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何民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冠军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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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何民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

骆何民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试读:

引子

2016年的深秋,一天上午,阴阴欲雨。我们驱车百余公里,从扬州来到南京。气势巍峨的雨花台烈士陵园,坐落于南京中华门外,高林修木,郁乎苍苍,显得那样神圣庄严。凉风裹挟着弥天彻野的桂香,到处追逐着人们的感官,一刻不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近十万革命先烈在此遇难。我的心情崇敬而肃穆,于无限感慨之中,又分明有几分沉甸甸的痛心。

在我的耳边,一曲熟悉而深情的旋律不住地回响:……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深深的埋在泥土之中你的影子已看不清我还在寻觅当初你的笑容……瞻仰了高峻雄伟的烈士纪念碑,向南行过四百多米长的下沉式地下广场,我们走进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在纪念馆三楼的一面墙上,骆何民骆何民烈士的遗像,正赫然地挂着,我一眼就认出了他。遗像下方的陈列柜里,静静地躺着一张微微发黄的旧纸片,被薄膜覆盖,隐约闪耀着沧桑的光芒。它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禁仔细端详起来。那张纸片只有扑克牌大小,看纸质颜色,可能是香烟纸、卫生纸或旧报纸的边角料,上面用铅笔写了几句话:枚华:永别了,望你不要为我悲哀,多回忆我对你不好的地方,忘记我!好好照料安安,叫她不要和我所恨的人妥协!母亲开哥根弟处不另!仲达留卅七·十二·廿七

纸上的字迹潦草,略显匆忙。仲达是谁?枚华是谁?安安是谁?母亲、开哥、根弟又是谁呢?带着诸多疑问,我的思绪穿越时空,飞向了那个遥远而激动人心的年代,那个让人敢死敢爱敢恨的年代!第一章立志革命:扬州“全节堂”里的生活

在富饶美丽的长江中下游平原,有一片令人神往的土地。她如天上的明月、枝头的琼花,璀璨妖娆,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她就是扬州,古称广陵、江都、维扬、邗城等。她的建城史可上溯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筑邗城”。扬州亦为“九州”之一,相传大禹治水后封万国九州,其中有一州因“州界多水,水扬波也”而得名。生在扬州

扬州地处江苏省中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水道纵横。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扬州自汉至清近两千多年的繁荣,并伴随着文化的兴盛。扬州城因水而兴,其繁荣史总是和整个国家的盛世重合。隋唐、明清时期的扬州,财富、资本高度集中,一度成为中国东南部的经济、文化中心。扬州被誉为“淮左名都,竹西佳处”“扬一益二”。

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和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伴随着现代交通工具和工业革命的兴起,民众的生活、生产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扬州在这一大环境之下,经济逐渐走向衰落。到了清末民国初年,扬州的经济、文化已经接近于“泯然众人焉”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扬州不断调整,努力用自己的辉煌史来承接时代的变迁。从扬州左卫街的变化,可以窥出点点滴滴。左卫街遗址纪念牌

说起左卫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扬州出生的居民,恐怕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直观的印象,多数人也不知道此地名的由来。但在老扬州人的记忆里,它可谓大名鼎鼎。左卫街位于现广陵路西段,其得名源于此处为明代扬州卫指挥使司下属的左卫千户所廨宇驻地。到了清末至民国期间,左卫街成为扬州的“金融一条街”。这里钱庄遍布,有怡大、怡生、华隆、恒丰、惠余、元丰、志和、信和、恒泰祥、德余、生余、庆余、汇昌永、永康、元昌等近20家。除了传统钱庄,左卫街上还有多家银行,如大清银行扬州分号、裕宁官银钱局扬州分局、中央银行扬州分行等银行。左卫街钱庄银行望衡对宇,成为当时扬州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称得上是扬州的“华尔街”。它见证了扬州这座古城千年的兴衰更迭。民国时期的左卫街街景

1914年1月7日,寒风萧瑟,时节已进入旧年将尽,新岁渐来之际。扬州东关街向北城墙根附近原是枪毙犯人的场所,过去称之为花旗所。距离花旗所不远的地方,有一户书香人家,这一天有个婴儿呱呱坠地。“是个男孩,小讨债鬼!”接生婆笑嘻嘻地对这家主人说。这户人家姓骆,父亲叫骆国章,出生的这个婴儿是他家第三个孩子。抱着襁褓中虎头虎脑的婴儿,望着床上因为生产疼痛而疲倦不堪的妻子,他又一次感受到肩上的责任。

骆国章,字治丞,是清朝末年扬州的秀才,论学识,考个举人是不成问题的。可惜时代变迁,清朝灭亡,科举制被新式教育代替,他这个愿望显然是不可能实现了。于是他进入江苏省立第八中学(现扬州中学)1918年,省立八中全校师生合影

当了国文教员。骆国章为人谦逊和善,一副书生心肠,教学水平也是蛮不错的。骆国章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一双儿女。女儿骆桂珍,字香白,1904年出生;儿子骆家骅,字孟开,1907年出生。骆国章希望自己的儿子都能成长为骆家的良驹宝马,便给刚出生的孩子取名为骆家骝,因为在兄弟中排行老二,故取字“仲达”。后来又改名叫骆何民。1916年,骆何民的弟弟骆家骏出生,后改名为骆根清。“全节堂”里的童年

1919年,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得到全国工人、商界大力支持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十三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主张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迅速向各地扩展。上海举行国民大会,天津、济南、太原、长沙、吉林、南京、广州、武汉、南昌等城市群众也先后集会声援北京爱国学生。此外,东京留日中国学生也在同日集队向英、美、法、俄、意各国公使馆呈书,要求将胶州湾直接交还中国。北京政府迫于群众压力,释放全部被捕学生。5月底,孙中山发表《护法宣言》。《新青年》开始陆续刊载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建党条件逐步成熟。然而,对骆家来说,一个巨大的不幸正悄然袭来。五四爱国运动青年游行

1919年6月,五岁半的骆何民遭遇到人生第一次大悲痛,其父骆国章因病去世。那一刻,天仿佛塌了下来,黑暗笼罩着骆家。全家人的生活重担一下子落在了骆国章之妻的身上。叶惟善

说起骆国章的妻子,那也是扬州大户人家的姑娘。她姓叶,名子懿,1886年出生,自幼知书达理,性格善良而坚强。其兄叶惟善,生于1876年,字贻谷,曾任两淮师范学堂堂长,辛亥革命后任江都县督学、县署第三科科长、劝学所所长,1922年始任省立第八师范学校校长、省立第八中学校长等职。

看着3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和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儿,悲痛之余,骆叶氏首先想到了父兄。骆叶氏想,靠自己的勤劳和他们的帮助,生活下去是不成问题的。可转念一想,倘若那样的话,人家会以为自己靠娘家生活,自己的人格受到伤害虽算不了什么,关键是对4个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而且按照旧时风俗,自己一个妇道人家,守在家里,总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也容易被外人指指点点。于是,骆叶氏下定决心,自己再苦再累,也要把4个孩子拉扯大。这不仅是自己对丈夫的怀念,也是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她突然想到了“全节堂”。“对,左卫街上的‘全节堂’!”落叶氏紧缩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全节堂”就坐落在扬州左卫街上,位于原扬州第一百货商店(1950年建,俗称扬州中百一店)附近皮市街街口,坐南朝北。1867年,地方士绅陈浩恩建起此机构,名义上是一个专门用来收容救济孤儿寡妇的慈善机构,实际上是地方士绅借此攫取名利、维护封建礼教的地方。“全节堂”不是想进就能进得去的,也不是只要孤儿寡妇就可以进去的,那些真正穷困潦倒需要帮助的人家是进不去的。“全节堂”也是个谋利的地方,对被收容的孤儿寡妇来说,有时简直是个变相的监狱。但骆叶氏想,为了孩子,自己受点委屈根本无所谓。再说,这里不仅可以维护个人的声名德行,而且靠自己的勤劳和之前骆家所居的房产出租,就能维持基本生活。

当月,年仅33岁的骆叶氏就把自家在花旗所附近的房子委托骆国章的学生租了出去,给“全节堂”交上一笔费用后,便带上4个儿女住进了堂里。天下即将大变的社会形势似乎对这里影响不大,“全节堂”老一套的生活方式依旧持续着。在这里,不论人口多少,每家都住在一间不足十个平方的旧瓦房里。一条弄堂住着五至十家,各条弄堂都通向一个过道。在这过道与外面交接处,设有一道双扇木板门,外面还加了一道栅栏门。白天,开早饭时把木板门打开后,栅栏门仍旧锁着。在栅栏门约有半人高的地方开了一个方洞,用来传递物件,主要是饭桶、水桶,十岁左右的孩子就从这方洞爬进爬出。晚饭后,两道门都关门上锁,没有特殊情况是不能随便打开的。这里与一般监狱不同的地方,就是守节的妇女平时可以在过道与弄堂里面活动,出外有事,必须由保人代办请假手续,但不得在外过宿。

在“全节堂”里,家庭重担全部落在年轻的骆叶氏肩上。她拖着虚弱的身体,一边要照顾牙牙学语的幼儿骆根清,一边还要照料全家生活,同时又要为骆孟开、骆何民等几个大孩子的学习操心,日常靠着洗衣缝补艰辛度日。骆叶氏也是一个懂文化的明理之人,虽然对当时的革命形势说不出个所以然,但通过报纸和口耳相传,也了解到一点天下变化。她常常告诫和教育孩子们,要自立自强、心忧天下,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她说,穷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志气。有了志气,就能改变一切。她偶尔也讲讲丈夫在世时候的一些故事,讲丈夫的为人处世和为人师表,用丈夫的正直、辛劳、好学、才华熏陶孩子。她那坚强不屈的性格,在子女们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也在骆何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下根。

挫折对于强者是一份难得的磨炼。带着病故父亲的殷切希望,在母亲坚强个性的感染下,童年时期的骆何民就表现出和其他孩子完全不同的性格。据他母亲讲,他少年时候就很懂事,学习勤奋,做事有韧劲,能识大体,凡事思考后都有自己的主张。他对吃穿之类的物质生活都要求不高。他把全部身心都放在勤奋学习上。母亲自小便教他识字,聪明的骆何民5岁时就被“全节堂”选送入省立五师附小上学。他白天读书,晚上仍要补足半天的劳动,可是他从无怨言,小小的年纪,便有了不一样的意志。1925年,上小学五年级的骆何民,在讲义上端端正正地写下6个大字“勤有功,戏无益”。这是《三字经》结尾前的两句,接下来二句是“戒之哉,宜勉力”。显然,母亲的教导,使骆何民对《三字经》这样的蒙学读物,烂熟于心。他写这6个大字是用来勉励自己,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在“全节堂”度过了整整十年。国学恩师戴子秋

在骆何民的国学启蒙教育中,有个老先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就是戴子秋。对骆何民而言,戴子秋并不是外人,而是他姐夫的父亲。每天放学后,骆何民都要跑上三里多路,去戴子秋家里学习国文。戴子秋

戴家是扬州的大户人家。戴子秋名戴廷栋,他本姓焦,是由焦家过继给戴家的。戴焦两家是世交,关系极深。戴子秋的国学造诣,在扬州名闻遐迩。他先是教夜塾,后来执教扬州中学,主要教授唐宋文或近代文,可以算是名师了。他曾经教过朱自清夜塾。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散文《我是扬州人》中写到:

……还有一位戴子秋先生,也早过世了,我的国文是跟他老人家学着做通了的。那是辛亥革命之后在他家夜塾里的时候……

此外,戴子秋的圆光(占卜术)也很有名。戴子秋育有二子二女。长子戴孝侯,1919年考入商务印书馆工作,足迹辗转于上海、香港、福州、北京等地,担任过商务印书馆协理兼出版部主任、香港办事处专员、福州分馆经理等职务。他后来对骆何民从事的革命工作也多有帮助。

戴子秋次子为焦承允。因焦家无男丁,戴子秋便将其二儿子归宗给焦家,取名焦承允。焦承允一直从事邮政工作,先后在扬州、兰州、南京等地从业。

戴子秋和骆国章同是清末秀才,都有较高的国学修养,虽说戴比骆年长10余岁,但他们谈文论诗颇得会心之处,故彼此都把对方当成是“知我者,二三子”中的一位。骆国章去世后,骆家也经常得到戴家的资助。1923年,在父母做主下,20岁的焦承允娶了骆何民的大姐骆桂珍,婚后育有7个子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夫妻二人带着5个孩子去了台湾,只留下长子和六女在扬州,照顾尚在世的戴家祖母。骆戴两家结亲,使骆何民有机会向戴子秋这样一位年高德勋的老先生学习国文,无疑是十分幸运的。所以,无论酷暑严寒,骆何民都要穿街走巷来到戴家,从不间断学习。这也为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用笔杆子战斗,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焦承允和骆桂珍革命启蒙

在母亲的精心抚育下,骆何民健康地成长。这时,中国社会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潮开始席卷全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3年6月,中共召开三大,中国共产党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在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建立和扩大国民党组织。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合作,掀起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恽代英

如果说戴子秋是骆何民国学上的启蒙恩师,那么恽代英则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1925年5月上旬,党的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青年运动的著名领袖恽代英,在省立五师教员曹刍(曹守一)的邀请下,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的公开身份来到军阀统治下的扬州,在省立第五师范口字楼作了题为“师范生与饭碗”的演讲。他从学生关心的切身问题入手,透彻地分析了孙中山逝世后国内外的形势,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摆在中国青年面前的历史任务。他向青年们指明,只有把帝国主义赶走,把封建军阀打倒,中国人民才能抬起头来;青年们要振奋精神,参加国民党,宣传国民革命,当革命的先锋战土。恽代英的演讲,情理交融,热力迸发,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轰动,点燃了不少扬州民众以及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演讲一结束,就有不少学生拥到台上,请恽代英介绍革命书刊。会后还有一些学生跑到恽代英下榻的扬州新胜街绿扬旅社,找他进一步探讨救国之道和青年出路。随后,他又去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作了一次演讲。这两次演讲对骆何民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巨大冲击。恽代英来扬演讲旧址——省立五师口字楼

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骆何民第一次真正接触了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全国各地迅速声援,五卅风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扬州是最早响应五卅运动、声援上海的城市之一。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五卅后援会到扬州发动声援工作,首先找的是省立八中的学生曹起溍。曹起溍等与上海方面密切联系,统一行动和指挥。6月2日,省立八中、江都中学均致电声援。3日,扬州各界在大舞台剧场集会,上海学联代表到会演讲,报告沪案经过。4日上午,扬州学联结集各校2000多人于公共体育场开会。散会后开始游行,沿途得到市民的热烈响应。此后,扬州各学校学生连日游行,分组演讲。6月10日,扬州旅外学生会、江都县教育会、学校联合会、第一区市教育会、平民教育促进会等联合成立扬州外交后援会。随后,各校、各团体也各自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共同声援沪案斗争。在全国一片反帝声中,帝国主义又悍然制造了汉案、粤案。6月23日,八中学生召开大会,仿北京大学办法,组织学生军。6月25日,扬州各界于体育场再次举行示威游行。30日,扬州工、商、学界开始罢工、罢市、罢课,举行了三次游行。扬州商界在6月29日,成立商界沪案后援会。7月初,由每业两人联合组成调查团。从7月6日起,各就本业切实查货,英、日货物一经查出,即交商会封存。上海五卅惨案纪念大会

在声援五卅运动中,扬州人民还给予沪、宁罢工工人以经济援助。6月9日,扬州学联以募得捐款的五分之一接济南京太和工厂罢工工人。7月,学生联合会又将募得的1500余元,经银行汇交上海临时济安会,转至上海失业工人,商界也汇沪1000余元。扬州人民在五卅运动中的斗争,前后共坚持了两个月之久。

骆何民此时虽然只是省立五师附小五年级的学生,但五师蓬勃高涨的革命宣传气氛,也深深影响着他。尽管恽代英的演讲,有些地方他似懂非懂,可是他完全能感受到那种回肠荡气的激情。随后,他在进步教师的带领下,也参加了这次反帝斗争。他精心制作了几面小彩旗,上面用墨汁写下“反对列强”等标语,多次参加体育场集会、罢课、游行。运动中他总是一边用童声高喊着口号,一边将小旗紧紧握在手中,不停地挥舞,小小的身子随着人群移动。此外,他还参加学联举行的募捐活动。

不久,骆何民小学毕业,考入省立八中读中学。这是他父亲曾经任教的学校,也是扬州传播进步思想和新思潮的摇篮。在这里,他一边继续贪婪地汲取文化知识,一边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各种细微变化。恽代英来扬演讲后,广大学子深受鼓舞,扬州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左派组织便以省立八中和第五师范为据点,发展了不少青年学生。1926年下半年,王次青和曹起溍在省立八中读高三,逐渐成为了这个组织的核心。骆何民的哥哥骆孟开也加入了这个组织。他经常参加一些革命活动,这对小小的骆何民影响很大,让他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一些进步青年和进步书籍。扬州中学树人堂

在八中任代课教师的表哥叶秀峰,留学回国,颇有些洋做派,戴着一副深度眼镜。他偶尔会到“全节堂”来看望姑姑叶子懿,碰到骆何民在家,忍不住总要说上几句,说他小小年纪,是非对错未必搞得清楚,要安心读书,不要参与学生的活动,在街上乱“疯”。骆何民鼻子里“哼”了一声,就不理他这个表哥了。他照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把叶秀峰的话当成耳边风。叶秀峰拿他也没辙,只能劝姑妈多管教管教骆何民,说世道复杂,小孩子不管好,长大了会出事。骆叶氏听了,总是淡淡一笑,未置可否。目睹北伐革命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以武力打倒祸国殃民的封建军阀(主要对象是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霖)。扬州当时被军阀孙传芳的势力所占据。1927年3月26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二师师长杜起云,率领军队攻克扬州。办公点设在贤良街浸礼会教堂。两天后二师即帮助成立了国民党江都县党部,由五师学生李诚为党部常务委员,八中学生曹起溍、王次青分别担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29日,县党部颁发公告:浸礼会教堂

查本县知事曹元鼎,自任职以来压迫商民,私加田赋,罔法滥职,种种罪状经本党部查获确证,据实呈控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二师政治部,将该知事拘禁,听候查办在案。为此布告,仰本邑民众一体知悉。

由此,扬州的革命力量公开登上政治舞台。骆家人也是革命的倡导者。当年扬州城还没有国民党党旗。为了迎接北伐军的到来,骆家、戴家的几个女眷,用纳鞋底、鞋帮的浆过的布连夜缝制成一面旗帜,这是扬州城区第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党旗。

北伐军的到来,让原先死水一般的慈善堂一下子活跃起来。“全节堂”里也进驻了许多革命军,由此焕发出一种新生活的气息。少年骆何民没事就跑到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官兵中间,听他们讲述一路的见闻。他也经常到街对面浸礼会耶稣教堂,听那里的政工人员讲述“打倒列强,除军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革命道理。空闲时间,他又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骆何民渐渐地对革命有了一些粗略模糊的认识,他开始憧憬崭新的社会生活。

然而,正义的革命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常常会遇到反动势力的阻挠和反击。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共产党初步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准备了条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同年春,军阀孙传芳调集4个师的兵力,向扬州反扑,革命军被围困于城中。骆何民戴着红十字臂章,跟进步师生一起参加救护工作。他亲眼看到许多向他宣讲过的年轻革命军,在巷战中战死。尸体满是鲜血,手中还紧握着长枪,负伤的士兵更是不计其数。骆何民一边流着泪,一边做些救护的辅助工作。这些战士英勇无畏的精神,融入了骆何民年少的灵魂里。北伐军失败后撤至镇江。

到了7月,孙传芳的军队又被“革命军”打跑了。可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的歌声再也听不到了。先前一班左派党员也看不到了,县党部由叶秀峰派来的右派党员组成。那些原先被革命军镇压的土豪劣绅,又开始向群众耀武扬威、张牙舞爪。骆何民印象最深的是:“全节堂”一度开放的木栅栏又锁上了,伙食也由“两干一稀”变成“两稀一干”,中熟米又变成掺夹砂稗的糙米。“全节堂”里的欢乐气氛,如昙花一现,景况更趋凄凉阴暗。这种剧烈的变化,让骆何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觉得要改变现状,必须要通过革命来推翻黑暗的制度。建立共青团特支

大革命失败后的扬州城,气氛肃杀而悲凉。夏日的骄阳如同火一般毒辣,照在革命者身上却如三九的寒风一般凛冽刺骨。骆何民在“全节堂”里煎熬着,度日如年。由于国民党的清党,国民党左派全军覆没,中共基层党的运动也进入低潮期,转为地下运动。然而,革命的种子已经悄悄发芽,即将冲破石块泥土,争取阳光、雨露和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这是谁也阻拦不了的。

1927年6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成立。同年,王次青从省立八中毕业。因扬州局势动荡,他流浪到上海,通过原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派员中共党员陈勃介绍,与中共江苏省委接上关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王次青被派到扬州,负责成立中共扬州独支。他联络曹起溍等人,于9月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建立中共扬州独立支部,由王次青任书记,曹起溍为组织干事。12月,扬州独支改为扬州特别支部。

在中共扬州地下党组织成立的初期,王次青、曹起溍重点在扬州城区发展城市平民入党,主要以失学青年和无业小市民为主,他们发展了骆孟开、林曦等人入党。骆何民和曹起溍的妹妹曹起蘅由于年纪小,不能作为发展对象,于是就参与一些组织上安排的工作。小秦淮河边原板桥7号(现已毁)中共扬州特支遗址

随着扬州党组织的逐步完善和工作渐次展开,年仅13岁的骆何民勇敢地加入革命队伍。1927年10月,他和张一萍等5人被党组织指派,建立扬州共青团特别支部,负责儿童团各项工作。后来,骆何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骆何民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共扬州党组织先后在扬州东乡开展活动,进行农村调查,以“穷人会”名义,发动群众开展年关抗租抗债斗争,并筹划发动武装起义。其后又在扬州西北乡开展工作。在城区,多次组织和领导罢工斗争。骆何民以“全节堂”的小孩子为基础,又吸收了五师附小的一些穷孩子,组成了儿童团,来配合党组织的活动。他经常给孩子们讲一些浅显易懂的革命道理,教他们如何为革命做事,还不时带领孩子们到城内外偏僻的城墙、坟山,进行上操、打游击等活动。遇到革命纪念日,他们就到处贴传单,有时贴到岗亭上,有时贴在打盹的警察身上,有时甚至将传单塞进了警察的口袋。此外,他们还化装成卖香烟、花生、瓜子的小贩,到国民党军队的兵营里散传单、贴标语,到香火旺盛的观音山等寺庙,借帮助僧尼做事,将传单放入签筒,或夹入签条,让善男信女们不知不觉地传递。骆何民还曾到贤良街浸礼会参加演出,并下乡宣传。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后,他又参加了为营救被捕同志举行的罢课及示威游行。第一次被捕

1928年冬,骆何民接到党组织的指示,为扬州特委书记夏采晞找一个隐蔽可靠的住所。他左思右想,想到了外祖母。她住在长春桥西家庵里。长春桥在城外瘦西湖边上,西北边是一片农村,零星地住着几家农户,地方极为偏僻,要是能让夏采晞在那里隐蔽是再好不过了。他缠着外婆,终于把夏采晞安置在那里。由于住处隐蔽,夏采晞在扬州工作期间从未发生过危险。骆何民还经常受党组织的派遣,去工人运动活跃的耀扬火柴厂等处联络,把党的指示及时传递到基层。夏采晞曹起溍

这一年冬末,中共扬州特委执行委员、东乡特派员曹起溍化名鲁士英在扬州东乡(即泰县西乡)一带开展工作。东乡孙家墩支部党员景子英被捕后叛变,供出特支书记曹起溍及特支联络地址。随后不久,反动派们进行了全城大搜捕。作为党活动的重点区域“全节堂”,也成为搜捕的重点。

1929年农历新年,破落的“全节堂”也象征性地挂起了几盏红灯笼,幽幽淡淡地映着清冷惨白的街道。年夜饭依旧清汤寡水,丝毫品不出年味来。正月初三的晚上,国民党江都县党部的一个小头目,带领一批军警封锁了“全节堂”附近的大街小巷,连屋顶上都埋伏了一些人。那天夜里,恰巧骆何民的家人外出走亲访友,只剩下骆何民一人在家。当军警们气势汹汹地踢开房门后,他毫不慌张,从容不迫地从床上站起来,借口上厕所伺机将藏在身上的文件丢入厕坑。回到房间,骆何民对正在搜捕的军警说:“你们要抓我吗?别白费劲了,走吧!”正在到处翻腾的军警被眼前这个少年的凛然正气镇住了,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这时带队的小头目拿出一沓照片,逐一比对。他拿起一张照片,突然眼前一亮,高声说:“你就是骆何民!”于是命令手下把骆何民绑了起来,押到县府监狱。这是骆何民第一次被捕。

国民党政府县长见骆何民还是个小娃娃,觉得太好对付了,对他进行恫吓诱骗,要他讲出实情。哪知骆何民年纪虽小,见识却不凡。他识破了县长的诡计,毫不客气地揭穿了他的伪装,弄得县长灰头土脸。姐姐骆桂珍去探监时,看守对她说:“这孩子真厉害,县长都被他说得哑口无言!县长说,这孩子虽然不满16岁,但也要给他点苦头吃吃!"9天后,骆何民等人全都被送到苏州法院。法庭上,骆何民舌剑唇枪,既严守党的机密,又愤斥敌人。当法庭企图以隐匿李斐(即夏采晞)加罪于他时,骆何民奋起抗辩道:江苏高等法院卷宗证明材料

民年幼丧父,慈母以家贫自幼不能自给,抱民寄养于“全节堂”。夫“全节堂”乃救济孀妇之善堂,非本堂守节之妇亦不许留宿堂内,男子更无待言。民本无家,随母留堂。欲明瞭李斐有无住宿民家之事实,应考量李斐有无住宿“全节堂”之可能。此可证明李斐来扬即寓骆家之说纯系诬攀。

法官们无言以对,但又不肯轻易认输,最后骆何民以“共党嫌疑”之“加入反革命团体罪”被判刑3个月,关押于苏州仓街小柳贞巷的苏州监狱。这次大搜捕事件,致使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捕,除了青年团特支负责人骆何民(骆家骝)外,还有耀扬火柴厂党支部书记李前康、香业支部书记张学义、江世侯(即江上青)等人。扬州的党团组织遭到了一次严重破坏,有四五个月时间完全停止了活动。由于事件发生在农历正月初一前后,故称为“正月事变”。

从1927年秋到1928年冬这段时间里,骆何民在扬州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全节堂”里为争自由、争生存而斗争,发动孤儿寡妇绝食,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沿,成为堂董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刑满出狱不久,全家就被“踢”出“全节堂”。这时,家中老母带着幼弟,无以为生,只能住到出嫁的女儿家里,靠典当度日。骆何民被捕以后,省立扬州中学迫于国民党压力,把他开除了。出狱后骆何民在扬州既无学可上,又无家可归。1929年冬,党组织把他转移到上海。临行前,在扬州邵伯邮政所工作的姐夫焦承允劝他投考邮务佐,安分守己,弄个铁饭碗。有人还劝他,去投靠父亲的学生开钱庄的陈某,都被他婉言拒绝了。他说:“古人尚知国难当头何以为家的道理,何况是我。再说20年后究竟是谁的天下,你们不妨拭目以待。”

在骆何民的心里,这短短3个月的牢狱之灾,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内心更加坚定了中国的未来在少年人的手中,自由和进步要靠自己去争取、去奋斗,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的信念。他把选择革命道路作为他之后人生的不二目标。不过,骆何民没有想到的是,他短暂的一生将和被捕结下不解之缘。也许,对于革命者来说,被捕是革命的附属品,与革命相伴相生。它们考验革命者的意志和品格,如同用火来检验金子的真伪。骆何民的人生经过了无数次烈火煅烧,不仅丝毫没有变色,而且越发赤心铜骨。面对恐怖的牢狱之灾,他坚守信仰,始终如一,不屈不挠。第二章热血青春:投身艰难曲折的革命道路

1929年冬,骆何民来到上海,进入私立浦江中学读书,边学习,边为党工作。大革命失败之后,党在上海的运动呈现严重的“左”倾状况。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后,党内的“左”倾一度有所遏制,但革命力量稍有壮大,“左”的急性病便继续发展。党领导上海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可最终都被国民党镇压下去,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骆何民经常参加罢课、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等革命活动。平时看上去文质彬彬,完全一副书生模样,但与巡捕发生冲突时,他便成了一个拼命三郎,勇敢向前,毫不畏惧。他还积极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政府逮捕无辜留日学生的活动。

骆何民才思敏捷,善于辞令,讲话生动风趣,又是革命积极分子,在活动中表现十分突出。由于他三天五日参加示威游行活动,不久又被学校开除了。参加红十四军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八一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随后全国范围内的武装暴动风起云涌。1928年6月党的六大提出了“最大限度地发展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红军”、建立苏维埃的政权机关。这一年的秋天,根据江苏省委指示,(南)通、海(门)、如(皋)、泰(兴)地区成立了南通特委。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力量发展迅速,通海如泰地区群众斗争和武装游击运动也有了新的进展,革命形势逐步好转。为此,中央军委决定继中央苏区红十二军、浙西南红十三军之后,在苏北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1930年3月26日,在通海区五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中共通海特委正式宣告成立。此时,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决定将原南通东区和如泰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先后派何昆(化名李维森)、徐德、张爱萍、何杨、宋奇、黄火青等大批熟悉军事的干部来通海地区负责组建工作。

1930年4月3日,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军部在如皋西南乡贲家巷召开了有数万群众参加的红十四军建军大会,正式宣布红十四军成立并举行阅兵式,任命何昆为红十四军军长,董畏民为政委(后通海特委书记李超时兼军政委),薛衡竟为军参谋长。红十四军指战员和周围几十里内的赤卫队员、农会会员、妇女会员、少先队员,扛着洋枪、土枪、大刀、梭镖、铁叉等各种武器,兴高采烈地来到会场。贲家巷方圆几里内人山人海,会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通海特委代表张辛在万众瞩目中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成立,宣读了负责干部名单和《告工农及一切劳动群众书》:

我们郑重地向全国和全世界的工农宣布,我们是工农的武装,我们是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卫队。我们誓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十大纲领,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所有这些任务,需要广大工农群众的努力,不仅要拥护刚才生长出来的红军,并且要踊跃地参加红军。工农兄弟们,我们紧握着手,向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帝国主义战斗吧!红十四军贲家巷建军广场旧址

红十四军军部成立后,对红军武装进行了整顿,建立了严格的军事秩序、纪律和规章制度,加强了党的建设和纪律教育,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红军攻下四杨坝以后,连反动报纸也不得不承认共军“布告安民,人民悬挂红旗,商铺照常开门,无甚骚乱”。军部还将全区游击武装统一编制。至此,通海如泰地区武装斗争进入了新阶段。何昆

1930年3月至9月,红十四军先后进行了近百次战斗,规模有大有小,小的只有数十人,大的则有数万人。参战的红军指战员与赤卫队员,无不英勇顽强,舍生忘死。在围攻如皋老户庄战斗中,军长何昆身先士卒,亲自带领战士冲锋,端着手提式机枪向敌炮楼猛扫。在即将胜利之际,他不幸胸部中弹,英勇牺牲,时年32岁。红十四军的抗敌壮举,震撼了苏北大地,张爱萍将军后来在《红十四军》一诗中这样描述:

闯过重重关渡险,通如靖泰首揭竿。

工农暴动今作主,枪杆紧握掌政权。

围攻白狗老户庄,忙打土豪又分田。

红十四军挥铁臂,苏北惊雷震江南。

南通汤家苴的战斗也同样壮烈。这一仗,红军击毙反动地主武装六七十人。红十四军驻上海办事处

通海如泰地区红十四军的战斗捷报不断传到上海,传到了一些青年学子和原本家住通海的工人耳中,吸引了他们主动回乡参军。16岁的骆何民听到这个消息后,更是跃跃欲试。他昼夜难寝,迫不及待地联系上了党组织,说自己也是苏北人,也要为家乡党的武装斗争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考虑到他太年轻了,组织上并没有立即同意,而是委婉提出要他再想一想,不要意气用事。但他坚决表达了要参加红十四军的愿望,他说:“自己已经不是孩子了,牢都坐过,还怕什么。”经不住骆何民的一再请求,党组织最终同意他回乡参加红十四军。

1930年7月,骆何民回到了苏北,参加红十四军第一师,接替张爱萍,担任第二团第四营政治指导员。7月29日,通海特委召集红军和地方党组织联席会议,决定在黄桥实行“总暴动”,错误地认为这是“江北革命政权和反革命政权的最后决战”。8月3日,红十四军第一师率领泰兴东乡5万余农民,举行黄桥总暴动。红十四军纪念馆

黄桥当时是“苏北剿共总指挥部”所在地,四周环水,河宽八丈,深三丈多,驻有省保安队、县警察队和“剿共游击队”。敌人在四门要道口筑了4个大碉堡。红十四军以一师二、三两团担任主攻,一团、教导大队及赤卫军佯攻古溪、蒋垛、季家市、卢家庄、老叶庄等据点,阻击出援之敌。深夜12时,红军大队人马从横家垛出发,凌晨2时进入阵地,将黄桥团团围住,迅速筑好工事。天快亮时,红军开始进攻,抽调会游水的战士组成突击队渡河强攻,摧毁碉堡,冲过北关桥。负责攻打西门的红军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过了赤柏桥。没有料到,负责攻打南门和攻打东门的红军头领暗中降敌,关键时刻突然撤兵,把敌人引到红军背后,以致北门和西门的红军向纵深挺进时,腹背受敌,伤亡很大,不得不撤出战斗。

在进攻黄桥镇的战斗中,子弹如雨点一般“嗖嗖”地从骆何民耳边飞过,爆炸声不时响起。凶残的敌人据守在城中,以城河为屏障,居高临下,射杀着革命者。有的战士中弹后鲜血直流,有的当场壮烈牺牲。这痛心的一幕,如当年扬州大革命时的场景,再一次真切地呈现在骆何民眼前。敌人的凶残彻底激怒了骆何民,仿佛那些受伤、牺牲的战士都是自己的亲人一般。他强忍着泪水伏在工事里,咬牙、眯眼、瞄准、扣响扳机,狠狠地射击。当一师发起强渡护城河的冲锋后,骆何民毫不犹豫地跳上船,勇当先锋。就在船快要到达对岸时,他不幸中弹落水。幸亏船工眼疾手快,用竹篙钩住了他的衣服,把他从水中拖到船上,才保住了他的性命。由于骆何民肺部受伤严重,一师师长张世杰特地派人护送他到上海治疗。

由于叛徒的出卖,加之腹背受敌,9月初,“八三”黄桥总暴动失败了。不久,活动在如泰地区长达7个月的红十四军第一师宣告解散。救国救亡在召唤

1931年初秋,骆何民伤势稍愈,组织上考虑到他体弱多病,遂安排他回到扬州家中休养。回到扬州,种种熟悉的记忆一起涌上心头,勾起了骆何民对这片故土的感情。

当时的扬州刚刚遭受了特大水灾,长江沿岸城市交通几乎断绝,许多地方成了泽国。据不完全统计,仅苏北里下河地区就有1226万亩农田被淹,倒塌房屋260万间,淹死、饿死7.7万多人,惨不忍睹。

回扬州不到一个月,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进攻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激起江苏全省妇女的抗日怒潮。机关、工厂、学校的女职工、女学生们纷纷参加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宣传演讲活动,查禁和焚烧日货。女校增设战地救护课程,女学生纷纷报名参加救国义勇军救护队。扬州中学的900余名学生分成150个宣传小组,到城乡各地讲演,控诉日军暴行,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这些都深深地感染了骆何民。在家休养的骆何民,一边积极关注着革命斗争形势,一边利用一切时间学习文化和理论知识,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

民族危亡的形势使骆何民再也坐不住了,他要立即回到上海投入革命工作。此时秋分节气已过,暑气基本消尽,天气高爽而宜人,扬州的秋天散发出特有的韵味。院子里的早桂星星点点地开着金黄色的细花,香气时断时续。热闹的运司街口人来人往。可是,这些都无法吸引骆何民的注意。一天黄昏时分,忙碌了一整天的骆叶氏披着薄薄的衣服,坐在天井的条凳上纳凉。骆何民挨着妈妈坐了下来。他侧过头看着为4个子女操劳了大半辈子,既当爹又当妈的母亲。霞光漫过她的后背,白发依稀可见,母亲的身影显得格外单薄而瘦削。骆何民不禁心头一热,眼泪差点夺眶而出,心里油然涌起一丝愧意。他为自己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而惭愧。可是,一想到国恨家仇,一想到中国千千万万的母亲可能因为侵略者的入侵而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和亲人,他又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对母亲说:“妈妈,我想回上海参加革命斗争。”

叶妈妈一听,慢慢地坐正身子,轻轻问道:“就要回去吗?孩子,不能再多休养下身体?你还小啊!”

骆何民应道:“是的,妈妈。我想早点回去。您是革命妈妈,过去您不仅支持我革命,还掩护了不少外地同志。您是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的,而且还教导我要为天下人为民族大义而奋斗。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我们国家正受到侵略。我要回上海,加入战斗的队伍。我离家后,希望您保重身体,像我在家一样,继续为党工作,不要记挂我。”

母亲轻轻地叹息了一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似乎有点潮湿,脸上流露出不舍的神情,说:“孩子,你才17岁,就受了几次伤。你刚回来,就又要回去,你身体恢复好了吗?你吃得消吗?革命斗争充满了危险,你准备好了吗?你说的话,妈妈都懂,妈妈知道你有主见,你从小到大都是自己做主。妈妈只是不放心你,怕你有个闪失。”

骆何民笑着安慰母亲说:“妈妈,不要为我担心,有党有同志。干革命连坐牢杀头都不怕,再苦的生活也就算不了什么了。我不是一个人和敌人战斗。我们是一个集体,是无数有着共同信仰的人组织起来,和敌人周旋战斗。”

第二天,叶妈妈早早起床,给骆何民收拾了几身衣裤和零用物品,又买了一点包子、烧卖、油糕、酱小菜等,让他带上。骆何民从东关街东首的古运河渡口乘船,到了镇江,然后换乘火车去往上海。在淞沪抗战中

回上海不久,骆何民又多次被捕,但都因年轻被当作一般学生释放或伺机跑掉,进出派出所成了家常便饭。他的革命经验和阅历也随着一次次被捕不断地增长。

1932年春,日本关东军为掩护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串通日本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田中隆吉与女间谍川岛芳子策划,于1932年1月18日,唆使日僧天崎启升等5人向马玉山路中国三友实业社总厂的工人义勇军投石挑衅,与工人发生互殴。2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国民党政府为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对日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军政部长何应钦急电第十九路军忍辱求全,令上海市长吴铁城于28日13时45分接受日方提出的全部无理要求。暂时下野的蒋介石委托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说服蔡廷锴避免与日军冲突,并调宪兵第十六团接替上海第十九路军防务。日方接到吴铁城答复表示“满意”,却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不待答复便于28日晚突袭闸北。时间长达一个多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此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第十九路军闸北巷战

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夕,中共江苏省委通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在沪西反日罢工工人、闸北失业工人和一部分学生、知识分子中建立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战争爆发后,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在闸北战区中兴路宝兴坊设立前方办事处,并在战区迅速开展组织动员工作;在太阳庙附近空地上召开战区市民大会,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支援前线战斗。许多工人、学生和自由职业者立即响应,报名参加义勇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据十九路军军部档案记载:

自一二八夜开战,当地战区的工人、学生及自由职业者纷纷加入巷战,以血和肉与日本陆战队及便衣队相拼,协助军队作游击战争,当收空前的胜利。

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有近3000人,除了直接参加血战外,还编成救护、担架、运输、募捐、宣传、慰劳等队。义勇军的政治思想教育由团负责,军事指导由曾在苏联学习军事技术的纱厂工人孙小保负责,救护方面则聘请爱国医院医务人员给救护队上课,传授包扎、急救等基本知识。

骆何民加入了宣传队,经常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面目。有一天,他正在演讲时,被一个国民党警察抓进派出所,说要治他扰乱抗战之罪。由于战事发展极快,整个闸北就是个大战场,远近炮声隆隆,到处都是火光,连警察局都危在旦夕。警察一看大事不妙,顾不上押送骆何民,就仓皇出逃了。担任秘密交通员

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党组织采取果断行动,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1931年9月中旬成立了临时中央。12月,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代理书记李富春先后去中央苏区;军委委员陈赓去鄂豫皖苏区;聂荣臻去中央苏区;艾逸之1932年去湘鄂西苏区。新增加的军委委员有李超时、武胡景、洪易、柯庆施等。由于中央军委大多数成员和军委机关各科科长及主要工作人员于1931年冬至1932年初分别被派赴各苏区工作,加上处于白色恐怖环境的上海极不安全,军委机关大量精简。1932年在上海的军委机关已无科、处等机构,只有少数几个人分头设秘密联络点坚持工作。党组织见骆何民在抗日宣传中,十分机灵,能随机应变,文字也不错,便分派他到中央军委工作,与黄杰(女)、李果毅(女)、侯志(女)等同志一起担任军委机关秘密联络点交通员。

1932年3月初,骆何民随一位负责同志外出。他并不知道负责同志是什么级别的干部,只是跟着大家一起叫他“老傅”。老傅是去上海火车站演讲的,演讲的内容是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当时有好几百人在场,其中党员、团员一二十人。讲到激动处,老傅振臂高呼:“拥护十九路军抗日,反对中途投降!”此时,会场上突然跳出一些人,他们把老傅围得水泄不通,大喊老傅是汉奸,顿时会场秩序大乱。老傅当晚就被杀害于北火车站。骆何民也同时被捕。傅维钰

经查黄埔军校名录,老傅全名傅维钰,字润金,1901年出生,安徽英山人,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学生,后参加共产党,曾任上海抗日救国义勇军组织部长,1931年底任中央军委书记职务。

骆何民被捕后,又被送到龙华看守所关押。龙华看守所的正式名称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白崇禧占领龙华,组建淞沪警备司令部,将原建筑改为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坐落于司令部东南处,呈长方形,占地约五亩,周边围墙很高大。

戴孝侯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其妻借给骆何民送日常生活用品之机,暗中将肥皂掏空,把书信叠成小块或搓成纸卷放置其间,然后再封闭起来,送给骆何民,以此传递狱外重要信息。后经组织和亲友多方营救,骆何民才得以取保就医。他稍事治疗,并未完全康复,就又带病投入革命斗争。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漕河泾监狱纪事

1932年,骆何民化名何福林,先后担任共青团沪西区委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党内称其“小骆”。当时李干成化名李慈,任共青团沪西区委书记。7月李干成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林一丰接替书记。10月27日林一丰被捕,由陈同继任书记之职。

11月1日,沪西团区委在陈同家中举行会议,研究发动工人罢工问题。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李干成、新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孔昭辛、陈同以及团委宣传部长吴玉书等参加。骆何民作为团区委组织部长也参会。由于叛徒告密,会场遭敌包围,骆何民、李干成、孔昭辛、陈同等5位同志,遭到了逮捕。这是骆何民第四次被捕。他仍被押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判刑5年,送漕河泾监狱服刑。

漕河泾监狱是江苏第二监狱的俗称,位于上海县二十六保十五图,即漕河泾镇东首弼教路上(今习勤路东、康健路北)。到1935年底关押犯人达3000余人。政治犯大都关在甲字监和庚字监。漕河泾监狱岗楼

囚室条件非常差,每间面积只有十多平方米,囚犯同睡一张铺着稻草和破棉絮的大通铺。墙角放着一只大马桶,大小便都在马桶里,苍蝇、蚊子、跳蚤和臭虫到处都是,空气污浊不堪,恶臭冲天。囚室的门整天反锁着,仅留一个小小的窗洞换气、采光,真是连猪圈都不如。囚犯一旦生病,呻吟呼号于囚室中,不得治疗与调养,直至悲惨死去。狱方还想方设法克扣犯人的伙食费。犯人吃的都是陈仓烂米,粗黑臭秽,砂子、石子、稗子、糁子、虫子什么都有,犯人称之为“五子饭”。没油没盐的烧冬瓜、已经可以做种的老黄茄,总是连月吃。每天两杯水,除解渴外,还要留点洗脸洗衣。从早到晚,囚犯们还要戴着沉重的脚镣,在看守的监视下被强迫到狱方开设的工厂干活。

困苦的环境并没有让骆何民屈服,他和狱友们一道,为争取自身的生存权而斗争。1934年夏秋间,他们集体绝食,要求狱方停止迫害,改善条件。在绝食的第四天,狱方把为首的几个人拖出去严刑拷打,并把他们重新编排分监,还给他们又加了一副脚镣,妄图使他们屈服。敌人的疯狂镇压并没有奏效,反而激起了革命者的斗志。社会进步势力获悉这个情况后,积极声援,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狱方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江苏反省院的磨炼

1936年春,骆何民被转押到江苏省反省院。江苏省反省院于1931年5月在苏州建成,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共耗资37000元,地点位于今盘门西大街62号,所以俗称“盘门监狱”。反省院旨在对被押的革命者实行所谓“精神感化”,企图以此削弱被关押者的革命意志。他们通过变相延长刑期、严厉监管被关人员的言行、残酷摧残被关人员的肉体和灌输反动思想等,对革命者进行身心迫害。他们还采用诱降的办法对付被关押的人员,有些意志不坚定的革命者变成了叛徒。《饥饿在监狱》

在江苏反省院里,骆何民除了斗争,照例是抓紧时间学习和思考。骆何民撰写的随笔《饥饿在监狱》被登载在反省院半月刊第三卷第十三期上。该篇文章颇有些黑色幽默,“你肚皮又觉得饿了吧?永远的不断的饥饿呵!”文章借对饥饿感的描述,来书写监狱生活的凄惨。文章结尾写道:“怎么你又笑了,笑得这样沉默,是我触着你的痛苦的地方?好,我不说了,让你在我怀里默想你凄惨的过去吧!”整篇文章读完,让人有种笑中带泪的感觉。

反省院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四期则刊载了骆何民撰写的另一篇文章《题材的选择》:

所谓题材,就是客观的社会现实,在作品中的社会现实。在作品中的社会现实,都是经过作者的选择,而构成了一定的主题。所以,主题是社会的客观与作者的主观,即题材与世界观的统一。

好的作品主题,不但要有现实性,而且要有积极性。只有这样,文艺才能发挥其社会机能,推动民族社会的进步。但是同一题材,落在不同的作者的手里,就会构成不同的主题。或者是积极的,或者是反进步的,因为作者的世界观的不同,看法也就不同。即使同一世界观的作者,也因教养的参差,而有或深或浅的掘发。

然而姨太太的争风吃醋,洋场恶少的调情淫乐,总不能构成何等积极的主题。所以与其说积极的主题须依靠作者进步的世界观才能构成,宁可说题材的本身在根本上就规定着它了。

作者在动笔之前,仔细考虑一下所选择的题材,实在是极重要的。

譬如说,写恋爱小说。要反映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的抬头、对封建体制的反叛、恋爱的悲剧与喜剧是有充分的现实性与积极性的。但是在今日,写男女纠纷的却比反封建主义的恋爱作品更流行,这就是恋爱小说的堕落。

自然我并非说今日不能选取恋爱的题材。生长起来的新的两性关系,新的恋爱观,正待着作者去描写。所谓的“堕落”不过是说那些作品把现象当做本质,分不出必然与偶然,主导与从属的混乱,庞杂,肤浅。

我们要求作者选择其题材,便是要求他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掘发本质的现象,要求他抓住历史的发条。具体的说,要求他从个人的狭隘环境、身边的琐事中解放出来,到现实的沃原去找取中国民族的积极的进取的发展的各方面,如民族危机与民族复兴运动、民生凋敝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等题材。

这篇文章阐述作品题材选择的重要意义,骆何民特别指出要区分现象与本质、必然与偶然、主导与从属,到现实中去寻找题材,寻找中国进步和发展的题材。这就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

同年11月骆何民出狱,返回扬州休养。在4年多漫长而艰苦的监狱生活中,他一面与敌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一面抓紧一切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阅读了大量中外古今的书籍。每当亲友们为他捎去食品及生活日用品时,他总是请他们多带些书报杂志。通过大量阅读和深入学习,骆何民自身的理论修养得到极大提高,党性得到了锤炼,更加坚定了为革命奉献终生的信念。漫长的铁窗生涯非但丝毫未能削弱、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和信念,反而把他练就成更加理智、干练、百折不挠的钢铁战士。他常说:坐牢不仅能磨练人的意志,也是丰富自己的学识、掌握更多为革命斗争本领的好机会。他乐观地把坐牢当作革命征程中的暂时休整,因此,每次出狱归来,便满怀激情地投入新的战斗。难怪,骆何民之妻费枚华曾经对女儿说:“你爸爸每次坐牢出来,总好像刚从学校回来似的,情绪饱满,才思敏捷,毫不消沉。”与江上青的友谊

骆何民和江上青打小便相识。

江上青原名江世侯,1911年4月10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县。出生不久,全家即迁居扬州,住在东关街田家巷,与骆何民家相去不远。江上青父亲江石溪、骆何民父亲骆国章,还有戴子秋,三个扬州文化人,都富有爱国民主思想,重视培养教育子女。当时,扬州街深巷仄,区区几万人口,却极其热闹,饮食服务业尤为发达。乡里乡亲也非常熟悉,知根究底,经常走动。扬州有吃早茶习俗,无论春夏秋冬,这三位每每早起,在茶馆包个茶桌品茗相聚,或谈诗说文,论今道古;或评论时事,忧国忧民;或议课子之道,叹树人之艰辛,甚为相得。他们偶尔也带孩子来,父辈的交谊自然延及下一代。江上青比骆何民大3岁,年岁差近,在父辈的影响下他们自小便在一起玩耍。两个孩子几乎是同时参加了扬州的党团组织。

1928年冬,江上青和骆何民先后被捕。江骆两家为孩子们的官司奔波不休,年都没过安稳。尽管江石溪请诗友胡显伯律师出庭辩护、据理力争,扬州许多商贾名流联名保释,两个孩子还是一起被送进苏州监狱。在狱中,江上青帮骆何民学习文化,补习英语。在那里,他们还结识了一些上海和江苏的革命志士,听他们讲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开阔了眼界。不久两人先后出狱。

1929年8月,江上青考进了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骆何民则进入上海浦江中学继续学习。他们经常参加罢课、游行示威等革命活动。1929年12月,江上青再次被捕。骆何民积极参与营救,他和杨纤如等通过互济会找到潘汉年,请了名律师出庭辩护。结果,江上青判罚服苦役一年,开始在西安执行,后解往苏州第三监狱。骆何民时常去探监,他们相互鼓励,毫不动摇。江石溪老人时有书信询及江上青的学习、生活。为了不使老人忧子伤心伤身,骆何民与杨纤如煞费苦心,想方设法瞒过老人。他们还请扬州同学去江府拜望老人,以解其忧心。一年后,江上青获释。狱中的生活,使他染上了严重的哮喘病,出狱后即回扬州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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