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可以多生!：反思中国人口政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梁建章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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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可以多生!：反思中国人口政策试读：

作者简介

梁建章，携程旅行网董事长

1969年出生于上海。1985年就读复旦大学第一届少年班。1991年获得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计算机系硕士学位。1991年进入全球最大软件公司Oracle硅谷总部。1997～1999年回国负责Oracle中国区应用咨询业务。1999年参与创建携程旅行网。2000～2006年任携程网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在他的领导下，携程旅行网成长为中国互联网和旅游行业最成功的公司之一。2007～201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人口和创业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2013年担任携程旅行网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兼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研究教授。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出生于新疆伊宁市。人口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曾先后在新疆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科学院、北京大学学习数学、人口学。1995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毕业后留校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1997～1999年在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04年任美国密歇根大学人口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学、人口社会学、健康老龄学等。著有《转型期中国人口问题》《中国人口结构问题》《中国人口之殇》；主编《中国人口：太多还是太老》《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论争》等。

黄文政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系统工程硕士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曾任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讲师和哈佛大学生物统计系助理教授，及纽约千禧年对冲基金策略师和副总，现为北京某金融公司合伙人和董事总经理。财新网人口问题专栏作家。

再版序言

如今社会各界要求改革人口政策的声音此起彼伏，这些声音不仅包括了人口学者和社会学家，还有一些以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其他领域的学者。2012年9月，我和茅于轼、陈志武等三十多位经济学家联名上书政协呼吁人口政策的改革。甚至还有很多企业家也开始关注人口问题，我所撰写的许多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得到了任志强、潘石屹等企业界知名人士的转发和传播。一些官方智库和内参刊物也开始约稿，向有关部门正式提出改革方案。仅仅一年时间，社会精英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已经冲破了几十年来“中国人太多了”的固定思维，中国原有人口政策的不合理性逐渐得到了广泛的共识。

进入2013年之后，人口政策即将调整的传言已经广泛流传。到了2013年11月，中央终于推出了开放“单独”二胎的政策。这是三十多年实行“一胎”政策以来的首次重大调整，当然是值得庆祝的变化。但同时也令人感到有些失望，因为改革的步伐仍然太小、太慢。

中国现在应该完全开放生育，甚至有必要鼓励生育。或许有很多读者现在还不能完全接受这个观点，有人会问，如果放开生，中国人会生几个？环境问题怎么办？对于抱有这些疑问的读者来说，特别有必要读完这本书，相信你的观点到时会转变的。

与第一版相比，本书第二版尤其加强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中国放开生育后，生育率和人口总量的预测。

2）人口和环境、资源的关系

3）人口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以上很多内容，摘自黄文政主写的一些专栏文章。黄文政先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曾任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讲师和哈佛大学生物统计系助理教授。他近几年做了深入的人口、经济和环境方面的研究。黄文政和我还有李建新一样，都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在耗费大量业余时间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公开发表了多篇讨论人口政策的文章。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者开始加入推动人口政策改革的队伍。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整个社会对人口政策将有更加正确的认识。

引言

根据中国政府在几年前公布的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2000～2010年，中国人口增长了7000多万，达到13.4亿人。但是中国的生育率却已经降到了1.5以下，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妇女只生了不到1.5[1]个小孩，远远低于2.1的更替生育率。这两组数字并不矛盾，说明中国现在的人口增长，完全是由于惯性和寿命的延长。1.5以下的生育率，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30%，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口将进入一个长期负增长的时期。

实际上在过去20年中，低生育率已经使得年轻人口减少了30%。20世纪90年代中国每年还有大约2000万的新生人口，到了21世纪，每年新生人口已经降到了1500万。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从世界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经济起飞时，生育率必然随着下降。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生育率就会降到更替水平2.1以下。很多发达国家，尤其是和中华文化相近的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生育率更是降到了危险的1.2～1.3的水平。这些国家都意识到低生育率的危害性，出台了大量鼓励生育的政策。

中国现在也实行了对双独生子女放开二胎的政策。但是在育龄夫妇大多是双独的上海，生育率已经降到了世界最低的0.7；而广大的二、三线城市的育龄夫妇还不是双独生子女，按政策也只能生一胎。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当生育率下降到1.5以下时，都会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而唯独中国还继续对大多数人实行一胎政策呢？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还是30年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惯性呢？如此低的生育率，将导致中国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年轻人相对于老人的数量将迅速减少。

前些年，我和一些朋友在云南捐助了几所希望小学。临走时，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看着孩子们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不禁由衷地感受到他们是中国的未来。但是最近来自希望小学的消息却令人沮丧，有些希望小学已经面临生源锐减的困境。最近的一组数字也确认了这个担忧：根据教育部的报告，2009年全国的小学数量比2008年整整减少了2万多所，小学生数量同比减少了260万。不知我们的希望小学还能维持多久？

2010年大学同学聚会，碰到一位老同学，他是一位企业家，在浙江开办了一家规模很大的服装企业。他只知道我研究经济，并不知道我正在研究人口问题。当我问起企业发展前景时，他说中国的人口走向实在令人沮丧。我问是不是找不到年轻工人，他说这还是小事，问题是他现在做的是10岁左右少男少女的服装。他无奈地叹气说，中国现在很多产业都是朝阳产业，但是中国青少年服装产业却是一个夕阳产业，因为青少年的数量每年在迅速减少。我说中国政府正在讨论计划生育政策。他说，还在讨论？再过几年他就要改做中老年服装了。

可以预见，今天少年市场的萎缩，就是10年后青年市场的萎缩，就是20年后中年市场的萎缩。今天小学生生源短缺，5年后就是中学生生源短缺，10年后就是大学生生源短缺，20年后就是中国年轻人才的短缺。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化将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过去几年，我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时，主修方向就是人力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界早有共识，一个国家经济的竞争力，就像一个企业，最终取决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而我在研究中还发现，对于中等以上发达国家，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与一个国家年轻人口的比例是密切相关的。当一个国家的人口老化时，最适合创业和创新的年轻人不仅数量减少，而且能力也会下降，这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在老化的社会和企业中得不到足够的晋升机会、缺少历练的机会和人脉关系（详见本书第2部分内容）。

日本在20世纪 50～80年代，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连续30年GDP 的平均增长率超过8%。在1990年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日本国家竞争力排在了世界第一，日本的人均 GDP也大有超过美国之势。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情况发生了逆转，随着人口结构的老化，日本企业的创造能力似乎突然停滞了。相对于美国的高科技企业，日本企业显得保守而迟钝。先是半导体，后来是软件、通信行业，最近是生物科技和新能源行业，日本企业在一个又一个新领域被美国和新兴国家赶超。日本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一路下滑到了2008年的二十几位（IMD，2008）。相比较，美国“二战”以后的婴儿潮和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投入，使其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培育了庞大的高素质的年轻人口。这些年轻人创造了像微软、苹果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得益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高科技企业，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从90年代开始反超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先锋。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达成共识，日本经济近20年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口结构的老化。为此，我特地采访了很多日本学者，深切感受到了一个老龄化社会的无奈。中国在20年以后也将变成一个中等以上发达国家，那时中国的人口结构会对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现在越来越多商界和学界的人开始关注未来中国人口问题。但是人口政策作为“基本国策”，其特殊地位使得很多基本的信息不太透明。2010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和贝克尔教授聊起中国的人口政策。贝克尔是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人，对各国人口和教育的情况了如指掌。我问他，如何看待中国的“一胎政策”，他先问：中国是不是来不及建学校呢？我回答中国实际上是在关闭小学，他不假思索地说应该停止“一胎政策”了。他的逻辑很简单：只要有能力培养人才，就不应该刻意减少人口。因为对于所有国家来说，人才是最宝贵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认为中国还有1.8的生育率，但这实际上是中国10多年前的数据，现在的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这个数字了。

在与贝克尔的交流中，他介绍了他博文中的观点，下面摘录了他[2]博文中的一些内容。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生育率下降速度要快得多，而且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毫无疑问，这是一胎化政策造成的后果。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将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数量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口，必须供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由此会产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体系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学理论，降低生育率能够有效减少人口增长。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繁荣往往建立在庞大人口基数的基础上，因为这会创造出更多的知识，以及在各个领域培养出更多的专业化人才。虽然中国可以通过出口部分抵消人口下降的负面效应，但是本国人口的数量对于保持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优势至关重要。

我在国内也接触到越来越多有远见的学者，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总体来说，数据还是很散乱，中国的生育率究竟是多少，直到最近，官方和不同学者的统计还存在分歧。对一些预测性的问题还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中国经济将来是不是一个创新型经济？中国经济有没有资源和环境的瓶颈？世界第一的市场和人才规模究竟是优势还是劣势？这个世界第一的规模会被印度超越吗？有人会说，印度的发展水平远落后于中国，人口比我们多没有关系。还有人说，中国现在的资源环境压力很大，少一些人反而好。但是现在讨论人口政策是要根据中国二三十年后的发展水平而定，因为一个小孩从出生到工作为社会做贡献，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二三十年后中国早已不是劳动密集型经济，而是效率型和创新型经济，资源和环境也会大幅度改善。印度也会今非昔比，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有力竞争者，而那时印度的年轻人和大学生数量将远超中国。如果那时的中国像现在的日本一样出现人口结构严重老化的状况，则很可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主流媒体评论这次普查的论调是，中国应该继续维持低生育率，保持人口规模稳定。言下之意是，只要人口总量还在增加，就应该维持现在1.4的生育率。换言之，要以减少孩子的数量来抵消日益长寿的老人的增长，以达到人口规模的稳定。

这样的政策令人担忧，如果还不大幅调整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继续快速下降，最终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千万不能以减少小孩为代价，来抵消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中国的人口政策的目标应该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即维持人口结构的基本稳定，尤其是维持未来年轻人口数量的基本稳定，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健康发展。

虽然学界还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是我接触过的研究经济学和人口学方面的专家，都认为中国现在的人口政策已经滞后了，如果考虑20年后的中国发展，中国不是生得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和李建新教授希望通过我们这些年的研究，让大家对人口问题有个客观和清晰的认识。我2010年自拍了一个介绍中国人口问题的纪录片，在网上也开了博客和微博，希望有更多的人讨论这个话题。

本书从人口自身变化特点和趋势出发，以翔实的数据和丰富的案例为基础，结合国内外发展经验，深入地讨论人口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关系、社会稳定、大国实力兴衰等方面的关系问题，力图理清关于人口问题的认识误区，对中国一孩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并提出我的主张：中国人不是生得太多了，而是生得太少了！

如果不尽快逆转现行生育政策，中国将成为小孩数量减少最快的国家之一。这当然有利于中国一些短期的经济指标，但是，长远来说，年轻工作人口的减少将严重削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最终影响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应有的地位。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2012年3月

[1] 更替生育率是指维持每一代人人口不变的生育率。更替生育率略高于2，是因为有一小部分小孩夭折。

[2] 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近几十年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家庭经济学的奠基人，他首创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教育、婚姻、家庭、生育等社会问题。贝克尔博客网址：www.becker-posner-blog.com。1中国会有多少亿人

上海是全国最早实行一胎化的城市，现在的育龄青年是上海第一批独生子女，他们按政策可以生第二胎，可是上海户籍人口的生育率[1]却是全球最低的0.7，即每对夫妇只生0.7个小孩，也就是说，上海的户籍人口下一代只有上一代的1/3（当然上海依靠移民依然繁荣）。中国的其他大城市也正在接近上海的生育率。很多人的惯性思维以为中国广大农村的生育率仍然很高。实际上，现在的很多农村青年已经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其生活观念接近城市青年。目前，我国发达的农村地区生育率多已接近城市的水平。随着收入的提高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中国其他农村地区的生育率也会持续下降。

中国未来究竟会有多少亿人？世界人口发展的大趋势

人口经济学中，一个普遍现象是，一个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2]人均收入的提高，必然伴随生育率的下降。这一规律在所有国家和社会都得到了验证。以下是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与人均GDP的关系比较（见图1-1），可以看出生育率和人均GDP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关注任何一个国家生育率的历史变化，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即几乎所有中等发达以上的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都经历了经济发展和生育率下降的过程。图1-1 部分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与人均GDP的关系（2006年）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U.S.Census Bureau）。

在欧洲，经济高速发展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保持着相对较高的生育率，在随后的二三十年，生育率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其中东欧国家如俄罗斯，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尤其低。在西班牙，0～4岁的小孩要比30～34岁的人口少40%。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很多新兴的亚洲国家。日本的生育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很高，但是经济高速发展以后，到了20世纪70年代，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近年来更是降到了1.2的水平。韩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起飞后，生育率也一路下降，现在甚至比日本还低，就连相对不发达的越南和泰国的生育率，也随着经济的发展，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为什么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生育率下降？

首先，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人的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培养高素质的小孩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2010年美国抚养一个小孩长大到18岁的成本已经高达222360美元，是人均年收入的4倍，这还不包括大学学费。在中国，相对于收入来说，其成本更高。培养一个小孩到大学毕业的直接经济成本是49万[3]元，是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倍。

其次，随着经济发展，女性受教育的程度和参与工作的比例越来越高。在很多发达国家中，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男性。在美国和英国，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比男性高出40%（见图1-2）。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女性参与工作的比例在过去30年中也大幅提高（见图1-3）。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赶上男性，状况和发达国家差不多。而中国城镇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更是达到70%，比发达国家还高。妇女在教育和事业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多，生育率就越低。图1-2 2008年一些国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程度情况（女性/男性）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图1-3 2009年一些国家15岁以上女性人口中参与工作比例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最后，现代城市生活中丰富的社交和娱乐活动进一步挤压了家庭生活和抚养小孩的时间，很多年轻人选择晚婚甚至单身。城市人群中，男女青年的平均结婚年龄越来越大。结婚后，也选择尽量推迟生育时间，有些人干脆不要小孩，成为丁克家庭（即双份收入无子女家庭）。

综上所述，大多数父母没有精力、财力和意愿去培养更多的小孩，这几乎是所有国家的发展规律。

当然文化也可以影响生育率。一般来说，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伊斯兰国家和美洲国家的生育率会高些，欧洲较低，而东亚国家最低。这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东亚国家的父母特别注重小孩的教育，所谓注重指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因此父母没有精力去抚养更多的小孩。从图1-1中可以看到，东亚国家的生育率是世界范围内最低的。图1-4 联合国对世界各地区人口数量的统计和预测（1950～2300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及社会部。

随着世界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加入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除了非洲国家以外，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附近或以下。从图1-4可以看出，虽然现在世界人口是70亿，而且还在继续增长，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在今后几十年中，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会达到人口规模的顶峰，开始负增长。印度——未来世界的人口第一大国，随着收入的提高，在今后20年内生育率也将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在未来50～70年内达到人口规模的高峰。到那时世界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人口都会停止增长，人类人口将在达到90亿后进入长期稳定和负增长的阶段。中国人口的预测

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它的生育水平也遵循同样的发展规律。由于中国是现在世界上唯一的对大多数人口实行一胎政策的国家，所以生育率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要更低。

新中国成立初期，生育率高达6.0左右，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当时的生育率是2.2～2.8，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如今更是降到了1.5以下，远远低于更替水平（见图1-5）。图1-5 中国的生育率变动情况（1950～2007年）

虽然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但是由于惯性和寿命延长，中国人口数量仍将持续增长一段时间，并将在10年左右达到顶峰，然后开始萎缩。值得关注的是，如此低的生育率带来的后果是人口结构在今后30年内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对比中国2010年和2040年的人口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到2040年，虽说总人口还是在14亿左右，比现在略多，但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从现在的1.71亿增加到4.11亿，20～60岁的工作年龄的人口将从8.17亿下降到6.96亿。其中，最有活力的20～40岁的人口，将从现在的4.36亿下降到3.02亿，下降幅度超过30%（见图1-6、图1-7）。图1-6 中国2010年和2040年的人口结构对比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图1-7 中国的人口结构（2008年、2040年）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如此失衡的人口结构将带来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本书在以后部分将对此详细论述。放开生，中国人会生多少

如果借鉴与中国文化相近的其他东亚国家的经验，可以发现，中国的生育率即使完全放开，也不会达到更替水平。这一点从东亚国家地区生育率与人均GDP的关系中可以推算出来（见图1-1）。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生育率都非常低，就连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的越南，它的生育率也只有1.86，而越南并没有强制性的一胎化政策。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是6000美元，按照其他东亚国家的经验，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不会超过1.8，而且在今后10年内将会下降到1.5的水平。如果把上海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体来看，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0美元，按照其他东亚国家的经验，当日本、韩国人均收入达到10000美元时，生育率就自然地降到了1.5。倘若没有计划生育，上海的生育率会自然地降到1.5左右，有了计划生育，实际降到了世界最低的0.7。

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问卷调查主要数据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8个和1.6个。在没有任何生育政策的限制下，意愿生育率只有1.7。而实际生育率会远低于1.7，因为有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不孕或不婚，还有很多人虽然想多要孩子，但是经济和事业上的条件不允许。所以如果没有限制生育的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也不会超过1.7的意愿生育率。

还有一个有力的论据，可以说明即使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不会大幅上升。在全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的20世纪80年代，有4个地区作为试点，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它们分别是甘肃省酒泉、山西省翼城、河北省承德、湖北省恩施，这4个地区是典型的中国欠发达地区。经过20多年的观察，这些地区的生育率也就在1.8左右。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担心放开生育政策后，生育率会大幅反弹甚至超过更替水平，真正要担心的是放开二胎还远远不够。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5以下，可是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才完成了一半。今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移居到城市，中国的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50%上升到20年后的70%。上海的生育率是低生育率的“世界冠军”，只有0.7，如果上海是中国其他城市的未来，用70%的城市化率来计算，加权平均生育率就是0.7×70%+1.8×30%=1.03（农村的生育率姑且假设仍为1.8），也就是说，中国的生育率会降到接近1.0，这将是灾难性的（华人社会的中国香港、新加坡的生育率就已经降到了1.0左右，而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像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一样依靠移民来维持繁荣）。

1.8和1.4的差别听起来不大，但实际上存在巨大的差别。1.8意味着每一代人会减少14%，而1.4意味着每一代人会减少33%（1.4比更替生育率2.1要少1/3）。1.4相对于1.8来说，意味着中国老龄化的进程会加快一倍，同时每年的年轻人口减少300万。如果真的任由生育率降到1.0，那么这些数字还要加大一倍。按照联合国2011年出版的人口预测报告，我国若保持生育率1.8左右的中方案，100年之后，我国人口将降至9亿；若保持生育水平为不足1.5的低方案，我国人口将降至5亿，而届时，15岁以下少年人口比例将不足10%，65岁及以上人口将超过40%。中国如此快速地减少人口规模，如此剧烈地改变人口结构，这对一个国家的未来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大事，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思考。超生多的错觉

如果全社会有一半的孩子来自“超生”的三孩家庭，独生子女只有1/6，你是否会觉得这样严重的“超生”将导致人口急剧膨胀呢？如果你这么认为，那就是被自己的直觉欺骗了，因为事实与这种印象恰恰相反。

假设全社会生一孩、二孩、三孩的家庭各占1/3，那么每6个孩子中，来自一孩、二孩、三孩家庭的孩子分别是1个、2个、3个。在这种生育状态下，来自“超生”的三孩家庭的孩子正好占一半，而独生子女仅占全社会孩子的1/6。

但是，生一孩、二孩、三孩的家庭各占1/3意味着，每3对夫妻，总共生了6个孩子。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调查，有1/8的家庭不孕不育。所以相对于3对有孩子的夫妻，还有0.43（因为0.43/3.43=1/8）对不孕不育的夫妻。这就是说，父母辈的3.43对夫妻到孩子辈变成了6个人。这6个孩子可以组成多少对夫妻呢？现在出生男女性别比是118∶100，即每6个孩子只能组成2.75对夫妻（3×200/218）。简言之，夫妻数量从父母辈的3.43对夫妻减少到孩子辈的2.75对夫妻，衰减了20%。再考虑孩子从出生到组成家庭还会面临夭折风险，衰减幅度会更大。

上述现象可用学术的语言来描述。生育率可通常理解为每对夫妻平均生育孩子数，根据中国男女性别比和女孩存活率，中国生育率的更替水平高于2.2，即每对夫妻平均需生育2.2个孩子才能让孩子数量与父母辈持平，维持人口最终不衰减。如果全社会生一孩、二孩、三孩的家庭各占1/3，那么生育率是2，再考虑到1/8的不孕不育比例，生育率仅为1.75。相对于2.2的更替水平，这意味着每一代人减少了20%（即1-1.75/2.2）。

换言之，如果周围的孩子有一半是来自三孩的“超生”家庭，只有1/6是独生子女，人口不仅不会膨胀，反而还会以每代减少20%的速度萎缩。这意味着，只有当人们感觉三孩、四孩很普遍时，生育率才能勉强达到更替水平；当两孩家庭很普遍时，生育率其实已远低于更替水平；当独生子女比例很高时，生育率则处于极低水平。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需要大量家庭生育三孩、四孩才能弥补一些家庭不生或只生一个所造成的亏缺。有些支持放开二胎的人，包括在全国“两会”上多次提出放开二胎建议的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纪宝成，都会画蛇添足地同时提出严禁三胎。但如上所述，为了维持民族的正常繁衍，不要说单独放开二胎，就是完全放开二胎也是远远不够的。即便在三孩家庭的孩子占到一半的情况下，人口依然会每代减少20%，而在严禁三胎的政策背景下，人口每代至少会减少40%。

导致这种错觉的原因是，多孩家庭的孩子会以更大的概率出现在人们视野里，比如一半家庭生一个孩子，一半家庭生三个孩子，那么人们见到三孩家庭孩子的概率是见到一孩家庭孩子的3倍，让人们误以为三孩家庭是一孩家庭的好几倍。不同家庭生育孩子数越不均匀，错觉也就越严重。无数人都被这种错觉蒙蔽，甚至一些人口学家也陷入这种误区，一旦看到很多“超生”的孩子就觉得调查出来的生育率与他们的直观感受不符。

但实际上，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之低已无悬念。台湾生育率在0.9至1.3之间徘徊，属世界最低之列，但却没有大陆如此普遍的独生子女，而四五个孩子的家庭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见到。从不同证据判断，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的生育率基本是可靠的。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可验证2000年到2010年的抽样生育率非常准确，根本不是计划生育部门宣称的实际生育率要比抽样高50%。“十五”和“十一五”规划对短短五年的增长人口竟接连两次高估超过50%。对于这种彻底的错误，计划生育部门从未给出正式解释。

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农村生育率还较高。其实，农村青年已大量进城打工，生育环境和观念已改变。以“生育意愿”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出1990年至2010年共211篇文章。综合这些文章中的475张表格共280897人的数据可发现，1990～2000年，城乡生育意愿都在下降；农村与城市的生育意愿相差不到30%，外出务工者居中；甚至农村的理想孩子数平均都不到1.8，远低于更替水平。在日本和韩国的调查中（Yamaguchi和Youm，2012），理想孩子数都超过2，而实际生育率却不到1.4。

既然生育率如此之低，为什么中国人口依然在增长？其实，这种增长完全来自过去高生育率产生的惯性，因为中青年人较多，他们的孩子虽然比自己一辈少得多，却依然多于步入生命终点的老人。中国现在每年出生的人数为1600万左右，比起20世纪90年代初已下降了40%。即使立即全面放开（不仅是放开二胎），即使鼓励生育，在经历补偿性反弹后，由于“90后”母亲数将锐减，出生人数几年后依然会呈雪崩式下滑。

等到“60后”开始老去，中国每年将减少至少1000万人，其衰减速度和幅度在人类历史上都将是空前的。由于低生育率陷阱以及老龄化的不断加快，人口衰减的惯性比人口增长的惯性更强劲、更持久，也更难应对。2030～2070年，中国人口的下降幅度将达30%以上。相比之下，遭受所谓人口衰减灾难的俄罗斯在过去20年人口下降幅度不过3.4%，扣除移民因素后的自然下降也只有7.8%。

本书以后的一些章节，将从人口趋势、资源、环境、经济、文明传承等各方面反复深入论证：人口衰减，特别是未来不可避免的深度老化和急剧衰减，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对中国的复兴更是釜底抽薪。所有支持继续控制生育的理由都像本文所叙述的错觉一样，乍看是那么一回事，但深入分析后就知道完全都是站不住脚的误区。如果你对此还有任何疑惑，请仔细阅读我们的系列文章，相信很多疑惑都会得到解释。

最后，我们忠告读者，不要先入为主地想当然，在几十年的“一面倒”的偏执宣传下，中国社会对生育和人口问题的认知已经远远偏离了维持民族繁衍所需要的正常状态，你也许就是这种极端思维的受害者。若这种状态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中国最终一定会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

[1]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2] 这里的生育率指的是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简单地说是某一国家或地区一个妇女的预期的生育子女平均个数，具体计算方法是在某一时间点，取这个国家或地区各个年龄妇女生育子女个数的总和的平均值。

[3] 徐安琪：《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青年研究》2004年第12期。2人多耽误共富吗“民工荒”来了

到百度搜索“民工争夺战”，竟然可以搜索到200多万个结果。现在各省市对民工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各地方政府分别推出各种政策挽留和吸引民工，有的还打出了“亲情牌”，给出了一些实质性的承诺：有公租房、子女入学等政策环境，而且能近距离地照顾老人和子女。对农民工尚且如此，对于大学生和其他人才更是“求贤若渴”。

在世界范围内，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早已把引进人才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之一。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人口稠密的韩国和日本都在鼓励生育。

这些国家的政府都希望多一些人，中国各地方政府也渴望多一些人，然而为什么很多民众包括社会精英还抱有“人多影响经济发展”的观念呢？究竟谁对谁错呢？超生罚款有理吗

三十多年来，对所谓“超生”家庭征收高额罚款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核心措施之一。高额罚款有个很好听，却似是而非的名称——“社会抚养费”。顾名思义，这个措施的主要根据是，抚养“超生”孩子要占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超生”家庭需要对社会给予额外的补偿。另一个相关的理由是，社会资源，特别是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都处于匮乏状态，征收社会抚养费可以减少孩子数量，降低整体需求对社会资源的压力。

这两个理由听起来似乎都很有道理，但深入分析一下就知道根本站不住脚。首先，教育和医疗等社会资源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它们是有偿提供的，那么使用者直接承担了费用，不存在需要额外补偿的道理。如果它们由政府免费提供，那么建设和维持这些公共事业的资金也是来自劳动者所贡献的税收。“超生”的孩子虽然在养育期间占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但长大后照样是创造税收的劳动者，因而可以对未来贡献更多的社会资源。前面已经说过，医院、学校等社会资源实际上是资本，是私人投资或者公共投资的产物，最终来自每个公民的储蓄和贡献的税收。

我们可以进一步算笔账，看看政府在养育孩子上的投入和产出。对于世界上所有政府来说，教育方面的投入只占税收的一小部分，一般远小于政府用于赡养老人的开支。在美国，税收占GDP的26%，教育开支只占GDP的5%，而养老开支则超过GDP的12%。由于美国的生育率长期处于替代水平，年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上述比例可大致反映出个人从出生到老去的过程中对政府收入和开支的影响。

通俗地来看，GDP可理解为社会整体创造或享用的财富。如果以个人一生所创造或享用的财富为一个单位，上述数据表明，增加一个小孩，政府需要投入5%来教育他，但可以获得26%的税收，最终用12%来赡养他，而剩下的9%，则可以投入国防、科研或者创造更多的社会资源。总体而言，政府或社会从个人获得的收入要大于开支。这个结论丝毫不奇怪，因为对社会来说，人不仅是负担，更是贡献者。人在工作以前是负担，但工作之后却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进入老年后又成为负担，但总的来说，人对社会的贡献要大于带来的负担，这也是世界人口越来越多，但人类整体却越来越进步的根本原因。

中国目前的情形与美国大致相同，税收占GDP的比例将近20%，而教育方面的投入只有GDP的4%。因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长期大幅低于替代率，将来劳动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大幅下降，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大幅上升，中国未来用于赡养老人的支出将远远高于GDP的10%，这将严重挤压国家对国防、科研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因此，限制孩子的出生虽然看似节省了当前的抚养费用，但却极大地削减了推动社会未来进步的力量，完全是一种杀鸡取卵式的短视行为。景区爆满与中国人口多无关

国庆“黄金周”期间，九寨沟等众多景区游客数量暴涨，远超接待能力，导致部分游客滞留。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太多了，但这是错觉。

如果一个景区的客流量极不平衡（“黄金周”的流量超过平时的十倍），那么出现各种拥挤和滞留现象是必然的，因为景区没有意愿和财力，仅仅为了几天的高峰，去扩充自己的接待设施。反之，如果一个景区每天都像“黄金周”生意那么好，就会有足够的钱去扩充接待能力，新的景点也会被不断地开发出来，来分解流量。像九寨沟这样的自然景观，在中国西南还有不少，只要有稳定的客源，就会不断地被开发出来，与之配套的机场、道路、酒店也会被开发出来。几十年前，在大多数中国人有钱旅游之前，九寨沟不是旅游景点，更没有机场和道路，这是典型的由需求创造供给的现象。

所以，只要像其他国家一样把国定长假期改成带薪假期，就能解决“黄金周”接待能力的问题。人口众多绝对不是旅游的劣势，而是福音。因为人口多才能引出更多的旅游投资，提供更丰富多彩的旅游选择。

有人说类似九寨沟的景区可能会有很多个，但是故宫只有一个，而中国人都要去故宫。所以，中国人越多，故宫越挤。而我的反驳是：正是因为历史上中国人口众多，文明发达，才造就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否则故宫就可能和韩国的皇宫那么大，那就会更挤。还有，全世界的人都要参观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如果认为这是一件坏事，要嫌人多，那就嫌全世界人太多吧。

春运期间，铁路、公路、航空交通全线爆满，也和人口多没有关系，问题同样在于运力需求的极度不平衡。春节的人流量超过平时十倍以上，必然会导致一时的供不应求。和节日爆满的景区一样，一年只有几天爆满的铁路和公路运输体系，没有财力和意愿去扩充运力，因为平时这些线路是很空的。春节运输的需求不平衡，一方面和春节的长假制度有关，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大量在外务工人员生活在城市，其他家庭成员却生活在农村。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深入，更多的家庭会整体迁入城市，春运单向返乡的运输压力也会得到缓解。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影响

前面讲了，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期，导致中国年轻人口迅速减少，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和老化，那么这样的人口结构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呢？

在讲人口经济理论之前，先要厘清几个常听到的论点。·少生能够带来人口红利吗？

低生育率影响经济的主要渠道之一是通过人口红利和抚养比起作用。抚养比是指非劳动人口（包括小孩和老人）和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换句话说，也就是每个潜在的工作人口需要抚养和赡养的人数。抚养比越低，人均需要赡养和抚养的老人和小孩就越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就越高，所谓的人口红利就越高。图2-1是中国今后30年人口红利的预测，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由于生育率迅速下降，小孩减少，人口抚养比从44%降到了37%，扩大了人口红利。图2-1 未来中国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及人口抚养比预测

资料来源：“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人口发展预测”课题。

但是这个效果是暂时的，小孩减少，意味着在二三十年后，工作人口将减少，所以到2015年后，中国的工作人口开始下降，抚养比开始上升，人口红利开始变负。2015～2040年，抚养比将从37%迅速上升到60%。抚养比的上升，尤其是老人抚养比的上升，意味着社会需要将更多的财力用于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医疗照顾。中国要么延后老年人的退休年龄，要么加重工作人口的税负，从而解决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障资金需求。如果处理不好，即使是像日本那样的富国，都有可能引发巨额的政府债务危机，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

所以低生育率是一个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交换，少一些小孩短期可以降低抚养比，增加人均GDP，但是长期却将减少工作人口，提高抚养比，减少人均收入。少一些小孩短期可以降低对教育资源的压力。虽然中国优质的教育资源还相对短缺，但总体上教育资源已经不再短缺，随着小孩数量的迅速减少，现在的中小学（包括将来的大学）都已经过剩，多一些小孩并不需要很多额外的公共投入，更多的是父母的投入。

在农业社会里，养儿防老是生小孩的重要动机之一。在现代社会里，养老主要依靠社会福利和储蓄。养老不再依靠小孩，但是抚养小孩的成本却越来越高。虽然政府负担了小孩的大部分学费，但是要培养高质量小孩还需要父母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所以纯粹从财务的角度来说，培养小孩是一个自己亏本而社会赢利的买卖。所以在社会福利好的国家，父母不愿意生小孩，而政府却会给予各种奖励生育的政策。·少生能够提高人均资产的拥有量？

人口增加在短期内会使人均拥有的资产减少，从而降低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这里的资产是指房子、基础设施、设备等固定资产。有一位印度朋友来到中国不解地问，为什么中国沿海的人口密度和印度差不多，但在中国的一些公共场所如机场、商场却感觉没有印度那么拥挤。这是因为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远胜于印度，换言之，中国人均拥有的基础设施资产要远高于印度，所以在公共场所中，人们的感觉没有像在印度那么拥挤。如果这位朋友在20多年前来中国，感觉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因为那时中国的人均基础设施拥有量要低得多，那时的机场、火车站和商店比现在要拥挤。

由此可见，人口和人均资产的负相关关系是短期的，因为资产最终是由人创造的。人口增长会在短期内降低人均资产拥有量，但是从长期看，新的工作人口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和资产，人均资产和人口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点往往被一般人忽略。常听人说：“公共汽车都这么挤了，还嫌人不多吗？”但是如果交通的需求足够多，就应该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多开几条线路或者早建地铁。世界上一些人口最密集的大城市，往往拥有最为便捷的公共交通。

最近去了夏威夷岛，由于人口稀少，整个岛的主要公路只有一条四车道的普通公路，一般民众上班都要开车45分钟以上。问一个酒店服务员，为何不能住得离酒店近一些或就近工作，她说整个岛只有一所中学，而度假酒店却很分散，前两年政府也曾经考虑过建一条环岛高速公路，但算下来却是需求不够，难以收回成本。我想，夏威夷岛的人们肯定羡慕正在建设环岛高铁的海南岛人。

从长远来看，人口和人均资产没有关系。人均资产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效率和储蓄率。中国现在拥有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和贸易顺差，人均资产（包括公共资产）也将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

这里所说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源。显然人口增长，人均拥有的土地等资源会下降，理论上会影响人均收入的提高（这个话题会在以下的部分详述），但是相当一部分嫌人多的论点，实际上是没有考虑到：从长期来说，资本（广义的包括基础设施、企业、设备和工作岗位）都是靠人去创造的。·少生有助于就业吗？

有这么一种说法，认为减少人口可以减少就业压力。这在中国经济还有大量就业不足的农村劳动力时，可能是正确的。但是2010年[1]后，中国经济明显过了刘易斯拐点，出现了民工荒和民工工资猛涨的现象。这时人口少可以促进就业的论调就不攻自破了。经济学上，人口多不仅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同时也增加了需求和消费，所以就业和人口规模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世界上很多人口稀少的国家如俄罗斯、西班牙却有很高的失业率（见图2-2）。失业率高的原因有很多，现在经济学公认的最主要原因是僵化的工资体系，与人口规模没有必然关系。图2-2 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率（2009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人口如何影响资源开发和技术进步

2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Malthus）提出了著名的马氏人口理论。他的理论的主要论点可以表示为：

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收入提高→生育率提高→人口增长→人均土地下降→人均收入下降

技术进步可以带来短暂的人均收入提高，但是收入提高的人们很快会生产更多的人口，人均土地会减少，从而抵消了原来的人均收入的增长。所以技术进步的长期效果，只是增加人口，并不会带来人均收入的提高。

马氏理论在200年前工业革命刚起步时提出是很自然的，因为它较好地解释了之前几千年中，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关系。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经济以农业为主，生产技术进步缓慢，少量渐进式的改进确实会很快被人口增长的作用所抵消。所以，在人类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社会，人口缓慢增加，但是人均收入却几乎没有变化。

300年前，中国经济的总量是世界第一，其农业技术也是世界领先，所以能够用和欧洲差不多的国土面积养活比欧洲更多的人口，但是人均收入和世界其他地方差不多，仅能维持温饱水平。康乾盛世带来的基本效果就是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中国人口从清朝初期的8000万，增长到了清中期的3亿，而人均收入并没有显著提高。

可以说，马氏理论很好地概括了古代经济和人口发展的关系。按照他的观点，过多的人口只会减少人均土地的拥有量，是经济发展的拖累。

但是马氏理论已经完全不适用于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了。

第一，农业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已经相对下降。在发达国家中，农业所占的比重不到5%，中国现在农业的比重也不到12%。现代经济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工业和服务业技术的提升速度比农业技术要快得多，远远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

第二，马氏理论中人均土地减少导致生产率下降的逻辑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经济的工业和服务业。当然，工业也需要土地、原材料、能源及其他资源。人口增加必然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但是资源对工业的约束力远远不如土地对农业生产的约束力那么大。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的原材料和能源被不断地发现和创造出来。200年前，人们造房子主要用木头，现在人们则可以用钢、玻璃、水泥、塑料等，而且新的节能建材还在不断地被发明出来。200年前，人类主要的能源是木头和煤炭，而现在人类已经开发出了一系列的新能源。一些清洁能源如太阳能的成本已经接近化石能源。同时，以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更可以在几乎不用资源的情况下，大量复制相关产品和服务。所以在工业和信息社会里，资源和能源已经不像土地在农业社会那样是发展的硬约束了，而且要解决像全球变暖这样的世界性问题，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和大规模的建设投入。这都需要国家有旺盛的生产力和创新能力，也就是说要有充足的、高素质的年轻人口（关于能源、资源和人口的关系将在以后部分详细论述）。

压倒马氏理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并没有像马氏理论提出的一样，生产出更多的小孩。实际情况完全相反，随着收入提高，所有国家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生育率快速下降的过程，而且一旦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人均4000美元），生育率就会降到更替水平之下，一旦达到10000美元，很多国家生育率甚至降到了不可持续的1.5以下。为此，当代的经济和人口学家，都认为马氏理论只适用于前工业化社会，或者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为贫穷的非洲国家。

最近20年，在人口研究方面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是美国的保罗·罗梅尔（Paul Romer）。他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已经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他研究理论的基本逻辑是，人口规模的增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得更多人从事科研和创新的工作，创造出更多的科技成果，这些科技成果将为全社会所用，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他的模型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市场经济，这样人们就有利益驱使去发明和创业；另一个是一旦科技成果被发明，就能够无障碍地为全社会所有。在这两个前提下，罗氏理论的结果刚好和马氏理论相反。人口越多，科技创新就越快，经济发展就越快。

有人会说，中国的人口规模一直是世界第一，经济为什么却一直落后呢？用罗氏理论来解释，这是因为中国在近代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并没有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的成果。而西方国家在500多年前就吸收了中国当时先进的火药、指南针等技术，创造出了更先进的武器和航海技术，从而率先征服了新大陆，为以后的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打下了基础。现代中国在民国时期经历了战乱，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又一度实施严格的计划经济政策，“锁”住了中国人应有的创新和创业能力。相比之下，“四小龙”在“二战”后实行市场经济，并且积极引进和消化先进技术，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根据罗氏理论，一个国家只要能够吸收世界其他地方的先进技术，并且自己拥有科研创新的能力和市场机制，就能把人口数量的优势转换成经济增长的优势。中国经济最近30多年的发展就印证了这一点。美国过去100年的发展也印证了人口规模优势的重要性，美国利用其世界第一的人力资源优势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如果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于创新和创业，那么富有活力的高素质的年轻人口自然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年龄和能力的关系

众所周知，人的体力在20～30岁达到顶峰，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当然现代文明要求的是脑力而不是体力，那么脑力和年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研究表明，不同的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衰退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见图2-3）。图2-3 不同能力在不同年龄段的表现

资料来源：http：//www.brainhealthhacks.com。

大脑有一些能力能够保持到较大年龄，例如人的语言能力可以保持到50～60岁，另一些能力如数学能力和逻辑能力在中年以后就会衰退，而学习能力和反应速度在26岁以后就会衰退。人的工作能力不光是脑力，还需要经验的积累，所以一般来说，专业人士在30～40岁精力旺盛、思路敏捷，并且有一定的经验，是最富创造力的年龄。

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分析了过去100年最伟大的近300项发明。结果发现有72%的发明是发明家在30～49岁创造的，其中42%的发明是发明家30来岁时创造的（见图2-4）。图2-4 伟大发明与发明家年龄段的关系

资料来源：Age and Great Invention，by Benjamin F.Jones。

研究者还分析了过去100年，诺贝尔奖（物理、化学、医学和经济）的获奖科学家在取得科研突破时的年龄分布。其结果与对发明家的分析类似，这些科学家也是在30来岁的时候，取得了最多的科研成果。其中爱因斯坦在26岁就完成了现代物理学的重大发现。

当然这些都是天才型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我们再来看一下普通专利发明者的生产效率。图2-5是美国专利获得者的年龄分布，可以看出专利生产率在40岁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图2-5 美国专利获得者的年龄分布（1990年）

资料来源：Aggregate Evidence on the Link between Demographics and Productivity，by James Feyrer。

研究者同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新技术的接受和学习能力在40岁以后明显下降。尤其在新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领域，无论是用户、从业人员，还是企业家，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光有科研和创新还不够，还需要创业的企业家。很多科研创新并不适合在大公司的体制下进行。一个大公司如果已经有了一个很赚钱的产品，就不愿意大量投入去研发一个与其竞争的新产品。就像美国最大的实体书店Barnes & Noble不会第一个去做网上书店，而是被亚马逊书店逼得没办法，才会提供网上售书的服务。另外，大公司一般决策保守和缓慢，激励机制往往也趋于吃大锅饭，所以大量科技成果需要由创业型公司去充分实现。美国最大的10家高科技公司，除了IBM之外，都是在过去30年中，由20～40岁的年轻人创办的。这些创业型的企业，能够迅速地把科研成果转换成利润，成长起来以后，又可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加速科技创新，实现良性循环。

相反，如果一个社会老化，不仅年轻人数量少，而且在论资排辈的企业制度中，年轻人得不到发展的空间，社会创新和创业的活动就会大量减少，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制约。老龄化引起的经济创新能力的衰退，就是日本近年来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之一（详见本书第4部分）。年龄和创业的关系

我的朋友圈子里面，大多是三四十多岁的高级白领。最近一轮网络的投资热潮，使很多人自己创业或者加入创业公司。那些创业的朋友一般都是30来岁，40岁是一个分水岭，超过40多岁创业的朋友要少得多。

根据GEM（全球创业观察）的研究报告，25～34岁是创业活动最旺盛的年龄段，而45岁以后创业活动锐减（见图2-6）。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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