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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衡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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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风四谈

文风四谈试读:

山重水复,又说文风

说文风

在中国历史上,凡社会变动都会伴随着文风的变化。这也好理解,文章、讲话、文艺作品都是表达思想的,形式要服从内容、表现内容。一个人在戏台上穿戏服,在球场上就穿运动服,服装随着动作内容变。正当十八大闭幕不久、十二届全国人大召开之际,各方面的工作都待一变,文风亦有一变。

文风从来不是一股单独的风。它的背后是党风、政风、官风、民风、商风及社会和时代之风。一个社会,经济在下、政治在上,文化则浸润其间,渗于根,发于表。凡一种新风,无论正邪,必先起于上而发于下,然后回旋于各行各业各阶层人众之间,最后才现于文字、讲话、艺术及各种表演。所以,当我们惊呼社会上出现某种文风时,它早已跨山越水,穿堂入室,成了气候。文风这个词虽是中性的,但通常只要单独提出,多半是出了问题。所以党史上治理文风从来是和治理党风、政风连在一起的。影响最大的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清算”和反对“党八股”。

远的不必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三次大的文风问题。一是1958年及之后两三年的浮夸之风,上面讲大话,“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报上登亩产几万斤,机关炼钢铁,公社办大学,文艺作品口号化。二是“文化大革命”的极左之风,全民处于个人迷信、政治癫狂的状态,报纸成了政治传单,文学作品“高、大、全”,舞台上只剩下样板戏。三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文风了,习近平同志概括为“长、空、假”,他说:“当前,在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一些理论文章中,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

58′之“浮”、“文革”之“左”、现在之“假”,这是我们60多年来的“文风三痛”。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58′之惩是饿肚子、死人;“文革”之惩是国家濒临崩溃;现在“长、空、假”之惩是信任危机,离心倾向加重。所以十八大新班子一开始就疾呼整顿文风,当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作风。1958年刊登亩产三万多斤的《人民日报》

文风,望文生义,一般地可以理解为文字之风、文艺之风、文化之风,凡是经文字、语言、艺术等手段之传播而成为一种时尚的,都可以算作文风。文风的范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与政治、行政关系密切的文件、讲话、会议及政要人物的文章、著作;二是大众传媒中的文字和节目;三是出版或上演的文学艺术作品。由于文风与社会政治走向,特别是与主政者的好恶关系极大,所以文风的倾向最先反映在与施政相关的第一类文字中,再从第二类到第三类。“长、空、假”的要害在“假”。虽然坏风无有不假,但与前两次相比,现在的假风已深入骨髓,更加可怕。无论1958年之吹嘘经济方面的高产,还是“文革”歌颂“红太阳”,人们内心还有几分真诚,哪怕是在蒙蔽中的真诚。连毛泽东听到钱学森的理论推算,都相信土地能够高产。“文革”中红卫兵真的可以随时为革命、为领袖去献身。“文革”后期曾有“牛田洋”事件,一群军垦大学生和战士手挽手迎向海浪,相信下定决心就能争取胜利,最终却葬身大海。这当然是一幕悲剧,但说明那时还是有一点愚忠、愚真的。现在没有人这么“傻”了,学会了伪装、弄假。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有的干部认为讲大话、空话、套话、歌功颂德的话最保险,不会犯错误”,“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台上台下两个形象,圈内圈外两种表现”。没有了“天真”,却假装真诚;没有了“迷信”,却假装服从,这才是最可怕的。“长”和“空”是为“假”做掩护的。习近平同志说:“假,就是夸大其词,言不由衷,虚与委蛇,文过饰非。不顾客观情况,刻意掩盖存在的问题,夸大其词,歌功颂德。堆砌辞藻,词语生涩,让人听不懂、看不懂。”为什么开长会、讲长稿、发空文、争版面、抢镜头及急着个人出书呢?是在作秀,是装着在干活,要弄出点动静来,好显得有才、有政绩。已在位的树碑立传,未到位的借机要官;没有政绩的玩花架子遮假,没有真本事的靠秀才艺壮胆:把工作、干部、群众都绑架在他借公谋私的战车上。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这些“长、空、假”的人心里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解决问题,都是在为自己捞资本。工作为轻,我为重,工作都是假的,文风焉能不假?我们可以对比一下,1958年人人头脑发热,“文革”中大搞个人迷信,但还很少有哪一个干部为了个人目的去出书、争版面、抢镜头、发长文。文风之堕落,于今为烈。

这种“长、空、假”怎么治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风是末,官风是本。治文风要先治党风、政风,特别是官风。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起带头作用。文风问题上下都有,但文风改不改,领导是关键”,“要增强党性修养。坚持以德修身,努力成为高尚人格的模范。只有自己的境界高了,没有私心杂念,才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出的话、写出的文章人们才愿意听、愿意看”。

纵观历史,每当一种不好的文风得到治理时,社会也就大前进一步了。

我们期待着。(《北京日报》2013年3月11日)

开会与讲话

党政部门的日常工作是大量的开会和讲话,它就像我们吃饭和喝水一样平常。但是在这最平常的事情中却最能体现出我们的作风和效率。因此,很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我们平时开会与讲话的质量,以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开会是在酿造新思想

会议有各种类型,传达会、报告会、汇报会、研讨会等等,但不管有多少种名堂,一律要有新思想。与会者到会场来就像人肚子饿了进食堂,总不能再空着肚子回去。但是很可惜,我们的许多会议就像一张没有上菜的餐桌,大家只能拿着筷子空比划。会议是酿造新思想的,是制作精神之餐的,一个好的会议,连会场中的空气中都充满着思想。一个好的报告会,报告人要能牵着人的思维走,就像一面聚焦镜,能将人的思维从会场的各个角落聚拢来又发射出去,使每一个与会者都感到一种共鸣的力量,整个会场有一种共振的效果。一个好的讨论会,会场像一场无形的足球赛,每个人的思维之足都伸向那个唯一的球,激烈地争夺,充分地交锋。如果与会者言不及义,言不由衷,就像一场没有球的球赛,有什么踢头?一个好的汇报会,每一个汇报者就是一团吐着新焰的火苗,听者是一锅平静的冷水,得用你的温度去使他激动,使他沸腾,直到整个会场万焰跳动,热气腾腾,思想气化、升华,贯满会场的每一个角落。开会是一件很严肃、很郑重的事。解放前我们在根据地开一次重要会议,常常要让干部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回来,有的同志就牺牲在来开会的途中。但是没有办法,不开会就不能统一思想,革命会损失更大。现在世界上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双边、多边甚至全球性的会议。人们总是带着原来的想法来到会议室,又带着新的想法离开会议室,去工作,去实践。可以说是会议推动各方面的工作,推动这个地球。

人类文明史的进程只记录那些新的创造、新的思想,而把重复的东西统统甩掉。比如科学史上记住了牛顿、爱因斯坦,社会科学史上记住了马克思、恩格斯等,因为他们有创造。一个会议也是这样,历史只记住了那些划时代的有开创意义的会议,比如中共党史上的一大、七大、遵义会议,因为这些会议产生了新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党的路线,胜利地指导了党的实践。大会如此,小会也是这样,我们开一次会总要能产生一点新的思想,对工作有一点推动,这样的会议才值得开。可惜就像大吃大喝已经失去了吃饭充饥的意义一样,现在许多会议也早已失去了酝酿新思想的意义。会议的浪费是一种更大的隐形的浪费。

要想切实提高会议的质量,有两条应该做到。一是主持者要精心选题。要摘熟瓜,不要摘生瓜。会议既然是酿造新思想的,就先要看酿造的时机是否成熟,先找到突破口,选准题,会前要做细致的调查准备工作。会议题目选准了,这个会也就成功了一半。会议应急社会之急、工作之急和与会者之急,有的放矢。党的历史上的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等许多重要会议都是因为时局危急,不开不行。这种会,绝不会空泛,不会说旧话、套话,它逼着我们必得产生一个新思想、新方案。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会。现在有些会议所以质量不高,就是因为它不急,不反映工作发展到此时此刻的话题,是一种四季歌式的例会。于是就空谈、就旅游、就吃喝,到时散会走人。二是要调动与会者积极参与。开会如打仗,既要选战机又要鼓士气。会议开得好不好最终要看与会者的思想变化。与会者的思想就是会议的原料,主持人的本事就是博采众料,善掌火候,把与会者的各种想法掏出来,再酿出一个统一的新思想。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只能水过地皮湿,会议也就走了过场。本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想法,大家凑到一起,总会有新思想、新方案,许多突然召集的会议也有开出效果的。可惜我们的许多主持人“武大郎开会”,听不出、发现不了每个人的新思想,更不能像好厨师一样巧用料,善掌火,变出一个新菜。而是像典礼上的司仪,只会刻板地宣读程序。过去,农村搞极左,农民出工不出力,“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产不下粮食。同样,言不由衷,你哄我、我哄你的会议也产不出新思想。凡开会,会前没有急切之心,会上没有求新之心,这样的会议是开不好的。讲话就是在做工作

就像写字和说话是我们表达思想的两种方式,发文件和讲话也是我们工作的两种方式。但是常常有一种错觉,好像正襟危坐,宣读文件才算是工作,而讲话就常被当作是应酬、客套、例行公事。于是空话、套话,甚至假话到处可见。现在干部的文化水平高了,我们可以通过文件、报刊来工作。解放前我们动员打仗、搞“土改”,大多数时候都是靠讲话。那时基层干部文化水平低,不少还是文盲,他们就只带着一双耳朵来开会,听了我们的讲话,回去一传达,工作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那时候要是也像现在这样打官腔,哪有这个江山?检验我们讲话质量的最好办法,就是问一问群众记住了多少。如果一句话也没有记住,说明你的话没有用,没有入脑、入心,没有起到工作效果,或者你原本就没有想到要通过讲话来做工作。

工作是什么,就是改变现状,原地踏步不是工作。重复不是工作,有突破、有增减、有改进才是工作。欲改工作之状,先变工作之人,要先武装他的头脑,改变他的思想。所以我们讲话时要给人新信息、新知识、新思想,要通过这三把钥匙开启听者的心扉,开启他头脑里紧闭的大门。他接受了你的新东西,精神变物质,去创造新的工作,这也就证明你的讲话有了作用。

现在为什么一些干部讲话人们不爱听?一是旧,没有新信息。不调查研究,捕捉不到新情况,总是在说老话,举老的例子,甚至比群众知道的还要少,就像局外人给当事者讲故事,听者不好意思捅破,只好耐着性子听。二是浅,没有知识度。知识是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知识比信息又进了一步,已不是事物的皮毛,开始反映事物的规律。凡从事某一种工作,就必须有这方面的知识,就像一棵百尺之树必须有十丈之根。知识是某种专业、某种工作的根。而我们一些同志对自己所干的事察之不深,吃之不透,讲话讲不到根上,常抓住一点自以为得意的枝叶、花絮哗众取宠,而听的人却早在暗暗叫俗、叫浅了。毛泽东在延安时就给这种人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样怎么能做好工作?三是死板,没有新思想。讲话的内容不但要有信息、有知识还要有新思想。信息和知识是死的,是垫在脚下的阶梯,思想是活的,是拿在手里的工具。给人以知识和信息好像替人打开窗户,吹进清风;给人以思想则是让他自己推窗望远,吐故纳新。“鸳鸯绣出从君看,‘又将’金针度与人”,工具比产品更宝贵。讲历史唯物主义比讲历史更重要,讲辩证法比讲故事更重要。有思想的语言人们才能记得住。为什么毛泽东、邓小平乃至孔子、老子这些哲人的话我们现在还记得,就是因为其有深刻的思想,是工具、是指南,起作用的时间长。我们平时讲话不敢企求有多么深的哲理,但既然指导工作,总要超出现象说一点道理,好让人家举一反三,去想去做。而不少同志讲话就是一架复印机,省里传达中央的,县里传达省里的,乡里传达县里的。上面的精神虽好,还得要加上我们创造性的劳动才能落实。每一个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一定要找到上面精神与自己工作的结合点,在这里生根发芽,结出自己的工作之果。这才是你的思想,才是活的东西,你只有讲这一点时,群众才爱听。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语言。我们许多同志讲出的话,就像隔日的蔬菜,干涩软蔫。信息、知识、思想都可以是转承过来的,唯有语言只能是自己的,它像笔迹、指纹一样有个性。说的过程也是创造,同样一句台词,不同的演员念出来,效果就不一样。清代学者李渔说:“同一话也,以尖新出之,则令人眉扬目展,有如闻所未闻;以老实出之,则令人意懒心灰,有如听所不必听。”比如,他这里就放意把“心灰意懒”用成“意懒心灰”。讲话如穿衣,不能一年四季总是一身衣服。人不变,衣常换,也有新鲜感。语言不新没有个性,人们听起来就“意懒心灰”,稍一转换,就“眉扬目展”。比如我们平常说不能讲空话,说多了这词也不新了。一位领导同志视察山区,听到一件事。山区多野猪,常于夜间糟害庄稼,农民先以锣鼓惊吓,后将喇叭悬于电线杆上放录音。野猪开始不敢来,后渐渐靠近,最后干脆将电线杆都掀倒了。这位同志说:讲假话连野猪都骗不了,谁还爱听。这就是“以尖新出之”,就有了新意,人们也容易记住。关键是要有责任心和创造心

我们的讲话和会议如何才能不平淡呢?一是责任心要强,主持者不能例行公事。一般来讲,当我们的工作亟须突破时,这会议和讲话就有实效,因为这时不允许你敷衍。时势逼你尽职尽责。就像我们饭后在平路上可以漫不经心地散步,爬楼梯时就得认真出点力了。没有听说饭后在楼梯上散步的。散步的本意是走路,但它已被异化为一种休息;开会、讲话的本意是工作,但也能被异化为一种过场。如果我们时时有重任在身,有如履薄冰的责任心,会议和讲话的质量就高得多了。

二是要有创造心。作家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艺术家追求技压群芳,运动员追求破纪录。他们都把自己的专业生命定位在创造出新上,不新不如不做。工作也是这样,开会必得形成新思想,讲话必得有新效果,不新就没有必要去做。当工作没有新意时,会议就没有生气,讲话就没有新词;当工作找不到新问题时,会议就没有焦点,讲话就讲不到点子上,就像拿眼药水往腿上抹。当一个人有很强的责任心和创造心时,他就会把每一次会议、每一次讲话都当作一次创造,力求有新的效果。同时许多没有必要的不出新思想的会议,许多不起作用的只是应酬的讲话可以统统省掉,这样我们工作的效率也不知可以提高多少倍。(1996年7月8日)

笑谈真理又何妨

这个题目是我读初中时,在《人民日报》上见到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文章引列宁的话意说,我们谈话写文章为什么一定要板着面孔?就是严肃的真理也可以笑着来谈。这是讲宣传方式和效果。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忘掉这个题目,因为天天读报,特别是读言论时,看到的仍是板面孔多,笑面孔少。所以在参加了一次言论评奖后又拾起这个少时的旧题想再做篇文章。

这次参评作品中有一篇题为《“揉屁股”现象及其他》(《承德市报》)的言论,终于使我笑了起来。文章说小时候惹了祸,父亲气得拉过来狠揍一顿屁股;过后母亲又搂过来心疼地揉一揉。现在不少单位在报上挨了批评后,便要求接着发篇改正稿,甚至表扬稿,不发还不行,非得给“揉一揉”才算了事。此稿批评捧场、作假、护短甚至耍赖的社会风气,入木三分,却又让人忍俊不禁,可谓笑谈真理。

真理的内容是一回事,表达方式又是一回事。许多重大的、艰深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来笑谈的。毛泽东同志一生大都在笑谈真理。重庆谈判,人问:“和谈破裂,毛先生能战胜蒋先生吗?”他说:“蒋先生的‘蒋’是将军头上加棵草,不过草头将军而已。”说完大笑。“那‘毛’字呢?”“我的‘毛’是毛手毛脚的毛,又是个反‘手’,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共产党战胜国民党易如反掌。”这是何等的自信,又何等轻松。当大革命失败,许多人心灰意冷时,他说,革命高潮就要到来,是海上已露出桅尖的航船,是喷薄欲出的红日,是躁动于母腹的婴儿。革命快胜利了,我们要进城了,他说,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要警惕糖衣炮弹。作为接班人的林彪突然叛逃,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科学家也在笑谈真理。有人向爱因斯坦请教相对论,他说,与老妪相坐日长如年,与漂亮的姑娘相坐时快如梭。法拉第作学术演讲,并表演磁变电实验,台下一位爵士问:可是这又有什么用?法拉第说:用不了多久它就会向你交税的。现在全世界用电创造的财富究竟有多少,谁能统计清楚?

真理是既深刻又平凡的。深刻是因为它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又常为表象所掩蔽;平凡是因为和人的切身利益有关,人人可以感受感知。新闻是不断通过信息(现象)的叠加,供读者分析认识事物;理论是直接揭示规律(如原理、定理、公式)给读者;笑谈真理则是借读者已经感受到的现象或道理喻知事物的本质,如诗歌艺术中的比兴手法,由此及彼,由浅入深,渐入佳境,更见效果。

真理而能笑谈,第一是作者拥有真理的自信,第二是他知识的渊博。笑,是胜券在握时表现出的轻松。两人辩论,理屈词穷的一方总是紧张得手心都出汗,而将胜一方可以一言不发,只以微笑来逼视对方的窘态。笑谈又是一种附加了形式美的对内容的阐述。像足球射门,可定点射入,也可凌空倒钩一脚射入,虽然都得一分,但后者更能博得观众雷动的欢呼。杂技舞台上的丑角恰由水平最高的演员担任,他能在技巧之外又加进艺术(语言的、形象的),从而使观众获得轻松的享受。苏东坡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是一种何等自信的实力的显示。

言论作者只有在吃透了自己所论的问题,同时在知识、语言、方法上又都绰绰有余时,才能笑谈真理,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又真又美。(1992年9月18日)附 “揉屁股”现象及其他

这些年,人们对社会上的各种现象见得多了,一多,就会有麻木之感。小的时候,每当自己惹了“祸”(不过就是打碎了人家的玻璃抑或打破了人家小孩的头一类而已),当爹的总是不问前因后果就先揍一顿屁股;过后,当娘的又疼心疼肝地给揉那屁股。

现实生活中,类似这种“揉屁股”现象是时有发生的。例如,今天甲企业因生产不合格产品而受到有关部门或新闻单位的批评;未过几天,又见报纸上刊出甲企业如何接受教训,全力以赴抓产品质量,目前产品质量已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云云。短时间内,反差如此之大,倒使人产生出批评有误或别的什么想法来。不过,在这类现象里,又出了另一种新的现象:小时候屁股挨了打,当娘的总是主动去揉的;而今天的被“打”者,却找上新闻单位或有关部门,要求给“揉一揉”。这里,揉者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便引了一些问题出来。

打碎了玻璃自然不对,但当爹的不问青红皂白就揍屁股,这是典型的主观意志和家长作风,孩子肯定会感到委屈,当娘的也就主动去揉了。而今一些被“打”者,多半是有些前因后果在里面的,既然挨了打,就应痛定思痛,不再犯这样的过失,如果觉得疼,也得事后等人家主动来“揉”,找上门去,硬让人家揉,那总归显得有些尴尬,也会使人觉得缺少改正错误的诚心。

其实,有些单位和部门明明问题不少,但总是自吹自擂,老虎屁股摸不得更打不得。如其不然,就兴师动众,这儿找那儿找,似乎是受了天大的冤枉;既要求给其“更正”,又要求恢复其“名誉”,好像批评单位或个别同志有意为难似的。相比之下,那些找上门去,要求“打”后“揉一揉”的,倒成了最为文明的了。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从“揉屁股”现象反映出,目前一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存在着严重的本位主义、小集团主义思想,甚至是官官相护的封建意识,这与我们党一贯倡导和奉行的三大作风是完全相悖的。真正的领导者面对批评则应是闻过则喜,而决不应视为洪水猛兽;即使感到有些“委屈”,那也只能是从局部看的相对的“正确”,但从全局来看,则是绝对的错误。对此,还请三思而后行。(《承德市报》1991年11月6日,作者:吴志国)

回看来路,想起毛、邓

文章大家毛泽东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他离开这个世界也已37年。政声人去后,尘埃落定,对他的功过已有评说,以后也许还会争论下去。但对作为文章家的他还研究不够,这笔财富有待挖掘。毛说革命夺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他自己却从没有拿过枪杆子。他手下有十元帅、十大将,一千多个将军(1955年第一次授衔),从井冈起兵到定都北京,抗日、驱蒋、抗美,谈笑间强敌灰飞烟灭,何等潇洒。打仗,他靠的是指挥之能,驭将用兵之能。但笔杆子倒是一辈子须臾不离手,毛笔、钢笔、铅笔,笔走龙蛇惊风雨,白纸黑字写春秋。虽然他身边也有几个秀才,但也只是伺候笔墨,实在不能为之捉刀。他那种风格,那种语言,那种做派,是浸到骨子里,溢于字表,穿透纸背的,只有他才会有。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青史不绝,文章不绝。向来说文章有汉司马、唐韩柳、宋东坡、清康梁,群峰逶迤,连绵不绝。毛泽东算得一个,也是文章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险峰。思想与气势

毛文的特点首在磅礴凌厉的气势。毛是政治家、思想家,不同于文人雕虫画景,对月说愁,他是将政见、思想发之于文章,又借文章来平天下的。

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文章之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是作者的胸中之气、行事之势。势是不能强造假为的,得有大思想、真城府。我在谈范仲淹一文中曾说到古今文章家有两种,一是纯文人,一是政治家。文人之文情胜于理,政治家之文理胜于情。理者,思想也。写文章,说到底是在拼思想。只有政治家才能总结社会规律,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于文字,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宣扬自己的政见。毛文属这一类。这种文字不是用笔写出来的,是作者全身心社会实践的结晶。劳其心,履其险,砺其志,成其业,然后发之为文。文章只是他事业的一部分,如冰山之一角,是虎之须、凤之尾。我们可以随便举出一些段落来看毛文的气势: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民众的大联合》)

这还是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五四”时期刚要踏入“江湖”的文章,真是鸿鹄一飞便有千里之志。明显看出,这里有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影子。文章的气势来源于对时代的把握,毛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每个历史时期都能高瞻远瞩,甚至力排众议地发出振聋发聩之声。

当党内外对农民运动有动摇和微词时,他大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井冈山时期,革命处于低潮时,他甚至用诗一样的浪漫语言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当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许多人苦闷、动摇时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你再看解放战争中他为新华社写的新闻稿: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我军“摧枯拉朽”,敌军“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你看这气势,是不是有《过秦论》中秦王振四海、制六合的味道?再看他在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上的致词: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一个胜利者的口吻,时代巨人的口吻。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搞核讹诈,他说:“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古今哪一个文章家有这样的气势!

从上面所举毛泽东不同时期的文章中能看出他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为文要有丹田之气,不可装腔作势。古人论文,讲气,气贯长虹,力透纸背。韩愈搞古文运动,就是要恢复汉文章的质朴之气,他每为文前先读一遍司马迁的文章,为的是借一口气。以后人们又推崇韩文,再后又推崇苏东坡文,都有雄浑、汪洋之势。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他们的文章之所以有气势,是因为有思想,有个性的思想。毛泽东的文章也有思想,而且是时代的思想,曾是一个先进的政党、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的思想,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也论文,他不以泉比,而是以黄河来比:“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行文亦然。”毛在《讲堂录》中说:“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无论才学,他都是立志要超今人和古人的。如果说苏文如泉之涌,他的文章就是海之波涛了。说理与用典

毛文的第二个特点是知识渊博,用典丰富。

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重在继承,从小孩子入私塾那一天起就背书,先背了一车经典,宝贝入库,以后用时再一件一件拿出来。毛泽东正当五四前后,新旧之交,是受过这种训练的。他自述其学问,从孔夫子、梁启超到拿破仑,什么都读。作为党的领袖,他的使命是从外国借来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一个旧中国。要让中国的民众和他领导的干部懂得他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国人熟悉的旧知识和人民的新实践去注解,就是他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件真本事、大本事,要革命理论、传统知识和革命实践三样皆通,缺一不可。特别要对中国的传统典籍烂熟于心,还能翻新改造,结合当前的实际。在毛泽东的书中我们几乎随处可见他恰到好处的用典。

这有三种情况。一是从典籍中找根据,证目前之理,比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这是在一个战士的追悼会上的讲话,作为领袖,除表示哀悼之外,还要阐明当时为民族大业牺牲的意义。他一下拉回两千年前,解释我们这个民族怎样看待生死。你看,司马公有言,自古如此,你不能不信,一下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司马迁的这句话也因毛的引用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更广为流传。忠、孝、仁、义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毛引用它却这样给以新的解释:

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宏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到经典中找方法,以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

毛的文章大部分是论说文,是说给中国的老百姓或中低层干部听的。所以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以典证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这个典不一定客观存在,但它的故事家喻户晓,蕴含的道理颠扑不破。如七大闭幕词这样重要的文章,不但行文简短,只有千数字,而且还讲了一个《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真是一典扛千斤。毛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来阐述战争中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做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做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1938年4月在对抗大的一次讲话中,他甚至还从唐僧的坚定、八戒的吃苦、孙悟空的灵活中概括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三大作风”。像这样重要的命题,这样大的方针他都能从典故中轻松地顺手拈来,从容化出。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理论的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三是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随手拿来一典,妙趣横生。

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他这样来写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里用了中国古典散文名篇《陈情表》里的句子。司徒雷登那个孤立、无奈、可怜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了。就司氏本人来说,他对中国还是很有感情的,也为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了不少好事,但阴差阳错,他在历史变革的关键时刻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也就只好背上了这个形象。

毛泽东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毛的用典是出于行文之必需,绝不卖弄,不故做高深地掉书袋。他是认真地研究并消化了经典的,甚至认真到考据癖的程度。如1958年刘少奇谈到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来说明唐代在外为官不带家眷。毛为此翻了《旧唐书》、《全唐诗话》,然后给刘写信说: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现在庐山图书馆还保存有毛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借书单,从《庐山志》、《昭明文选》、《鲁迅全集》到《安徒生童话》,内容极广。这里引出一个问题:一个领袖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博学的杂家,只是一方面的专家不行;只读自然科学不行,要读社会科学,读历史,读哲学。因为领导一个集团、一场斗争、一个时代靠的是战略思维、历史案例、斗争魄力和人格魅力。这些只有到历史典籍中去找,在数理化中和单一专科中是找不到的。一个不会自己母语的公民不是合格的公民,一个不熟悉祖国典籍的领袖是不合格的领袖。讽刺与幽默

毛文的第三个特点是充满辛辣的讽刺和轻松的幽默。不装不假,见真人性。

人一当官就易假,就要端个架子,这是官场的通病。越是大官,架子越大,越不会说话。毛是在党政军都当过一把手的,仍然嬉笑怒骂,这不容易。当然他的身份让他有权这样,但许多人就是洒脱不起来。权力不等于才华。毛的文章虽然都是严肃重要的指示、讲话、决定、社论等,又都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生成的,但是并不死板,并不压抑。透过硝烟,我们随处可见文章中对敌辛辣的讽刺和对自己人幽默的谈吐。讽刺和幽默都是轻松的表现,是举重若轻。我可以用十二分的力打倒你,但我不用,我只用一根银针轻刺你的穴道,你就酸痛难忍,哭笑不得,仆身倒地,这是讽刺;我可以用长篇大论来阐述明白一个问题,但我不用,我只用一个笑话就妙解其理,让你在轻松愉快中茅塞顿开,这是幽默。总之是四两拨千斤。这是一个领袖对自己的事业、力量和韬略有充分信心的表现。毛曾自信地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我们先看他的讽刺。对国民党不敢发动群众抗战,毛在新闻稿中说:

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

辽沈战役敌军大败,毛这样为新华社写消息:

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

他讽刺党八股像“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是“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真是个漫画高手。

我们再看他的幽默。毛一生担军国之重任,不知经历了多少危机关头、艰难局面,但在他的笔下常常是付之一笑,用太极推手轻松化开,这不容易。长征是人类史上少有的苦难历程,毛却乐观地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文化的重要时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正式发表时改为“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他在对斯诺讲到自己的童年时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的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斯诺听得哈哈大笑。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大的理论问题,他说: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1956年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即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

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这是比兴手法,只借“三样法宝”的字面同一性。1957年他在对我留苏学生讲话时说:“现在的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也是借《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话,与原意无关,只借“东风”、“西风”这个字意。文章有意荡开去,显得开阔、轻松,好似从远处往眼前要说的这个问题上搭了一座引桥。鲁迅先生也曾有这样的用法:

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清朝的刚毅因为憎恨“洋鬼子”,预备打他们,练了些兵称作“虎神营”,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这道理。(《父亲的病》)

毛是很推崇鲁迅的,他深得其笔法。

尖锐的讽刺,见棱见角,说明他眼光不凡,总是能看到要害;轻松幽默的谈吐,不慌不忙,说明他的肚量和睿智,肚子里有货。中共早期的领袖有此才,二战时的国际领袖也有此才,如邱吉尔就以幽默闻名。战后英国国会通过提案,拟塑一尊邱吉尔的铜像,置于公园。邱吉尔回绝道:“多谢大家的好意,我怕鸟儿会在我的头上拉屎,还是请免。”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大拟决议给毛泽东授大元帅衔,毛说:“我穿上你那个元帅服怎么下基层,免了吧。”毛之后中国的掌舵人邓小平也是幽默的。1978年10月邓访问日本,这是一次打破僵局、恢复邦交、学习先进的破冰之旅,任务很重。邓说,我来目的有三,一是互换条约,二是看看老朋友,三是像徐福一样,来寻“仙草”的。日本人听得笑了起来。他们给邓最好的接待,给他看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苦难出人才,时势造英雄,这是一种多么拿得起、放得下的潇洒。我们常说,领袖也是人,但领袖必须是一个有个性、有魅力的真实的人,照葫芦画瓢是当不了领袖的。通俗与典雅

毛文的第四个特点是通俗与典雅完美地结合。记的我第一次接触毛的文章,是在中学的历史课堂上,没耐心听课,就去翻书上的插图,看到《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印件,如蚂蚁那么小的字,一下就被它的开头几句所吸引:“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我不觉眼前一亮,一种莫名的兴奋,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文字,说不清是雅,是俗,只觉得新鲜,很美。放学后就回家找来大人的《毛泽东选集》读。我就是这样沿着山花烂漫的曲径小路,一步一步直到政治大山的深处。

毛泽东是乡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在学生时期他就受过严格的古文训练,后来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一方面和工农兵厮磨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方面又手不释卷,和各种书,如文学书籍,小说、诗词、曲赋、笔记缠裹在一起,须臾不离。他写诗、写词、写赋、作对、写新闻稿和各种报告、电稿。如果抛开他的军事、政治活动不说,他完全够得上一个文人,就像中共的早期领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一样。毛与他们的不同是又多了与工农更密切的接触。所以毛的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时常有乡间农民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头说古,娓娓道来;又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撼地。

我们先看一段他早期的文字,这是他1916年在游学的路上写给友人的信:

今朝九钟抵岸,行七十里,宿银田市。……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今夕书此,明日发邮……欲以取一笑为快,少慰关垂也。(《致萧子升信》)

这封手书与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徐霞客的《三峡》相比如何?其文字清秀不分伯仲。我们再看他在抗日时期的《祭黄帝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从此文我们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古文根底。毛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说,他学习韩愈文章是下过苦功的,如果需要他还可以写出一手好古文。我们看他早期的文字何等的典雅。但是为了斗争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他放弃了自己熟悉的文体,学会了使用最通俗的文字。他说讲话要让人懂,反对使用“霓裳”之类的生僻词。请看这一段: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为人民服务》)

再看这一段:

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敌扰河间,因我方事前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敌部亦被其逃去。此次务须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新华社消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

你看“走到一起”、“还不够”、“切勿惊慌”、“就有办法”等等,这完全是老百姓的语言,是一种面对面的告诫、谈心。虽是大会讲话、新闻电稿却通俗到明白如话。但是典雅并没有丢掉,他也有许多文字端庄、严谨,气贯长虹的文章,如: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而更多的时候却是“既上得厅堂,又下得厨房”,亦庄亦谐,轻松自如。如:

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毛文是最好的典范。不管是论文、讲话、电稿等何种文体,他都能随手抓来一个形象,借典说理或借事言情,深入浅出。毛文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的生动局面,工人农民看了不觉为深,专家教授读了不觉为浅。他之前这样的人物不多,他之后这样的领袖也还没有出现。

毛泽东是有大志的人,他永远有追求不完的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放下身段,当一个行吟的诗人,当一个作家。他多次说过要学徐霞客,要顺着长江、黄河把祖国大地丈量一遍。他又是一个好斗争的人,他有一句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实除了天、地、人,他的革命生涯中还有一个斗争对象,就是:文风。他对群众语言、古典语言是那样地热爱,对教条主义的语言、官僚主义的语言是那样地憎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给它列了八大罪状,说它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是不良党风的最后一个“防空洞”。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号召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他在改稿时特别加了一句:“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后来我们渐渐机关化了,文件假、大、空的语言多了,毛对此极为反感,甚至是愤怒,他严厉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写文章,不要秘书代劳,他批评那些空洞的官样文字:“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他是一辈子都在和“党八股”的坏文风作斗争的。可惜他没有看到现在文风之江河日下,“假大空”之登峰造极,否则他会拍案大骂,或者会被活活气死的。功过与才艺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又是一个有错、有过的人物。这在官方已有党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文章方面说,毛也是成也文章,败也文章。他以大气魄写过许多好文章,但也写了气势不小的《炮打司令部》,发动了“文革”。他相信文章能指挥全党,调动天下。1959年,庐山会议时,“人民公社”、“大跃进”的败象已露,他仍大声宣布要亲自写一篇一万字的《人民公社万岁》。他辛辣幽默,痛斥反动与落后,但后来却以自己的错误来讽刺别的同志的正确,如挖苦反冒进的周恩来写不出“跃进”文章,说不愿加快合作化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他善用典故,却在庐山会议上借枚乘的《七发》来嘲笑反对“大跃进”的张闻天是发疟疾病,等等。这些都白纸黑字地给后人留下了话柄。历史很有意思,总是把一个大人物推到最高的位置,让他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才智,建功立业,却又给他权力,让他有条件去犯错误。

毛的功过自有评说,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勿让功过掩盖了他的才艺,勿因情感好恶忽略了他的文章。比如他的书法,大多数人都能认同。因为书法更偏重于形式艺术,离内容较远。其实文章写作也是一门艺术,也有许多形式方面的规律和技巧。毛泽东是职业政治家,但是死后的毛泽东并不全靠政治吃饭。“文章千古事,纱帽一时新。君看青史上,官身有几人?”不像我们现在的许多干部,退休后一没有会开,就坐卧不宁,无所适从。其实这也不是个新问题,就是古代的皇帝、宰相(他们也是职业政治家)也分两种,有的人亡政息,有的死后还活在他的业余生活中或者艺术王国里。这与他们的政绩没有多大关系。如魏武帝的诗、李后主的词、宋徽宗的画,还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艺术就是艺术。当年骆宾王曾起草了《为李敬业讨武曌檄》,武则天看后鼻子都气歪了,但还是忍不住夸奖是好文章。文章的最后一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名传后世,抗战时毛泽东还将它作了社论的标题。骆、武之争,人们早已忘记,而这篇文章却成了檄文的样板。可见文章是一门独立的学问。

细读毛泽东的文章,特别是他的独特的语言风格,足可自立为一门一派,只可惜常被政治所掩盖。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年,红尘过后,斯人远去,还有必要静下心来研究一下他的文章。这至少有两个用处。一是专门搞写作的人可从中汲取一点营养,特别是注意补充一点文章外的功夫,好直起文章的腰杆;二是身在高位的人向他学一点写作,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能增加领导的魅力。打天下靠笔杆子,治天下更要靠笔杆子。[2013年1月21日写毕,2月10日(正月初一)改定,《人民日报》2013年2月28日整版刊发]

邓小平认错

一个时代的转型和国家的进步,是以其领袖的思想转变为标志的。当我们欢呼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时,不能不追溯到30年前的一个思想细节。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而这之前中国在极左时期一直称新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当邓小平吃惊地看到新加坡的成就时,他承认对方实行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方针是对的。当谈到中国的对外方针时,李光耀说,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邓小平停顿片刻后突然问:“你要我怎么做?”这倒让李光耀吃了一惊。他就大胆地说:“停止帮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设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李光耀后来回忆:“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尽管邓小平当时已74岁,但当他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还是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这次新加坡之行,邓小平以他惊人的谦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承认并改正了两个错误。一是改变保守自闭,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二是接受建议,不再搞革命输出,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对外关系。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自我批评精神啊。

人孰能无错?但并不是人人都能事后认错。普通人认错难,有光环笼罩和鲜花托举的伟人、名人认错就更难。但也正是这一点考验出一个人的品格与能力。纵观历史,名人喜功、贪功的多,自责、担责的少。像邓小平这样,大功不自喜,大德不掩错,是真伟人。平时,我们看一个人的成功,总是说他发现了什么,创造了什么。其实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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