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间的美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孟晖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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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间的美色试读：

铜雀春深锁军备

偶然想起孙策之死

捕快的先驱

子敬书裙

面纱下的健儿

燃灯使者

天步下的香尘

最华丽的“汉服”

汉晋也兴荷叶边

胡服变作汉衣冠

红霞帔的命运

满朝朱紫贵 皆如郝思嘉

荷包低垂绣带长

拎条手帕做提包

宝钗的罩衣

蔗浆樱桃大唐春

蕊押班

宋代的私家菜“竹水”的前世今生

收藏荷珠

唇间的美色

王谢堂上的冰盘

鸡屎的养成

唐人揩齿 宋人刷牙

南宋秘书省的“卫生间”

番红花与宣和宫香

香灯

持荷送巧的磨喝乐

乱点成鸳鸯

天坛的水晶帘

人间不见画花人

芳官的洋名字

外销画家呱呱叫

江南风景旧曾谙

写作另一种历史

湘瓷泛轻花

红楼的方式

银凝的好梦

室有余香

汴梁一梦繁华

找到大观园的北

美人入画画入屏

芳香的时间，在汴京……

金辉银耀的创意

钗头花里品唐诗

历史流星的捕手“闷骚男”雍正

鲜花熏香的皇冠

大明衣冠的撷花人

衣裳上的百年

图录，展览的延伸

建立中国的光荣感

夜访卫青

高原上的海洋

设计的失落

三树桃花出美人

当美人走下屏风

气味的文明

我们的香气哪去了？

蟹宴的洗手汤

香花饮

闲话钟形裙

穿越妙策

复兴不是造梦

明朝的玫瑰

芸娘的花屏

步步莲花步步情

红楼的物质性

文艺复兴在青州

桃花俊得江山助

感受往昔大师之美

呼吸千秋绘事

名作与民众

珍品的金秋

守住岁月与山河铜雀春深锁军备“铜雀春深锁二乔”，如果翻成西班牙语，是不是得用“可能式完成时”时态呀？甚或要动用“虚拟式过去未完成时”？因为诗句所表达的纯粹是一种虚拟的可能，在真实的时空中一丝不曾发生。诗人喜欢“立意必奇辟”（《瓯北诗话》），读者却或许就此产生误会的印象，以为铜雀台是类似隋炀帝“迷楼”的建筑，供帝王在其中不仅骄奢而且淫逸。

曹操建铜雀台的本意何在？

陆翙《邺中记》记载说：建安十五年，铜爵（雀）台成。曹操将诸子登楼，使各为赋，

陈思王植援笔立就。金凤台初名“金虎”，至石氏改今名。冰井

台则凌室也。金虎、冰井皆建安十八年建也。铜爵台高一十丈，

有屋一百二十间，周围弥覆其上。金虎台有屋百三十间；冰井台

有冰室三与凉殿。皆以阁道相通，三台崇举，其高若山云。至后赵石虎，三台更加崇饰，甚于魏初。于铜爵台上起五层

楼阁，去地三百七十尺，周围殿屋一百二十房……又于铜爵台穿

二井，作铁梁地道以通井，号曰“命子窟”。于井中多置财宝饮

食，以悦蕃客，曰“圣井”……南则金凤台有屋一百九间……北

则冰井台有屋一百四十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

藏冰及石墨。石墨可书，又爇之难尽，又谓之石炭。又有窖粟及

盐，以备不虞……三台皆砖甃，相去各六十步，上作阁道如浮桥，

连以金屈戌，画以云气龙虎之势，施则三台相通，废则中央悬绝

也。

建安十五年至十八年（211—213），铜雀台及其南侧的金虎台、北侧的冰井台相继建成，到十六国时期，后赵石虎“更加崇饰，甚于魏初”。关于石虎时期的铜雀三台，《邺中记》的描述光怪陆离，然而，其中透露的一些信息却很关键：铜雀台上建起五层楼阁，同时，在高台基中挖出两口深井，通过地道与台上相通，井中则贮满财宝、饮食；冰井台是在台顶建冰室，冰室内挖有深度达十五丈的大井多口，不过，这一处建在高台上的大窖虽然名为“冰室”，其实却是储存各种生存基本物资的仓库。深井里分别贮存着最重要的几种生活物资：有的井里藏冰，有的井里藏煤（石墨），有的井里藏粟米，有的井里藏盐。

最惊人之处在于，三台之间交通的空中阁道采用“浮桥”，也就是活动吊桥的形式。按书中的说法，这一对浮桥用“金屈戍”也就是金属合页接合起一段又一段的桥面，“施则三台相通，废则中央悬绝也”——利用连缀桥面的金属合页可以打开的功能，再结合其他一些必备的机关，将浮桥伸直，平铺在高台之间，便形成来往的通道；一旦将机关反向操作，各个合页收折起来，那么，浮桥的各节桥面也会两两折叠，三台之间的通道消失，作为主体的铜雀台便变成一座巍峨高耸、易守难攻的空中孤岛。如果这一记载属实，那么，石虎时期的铜雀三台上已然运用了折叠伸缩式活动浮桥！

不难看出，石虎所完善的铜雀三台其实是一组非常强大的军事工程设施，其目的在于一旦外敌突然来袭时打好防卫战。三台均非常高大，所有房阁都建在台顶，这样就不易被敌人攻陷。台体的上部建有大量房屋，不仅可供上层贵族的重要人物暂时避难，同时还能容纳人数众多的军队将士。主台铜雀台内的一口深井贮藏财宝，部分承担了国库的功能；另一口深井则贮藏现成的饮料、食品，这是随时预备一旦突然发生意外情况，撤退到台上的人们可以免受饥渴之苦。冰井台上的深井内贮藏冰、煤、粮食、盐，《邺中记》明确指出，意图在于“以备不虞”，防备各种突发的意外情况。显然，这是一批重要的战备物资，一旦邺都被外敌攻陷，国君率军队撤退到三台之上，利用冰井台内的储备，还可以坚守一段时间，等待远方援军的驰救。

粮食与盐足以维持人的生命；煤比炭燃烧更持久，如果用于冬季供暖，能提供更高效率的热量。那么，冰呢？何以非要在高台之上藏冰？显然，是为了解决战备中最重要也最难解决的一项，水！

要在高台上打防守战，供应饮水是个极其令人困扰的问题。且不说很难利用引水工程从湖河中将水抽汲到台上，即使建成这样的工程，在战时也会被敌军轻易破坏。另一种方案是在高台上直接挖水窖，但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无法解决窖壁渗漏的问题，水窖中的储水会慢慢渗干。因此，用储冰代替储水，竟是一个方便而又实用的计策。高台的厚实的夯土台基起到了良好的隔温作用，让冬冰在台基体内的深井中长年不化，而固体的冰块当然无渗漏之虞，到了战时，便是洁净的水源。

石虎时期的铜雀三台虽然华丽辉煌，但仍然只是对于当初曹魏三台的扩充与完善。因此，可以推断，曹操在建安年间营建铜雀三台，一样是出于军事目的。实际上，《魏书·王脩传》里曾提到，“严才反，与其徒属数十人攻掖门”，曹操当此变乱之际的反应，便是立刻撤到铜雀台上避险。

不可否认，曹操与石虎在建设铜雀三台的时候，都在高台上加设了富丽堂皇的宫阁建筑，让军事设施同时还具备政治的功能以及享乐的功能。例如，在冰井台顶，曹操就顺手给自己盖了座凉殿。不过，其实更该注意的倒是，冰井台创建于建安时期，故而，在高台上设冰室，大量储藏冬冰作为水源，以此解决战时用水，这一妙计的专利权属于曹操这位了不起的历史斗士。另外，也不能遗忘铜雀三台上曾经的“折叠伸缩式活动浮桥”。在军事工程学这一纯属男性的充满暴力与智慧、然而也闪烁着美感的角斗场中，曹操与石虎的名字都曾用发光的颜色写在浮沙上，然后被时光拂灭痕迹。偶然想起孙策之死

一册陆灏公子的《东写西读》在手，我才惊觉此君之于《三国演义》的一往情深。以前见面也听他提起对于“演义”的挚爱，但却无法就着这个话题往下谈，因为我偏偏对此名著完全找不到感觉。相反，曾经偶然到手的《三国志》，随便翻阅，便觉触电。

可见，一个读者对于经典的好恶，他或她的性格、情趣等等实在起了很大的作用，难以遵循一定的标准。我读“演义”的时候，总觉得书中主题先行，根据意识形态立场而设计人物的性格、行为与命运，如此的写法对于那些被设定的“反派”人物就非常不公，比如吴国一方的人物就个个颟顸到可笑，好像那地方的人集体智力低下。也许正因为有这一层反感在心里，一旦翻《三国志》，让我自己都很意外的，立刻被《吴书》的世界迷倒了。

别人不说，就一个孙策已让我大惊失色。原来还有这样的中国男人！不仅因为他“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真正让人为之动容的，是他的死，或者说，是关于其死亡的一种传说。先说他的受伤：策性好猎，将步骑数出。策驱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从骑绝

不能及……（许）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仇……猎日，卒有三

人即贡客也。策问：“尔等何人？”答云：“是韩当兵，在此射鹿

耳。”策曰：“当兵吾皆识之，未尝见汝等。”因射一人，应弦而

倒。余二人怖急，便举弓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

这是裴松之注所录《江表传》的说法。其实，《吴书》“裴注”关于孙策之死，还载录有《搜神记》所给出的解释。这也是今日所见之《三国志》的可爱，或者说，是“裴注”的独出人上——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众声嘈杂。当时人对于自身所处年代的认识，以及随后三四代人对于尚未久远的往事的理解与想象，在“裴注”中隐约闪烁光彩。“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裴松之对于历史写作的理解，实在超出很多后代人之上。

用今天人的话说，“裴注”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逢到我这个“后欧洲浪漫主义时代”的读者，一想到男人，脑海里就是大卫《荷加斯之誓》的形象，于是当然更容易接受这样的信息：策既被创，医言可治，当好自将护，百日勿动。策引镜自照，

谓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复建功立事乎？”椎几大奋，创皆分

裂，其夜卒。（《吴历》）

在“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的脆弱形势下，孙策却因为喜欢打猎而遭袭，真是莽撞得可以。受伤之后，本来是可以活下去的，但是，当他发现自己的俊美容貌因箭创被毁，却以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放弃了生命。“面如此，尚可复建功立事乎？”对他来说，美的形象，是男性的完整生命的一个必要部分，当生命变得残缺的时候，他绝不肯苟活下去。

争论这是传说还是历史事实，当然没有意义。重要的是，如此传说的产生与流传，反映了那一个时代——裴松之以及他的前辈们所创造的时代——的英雄观。对我这个“后浪漫”读者来说，关于孙策之死的这一种记述，其意义并不在是否客观反映了孙策的生平，而在于呈现了一个风云时代的道德世界。在这个道德世界里，“苟活”不被肯定，“尊贵”才是生存应有的品质。显然，《江表传》及《吴历》所讲述的孙策之死，是在另一层意义上呈现了历史真实——价值观念的历史真实，从而有着重要的历史学价值。

原来我们不必非向欧洲传统寻求伟岸的人格、强悍的生命。一个无比伟大的世界始终静静存在，只是落在了今人的目光之外而已。捕快的先驱《晋书·贾皇后传》里有个段子，让人非常怀疑其作为史料的可靠性：后遂荒淫放恣，与太医令程据等乱彰内外。洛南有盗尉部小

吏，端丽美容止，既给厮役，忽有非常衣服，众咸疑其窃盗，尉

嫌而辩之。贾后疏亲欲求盗物，往听对辞。小吏云：“先行逢一

老妪，说家有疾病，师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厌之，欲暂相烦，必有

重报。于是随去，上车下帷，内簏箱中。行可十余里，过六七门

限，开簏箱，忽见楼阙好屋。问此是何处，云是天上。即以香汤

见浴，好衣美食将入。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

眉后有疵。见留数夕，共寝欢宴。临出赠此众物。”听者闻其形

状，知是贾后，惭笑而去，尉亦解意。时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

吏，以后爱之，得全而出。

当时洛阳南城负责管治刑事犯罪的“盗尉”，手下有个相貌特别漂亮的“小吏”听其调遣。忽然一天，这位小吏穿上了异常高档的华服，大家因此都怀疑他在工作中有贪赃枉法的行为，舆论让盗尉大人也生了疑心，于是命令小吏当着众人的面解释清楚。

小吏便坦白道：那天正走在路上，忽然一个老太太来和我搭话，说是她家里有人生病，请巫师占卜，得到的卦辞却显示，需要找到城南少年进行厌胜，因此她请我务必帮个忙。我就答应了，于是她让我上了车，放下车帘，又让我藏身在一只大箱里。车行了十几里，再过了六七道门，箱子才打开，我发现置身在重楼画阁当中，后来又见到一个三十多岁、矮小、很黑的女人……盗尉恍然大悟，这小吏是被偷运进了皇宫，给贾皇后做了几天情人！连忙不了了之。

在那个时代，形容某后妃淫荡，就传说她偷运少年入宫，似乎是个流行套路，《西京杂记》里便说赵飞燕让民间少年穿上女子衣服藏在牛车里潜入皇宫。因此，贾皇后与捕盗小吏的这段情事大概是出于当时的民间创作。不过，这个故事的生动曲折很吸引人，像成功的好莱坞电影的剧情一样，明明在整体上完全不可信，但每个情节、每个细节都处理细致，让人在阅读的那一刻会因细节的可信而坠入故事预设的圈套。

最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男主人公的身份设置——捕盗小吏。如果随便一个普通男子，那样轻易地被骗上车、骗进箱子，实在很难让人相信——谁会如此缺乏自我保护的本能？（当然，老太太公然哄骗陌生少年钻箱子，这个前提恰恰最不可信——但前提的离奇是一切传奇故事的基本特点。）然而，一个侦缉犯罪的专业人员，面对可疑的异常行为，反应却应该与常人不同，他会立即嗅到犯罪的气味，并激发起职业的责任感、职业的好奇心，乃至勃然生发出把犯罪团伙“起底”、摧毁犯罪行为的欲望。另外，他见多识广，胆略过人，所以，将计就计钻进那只奇怪的箱子，然后随机应变，就是非常合理的行为——想必他是怀着“卧底”的心态而大胆进箱的。唐宋以来俗文学中重要、活跃的捕快形象，在这位晋代捕盗小吏身上看到了雏形。

实际上，这个故事已然呈现出二十世纪一类侦探小说的模式：主人公本意只是要侦破普通的底层犯罪，结果却在不自觉中卷入了远为复杂诡谲的高层政治风云。正如故事的情节发展所示，一旦到了宫中，他对付普通犯罪的所有本事都无用武之地。换上一位现代作者，可以想象作品的结局将会多么深沉，捕盗小吏会意识到宫廷政治的残酷与黑暗远非民间犯罪可比，最终对正义产生怀疑，崩溃感让他需要去看心理医生。可是晋人显然还没有现代人的这种深刻，挺危险的开局，进展却是乐乐呵呵、没心没肺。

捕盗小吏从箱子里出来之后，宫中人骗他说，他是到了“天上”，他不动声色；随后像个宠物似的被带去香汤洗澡、吃了好饭、换了好衣，他还是随人摆布。等到了贾皇后面前，想来小伙子终于明白了，这次遭遇确实与一向熟悉的刑事犯罪无关，他那一套对付民间盗跖的看家本事此时用不上了。但是，这少年以他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以及轻松豪爽的性情，索性高高兴兴享了几天福，贾皇后始终没有透露真实身份，他也不追究。少年自己都不知道，也许正是无忧无虑、会玩爱开心的性格救了他的命。据说，其他被骗进宫里的少年事后都会被悄悄处死，但贾皇后很喜欢这位英俊、机灵的少年“侦探”，所以几天之后送了些礼物、衣服，就让他出宫了。

更神的是，在上司和旁听众人面前，少年还坦然地，甚或是得意洋洋地，细述此一番“艳遇”，结果听者倒猜出了真相，只好一哄而散。看起来，对这位捕盗小吏来说，世界非常简单，只要不是他职业管辖范围内的刑事犯罪，其他任何行为都谈不上罪恶。这样纯真、明朗、快乐、自信的青春形象，什么时候起，从我们的故事当中消失不见了？子敬书裙

少年沉睡在夏日的午后，一位风度翩翩的成年男子渐近的清悦屐声似乎也未能将他惊醒。男子走过来，对着不意间撞见的场景出一会儿神，信手拿起一旁案上的笔砚，坐到睡榻边，开始向少年束在腰间的一条新绢裙上纵笔题写诗赋。在那个一千六百年前的下午，后世人视为“百代之楷式”的“二王”书风，便若古老的流水一般，就着少年腰胯与腿股如山谷一般多变的起伏，于似云霞散落、闪着丝丝素光的裙衣上，随意宛转奔淌：（羊欣之父）不疑初为乌程令，欣时年十二，时王献之为吴

兴太守，甚知爱之。献之尝夏月入县，欣着新绢裙昼寝，献之书

裙数幅而去。欣本工书，因此弥善。（《宋书·羊欣传》）

羊欣始终在熟睡吗？也可能，他朦胧醒来，但却一直假寐，任凭王献之在自己的身体上，哦，是在以自己身体为衬胎的光洁素绢上，完成一次即兴的书法创作。《宋书·羊欣传》也没有记载，当时是否有蝉声，是否微风划过帘影，只如此讲述：王献之将几幅裙片写满之后，忽然觉得兴尽，便搁笔离去。然而，正是被墨迹覆了一半的绢裙，让富有天赋的少年羊欣事后得以静心琢磨王献之书风的真谛所在，最终成为新一代的大家。也或者，羊欣在假寐中感受到近在身畔的成熟艺术家执笔时最细微的呼吸韵律与动作起落的节奏，从而领悟到这一门艺术的神气吧。这里展现的是那个时代推崇的一种交往方式，交流不靠语言，甚至排斥面对面的相觑，以类似后世“禅悟”的风格，通过某种场合，某种情境，某种行为，让一方的感受与观念传达到另一方的心灵之中，形成一次“神交”。在书裙的过程中，王献之与羊欣彼此未交一言，甚至不曾有过一次眼神的对接，但书法艺术的神髓却悄悄完成了代际的传接，并且，这是一次“岩上无心云相逐”式的、偶然而随性的传接。晋王献之《中秋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现代文学中，我一向敬而远之的一个神话题材就是，艺术家要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就得活得特痛苦，就得自我毁灭，尤其是，得毁灭一些别人，比如模特情妇什么的。也许这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宿命吧。在晋代，中国历史上首批留下名字的杰出艺术家大多出身于贵族世家，可能正因为此，那个时代涉及艺术创造的轶事讲述的总是风度与格调。品味这些轶事的涵义，探索藏在其中的密码，似乎对于今天之人的心智能力构成了某种考验。在关于王献之的几则创作故事中，竟然有两则都与少年以及白衣有关，是因为这位大书法家对于少年以及绢素特别敏感吗？为什么偏偏是少年与白衣？

据说一位喜欢搞花花点子的少年特意制作了一件绝好料子的白纱长外衣——这个“狡童”显然了解王献之的癖性——然后穿在身上登门造访。不出所料，艺术家立刻中计，欣然让少年脱下纱衣，由他在衣上放笔挥洒。这一刻王献之的兴致竟是春花勃发一般，不仅“草正诸体悉备”，而且一直写到双袖上，还不过瘾，又转战衣缘的镶边：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纱裓，着诣子敬。子敬便取书之，

草正诸体悉备，两袖及褾略周。年少觉王左右有凌夺之色，掣裓

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门外，斗争分裂，少年才得一袖耳。（《虞龢论书表》）

与“书裙”的过程不同，这一则故事中情节有着意外的转折，创作者几乎将一件长衣都写满了还意犹未尽，那兴起事端的少年却鲁莽地从他笔尖下将纱衣忽然掣走，夺路而逃。原来，少年察觉到王献之的门生们个个流露出意欲劫宝的神色。虽然他反应迅速，但还是刚跑出房门就被大家追上围住，一阵激烈的抢夺之后，纱衣裂成片片，少年只保住了一只袖子。

究竟该怎样理解这两则似乎异常纯洁、清雅并且轻悦可爱的轶闻呢？从宋代起，文人们忽略“书裙”一事中两位当事人的年龄差距，将之作为喻示士大夫知识分子之间知音与情谊的典故，元四家之一的倪瓒就有诗句云：“……潘郎狂嗜古，容我醉书裙。鼓柁他年去，相从远俗氛。”明人田艺蘅甚至批评说，他看到一幅《王子敬书羊欣白绢裙图》的画作，画中的羊欣居然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完全违背史料信息。事实是，《宋书》记载羊欣时年十二，《法书要录》中的《虞龢论书表》则说他当时为十五六岁，与时任吴兴太守的王献之显然存在着未成年与成年的差异。因此，这个故事肯定不是在讲述同辈朋友之间的知遇感。

据记载，羊欣“美言笑，善容止”，有着那个时代最重视的优雅举止与过人风度，不过，王献之更是“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晋书·王献之传》）。因此，这也不大像是《死于威尼斯》那一类的故事。那么，晋人的故事，到底该怎样去感受呢？

别的姑且不论，一旦穿上白绢或白纱的衣裳，竟足以催发一位艺术家的创作激情，东晋的少年们究竟曾经是怎样的神采动人哦。面纱下的健儿

如何让一群勇士在光天化日之下潜入一所城池以发动突袭？叫他们围上女人的长裙，把武器藏在裙下，然后兜头罩一条长拖到裙边的面纱，将身影完全地遮藏在面纱之下。

这可不是当代影视作品中忽发奇想的虚构，据史书记载，李密在其最终败亡的过程中就真的使到了这一招：乃简骁勇数十人，著妇人衣，戴羃，藏刀裙下，诈为妻妾，

自率之入桃林县舍。须臾，变服突出，因据县城，驱掠畜产，直

趣南山，乘险而东……（《旧唐书·李密传》）

在中国历史的浩荡大河中，李密的小小计策只能归为了无意义的一星溅沫吧，因此，不太有人愿意去注意，何以一顶“羃”就能保证偷袭成功？

是啊，很难把面纱与中国古代贵妇联系在一起，更难想象它会与中国古代的武士发生关系。然而，北朝隋唐时期，却真的流行过类似今日阿富汗妇女所戴的那种遮蔽全身的长面纱：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

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旧唐书·舆服志》）

北朝、隋、唐的女性，尤其是贵族女性，习惯于骑马出行，那个时期的观念是，女性骑马外出不是问题，但是，却不应该暴露她的面容与形象在路人的眼光里，也于是，能够障蔽全身的羃便大行其道。至于具体的形制，“类今之方巾，全身障蔽，缯帛为之”（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在新疆阿斯塔纳出土屏画上可以看到，羃是将长幅布料对折，缝合两边，供人兜头罩下，在当眼处则开有方孔，便于罩在其中的人观看与呼吸。从《旧唐书·吐谷浑传》中“男子通服长裙缯帽，或戴羃”的记载，服饰史研究者们判断，这种长面纱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最初的用途在于骑马时罩住全身以挡蔽风沙，因此男子也经常地穿用到它。不过，在传入北朝以后，其性质发生了改变，固定成为贵族女性骑马外出时专门用以遮蔽形象的服饰。

也于是，便有了藏身在羃之下的彪悍偷袭者。同样的招数，隋文帝的第五个儿子、汉王杨谅也使用过：汉王谅之反也，以（丘）和为蒲州刺史。谅使兵士服妇人服，

戴羃，奄至城中。和脱身而免，由是除名。（《旧唐书·丘和

传》）明人王圻《三才图会》中展示的“面衣”，于遮面方巾上相当于双目的位置裁出“窗口”，并罩以一片轻纱；巾角缝缀长带，以便在脑后交系在一起。形制接近《树下人物图》中的“羃”，不过两者都比较短小，长度仅及肩脑处，不足以遮蔽全身。

杨谅兴兵造反的时候，胁迫“少便弓马，重气任侠”的丘和去做蒲州刺史，并派手下士兵装成女人，羃蔽身，悄然进入蒲州城中。丘和自然也得一样打扮着参与偷袭，不过，也恰恰是借着一顶羃，他得以趁人不注意抽身逃离，没有卷入杨谅的兵乱。《资治通鉴》关于丘和在蒲州之变中所扮的角色有不同的叙述，不过，对杨谅的诡计却有更为生动的描述：“谅简精锐数百骑，戴羃，诈称谅宫人还长安，门司弗觉，径入蒲州。”他着意挑选几百名精锐骑兵，一起披挂上羃，假扮成汉王宫中的美人！

与今天的那些长面纱不同，隋唐贵妇的羃往往用红、紫等色彩艳丽的绢罗制成，而且其上缀饰珠翠，以华丽斗胜。杨谅之兄、秦王杨俊就曾经为王妃郑氏制作“七宝羃”，长面纱上有多种珠宝星星闪亮，让旁人看在眼里，反而要对那纱下的人更起遐想吧。数百位披着精美羃的宫女一起骑马在山林间穿行，仿佛夕阳中的一阵彩云匝地飘来，逶迤进入城门，那场面是否近似“灵之来兮如云”的缤纷？然而，羃下其实并不是美人、舞伎之辈，却是屏息沉默的、只待拔刃那一刹的精悍健儿，这就有一种沉重的惊心了。

一如麦克阿瑟的名言：“老兵并不会死去，他只是渐渐消蚀身影。”《隋唐演义》讲述李密之败，居然一字未提他巧取桃林县城这个环节。原因想来在于，羃仅仅流行到宋代，并且由宋人起了个新名“盖头”——后世新娘出嫁时一定要戴的红盖头，正是羃的遗意。由于头罩面纱出行的风俗在明清社会不复存在，人们也就不再能够理解“戴羃，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这一行为的确切涵义，因此只好绕开它编故事。

然而，那其实是一个苍凉得足以值得记住的场面，一位末路英雄，没有铠甲，没有旗帜，便装轻骑，身后跟随着一群长长面纱直拖到脚蹬的突袭勇士，最后一次策马驰行在注定属于李唐天下的严冬大地上，威武地，不屈地，径直奔向已经为他们轰然打开的、闪动着血海火光的地狱大门。燃灯使者

在其大部头的专著《中国绘画通史》中，美术史家王伯敏先生特意提到了敦煌220窟壁画《东方药师经变》中的一位“点灯菩萨”形象。曾经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上，这一壁画作品借临摹之作的形式得以展示，王伯敏先生所特别赞誉的“点灯菩萨”也由此呈现在北京观众面前，但见她专心地屈一膝蹲在地上，因为怕刚点亮的灯被风吹灭，而小心地用两手捧住灯碗，完全是一位人间宛约少女的情态。

啊，夜色将要降临，狂欢的情绪已经在空气中隐隐鼓荡，但是此刻还得暂时控制住心中涌动的欢乐啊，她必须趁着余辉的残光，和同伴们一起把高大的灯树燃亮。君不见，就在她身边，另一位菩萨正把一个个点亮的灯碗小心翼翼地放到灯树的圆轮上。

如今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基本上只剩下了吃元宵、汤圆这一项简单内容。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一天在古代叫作“上元节”，是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入夜以后的“赏灯”活动才是节日的重头戏。正月十五日成为“灯节”的风俗正是确立于唐代，不过，彼时上元节所燃之灯并非各种灯笼，而是“灯树”。敦煌220窟《东方药师经变》中恰恰描绘了两株巨大美妙的“灯树”，可以看到，其构造是在木座上树起一个高高的木柱，木柱从上到下、由小到大撑起一个又一个圆轮，一盏盏小灯碗被放在这些圆轮上，碗中亮着灯焰。另外，灯树的顶端装有宝盖，宝盖周边垂下一圈吊灯，同样是光苗颤颤。唐人苏味道《正月十五夜》一诗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可说是神传出了灯树的独特灿烂，在夜色中远望，灯轮的架子被黑暗隐去，只见一圈又一圈的灯焰，点点浮现在半空，就像是一棵火树，也像是银色的花朵群相盛开。

由于灯树上盛载灯碗的托架形如圆轮，所以灯树又叫“灯轮”。据《朝野佥载》记载，唐睿宗先天二年十五、十六两夜，在长安的安福门外树立了高达二十丈的灯轮，裹锦绣、饰金银，同时，轮架上不是简单地放置灯盏，而是做出一个个花树形的小灯插，整座灯轮居然装了五万个灯插，“燃灯五万盏”！另外，唐人薛能作有《上元诗》，描写中唐时代徐州上元狂欢的景象：“十万军城百万灯，酥油香暖夜如烝。红妆满地烟光好，只恐笙歌引上升。”“百万灯”，那得有多少棵灯树在徐州城中伫立？显然，不仅首都长安的上元夜处处“火树银花”，帝国的各个大小城镇在这一夜也同样呈现着人间点点灯焰与天上星光争辉的璀璨景象。敦煌莫高窟220窟的两位点灯菩萨敦煌莫高窟220窟的两位点灯菩萨

由“酥油香暖夜如烝”一句可知，灯树上所点的是小油灯，在灯碗里注满酥油。敦煌220窟《东方药师经变》则非常细致地描绘出，这些小油灯是一个个无座无把的收口小圆碗，在碗内灯油里放有一根灯捻。画面甚至展示了灯树被点亮的具体方式：把无数小灯碗放在地上，一一点燃灯捻，然后，将它们一只只小心地放到轮架上。不同的是，在这一恢宏而美妙的画作中，点灯者是四位美丽的菩萨！每株灯树下，都有一位飘带盈荡的菩萨蹲在地上点亮灯盏，另一位则接过亮起的灯，小心地将之放上灯树。在时光中消失了名字的画家，竟把人间的节日场景移到了天上，把他所眼见的现实中唐代女性的贤淑与灵巧，通过这四位菩萨窈窕修长的身姿而呈诸永世。

一代名相张说如此咏赞盛唐时代的上元夜：“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点灯菩萨”这个形象让人们看到的，其实乃是艺术家对于“太平人”的向往啊。在今生今世的一个春节，通过敦煌壁画的画面，而得以重温千百年前的正月十五之夜，重温千百年前的渴望幸福的心情，这实在是很别致的经历。天步下的香尘

华生、黑斯廷斯们真是能起鉴照作用的典型人物啊。倘若福尔摩斯或波洛看到北宋人庞元英《文昌杂录》中的这一则记录，想必会微微扬起眉毛：唐宫中每有行幸，即以龙脑、郁金铺地。至宣宗，性尚俭素，

始命去之。方唐盛时，其侈丽如此。国朝故事，乘舆亲祀郊庙，

拂翟后，以金合贮龙脑，内侍捧之，布于黄道，重齐洁也。

从唐代起，有个可邪乎的说法在人们当中流传：皇帝不管去哪里，凡是御辇所过之处，都有专人事先向地上撒龙脑香末和郁金香末。直到唐宣宗崇尚“俭素”，才把这一铺张浪费的作风予以废除。（《杜阳杂编》）万乘之尊的辇前要一路地撒香粉，天天撒，处处撒，不分时间场合地撒，听着是真诗意，只是也忒浪费了吧？

庞元英似乎对这一说法信以为真。有趣的是，他随即谈到了宋朝的制度：在“乘舆亲祀郊庙”的重大仪式上，倒确实有用龙脑香末为天子铺路的时刻。《武林旧事》“大礼——南郊、明堂”一节对这一做法有更细致的介绍：上服衮冕，步至小次，升自午阶。天步所临，皆藉以黄罗，

谓之“黄道”。中贵一人，以大金合贮片脑，迎前撒之。礼仪使

前导，殿中监进大圭。至版位……

仅仅是皇帝走向“郊坛”并登上坛阶的这短短一段路，会用黄罗铺出一条专设的御道，同时还有个太监捧着大金盒，陪随在皇帝的前侧位置，不断从盒里抓起龙脑香末，散在“天步”将临的黄罗道上。“大礼——南郊、明堂”一节中还录有“弁阳老人”专为咏赞郊祀仪式而作的一首颂诗：黄道宫罗瑞脑香，衮龙升降佩铿锵。大安辇奏乾安曲，万点

明星簇紫皇。

恰恰是以黄罗铺道、扬撒龙脑香粉的细节为起句。《梦粱录》“郊祀年驾宿青城端诚殿行郊祀礼”一节记录南宋咸淳年间“度宗亲祀南郊祀”的事件，其中也有赞诗为：天步徐舒曳衮裳，旒珠圭玉俨斋庄。欲腾明德惟馨远，黄道

先扬瑞脑香……《梦粱录》还记载，宋家天子“驾宿明堂斋殿行禋祀礼”，“遵先朝亲祀明禋故事”，更换祭服之后，走向明堂殿——文德殿——的一段路程，也同样是“上自黄道，撒瑞脑香而行”。“明堂大祀，三年一次”（《梦粱录》）、“三岁一郊”（《武林旧事》），明禋、郊祀两项重大活动都是每隔三年才举行一回。另外，《宋史·仪卫志》中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所制定的“宫中导从之制”，明确规定御辇前长达十七行的前导队列中，有“奉龙脑合二人”、“执拂翟四人”，不过，这一堂皇阵势只限于“每正、至御殿，祀郊庙，步辇出入至长春殿，用之”。也就是说，在宋代，除“祀郊庙”之外，便只有元日（正月一日）、冬至这两个重要的节日会用到“黄道先扬瑞脑香”的排场，目的则很严肃，在于表示敬慎。

可是，生活于两宋之交的张邦基所著《墨庄漫录》中，却出现了一个所谓“翠羽帚”的版本：孔雀毛著龙脑则相缀。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诸阁，掷龙脑

以辟秽，过，则以翠尾扫之，皆聚，无有遗者。亦若磁石引针、

琥珀拾芥，物类相感然也。

在这个说法里，宋朝皇帝变得同唐朝皇帝一样，也总是喜欢派专人事先向御辇将经的路上撒龙脑香末，以此来驱避邪秽。然而，通过《文昌杂录》、《宋史》、《梦粱录》等文献的记载，我们得知，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为天子撒香铺道的仪式虽然真实存在，但运用得很是克制。由此进行推测，多半是朝廷大礼上以龙脑香撒黄道的制度刺激了民间的想象力，结果夸张出了皇帝随便到哪儿都要散布香粉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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