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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秉孟,李千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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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评析

新自由主义评析试读: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总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慎明“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奉献给各界读者的一套普及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的理论读物,又是我们集中院内外相关专家学者长期研究、精心写作的严肃的理论著作。

为适应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每册书的字数限定在4万字左右。这有助于读者在工作之余或旅行途中一次看完。从2012年7月开始的三五年内,我们这套小丛书,争取能推出100册左右。

这是一套“小”丛书,但涉及的却是重大的理论、重大的题材和重大的问题。例如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及重要观点的创新,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领袖人物(其中包括反面角色),介绍各主要国家共产党当今理论实践及发展趋势等,兼以回答人们心头常常涌现的相关疑难问题。这套丛书,以反映国外当今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主,兼及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从一定意义上讲,理论普及读物更难撰写。围绕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极有限的篇幅内把立论、论据和论证过程等用通俗、清新、生动的语言把事物本质与规律讲清楚,做到吸引人、说服人,实非易事。这对专业的理论工作者无疑是挑战。我们愿意接受这一挑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是推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危机,这场危机远未见底且在深化,绝不是三五年就能轻易走出去的。这场危机推动着世界各国、各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开始进一步思考。可以说,又一阵人类思想大解放的春风已经起于青之末。然而,春天到来往往还会有“倒春寒”;在特定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也有可能还会遇到新的更大的灾难,世界社会主义还有可能步入新的更大的低谷。但我们坚信,大江日夜逝,毕竟东流去,世界社会主义在本世纪中叶前后,极有可能又是一个无比灿烂的春天。我们这套小丛书,愿做这一春天的报春鸟。

现在,各出版发行企业都在市场经济中弄潮,出版社不赚钱决不能生存。但我希望我们这套小丛书每册定价不要太高,比如说每本10元行不行?相关方面在获取应得的适当利润后,让普通民众买得起、读得起才好。买的人多了,薄利多销,利润也就多了。这是常识,但有时常识也需要常唠叨。

敬希各界对我们这套丛书进行批评指导,同时也真诚期待有关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各级领导及各方面的人士为我们积极撰稿、投稿。我们选取稿件的标准,就是符合本丛书要求的题材、质量、风格及字数。2012年7月15日

引言

李:自2007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并随后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至全世界,酿成近百年来最严重的国际性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理论界、思想界乃至政界的不少有识之士,正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其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和清算。你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研究和批判的学者,如何评价当前国际理论界、思想界的这一动向?

何:我们注意到了这一动向,对这一动向的出现并不感到意外。因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新自由主义虽然逐步被捧上了美英等国主流理论、学说的宝座,但在国际理论界、思想界从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也就是说,在国际理论界、思想界,批判自由主义的声音从未中断过,在批判者中,不乏著名学者甚至西方特别推崇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经济危机及由此引发的国际性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说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所以危机爆发之后,国际理论界、思想界出现批判和清算新自由主义的高潮,在我们的意料之中。稍微出乎我们意料的倒是,我国理论界、思想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与清算的声音,竟大大弱于国际理论界、思想界。

李:你刚才谈到的“出乎意料”的这一点确实耐人寻味。中国共产党是靠马克思主义起家的,而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批判的,这当然首先是对旧世界的批判,同时也应包含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扬弃。只有这样,才能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中国的学者、理论工作者,当前理应站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实践模式的最前列,可现实恰恰相反。其原因何在?

何:你提的这个问题也是我近期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一局面的形成,大致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同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意识形态渗透有关。近二三十年来,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为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实现“全球一体化”也即“全球美国化”,斥重资在世界各国招收学子,培养“芝加哥弟子”。这些“芝加哥弟子”长期在美国高校的课堂上接受美国的主流经济学说即新自由主义的那几个信条的熏陶;回归母国后,这些“芝加哥弟子”有的任职于政府部门,大都从事教学科研,凭着他们所熟悉的新自由主义的那几个信条讨生活,他们当然不可能去批判新自由主义,砸自己的饭碗。拉美的智利、阿根廷等国曾出现过这种现象,亚洲的印度尼西亚也出现过这种现象。我国是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重点渗透国,当然也不会例外。

李: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何:在批判新自由主义问题上,我国较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界沉闷的第二个原因是,大多数干部和老百姓对于到底什么是新自由主义,一般均不甚了了,自然也就更谈不上去批判新自由主义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

李:这样看来,要深入批判新自由主义,彻底揭示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模式——当代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必须搞清楚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可否请你向读者介绍一下你近几年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研究心得?

一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何:好的。下面,我们就从探讨到底什么是新自由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等问题开始吧。

首先,必须明白,我们在此讨论的新自由主义是一个舶来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它同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著文所批评过的取消积极的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会上一套、会下一套,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的那种自由主义不是一回事。

其次,正因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舶来品,是一种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而西方学者搞学术著述,大多随意性很强,缺乏规范性,往往把一些概念甚至逻辑关系弄得极其混乱。因此,尤其需要对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新自由主义给以严格界定。比如,据我了解,目前在西方学者的笔下,在“自由主义”之前冠之以“新”或“新的”之类的头衔的思潮或理论,可谓琳琅满目,它们同我们在此所要分析和研究的“新自由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其中,尤其要注意划清“新的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instutionalist)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界限。

李:很有意思。如果望文生义、仅从字面上看,这几个概念还真差不多,很容易混同。难道它们的确切含义确实有很大区别吗?

何:下面我们将会谈到,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可大了:

1.新的自由主义

它主张自由平等以及国家对个人发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认为如果只是依赖市场,由于市场不是对每个人都开放的,因而不会保证每个人都有自由,所以需要国家的作用。英国政治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霍布豪斯和政治思想家、经济学家霍布森等是这种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布豪斯认为,公民自由、财政自由、个人自由、社会自由、经济自由、家族自由、民族自由、国际自由是自由主义的八大要素。重申自由不是绝对的,法制是实现自由的第一步。赞同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划分,主张变消极自由为积极自由。认为自由和平等是并行不悖的。自由以平等为基础,建立在不平等之上的自由只会导致特权。不仅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机会面前也应人人平等。承认私有财产的多寡决定个人享受自由的程度,财产是自由的重要基础,但不主张人们经济地位的平等。注重自由的社会意义、自由的社会整体性。认为在恶劣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下,人不会有充分的政治自由。在国际社会中具有畏惧感或使他国畏惧的国家也没有真正的自由。主张国家应积极广泛地干预政治、经济、教育等活动,提供广泛的公共福利,以有效的改革措施发展自由,提供更多、更有利的社会条件和环境。实行广泛的成人选举,扩大公共教育,制订充分的就业计划,规定最低收入标准,推行失业、养老、疾病等各种保险,扶助贫者和弱者。霍布森主张国家制订干预计划,通过实施强有力的干预缓和社会矛盾,维护个人自由。为了实现公共利益,个人应当服从统一的规划,服从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国家要发挥积极作用,制定全面的福利政策,兴办多种福利事业,实行失业救济、免费医疗、老年抚恤和业余教育,改变不合理的财富占有和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持上述见解的新的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不仅同我们在此重点探讨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不是一回事,而且在一些[1]基本观点上是互相冲突和对立的。

李:据我所知,凯恩斯也深受这一种思潮的影响,在广义范畴上讲,凯恩斯也属于新的自由主义。

何:不错。有的学者正是因此将凯恩斯也归入新自由主义,我们认为欠妥,这些学者之所以犯这种错误,就是因为将“新的自由主义”同“新自由主义”混同了。其实,凯恩斯主义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大相径庭,甚至是对立的。

2.新自由制度主义

这是一种对近二三十年来美国政府处理国际关系所奉行的新现实主义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国际关系理论,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等是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美国政府处理国际关系所奉行的是实力地位或凭实力说话的新现实主义,这是一种典型的霸权主义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对新现实主义持批评态度,主张处理国际关系不能凭实力说话,强调建立一种国际制度,形成一种运作机制,以加强国际合作。“新自由制度主义”同我们现在探讨的“新自由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因此,在西方有些学者的笔下,将“新自由制度主义”中的“制度”二字去掉,随意简化为“新自由主义”,这就无意间在逻辑上制造了混乱。

3.新自由主义

李:难怪你一开始就反复强调,首先要对分析、研究的对象给以严格的界定,这几个概念确实看似相似,但内涵相去甚远。请问,你们关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定义是什么呢?

何:让我们先来看看西方学术界、理论界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定义。

国外思想界、理论界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和批判,远走在中国思想界、理论界的前面。早在20世纪70年代,当新自由主义逐步成为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并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在拉美国家泛滥之时,新自由主义就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和拉美国家的左翼学者的抵制和批判。20世纪90年代,伴随美国在拉美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全面失败,拉美学术界、理论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进入了高潮。1990年6月,在巴西劳动党的建议下,拉美成立了抵制和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常设性“圣保罗论坛”。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英等欧洲国家的思想家、理论家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相抗衡。1999年1月,在古巴哈瓦那召开了有57个国家4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关于全球化和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常设性国际会议。其后更出现了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世界社会论坛”,具有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色彩。

在国外学术界、理论界对新自由主义的界定、分析和批判中,以下几位学者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的作者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完成形态则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罗伯特·W.迈克杰斯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的导言中指出,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和过程:相当一批私有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多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

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塞阿则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

古巴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博士认为,新自由主义是美国的指导思想,它更适合于传统资本主义,尤其是资本主义强国。它不是解决拉美欠发达国家问题的药方。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从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推进“全球化”工具的角度解读新自由主义时指出,这犹如鸦片战争。他认为,19世纪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的金融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李:从你刚才的介绍看,西方和拉美学术界、理论界的几位著名学者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定义似乎不尽一致。

何:他们是从不同角度给新自由主义下的定义,所强调的重点不一样,但基本含义是趋同的,而且相互补充。

综合上述西方和拉美学术界、理论界的著名学者的见解,结合我们自己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定义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主要是一种经济学理论思潮,它是在继承亚当·斯密的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的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且通过“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著称于世;“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则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标志。注解:[1] 参见何秉孟、姜辉《阶级结构与第三条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二 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理论观点和主要流派

李:在刚才你介绍的你们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定义中,有新自由主义主要是一种经济学理论,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等表述。请你谈一谈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何:做出这种判断,主要依据的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理论观点及其实践后果。

1.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理论观点

李:你能简要地向我们介绍一下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和理论观点吗?

何: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学派林立,思想、理论体系也相当庞杂。就当前美英新自由主义主流学派而言,归纳起来,主要观点有:

——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并走向极端,大力宣扬“三化”。一是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主张放任自流的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特别强调金融自由化,主张各国开放金融市场,便于资本自由流动;取消对金融的监管,让金融企业自由经营。二是私有化。在他们看来,私有制交易成本比公有制低,因而效益比公有制高,更利于经济发展。三是市场化。认为离开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

——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一致认为,集体化、公有制会使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不能搞公有制。二是否定社会主义。在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极权主义,因此,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三是否定国家干预。在他们看来,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益的损失。

——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和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经济全球化并不排除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更不等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与我们的看法相反,新自由主义并不是鼓吹一般的经济全球化,而是着力强调要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乃至“美国化”。

2.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

李:从你上面所归纳的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看,除主要涉及经济学理论外,似乎也涉及政治学理论乃至国际经济政治战略理论。这是不是同新自由主义的各个流派有关?

何:不错,可以这样理解。新自由主义阵营内的不同流派有的关注面宽泛一些,有的关注面狭窄一些。

李:那么,新自由主义到底有哪些主要流派呢?可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何:可以。我在前面曾提及,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包括众多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体系。狭义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在此,我着重介绍一下这四个学派:(1)伦敦学派

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耶克,他是一位出生于奥地利的著名的经济学家、思想家。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是其他所有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来源。他长期活跃于反凯恩斯主义、反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中心: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既是主张经济放任自由的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又是芝加哥学派的核心成员,同时也是奥地利学派的骨干。哈耶克一贯主张自由化,强调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他说,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1]有全权控制我们。哈耶克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认为垄断、经济计划、国家干预始终与无效率相联系。他甚至主张,即便是货币发行权也应还给私人银行,而不能让政府垄断。(2)现代货币学派

李:看来,哈耶克是一位主张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反对公有制、国家宏观调控和社会主义的学者。

何:他不是一般地主张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反对公有制、国家宏观调控和社会主义,而是已到极端狂热的地步,是典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

除了哈耶克及其伦敦学派外,还有一个重要学派,这就是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为基地的现代货币学派。现代货币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也称新保守主义学派)。这一学派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为主要政策主张,强调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现代货币学派认为,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对产出量具有更大效应,货币供应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根源。货币主义者强调,货币和其他商品、其他金融资产是一样的资产。人们保留商品、债券、股票没有区别,彼此之间可以互相替代。因而,货币政策影响货币总需求。货币需求函数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可以通过数字统计测量出来。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和领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他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现代货币主义创始人。他曾在美国财政部等机构任职,担任过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从传统的或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出发,强调与人们之间关系有关的意义上的自由。他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不稳定,是货币受到扰乱,所以货币最重要,货币是支配资本主义产量、就业和物价变量的唯一重要因素。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是可以稳定的。他极力主张货币政策只要求货币数量稳定的、有节制的增加,即支持长期的货币规则或目标。除此之外,不需要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应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弗里德曼在市场经济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消费函数理论和经济方法论等方面,均有自己的主张,并因消费理论、货币历史和理论以及稳定经济政策方面的见解,于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3)新制度经济学派

李:听了你刚才关于现代货币学派主要观点的介绍,我初步感到,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主要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似乎与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稍有差别,哈耶克及其伦敦学派,偏重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原理和原则,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虽然也涉及基本原理理论和原则,但更偏重于应用经济理论或经济操作层面,这一学派关于经济操作层面的有些见解,特别是有关货币政策的某些见解似乎不应全部否定,还具有某种合理性。

何:你的这一认识颇有见地。在应用经济理论、经济操作层面,新自由主义阵营内的有些学派的有些观点,对于我们确有借鉴意义,不可一概否定。

在新自由主义诸学派内部,还有一个学派非常重要,就是新制度经济学派。

新制度经济学以经济组织或制度问题为研究对象,主要强调明晰私人产权,降低产权交易费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只要产权落实到自然人,也就是私人,就会对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这是因为私有制企业交易成本低于公有制企业,所以私有制的效率比公有制高。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罗纳德·科斯。

李:你提到科斯,我倒是记起来了,似乎有一个什么“科斯定理”,是怎么回事?

何:确有这么一个说法。科斯其人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大本营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的成名,主要得益于两篇论文:一是《企业的性质》(1937年),二是《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这两篇论文的基本观点是:①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即所谓交易成本或交易费用,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②在交易费用为零时,只要产权初始界定清晰,并允许经济当事人谈判交易,就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③什么叫“产权初始界定清晰”呢?就是落实到自然人或个人,也就是“私有”;④因此,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就会对经济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由于私有制企业交易成本低于公有制企业,私有制的效率必然比公有制高。科斯从交易成本入手,得出了公有制经济的效益不如私有制高的结论。他的这一套,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来说,并没有什么独特的贡献。因为西方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从来都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或以私有制为前提的。所以,长期以来,科斯及其产权理论在西方学界影响并不大,发表于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尘封几十年无人问津。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为了在全球推动私有化进程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需要美化私有制,丑化公有制,便寻找理论武器。这时,他们从故纸堆中发现了科斯的这一套,于是,对科斯的理论进行包装并大肆炒作,给科斯的基本观点戴上了你刚才提到的“科斯定理”的桂冠;不仅如此,1991年,科斯的“产权理论”甚至被授予诺贝尔奖!

对科斯的理论,包括目前被某些人奉为金科玉律的所谓“科斯定理”稍作分析,就可以发现它存在两个非常明显的漏洞:

其一,认定私有制经济的交易成本比公有制经济低,并没有实证依据,是先入为主的武断结论。事实上,商品交易过程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谈判过程和有着诸多中间环节的履约过程,其成本不仅取决于交易主体的谈判能力、履约能力,而且还取决于市场的供求情况、市场的发育程度和规范程度。交易过程纷繁复杂,没有大量的实证资料,凭什么断定公有制经济的交易成本大于私有制经济呢?

其二,能否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不仅仅取决于单个企业交易成本的高低,还要取决于其他多种因素。比如,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每一个企业内部的有计划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计划并存,由此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每一次经济危机,均是生产力的巨大破坏,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谈何“资源的有效配置”?可见,所谓“科斯定理”不过是伪科学而已。

李:你曾经说过,新自由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庞杂,学派很多。除了前面介绍过的3个学派之外,还有哪些学派值得向读者介绍?(4)理性预期学派

何:前面介绍的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和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是新自由主义内部影响最大的3个学派,其他学派的经济理论、学术观点和影响似乎要小一些。但有一个学派可能是例外,我们的读者应有所了解,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是理性的,总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事关自己的投资或就业选择和利益,个人一般均会充分调用自己的智力和资源如各种信息等,对它进行尽可能准确的推测,也即对未来的经济情况做出预期。由于这种理性预期的作用,市场机制就能够确保充分就业均衡,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要么归于无效,要么加剧经济波动,因此是不必要的。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教授、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罗伯特·卢卡斯。他以经济人理性和人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设为前提和立论基础,用货币周期模型论证和说明经济波动的原因,并得出了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效因而无须政府干预经济的结论。他强调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引发了一场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也就是在理性预期假设的基础上,对以往的宏观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性的重建,对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货币理论、经济周期等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此外,卢卡斯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也有自己的见解。

李:我一直犯嘀咕,为什么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是不是因为“理性预期”这一假设在卢卡斯为代表的学派的学术体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何:不错。“理性预期”假设可以说是卢卡斯学派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这一学派所坚持的几乎所有的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包括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甚至经济周期理论、投资理论等宏观经济学原理和原则,都是以这一假设为基础的。

李:可问题在于,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在现实生活之中,其预期往往是非理性的,这已为几百年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践所反复证明。

何:这正是理性预期学派的悲哀之处。当然,在这一学派特别是卢卡斯本人的学术体系中,有一些见解也还具有某种合理性。比如,他们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或新经济增长理论,就值得我们重视。

李:所以,我们反复强调对新自由主义内部的各学派的理论主张、学术见解要作具体分析。

何:谈到具体分析,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谈一谈关于德国弗莱堡学派的评价问题。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些学者把德国的弗莱堡学派归于新自由主义。我认为,对此尚需要研究,因为:弗莱堡学派主张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市场经济,即需要有许多调节原则的市场经济。例如,弗莱堡学派的领袖瓦尔特·欧根就曾明确提出国家干预经济要遵循“限制利益集团”、“干预针对经济秩序”和“经济与社会政治系统化”三原则。这些原则和主张,是与哈耶克等人的完全自由化和不要国家干预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自由放任主义不同的。弗莱堡学派所主张的经济秩序和理想类型也是与新自由主义的“自然秩序”不同的。他们所主张的经济秩序有多种“理想类型”,不是一般地否定对经济的集中管理,强调要着重解决好集中管理过程中的经济计算和资源配置问题。他们既坚持“市场自由竞争原则”,又强调“政府有限干预原则”,同时也不放弃“社会平衡原则”。弗莱堡学派甚至从维护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角度明确提出了实行多元所有制的政策主张和工人参加管理的政策主张。这些政策主张也是与哈耶克、科斯等人仇视公有制、迷恋私有制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观点不同的。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许多学者,也持同我们相类似的观点。注解:[1] 参阅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三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

李:新自由主义既然学派林立、理论思潮庞杂,其产生、发展当然也会经历一个过程。请你扼要地给我们介绍一下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发展历史。

何: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大体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早期新自由主义创立时期、新自由主义受冷落与自我雕琢时期、新自由主义勃兴时期、新自由主义政治化和向全球蔓延时期。目前正在进入第五个阶段:自2007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酿成国际性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几乎成为过街老鼠而步入衰落时期。

1.新自由主义创立时期

李:正如你刚才所说,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学术思想、意识形态,其产生、发展乃至衰落均受社会背景制约。新自由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何: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环境是,一方面,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和哈布斯堡家族结束对奥匈帝国的统治,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另一方面,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出现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这就使以自由市场、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为最高信条的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受到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挑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奥地利学派内部,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为首的一部分以捍卫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原则为己任的经济学人抱团形成了一个学术小圈子。30年代中期,在欧洲学术界发生了一场以米塞斯及其弟子哈耶克为一方、以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为另一方的关于经济计算问题的论战和讨论。整个论战虽无果而终,但却成为新自由主义及其头面人物哈耶克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序幕。

李:看来,奥地利学派竟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母体。

何:是这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奥地利学派的头面人物米塞斯是哈耶克的老师,用哈耶克本人的话说,米塞斯是他的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哈耶克的许多理论观点,都受米塞斯的影响,甚至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的仇视观念的形成,都与米塞斯有关。哈耶克在回忆自己青年时代世界观的转变和定型过程时就说过,米塞斯的批判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一书,对他仇视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起过决定性作用。

李:如此看来,奥地利学派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母体具有某种必然性。但为什么在新自由主义阵营内哈耶克的名声比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米塞斯还大呢?

2.新自由主义受冷落与自我雕琢时期

何:历史的发展总的来说是受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必然性所推动,但有时看起来又像是由许多偶然事件所串联起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偶然中有必然”。新自由主义脱胎于奥地利学派,具有某种必然性;哈耶克成为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也就具有偶然性了,这同哈耶克的出生及其个人性格中所具有的韧性有关。

李:关于这一点你能否多说几句?

何:新自由主义可说是“生不逢时”。20世纪3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破土的时候,也正是30年代初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肆虐的时候。30年代大危机彻底暴露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实践模式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弊端,它不仅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基础——萨伊定律(供给会自动地创造自己的需求)等的一次全面否定,而且实际上宣告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在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下,以及在经济衰退时期,人们在愿意在手头持有更多货币的灵活偏好、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等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下,曾长期驱动经济增长的私人与企业的消费和投资热情全面衰退,有效需求不足迅速普遍化,并成为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因而迫切需要国家出面来干预经济生活。于是,一种反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求的,着重主张以扩大政府支出创造需求和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罗斯福新政”则以政策实践的形式表明了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并使凯恩斯主义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经济学。在这种背景下,以复兴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原则为己任,并将这些理论原则推向极端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在政界甚至在理论学术界均普遍遭受冷遇;直到20世纪4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米塞斯移居美国后,甚至不能被任何学术组织所聘用,只能当一个纽约大学的“访问教授”一直到1969年退休为止。这就迫使米塞斯、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的中坚分子着手对其理论进行精雕细琢,并尽力使之系统化。这也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新自由主义20世纪30年代中期登上历史舞台不久,便被迫进入了长达几十年的“经院修炼时期”。

言及于此,很有必要对哈耶克在新自由主义学派长达几十年的“经院修炼时期”所起的作用多说几句话。哈耶克笃信他的老师冯·米塞斯在《社会主义》一书中提出的“用观念战胜观念”的信条,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原则的崇信和对社会主义的仇视达到偏执的地步。20世纪30年代以后,即使他们鼓吹的新自由主义信条四处遭受冷遇,但他矢志不渝。在长达40余年的“经院修炼期间”,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移民当时的资本主义的心脏英国,执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成为新自由主义阵营中伦敦学派掌门人,潜心完善他的极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先后著有《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等著述;二是他充分施展其擅长学术小圈子之能事,纠集一批志在复兴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学者,于1947年11月6日在瑞士的朝圣山聚会,成立了“朝圣山学社”。他此后担任该学社的主席长达12年之久,呕心沥血地经营这个“学社”;1947~1976年的29年间,“朝圣山学社”先后在12个国家召开了27次研讨会,推动新自由主义理论研究,传播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朝圣山学社”会员,主要来自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如第一次会议的39名参加者中,17人来自美国,8人来自英国;“朝圣山学社”的骨干成员除了哈耶克、米塞斯等人外,还有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等人。可见,“朝圣山学社”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哈耶克不仅是新自由主义阵营内伦敦学派的掌门人,也成了整个新自由主义阵营的领军人物。

3.新自由主义勃兴时期

李:新自由主义自20世纪30年代产生后即遭遇长达40年的冷落,是什么原因使其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始,逐步成为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呢?

何:最根本的原因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理论主张适应了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的需要。

李:看来,搞清楚这一点,对于了解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至关重要。请你就这个问题多说几句。

何:同宇宙间的其他事物一样,资本主义每时每刻都在发展、变化;但20世纪中期之后,作为资本主义的阶段性的新发展,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中叶,人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爬了出来,饱受战乱摧残的各国人民,面对饥寒交迫,强烈渴望和平、企盼发展。亿万人民群众的这种强烈意愿和呼声,推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恢复、发展的“黄金期”。但凯恩斯主义也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规律。进入70年代,资本主义陷入长达10年之久的“滞胀”。所谓“滞胀”,就是高失业、经济停滞或低增长与高通胀同时存在。比如,在1973~1982年,美国的失业率最高达9.1%(1975年),1982年失业人数达1220万人,创历史高峰。欧洲共同体失业率达10%,英国甚至高达13.4%(1982年),整个“经合组织”失业人数达到3050万人,接近30年代大萧条失业4000万人的水平。在此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美、英、法、德、意、日等国1975~1979年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6%,比60年代的6.6%的增幅收窄60%多;1979~1982年,美国工业生产持续下降或停滞了44个月,欧共体各国则下降或停滞了30多个月。与此同时,物价却飞涨,消费品物价年均上涨率60年代为3.7%,1970~1974年年均上涨7.9%,1975~1979年更达10.1%。一般来说,经济停滞或萎缩、高失业、高通胀等现象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运行的不同阶段交替出现的现象,前两者多发生在经济周期的萧条—危机阶段,高通胀多出现在经济复苏—高涨阶段。此次出现的经济停滞或下降、高失业与高通胀同时存在的所谓“两高一低”现象,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现象。

深入剖析20世纪70年代“滞胀期间”“两高一低”同时存在的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现象,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导致这场长达10年的“滞胀”危机的重要的直接原因。二战之后,经过50年代、60年代相对平稳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科学技术日益进步,资本的技术构成提高,从而使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资本平均利润率也趋于下降,资本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又导致固定资本投资疲软;为维持较高资本利润率,国家垄断资本利用其垄断地位,扭曲市场法则,强行推高物价;驱动经济复苏的另一只轮子——社会消费,因为劳动者大量失业及高通胀而持续低迷。正是这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资本主义经济只能在“两高一低”的“滞胀”中挣扎、爬行。

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当时是仅仅作为一种趋势提出来的。没想到竟成为70年代“滞胀”危机的直接原因。

何:这可能就是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所造成的。

从以上的分析,关于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在20世纪70年代长达10年的“滞胀”危机中,尽管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经济现象,但它仍然是由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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