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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嵩

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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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石头试读：

《温暖的石头》序

关注张嵩其人其文有十几年了，这和我们之间的交往几乎同步。

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几个文友相聚的宴席上。那时张嵩还在固原工作，他当初留给我的印象是，始终面带微笑，彬彬有礼；酒过三巡之后，则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口若悬河。便感觉此人非同一般，不可小觑。我一向是个寡言的人，唯恐言多必失，尤其在这样的场合，宁肯做一个倾听者。这当然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应该有的自知之明，就像一个在陌生的水域涉水的人，你怎么知道眼前的水到底有多深？明智之举，还是小心为妙，免得露怯后遭人耻笑、贻笑大方。后来方知，此人颇有盛名，不仅是一介官员，同时还是作家、诗人，尤以古体诗、词、赋见长，在宁夏文学界古体诗词研究和创作的这片区域里，成绩斐然，是领了风骚的。说这样的话，不可以空口无凭，有白纸黑字为证，譬如他最近发表在《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上的作品《三月雪中由隆德去泾源过六盘山《四首》《延安文艺座谈会旧址《二首》《灵武赋》等，都是上乘之作，经得起行家里手的仔细推敲和琢磨。

不过，以我陋见，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下，我国传统的古体诗词影响日渐式微，特别是受众趋于萎缩，读者数量很不乐观。那么，作为宁夏唯一的省级文学期刊《朔方》，因为上述原因，对古体诗词是敬而远之、极少登载的。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不尊重，而是实出无奈。其实，前些年的《朔方》主编肖川先生，就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和词家，连张贤亮先生这样的大家，自己偶有诗词悟得，还要请教他呢。张嵩是土生土长的“60后”，与肖川、秦克温、吴淮生等诗家相比，他自然属于晚辈。“雏凤清于老凤声”，张嵩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毅力，诚于对古体诗词勤奋的研习、智慧的思考和凝练的书写，似乎是不经意，就呈现了一副傲世的面貌（他在这方面的头衔，同样多得令人咋舌，不是自己刻意争取的，是相关的学会和协会给予的，而且合情合理，无论怎样，我总是觉得，他这个人骨子里就带着一种“古意悠然”的人生况味。

后来，张嵩奉调宁夏政协机关工作，我们的交往也就方便了许多；在某个时段，甚至很频繁。正是因为他的热情游说（有时候，雄辩滔滔）和积极参与（常常是，古道热肠），《朔方》终于从2011年第10期开始，专意开辟了“古体诗词”栏目，每期两个页码，掌门人则是张嵩，名曰特邀编辑。由于对了他的心思和胃口，他是欣欣然，而乐淘淘的，认真负责，做得风生水起。该栏目连续三年多运行下来，发表古体诗词四百余首，受到社会各界好评。应该说，此举对传播正能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由是，先给张嵩点一个赞！

和张嵩相识的时间不算短，当然，也不是很长。

十年，我以为是朋友相互之间的友情能否延续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时间会淘沥或者消弭一切。十几年过去了，我们还在没有芥蒂地来往着，在如此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里，多少有些不易。为什么呢？正如张居正所言:近来人心不古，好生异议。”张居正是明代人，多少年过去了，当下依然如此，在各种利益的驱动下，照例人心不古啊。非但不古，似乎更甚，而且大多包裹着所谓“后现代”的皮囊，令人眼花缭乱。我们之所以交往至今，大概与相近的年龄、经历，以及相似的性格特点有关，散漫，平淡，低调，随意;彼此相知，重情重义；互不设防，揣着明白装糊涂。若论为人，似乎无可挑剔；若论作文，显然是懒惰了，尤其是我，深感惭愧才是。那么，对张嵩的文学作品，包括散文随笔在内，我读得确实不多，断断续续而已。能够给予较为系统地评论更是谈不上，只能是蜻蜓点水。因此，在这里做个声明，很有必要。以免他责怪我敷衍了事。

之前，张嵩曾经多次坦言，他要整理出百万余字的三部书稿，交出版社出版，言之凿凿。我当初听了，却有点儿不以为然。这样的数量，非同小可。忽一日，张嵩慢条斯理地到我办公室，脸上照例是一副淡然的表情（也包含一丝狡猾），然后将一叠砖头般厚的书稿递给我，即散文随笔集《

温暖的石头

在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尽管作者尚属一介官员，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官场上摸爬滚打，这样的社会角色并没有异化和淹没他作为一个作家和诗人必须具备的道义、德行、良知、情怀和追求。是不是能够这样表白：当写作已然成为我们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每每回首，抑或瞻望，万般感受纠结于心，灵魂备受熬煎，不吐不快，却又一语难尽。“温暖的石头”，本身就包含了这样的寓意，而且意味深长。写作是愉快的；而真正的写作，必然是痛苦的，远远大于愉快。与此同时，要将生活中的种种丰盈和感慨归于写作、形成文字、几无遗憾地呈现给世人，难度之大，其中甘苦，作者自知。

读罢张嵩《温暖的石头》中的诸多篇章，我产生了最初的疑问:他这样的文字，到底是散文还是随笔？或者说，哪一些是散文，那一些是随笔？我这样说，决无贬义。

一般而言，散文是完型，随笔是断片，前者明晰，后者模糊。如果说这样的认知有失偏颇的话，我觉得散文也好，随笔也罢，除过观察、体验、激情、描绘，它们都需要知识的底蕴、哲理的探微、精神的考量，所谓静水深流、峰回路转，甚至剑走偏锋、削铁为泥。于是，对张嵩的散文和随笔，做上述的区分似乎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他这个集子里的诸多篇章，二者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显（“素心结絮”，大概是较为典型的随笔吧，都很精短;“闲言杂陈”，则属杂文了）仿佛相邻的两间屋子，打通了，敞亮了，自然就是一幅融洽的景观。尤其是，其中大量的文字，谈古论今、追思怀念，乃至针砭时弊，但纪实性很强，历史感也很强，故事（典故）、人物（古今名流）、实物（名胜，古迹，文物）、诗词〔唐诗宋词）、场景（历史背景）等，不一而足，比比皆是。替如“访古留韵”里的《

陶之美

厚重的秦长城

实实在在地说，在《温暖的石头》里，我还是偏于喜欢上述例举的类似《陶之美》这样的篇章和文字。为什么呢？就文章本质而言，这里面有一个价值维度的问题。这便是有历史的沉淀，有文化的内涵，有知识的底蕴，有岁月的承载，当然也有情感的抒发。甚至，还有似浓似淡的乡愁。读这样的文字，读者能够多方面受益，能够深度地启迪心智，增加知识的储备。而作者在这种文字的书写中，也亮出了自己的底牌。通俗地讲，作者究竟读了多少书？读的是什么书？消化吸收了多少？做了这样的思考？其实，这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学高为师”，学问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伪饰的东西迟早要被戳穿的。否则，害人害己。

我有这样的感慨和认同，也是多年从事编辑职业形成的。许多散文或者随笔作者在创作中，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总认为散文或者随笔好写，信手拈来，天马行空，“弹指一挥间”，岂不知都是些空洞无物、虚情假意、自我膨胀的标语口号;要么婆婆妈妈、扭捏作态、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且无病呻吟者居多，鸡肋一样食之无味。这样的题材，不是不可以写，关键是怎么写。这种貌似随意的文体，其实是最不藏拙的，往往让作者陷入困境，成为难以摆脱的宿命。以我之见，其要害恰恰在于文字的背后缺乏必须的文化和知识的支撑，那么你的情感呈现必然是苍白的，是无力的。视野太窄，格局太小，说白了，就是小家子气太重。因此，我是支持“文化散文”一说的，尽管“文化散文”也被诟病。

张嵩的散文和随笔，较好地避免了上述的缺陷。不做作，不伪饰，不媚俗，情感真挚，朴素诚恳；最值得称道的是，许多篇章具有密集而广博的文化和知识的信息量，但又不是“掉书袋”式的生吞活剥、食古不化，而是引经据典的同时，结合现实和当下，觉悟地融入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给人启迪;也呈现了他的趣味、智慧、胸怀、气质，以及某种尖锐的、锋芒的东西。张嵩的写作，从一开始就给人这样的印象:基础好，底子厚，功力扎实，文字缜密，想必是深谙我国传统文化之三味的。当然，就性格而言，张嵩是一个谦和的人，低调的人，“偶尔露峥嵘”，反倒显得更加真实、可敬。我赞成这样的说法，作品的表情就是作家的表情。正如古人所云:文如其人。

摘录两段这样的文字，以证〔不是正）视听：

人类在“少年时期”所创造的这一系列陶作品，充满着丰富的幻想，包含着强大的信息，显示着无穷无尽的勃勃生机，自由奔放以及广阔的思维是它最大的特点。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纵观秦汉的一些陶器，不是缩头缩脑，就是四平八稳，充斥着压抑和矛盾，没有生气可言，弥漫着沉沉的暮气，和原始人那种积极向上、生动活泼、洋溢着浪漫情调的陶器相比，则高下判然。今天我们虽然能把陶器制作得更精致更美观，但肯定缺少人在少年时期所具有的那种天真无邪的思维方式所释放出来的神气和灵性。假如原始人能和我们对话的话，他们一定会这样告诉我们，什么是陶器的至真至美，那就是和制作它们的土一样平常，和它们盛装的水一样自然。《陶之美》

在花儿恣意蔓延的西山的左下侧有一个半圆形的深沟，当地人称之为后山沟的地方，厚重的黄土、散乱的石片，都是那么的不经意、不起眼，但它们也是温暖的，尤其是这里的每一块石头，它们的温暖却是发自内心的那种。这些裸露在地面上的或深埋在土层中的石头，它们的温暖其实与绽放的花儿无关，看上去它们是静默的，但它们却经历了漫长岁月的磨砺。有谁能够想象，它们经过了史前与人类相伴狩猎的野蛮时代，经过了与人类刀耕火种的洪荒年月。它们外表平静无语，而它们的内心是温暖的，它们的温暖是保持了三万年的恒温。《温暖的石头》

这就是美文。至少，是我欣赏的美文在经历了繁复之后。

不必我再啰唆什么了。读者自知。

俗话说，灶王爷上天，说的都是好事。

大概是灶王爷偷偷得了人间太多的好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贿赂。这很不好。写评论（包括序言）也是，不能都说赞扬的话，应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张嵩《温暖的石头》，总体是好的，其中多有出色的篇章，以及精彩的段落。就像我特意摘录的这两段，我感觉几无可挑剔之处，严丝合缝，滴水不漏，却像水一样自然地流淌，至真至美，抚慰心灵，的确很温暖。这样的文字和语言，自然是恒温的，生命力也久长。个别的篇章，缺点还较为明显，文学性少了些，语言平铺直叙了些，多少有点儿遗憾。这是我的一家之言，未必正确。有道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实，更高于文学的，是我们的生活态度。

就此打住是为序。温暖的石头

四月的彭阳，桃花灼灼，杏花艳艳，十分的撩人眼目，每一个桃杏枝头都勃发着青春的诗意，生机无限，春光无限。县城所在的灯盏山，山形奇特，占尽“脉气”，更是独得先机，千树万树的花儿，满山遍野，在风中不知温暖了多少游人。在花儿恣意蔓延的西山的左下侧有一个半圆形的深沟，当地人称之为后山沟的地方，厚重的黄土、散乱的石片，都是那么的不经意、不起眼，但它们也是温暖的，尤其是这里的每一块石头，它们的温暖却是发自内心的那种。这些裸露在地面上的或深埋在土层中的石头，它们的温暖其实与绽放的花儿无关，看上去它们是静默的，但它们却经历了漫长岁月的磨砺，有谁能够想象，它们经过了史前与人类相伴狩猎的野蛮时代，经过了与人类刀耕火种的洪荒年月。它们外表平静无语，而它们的内心是温暖的，它们的温暖是保持了3万年的恒温。

是啊，走在这桃红杏白的季节里，漫步在这有着三万年历史的后山沟，在烟雾弥漫的历史面前，一个人的想象力是非常有限的。三万年以前，人类活动的足迹也曾留在这片温润的土地上，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2002年经考古发现，这里是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一发现具有很大的意义，标志着宁夏南部旧石器时期也有远古人类的活动。在宁夏这块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址迄今发掘的只有水洞沟遗址一处，在研究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起源上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宁夏北部，在它被发现80余年后，位于宁夏南端的彭阳县西山脚下后山沟也发现了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被称作“岑儿遗址”。有相同之处的是它们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大致同属于一个地质年代，距今2.7万年至3.2万年。同一个时期，南北两地，生活着两个族群的远古人类，相隔只有数百里，但却是千山万壑、千难万阻，完全地活动在两个世界。他们的栖身之处尽管有着茂密的森林、丰厚的草地、湛蓝的湖泊、成群的猎物，但饥饿疾病、毒蛇猛兽整天包围着他们，甚至自然界的一个小小的动作，比如电闪雷鸣，都足以使他们惊魂不定、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们生活在艰辛、动荡、惊恐、死亡之中，真正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挣扎着活下去，延续着族群的一丝血脉，因为很少有人活过四十岁。每一个人都在为生存战斗着，离开了集体，谁也活不下去。在长期的实践中，人类发明了石器:尖状器、刮削器、石片、石核等，这些自然的造化物，成了人类的朋友和武器，也成了一种力量的象征。在远古人类的执着坚硬的手中，石头散发出了它的热能。钻石取火，驱散了冬的寒冷；削石为箭，射向奔跑的猎物，使人热血沸腾；磨石成珠，戴在每一个人的脖颈，驱邪镇魔，更让人感觉到石头的温暖。这些石头虽然粗糙、冷峻，但它们伴随人类走过了非常漫长的最初岁月，它们是早期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在彭阳，在形似灯盏的灯盏山下的西侧，在这个叫后山沟的地方，曾经是很荒芜的，它的沟畔上面的山坡上是一片杂乱的坟地，以前是很少有人来的。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正是十四五岁年纪，到了暑假无所事事，就常和一群小伙伴们翻山游玩时到后山沟来采摘野杏，沟里沟外跑了个遍，十分的快乐，却丝毫不晓得这荒郊寂静之处在3万年前还是一块“宝地”，当然，没有考古发现谁也不会知道。3万年的变迁是何等的巨大，地理地貌、气候特征完全地不一样了。温润的气候、丰沛的雨水、茂盛的草木、众多的禽兽，已经与现代的文明人无关了，它们过早地消失在了历史深处，让人们望不到它遥远的边缘，失望抑或是忧虑，却是复杂得说不清楚。有了祖先们与自然的不屈抗争，付出了不仅仅是漫长的时间的代价才得以使人类延续到了今天，我们还要继续前进，将人类延续下去，但我们赖以生存的依靠是什么呢？靠石头显然是不行的，更何况新生代的石头都是冰冷的，没有一丝的温暖可言。干燥代替了温润、干旱代替了雨水、干涸代替了河流、干枯代替了草木，干裂的土地只能望着一层层裸露的山岩，做着曾经是一个庞大湖泊遗留下来的旧梦，很是无奈。经过地壳的不断运动，今日的后山沟已上升到了一个裸露的层面，水是没有的，树是很少的，但这里的石头至少还是温暖的。

如果这温暖的石头能给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一点点什么启示，我想就足够了。（原载2010年第十二期《朔方》）陶之美

也许，你不太注意，一只浑身沾满泥土的陶罐或陶杯，因为它们太普通了，在宁夏南部固原市的一些农户家中，你都能看到这样的器物，有的被用来装米，有的被用来盛盐，有的干脆就被弃置在屋檐墙根之下任由风雨侵蚀。这些陶器都是农民们在开垦农田或平田整地时刨挖出来的。在宁南山区，已发现的新石器时期遗址有二百六十余处，几乎遍及每一处山川河道，分布之密集，就像今天大大小小的村落一样。一些遗址距地表只有几十厘米，遗址之上，破碎的陶片俯拾皆是。它们本身或许并没有什么过高的经济价值，更不能和精致华贵的古瓷器相比，因而往往被人所忽略或轻视。其实，这些陶器正是这一地区古老文明和原始时代生产、生活发展进步的佐证，它所包含的历史价值和先民们非凡的创造力、想象力，是现在任何有经济价值的东西都无法比拟和替代的，它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了固原远古历史的辉煌。固原历史之悠久，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那时，人类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他们活动的足迹。丰盛的水草、茂密的丛林、原始的牛羊、成群的鸟兽、温润的气候，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优良的环境。随着时间缓慢地向前推移，人类才一步步地告别了粗糙的打制石器和以采集渔猎为主的穴居时代，在步履蹒跚中进人了“少年时期”，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在固原所处的黄土高原上，孕育出了我国早期的原始农业居民，这也是当地农耕文化的肇始。我们的祖先通过自己的劳动，通过无数次实践探索，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器物：陶器，这种具有革命性的生产、生活资料的产生，不仅标志着当时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也给这片土地上的人类发展与文明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原始人的衣食起居、生活方式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一地区陶器的出现，从时间上看，当属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陶器的制作系手工用泥片贴筑和泥条盘筑的方法，多为夹砂红褐陶或橙黄陶，工艺水平不高，类型简单，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但它显然也受到了同在黄河流域的关中地区其他文化的影响。这从固原店河遗址、海原曹洼遗址、隆德页和子遗址出土的陶器或陶片中就可以得到印证。随着其后彩陶的出现，才将制陶工艺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我在固原博物馆见到过几件彩陶:双耳草叶纹彩陶罐、单耳齿纹彩陶罐、双耳彩陶罐等，颜色都是红黑相间，图纹以网格纹、锯齿纹为主，纹样富于动感，线条流畅自如，彩纹结合完美和谐。尤其是黑彩绘于红陶之上，鲜艳夺目。就拿双耳草叶纹陶罐来说，此罐高23.5厘米，口微敞，长颈、溜肩、鼓腹、小平底，腹中部有对称孔耳，通体施彩，连口唇部位也不放过，腹部施四块近似圆形的树叶图案，写实性很强，不仅体现了艺术的想象，也是对生活的再反映和抽象概括，因而极富感染力，令人百看不厌。另外，隆德县出土有双鱼纹彩陶瓶、波折纹彩陶钵，西吉县出土有双耳圆纹彩陶瓶，海原县出土有双耳彩陶瓮等数十件彩陶器，可见彩陶在固原一带分布也是较广的。值得一提的是，固原北部七营柴梁遗址出土的陶器多以单色红彩竖条纹为主，极有特色，这种陶器的饰纹，若不细心观察，还以为是后人涂上去的红彩线条用来作假。以单色红彩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在黄河上游地区还属首次发现，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在固原新石器时期众多的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彩陶虽不很多（包括稍后的齐家文化陶系），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少量的彩陶艺术品，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固原和黄河流域同一时期其他经济繁荣地区文化上密切联系的不可分性，也使我们在赞叹之余，产生了无尽的遐想和无穷的回味。

但真正能够体现和代表固原灿烂的原始文化的陶系，在一定意义上说，还是公元前1890~公元前1620年出现的齐家文化，保留在这片土地上的很大一部分文化遗存，都属于齐家文化类型，不仅分布面广，而且陶器面世量大，随处都能碰到。这时已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末期，甚至时间已跨进了夏王朝的门槛，我们的祖先仍然平静地生活在原始的村落里，从事着农耕生产，制造着各种纹饰的陶器，用来烧饭盛水、贮藏食物，也制作着数量可观的明器，随葬他们的公共墓地。先民们傍山依水、向阳避风而居，墓地就建在山台之上。尽管岁月的流逝以千年而计，但我们仍然可从固原的店河遗址、铁家沟遗址，彭阳的打石沟遗址、张化遗址等处依稀可辨。尤其是长达十公里的店河遗址中下段的上峡村向阳的山坡面上，暴露着灰层、红烧土和居住面、墓葬区，这里到处都是散乱的陶片，真可谓漫山遍野，难怪整个山坡俗称烂罐洼。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因素，遗址被破坏得较为严重，附近的一些农家多少都有几件陶器。据说以前耕地垦荒挖出来后，认为是墓葬的东西晦气，就地摔碎了事，或是因为偏僻，或是限于财力，遗址没有能够得到保护，叫人惋惜。

齐家文化因1924年在甘肃广河县齐家坪首次发现遗址而得名，分布范围主要是甘肃、青海和宁夏南部，亦即固原一带，这里地域上属陇东黄土高原范畴，文化上同甘肃其他地方一脉相承。不难看出在当时我们祖先生活、劳作的这片土地上，农耕经济在即将进入阶级社会的前夕是相当发达的，这也反映在陶器制作的多样化和陪葬品的数量上，从发掘的一些墓葬看陪葬的陶器多则几十个，少则七八个。陶器中多见大型或较大型器物，这是一个特点，多数敛口卷沿，瘦颈溜肩，鼓腹平底。我见过高达六十多厘米的陶罐，大有鹤立鸡群俯瞰一切之势，脖颈下饰一圈小圆圈纹，如同一串珍珠项链，肩部四面再配以四个对称的突起乳钉，通体以细密的绳纹自底部旋转而上，直达唇沿，即使不常见的底部都饰有斜方格的席纹。制陶的艺术家们真正是具有绝妙想象力的大师，简直把一个红泥陶罐打扮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充满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楚楚可人之态，十分迷人。有的大型陶罐被施以附加堆纹，长长的泥条沿颈部围一圈，再在圈下斜斜地粘上数根泥条直通腹底，看上去如同风吹动着的一条条飘带，潇洒飘逸，静中含动，仿佛临风的少年，凝望着远方若有所思。这些大型陶器的制作，在工艺造型上都有相当的难度，足以看出我们祖先们的聪明才智以及通过艰辛的劳动而获得的想象力、创造力确实是超乎寻常的。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什么地方有优秀的战士和手工业者，他们就一定是优秀的画家和雕塑家。”再看一些体型较小的陶器，它们在制作上更是精美绝伦，极富才气，无处不显露出原始人对美的向往和追求。我见过的几只磨光细质红泥小杯，造型就很奇特，一般都是十多厘米高，敞口直颈，腹部一圈鼓起凸出，而底部很小，但很平稳。凸出部分的半径大致就是杯的整个高度，底部大小相当于杯高的三分之一，这种杯分单耳和双耳两种，肩部都饰有一圈小圆圈纹或弦纹，通体光滑细腻，色泽亮丽鲜艳，娇贵妩媚，仪容可掬，可以说是陶杯中的皇后。置于掌上把玩再三，品味良久，彼时的感觉是难以用语言准确地表述出来的。另有一件橙黄色泥质陶壶，高不过十五厘米，浑身绳纹，看得出在制作陶胚时是一个整体，后用竹片或其他薄器从上部分离出一个盖来，盖上有一拇指长短便于提拿的泥柱，盖与壶之间两面都有划纹，盖时只要对准了两面的划痕，盖与壶就会完全吻合，复成一个整体，不存缝隙。整个陶壶呈不规则的圆形，向右微微倾斜，盖把也稍歪，显得幽默风趣，如同白石老人画中的一件物什，敢看而不敢动，直怕走了它的灵气。这些陶器摆在今人的面前，它对我们心灵的震撼和思想的启迪无疑是巨大的。

人类在“少年时期”所创造的这一系列陶作品，充满着丰富的幻想，包含着强大的信息，显示着无穷无尽的勃勃生机，自由奔放以及广阔的思维空间是它最大的特点。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纵观秦汉的一些陶器，不是缩头缩颈，就是四平八稳，充斥着压抑和矛盾，没有生气可言，弥漫着沉沉的暮气，和原始人那种积极向上、生动活泼，洋溢着浪漫情调的陶器相比，则高下判然。今天我们虽然能把陶器制作得更精致更美观，但肯定缺少人在少年时期所具有的那种天真无邪的思维方式所释放出来的神气与灵性。假如原始人能和我们对话的话，他们一定会这样告诉我们，什么是陶器的至真至美，那就是和制作它们的土一样平常，和它们盛装的水一样自然。

固原古老历史上的这一页辉煌，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财富，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面对瑰丽缤纷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如同面对我们的先人，在他们灼灼的目光注视之下，我们在今天应该更多地做些什么？（原载2014年第六期《朔方》）

永远的陶

在我家的书柜上摆放着几件我数年前收藏的新石器时期的陶器，其器型大小不一，形状各异。从陶质上看，有经过精心打磨的细泥红陶，有夹砂橙黄陶和较少见的灰陶；从形制上看，有罐、碗、豆、鬲、杯等;从纹饰上看则有绳纹、篮纹、弦纹、戳纹、附加堆纹等。常常凝视它们，觉得颇有一种生气并能深深地感染你。这几件出土于固原大地上的陶器，穿越了几千年的时空，带着先民们的气息，仿佛在向后来的人们传达或昭示着什么，令人退思。其中有一件造型生动、娇小玲珑的陶埙，更使人浮想联翩。透过这小小的陶埙，你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在一堆堆燃烧的篝火旁，先民们在埙悠然起伏的音乐声中欢乐舞蹈的情景。他们也许是为狩猎捕获到的一头野牛在欢呼，也许是为捕到更多的鱼儿在庆祝。快乐来自生活，快乐的生活更是源于创造。原始时代的人们在长期与自然抗争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了陶器，也创造了音乐和舞蹈。看似一个小小的埙，一个并不起眼的陶制乐器，它却包含着巨大的进步和文明。其实，从原始社会人类发展的状况看，陶器贯穿于当时巫术、宗教、祭祀、战争、饮食、音乐、舞蹈、墓葬、渔猎、纺织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文化的角度看，陶器不仅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物质资料用品，同时也伴随每一个人出生、成长、婚配、死亡这一个体生命的始终。

在固原这片孕育了悠久历史的古老土地上，每一处向阳避风的山川沟道的台地上几乎都有原始先民们生活留下的遗迹，仅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出土的各类陶器就达数万件，涉及范围之广泛、遗址分布之密集，几乎和现在的村落一样。以时间上划分，这里先后有马家窑文化、菜园文化、齐家文化等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尤以较晚出现的距今四千多年的齐家文化遗存为最多，现已发现二百多处。由于这一时期氏族社会进一步繁荣，农耕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人口也有了较大增加，从而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址较多。这是一笔不可多得宝贵财富。齐家文化的特点是在制陶技术上采用了转速较慢的陶轮来制作陶器，使陶器的产量和种类都有了新的变化。但这种文化的陶器主要以素陶为主，此时曾占据主导地位、辉煌一时的彩陶已是夕阳西下，已不是陶器的主流。

我2003年冬天专程到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参观，为馆内收藏的中华大地上各种文化遗存出土的不同类型的陶器所惊叹。此前我也曾去过甘肃省博物馆和青海省乐都县柳湾墓地（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曾一次出土彩陶两万五千多件，规模之大，世所罕见），我更为这里异彩纷呈、灿烂夺目的彩陶所折服。但我更钟情、更崇敬的是在生我养我的固原这片土地上出土的各种各样的陶器。以最常见的陶罐为例，它们有的高大，气势饱满，浑身遍布细细的盘旋式绳纹，脖颈处粘贴有一圈泥条饰带，看上去如同一个姿态雍容的贵妇佩戴着一条项链；它们有的娇小，空灵可爱，光洁的身上却长着一双大大的“耳朵”，仿佛在聆听着什么……这每一件经过精心制作的陶的器皿，历经数千年岁月的沉睡，一经苏醒，横空出世，面容如新，气质超常，不由你不钟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几千年前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的祖先，他们在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的条件下，用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陶器这一划时代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同华夏大地上其他意义非凡的原始文化一道共同推进了人类的成熟与进步、文明与发展。几千年后的今天，依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变，是原始人所不能够想象的，但我们更应继承前人的勇敢和智慧，创造出更多的物质和文化财富，贡献社会，造福后人。念天地之悠悠，数千年沧桑巨变，原始先民们留给我们的信物，就是他们所创造的那个时代最美、最具人性化的器物——陶。面对这些灵性般的器物，你只能用心去阅读，用心去感受，因为陶是有生命的，它连接着祖先和我们的脉搏一人类心脏的永远的跳动！（原载2005年第八期《朔方》）

青铜时代

陶在历史上辉煌的一页被青铜的手轻轻地翻了过去，由于陶在制作技术上发展到了顶峰，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落。在制陶的基础上人们发现了青铜的冶炼术，青铜时代就像某个约定一样一下子就来到了并迅速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也标志着人类社会由蛮荒阶段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作为女性象征的陶器文化被代表男性的青铜文化所取代。青铜器狰狞跋扈、粗犷豪放、充满张力的图案和纹饰，也逐渐战胜和代替了陶器纤弱秀丽、质朴素雅、细腻工整的纹饰，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阶级社会所尊崇的原则就是强权，所具有的审美标准就是威严。统治者需要、使用的器物与他们严酷、独断的统治方法在内容和形式上应该是一致的。

当然，青铜器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大致可分为礼器、兵器、乐器、生产工具等几大类。而其中最著名的当数礼器，这是统治者进行祭祀、朝会、盟誓等礼仪活动使用的器物，数量很大。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上见到的商代后母戊鼎就属此类。礼器以其独特的形制、精湛的工艺或刻有特殊的铭文而备受人们的青睐。夏商两朝主要活动在今河南、山西等地，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多出土于此。而周朝崛起于陕西周原，它距离我现在生活的地方只有数百里之遥。《诗经小雅丨六月》诗曰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薄伐俨狁，至于

大原

不论是古陶时期的文明，还是青铜时代的文化，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并从中不断地受到启发，这样我们才会在前人的智慧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使人类创造的文明在我们的手上得到更好的传承，得到更大的发展。大原

大原是一个很古老的名称，它确切的位置主要指的是甘肃平凉以北今宁夏固原一带。单从字面上理解，它肯定是一个大而广阔的原野或草场，远古时代的固原的确是这样，这里地势略高于四周，是一个平缓的原地，水源充沛，草木丰茂，适合于人类居住和放牧。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犬戎、彡严狁等族先后游牧并定居于此。那时候的“大原”一定是非常的壮丽：一望无垠的草地像绿色的绒毯平展展地铺开，草地上的河流像一条条丝带缠绕在它柔软的身躯上，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烁烁，现出碎银子一般的光亮，辽远而静谧；各种各样的野花在自由地舒放，它们是草地上的公主，因为它们是最美丽的;成群的牛羊在悠闲地享受着永远都吃不完的美味；飞舞的蝴蝶在花丛中尽情地展露着它们五彩斑斓的身姿，一切都那么生动，一切都那么鲜活。我想，谁都不会否认，自然的原生态的美才是人间真正的美。这真是一块“逐水草而居”的好地方。日渐强大的犬戎经常侵扰周的边界，周天子忍无可忍，“穆王西征犬戎，获其五王，王遂迁戎于大原见《后汉书，西羌传》）。周穆王将犬戎逐出了周的疆域，把它安置在了大原，犬戎因祸得福，在大原这块肥美的土地上得以休养生息。后来在大原崛起的猃狁也不断地侵袭周的领土，他的先祖也许就是犬戎，但他没有他的先祖幸运，最终被周宣王派大将尹吉甫打败，大原也被正式纳入了周的版图，猃狁从此失去了对这块土地的主宰权，成为周的臣民。此后，历东周、战国，经先秦、两汉，大原也以各种名称在历史中出现过，但这里始终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汇融合处，其文明进步的程度显然朝前迈进了一大步。周宣王征服大原猃狁族的辉煌过程以诗的形式在《诗经，小雅，六月》中有明确的记载，这也许是周人为了炫耀自己武力征服弱小民族所取得的战绩，但却使“大原”一名最早见诸史籍，也使今天的固原得以在历史上扬名。《诗经》中关涉固原及征伐俨狁的诗歌有三首，全出自“小雅”:《六月》《采薇》《出车》。其中《六月》比较全面地记录了周的大将尹吉甫从备战、出征、取胜到获得荣耀的全景式过程，这是一首有景有物、有声有色、夹叙夹议的优美叙事诗。诗曰：

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

薄伐俨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整个诗有六段，这只是其中的一段，也是最精彩的一段。每一辆高大的战车都由四匹健壮的雄马拉着，上面载着全身戎装的战士在大原平阔的大地上驰骋，严整威武的王师怀着勇于赴敌的无畏精神和对国家的一种责任，最终征服了外族的入侵，文武兼备的指挥官尹吉甫名声大振，也由此被万邦取法瞻仰。这是发生在固原这块土地上远古时代的一场战争，其结果是加速了当地文明的进程，这对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是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原载2008年第五期《六盘山》）厚重的秦长城

登上固原市区北面的明庄梁，这里地势较高，向南可以俯瞰固原新区，一座座醒目的崭新建筑尽收眼底，令人振奋。向西望去，宽阔的原野上静卧着一条不见首尾的“长龙”，若隐若现，又如黄色的大地上隆起的脊梁，由西而来，蜿蜒起伏，向东而去，气势夺人，这就是著名的战国秦长城。历经了两千多年风雨岁月的侵蚀，古老的长城已没有了昔日的雄风，也丧失了防御外敌的作用，它见证着一段腥风血雨的历史大于它的存在。它的一头连接着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代，它的另一头延伸到了现代，站在颓圮的长城之上，举目望去，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会向你袭来，让你有种饱经沧桑的感觉。

长城是古代最主要的防御工事，在春秋战国的时代，几乎每个国家都修筑长城，以抗御外族的入侵和掠夺，此后千百年而不绝，到明代还前后修筑达十八次之多，古代的“边墙”，就成了今天的万里长城。固原在战国时期是古西戎族的义渠、乌氏戎聚居的地方，秦的统治者先后与这里的少数民族进行了数百年的战争，直到秦昭襄王时《272—251年）固原才被纳人了秦的版图，秦昭襄王于是在固原北面“筑长城以拒胡”。后来的史学家常常讲固原在历史上处于中原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汇点上，恐怕这就是出处。秦长城西起甘肃临洮洮河东岸，东北至内蒙古包头西北，穿过固原的这一段秦长城是由甘肃静宁县进人西吉县，经原州区东行至彭阳县，东北出境到甘肃镇原县，在固原境内长约两百公里。秦长城在固原的历史上发生了许多的事件，演绎出了许多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件不可不叙。

一件是1935年10月红军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突破西兰公路上静宁、平凉、固原之间的敌军防线，一路沿小水沟，越牛头山口，于10月7日一鼓作气登上了红军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一六盘山。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登临山峰，举目远眺，饱览了六盘山的雄姿。10月的六盘山，正值深秋，天高云淡，雁声阵阵，满山苍松，挺拔遒劲。毛泽东同志满怀北上抗日的革命激情，面对郁郁葱葱的崇山峻岭，寄景抒情，构思了气贯长虹、名垂青史的《清平乐，六盘山》这一光辉的词篇，后在陕北瓦窑堡写成该词初稿。毛泽东这首词中画龙点睛之句是“不到长城非好汉”，这里的长城实指的就是固原的秦长城。1935年9月下旬红军由甘肃进人宁夏，前后在固原境内约五天时间，红军每天都由西向东沿战国秦长城行军。面对盘亘起伏的古老长城，红军即将到达陕北，毛泽东同志触景生情，向红军将士发出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号令，同时也抒发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团结奋进的长城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长征精神。“长城”在这里借指的是陕北，即不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不推翻闻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就不是英雄“好汉”。从更深层次上来看，“长城”更是借指“烽火连三月”的抗日前线，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经过千难万阻北上就是要开赴抗日前线，拯救民族危亡。自古以来，长城的巨大作用就是抵御外族入侵，并且已成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象征，昭示着中华民族团结拼搏、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万里长城永不到，红军就是一道横亘在敌人面前的不可逾越的钢铁长城，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好汉”。秦长城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也丰富了全新的内容，为固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另一件却带有悲情的色彩，让人感泣。我们都知道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它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也有着太多的出处，但在彭阳县的秦长城脚下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听起来似乎更为真实，真得是那样的巧合、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在故事流传的地方，有三个地名就让你惊诧，一个是孟塬，一个是姜洼，以孟姜两姓为名的，一个是万寨子，孟姜女的夫姓家，这三个地方离得不远。据当地人讲，“姜孟两家是邻居，姜家种的葫芦的果实，后来结到孟家的院子里，孟姜女是两家将葫芦一分为二分时里面生出来的奇女子”。还有一首在当地广为流传的民歌《孟姜女探夫》，歌中唱道“正月里探夫是新春，家家户户点红灯，人家夫妻团圆住，孟姜女丈夫造长城……三月里探夫是清明，家家户户祭祖坟，人家祖坟飘白纸，万家的祖坟冷清清……十月里探夫小阳春，想起我夫泪淋淋，心中只把秦皇恨，强迫我夫造长城。冬月探夫雪花飘，一心要把夫君找，长城天气多寒冷，我夫无衣命难熬。腊月探夫过年忙，家家户户喜洋洋，看看新春佳节到，孟姜女两眼泪汪汪。”不管怎么说，在彭阳县境内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由来已久，广为传诵，这与秦长城从这里穿过是密不可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修筑长城、征召民夫，致使夫妻离别、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况，也说明了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残酷无情。偶然也罢，巧合也罢，我想，只要有长城的地方，孟姜女哭长城的事情就一定存在，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内容注定都是一样的。哭就是反抗，哭就是对统治者的不满，哭倒了长城也许就是孟姜女们众多的同情者的最大愿望，也是弱者的一种无奈。

无论如何，秦长城是厚重的，它承载着一种不屈的顽强精神，它也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虽然包含有悲剧的成分，但它伟大的历史意义却是十分明显的，它更是今天仍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一种骄傲和象征。（原载2010年第十二期《朔方》）

天圆地方之间

中国的古代货币自秦始皇一统天下，使用的就是“天圆地方”形制的货币，即方孔圆钱。古代货币，除去一些贵金属货币或极少数其他形制的外，就是我们常见常说的麻钱子，你可别小看这麻钱子，它里面却包含着大文章，有说不尽的知识，讲不完的故事。

在上至东周，下到民国初年的数千年间，历代王朝都流通和使用着金属货币，而以造型简单、轻巧耐用的方孔圆钱为代表的金属货币，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为这种外圆内方的制作形态，体现了我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象征着君临万方、皇权至上的思想，外圆代表天命，内方表示皇权，它所包含着的特殊的政治、经济甚至意识形态的意义，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而它也是东方货币的典型代表。今天古钱币早已退出了流通，但在它小小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历史上朝代更替、国家兴亡和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些记录，又可以获得有关当时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科技等方面的知丨只。从这个认识意义上看，它小小的形体却是一块巨大的社会化石，已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记得在我少年的时代，麻钱子是经常见到的，在固原农村里几乎家家都有，我常和小伙伴们用麻钱子玩“丢窝”的游戏，女孩子则用它做鸡毛毽子踢着玩耍。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拿着铁锨去一座废弃的老城里挖麻钱子，竟然在乱土堆中还翻拣出了数枚，足见其存世量之多。那时人们挖出麻钱子大多都交到了收购站又送到工厂被熔化掉了，其中肯定不乏珍品，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了，只能令人抱憾。当时时代的政治、人文环境就是那个样子，加之位于宁夏南部的固原地处偏僻，没有钱币方面的人才，因此根本谈不上甄别、收集和保护。远的不说，在20世纪40年代初，上海就出版过钱币学家丁福保编著的《古钱大辞典》《历代古钱图说》两本专著，收录历代钱币拓片数千幅，并有标价。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南方，钱币收藏名家辈出，著述颇丰，钱币收藏、观摩、交流活动也很活跃，这些收藏活动，为我们今天留下了无数珍品，成为祖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份瑰宝。相形之下，我们地处遥远的大西北已经十分落后了，即便是在今天，古钱币的收集保护也不甚理想，导致了本地出土的古钱币还在不断流失。固原土地上这些历史给予我们的馈赠之物，每一枚都与当地的历史文化相关联，它的流失，也就是我们这个区域历史文化的流失，怎能不叫人心痛？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固原会有这么多的古钱币留存于此？那就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古老的历史中去，寻找沧桑岁月的足迹。

先秦时期，固原所处的六盘山一带就属秦地，秦惠文王最早铸行的货币“半两”“两留”等，在固原、彭阳等地就有发现，这种行笔粗放，且不甚规范的古钱，钱体凸起、似圆非圆，显得苍莽古拙，是先秦时期留存在这里较早的金属货币。秦统一货制后，仍然铸行“半两”，但更加规范，制作精好，钱文系用小篆书写，遒劲挺拔，美观大方，一般直径都在3.2厘米以上，重约8克。两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通，固原成为其东段北道必经之地，交通的便利，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西汉早期铸行的“半两”及汉武帝之后开始改铸的以后竟延续了700多年的“五铢”钱，至今随处可见，尤其是品类繁多的“五铢”钱存世数量很大，动辄出土千枚万枚，其中珍异之品常有所闻。我在彭阳县曾见过一枚玉质“五蛛”，系手工刻凿而成，玉质光滑细腻，当属佩钱，象征着富贵。在固原一带出土的汉代钱币中，王莽新政时期的铸币占相当大的数量。其时王莽弄权，币制紊乱，铸行的货币繁杂，达十几种。1992年固原西郊出土一个窖藏，几乎全是“莽币”，被当地人称之为“钱钞”的“货布”就有千枚之多，“货泉”竟多达万枚，另有“布泉”、“小泉直一”“大泉五十”“大布黄千”数百枚不等。这些古币铸工精美，文字隽秀，皆为上乘之品。单就“货布”来说，式样独特’如同一直立的人形，生气盎然，其钱文是悬针篆，币文最长笔画达30毫米以上，宽度则不过0.3毫米，看上去细若游丝，却生动流畅，铸造工艺之高，后人难以企及，难怪乎世称王莽为中国古代第一铸钱高手。彭阳县古城汉墓曾出土较为稀有的“莽币”广一刀平五千”亦称金错刀）、“契刀五百”十数枚，个个完整如新，这些奇异的珍稀之品，形制优美，超乎常规，与众截然不同，使人见了确实有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之感受。王莽新政短短几年，四次改革币制，朝令夕改，废旧用新，造成“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社会矛盾迅速激化，终于导致了其政权的覆灭。而其铸的钱却精美绝伦，深受历代泉家青睐，不能不说这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汉以后的历朝历代，固原作为重要的边陲重镇之地，连年不断的战争，被掠夺的财富或供驻军给养的兵饷，流落下来的很多，间或经济的发展、边贸的往来也有大量的钱币遗世。唐钱“开元通宝”、宋钱、清钱（元、明多发行纸钞，铜钱铸量较小）数不胜数。20世纪80年代末在固原城中一次出土的北周钱币“永通万国”精品就有一百多枚，现在这种钱币已成稀罕之物。北周铸有“布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三种货币，统称“北周三钱”，钱文用玉箸篆，书体刚柔相济，颇具韵味，其铸工之精美，在当时已达巅峰状态。“北周三钱”在固原一带出土频繁且数量较多，这与北朝时期固原就是北周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和军事重镇分不开的。现已被列人中国古泉50名珍的钱币，如南朝“永光”、五代前蜀“永平元宝”、后蜀“大蜀通宝”、南汉“乾亨通宝”等在固原都有出土，我也有幸目睹了其中的一些实物。这些被湮没了上千年的珍贵之物，重见天日，又被人们玩于掌股之间，而随着时事变迁、人物变化，其命运不知又将如何，不免使人感叹。固原在历史上也是宋与西夏交界对峙的地方，时有战争，时有交往，故西夏钱币在这里也多有窖藏发现。固原头营镇、海原李旺乡曾出土有西夏“屋驮文”钱币。西吉红耀乡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土的一批西夏铜钱，其中有一枚西夏“元德通宝”，十分罕见，国内仅存数枚，现存于被誉为“华夏钱币收藏第一县”的西吉钱币博物馆，供人们观赏。西夏钱币铸工精整，不亚于宋钱。其经济最繁荣时期铸行的“天盛元宝”，出土量最多，余者十余种钱币很稀有或绝少，偶尔见于北方的内蒙古及陕西、甘肃等地，这与疆域的局限性有很大关系，今天所见到的西夏钱币“元德重宝”“大德元宝”等等无一不是伪品。出土量很少的西夏钱币，现已成为研究这个神秘王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种重要实物资料。

说到古钱币的保护，西吉县文管所尽了最大的努力，1996年在西吉建成了宁夏第一家钱币博物馆，共收藏展出历代钱币三千余种，琳琅满目，使人目不暇接，若徜徉于其中，仿佛时光回到了过去，便有历史的烟云依稀浮现于眼前。你可以从一枚枚锈迹斑斑的古钱币身上，联想到改朝换代的血腥、刀光剑影的厮杀、巧取豪夺的卑劣、军阀割据的残暴;也可以了解到古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痕迹，历朝军事智勇相克的一些谋略;更可以从中领略到包含在古钱币中的美学、艺术的享受和民间习俗风情。特别是书写在古钱币上的文字，真、草、隶、篆，各臻其妙，另有少数民族文字西夏文（屋驮文）、八思巴文、满文，更是不拘一格、争奇斗妍，其间不乏艺术水准很高的杰作，如唐初书法家欧阳询制词并书写的“幵元通宝”，隶书文字端庄凝重，结构妥帖，开创了我国钱币以“元宝”和“通宝”相称的先河，成为后世制钱的楷模。北宋徽宗皇帝赵佶把独创的瘦金体也用于钱文，御书“大观通宝”“祟宁通宝”，铁画银钩，飘逸劲挺，为古今一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祖国五千多年文明的灿烂长河中，固原的历史是古老而漫长的，历史积淀下来的历代精美之品灿若星辰，各具特色，是固原古代政治、经济、人文、地理最逼真、最直接的实证。也许，很多精致稀贵的物品能留存至今与固原近代开发较迟有很大的关系，但也使这些历史的馈赠之物避免了更早地遭到掠夺和破坏。这虽是一种幸运，同样也蕴藏着不少危机，近一二十年来出土的珍贵古钱币大量外流，就说明了这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固原民族师范出土一批唐“乾元重宝”连体钱，都是未经锉磨的毛坯，其体形独特在国内独一无二，而其十之八九已流入外地，使我们痛失了研究当时可能在固原设立钱监铸币的珍贵实物资料。

不论怎样，古钱币是历史播洒在固原这片土地上的尤物，是其共性特征寓于个性之中在固原的历史再现，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越来越少。不管妥当与否，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古钱币鲜明的个性所包含的综合的历史价值，就是固原这片古老而炙热的土地上文明人格的物化及其真实反映。（原载2014年第六期《朔方》）

西海固与古钱币

近几年来，在固原县城附近和西吉县的硝河、偏城出土的文物中就有商、周时期的贝币，这是当时人们相互交换商品的一种媒介物，说明当时这里的经济已有了一定水平的发展。

先秦时期，六盘山一带隶属于秦地。秦惠文王铸行的货币“半两”“两留”，似圆非圆这种不甚规范的货币，在固原、彭阳等地时有发现。战国秦长城的修筑，使固原成为秦王朝的北部边关和拒胡重地，常年有重兵把关。修筑长城的劳务费用和驻守边关的军饷大量遗存了下来。我们现在见到的宽度在3.2厘米以上的秦半两，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唐、宋和西夏时期也是“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时期之一，地处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汇点上的西海固地区，同时也是宋与西夏交界对峙的地方，战争的间隙，双方都设有榷场以增大贸易。西夏需要北宋的铜、铁，而北宋需要西夏养育的战马。唐代“丝绸之路”上往来的西域商人和宋与西夏的边境贸易，也为西海固留下了种类繁多的古钱币。

西夏建国之后，为了扩大地盘和掠夺财富，与北宋在西海固一带经常进行战争，连年的战争使数量可观的军饷随着将士出战也流落到了西海固地区。已发现的众多宋代窖藏中也夹杂着许多西夏钱币，其中更有珍稀之品，西吉县红耀乡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土的一个宋钱窖藏中就有一枚西夏“元德通宝”小平钱，较为罕见，据有关资料介绍，现在国内存数不过十枚。

在西海固还发现了宋朝铸造的大量铁钱，说明北宋后期因为战争，国力减弱，已没有更多的铜来制造钱币，只好用铁钱来支付军饷。遗存至今的大量的锈迹斑斑的铁钱，已成为北宋当时国力衰退的实物写照。

元明时期，固原一带是边关要隘、军事重镇，经济相对繁荣，但由于元明两朝多发行纸钞，因而铜钱遗留下来的不多。到了近代，清朝钱币和民国银元、铜币存世量较大，在西海固地区随处可见。

红军长征经过西海固地区并在西吉县将台堡胜利会师，西海固地区也留下了苏维埃政权发行的货币。

虽说西海固的钱币收藏保护在海内外钱币收藏界出了名，但文管部门由于资金等方面的原因，现在收集和保护的古钱币仅仅是其中非常少的一部分，而大量的古钱币已经或正在流失。

1990年，固原县城小南市巷一次出土北周“永通万国”精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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