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编委会
出版社：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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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具影响性的文坛巨匠(4)试读：
毕加索
美术天才
1881年10月25日，在西班牙美丽的海滨城市马拉加恬静的夜晚，一个小天使诞生了。
几天后，按照老规矩，这个婴孩被带到教堂洗礼，有了自己的姓名：帕布罗·路易斯·毕加索。这个名字随着它的主人一起成长，直到获得早期的声誉。后来，它就被简化成“毕加索”。
小毕加索天生聪颖。4岁时，他就会用纸剪出一些稚气的花草动物图案，借着光线把它们投影到雪白的墙壁上，来回晃动它们，像表演中国的皮影戏一样，逗得家人相视而笑。
那时，小毕加索的父亲是一位美术学校的教师，还兼着马拉加市博物馆的工作。他在馆内安置了一间画室，工余时就在这里进行绘画创作，或是修复一些展品。
小毕加索刚刚学会走路，父亲便把他带到了这间画室。年幼的毕加索对画室里的一切都感到那么的新鲜，他总是瞪着大眼睛东瞧瞧、西看看。五颜六色的油彩、长短不一的画笔、斑斑点点的调色板，还有那些画布、画框、画架……哈！真是琳琅满目。他还悄悄地用小手东摸摸、西碰碰，父亲并不去理会他。
有时，他也会安静地瞪着眼睛看父亲作画，或者暗暗地模仿父亲作画时的姿态。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渐渐地，小毕加索也拿起了画笔，铺上一张纸，坐在那里画画了。
再长大一点，他开始懂得聆听父亲的谆谆教诲，并注意到父亲画布上的内容了。
等毕加索长大了一些后，父亲唐霍塞将心爱的儿子送进马拉加最好的学校学习，希望他能认真读书。可是，小毕加索常常无心学习，逃学逃课简直是他的家常便饭。无奈，唐霍塞只好每天早上都亲自把他送到学校门口。
毕加索一到学校，只能垂头丧气地捧着心爱的鸽子走进教室。对他来说，教室就像鸟笼子一样束缚着他，他多么渴望自己能像鸽子一样飞向无边无际的蓝天！没有办法逃学，他干脆不写作业，他的作业本上只有各种各样的画。
终于有一天，毕加索实在无法忍受枯燥的学校生活了，他向父亲提出：“带着油筒和油笔进学校。”
看着儿子倔强坚定的表情，慈爱的父亲也不忍压抑他的才情和天赋，于是答应了他的要求。
就这样，毕加索在宽厚的父爱下成长着。一天傍晚，父亲唐霍塞给毕加索安排了一次画鸽子的作业，然后便独自一人出门散步。此时的他，由于种种原因，正处于心潮的低谷期。那天的林阴道上，清幽的景色渐渐驱淡了他心头的愁云。
回到家里，唐霍塞看到儿子的作业早已完成，一只鸽子画得栩栩如生，而那个脚趾更显露出毕加索不俗的功底和领悟能力。
唐霍塞被儿子的天赋震惊了，他心头的阴云顿时一扫而光，希望的火花刹那间照亮了他的心扉，他郑重地把自己的全套“衣钵”：调色板、画笔和颜料都交给了毕加索。
毕加索14岁那年，他8岁的妹妹康塞普西得了重病。
毕加索暗暗地向上帝许下一个心愿：如果上帝能够拯救康塞普西的生命，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绘画才能，永不提笔作画。可是，他虔诚的祈求没能够挽回妹妹的生命，毕加索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他由此更加坚定自己作画的道路，他把自己比作一只苍鹰，要么奋翔云天，要么坠地折颈。
妹妹死后不久，父亲的工作转移到了巴塞罗那美术学校。为了让儿子受到更专业的训练，父亲唐霍塞把毕加索也带到了这里。
10月份的一天，毕加索跟着父亲来到巴塞罗那美术学校。他的腋下夹着几幅人物画，它们将决定他是否有资格入校学习。
巴塞罗那美术学校的校长安东尼奥·恰巴是一位优秀的人物像画家，他从毕加索手中接过这些画，以专业的眼光仔细地审视着。他看完画后，决定接受毕加索入校学习。
然而，开学不到几天，唐霍塞就发现毕加索总是心不在焉，于是，便查找原因，原来毕加索不想上枯燥死板的初级班。
唐霍塞立刻找到校长，把儿子的情况告诉他，校长恰巴知道毕加索的水平，于是批准他参加“古代美术、实物写生和绘描”的插班考试。
老师们考虑到毕加索年纪小，就给他布置了一些考题，让他在一个月之内完成。没想到第二天，毕加索就捧着厚厚的一叠素描来交卷，老师们被吓了一跳。
他们仔细翻阅着这些素描作品，发现毕加索用朴实而夸张的手法描绘的人体精彩生动、真实准确，老师们不得不惊叹：这个天才真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把这些作品盖上校印，保存在学校里，一直到现在。
就这样，毕加索在巴塞罗那美术学校接受着专业的教育和训练。在这里，他的才华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然而，中规中矩的学院生活，与他张扬的个性也发生了一些摩擦和碰撞。
作为美术学校的学生，临摹前人的名作是他们的必修课，可是毕加索却越来越讨厌这种纯粹的摹仿，因为这束缚了他的思维，剥夺了他进行创作的权利。《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是巴塞罗那美术学校历届学生们必须临摹的一件作品，毕加索实在是厌倦了这种机械的操作，他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和反抗。
他将原作的大部分临摹得如出一辙，但是却将人物的面部作了很大的改变，当老师把他的作品和原作进行比较时，这种面部的差异就显得十分明显和可笑。毕加索用这种善意的玩笑嘲弄着古板的学院式教育方法，显示出自己不羁的性格和横溢的创作才华。
1896年4月，毕加索的《第一次圣餐》在巴塞罗那全市美术展览会的第一展室展出，标价1500比塞塔。5月15日的《巴塞罗那日报》上的一篇评述称赞他的作品“人物富于感情，线条明快”。
有了这一次的经验和积累，毕加索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和心理，开始画那幅酝酿已久的《科学与仁慈》。《科学与仁慈》是毕加索与唐霍塞共同商量的题材。唐霍塞十分重视这幅画，他亲自给儿子当模特儿——坐在病人床边的医生。
在创作这幅作品时，毕加索用的仍然是传统的学院派的画法，将人物的动作、神态描摹得惟妙惟肖。但是，在色彩上他借鉴了当时流行的印象派的手法，这个流派注重于抓住自然景物在一瞬间留下的光与影的印象。毕加索注重色彩的搭配，用黑色、棕色来表现悲惨、忧郁的气氛，同时又采用了紫红、黄绿等颜色，摆脱了萎靡之气，使整个画面的色彩显得稳重大方、鲜活明快。这幅作品充分地显示出毕加索过人的创作才华和成熟的绘画技巧。《科学与仁慈》在1897年的全国美展上获得称赞，又在马拉加市的全省美展上独占鳌头，一举捧走金像奖。这幅作品的成功，给毕加索带来了荣耀和声誉。
此时，如果毕加索满足于现状，注重荣誉和声望，那么他一定会成功。如果他按照前辈们的指引走下去，他肯定会成为一位有名望的画家，但是毕加索没有那样做，他想追求他自己的梦想，他想要创新，不受旧画派的影响，独创自己的风格。
历经坎坷
毕加索想要学习更多更新的东西，于是，他离开了巴塞罗那。在叔父的资助下，他来到首都马德里，顺利地就读于圣费尔纳多皇家学院。毕加索常常不去上课，总是整天整天地泡在普拉多美术馆。到了后来，他干脆成天在大街上写生，看到什么画什么，什么新奇画什么，他的足迹遍布了马德里市的每个角落。
毕加索的情况传到了叔父的耳中，叔父听说毕加索天天逃学，心里十分不快，于是，中断了对毕加索的接济。
失去了叔父的资助，毕加索的生活顿时陷入了困境，为了创作，他只能把一张画纸做几张用，重叠地画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拮据的生活让毕加索饥寒交迫，猩红热病迫使他回到巴塞罗那的父母身边。
父亲看到穷困潦倒的儿子狼狈地回来，心里又失望又生气，他对儿子的做法感到失望，因此也对毕加索明显的冷淡了。这个时候，母亲洛佩斯给了毕加索极大的支持。
母亲对他说，她相信自己的儿子，做什么一定能做好。母亲的话鼓舞了毕加索的斗志，从那之后，他把作品上的署名正式改为母亲的姓——毕加索（picasso）。
1900年，毕加索来到向往已久的巴黎。在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乞丐和富翁都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角色的转换。毕加索在这里接触了各种艺术流派，交结了许多艺术家朋友，潜心学习和吸收前辈艺术大师们的新风格，当然，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
毕加索在巴黎举办了几次画展，那时而粗犷奔放、时而细腻老练的艺术技巧得到了广泛的好评，人们时而点头，时而摇头，都对画的风格做了点评。但好评居多。可是他的画却一幅都没有卖出去，使得窘迫的生活每况愈下。
1902年，毕加索第3次来到巴黎，他与好朋友耶科和沙巴泰住在一起。那时候的日子可真穷啊！年轻的画家们为了能弄到几个安慰辘辘饥肠的法郎，常常要抱着一捆画跑遍了所有的画店，可有时一张画也卖不出去。
不久之后，毕加索的作品在一次画展中展出，他的作品中流露出的“虚无和绝望”的气息引起了著名画家高更的挚友查尔斯·莫里斯的注意。莫里斯在《法兰西信使》杂志中写道：“他像一个年轻的神，想要重新创造世界，但他只是一个忧郁的神……他的世界并不比麻风病人的病房更适合居住，他的画本身也是病魔缠身，难道命运只让这个令人恐惧的早熟孩子创作反映生活消极面的杰作，让他表现他比任何人都深受其害的病魔吗？”
这篇文章打动了毕加索，他感到这陌生人好像透视到了他的心灵，理解他的情感。于是他去拜访莫里斯，希望他能帮助自己解决心中的“病”。
莫里斯对毕加索的造访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他看出这个腼腆的年轻人身上蕴含着过人的天赋和深刻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他对生活有着真切的体验和感受。他向毕加索推荐了高更的游记《诺阿》，高更那种纯朴的乐观主义精神对此时的毕加索来说，确实是一种激励和鼓舞，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
1900年到1904年期间，毕加索的作品充斥着忧郁苍茫的蓝色，人们把这段时间称为“蓝色时期”。
1903年，毕加索在巴塞罗那创造出“蓝色时期”最优秀的作品——《生活》。这幅作品上共有7个人物，左侧是一对裸体的男女，象征着放纵的爱情，男人的手指指向右方，女人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画面的右边是一位怀抱婴儿的母亲，她注视着左侧的男女，神色凄楚，隐隐流露出责备之意，好像在抱怨沉浸于欢爱中的男女不懂得生活的艰辛。画面的背景是两幅素描，上面一幅，女人窝在一个男人的怀里，下面一幅，女人则是孤单地缩成一团。毕加索用这两幅素描暗示着，相依为命的日子毕竟是短暂的，人最终要独立，面对生活，要自强自立。
1904年，毕加索迁居到巴黎蒙马特尔山附近的一栋房屋。这座房子的顶层与地面平行，人们必须穿过甲板、沿着黑暗的楼梯与过道走下去才能进入房间。远远看去，它就像一条停泊在塞纳河上的洗衣船，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便把它称为“洗衣船大楼”。然而，就在这栋破旧不堪的房子里，毕加索经历了“粉红色的奇遇”。从此，他的生活和创作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下午，晴朗的天空突然间乌云密布，雷声轰鸣。不一会儿，豆大的雨点噼哩叭啦地砸下来，整个世界被一片雨水和雾气所笼罩着。正在画室作画的毕加索看到窗外有一只小猫被雨水冲得晕头转向，蜷成一团伏在地上瑟瑟发抖。毕加索不忍心看见小猫被困在大雨里，于是放下手中的画笔，冲进雨中，把可怜的小家伙抱在怀里。
正当毕加索把小猫抱到门廊里时，他听到了一个温柔而清脆的声音：“这只小猫真可爱！”
毕加索循声望去，他看见了一个美丽的姑娘，她浑身被淋得湿透，紧贴在身上的衣服勾勒出迷人的曲线，一双大眼睛亮得令人窒息。
毕加索被这位姑娘的美貌惊呆了，很快，他做出了令姑娘心动的反应：他把小猫塞在她的怀里。
毕加索黑亮的眼睛和执拗的神情吸引了姑娘，毕加索请姑娘去他的画室小坐。她答应了他的邀请，来到他的画室小坐。很快，毕加索内心炽热的火焰，像无法抗拒的磁石一样，使他们俩越走越近，这位姑娘就是费尔南多·奥利维埃——毕加索的第一位情人。
费尔南多出生于工人家庭，她善于料理家务，从来不因毕加索的贫困和他的一大堆穷朋友的喧闹而抱怨责怪。
费尔南多的天生丽质和宽厚、开朗的性格，使毕加索忘记了许多生活的烦忧。在她面前，毕加索的诗人气质和孩子气得到充分的舒展，他的创作风格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在这段时期内，他的关注点同样是立足于表现社会底层的穷人生活，但是画面上忧郁浓重的蓝色逐渐减少，增加了亮丽的粉红色和玫瑰色，使整个色调由沉重转向柔和。此外，人物形象的处理也更加到位。后来，人们把毕加索的这一段创作时段称为“粉红色时期”。
爱情的力量使毕加索看到了生活的希望，那一抹一抹明丽的粉红色就像黎明时分的曙光，预示着即将升起光芒万丈的太阳。他的创作热情也日渐高涨。
1904年底，毕加索结识了一位终生的挚友——法国现代文学的先驱阿波利奈尔。
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在第一次见面时，就被对方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深刻的思想见地深深吸引，并不由自主地对对方专攻的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几天后，阿波利奈尔为毕加索写了平生第一篇艺术评论。从此，他成为理解和支持毕加索艺术创作的忠实朋友。
1905年秋季的一天，毕加索来到画商克洛维斯萨戈家里，因为有人来看他的一幅画——《挎花篮的青年少女》。
一进门毕加索就看见一对男女坐在客厅里，男人的头发谢了顶，戴着一幅金边眼镜，而女子身材较矮，体格健壮，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整个面部看起来柔和动人。原来，这是斯坦因姐弟盖图德·斯坦因和列奥·斯坦因。
凭着多年的人物画像经验，毕加索对盖图德的外貌很感兴趣。
在列奥的再三劝说下，盖图德终于答应原封不动地买下这幅作品，并将它挂在自己的卧室里。而毕加索也如愿以偿地邀请到她作自己的模特儿。
盖图德来到“洗衣船大楼”的画室里，她上下打量着这个破旧而拥挤的居所，没有发出任何评论，只是安静地坐在凳子上，聪慧的目光凝视着正在认真做准备的毕加索。
毕加索的黑眼睛注视着盖图德，画笔在画布上迅速地涂抹，不一会儿，盖图德真切动人的神态在画板上若隐若现。特地赶来观看的朋友们纷纷拍手叫绝。
毕加索看看盖图德，又看看画像，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摇头说：“不行。”
就这样，毕加索把这件事搁置起来，他不再请盖图德来画室，而是径直去了西班牙，一去就是几个月。
1906年秋天，毕加索从西班牙回到巴黎。一天，他突然灵感迸发，他没有叫盖图德，只是一个人静静地呆在画室里，很快地把画像画好。顾不上其他，毕加索就去了盖图德家。
毕加索把画像送给盖图德，盖图德仔细地看着，她心中又惊又喜，激动得要流泪。通过这幅肖像，她感觉毕加索好像洞察到了她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角落，又好像抓住了她人格中最根本的品质。
盖图德万分感激地收下了这幅与自己神似的肖像画，她那惊讶和满意的表情让毕加索大感欣慰。而旁人却感到大惑不解，他们认为这幅画中的人物像脸谱一样僵硬，神情不活泼，与盖图德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这幅肖像画在盖图德心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盖图德一生都珍藏着这幅宝贵的肖像画，也珍惜着与毕加索之间知己般的友情。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这幅肖像与盖图德神形合一，是一幅完美的图画，人们把它称为“毕加索的蒙娜丽莎”。可见地位之高，艺术表达之到位。
首创立体主义画风
在毕加索19岁时，便不顾父母的反对离开家乡，离开生他养他的土地，去了巴黎。此时，正是世纪更替之时，旧世纪的尘埃被拂去，新世纪的曙光刚刚来临。
面对这个崭新的世纪，人类是何等的精神振奋、欢欣鼓舞啊！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电力的应用、爱迪生的发明等，这些弥足珍贵的发现和创造，把全人类引进了一条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自己的光明大道。康德、尼采、笛卡尔、弗洛依德，这些掷地有声的名字，连同他们闪光发亮的思想，也震动着人类思维之弦。
新纪元的开始，使人们站得更高，视野更为开阔，头脑更为灵活，思维更为深邃。艺术是什么？绘画是什么？它的永恒的生命力在哪里？那些被冠名为“艺术家”的人们，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他们争先恐后地向期盼中的人们展示着新的发现、新的创造。
许多固有的常规和思维模式都被打破了，人们纷纷寻求着新的生活道路和思维方式。在艺术界，各种流派展露头角，种种艺术集团分分合合，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充斥着毕加索的胸膛。他要在这崭新的世纪，圆自己的梦。“野兽派”画家马蒂斯是毕加索的好朋友。一天，马蒂斯路过一家古董店的陈列橱时，被里面摆放着的黑人雕塑吸引住了。这些雕塑形态奇特、线条优美流畅。流露出来自遥远非洲的神秘美感和浓厚的异域风情，马蒂斯被深深地震撼了，他买下了这个店里所有的黑人雕塑。
不久后的一天，毕加索和好朋友阿波利奈尔、耶科、萨尔蒙一起到马蒂斯家吃饭。吃饭前闲聊的时候，马蒂斯端出一具黑人木刻给毕加索看。毕加索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睁着一双黑亮的大眼睛，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黑人雕塑，和马蒂斯一样，他惊叹于它迥异于西方传统雕塑的夸张和优美。他匆匆吃了一点饭，就重新端详起这个黑人木刻，整个晚上他都在揣摩着、思量着。
黑人木刻给毕加索带来了极大的启示，他进一步探索着人物造型上的变革。这时，与他进行着同样研究的人，是“野兽派”的勃拉克，他们因为共同的志趣而越走越近。成了经常切磋的挚友。
为了确定新的表达方式，毕加索连续画了几个月的素描。他沉浸于思考的探索中，任何人打扰他，他都会大发雷霆。
终于有一天，他对费尔南多说他要画一幅八平方英尺的大型油画。
毕加索像一个工程师一样开始了他的工作。他先在画布上画了几个男人，一个男大学生手中拿着一顶便帽，画面上还有一个水手。女人们正在吃东西，装水果的篮子还留在她们身边。
不久之后，画面变了。一个男人随意地坐在一群裸女中间，男大学生把便相盖在膝头上。左边，一个男人拿着东西刚刚走进门，中间，摆着花与水果两个静物。整个构图覆盖着一层薄纱，仿佛图中的人物正在舞台上表演。作品中的男人都用素描的手法表现出来，女人们画得很粗糙，她们的表情呆滞，脸部没有任何特征。
毕加索一遍一遍地修改着，4个月后，他完成了第17次改动。他请朋友们来看这幅尚未完成的作品。
画面上是5个裸体的女人，脸型被明显的歪曲，手臂跟正常人的完全两样，眼睛像疯子的眼睛一样，身体像是用几何图形拼凑起来的。右边的女人好像戴着一幅假面具，面容狰狞可怕；左边的女人正举起手拉开赭红色的幕布，她的表情冷酷漠然。画面的下部是一堆腐烂了的水果。
所有来看画的人都感到吃惊，他们不能接受这种扭曲的、完全悖于常规的表现手法。这个时候，诗人萨尔蒙突然间似乎明白了什么，他大声叫嚷这是亚威农大街上的妓女啊！
萨尔蒙说中了毕加索的心思。他把这幅画取名为《亚威农少女》。
毕加索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表现题材，使得他一时间众叛亲离，人们纷纷对他进行指责，就连昔日的好朋友也不例外。
可是28岁的德国画商坎威勒尔爱画如命，他收藏着著名画家塞尚和高更的许多名作，具有较高的艺术鉴赏水平。他听说毕加索新近创作了一幅具有古代亚述浮雕意味的新作品，便登门拜访。他走进“洗衣船大楼”，推开毕加索画室的门，他被这里一贫如洗的生活条件惊呆了，怎么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毕加索竟贫困到了这个地步，陪伴他的只有美丽的费尔南多和他们养的小狗费里卡。
坎威勒尔没有发现亚述特色的绘画，反而看见了一幅他无法称呼的奇特作品，那种惊世骇俗的、近乎疯狂的风格深深地震撼了他。他走近这幅作品，细细地体会着，他强烈地感觉到这种怪诞的形式下蕴藏的戏剧性和真实性。
于是，坎威勒尔买下了《亚威农少女》的全部草图，他的举动对毕加索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舞。《亚威农少女》的问世，使整个城市沸腾起来。人们都在讨论和思索着这幅奇异的作品，对毕加索的评论也千差万别。这个时候，毕加索再一次体会到友谊的可贵，有些朋友一直默默地支持他，有一些朋友开始渐渐地理解他，并回到他的身边来。
阿波利奈尔和耶科自始至终没对毕加索说过一句批评的话，当他受到种种责难和谩骂的时候，他们却没疏远与毕加索的关系，反而与他接触更频繁了。
画家勃拉克曾经与毕加索一起探讨人物造型的变革，当他初次见到《亚威农少女》时，一时无法接受这种全新的风格，当他走出毕加索的画室，他突然间意识到这是毕加索正在进行的一次艺术革命，内心不由得心潮澎湃。这不也是他所追求的吗？
回到家里，勃拉克把自己锁在屋子里，他要对毕加索和他的《亚威农少女》进行一次全面的、谨慎的、深刻的思考。勃拉克了解毕加索，以他的性格和对艺术的热爱，绝对不会无端地画出一幅“疯子的产物”，这幅画必定是经过慎重的考虑的。再想一想作品本身，虽然它很怪，可是画面是那么理性，构思是那么巧妙，线条隐晦，形体奔放，毕加索是想在平面的画布上表达立体的形状啊！
1906年，当时的画坛领袖塞尚逝世，他的作品及其风格得到空前的推崇。一次，毕加索和勃拉克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塞尚给朋友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一切自然物都应被还原成圆锥体、圆筒体及圆球体。”
这句话像明灯一样照亮了毕加索和勃拉克的心房，他们相视而笑，恍然大悟的感觉令他们兴奋不已。
勃拉克将塞尚的精神把握得更好，他试图进一步分析自然，用各种几何图形来表现自然物。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他将自己精心创作的6幅风景画兴致勃勃地送到一个展览会的审查委员会。
出人意料的是，这6幅画全部落选了。
审查员马蒂斯讥笑这些画是用小立方体画出来的。
这句玩笑话不胫而走，“立体主义”因此而得名。
从古至今，传统的绘画艺术追求的是作品与实物的一致性，画得越像，就意味着画得越好。立体主义则摒弃了这种精雕细描的形似，而追求大胆的、抽象的神似。它注重抓住绘画对象最根本的意义和最深层的特质，具有明显的现实性，而不是盲目变形，不知所云。
毕加索常常自称为“中国式的现实主义者”，他非常喜欢一句中国格言：“我不摹仿自然，我像自然那样创作。”
1909年冬天，毕加索为画商伏拉画了一幅肖像，这是一幅典型的立体主义作品。人们只看到画面上纵横交错的不规则多边形以及交错的线条，根本无法把它和人物肖像画联系起来。
当人们再次审视这幅作品时，就会发现画面具有极强的立体感，在千变万化的结晶体中，有一个顽固的秃头生动地存在画中，伏拉先生就是这个样子。
另一幅是维廉·乌德的肖像画，是成熟的立体主义作品。画面朦朦胧胧、富于诗意，乌德先生的学者风范和古朴性格在画面中强烈地凸现出来。英国画家罗兰特·潘罗斯看了这幅画后，一下子记住了乌德先生的模样和气质。25年后，他在一个拥挤的咖啡店里一眼就认出了其中的一位顾客就是乌德先生，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素昧平生，从来没有见过面。
毕加索一直对中国艺术很感兴趣，对于中国古人能随意在墙上画画和写诗更是羡慕不已。在他看来，不受画布的限制，随意挥毫、尽兴泼墨，这是多么大快人心的事啊！
毕加索住在克洛契特别墅的时候，一天，他突然豪兴大发，面对着光光的白色墙壁，他思如泉涌，很快在上面画了一幅椭圆形的画。
当他离开克洛契特前往巴黎的时候，实在不忍心舍弃这幅得意之作。重画吧，又没有当时情景下的兴致和状态了；不要它吧，又像丢弃了自己的一个孩子一样难受。最后，他只得采取一个最笨拙、最直接的方式——把墙拆下来，整个地运到巴黎。
这个巨大的工程，毕加索交给他的朋友肯惠拉去办。由于墙太大，不便存放，肯惠拉就请来专门的匠人把它安装在一块木画板上。
19年后，毕加索的秘书沙巴泰设法找到了当时装运那堵墙的一位工人，憨厚的工人竟然还记得墙上画了一把曼陀林琴，一张“MAJDLE”（我的美人儿）为题的乐谱和一只帕诺酒瓶。这再一次证实了立体主义表现手法的现实性。
从黑人木刻，到《亚威农少女》，再到以《伏拉像》为代表的人物画系列，只不过，立体主义始终能把人物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它是以特殊的手法展现在人们面前的。
这之后，主流艺术界和社会都对毕加索的创作给予了肯定。的确，毕加索首创的这种崭新的画风是一个创世纪的突破，它同时启发人们去创新，打破传统的认知方法。
毕加索创立新画风与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时同龄，都是26岁，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他们是20世纪初升起的两颗耀眼的新星。他们在不同领域给人类创造着文明。
艺术探险
1912年，与毕加索同甘苦共患难多年的费尔南多与人私奔，而毕加索则爱上了有夫之妇伊娃。不幸的是，伊娃不到3年就病逝了，这对毕加索来说，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毕加索的好友阿波利奈尔参加了战争，不幸被弹片击中头骨，又死里逃生地从手术刀下活过来。
1916年，毕加索结识了俄罗斯芭蕾舞剧团的主持人佳吉列夫，并为他进行舞台装饰、布景、服装的设计。实际上，对于毕加索而言，最吸引他的还是芭蕾舞剧团的一位姑娘——奥尔佳·柯克洛娃。
奥尔佳的父亲是俄罗斯帝国军队一位上校，她的贵族血统，为原本端庄美丽、气质高雅的她又增添了几分神秘。不久，她被毕加索炽热的爱情和强烈的攻势俘虏了。
毕加索把奥尔佳带到自己家里，让家人看一看这位来自异国他乡的姑娘。毕加索的母亲很快意识到，毕加索与奥尔佳出身的差异，注定了他们的爱情不会稳定和长久。
1917年，阿波利奈尔完成了剧本《蒂雷齐亚的乳房》。这个剧本耗去了阿波利奈尔十几年的心血。
6月24日，该剧在巴黎马特尔上演。
1918年初，阿波利奈尔病倒了。5月，他与照顾他的护士加科林·柯里布结婚。重病中的阿波利奈尔仍然努力为毕加索摇旗呐喊。这个时候，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作品中融入了一些古典主义的表现手法。
11月份，阿波利奈尔病危，他经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在他弥留之际，窗外挤满了游行的人，抗议《蒂雷齐亚的乳房》的上演。
此刻的毕加索，正在大街上急速地穿行。他不知道阿波利奈尔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只想去陪一陪这位受苦受难的好友。一阵风吹过来，街上一位寡妇戴的黑纱蒙住了毕加索的脸，他的心“咯噔”一下，预感到将有不幸降临，他焦急万分地跑起来，当他刚刚到达阿波利奈尔的家门口时，屋里传来了柯里布痛不欲生的哭喊声。
毕加索悲恸欲绝，他为阿波利奈尔画了一幅漫画。画中的他是一位坐着的教皇，头戴皇冠、手持权杖、口衔烟斗。这表明在毕加索眼里，阿波利奈尔是立体主义的教皇，超现实主义的鼻祖。
1924年2月，毕加索和奥尔佳的儿子保罗出生了。毕加索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他像所有慈祥的父亲一样，常常凝视着自己的儿子，不时地从这个小生命身上挖掘出与自己的共同点。作为一个画家父亲，毕加索用绘画来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爱，他画了许多保罗的素描，每一张都不一样：熟睡的保罗、微笑的保罗、哭泣的保罗……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记录儿子的成长过程。
做了母亲的奥尔佳此时也显得格外温柔，她用细腻无私的母爱哺育着小保罗。在毕加索眼中，这时的奥尔佳就像圣母一样纯洁、伟大。毕加索被这种深沉醇厚的亲情和母爱所感动，他以奥尔佳和保罗为题材，创作了系列画《母与子》。
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技巧和手法退居其次，立体主义的痕迹很明显也被淡化，毕加索用传统的写实手法来表现母爱的伟大：孩子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嗷嗷待哺，年轻的母亲敞开衣衫，露出丰满的乳房，她的表情幸福而又安详，柔软的手臂将孩子稳稳地托出，好像要给他最安全、最舒适的庇护。
这些画线条柔和，体现出毕加索当时平和的心境，它们所表现出来的主题——爱，与毕加索早年的作品《科学与仁慈》是一脉相承、遥相呼应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风靡世界。他认为，人的潜意识是一个特殊的精神领域，隐藏着种种为伦理道德所不齿的冲动，这种冲动就像动物一样没有理性。
20世纪20年代，毕加索从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中受到启发，他的作品中出现了新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弗洛依德所说的潜意识特征相吻合，性的冲动、爱情、同性恋、梦幻、精神分裂、生与死等等，成为他绘画的一个主题。
在当时，布尔顿等超现实主义画家认为，创作活动纯粹是人的直觉、幻觉的衍生物。画家主观的、一时的冲动就是“灵感”，这种冲动越离奇、越接近梦幻，就越能产生出高水平的作品。但是，在这种想法下创作出来的作品过于荒诞，人们根本看不懂。与他们相对的，毕加索的作品立足于现实，来源于生活，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布尔顿等人不得不承认，毕加索是超现实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
此时，毕加索和奥尔佳的感情出现了危机。奥尔佳依然热衷于各种社交应酬，宴会、舞会、服装、首饰这些她最喜欢的话题。而毕加索却早已厌倦了这种浮华的生活，他潜心于自己的创作，对奥尔佳越来越冷淡，倒是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会显得意气风发。奥尔佳心里很不是滋味，想要把毕加索从他的朋友身边“夺”回来。
有一段时间，毕加索和耶科来往十分密切，自然而然地把奥尔佳冷落在一边。一天晚上，毕加索外出回来，听见奥尔佳在房内哭泣，连忙关切地询问她。奥尔佳扑到他怀里，说耶科对她无礼，她骗他才保住了自己的清白。
毕加索一听，顿时火冒三丈，愤怒使他失去了理智，他在心里责骂着耶科对自己的污辱和背叛。
第二天一早，耶科又像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来找毕加索，可这时的毕加索被奥尔佳所骗，已经不把他当朋友了，他板着脸对耶科不理不睬。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天，把耶科弄得一头雾水，肚子里郁积了一腔的怒气和委屈。
终于，耶科忍不住了，他写了一封信给毕加索，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他的语气真挚诚恳，希望能澄清误会、挽回友情。毕加索隐隐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可是他的性格固执而倔强，他没有向奥尔佳问清真相，也没有给耶科赔礼道歉。
这就样，他们都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奥尔佳的小伎俩虽然把耶科从毕加索的身边“赶”走了，但是仍然没有使毕加索改变对她的态度，顺应她的生活，把她放在中心，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有时一件小事都能成为引发争吵的导火索。
1925年3月，毕加索与奥尔佳、保罗来到蒙特卡罗，拜访佳古列夫芭蕾舞剧团的老朋友。
吃饭的时候，夫妻俩又开始了争吵，毕加索嘲笑奥尔佳发胖了，奥尔佳则反唇相讥，说毕加索个头矮。
个头矮是毕加索最大的遗憾和忌讳，奥尔佳竟然如此直接地揭他的短，令毕加索十分恼火，他扔下饭碗，拂袖而去。
回到巴黎后，毕加索坐在他的画室里沉思。生活的烦恼使他的思绪纷繁芜杂，他一会想起奥尔佳嘲弄他的表情，一会儿回忆起伊娃临死时的凄婉欲绝，一会儿又好像看见了一身戎装的阿波利奈尔，最后，占据他脑海的是芭蕾舞演员们的精彩表演。他进入了梦幻般的“潜意识”状态，似乎看见舞女们在翩翩起舞，她们时而伸开双臂，时而互相拥抱，离奇而怪异的舞姿体现出生与死、爱与恨的复杂矛盾，使人们看到人生的辛酸和快乐、幸福与灾难。
这些潜意识的东西，启发了毕加索，他开始创作一幅重要的超现实主义作品《跳舞》。在这幅作品的画面上，共有3个舞者，中间的人张开双臂、仰头、挺胸，是芭蕾舞的典型舞姿。右边的舞者是左边的舞者的搭挡，她牵着对方的手。左边的舞者正在向后仰面旋转，毕加索把她的头部画得非常细致，披散的长发垂至膝盖，面部表情复杂深沉。舞者的形象生动活泼，富有节奏，具有强烈的动感，她们身体的极度变形，好像在表现一种绝望，似乎有说不尽的心里话正在向人们倾诉。《跳舞》这幅作品反映了毕加索内心的不满和不安，它表达的不仅仅是毕加索与奥尔佳之间的感情纠葛，更多的是对动荡社会的抨击和对未来危机的担忧。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已经过去了7年，但到处都能看见饥饿的眼睛和憔悴的脸庞，种种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仍然处于不稳定之中。
1927年1月的一天，毕加索在拉斐特艺术馆附近遇到一位叫玛丽·泰勒·沃尔特的女孩。这位金发女郎年方18，面容姣好，体态丰美，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毕加索被泰勒的美貌和朝气所吸引，他诚恳地对泰勒说他想为她画一幅肖像。从此，泰勒成了毕加索画室的常客，也成了他的情人。泰勒的单纯和热情让毕加索似乎年轻了几岁，他沉浸在这种不知世事艰辛的情爱中。另一方面，为了和泰勒幽会，他不得不编了种种谎言来欺骗奥尔佳，偷情的甜蜜让毕加索的画风又出现了变化。
在他的作品中，人物变形极为明显，他将人类的情欲、原始的情感与强烈的意欲，毫不保留地表现出来。他的夸张手法令人瞠目结舌，他把人体拉长、压扁、扭曲、吹胖、调位，充分反映出自己复杂窘迫的精神世界。这些作品既有解体破坏，又有梦幻意识，1929年创作的《坐的浴女》便是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在这幅作品中，一位坐在海边的裸体女人，她双手抱膝，显得悠闲自在。她的身体由一块一块的形状搭架而成，好像一个危在旦夕的空架子。她的头部如同一个骷髅，根本看不见眉眼和表情，两个乳房像吹变形的气球，右腿屈膝踩在沙滩上，左腿却像鱼尾巴一样弯到前面……
这种景象只有梦中才能见到，而毕加索却在画布上创造了新的人体解剖、新的结构和新的组合。这种艺术上的探险，再次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清规戒律，向“美”的禁区发起挑战，这种挑战比立体派向学院派的进攻更深刻、更令人慌乱。
正义的化身
20世纪30年代，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欧洲大地，法西斯的魔爪正在向无辜的人们伸过来。
1937年4月26日，毕加索听说，在西班牙一个非军事要地的小城市格尔尼卡，人们正在举行盛大的市庆活动。市中心聚集了约1万多人，突然德国纳粹的飞机群出现在该市上空，向手无寸铁的人群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轰炸，还用机枪对四处逃散的人们进行毁灭性的扫射。格尔尼卡处在一片火海之中，百里之外都能看到浓烟滚滚！
毕加索被这件骇人听闻的惨案震惊了，这时，他收到母亲从巴塞罗那寄来的信，说离家不远的一个修道院被炸毁了，一连几个星期，房子里都弥漫着火弹药的味道。
毕加索义愤填膺，他决心用画笔来揭露和抗议法西斯的暴行。
毕加索找到一间足够大的画室，开始闭门作画。在头几天里，毕加索一口气画了25幅草图。允许进来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诗人艾吕雅，他的评说充满激情，能激发毕加索的想像力。另一位是毕加索新交的女友道拉·玛尔，她是一位画家和摄影师，在毕加索创作过程中，她用照相机真实地记录了这幅作品的连续变化，使后人得以了解毕加索具体表现他的幻想时的思维过程。
当毕加索画完最后一笔时，整个画面已宽达349．3厘米、长776.6厘米，直顶到屋梁的椽木上。房子已经够大的了，但是要装下这幅画还是有点困难，必须让它往后倾一点，才能放得下。毕加索每次修改上面部分时，都得站在扶梯的顶端，好像在进行高空作业。
在这幅名为《格尔尼卡》的巨幅作品中，没有飞机、炸弹、枪炮，只有仰天狂叫的求救者、奔逃的脚、嘶鸣的马匹、断臂倒地的士兵、怀抱着死婴的母亲、木然屹立的公牛……毕加索把象征性的战争悲剧用黑、白、灰三色表现出来，画面上充斥着残暴、痛苦、绝望、恐怖的意味。
毕加索曾向艾吕雅解释：那匹临终前惨叫的马，象征着反法西斯的西班牙国民战线；身体被切断而死去的战士，象征着守护共和国的士兵；从窗口伸出胳膊的女性，是真理之光的源泉；倒在地上的战士手中握着的鲜花，是共和国希望的象征……《格尔尼卡》的问世，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和震惊，爱好和平的人们从中再一次感受到了法西斯的残暴、战争的无情和民主安宁的可贵。《格尔尼卡》在挪威、英国、美国等地巡回展出，人们像潮水一般涌向展览厅，亲眼目睹这代表着和平与正义的惊世之作。《格尔尼卡》去伦敦展览之前，正好发生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阴谋”。英国首相张伯伦在慕尼黑举行的国际会议上，与法西斯德国勾结，纵容德国侵占捷克，国际形势十分复杂。负责筹备展览的罗兰特·潘罗斯向毕加索请示如何处理，对展览向来不关心的毕加索此时却十分重视，一定要展出。
西班牙法西斯头子佛朗哥的党徒们在《格尔尼卡》的展厅旁订走了一个较大的展厅，放了一幅学院派画家祖洛阿加的大型油画，为佛朗哥的军事行为击鼓助威，然而前去参观的人却寥寥无几，而在展出《格尔尼卡》的展厅里，每天却人山人海，这种鲜明的对比使法西斯势力对毕加索更加痛恨。
创作完《格尔尼卡》后不久，毕加索的身体出了点毛病，坐骨神经的疼痛使他昼夜难安，只能整天躺在床上。这对于不能画画就意味着不能呼吸的毕加索来说，真是又急又气。
毕加索的病吸引了许多医生前来问诊，然而很多人却束手无策。终于有一天，一位医生用中国的火灸疗法让毕加索当场站了起来，两天之后，他就能像以前一样行动自如了。毕加索对中国的神奇医术啧啧称赞，中国文化在他心中变得更加神秘了。
时局越来越不稳定，毕加索带着道拉·玛尔离开巴黎，来到地中海海滨。他们在法国南部的小港安迪伯住下来，享受这里难得的宁静与祥和。
一天傍晚，毕加索和道拉·玛尔在海边散步。他们看见一个小小的渔港，人们准备在那里登上小船出海钓鱼。为了吸引鱼群，他们用一种光线十分明亮和强烈的乙炔灯，灯光照到水上，引来成群好奇的鱼儿。用这个方法靠近礁石，还能看到海里五光十色、奇形怪状的生物，同时还有甲虫和飞蛾类等昆虫，在灯的周围飞来飞去。在深蓝色的夜幕下，这幅景象显得格外的迷人，像梦境一样引人驻足。很快，他以这个题材创作了《安迪伯夜钓》。
安迪伯迷人的夜景，在毕加索的画笔下显得沉重而阴森，他所要表现的是：由于战争，渔民们有一种无形的压抑感，只知毫无表情地低头劳动，重复着过去的生活。可见，虽然毕加索身处离战争较远的安迪伯，但他的心仍然记挂着整个欧洲、整个世界的和平，安迪伯的幽静根本无法平息他内心的焦虑和担忧。
果然，《安迪伯夜钓》刚刚完成，军队就进驻了这个原本平静的小港口，战争的气息随着海风吹来，毕加索只得重返巴黎。
毕加索从安迪伯踏上开往巴黎的火车，刚下车，他就感觉到自己的鼻尖已经碰到了战争的前额，他立刻决定，去海边城市洛昂避难。
当他们抵达洛昂时，原来的房子已经被德国士兵占用，他只能趁着士兵们出去演习的当口，把房子里的画一批一批运出来。那段时期，他们就像又回到了“洗衣船大楼”里，战争剥夺了毕加索的所有财产，他连画架都买不起。
不久，法国沦陷了，巴黎被纳粹德军占领。以前居住在法国的很多艺术家纷纷逃往美国，而毕加索却在此时搬回了巴黎。
毕加索重返巴黎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他是希特勒最痛恨、最害怕的艺术家，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艺术”和“颓废艺术”的缔造者。
德国人占领巴黎之后，开始笼络法国艺术家，邀请他们去德国观光，额外补贴食品和煤炭。然而毕加索却断然拒绝了这些带着阴谋的好处。有一段时间，天气十分寒冷，由于经济萧条、管制严格，煤炭的供应十分紧张，毕加索的住所像冰窖一样寒冷。
由于他拒不与法西斯妥协，一些法西斯党徒就打着艺术的旗号来排挤他。
毕加索在国外的朋友纷纷致信给他，劝他离开巴黎，到国外过安定的生活，摆脱战争的困扰和险恶，可毕加索拒绝了。
这显示了毕加索不畏强暴的顽强性格，他一方面不屈不挠地与法西斯抗争，一方面又机智地保护着自己和自己的作品。
毕加索把自己的大部分作品都存在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一次，德国人突然宣布，要将银行保险柜里的东西登记造册，以备“不时之需”，实际上是想借机掠夺巴黎人民的财产。
毕加索匆匆赶到银行时，他和马蒂斯藏画的3个房间里的柜子都被打开了，因为他们是希特勒特别“关注”的对象，所以那些珍贵的作品都面临着被抢走甚至毁掉的危险。
毕加索心急如焚，他看了几眼前来登记的两个德国士兵，发现他们好像不太懂艺术，看见满屋子的画纸还隐隐流露出失望的神色，也许他们原以为这里装的应该是钞票或金银珠宝吧！
毕加索心里放宽了一些，他知道这两个士兵对艺术品不怎么感兴趣，于是带着他们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冷不丁掏出一两叠并不重要的画给他们看。两个大兵转得有点糊涂了，再一看画上尽是些看不懂的东西，连个像样的人都没有。
德国士兵早就不耐烦了，他们匆匆登记了房间里1／3的东西就走了，还埋怨着今天没捞到一个肥差，白辛苦一趟。
毕加索松了一大口气，他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庆幸保住了自己和马蒂斯多年来的心血。
然而，在纳粹的铁蹄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毕加索一样幸运地保全自己。
一天，毕加索的住所来了一位叫米歇的老人。他衣衫褴褛、白发苍苍，怀里抱着一只受伤的鸽子，请求毕加索为这只临死的鸽子画一幅画。毕加索看到血迹斑斑的白鸽，一下子想起自己童年时期画的那些鸽子，他的心突然间一阵紧缩，好像看到了童年的伙伴正受着伤、流着血。
原来，老人的孙子养了一群鸽子，小男孩非常珍爱这些会飞的小伙伴，每天都会按时给它们喂食，放它们出来飞翔。
一天，孩子像往常一样提着鸽笼走到院子里，想把它们放出来舒展双翼。这个时候，一队德国士兵经过米歇的家门口，他们看见小男孩放飞鸽子，于是认定他是要给城外林子里的游击队报信。
小男孩愤怒的眼神激怒了他们，这帮战争狂人残忍地杀害了小男孩，并举起枪向笼子里的鸽子扫射。米歇老人悲痛万分，他捧着惟一存活的鸽子来找毕加索，请求他用画笔记录纳粹的暴行，纪念惨死的小孙子。
毕加索听得心如刀绞，愤怒的泪水模糊了双眼，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老人的请求。
他把伤鸽放在临窗的画桌上。这只受伤的鸽子极通人性，它拍打着带血的翅膀，挣扎着、挣扎着，终于艰难而顽强地站立在毕加索眼前。在柔和的晨光中，它那玛瑙似的眼睛里似乎也闪动着晶莹的泪光，好像在追悼逝去的小主人和同伴们，又好像在控诉着法西斯的暴行。
毕加索心潮澎湃，他的笔在画布上驰骋着，他愤怒而悲伤的感情也随着颜料一起倾注在画布上。当他画完最后一笔、把笔搁起来的时候，只听见“扑通”一声，鸽子倒下了，它一直坚持着让毕加索把画完成！
毕加索泪如雨下，他紧握双拳，重重地击在桌子上，强烈的愤怒涌上心头。
和平的使者
1944年8月24日清晨，炮声隆隆，坦克开动的声响，把巴黎人民从睡梦中惊醒，人们都怀着喜悦的心情走上街头，为巴黎的解放而欢呼。
这突如其来的喜讯，使毕加索高呼：“乌拉！巴黎解放喽！”他像孩子似的冲进屋里，拿起那只沾满了灰尘的法国军号。德国人在的时候，他一吹号就会引来麻烦，现在他可以畅快地大吹一阵了！以表达他激动的心情。
他拿着擦净的军号兴冲冲地跑到楼下，仰起头，对着湛蓝的天空，连吹了30响。嘹亮的号声感染了沉浸在喜悦中的人们，他们唱着、跳着，眼睛里闪动着欢乐和希望。
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盟军便很快拥进了巴黎城。许多来自大洋彼岸的年轻军人有两个愿望：第一，登上闻名遐尔的艾菲尔铁塔；第二，参观毕加索的画室。
不一会儿，就有人奔向毕加索居住的奥古斯丁大街。第一个冲上狭窄的楼梯、到达毕加索画室门口的，是《风行报》的战地记者李·米勒。毕加索站在门口，向她微笑着，伸出了厚实的大手。
李·米勒终于见到了自己崇拜已久的艺术大师，她紧紧地握住毕加索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
一连好几个星期，毕加索的画室里都挤满了穿着美国军服的士兵们，他们和李·米勒一样，好不容易从战场上捡回一条性命，无论如何也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去看一眼毕加索和他的画室。
毕加索心疼地看着这些从战场上幸存下来的年轻人，他们每一个都经历过炮火的洗礼和死亡的威胁。毕加索尽量满足着他们的要求，不管这些要求有多么奇怪。
毕加索的真诚相待，使战士们倍感温暖。他们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躺下来大睡，好像这个画室就是他们的家，安全而温馨。有一天，毕加索画室的地板上居然睡了20多人。
慕名而来的人中也有许多是名流，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就是其中之一。海明威曾与毕加索在1937年有过较深的接触，时隔7年，他这是第一次登门拜访老朋友。
不巧的是，毕加索当天恰好不在家，海明威正要失望地离去，这时候，看楼的妇女向海明威索要礼品。
于是，他从吉普车上搬下来一个木箱子，还特地写了一张纸条：“毕加索笑纳！海明威。”然后开着车扬长而去。
看楼的妇女喜滋滋地把箱子打开，一看就傻了眼，竟是一箱手榴弹！她吓得魂飞魄散，尖叫着跑了出去。
毕加索回来后向她询问了事情的经过，不由得“哈哈”大笑，海明威的幽默和热情，他向来就很欣赏，这个善意的玩笑再次让他感觉到了，双方之间存在着相互信赖、亲密无间的友情。
1944年10月，毕加索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向来关心政治，但是谁也没想到自由不羁的毕加索，竟会加入共产党，于是这个消息成为当时巴黎街头最热门的话题。
不久，毕加索在《新大众》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为什么加入共产党》的声明，他说道：“参加共产党是我全部生活、全部事业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因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从来没有把绘画看作是单纯的、供人玩赏与消遣的艺术，而是有意识地要通过绘画与色彩——既然它们是我手中的武器，不断地深入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并使之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自由。”“从根本上说，我一直与共产党是相通的，……难道不正是共产党在尽最大的努力去理解和改造这个世界，去帮助现在和明天的人民变得更清醒、更自由、更幸福吗？”“只有现在，我才不再浪迹天涯了：在西班牙能够欢迎我回去之前，法国共产党已经向我敞开它的怀抱，我在这里找到了我最珍贵的东西，最伟大的科学家，最伟大的诗人，所有我所目睹的光荣而俊美的抵抗者的面容，我再一次地置身于我的兄弟中间了！”
的确，加入共产党使毕加索获得了人生的归属感与海内存知己的共鸣感。
1948年，毕加索收到苏联作家爱伦堡的来信，邀请他去波兰华沙参加世界和平大会。
但是，在当时，西班牙的佛朗哥反动政府还没有下台，作为西班牙公民的毕加索如果要去波兰的话，就需要得到佛朗哥政府的护照，而毕加索是怎么也不会和他的敌人妥协的。
对波兰人民来说，毕加索不畏强权、匡扶正义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他们热切地盼望着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与和平的使者光临他们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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