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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琳内·奥尔森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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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希望之岛

最后的希望之岛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最后的希望之岛: 流亡英伦的“二战”英雄作者:(美)琳内·奥尔森著译者:邵杜罔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04ISBN:978-7-229-14668-9版权所有·侵权必究献给斯坦和卡莉一如既往Lynne Olson自序

人们经常问我,多久才能写一本书?每本书的时间长短显然是不同的,平均大约为二至三年。但《最后的希望之岛》不是这样的。我在十多年前第一次有了这个想法,并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在英国、欧洲大陆和其他地方进行调研。然而就在那个时候,我决定要停一会儿再写。这本书聚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和大多数被占领的欧洲国家,它比我之前写过的所有的书要复杂得多。坦率地说,在我写作生涯中的那个时刻,它对我来说有些负担过重了。

所以我就把它放到了一边,去写其他书了——包括《盟友: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与英国站在一起的美国人》和《那些愤怒的日子》。然而,《最后的希望之岛》一直在召唤我。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故事——一个从来没有被完整讲过的故事,以及我从未遇到过的一大群最具个性的人物。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它对了解今天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动荡关系的演变会有所帮助。所以,在写完《那些愤怒的日子》之后,我重新探索了这个主题。我进行了大量新的研究,增加了我多年来收集的材料。我也吸收了我在写其他书的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研究成果。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像我在写英国和“二战”的历史那样,聚焦在一个特定主题和时间段上的好处之一就是能够充分利用多年来积累起来的知识。前 言

在英国悠久并为人熟知的历史中,英国人总是尽力保持远离欧洲及欧洲内部的缠斗。在19世纪中叶,本杰明·迪斯雷利首相曾宣称,由于他的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帝国并掌控了海洋,英国已经“超越了欧洲大陆”。在迪斯雷利发表上述言论近一个世纪后,英国人仍然把欧洲人和所有的外国人看成麻烦的制造者。正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爱德华·R. 默罗(Edward R. Murrow)所说的那样,英国人“保持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安逸的傲慢——一种自以为他们比别人更为优越的感觉”。

当阿道夫·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上台并开始征服欧洲时,英国人只是静静地站在一边。为了和平——他们自己的和平,他们对一个接一个国家被德国占领几乎无动于衷。当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时,他们还积极与德国合作。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在1938年9月提到那个国家时,表达了其众多同胞的感受。他抱怨说:“因为那些我们根本不了解的人在一个遥远国家中的争吵,我们就必须在这里挖掘壕沟,试戴防毒面具。这是多么可怕,多么愚蠢,又多么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在1940年5月和6月那一段混乱的日子里,伦敦人突然发现伦敦成了事实上的欧洲首都。每隔一天,乔治六世国王(King George Ⅵ)和接替了张伯伦成为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就要到伦敦的一个火车站去迎接一位国王、

一位女王、一位总统或一位总理。他们国家的自由在纳粹对欧洲的闪击战中被残暴地夺走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首都就成了六个被希特勒占领的欧洲国家的政府和武装力量的“天堂”。这六个国家是: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连“自封”为自由法国代表的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将军也逃到了英国。

大多数流亡领导人最初对离开自己的国家是抵制的,他们对英国的感受和英国对他们的感受是一样的。他们对英国之前拒绝与希特勒抗争,拒绝援助他国感到极为不满!但有其他选择吗?新一任首相在这关键时刻,激发了英国的斗志,而她是唯一一个仍然在抵抗德国的国家。各国政府只有结成联盟才能团结起来,继续战斗。

丘吉尔对内阁成员和英国政府大部分成员的反对置之不理,对欧洲人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毫无疑问,他的热情好客出自真心,但其中也包含了很大一部分对国家自身利益的考量。在占领法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之后,希特勒已经将目光投向了英国,英国的未来命悬一线。他们马上就会充分领受到德国强权的暴虐,不得不依赖他们看不起的那些外国佬——最紧密的盟友,帮助他们在即将到来的绝望挣扎中生存下去。

当我和丈夫斯坦利·克劳德(Stanley Cloud)为撰写第一本书——《默罗的男孩们》收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资料时,我们看了一部关于英国大战的老电影,其中有一个场面展示了由波兰飞行员组成的中队的飞行。在此之前,我们一直以为只有英国飞行员才会在那场史诗般的战斗中飞行,我们想发现更多的史实。由此,我们发现几十名波兰人不仅参加了战斗,而且为赢得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觉得他们的故事不为大多数美国人所知,所以值得一写。然而,当挖掘得更深时,我们意识到波兰人对盟军胜利的贡献远不止飞行员的壮举。波兰人以及他们战时的经历成了我们共同撰写的第二本书《事关荣誉》的主题。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我又写了三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全部涉及英国在“二战”初期为生存而苦斗的方方面面。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温斯顿·丘吉尔非凡的领导能力和普通英国人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之上。同时,我也考察了英国与两个主要的战时盟友——美国和苏联的关系。

在探索这些课题时,我有了另外一个发现:波兰并不是唯一帮助盟军的被占领的欧洲国家。事实上,逃亡到伦敦的绝大多数被占领国家的流亡政府都提供了帮助。在1940年至1941年那段黑暗的岁月里,这些国家的支持不仅让英国免遭失败,并在战争后期为盟军的整体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为什么他们的贡献会被历史学家们所忽略,“二战”的胜利通常会被描绘成纯粹是美国、英国和苏联的胜利?真相是丘吉尔必须承担起被历史遗漏的大部分责任。在战争初期,他创造了一个弱小的英国与历史上最大的军事巨兽(德国)抗争的英雄形象。他在整个“二战”期间及其之后不断地重复这一说法,他在欧战胜利日通过广播电台向英国人民这样说道:“在法国大败之后,我们依靠这个岛屿和我们团结一致的帝国,孤军奋战,直到苏维埃的军事力量和稍后来的具有压倒性实力和资源的美国加入了战争。”丘吉尔的说法忽略了以伦敦为基地的被占领国家仍在战斗这一事实。没有他们的帮助,英国人可能会在不列颠之战和大西洋之战中失败,并且可能永远无法破解德国人复杂的恩尼格玛密码,而所有这些都是英国赖以生存的重要因素。

这个丰富并极具人性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一群“大人物”,从君王到科学家到间谍到破坏者。有些人,例如戴高乐,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其他大多数人并不为人所知。挪威的英雄国王哈康七世(Haakon Ⅶ)和勇敢的荷兰女王威廉明娜(Wilhelmina),就是这本书里的两名显赫人物。一名无畏的英国贵族萨福克伯爵从法国救出了两名核物理学家,从而使曼哈顿计划的实现成为可能。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还有一名波兰密码学家马里安·雷耶夫斯基(Marian Rejewsk),他远在艾伦·图灵(Alan Turing)和布莱切利公园(Bletchley Park)参与之前就破解了恩尼格玛密码。而那位年轻俊秀且意志坚强的比利时人安德烈·德·容(Andrée de Jongh),帮助了数百名被击落的英美航空人员通过地下网络逃出德国人的占领区,回到了自由世界。

这本书在详细介绍这些人和其他欧洲人在战时的故事时,也描述了被占领国家从英国获得的回报。对被占领的欧洲来说,英国对希特勒的抵抗就像是一座希望的灯塔,一个能够抵御绝望的护身符。只要战争还在持续,欧洲人就会每天举行一个弥足珍贵的夜间仪式:他们会从各种隐藏场所,地板底下、厨房橱柜中的食物罐头后面或是烟囱里面,取出暗藏的被德国人禁止的收音机。不管各处情形如何不同,持有这些收音机的人们都会按时将收音机调到BBC的频率,收听大本钟的报时声和那句神奇的开场白“这是伦敦在呼叫”。在战时和战后,欧洲人把秘密收听BBC新闻节目的那一刻描述为他们连接自由的生命线。一名在战争中逃到伦敦的法国人回忆说:“无法解释我们对于英国广播公司的依赖。当战争开始的时候,那就是所有的一切。”

在战争初期,有一名年轻的荷兰法律系学生,曾希望能画出在海牙附近的一个海滩上空飞过的两架喷火式战机的形状。他带着崇敬的心情遥望着飞机,机身上的皇家空军标志在阳光下十分清晰。他后来写道:“德国人的占领在我们身上造成的伤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英格兰和自由一样,仅仅是一种概念。要把它看作是一种真实的东西,生活在一大片土地上的自由的人民正抵挡着纳粹的吞噬,就需要像上帝的标记那样有一个具体的显现:英格兰还在那里!”不到一年之后,他逃到了英国,并成为一名皇家空军飞行员。

另一名出逃者,一名比利时记者,成功地逃出了纳粹集中营,到达伦敦时“高兴得就像喝醉了酒”。他向一位英国朋友喊道:“你知道我好几个月来就一直梦想着这个时刻吗?”一名年轻的波兰抵抗运动成员对这种情绪回应道:“在这里真是太好了!为什么?因为数以百万计身在欧洲大陆的人都在这个时刻向往着伦敦!”他声称“到了伦敦就像是进了天堂”。与皇家空军飞行员比翼齐飞的波兰飞行员在战争期间把英国称为“最后的希望之岛”。

然而,相对于英国人和欧洲人之间所有的相互支持而言,他们之间的关系往往像是充满了矛盾和误解的疾风暴雨。即便是在紧迫形势下的绝望时刻,即便是在德国军事机器的碾压之下苦苦挣扎求生的时候,他们也会因文化冲突和语言差异而扭打在一起。对于许多流亡的欧洲人来说,英国人看上去很傲慢并缺乏同情心,对岛外的世界知之甚少,不了解德国人占领欧洲大陆后所带来的残酷现实。与此同时,英国人对蜂拥而至的外国人无休止的抱怨、抗争和要求也失去了耐心。

尽管如此,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大多数人能够为了他们共同的目标——打败希特勒而放弃分歧,紧密合作。当大战结束时,一位皇家空军元帅在评论由他指挥的欧洲飞行员时,说出了大家共同的看法,“我们已经在一起结下了兄弟情谊”。

在欧洲人之间也形成了相似的兄弟情谊。一位荷兰情报人员曾就他在伦敦见到的波兰人、法国人、挪威人、比利时人和捷克人评论道:“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未来也不确定,但我们都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在我以前曾热切认同的荷兰人圈子之外,出现了一种更为广阔的兄弟情谊,它张开双臂欢迎了我。”

随着战争的进行,欧洲各国流亡政府的成员也在官方和个人的层面上编织起了紧密的纽带。失败和占领的创伤使他们相信,如果欧洲希望在未来具有任何影响、实力和安全的话,他们的国家就必须在战后结合在一起。他们在伦敦的合作播下了大战后欧洲统一运动的种子——这一卓绝的努力让西欧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与繁荣。

而两个东欧盟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当苏联和美国在1941年进入战争时,英国和被占领的欧洲之间的团结让位给了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约瑟夫·斯大林决定在战后对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控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负罪感缠身的温斯顿·丘吉尔最终同意了他的要求。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直到40多年后,东欧出现“巨变”和苏联“解体”,“战争”才算真正结束。

在此期间,英国在战后又恢复了传统的对欧洲的超脱,拒绝参与欧洲一体化的运动。尽管它终于在1973年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联盟的前身),但却不是心甘情愿的。以后在成为欧盟成员时,它也同样是摇摇摆摆的。这个争议问题在2016年6月达到了沸点,大多数英国人在一次全民投票中支持脱离欧盟。

英国与欧洲即将离开所带来的冲击和痛苦,与当年战争关键时刻的决心和希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的英国与欧洲团结在一起,打败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法国记者伊芙·居里(Eve Curie)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玛丽·斯克沃多夫斯卡(Marie Sklodowska)和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的女儿,她也曾是一名流亡者。对她来说,战时英国的壮举体现在了丘吉尔和在伦敦加入他的行列的欧洲人身上——“正是那些疯狂的、不拿枪的英雄战胜了阿道夫·希特勒。”第一部分 开战第1章 陛下,打仗了希特勒入侵挪威

在1940年4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挪威政府的重要成员被邀请至奥斯陆的德国使馆看一部新电影。德国大使库尔特·布罗伊尔(Curt Bräuer)发出的请柬要求客人们穿着“正式服装”,意味着这将是一个盛大的正式场合。然而,对于戴着白色领带和满胸勋章,坐在客厅椅子上的观众们来说,这个晚上全然没有节日的气氛。

影片一开始,银幕上就充满了恐怖的画面:死马、机枪扫射下的平民、大火燃烧的城市……这部名为《火焰洗礼》的电影是记载1939年9月德国征服波兰的一部纪录片,它特别记录了轰炸华沙时所造成的破坏的细节。布罗伊尔在影片放映之后告诉大家,德国的意图是“捍卫自己不受英国侵略”,如果挪威敢于抵抗德国的话,他们可以预期到有什么后果。被那些可怕的镜头震惊的布罗伊尔的客人们,对于为什么这位德国外交官会认为有必要向他们展示这部影片而大惑不解。这与和平、中立的挪威有什么关系吗?

过了四个晚上,在午夜之后,同一批官员被紧急的电话唤醒,他们被告知:有几艘不明国籍的舰船进入了通往奥斯陆的峡湾。海雾弥漫的峡湾使得人们无法识别出那些幽灵般的装甲舰船的标识。不过就在几分钟之后,这些舰船国籍的谜团就得到了解释。挪威政府的办公室开始被德国向挪威和丹麦各主要港口发起突然袭击的报告给淹没了。

指挥进攻奥斯陆部队的埃尔温·恩格勃雷希特(Erwin Engelbecht)将军坐镇在德国重型巡洋舰“布吕歇尔号”上,他与他的下属一起审视了给他的命令。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后,装备有精细地图和挪威首都照片的一千多人的德国军队就将从停靠到奥斯陆港口的“布吕歇尔号”下船。他们的任务是潜入还在沉睡中的城市,突袭政府大楼、国家广播电台和皇宫。在中午之前,逮捕哈康国王、奥拉夫王储和其他王室成员,挪威政府将被德国控制。“布吕歇尔号”上的一支乐队将在市中心演奏“德国国歌”以庆祝德国的胜利,而德国军方将接手挪威全国的管制和两项最重要的资产——挪威的商船队和它的黄金储备。当一艘挪威巡逻艇发现德国舰队并发出警告时,舰队的机枪立即开火,把小艇给打沉了。隔着峡湾有两座小型的炮台,由于得到巡逻艇的警告也向舰队开了火。但大雾使得炮台无法准确地瞄准,德国舰队毫发未损通过了峡湾。凌晨4点,德国舰队驶近了奥斯卡堡炮台,这是19世纪中期建造的一座岛屿炮台,也是奥斯陆的最后一道防线。“布吕歇尔号”的舰长像遇到前面的巡逻艇一样,并没有因为见到炮台而感到丝毫的不安。在他的图表和地图上,奥斯卡堡被标为博物馆,炮台上的两尊陈旧的大炮也早已过时。

然而地图和图表都错了。炮台的功能健全,被挪威炮手们称为“摩西”和“亚伦”的两尊老炮还能开炮。雾散开了一点点,随着舰船黑暗的轮廓进入视线,岸上的探照灯突然照亮了“布吕歇尔号”。摩西和亚伦在近距离内直接开炮,炮弹打到了12000吨吨位的巡洋舰上。一发炮弹打中了“布吕歇尔号”的舰桥,摧毁了舰炮和航行控制系统;另一发炮弹打中了装满航空燃料的储藏舱。岸上的军队也开始射击。几秒钟之内,“布吕歇尔号”上就燃起了大火,火焰飞向空中,赶走了雾气,照亮了峡湾积雪覆盖的海岸。

随着一声巨响,舰上的鱼雷舱爆炸了。不到一个小时,才服役七个月的“布吕歇尔号”就侧翻下沉了。近1000名士兵也跟着它一起下沉了,其中包括原定要去捉拿皇室和政府官员的精锐部队的大部分。恩格勃雷希特将军是数百名幸存者之一,他们逃离了覆盖在峡湾海面正在燃烧的汽油,拼命游到了岸边。

1940年4月9日那一整天,希特勒大胆并精心策划的对丹麦和挪威的入侵几乎完全按照计划在进行着。到了下午,元首对挪威1500英里海岸线上的目标进行了确认,几乎所有主要目标都已经被拿下了,除了挪威的政治、经济和通讯中心,也是这次战役最终成功的关键——奥斯陆,不在其中。

4月9日早上1点30分,德国人最想抓捕的那个挪威人被他的侍从唤醒了。侍从急迫地说道,“陛下,打仗了!”国王哈康七世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惊奇。他预期并畏惧这个消息的到来已经有好几年了。还在1932年,他就曾经告诉英国海军上将约翰·凯利(John Kelly)爵士,“如果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并能保持权力,那十年之内我们就会在欧洲开战了”。

希特勒上台了,但挪威的政治领导人却忽视了国王要求加强这个国家极为薄弱的防御力量的再三敦促。像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一样,挪威抛弃好战的维京传统已经有很长时期了。和平,而不是战争,已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心中。挪威人对军事英雄们毫不钦佩,这样的英雄在他们国家历史上也为数极少。挪威议会每年选出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者们则更受人敬重。挪威现役军官人数很少,在1940年4月,其中一名军官曾这样说过:“在战前的挪威,要成为一名军人是非常困难的。”

在19世纪30年代末,这个海洋国家的海军只有70艘舰船,其中最大的两艘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铁甲舰,挪威海军参谋长把它们亲昵地称为“我的旧浴缸”。挪威军队装备的是老式步枪和大炮,没有冲锋枪或高射炮。骑兵部队本应装备有坦克,但政府拨给的钱是如此之少,结果只购买了一辆坦克,“所以挪威士兵至少在一生中可以看到一辆坦克样品”。战场的机动训练被搁置了多年——作为减少经费的一种方式,它们已被废除了,许多旅团长官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士兵。

然而,挪威国防的脆弱却没有得到其政府领导人的关注。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国家一直处于和平状态,成功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持了中立,并打算在未来仍然保持中立。挪威的领导人认为,经费应该用于社会改革,而不是建设军队。曾获得192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挪威小说家西格丽德·温塞特(Sigrid Undset)指出,在大多数挪威人看来,“战争是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事情,我们中有多少人曾仔细想过这样的事可能在挪威发生?”

曾对希特勒做过深入的研究,看了《我的奋斗》一书的67岁的国王对形势并不那么乐观。如果战争爆发,他那和平的北方王国虽然在军事上难以防守,但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面向西面的英国,它提供了出入北大西洋的通道;面向南面,它可以进入波罗的海和德国海岸。它同时控制着将瑞典铁矿石运往它的主要客户——德国的西北海运路线。然后还有挪威的远洋商船队,那是希特勒或任何其他交战国都想沾手的“礼物”。

然而,每次哈康提出这些看法,政府的领导人们都不予理会。大多数挪威官员将君主制藐视为一个过时无用的遗物,并认为它对政府事务不应有任何影响,许多人甚至认为根本就不应该有君主制。尽管热爱挪威,哈康有时感到自己并不受欢迎,至少在政界的圈子里是这样的“感觉”。他甚至偶尔还会感到自己像过去那样——是一个外国人。

在成为挪威国王哈康七世之前,他是丹麦王储的第二个儿子,几乎从未踏上过这个国家的领土。在33岁登基成为挪威国王之前,他才开始学习说挪威语。他在丹麦被称为卡尔王子,一直是一个温和、平易近人的年轻皇室成员。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一直自信永远也不会成为国王,并为此深感荣幸。据说他的母亲曾试图迫使他与年轻的荷兰女王威廉明娜结婚,但是被他拒绝了,他不想与华丽并循规蹈矩的宫廷生活有任何关系。他追求并赢得了他的表妹摩德的芳心。摩德是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女儿,酷爱运动,也像他一样热切向往着平静的生活。在他结婚的时候,卡尔的手臂上有一个锚的文身,他是丹麦海军的一名军官,并计划把海军作为他一生的职业。

但是1905年挪威宣布从瑞典独立出来的声明,彻底改变了水手王子的生活。那两个国家之间,近一个世纪的联盟从来都不是平等的:瑞典的国王统治着这两个国家,瑞典从一开始就是占主宰地位的伙伴,而挪威则变得越来越不服管教。为了减少瑞典用武力反对和平抗议的可能,挪威领导人表示欢迎由一名瑞典皇室的年轻成员来担任挪威的新君主。卡尔王子的外祖父是瑞典和挪威的国王,所以他就成了最佳的选择。

然而,这个想法让王子感到震惊。他不仅想要留在丹麦海军,而且他对挪威及其人民几乎一无所知。他还清楚地意识到,挪威在19世纪废除了贵族爵位,许多挪威公民都倾向于共和国,而不是君主制。但在他的岳父爱德华七世等人的重压之下,他终于同意了,但条件是必须让挪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全民投票来决定。当88%的选民投票选择君主制后,卡尔被以古挪威皇室哈康的名字加冕了(他的妻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英国人,她拒绝改称夫姓。直到1938年去世的那一天,她一直被称为摩德王后。她继续像以前一直做的那样,把丈夫称作查理斯,那是英语版的“卡尔”。她在恋爱初期时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实际上有计划让他完全变成一个英国人”)。

由哈康当国王,挪威自诩为世界上最具平等精神的王国。摩德父亲的助手弗雷德里克·庞森比(Frederick Ponsonby)爵士曾经说过,挪威是“如此的社会主义,国王和王后似乎是不合时宜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1911年访问奥斯陆之后,曾在给一个熟人的信中写道,将一个皇室家庭插入欧洲最民主的社会,就像“即兴在佛蒙特州设立一个国王”一样。

哈康经常把自己描述为“一位终生非常民主的国王”,对挪威老百姓来说他是“国王先生”,而不是“陛下”。王室的生活轻简,摩德王后经常会自己外出购物。哈康经常到挪威各地巡视或出国访问,他的友善和幽默感给那些见过他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在温莎堡举行的英国皇室的一个聚会上,他注意到他的一个年轻的远亲表弟弗雷德里克·坎布里奇(Frederick Cambridge)勋爵一个人尴尬地站在角落旁。他穿过大厅走了过去,握着弗雷德里克的手用力地晃动着说道:“你不认识我,让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那个老挪威人。”

尽管哈康与英国亲戚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也非常热爱英国,但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政府拒绝对抗阿道夫·希特勒在30年代不断发起的入侵他国的行动,这让他感到非常失望。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9月爆发之后,挪威与其他中立的欧洲国家一样明确表示,它不想与英国结成军事同盟。英国和法国一起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拱手交给了希特勒。而后,因德国对波兰的入侵,英、法两国向德国宣战,但却没做任何事情去援助波兰人。哈康在给他的侄子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信中写道:“现在所有的小国都明白,未来我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

直到1940年春天,大战只是名义上的冲突。张伯伦和他的政府中的大多数官员对战争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意愿。他们对希特勒进行了经济封锁,似乎认为这就足以使他屈膝就范了。

然而温斯顿·丘吉尔——张伯伦政府的海军部长和英国内阁中唯一的主战成员,却强烈反对张伯伦的“虚幻战争”战略。从开战的第一天起,他就主张英国应对德国采取攻势,但不是在德国的土地上打仗。他认为对抗应该在挪威的水域上展开。他反复敦促英国政府应设法阻止沿挪威海岸线向德国运送瑞典铁矿石,因为那对德国的军备工业至关重要。当挪威和瑞典两国抗议这个想法时,丘吉尔为他们不愿成为交战的战场而感到愤怒。他对英国的战时内阁(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很难认同“战时内阁”的称呼)说道:“我们正在为重新建立法治并保护小国的自由而战。当我们为争取他们的权利和自由而战时,小国不应来捆绑我们的手脚……我们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人性,而不是合法性。”

犹豫了几个月之后,张伯伦终于屈服于丘吉尔的压力。1940年4月8日凌晨,英国的舰船开始沿着挪威海岸施放水雷。几个星期前,希特勒曾表示将阻止英国在挪威的任何行动,他已经下令让他的将军们执行精心准备的计划,在英国行动之后便发起突然袭击并占领挪威和丹麦。

德国对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两个国家的陆、海、空袭击,在绝大多数方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袭击开始之前,希特勒曾经下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挪威和丹麦的国王出逃。在哥本哈根,德国人轻而易举就抓住了哈康69岁的哥哥——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Christian Ⅹ),他按照德国人的命令投降了。但恶劣的天气和“布吕歇尔号”的沉没打乱了原定瞬间完成的对奥斯陆的突袭。当德国军队终于在当天下午进入王宫、政府大楼和挪威银行时,他们发现的只有受到惊吓的低层政府雇员和在炉子和壁炉里燃烧的成堆文件。银行金库空空如也,没有国家金条的丝毫踪迹,国王和政府领导人也已经消失了。

4月9日早上醒来时,挪威人发现在前一天还秩序井然的世界已陷入混乱。虽然德国人还没有进入这个城市,但德国空军的轰炸机在天空中交叉掠过,可以听到远处的炸弹爆炸声。浓烟从燃烧的政府文件中向上盘旋升起,形成了浓浓的黑色烟柱。有着青翠的公园、丘陵和森林的美丽的奥斯陆,现在对一个它从不知道的敌人开放了。

几个小时之前,当“布吕歇尔号”还在黑暗中向奥斯陆驶来时,德国大使库尔特·布罗伊尔就对挪威外交部部长哈夫丹·库特提出了希特勒让挪威投降的要求,他强调“所有抵抗将完全是毫无意义的”。尽管对突如其来的袭击感到震惊,库特还是幽默地提醒布罗伊尔,希特勒曾在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决议签订之后发表的言论,“一个谦和地向侵略者屈服并不进行抵抗的国家是不值得存在的”,他因此拒绝了德国人的要求。

在那天凌晨登上将国王和其他政府官员带走的火车专列之前,库特告诉一名电台记者,挪威已与德国开战,国王和政府已经出逃,并且还错误地宣称挪威已进入了全民总动员。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响应了他在全国广播的宣告,提着手提箱前往最近的军事中心报到,然后被告知那是一个错误。一名英国外交官回忆说:“预备役人员和志愿者含着眼泪离开了招募站,他们被告知没有武器来武装他们。”在挪威首都,茫然的人群聚集在报栏前面,交换着恐惧和谣言。

然而,一些奥斯陆市民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德国人来了,他们必须在入侵者到达之前逃离首都。西格丽德·温塞特匆匆装满了几个手提箱,就离开了。这位57岁的小说家,自1930年以来就一直公开地强烈批评希特勒。在元首控制政府之后不久,她的书就在德国被禁售了。

一位年轻的名叫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的德国政治流亡者也处于危险之中。27岁的勃兰特在纳粹上台之前就已经在街头与他们进行抗争了。他因此被剥夺了德国公民的身份,七年前在挪威寻求了政治庇护。在奥斯陆大学学习后,他成了一名记者,与挪威执政的工党高层有着密切的合作。他还大量参与了德国政治流亡者组织的工作,试图在他们的家乡激起反对希特勒的运动。那天早晨,他被急迫的电话唤醒:他必须尽快离开城市。正如他后来所写的:几分钟之后,他就“再次飞行了”,匆匆赶到奥斯陆郊区的一座安全的房子后,就有几位挪威知名政客带着他开车驶向安全地带。成为德国战后最著名的总理的勃兰特,最终逃出挪威,去了中立的瑞典。他在整个大战期间一直待在瑞典,作为一名记者和鼓动家,宣传“为挪威的自由而战”。

与此同时,国王哈康和部分政府领导人逃到了奥斯陆以北80英里的哈马尔。当他们的火车在那天早上离开首都时,长长一排卡车就在一座位于奥斯陆海港附近的黑色花岗岩建筑——挪威银行的外面等候,等待着将数百箱装有挪威经济命脉的箱子和桶装载上车:那是共计5500万美元(今天为9.15亿美元)的50吨金条。银行的理事远比政府官员更有眼光,早在几个月前就计划好,一旦发生袭击就将黄金储备撤到奥斯陆以北114英里利勒哈默尔镇的一个秘密的防空洞里去。

挪威议会立即在哈马尔当地的电影院举行例行会议,而数百名公务员、商人、记者和外国外交人员也涌入了小镇,占据了所有的旅馆房间,挤满了泥泞的街道。政府的部长们买下了哈马尔全部的纸张和铅笔,用以处理内阁业务,政府文员也开始对从奥斯陆带来的文件包装箱进行拆包。由纽约名流转变为社会改革家,成为佛罗伦萨“黛西”的哈里曼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命的美国驻挪威大使。她后来回忆说:“我想大家当时都在潜意识里预计会在那里舒服地安顿下来,我们未曾想象过国王和政府会像野生动物那样被追杀。”

当深夜临近时,那个脆弱的安全感被打破了。议长卡尔·汉布罗(Carl Hambro)中断了一场辩论,宣布德国部队正在向哈马尔方向前进,火车正等候在车站,将把国王和政府官员们带走。官员们抓起他们的帽子和大衣跑向门口。十分钟后,火车离开车站前往艾尔沃姆,那是一个靠近瑞典边境的高山小镇。

对于大多数疲惫的政府领导人来说,这场疯狂的战争的第一天终于在艾尔沃姆结束了。只有国王、他的家人和几个重要的部长继续前进到了浅雪覆盖的小村庄耐伯格森德,那里被认为是能够躲避德国轰炸的更安全的地方。从那里,奥拉夫王储将他的妻子玛莎公主和他们的三个孩子送往了瑞典,因为那是公主的祖国。

第二天,哈康同意在艾尔沃姆与库尔特·布罗伊尔会面。德国大使采用了吹捧和威胁相结合的手法向国王承诺:如果接受德国的要求,他将保留他国王的荣耀和特权,挪威将不会遭受进一步的破坏; 如果国王拒绝,所有的抵抗都将被无情地粉碎。布罗伊尔告诉国王,这个要求不仅包括投降,还包括任命挪威的纳粹党的52岁领导人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为挪威的新首相。

哈康对让吉斯林来主持挪威政府的想法感到既惊讶又愤慨!吉斯林的纳粹党在所有选举中从来没有赢得超过百分之二的选票,它在挪威被看作是一个笑柄。以西格丽德·温塞特的话来说,他和他的人是一群“歇斯底里的半人半兽”。带着一腔怒气,哈康国王对布罗伊尔说:“不能任命一个挪威人民不信任的政府领导人,而过去的好几次选举表明,挪威人民不信任吉斯林。”

当天晚上回到耐伯格森德之后,哈康向他的儿子和部长们讲述了布罗伊尔的要求。在超过24小时的时间里,这群没有刮过脸且衣着凌乱的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早已疲惫不堪。他们中有好几个因德国人的追捕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也为挪威当时的状况而感到极为沮丧,他们认为应该毫不拖延地放弃抵抗并进行和平谈判。他们认为:挪威完全没有与德国打仗的准备,如果试图抵抗,那将是整个国家的自杀。他们还指出,英国方面曾经声明他们的军队将尽快来援助挪威。但在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那样的事件之后,任何有一点脑子的人怎么可能继续信任英国的承诺呢?政府必须马上投降。

高大、挺直站立的哈康很清楚,他的部长们过去从未重视过他的忠告和建议。这一次,鉴于他所接纳的国家的未来正处于危险之中,他决心追随他的良知,说出他的看法。他用不很肯定的口气说道:“政府可以自由地作出决定,但我将明确表态:我不能接受德国的要求。这将与我35年前来到挪威担任国王以来一直确认的责任相冲突。”并表示如果政府另有选择,他将会退位,放弃自己的挪威王位和他家人的皇室地位。

供应部部长、未来的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韦·赖伊(Trygue Lie)回忆道:“这一瞬间铭刻在了我的记忆之中。说出这些话之后,国王专注地看着奥拉夫王储,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无法继续说话。而后,他弯腰倒在桌上,哭了起来,奥拉夫王储眼中也饱含泪水。”哈康最终抬起头来,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说道:“政府现在就必须作出决定。”

他的鲜明立场终止了所有投降的谈论。受到他为了原则而牺牲王位的决心和意愿的影响,部长们——包括那些最具失败感的人在内,最终投票拒绝了最后通牒。当哈夫丹·库特(Halvdan Koht)打电话给布罗伊尔通知他这一消息时,哈康和他的首相签署了一项公告,并通过挪威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公告拒绝了德国的要求,并呼吁全体挪威人民尽全力抵御入侵者。当第二天早晨哈康的顽固态度传到希特勒那里时,德国元首习以为常的震怒就爆发了。“这个可笑的小国和它的小国王”怎么敢藐视他?希特勒宣布:谈判的时间结束了。挪威的哈康七世必须被追拿到案,处以死刑。

第二天,4月11日,哈康正在耐伯格森德的一家旅馆里和他的部长们商谈。突然,汽车喇叭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这是事先约好的一个迫在眉睫的危险信号。国王和他的儿子以及部长们从旅馆出来,跑向了附近的树林,趴在地上。六架德国轰炸机从头顶上俯冲掠过,并用机枪扫射了村庄。飞机反复飞过村庄,扫射并投掷燃烧弹。当攻击终于结束时,挪威的政要们从潮湿、寒冷的地上,带着血腥的划痕,慢慢站立起来。整个耐伯格森德在熊熊燃烧,但这次袭击只造成了两名村民的伤亡。当其中一架轰炸机过了几天被击落后,人们发现飞行员的日记是这样写的:“国王、政府都被消灭了……”

哈康一行再次向北行进,进入了挪威中部荒野——多山、布满冰川的地区。他们的车辆漆上了白色的伪装,沿着崇山峻岭中颠簸不平的狭窄道路缓缓地向前爬行。汽车在路上不断抛锚,或陷入雪坑。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哈康坐着由他儿子驾驶的汽车好几次与政府部长们的车队走散了,双方都不知道另一方在哪里,他们是否还活着。德国人不停地追踪他们,轰炸、扫射了每一处可能的藏身之地。一见到飞机或听到上空有飞机的声音,国王和他的随从们就立刻跑到最近的树丛后面或岩石底下隐藏起来。

在这个漫长的早春季节,他们一有机会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继续政府的工作。他们试图了解挪威其他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时地与正尽力跟随他们的英国、法国和美国外交官们进行磋商。然而不可避免地,正在接近的德军或德军飞机的报告不断迫使他们再次移动。

正如一位挪威领导人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挪威人多少带有他们北欧海盗的文化传统,他们“不是具有强烈仇恨心理的人”。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对德国人产生了强烈的仇恨。用西格丽德·温塞特的话来说,那是“一群掠夺者,他们来到没有建设过的地方生活,在没有播种过的土地上收获,对他们从来没有服务过的人民实行统治”。哈康国王对德国要求的拒绝激起了全国的抵抗。德国人占领了挪威的主要港口,但无法征服挪威的内陆。一旦挪威人从起初的震惊和混乱中恢复过来,他们就会开始反击。入侵几天后,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就走向乡村,试图在那里找到他们可以加入的军队。

起初,军队也是一片混乱:士气低沉的总司令倾向于与德国谈判或投降。在哈康国王的支持下,内阁让奥托·鲁格(Otto Ruge)将军替代了他。鲁格身材高大,轮廓分明,是军队的前总参谋长。他从快速增长的通过步行、滑雪板、自行车、汽车、卡车和公共汽车涌出城市的公民志愿队伍中拼凑起了一支40000多人的军队。虽然许多人是优秀射手并带着自己的步枪或手枪,但他们没有大炮、坦克、反坦克武器或空中支援来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德国军队作战。

鲁格的策略是将德国人拖延在挪威南部,以争取时间组织有秩序地撤退,并在挪威中部的抵抗前线稳定下来。他后来回忆说:“在盟军的援助到来之前,我们所掌握的微弱的、凑合起来的武装力量,不可能进行任何有决定性作用的战斗。我们的小部队没有喘息的机会,没有后备队,总是在第一线战斗,面对的是重型火炮、坦克和轰炸机……我们的部队坚持战斗了三个星期,直到盟军到来。”

尽管来自挪威的绝望中的呼救声越来越大,英国花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拼凑起了一支军队前去援助。正如鲁格指出的那样,英国人必须意识到他们在挪威海域布雷的行动必将引发德国的反应,然而张伯伦的政府和挪威人一样对德国入侵感到震惊。英国国防委员会包括了战时内阁成员和所有的军队首领,时任国防委员会的秘书长黑斯廷斯·“帕格”·伊斯梅(Hastings“Pug” Ismay)将军后来承认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这样大规模的对斯堪的纳维亚的入侵。据我所知,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计划来应付这样的事件。”

更糟糕的是,英国的军事指挥官们几乎不了解挪威及其地形。一名军官说道:“我们没有地图,不得不从地理书中撕下挪威的地图,并派人去挪威旅行社购买贝第科旅行指南。从挪威大使馆和众多旅行社那里我们收集了一大堆旅游广告文件。”他补充说道:“那些广告中的照片提供了我们即将进入的战区的唯一线索。”一位挪威历史学家后来指出,英国人没有一点点“关于挪威的基本知识”。

当英国军队终于在挪威中部登陆时,挪威军官们对英国军队缺乏装备和缺少训练的状况感到震惊。尽管挪威的大部分地区仍然覆盖着积雪和冰层,但几乎没有一个英国士兵装备了雪靴或滑雪板。他们也几乎没有他们需要的一切——运输、炮兵、防空武器、通讯设备、战斗机群的保护、医疗设备,甚至食物。

在德国陆军和空军的轮番攻击下,绿色的英军显然不堪重负。一名年轻的中尉在一场英军大败的战斗之后大声抱怨道:“我们正在被宰杀!这是一场屠杀!”《芝加哥日报》新闻记者莱兰·斯托(Leland Stowe)当时正报道英国的军事行动,他后来评论道:“那真是可怕的血腥!那是军事历史上最昂贵、最无法解释的愚蠢行动之一。”回应这种情绪,悲哀的英国陆军总参谋长埃德蒙·艾恩赛德(Edmund Ironside)将军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总是太迟了。老是改变计划,而且没有人在指挥。每天上床时都为我们的无能而感到耻辱。”

在英国军队登陆挪威之后不久,张伯伦政府就取消了对挪威中部重要港口特隆赫姆的攻击计划。4月下旬,没有通知挪威政府或军队,英国就撤出了才抵达挪威中部九天的所有部队。当英国指挥官违抗命令,在4月28日带着一脸的羞愧通知鲁格,英国军队将要撤出时,挪威将军激动地喊了起来:“所以挪威将落得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同样的下场!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的军队并没有被打败!”抑制着愤怒,他离开了房间。恢复平静之后,他又回到了房间里,平静地对他的英国同行说道:“请告诉我能做什么来帮助你执行给你的命令。”在接下来的48小时里,鲁格的部队掩护了英国军队撤退到了海岸。

在鲁格得知英军撤离的消息后的第二天,英国政府派出了巡洋舰“格拉斯哥号”来到挪威美丽的沿海城市莫尔德,接国王哈康和他的部长们离开他们眼下的“避难所”,前往北方北极圈以北200英里的小城特罗姆瑟。当外交部部长哈夫丹·库特和政府其他成员得知英国军队撤离时都惊呼起来:“你们是要我们去死!”然而,库特和其他人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莫尔德在德国人轰炸了一整天之后已经成了一个地狱。高爆炸弹和燃烧弹带着呼啸声和轰鸣声从空中掉下来,房屋、商店、教堂和工厂成了一片废墟。

那天傍晚,载着王室成员和政府官员的汽车穿过城镇,躲避着燃烧的残垣破壁和撒满各处的碎玻璃。有一位官员后来回忆说:“就像是在驾车穿过地狱。”港口的大部分建筑也在燃烧。当国王的队伍到达巡洋舰停泊的码头时,舰上的消防水龙正对着烈焰喷射水柱。

当哈康和他的同行者们登上“格拉斯哥号”时,几十名英国海军和挪威士兵紧张地工作着,将挪威的黄金储备——数百箱金条装上巡洋舰。从挪威国家银行抢运出来的黄金,穿越了半个挪威,经历过像国王一样的危险逃亡后,被储存在莫尔德一家纺织厂的地下室里。那天晚上,随着工厂被烧毁,挪威的老百姓和士兵冒着烟雾、火焰和快掉落的横梁,抢救出了黄金,把它们装到卡车上,向港口飞驶。当大约一半黄金被装上“格拉斯哥”号时,舰船停靠的船埠也起火了。“格拉斯哥号”舰长下令停止黄金的装载,全速倒车。拖走了一半的船埠,“格拉斯哥号”逃离了峡湾,弯弯扭扭地驶向了公海。其余的黄金被装载到小型渔船上,最后也被运送到特罗姆瑟。所有的黄金储备都从那里被送往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保管。

至少在那个时刻,哈康已远离了德国人的威胁,而英国军队也正在离开挪威中部,撤回英国,鲁格的部队于5月3日向德国人投降了。在英国,内维尔·张伯伦撤兵的公告使他的同胞们感到震惊。意识到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强权被德国羞辱,整个英国陷入了愤怒和恐惧之中。

意识到他们正在面临着一场政治灾难,张伯伦和他的部长们开始寻找替罪羊。在战时内阁的一次会议上,曾经是挪威行动的主要策划者的海军部长温斯顿·丘吉尔辩护道:“不应将责任归咎于我们,而应该归咎于那些中立国家,我们应该抓住每一个机会来重申这一点。”遵循他自己的观点,丘吉尔在下议院宣称:“挪威严格遵守中立是造成它目前正在经受的苦难和我们对他的援助受到限制的一个原因。”然而,许多国会议员拒绝接受丘吉尔的观点。因为不满张伯伦政府在战争期间的迟缓行动,英国下议院在5月7日和8日举行了为期两天的激烈辩论。首相在最终的信任投票中,以数票之差当选。

与此同时,挪威人的抵抗仍在继续。虽然挪威南部和中部的战争已经结束,但由英国、法国、波兰和挪威的部队组成的北部盟军,在争夺至关重要的港口——纳尔维克的战斗中占了上风。然而在5月10日,海啸般的巨变使人们忘掉了挪威的战争。那天早上,数百万德国军队伴随着大量的坦克和飞机,以闪电般的攻击从北海到摩泽尔河侵入了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在波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尝试之后,希特勒的闪电战正在割裂欧洲的心脏。

当天下午,内维尔·张伯伦迫于他不再得到他所在党的大多数人的信任,并被告知自由党和工党议员都不会在他的领导下加入联合政府时,他向国王乔治六世建议由温斯顿·丘吉尔出任下一任首相。丘吉尔在几年之后承认,“考虑到我在挪威灾难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我能幸存下来真是一个奇迹”。然而,作为张伯伦战前绥靖政策最强烈的反对者,人们普遍认为他是有能力、有动力,并有决心领导战时英国的唯一一位主要政治人物。

5月13日,丘吉尔在下议院的演讲中表明了他的勇气。他说道:“你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胜利!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胜利!不顾任何恐惧赢得胜利!不管前进的道路有多长,有多难,也要赢得胜利!”那个单一的词语及其实现的可能性,在那黑暗的战争初期看上去似乎非常遥远,那将是他在整个战争期间的试金石。第2章 一位勇敢而高贵的妇人荷兰沦陷了,但女王逃脱了

在1940年5月10日黎明时分,荷兰女王威廉明娜轻轻摇醒了她的女儿。她对朱莉安娜(Juliana)公主说道:“他们来了!”

这一次,凌晨的入侵者是从空中抵达的。几千名德国伞兵从天而降,越过教堂和风车的尖顶以及橙色瓷砖的屋顶,落到了荷兰宁静的绿色海滩和开满红黄两色郁金香的原野上。荷兰人被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惊醒,许多人穿着睡衣和睡裤从家里跑出来,向天空张望。当送牛奶的人正挨家挨户递送时,当家庭主妇们正走向菜市场时,德国空降兵正降落在郊区的花园和城市的街道上。对于一些孩子来说,这似乎是一个迷人的“新游戏”。

威廉明娜女王却不那样想。像哈康国王一样,她多年来一直在警告政府注意来自希特勒和德国的日益增长的危险。但像挪威一样,政府官员也并不把他们君王的意见当回事。德国入侵时,还是莱顿大学法律系学生的埃里克·哈泽尔霍夫·罗尔泽马(Erik Hazelhoff Roelfzema)回忆说,女王“长期以来一直预料纳粹德国会入侵。在这一点上,她在荷兰几乎是唯一一人”。即使在其他国家都沦陷之后,“整个荷兰仍拒绝相信我们会是下一个国家。当战争吞噬我们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该干些什么”。除了1830年当比利时崛起并从荷兰获得独立时曾发生过一场短暂的战争之外,自他们和英国人一起在“滑铁卢战役”中与拿破仑作战以来,荷兰人在和平中一直生活了125年。像挪威人一样,他们在大战中一直设法保持中立,直到5月10日那天,他们还执着地希望并相信他们能在这场战争中仍然保持中立。

然而即使无法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德国确实发动了攻击,荷兰人也还自信能沿用他们在几个世纪以前成功抵抗了西班牙和法国的防御手段来围困侵略者。当入侵发生时,东北和南部的数千英亩的土地将被海水淹没,而荷兰军队将撤回并捍卫堡垒——荷兰。这包含了荷兰的主要城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乌得勒支、莱顿和海牙。

然而,那个计划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现实,即空降部队现在可以跨越被海水淹没的地区,直接降落到堡垒的中心——而这正是德国军队现在正在做的事情。5月10日那天,当由坦克和机械化步兵打头阵的德国军队越过两国边界时,德国伞兵就已夺取了鹿特丹港和横跨马斯河的位于穆尔代克和多德雷赫特的重要桥梁。第二批空降部队预定在荷兰的中心——海牙降落,并抓住女王、她的部长们和最高层的军事指挥官们。

海牙以其茂盛的公园和宽阔的林荫道而闻名于世,它是一个安静优雅的文化城市,距离荷兰海岸和北海只有几公里。希特勒的主要策略是迅速占领,他特别要求德国军队在袭击发起的最初的几个小时之内抓住女王威廉明娜。他命令进攻荷兰的空降部队指挥官必须以最大的尊重和荣誉来对待女王。他甚至要求在她被俘之后要送上一束鲜花。他宣称绝对不能伤害威廉明娜,“因为她在荷兰人民中和在全世界是如此受人欢迎”。

在努力争取挪威国王支持纳粹事业的事情上,元首未能如愿以偿,现在他又决定向荷兰女王施展魅力了,原因是女王的母亲、丈夫和女婿都是德国人。他的意图注定是失败的,因为他对这位59岁的女王根本不了解。尽管与德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女王认为第三帝国的制度是“不道德的制度”,并将希特勒及其追随者斥责为“一群匪徒”。

1939年11月的《时代》杂志指出:“近年来,希特勒给威廉明娜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在这样的时候会直言不讳地谈论元首,而威廉明娜早已明确地告诉了希特勒和其他所有人,“任何威胁我们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人都是我个人的敌人。”在德国攻势开始,不到四个小时,她通过荷兰广播电台宣布:“我对这一明目张胆违背诚意,公然诋毁文明国家之间体面的暴力行动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威廉明娜公主就已经把她的英国管家所定下的人生目标——“做一个大胆而高贵的女人”牢记在心了。她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像她那些著名的祖先:曾在十六世纪领导了荷兰反对西班牙的独立战争的沉默者威廉,在一个世纪之后捍卫了荷兰和英国抵抗法国入侵的奥兰治的威廉一样,去完成“伟大的事业”。

但令她非常失望的是,她没能看到实现梦想的可能。作为她年迈的父亲威廉三世最年轻且唯一幸存的孩子,她是在被称之为令人绝望的“笼子”中长大的。她后来说过,荷兰皇室的带压迫性的正规礼仪和严格气氛排斥了“任何一种主动性,不让人有机会表现出生机勃勃的勇气”。父亲去世之后,害羞、严肃的小公主在十岁时成了女王,她和几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朋友玩伴一起长大。没有人被允许与她深交。当她冬天溜冰时,指定的池塘或河道会被清场,她被迫单独一人溜冰。人们曾听到她偷偷地和她的一个布娃娃说:“如果你顽皮的话,我会让你成为一个女王,然后就不会有任何其他孩子和你玩耍了。”她与一位德国王公,1934年去世的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海因里希(Heinrich)的婚姻并不幸福。多少年之后,她确定她那不幸婚姻的唯一后代——朱莉安娜将得到她能够给女儿的尽可能同普通人一样的教养。

从她开始统治的那一天起(她在8岁时承担起了女王的职责),坚强的威廉明娜就决心突破“笼子”,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她的印记。19岁时,她提供了她在海牙的一处宫殿作为仲裁国家之间分歧的场所,从而避免以战争来解决争端。这一行为最终导致了海牙国际法庭的建立。1900年在布尔战争期间,20岁的女王命令荷兰军舰无视英国对南非的封锁,救出了布尔人的总统保罗·克鲁格。18年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她向德国的恺撒·威廉二世提供了庇护,并在后来拒绝了同盟国将恺撒作为战犯引渡的要求。

同盟国因她的无礼而感到恼怒!荷兰仍然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不是一个现实世界中的二等国家。这样的看法并没有错。虽然荷兰的黄金年代,曾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产生了如伦勃朗·哈尔曼松·范·莱因(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和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那样伟大的画家,并控制了一个拥有浩瀚疆土的帝国,但这一切在两个多世纪前就已经结束了。然而,女王和她的人民坚信他们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虽然荷兰在海外的资产确实大大减少了,但她仍然控制着巨大的殖民地“宝库”——荷兰东印度群岛,那是从缅甸延伸到澳大利亚的一系列群岛。岛上丰富的财富包括橡胶、石油、咖啡、烟草、锡和金。尽管荷兰土地和人口的规模都很小,但它仍然是全球领先的银行和贸易中心之一,也是诸如飞利浦、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和联合利华这样的蓝筹集团总部的所在地。

就她个人而言,威廉明娜决心坚持自16世纪以来统治荷兰的奥兰治家族的伟大传统。但是,她的部长们反复向她说明她已不再拥有奥兰治威廉和其他著名前辈曾拥有过的权力了。自19世纪中叶以来,荷兰就像英国和挪威一样,一直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这意味着威廉明娜只有乔治六世和哈康所拥有的同样的权利:鼓励、警告、被咨询和知晓国情,这让她很失望。但是,正如在挪威发生的那样,在执政期间主持国家事务的联合政府领导人没有向她咨询,当她给予他们不请自来的意见时,他们通常很少会注意甚至完全忽视她的意见。

威廉明娜比哈康更加“专横”和直率,对发泄自己因被忽视而感到的愤怒毫无顾忌。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惠勒-贝内特(John Wheeler Bennett)曾指出:“在某些方面,她像维多利亚女王一样,在不高兴的时候,会让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勋爵那样的贵族战栗,或让俾斯麦王子那样的贵族浑身出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温斯顿·丘吉尔曾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怕任何人,只怕威廉明娜女王。”)在30年代中后期,随着战争威胁的不断增加,女王得到了许多“发声”的机会。她为她的部长们和她的人民无视纳粹德国而大发脾气。她后来指出:“当1938年春希特勒入侵奥地利时,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清楚,德国的政策将导致欧洲的巨大灾难。”但是荷兰人“在一个叫作中立的枕头上睡着了……我有必要在战前不久指出,希特勒曾写过一本书,查看其中内容可能会对我们了解希特勒的意图有一些帮助”。

大多数荷兰人都强烈地反对纳粹,荷兰弱小的法西斯政党——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1937年的大选中只在议会的两院中各赢得了四个席位。与此同时,许多荷兰人在和平与繁荣中感到满足,认为希特勒的崛起纯粹是德国人的事,对荷兰的潜在影响或危险性很小。德国也是荷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荷兰不能刺激它强大的邻国,因为与德国的贸易对荷兰的经济是至关重要的。一位年轻的荷兰人曾写道:“在我们的小片土地上……仍像往常一样在过日子,好像战争是不适合荷兰市场的外国产品。”

直到德国在1938年10月占领了苏台德地区之后,荷兰政府才不情愿地开始准备战争。他们加强了国防防务力度,试图使荷兰的武装力量现代化,但这一切都来得太晚了。荷兰的工厂无法生产他们所需的全部飞机、武器和装备,英国和其他国家也没有任何多余的武器可提供。结果,荷兰军队调动了30万人,装备却是19世纪的卡宾枪和同样古老的大炮。在空军的118架飞机中,仅有少数几架是最近几年生产的。只有主要任务是保护荷兰东印度群岛的海军,在战争开始时还有一些最新的舰船和装备。

在女皇的敦促下,荷兰政府在1939年8月,在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之前的几天,动员了全国的武装力量。与此同时,自十几岁时起就热切倡导世界和平的威廉明娜,与欧洲其他五个中立国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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