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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黎丽,王悦,杨丽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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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安全研究(3)试读：

绪论

虽然在

边疆理论篇

边疆治理篇主要关注中间地带、边疆村庄空巢化、边疆集市在边疆治理中的功能。具体来说，本期作者认为加快发展长城、丝绸之路和藏彝走廊等中间地带是当今中国边疆治理的新思路；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为思路、以“小城大村”为途径，解决边疆村庄空巢化的问题；发挥边疆集市在国家边境区域从交通到商品的互通作用也是边疆基层社会治理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文化戍边篇则从汉族迁移边疆从而适应边疆多民族文化和中国西北跨国民族传统地方性知识两个视角入手论述文化戍边的作用。其中一篇论述了莎车的汉文化通过军事屯田和丝路贸易两种模式传播，分析了汉文化传播对包括居住、生产、宗教、语言在内的地域文化的影响，认为莎车地域文化是维汉双方互相选择的结果，丝绸之路商贸活动对汉文化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另一篇则认为中国西北跨国民族的地方性知识可分为基于生产的生计知识、基于行为规范的组织管理知识、基于社会互动的交往知识、基于信仰的宗教知识四种类型。其特点则表现为原生异质性、多元融通性、体系稳定性、持久延续性。其功能则表现为：“居边”——保障跨国民族在边疆安居乐业、“通边”——保障边疆各族的经贸往来、“融边”——保障边疆各族的文化交流、“识边”——加深边疆及边疆人的自我与他者认同、“和边”——保障跨国民族所在国家关系和谐、“安边”——保障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

口岸研究篇则从口岸本身和口岸人两种不同视角入手，论述口岸的地理交通作用和口岸人的精神世界。其中以吐尔尕特口岸和伊尔克什坦口岸为例的论文主要论述了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境内的两大国家级一类公路口岸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对外人文交流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同时两个口岸和口岸城市存在的管理权属不明、当地人共享其发展成果不够、发展定位不合理、建设资金不足、双边交流协调不畅等现实问题也亟须解决。另一篇以中蒙边境马鬃山口岸蒙古族人的“微信世界”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则认为：在边疆少数民族社会中，借由微信媒介建构的虚拟网络世界促成了地方社会关系由疏离到维系、由单一到多元、由现实到虚拟的演变。

丝绸之路篇则从整体和局部的视角论述丝绸之路在中国西北边疆治理和向西开放中的作用。其中第一篇认为丝绸之路贯通对中国经略西北边疆的影响表现在：中国向西开放发展的战略得以实现，中国西北边疆得以拓展，古代中国版图得以扩大，中国传统治理边疆策略逐渐形成。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西北版图基本随丝绸之路的贯通而确定。第三篇则认为甘肃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黄金段”的功能是否能够实现，关键在于以下四点：一是建设“东来西往、南联北接”的交通黄金带；二是花大成本保护“一带一路”“黄金带”的生态环境，保障交通黄金带的生态恢复、道路畅通；三是依靠交通黄金带，发展特色产业，做好贸易中转；四是凭借交通黄金带，通过文化交流与沟通，架起内地与边疆各族民众互相尊重、包容、共享、信任的桥梁，促进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提升。

总体而言，虽然本期仍然走在边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道路上，但反思我们的研究成果，一是离理论提升的目标越来越近，二是通过研究边疆诸多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离边疆安全的宗旨也越来越近。边疆理论篇

论国家边疆危机的本质所在

徐黎丽

摘要：人类在地球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地球的生态环境及其资源，国家的建立就是为了保护人类不同群体尽可能公正地享受这些资源。当地球上充满人类建立的国家且国与国之间以边疆为界的冲突普遍存在之时，边疆危机的本质就是越来越多的地球人口与越来越少的地球资源之间的矛盾。如何化解这一危机？本文试图从生态环境及其资源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出发，探讨如何化解本质为人口与资源冲突的边疆危机。

关键词：国家边疆 危机 本质

Abstract：Human’s life and development on earth cannot leave the earth’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untry is to protect the human to different groups to enjoy these resources as fair as possible. Now the earth is full of countries and the conflicts between countries divided with the frontier are widespread，So the essence of the frontier crisis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ore and more of the earth’s population and less and less of the earth’s resources. How to resolve the crisis？This article attempts from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ts impact to human survival，and to discuss how to resolve the essence for the frontier crisis of the population and resource conflicts.

Keywords：National Frontiers；Crisis；Nature

人类是地球上最有智慧的动物，其智慧主要体现在人类创造的文化上。文化是人类适应地球不同生态环境并利用生态资源过程中创造的知识、科技、经验、教训及其中蕴含的价值、理想和信念。人类以文化为力量逐渐成为地球的主宰后，却发现自己创造的文化与不同时期面对的困难及背后隐藏的问题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目前这一差距就体现在人类文化中的科技水平还不足以发现除地球之外的其他星球可以供人类生存。那么在人类没有发现适合人类居住的其他星球之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有限的地球资源和不断增长的人口生存与发展问题。由于国家是人类经过实践证明适合人类不同群体的管理及组织形式，因此地球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主要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形式表现出来。边疆作为国与国的边缘地带，既包括陆疆、海疆和天疆构成的硬边疆，也包含某些现代人类所需跨国资源及利益组成的软边疆，自然就成为国家冲突的焦点。因此国家边疆危机本质而言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口与越来越少的资源之间的矛盾。纵观有关边疆研究的成果，除了从理论、边疆具体问题解读边疆危机外，很少有从人口与资源的关系研究边疆危机的，本文拟补此不足。但由于笔者学术功力尚浅，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一 地球生态环境及其资源对人类起源、生存发展的影响

人类创造文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文化在人类发展不同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力量。越是原始的文化，对生态规律掌握越少，表现在人类与生态环境及其资源的关系上，就是人类以顺应自然为前提，有限制地使用资源；越是现代的文化，对生态规律掌握越多，表现在人类与生态环境及资源的关系上，就是人类更有能力控制生态环境中的一些因素，也能更多更好地使用资源。但总体而言，无论人类创造的文化多么有力量，遵守生态环境规律仍然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因为人类每一次违反生态环境规律都为生态灾难所教训。关于此点，我们可以从人类起源发展繁衍的历史中看出。（一）从人类起源区域看地球陆地生态资源对人类成长的影响

由于古人类学已经在人类起源区域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因此我们要谈论生态环境及资源对人类起源的影响，就必须借鉴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从古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来看，“人类起源与进化的研究进行了100多年，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是人类是由什么动物进化而来——基本上有了结论，即人类是由古猿进化来的；二是人类的祖先究竟出现在哪个地方，现在多倾向于来自非洲。另外，关于解剖学上现代人的起源，主要有出自非洲说和多地区进化说两种假说。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从以上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古人类及其祖先古猿的活动区域为我们确定人类最初的生态环境奠定了基础。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古猿及古人类为什么能够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进化与发展。

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古猿的生态环境。20世纪90年代，有研究宣称“可能是人类最早祖先的古猿在亚洲有土耳其的安卡拉古猿，我国云南的禄丰古猿，在欧洲有希腊的奥兰诺古猿，在非洲有肯尼亚的肯尼亚古猿等。它们都是在地质时期的中新世（距今2300万～500万年前）中后期繁衍的大型古猿，可是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或很少有它们的化石发现。而且这些古猿化石主要是少量破碎的头骨和牙齿，肢骨的材料更少，不能肯定它们已经直立行走，已经进入了人的范畴”。从以上发现古猿的地球区域来看，肯尼亚在热带，云南在北亚热带，希腊、土耳其则在北温带，即从赤道向北的热带和温带区域都是人类祖先古猿可以生存的区域。我们从今天中国北温带区域发现的黄河古象、三趾马、犀牛等大型动物化石来看，当时北温带的气候应该与今天的亚热带气候一样炎热，否则这些大型动物不可能生存于此。比人更为高大的古猿自然也生活在比较炎热、生态资源丰富的亚热带区域。然而从已知的气候逐渐变冷资料得知，“当第四纪冰期降临时，栖憩于热带、亚热带丛林的古猿赖以生存的树木锐减后，古猿才有走下树木谋生的必要，从而迫使古猿直立行走，用树枝、石块作武器和制作工具，向更广大的地方寻找食物，在劳动过程中由猿变成人”。也就是说，古猿之所以进化为人，是猿适应冰期日益寒冷的气候及其所在区域资源变化的结果。因为无论从体积还是形态来看，由猿变成的人与其他至今仍在亚热带或温带生存的动物在体重、体积等方面相似，因而都是适应气候变冷后的温带或亚热带物种。虽然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属于气候又逐渐变暖的时代，且我们也不确定地球气候从暖变冷和从冷变暖的周期有多长，但从人类祖先古猿变成人、人又一直发展繁衍到现在的历史来看，地球气候的变化相对缓慢，这就为古猿顺利地变成人提供了有利的亚热带和温带生态环境及资源。

其次我们再讨论一下古人类的生态环境。无论是人类非洲起源说还是多地区进化说，都没有离开地球上的亚热带和温带区域。如非洲起源说的论证来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遗传学家瑞贝卡·卡恩（Rebecca Cahan）和艾伦·威尔逊将分子生物学技术运用于人类遗传多态性研究的结论：“可以设定所有这些线粒体DNA，共同起源于一个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女人。”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表明：“直到上新世初期，距今400万年前时，在东非才有了确实能直立行走的南方古猿类型（统称前人）化石出现。”也就是说，所有现代人类的祖先来自东非的肯尼亚。这一亚热带区域与古猿生活的区域一致。而一点起源多点进化的论据来自“以彼德·昂德希尔和彼德·欧芬纳为首的20余位科学家在《自然遗传学》杂志发表共同研究成果，这项大型研究成果根据对男性Y—染色体多态性研究，其结论不仅仍清晰地显示当今分布于世界各大陆的现代人均起源于非洲，而且对于人类起源及其迁徙时间得出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结论：在6万年前，现代人全部生活在非洲。也就是说，现代人类祖先是从5万年前才开始由非洲向外迁徙，并逐渐散布于世界各个角落的。Y—染色体研究的重要价值还在于，科学家们根据世界各地Y—染色体谱系的分布图，大体勾勒出了现代人类从非洲向世界各大陆迁徙的路线与时间，根据其研究，现代人进入东亚的时间大约在距今3.5万年至3万年”。我国体质人类学家吴新智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则是：“人类定义的改变将南方古猿纳入人类的范围，延长了人类历史的记录。70年代延长到300多万年，90年代延长到400多万年。人造石器的历史已经延长至250万年。人类最可能诞生于非洲，大约在200万年前走出非洲。直立人近年最重要的发现还有非洲的纳里奥科托姆160万年前的骨架和西班牙78万年前的人骨。人类到达澳洲在6万年前。早期人类进化模式呈树丛状；晚期的模式较可能河网状。最近在中国人类进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假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这个假说支持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并受到旧石器考古研究的支持，而与‘现代人出自非洲说’相矛盾。”1984年美、中、澳三国学者联合提出了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他们重申的四条进化线分别是非洲、澳洲、印尼和中国。从以上四个区域来看，人类最先生活的区域则仍然是从亚热带到温带的地球区域，当然包括南北亚热带和南北温带区域。只是南亚热带和南温带的陆地面积少，人类后来发展的区域多在北亚热带和北温带。

从以上古猿和古人类有限的史前记载资料来看，亚热带和温带区域之所以成为古猿和古人类最早起源和生活的地方，主要原因就是亚热带及温带区域的气候和资源适合人类这样的生物生存。第一，众所周知，地球上的热带、温带、寒带区域因自然环境不同而适应不同物种生存，热带地区适应大型动物和植物生长，如以大象为代表的大型动物、各种阔叶植物；寒带地区适合相对细小且有御寒能力的动植物生存，如以北极熊为代表的寒带动物和各类针叶林木；温带则介于两者之间，四季分明的气候和海拔高低不同的多元地形有助于多元且适中的物种繁衍生息，各种动植物之间形成具有因果关系的食物链，充足的河流提供了人类不可或缺的水源。因而温带是动植物种类最多且能够保持平衡发展的区域。在温带与热带之间的亚热带区域则属于过渡地带，其生态环境与资源比温带更多，气候虽然比温带要热，但仍然是多数物种可以生存的区域。介于温带与寒带之间的寒温带与亚热带相比，无论气候还是物产，都不如亚热带丰富。因此亚热带和温带就成为地球物种集中的区域，人类也不例外。第二，在亚热带和温带广泛建立的人类农业社会文明也证明了这些区域的生态环境及资源适合人类居住。我们可以以人类四大文明古国为例来说明此点。如古代埃及就是这样一个依靠灌溉而形成的农业国家，其文明主要分布于尼罗河两岸“狭长而充满生机的河谷地带”，而这条地带因为尼罗河的泛滥由“沙漠变为沃土”，虽然其疆界因河水泛滥而变动，但最终也成为以灌溉农业为主的国家。其他文明古国莫不如此。如古代中国也是依靠黄河发展农业而来；古巴比伦国则依赖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冲积平原发展农业而建立；古印度则依靠西北部的印度河支撑农业。因此在温带或亚热带起源的农业国家无非都是这样一个过程。随着农业的发展，剩余产品变成商品，人类农业社会依次经过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对此，马克思有非常精辟的论述：“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地方。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由此可见人类在适合自己生存的温带和亚热带发展出的高度文明的农业社会，是这一区域适合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有力证据。第三，直到现在绝大多数人类仍然居住在温带或亚热带的事实表明，温带或亚热带区域适合包括人类在内的介于大型热带与小型寒带物种之间的物种生存。尽管人类最终将文明扩散到寒带地区，但那也只是人类文化发展到能够在寒带生存为止。根据已知的历史资料，由于火的发明和使用，人类具备了在寒带生存的条件，这就是在地球的寒带曾经兴起过无数以游牧为经济方式的国家的理由。特别是在亚欧大陆的北寒带区域。这里的生态环境在拉铁摩尔的笔下是这样的：“羊和骆驼在潮湿的牧场上长不好，石灰质的土壤对马有利，而含盐的土地适合骆驼。山羊和绵羊吃草时比其他牲畜咬得深，因此它们可以在牛马吃过的地方放牧，但是羊刚吃过的地方牛马却不能再吃。这许多技术上的细则就影响到对养羊、骆驼、牛、牦牛和捕猎野兽的偏重程度，这种程度又影响到各民族的军事技能的高下，特别是在弓箭的战争制度之下。”在这样的寒带生态环境造就的部落社会中，“有两种方式在互为消长，部落从来是不稳定的。牧场的使用与移动的需求可以使部落分裂为若干个群，但也可以将各个部落互相联合在一位有力的可汗的领导之下”。这就是匈奴、鲜卑、突厥、蒙古等亚洲北寒带的游牧民族能够建立国家的理由。欧洲北寒带区域的维京人也走过同样的游牧国家之路。也就是说，寒带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适合食草及食小型动物的动物生存，人类便以草原及其上面生存的各种构成食物链条的动物发展出自给自足的游牧经济，北寒带的游牧国家就这样在政权更迭且不断改进的管理体制中走到今天。但寒带因为阳光不足、气候寒冷、物产不足至今仍然是人类不得已才居住的区域。正如著名哲学家普列汉诺夫常所说：“自然界本身，即围绕人的地理环境，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因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理环境的特点”。可以说，尽管人类的足迹不断从亚热带和温带走向热带和寒带，但那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能够在这些次一级的区域生存而已。人类文明至今多存在于亚热带和温带的事实又可以反证这一区域就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因此人类起源及生存于地球亚热带及温带与这些区域的资源能够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相关。（二）人类国家从陆地地表向地下、海洋、太空推进也源于过多的人口对生态资源的需要

随着文化力量越来越强大，人类逐渐从地球陆地上的亚热带、温带向热带和寒带进军，最终人类遍布整个地球陆地表面。与此同时人类依靠文化的力量将陆地表面的资源逐渐变为再生资源，供越来越多的人口消费，但资源仍然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人口需要。于是人类在文化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可能挖掘地下、海洋、太空中的资源，规避所利用的资源对人类产生的不利后果，或将对人有害的资源转换为可以为人类所用的资源。

人类利用地下资源与人类的开采技术不断进步分不开。而地下资源的开采则孕育了人类除农业和牧业以外的第三种产业——工业。但这种产业存在一种人类至今不能克服的后果——工业污染。如因开采、冶炼石油形成的石油工业，不仅会污染人类越来越紧缺的水资源，而且使用石油产品本身就会对地球地表环境造成污染；在煤炭工业中，开采煤炭对地表绿色植物造成破坏，使用煤炭取暖成为地球上许多大城市冬季污染的主要原因；各种金属开采及冶炼工业都是以牺牲水资源或污染水资源为代价而兴起的产业，如铜、铁、各种稀有金属产业。除此之外，这些资源由于本身具有不可再生性，因而存在耗尽的可能性。但人类没有因为使用这些资源污染环境或担心这些资源被用完而停止使用。为什么？因为人类要保证自己作为种群在地球上的繁衍与发展。

向海洋进军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口需要生存的表现。虽然地球陆地是人类生存的理想场所，但地球上陆地面积仅占三分之一，而且地球上的陆地并不是完整的一块，而是被海洋分割成为五个大洲。海洋占地球面积的三分之二，且因与陆地相互交错被人类命名为四大洋。海洋连接人类易于生存的陆地是人类向海洋进发的理由之一，这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划时代意义所在。借助于海洋，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欧洲得以将人口迁移到美洲、大洋洲，极大地缓解了欧洲大陆的富余人口问题。除此之外，也为人类向北极和南极洲挺进奠定了技术和观念基础；海洋中丰富的渔业资源是人类向海洋进发的理由之二，因为自古以来生活在陆海交界处的人类群体就在长期的海洋实践中积累了以渔业为生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在人类航海技术日益进步的前提下一直可以延伸到今天所谓“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区域；比陆地更为辽阔的海洋中富含的工业资源则是人类向海洋挺进的理由之三，现在无论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上，都可以看到技术先进的国家的石油钻井平台，且英国石油钻井平台的漏油事件给墨西哥湾造成的污染后果至今没有消除。但只要人类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源支撑他们越来越多的需要这一状况没有改变，海洋注定会成为人类除陆地外不得不开发的地球区域。

现在虽然多数人类的国家仍然看不到太空的巨大作用，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看到人类越来越离不开太空。首先，环地球表面的空气是人类和其他需要空气的物种不得不需要的资源。这种资源在人类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因无处不在而被人忽视，直到最近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雾霾不断袭击海拔较低、人口密度较大的平原城市，人类才发现空气和水一样对人类至关重要。如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2013年1月15日报道：“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中东部地区出现持续雾霾天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今天（15日）上午在出席会议时谈及空气污染治理问题。”这不仅说明中国政府对雾霾的坦率报道，也说明雾霾的严重程度已经受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其次，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太空是将人类离不开的陆地和海洋连接起来的空间场域，也是人类最便捷、快速的运输资源通道。如在地震、泥石流、海啸等强大自然灾害面前，跨国空间运输及其救援就发挥着无法取代的作用。再次，太空是人类解决自身人口问题的最后出路。虽然人类现在的文化不足以在太空中发现和地球一样的星球，但理论上如此多的宇宙星球中总不会只有一个星球适合人类居住。如科学家们最近宣布宇宙最适合人类居住七大星球是：①Gliese 581恒星系统中发现神秘行星信号；②格利泽667三体系统中的Gliese 667Cc行星（Gliese 667Cc）；③位于恒星周围可居住带上的开普勒22b行星；④位于绘架座的HD 40307g行星；⑤HD 85512b行星距离地球大约35光年；⑥可能适合人类居住的格利泽163c（Gliese 163c）系外行星；⑦位于可居住带上的格利泽581d（Gliese 581d）星球或拥有厚厚的大气。但这七大星球是否适合人居，还需实践的检验。因此人类仍然坚持不懈地在太空探索，希望有可能发现人类可以移居的另一个地球。

由此可见，人类从陆地表面向地下、海洋、太空探索，不是人类作为物种喜爱探险或迁徙，而是人类为了维持种群的繁衍生息和生存发展。二 边疆危机的本质是人满为患的地球上人类国家因资源而产生的冲突

虽然人类建立国家的初衷是保护国内民众的生存与发展，且不同时代的国家因生态与人文环境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国家政权形式和体制，但随着地球人类与地球资源矛盾的不断升级，国家越来越不能发挥这种作用。我们可以从国家起源、国家功能和国家边疆危机类型三点出发，论述边疆危机的本质。（一）从国家起源看国家边疆危机的本质

从表面上来看，越来越多的人口与越来越少的生态资源之间的冲突和人类建立的国家边疆并不相关。但当我们梳理了人类生存的地球陆地、海洋、太空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与人类生存的关系后，就可以看到，人类与自然界其他生物种类一样，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开采、分配、使用资源，从而保证人类的繁衍与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从起源开始就用某种组织来协调人类行为，以便在资源充足或缺乏时能够依靠集体的力量保存资源或公正分配资源，使人类能够持续地繁衍发展下去。经过不同历史阶段的尝试或实践，人类根据不同的生态环境及资源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国家。一般来说，越是古老的国家，对生态环境的依赖程度越高，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大河孕育大文明、小河孕育小文明”。因为水是人类生存最需要的资源，河流经过的区域自然就成为人类首选的生存区域，河流区域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也为人类在河流区域生存奠定了物质基础。最终人类社会在小河汇入大河、小文明融入大文明的过程中经历了从小国到大国的发展过程。我们以中国为例来说明。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上游。而黄河之所以能够成为黄河，则是中上游众多河流汇聚的结果，如湟水、洮水、夏河、渭水、洛水等，这些汇入黄河的河流又有更小的河流作为源头。如泾水和洛水是今天甘陕交界处的子午岭右侧和左侧所有小溪汇成的两条大河的总称，泾水从甘肃西部的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渭源县东南方向流过时与流经西南方向的泾水汇合后，继续向东流，最终在陕西境内流入黄河，成为黄河最大的支流。泾水、洛水流域则是古代众多戎国起源和生存的地方，如义渠戎国就起源于泾水上游和南川河相交的地方，后来因人口增多而迁入四水汇合的庙咀坪，四水最终也汇入渭水。渭水流域则与秦国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秦灭西北诸戎，又在战国七雄的争霸事业中独占优势，最终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与秦汇聚黄河中上游所有的人力与物力有密切的关系。西方国家也如此，古希腊众多城邦国家就产生于众多河流流入的地中海北岸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的区域。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国家也莫不如此。如埃及，它是利用尼罗河下游的水土资源形成的国家；印度也是沿印度河流域形成的古代文明；南美洲的玛雅文明也是众多河流孕育的结果。因此从国家的起源上看，资源是人类国家兴起的必备条件。（二）从国家功能看国家边疆危机本质

从国家功能上来说，“国家的福祉是决定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态度的最高法则”。因此国家就是土地、人民、主权与政府四大要素组成的人类群体。国家的功能就是在一定的领土、领海及领空范围内的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对内保护国内人民及其生命财产，对外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体系。我们从西方国家的名称意义中就可以看到这些功能。如“在古希腊，伴随奴隶制的产生，出现了城市团体‘poliso’，即出现了奴隶制国家，曰城邦国家。古罗马奴隶制的国家也叫城邦国家。一用‘civitas’表示，和希腊‘polis’相当；一用‘respublica’表示，‘国家’一词由法文‘etat’，德文‘staat’，英文‘state’而来”。众所周知，语言文字反映了人类不同群体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这些用文字表示的国家本身就反映了不同群体对国家的理解和期许。如“poliso”反映国家政权的控制功能，“civitas”和“respublica”反映民众对政权形式的民主期许，“state”则反映国家以土地为核心的利益。从理想的层面来说，国家一旦失去这种功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在现实生活中，一旦国家政权被有产者控制并成为剥削无产者的工具时，国家内部就会出现对立，这种对立是否导致国家政权更替主要取决于政权领导者对民众的控制程度，控制程度轻，国家政权存在时间就长；控制程度重，国家政权存在时间就短。正如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国家这个概念是政治的最好反映，这是因为，一方面国家概念内部就存在着对立，另一方面，国家之间只要涉及政治，它就包含着对立的因素。”边疆作为国家生态及文化边缘区域，在国家政权公平执政时期，它就成为体现国家政权稳定安全的窗口，但当国家政权变成有权有产者控制无权无产者的工具时，边疆往往就成为无权无产者逃避或流放的区域，与此同时，传统国家的边疆区域本身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生态文化区域的交界地带，当然也就成为国家与国家边疆区域不同民族或民众交流的场所，也就可能成为国家之间矛盾与国内矛盾叠加积累的区域。对于遍布整个地球的人类来说，虽然人类不同群体建立国家的目的就是在力量所及范围内创造公正公平的生活环境。但随着国家范围内人口不断增加和可用资源不断减少，那些人口较多且文化水平提升较快的国家就必须走出国门去争取更多的资源，这就是人类人口与生态资源之间的冲突表现为中国边疆冲突形式的原因所在。这些矛盾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摆脱不了生态资源的成分。因为每个国家内部有权有产者与无权无产者的矛盾关键仍在于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不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纠纷，仍然摆脱不了国家之间对生态资源的争夺。（三）从国家边疆危机的多种表现形式来看国家边疆危机的本质

由于国家边疆危机是人为边疆危机，因此边疆危机表现形式虽然多样，但总体可以归纳为六类。第一类，各国边疆地区的群体性事件。我们以中亚为例来说明。“中亚国家政治局势基本保持稳定，但也出现了一系列比较复杂的问题，如突发的群体性事件和恐怖事件依旧困扰着各国政府，中亚国家坚持世俗化的政治制度，而下层则出现了伊斯兰教迅速复兴的状况，极端势力对中亚国家来说是现行政权的最大敌人。”这说明群体性事件已经给国家边疆安全造成了威胁。第二类，边界纠纷。中东陆地边界冲突是其中的代表。因为中东国家的领土和边界很少根据自然地理环境来确定，而是在西方国家殖民时代按经纬线、几何线或曲尺在地图上画线来划分的。如“埃及和苏丹的边界，一部分是沿着北纬22度线划定，叙利亚与约旦、伊拉克之间，沙特与伊拉克、约旦、阿曼、也门、阿联酋等周边国家之间的边界都呈几何形状。结果使位于亚、欧、非三大洲接合部的中东地区从二战后到90年代初发生由领土、边界问题引起的冲突事件近30起，其中以中东核心地区（地中海东岸的亚洲部分）矛盾最为激烈。如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以色列侵占叙利亚戈兰高地的问题、伊拉克和伊朗的边界在20世纪80年代演变成一场持续8年的战争、伊拉克与科威特的边界争端引发的海湾战争等等”。由此可见边界冲突是国家边疆的显性问题。第三类，边疆重大自然灾害。传统国家的边疆一般均处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生态区域边界地区，这些区域往往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区域，如中亚各国。“据不完全统计，近百年来中亚地区共发生过较大的地震3000多次。例如，原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位于天山北麓的山前地区，处于9级地震带。而且，在1887年、1910年、1950年曾发生过三次强烈地震，城市建筑物遭受严重破坏。”“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也位于天山西部余脉的山前地区，处于7～8级地震带，并于1866年、1868年、1886年、1924年、1946年、1966年和1980年多次发生强烈地震。尤其是1966年的大地震使整个城市被毁，目前的塔什干是震后重建的。土库曼斯坦的首都阿什哈巴德也处于9级地震带，且在1929年和1948年发生过两次大地震。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和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也都处于山前地区和8～9级地震带，而且发生过多次强烈地震，城市遭到很大的破坏。”中亚作为欧亚大陆的连接地带，也就成为自然灾害多发区域。而自然灾害本身就是各国民众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自然困境。第四类，跨国民族生存发展问题。如库尔德人“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北部、伊朗西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这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呈新月形的区域内。西方学者称这一地区为库尔德斯坦，即库尔德人之地。库尔德斯坦从来没有正式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使用过。库尔德人约占该地区总人口的3/4。据统计，全世界共有库尔德人2000万，其中土耳其约有800万，伊朗约有400万，伊拉克约有300万，叙利亚约有100万”。但在整个20世纪，“在库尔德武装力量和政府军发生冲突的地区，村庄被夷平，农田遭毁灭，人、畜大量伤亡和失散。在伊拉克，60年代政府军与库尔德武装力量之间的战争造成6万人伤亡、30万人无家可归；1974～1975年的战争则使5万人伤亡、60万人流离失所”。因此以库尔德人为首的跨国民族始终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在跨国区域中使用有争议的生态资源来生存。这一问题不解决，周边国家的边疆危机始终存在。第五类，周边国家关系问题。我们以中印关系来说明。中印边界全长约2000公里，分东、西、中三段。西段是中国新疆和西藏同印度拉达克接壤部分，有争议地区5万多平方公里；中段是中国西藏阿里地区同印度喜马偕尔邦和北方邦接壤部分，有争议地区约2000平方公里；东段是不丹以东一段边界，有争议地区约9万平方公里。从1961年起，印度军事人员在中印边界新疆段设立了25处据点。1962年10月20日，印度军队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中国军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边界争端爆发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后，中国政府于1962年11月主动将边防部队后撤，使两国军队脱离接触，在中印边界全线实现停火，使中印边界局势得以缓和。直到现在，中印边界问题仍在谈判当中。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结束后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这对中印边界纠纷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国家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边界区域生态资源的开发、分配和使用。第六类，恐怖与极端组织活动。恐怖和极端组织活动是各国现在面临的最严重的边疆问题。如“车臣恐怖势力的猖獗活动、国内魔鬼崇拜邪教的泛滥、高科技恐怖主义的危害都给俄罗斯的社会安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针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度的增加，俄政府尤其是普京执政后的俄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新举措，包括从民族凝聚力、打击力度、军事科研、新闻媒介、外交渠道等方面着手出击，以对抗国际恐怖势力”。最近恐怖组织炸毁俄罗斯航班、在巴黎实施爆炸、杀害中国人质等行为，给全球安全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从表面上看，恐怖与极端组织及其活动与生态资源无关，但如果从源头来看，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对生态资源的争夺与恐怖极端活动相关联。因此从以上六大边疆问题来看，无论是边疆群体性事件、边界纠纷、边疆重大自然灾害，还是跨国民族生存与发展问题、国家关系问题、恐怖及极端组织活动，其核心与国家利益或边疆不同群体的利益有关，而利益总是与资源开发、分配使用公正与否相关联。总体而言，如果有足够的生态资源供地球上所有人口使用的话，那么以上种种边疆危机就可以化解。三 如何化解本质是资源危机的边疆危机

虽然国家边疆危机的本质是越来越多生活在国家范围内的人口与越消耗越少的地球资源的矛盾，但地球生态环境及其资源相对而言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只是人类数量越来越多，需要消耗越来越多的生态资源，因此这一矛盾的主动方是人类，被动方是地球生态环境及资源。因此人类必须反思自己的行为，从而使人类不因生态资源彻底耗尽而不能在地球上生存与发展。（一）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规律

人类不能因为自己创造的文化能够充分利用生态环境赋予的资源就觉得自己能够战胜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及资源是人类的衣食父母，因此人类只有在崇敬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遵循生态规律，才有可能利用资源。关于此点，古今中外的学者仁人都有论证。如澳大利亚的泰勒（1880～1963）就认为“世界上天赋优厚的地区，可能给人类生活提供了许多不同的可能性；但在大约十分之九的地球陆地上自然发出了清晰的警告：这里太干、太冷、太湿或是太崎岖不平，任何定居者如果不顾这些自然的限制，就一定会遭受灾难”。因此遵循生态规律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无论是西方价值观学者还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均赞同此说法。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就曾指出：“地理环境对于社会人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被地理环境的特性所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人类控制自然的权力，因而使人类对于周围地理环境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因此“社会人和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出乎寻常地变化多端。人的生产力在它的发展中每进一步，这个关系就变化一次。因此，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影响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中产生不同的结果”。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作用并非只表现在人类社会的过去，也包括现在和将来。首先，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生产的发展总是以本国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具有的劳动对象为基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进步可能更具世界化。但无论怎样，世界也不会是单色调的。每个国家的文化总有着并不断产生自己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也就是说，每个国家文化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就是适应不同生态环境的结果。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利用生态环境中孕育的生态资源。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世界上三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即拥有广阔草原的高原地区、大河流域的平原地区和与海洋毗邻的沿海地区，不同地理环境造成生存在那里的民族经济生活特点的不同，进而造成民族的性格、精神与文化的不同，以及造成他们在历史发展中所起作用的不同。”因此遵循生态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也是利用自然资料的基础。（二）克服人类文化创造中的缺陷

在所有地球物种当中，“人是有着极大的可塑性的一种动物。在哺乳动物中，除去与人共居的狗和猫，不幸的是还有老鼠以外，没有一种能像人那样地能适应各种极不相同的环境。大部分人现在生活在平原上，有着适中的温度和湿度，小部分人生活在高山或炎热和潮湿的地区，大约有2500万人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空气稀薄的山区。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几乎都有人的踪迹。为什么其他哺乳动物只能生活在有限的地区，而人却能广泛分布于全世界呢？通常的解释是因为人有了文化，能创造发明。人类能用火取暖，可以居住在寒冷的山洞里；人类能有衣着，可以居住在寒冷地带。然而，也必须看到，还有人类的生物适应，如人体的形状和大小、色素、生长类型等的改变”。所以文化不仅是人类适应地球不同生态环境和结果，也是人类积累利用生态资源的经验、技术和智慧的结果。文化也就成为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区别所在。但我们创造的文化本身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是必须随时代变化而发展的，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因时代不同而出现的人类多种问题，即我们要随时克服文化中的缺陷。首先，就是在思想上认识到不能低估生态环境对人类的影响。随着人类积累的文化及其成果越来越多，克服生态环境的困难和利用生态资源的手段和技术越来越多元和高明，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人类与生态环境的距离越来越远，人类就越来越低估生态环境对我们自身的影响。这就是人类文化中的主观意识层面对生态环境认识不足。其次，人类文化具有局限性。尽管我们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可以让我们利用地表、海洋和太空中的一些资源，但仍有很多与地球同在的物质在没有被人认识到是人可以利用的资源以前，仍然处于“无用”状态，就像石油、煤炭、天然气等曾没有被人类认为是可以利用的资源一样。但随着现代人类对能源需求的增加，这些资源逐渐被人认识到“有用”而被利用。因此文化的创造力受人类思想认识的局限和生态资源的影响，总是具有局限性。最后，文化也具有副作用。比如我们在凭借文化的力量利用地表、地上的可持续资源的同时，也进一步凭借科技开采利用地下不可再生资源，利用这些不可再生资源虽然解决了人类日益增加的生活需要，但也产生了大气、水的污染问题，这就是人类创造文化保证人类生存发展同时也产生了对人生存和发展有害的后果。基于以上三点，我们必须不断反思文化中的缺陷，从而克服文化中的不足，使人类在地球上能够可持续生存发展下去。（三）公正、公平分配和节俭使用生态资源

地球之所以适合人类生存，主要是因为地球上不同生态环境中包含的生态资源都可以直接为人类使用或通过人类文化的力量被间接使用。这里所说的生态资源就是“指在自然界中经过一系列化学、物理、生物过程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的时空格局、对人类生活和生存直接或间接产生影响的所有自然因素的总和”。这些生态资源包括地表资源、地上资源及地下资源。从我们人类有限的实践经验来看，我们对地表资源最熟悉，它的利用率最高。它依据不同的气候带形成温带土地及地表资源、寒带土地及地表资源和热带土地及地表资源。所有以上地表资源随季节变化而带来人类生存所需的食、衣及居所。人类在季节变化中观察地表资源的变化并掌握它们的变化规律，从而在温带创造了农业文明，在寒带创造了游牧文明，在热带创造了森林文明，从而将自然资源通过培育逐渐变成了可再生资源。所有的地上资源包括空气、风能及太阳能，是人类自始至终必不可少的资源，但其并不附着于土地，而是存在于天空中。人类文化力量可以利用的地上资源只有风能和太阳能，空气则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条件。以上的地表资源和地上资源虽然在不同季节和纬度、海拔分布有别，但人类还是能够通过文化的力量使用它们。地下资源则不同，它包括现在满足人类在食、衣、居之外的所有更加奢侈需要的资源，主要集中在地球的交通方面，如火车、汽车、航空等交通工具、交通线路的建设和运行。这些资源一般都是经过加工的地下矿物，可以为各类交通工具或设施使用，但在使用的过程中经常以污染生态环境为代价，且不可再生。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些资源只是集中于地球地下某些区域，如石油主要分布在中东、铁矿分布在澳大利亚等。因此目前出产石油或其他不可再生资源的国家和地区就成为纷争和矛盾的焦点区域。由于地球是整个人类和其他适合在地球上生存的物种的家园，生态资源是地球赋予人类及其他物种的资源，人类自己建立的国家或其他组织却不能均衡地让整个人类的所有成员享用这些资源，在绝大多数的国家里，这些生态资源的开采、分配和使用权力主要掌握在拥有政权的领导或有产者手中，这是极其不公平的人类社会现实。因此整个地球上的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组织和联合国需要共同努力。公正、公平开采、分配生态资源和节俭使用生态资源是我们人类最后的选择，也是国家边疆危机最后的解决之道。

总之，边疆是适应不同生态环境交界地带的人类实体和文化边界。温带和亚热带作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最早成为人类活动涉足的地方，随着人类人口越来越多，人类文化对自然的控制增加，人类逐渐进入热带和寒带，也进入地下或天空寻找更多的资源。最终当更多的人口没有地方可去之时，人与人为争夺资源的斗争就表现为边疆危机。因此现代国家边疆危机源于国家范围内生态资源的不足。正视这一点，然后解决，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也许能更长一些。

“大一统”天下观对中国边疆治理的影响

徐黎丽

摘要：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大一统”天下观是历经战乱的古代中国人对国家类型的期盼。后经秦汉统一王朝的实践，最终上升为中国历朝历代的治国之本。以后中国人又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且统一多于分裂的实践中使得“大一统”观念深入从天子到庶民的血脉之中。自然而然，受“大一统”天下观的影响，边疆统一、国家认同、以和为主便成为中国边疆观念的核心和边疆治理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守中治边、因俗而治、多元一体便成为中国边疆治理的方略。对今天边疆治理的启示则是：“大一统”天下观仍然是边疆治理的指导思想，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因俗而治的延续，文化多元与政治一体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大一统” 天下观 边疆治理

Abstract：The “unified” world view bud in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is the ancient Chinese expect about the type of countries after the war. After the practice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unified，it rise to the Chinese dynasties’ statecraft Eventually. Then the Chinese Make the concept of “unified”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everybody by the practice of the world’s division and unify. Naturally，affected by “unified” world view，frontier unity，national identity，world peace becomes the core of the Chinese frontier idea and the target of borderland governance.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keeping the central region and administrate borderlands，Ruling according to customs，and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have become China’s borderland governance strategy. It has revelation to borderland governance now：The “unified” world view is still guidelines of borderland governance；Adhere to the 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 system is the continuation of common and rule；Cultural diversity and 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is the unified multi-ethnic China’s rational choice.

Keywords：Grand Unification；The View of Under Heaven；Governments in the Bordering Areas

以中为心、守中治边，强调中心的守和边疆的治是中国古代王朝世代积累的陆权时代的边疆观，这与以边为心、以边固中，强调他者服从与自我统治的西方殖民国家的海权时代的边疆观形成巨大的差异。这一差异主要源于中国人在漫长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中总结的“大一统”天下观。因此从“大一统”天下观入手，挖掘其对边疆治理的影响，就成为今天我们解决诸多边疆问题时不得不思考的首要问题。本文拟在此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存在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以求教于方家。一 “大一统”天下观释义、起源发展及原因分析（一）“大一统”释义“大一统”天下观是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国家观念。有学者认为“大一统”由“大”与“一统”两个词组成。其中“‘大一统’之大，有两种含义：一是表彰、赞许；二是扩大、张大”。“大一统”的“统”字，其意如下：“统者，始也，总系之辞。”“依前者，‘大一统’当为‘表彰一统’、‘倡导一统’之意；依后者，则‘大一统’应为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加完美的一统。”也就是说，“总持其本，以统万物”，“一统”为“大”。“后来也有人将‘大一统’的‘大’理解为形容词，认为‘大一统’就是‘大的统一’、‘高度的统一’，即描绘、形容统一的程度或规模。”但无论操汉语的人对“大一统”的理解有多少细微的区别，从宏观角度来说，“大一统”就是对国家一统的推崇。从“大一统”的内容上来说，台湾学者李新霖认为：“所谓一统者，以天下为家，世界大同为目标；以仁行仁之王道思想，即一统之表现。”大陆学者何星亮认为传统中国“大一统”观念包括：“‘大一统’的地理观——天下观；‘大一统’的政治观——政治一统；‘大一统’的思想观——思想一统和‘大一统’的民族观——华夷一统。”由此可见“大一统”天下观不仅包含一统思想，而且包含一统的地理范围和为达成一统目标而采取的行动。这样的观念直接影响了中国人对国家的理解和建立国家的过程与结果。（二）起源、发展及定位

从中国汉文史籍记载来看，最早的有关“大一统”的记载不是在中国的统一时代，而是在走向统一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从诸子百家的言行当中可以看出。如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康有为解释道：“孔子之道有三统、三世，此盖藉三统以明三世，因推三世而及百世也。”因此孔子总结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道则主要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和规范。孟子答梁惠王“天下恶乎定”以“定于一”的目标就是建立“君仁臣义，君民同乐，风尚淳朴，百姓亲睦”的仁和国家。荀子的思想也体现出一统的内容，他说：“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因此“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法家认为“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阴阳五行则认为“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者，万物之主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墨子则主张：“天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士、庶人。”“管仲相恒公，霸诸侯”也是为了“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韩非子则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实现“大一统”的障碍。以上话语充分反映了战乱时代士大夫阶层对“大一统”国家的期盼。但由于战乱丛生，民不聊生，他们的主张难以实现。当然也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使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意识到“大一统”的和平国家才是民众幸福生活的保障。另外这一时期诸子百家的“大一统”学说也为秦汉时代的“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行动基础。

秦汉的统一，使“大一统”从理想变成了现实。而秦汉统一王朝从地理到文化上的一统实践，则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大一统”思想。如成书于此一时期的各经中，“《春秋》最显，《春秋》之中，《公羊》最显，《公羊》之中，‘大一统’”。此时的“大一统”天下观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更加完善和具体。如《公羊》的开篇即用“始”解释“统”，用“五始”解释“大一统”。“始”有“五始”，即“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其中“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前两句讲天道，中间两句讲人事，最后一句则指居于天与人之间的王者的使命就是完成“大一统”。《春秋》中《公羊》篇正是因为对“大一统”天下观做出了贡献，因此成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朝统治阶层的“大一统”思想的根本。为此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中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王吉传》也称：“《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在“大一统”天下观的指导下，秦汉帝国开始了“大一统”王朝的治理实践。如在治国理念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制度上，“车同轨，书同文”，具体表现为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建立郡县制等；在国家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制；在对待边疆不同族群方面，以屯田、和亲、质子、结盟等各种和平方式进行统治；在对外关系方面，通过丝绸之路与西方国家建立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关系。中国大一统国家雏形由此奠定。

然而，综观中国古代历史，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和秦汉时期统一，中国人从理论到实践上意识到“大一统”的观念和实践对中国民众生存与发展的利大于弊，因此“大一统”天下观逐渐深入人心。虽然从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大一统”天下观并没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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