘了，只有胡说几句了。”一句朴素的开场白，一下子拉近了李肇星和学生的距离，又一次赢得了掌声和笑声。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肇星简历

1940年10月生，山东省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1964年—1967年　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班进修；

1967年—1968年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科员；

1968年—1970年　在山西离石、江西上高等地的干校和广州军区牛田洋农场劳动锻炼；

1970年—1977年　中国驻肯尼亚共和国大使馆职员、随员；

1977年—1983年　外交部新闻司科员、副处长；

1983年—1985年　中国驻莱索托王国大使馆一秘；

1985年—1990年　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司长，外交部发言人；

1990年—1993年　外交部部长助理；

1993年—1995年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1995年—1998年　外交部副部长；

1998年—2001年　中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

2001年—2003年　外交部副部长；

2003年—2007年4月　外交部部长（2007年4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免去李肇星的外交部部长职务）。

2008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是十六届中共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儒将郭化若：默念母亲教他的《花木兰辞》去世

曾任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郭化若（1904-1995）将军，北伐战争时曾被蒋介石点名去当秘书，曾被毛泽东誉为自己的军事顾问，是我军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毛泽东评价郭化若：“古有孙子，今有郭子。”周恩来评价：“他是我们共产党毛泽东同志的军事高参……他在我国军事理论界的地位和郭沫若先生在革命文学的地位相当。”郭化若将军的夫人史翔云回忆说：“郭老爱书读书的精神，勤读书多读书的习惯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不论战时、平时，还是各种会议缠身之时，没有什么能影响郭老天天学习。平时，不管是假日，还是工作多么忙，郭老每天都要将计划要读的书读了才肯服‘睡觉药’。郭老从不计较名利，对他而言，只有书才是最宝贵的。不论是谁借了他的书，他都得让人家留张借书条不可。”

寒门苦读，自学成才

郭化若出生在福州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四五岁时父母教他读书习字，从此养成了一生自觉读书学习的习惯。在家攻读中国古典文学整整7年，这七年为郭化若将军的文学水平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其间，他还在报社抄过通讯等。在五年级的时候插班入学，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而且书法极其漂亮，被乡邻一度传为“神童”。他虽然勤奋好学，但是家境贫寒，供不起他读书，他只读完高小就辍学了。由于他已经养成了自觉读书的习惯，辍学没有使他放下书。相反，他凭着惊人的毅力先后自学完了数学、物理、化学。

1925年，21岁的他以第一名成绩从3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惠州战役后，他与留守部队驻扎在惠州3个月。期间，他结交了一些共产党人，阅读了一批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救星。1925年冬，他在缪纭人、廖翰平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并不知道郭化若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当他以校长的身份下令调郭化若去当秘书时，郭化若却以“军人应当战死在疆场”来回绝。

第一个研究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郭化若“上马杀敌，下马草檄”，阅读了许多哲学著作和政治、军事理论著作。

1936年11月，郭化若被任命为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教育长。1937年9月初，郭化若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同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军事秘书。他常常虚心向毛泽东请教。在党校，他如饥似渴地学完毛泽东在抗大讲课的哲学记录稿后向毛泽东谈体会，毛泽东高兴地说：“大家都跟你这样学习、理解，我就不折本了。”

1940年8月，他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军事辩证法”讲演，这是继毛泽东之后，对军事辩证法理论做的进一步阐述。之后，他又继续对这次讲演进行修改、加工和整理，1941年以《军事辩证法之一斑》为题，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8年后，他又以《军事辩证法》为书名在上海新群出版社出版。这部论著是自毛泽东提出军事辩证法的概念之后，最早的一部军事辩证法理论专著。在延安的人们读了郭化若这本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书后说，郭化若是军队里第一个研究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人。

1938年，中央军委研究决定，由郭化若担任军委一局即作战局局长。工作中，郭化若从毛泽东起草的文电稿中获取了许多新知识。此后，他无论调到什么岗位，时时不忘保存毛泽东的文稿。“古有孙子，今有郭子”

郭化若将军被公认为研究《孙子兵法》最有威望的专家。

抗日战争初期，郭化若改任中央军委参谋部第二局局长，负责编辑《八路军军政杂志》。为了落实毛泽东“写点古代兵法”的指示，郭化若开始潜心研究《孙子兵法》。1937年，按照毛泽东的指点，郭化若收集大量关于孙子的古代著作，认真进行研读。对历史上评注《孙子兵法》的十家，曹操、李荃、杜牧、陈皞、贾林、孟氏、梅尧臣、王哲、何廷锡、张预等的观点，都进行了比照学习。还拜师访友，与人切磋，徐特立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工作，也给他不少帮助。只是当时一局工作很忙，他只能利用晚上时间读书，边读边做笔记，常常熬通宵。差不多花去三个月的业余时间，终于在1939年写出了洋洋四万言的《孙子兵法初探》的提纲，得到毛泽东的好评。毛泽东看过了郭化若写的提纲后，称“这是我军第一个用辩证法解释《孙子兵法》的人”，让他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讲演。之后叫郭化若又整理了一下，分三期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

经过数十年孜孜不倦的辛勤奋斗，他不但把《孙子兵法》全部译完，还将13篇内容更新编排。后来，他又于1957年7月出版了《新编今译孙子兵法》，1984年9月出版了《孙子译注》。

新中国成立后，身为淞沪警备区党委书记、司令员兼政委的郭化若，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保卫城市经济建设和民主改革，他把学习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放在首位，对每一份文件、每一份电报，总是认真学习，细心领会，一件一件地抓落实。

1973年12月，中央军委任命他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82年，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对军事科研痴心不改，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写了一批军史文章。1995年11月，9l岁的郭化若病重入院，在病床上，他还时时翻阅书卷，最后他默念着母亲教他的《花木兰辞》，永远地入睡了。

1965年毛泽东反对废除真人裸体模特：不要不行

受古老东方传统思想影响，以及为文化欣赏水平所限，新中国建立初期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保守的一些观念。

1964年5月，在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四清”运动初期，康生等人曾在一份《关于使用模特儿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这个问题现在必须解决它。用女模特儿是不是洋教条？可不可以废除？难道吴道子的人物画是靠这个办法练出来的吗？”“我意应坚决禁止，我决不相信要成为画家一定要画模特儿。”他们甚至还认为，“这种办法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美术界玩弄女性的借口”。

3个月后，当时的文化部被迫根据康生等上级领导者的“批示”精神，向全国文化领导部门及美术院校发出了经其审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

就在美术教育界正纷纷作“惊弓”低语之际，中央美术学院老师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因不同意废除人体模特儿写生，于1965年5月12日向中南海颐年堂送上了致毛泽东主席函：“……无产阶级在建立和完备自己的艺术教育体系中，可以批判继承旧传统中的某些合理因素，模特儿写生作为解决艺术基本功的初步训练方法，是可以批判继承的。”“真人（模特儿）写生是美术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方法，因此，反对为技术而技术并不否定画真人习作。为了深入研究人体的运动、结构、比例、造型，至少在油画专业和雕塑专业应有一定比例的人体习作。”“从废除模特儿制以后，在教学活动中已经遇到了不少困难，应届毕业生的创作质量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建议在‘四清’第四阶段中，发动群众进行民主讨论，经过反复试验，使新的艺术教育体系稳定地建立起来，完备起来。”

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在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来函的第一页上，以其高远的心智和辩证的思维，函劝决策中枢，尊重艺术规律、维护美术科学、坚持洋为中用。他写道：

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同志：

此事应当改变。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毛泽东

1965年7月18日

另外，毛泽东还在该来函的末页上补充批示道：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留下了人体素描，徐悲鸿学过西洋画法。此外还有一个刘海粟。

这一“批示”精神，在那“四清”运动的浓厚政治空气中传出之后，曾惊动了艺术教育领导者、美术育才者和美术史论者。尤其在那“批示”中，不曾出现“阶级斗争”字样，反而直用英文“model”代写中文“模特儿”。由此足见毛泽东对古今中外美术史论的博览与通晓，在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上“洋为中用”的时代气魄。

3个月之后，当时的文化部党组根据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批示”精神，于1965年10月9日送上了“中央宣传部并报中央、主席”的《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的请示》：“毛主席在7月18日对美术院校绘画和雕塑专业使用模特儿问题做了重要批示，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文化部党组讨论了毛主席的指示，一致认为十分正确，应当坚决执行。文化部1964年8月发出的《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不妥当的……”“要提高师生及模特儿工作者的思想认识和审美观点；应多用专职模特儿而少雇或不雇临时工做模特儿；对模特儿应采取同志式的平等态度，尊重他们的劳动；除安排模特儿进行基本功训练外，应注意组织师生深入工农兵中写生，以锻炼和提高刻画工农兵形象的创作能力……”

这个《请示》由中央宣传部在1965年11月11日转发。转发《通知》称：“各中央局宣传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化部党组《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的请示》，已经中央批准，现在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民国真生猛：张振武为二十八个女人成革命巨子

最先揭开革命巨子张振武盖子的，是1912年8月21日的上海《申报》，这家破报纸连开专版，连篇累牍地报道张振武案子的近况：

张振武，湖北竹山人，年三十五岁。曾在日本留学，归国后即提倡革命。武昌起义运动，军界甚为出力，迨共和告成，未得为国家效用，遂谋别举。黎副总统因劝以调查边务，乃来京又未能与大总统投合，复旋武昌。此次来京，闻系鄂籍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以其居鄂不便，因与孙武意见不合，特约来京。来京之初，即将其革命战史分送各报馆，为之谕扬。日昨并分请各党党员，主张调和党见，并著有调和党见敬告书，分送各报馆登载，似若极有爱国名誉者。然一说张于前清时湖北陆军为小学教员，原系同盟会同志，继入共和党。平日喜大言、好女色，天津某报曾载其光复以后有临时夫人至二十八人之多，且中多女学生云。

这篇报道，说得真是太离谱了，让人疑心此乃肥仔黎元洪花钱雇的枪手，编造出来诋毁张振武的。虽然报道中将张振武与蒋翎武之间的政治斗争，说得清楚而又明白，但是，这报道居然说张振武拥有临时夫人二十八个，这数目也太庞大了些。

这二十八个二奶都叫什么名字？身材如何？体重多少？三围尺寸多少？在历史上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一定要查清楚！

果然，到了8月25日，《申报》再出专刊，澄清了不实之词，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重新梳理了一下革命巨子张振武的夫人们：

黎公以张振武系起义功首，因昧于大义遂致失足歧途，现已伏法京师，亟应将其灵柩运回安葬，以免伤同志之心，特自捐廉银二千元，饬其弟张振亚具领往京运柩，并饬军务司照大将品级按月给予抚恤金，俟其子成人以后，即行停止。闻张有一妻、五妾、二子，五妾一居汉口，一寓武昌，一寓北京，二寓上海，妻鲁氏偕其二子寓省城。每月妻妾各住宅费用需要银八千之巨，其武昌所住之妾闻系某女校学生，乃民国女子公校校长叶慕班女士为媒，成婚不过匝月。兹恸张之惨死，饮食不下咽者已四日矣，并痛骂叶慕班之误人不置云。

在这篇新的报道中，张振武的二奶数目锐减，由二十八名降到了五名，但五名也够呛，而且五名二奶在布局上隐隐有问鼎天下之势，汉口、武昌、北京和上海，都被张振武的二奶占领了。最要命的是，武昌那名二奶，还是由校长叶慕班牵线的女学生，这叶慕班到底是校长，还是他娘的鸨婆？

校长鸨婆姑且不论，报纸上说张振武的五名二奶，单只是房租每个月就是八千元之巨，就算有所夸张，包养五个女生也是大手笔了。

如果这篇报道能够获得旁证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对这一历史悬案，作出一个理性的评判了。

旁证来啦，1912年9月3日，沈阳出版的《盛京时报》：

……至与张同时正法之方维，系鄂军将校团团长，该团乃南北未统一以前，张拟统军北上，编为渠之卫队，所选皆极精锐。兹闻张、方一同伏法，大为疑惧。闻黎公比即传命，该团自举代表参列军事会议，由黎公亲自详述张之罪案，并责成各军官立即回营，剀切劝谕众兵士勿生猜疑。即与张关系密切或堕术中者，及早洗心安分，决不株连一人。并派本府参议唐仲寅偕该团代表往该团，开导各军人照常服务。指日即派员接任团长之职。张在上海购有二妓为妾，在北京亦各有侧室，在汉口法界亦有藏娇之所。计共四妾一妻（其妻鲁氏现居鄂省）。乃近有某女校学生某氏慕张势力，愿下嫁为妾，由民国女子公校校长叶慕班女士主婚，结缡不过月余。日前接到京电，距跃逾时哀痛失声，即赴张妻住宅，商议成服。鲁氏谓其觍颜偷汉，斥逐之出，某氏乃痛哭而去……

这一段记载，就比较翔实生动了。

看起来革命巨子张振武的情感生活，的确是很丰富，除了老婆之外，北京和汉口各有个二奶，上海一口气养了两个风尘女子，包养力度之大，确属非凡。唯独第五个女学生，最是纯情，这傻孩子做了张振武的小妾不足一月，张振武就死掉了，她居然去找正妻，商量办理丧事，结果被大老婆打出门来，想来这名纯情女生，一定是诧异而又伤心的。

现在我们理解促动张振武革命的强烈动机了。这些个女人，哪个是省钱的主儿？有这么多的美女等你赚钱回来，除了革命，你还有什么法子可想？

第四章　历史云烟

青年毛泽东为啥要做肥皂专家　会对化学感兴趣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毛泽东结束了当兵的生活后，他欲选择报考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

1911年9月，毛泽东来到长沙求学。同年10月，武汉革命军举起反清大旗，发动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紧接着全国纷纷响应。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来学校发表演说，宣称辛亥革命是新纪元来临。毛泽东听了非常激动，他告诉好友肖三及其他同伴，决定“参加革命”。他的同伴劝他继续念书，但毛泽东早有鸿鹄之志，他说：如果民众都软弱可欺，那么完善其道德又有何用？最重要的事情是使其强大起来，而军队对于建立一个新中国有着重要作用。所以，他决定响应孙中山推翻满清王朝的号召，去体验军队生活，学习军事技术。毛泽东说到做到，很快采取了行动，五天后，他就投了湖南新军。

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他参加辛亥革命、当兵一事时，他说：

打原子战争，我就不懂，不像“小米加步枪”，小米吃过，步枪看过，也背过几天。辛亥革命的时候背过几天，什么立正、稍息，托四把枪，还相当可以。不是吹牛皮，单个教练、排教练、连教练、营的野外演习也搞过。后来南北议和，就不让我干了，就变成外行了。那时程潜是师长，长官是谭延闿，他下面就有四个师，程潜是一个师的师长。

1912春的一天，毛泽东突然告诉班长彭友胜决定离开军队。彭友胜听了感到非常惊诧，半天才缓过神来。他认为，毛泽东在军队很得长官器重和士兵们的喜爱，当兵又是他的志向，他如在军队建功立业，肯定能成大器，于是极力劝说毛泽东留下来。毛泽东坦率地告诉彭友胜：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已经退位，中国现在是民国。孙中山和袁世凯也达成了妥协。“革命已经过去”，“决定回去念书”。彭友胜听了觉得有道理，不好再强留，怕影响毛泽东的前程。毛泽东离开军队那天，彭友胜带领全班士兵为他饯行，依依不舍地把他送出军营。送了一程后，彭让士兵们回营，自己像兄长送小弟去远征一样，送了一程又一程。毛泽东叫着彭友胜的别名说：“益山，古人曰‘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你别送了吧。”彭说：“润之，以后相处的日子少了，今天我无别的事，再送一程吧。”临别时，彭把自己仅有的积蓄两块大洋送给毛泽东作盘缠。毛泽东无法推脱，紧紧地握着彭的双手说：“彭副目（班长）你真好，望多加保重，后会有期。”彭友胜伫立在原地，目送毛泽东渐渐远去，毛泽东不时地回头，挥手……

新中国成立时，彭友胜已是65岁的老人了。看到毛泽东当了国家主席，他比谁都激动，激动得老泪盈眶；他比谁都高兴，高兴得奔走相告。1951年3月，彭友胜家乡土改胜利结束，老人再也按捺不住内心对毛泽东的思念。3月14日，他特意请来村里教私塾的老先生代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问候信。他在信中把自己划为贫农成分、分得田土的情况，以及翻身解放的幸福心情，都告诉了毛泽东。信一发出去，他就担心毛泽东国家大事很忙，没有时间回信。然而，彭友胜和他的乡亲们万万没有想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不忘旧情，在当月就给彭友胜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亲笔回信。

当兵生活结束后，毛泽东继续过他的学生生活。1936年，他对在陕北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

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当时许多学校正在开办起来，它们利用报纸广告招来新生。我并没有判断学校优劣的特定标准，也不明确自己究竟想干什么。一个警政学校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它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这是一则吸引人鼓舞人的广告。它说制造肥皂可以大大造福社会，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一元钱报名费。

毛泽东所以选择报考制造肥皂的学校，一是这类学校不收学费，供给膳宿，二是学制造肥皂专业，毕业后可以大大造福社会，富国利民。若有成就，能成为一个肥皂制造家。如果前者是因家境经济条件所限，而报考这类学校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受了当时“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

由于帝国主义的猖狂的殖民掠夺，激起中国广大人民爱国救亡的义愤，资产阶级也感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更加致命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相号召的“实业救国论”，成了一个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又具有广泛影响的议论。因而，在19世纪末实业救国论应运而生，并风行于20世纪初。当时，张謇（中国近代实业救国论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笔者注）极力宣扬实业救国论，他认为：“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这样，实业救国论经他提倡便在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中风行一时。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曾指出：“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在清朝政府反动政权下，是不可能靠振兴实业来救国的；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才能为振兴实业创造必要的政治前提。所以，“民国”建立后就可以“产业勃兴”了。在“实业救国论”风行的这个大背景，不能不对立志救国的青年毛泽东产生影响。

再者，当时毛泽东从相关的信息中了解到，肥皂制造技术尚处在发展的过程中。因为，这种技术从发端和发展主要地还是在西方，真正普遍地使用它则是18世纪和19世纪。在18世纪末工业革命后，获得了大量的价廉的碳酸钠，促使肥皂工业有了新的发展。而此时，中国的国内急需制造肥皂的专业技术人才。正因如此，毛泽东认为学习肥皂制造技术确实是利国利民的事儿，报考这类学校、从事这一专业的学习是会有发展的。

这个时候，湖南师范学校的一个动听的广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很感兴趣地看了它的好处：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毛泽东把自己的意图写信告诉了家里，取得了家里的同意。随后，毛泽东考取了这所学校，最后得到了毕业文凭。

虽然毛泽东因受到当时“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要去做一个肥皂制造专家的夙愿没有实现，但他对我国轻工业（肥皂制造也无疑属轻工业）的发展一直很关注。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就强调了要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他指出，“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我们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虽然毛泽东因受到当时“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要去做一个肥皂制造专家的夙愿没有实现，但他对化学的兴趣依然存在。5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外出的时候，食品工业部部长李烛尘陪着他（天津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1956年任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1958年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196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笔者注），他就跟李烛尘学化学，谈起硫酸是什么成分时，他还能写出硫酸的分子式，当时杨尚昆同志在旁边，看见毛泽东记得很多化学分子式。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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