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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匈牙利)科斯托拉尼·德若 著,汪玮 译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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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神科尔内尔

夜神科尔内尔试读:

前言

艾斯特哈兹·彼得王勤伯译

所有人都出生在那段时间:乔伊斯、穆齐尔、赫尔曼·布洛赫、里尔克、托马斯·曼、卡夫卡、爱因斯坦、毕加索、维特根斯坦。所有举足轻重的人物都躺在自己的摇篮里,一整个时代风云。匈牙利现代艺术大师们也属于同时代:奥蒂、鲍比茨、克鲁迪、莫里茨、科夏[2]克、巴尔托克、柯达伊。

在世界崩溃之前,每一件事都在跨世纪时期漂亮地汇聚一处。一个精神上的黄金时代,其中最重要也是最金光闪闪的人物之一就是科斯托拉尼·德若。[3]

1885年,科斯托拉尼出生在苏博蒂察,用他自己的语言说,那个贫穷、灰色、无聊、尘土飞扬、自我厌倦、滑稽的外省城市。尽管我们并不相信文学是镜子,现实在镜子里获得对其自身既恐惧又受伤的一瞥,我们仍可以承认,读过科斯托拉尼作品的人都会确信沙尔赛格就是19世纪末的苏博蒂察。“跨世纪”的年月是进步和工业化的时代,布达佩斯也出生在那段时间,一跃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城市——比起其真实规模甚至还略略大出一点。

苏博蒂察是个中间地带城市,既不这样也不那样,它的发展四平八稳,这一点令人恐惧地值得尊重,举例说,既不像南边的诺维萨德[4][5]一样浮躁急性子,也不像北边多瑙河畔的包姚一样毫无动静。这样的举棋不定也体现在苏博蒂察的布尔乔亚阶层、即所谓的市绅中产阶层身上。这个阶层把自己同时视作1848年反抗哈布斯堡统治的革[6]命者和1867年奥匈折衷方案的继承人,后者标志着大便尼亚的诞生。

科斯托拉尼是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天才如朝阳。他被学校开除,而父亲正是校长,或许就是出于上文所述身份含糊的市绅精神,更具体而言是因为学校文学社关于诗歌韵律的一次争论,科斯托拉尼拒绝[7]接受老师们的权威地位。科斯托拉尼有个表弟叫查特·盖佐,他的短篇是最早的现代文学作品,真正属于20世纪的作品。

科斯托拉尼进入布达佩斯大学以后认识了诗人鲍比茨和尤哈斯。3位年轻人之间的通信饱含动人的美感、激进、自负、魅力、敏感、远见和野心。科斯托拉尼品尝到布达佩斯的味道并立即爱上了它。他是布达佩斯最顽固和忠诚的爱人,也是个优秀的爱人。他曾去维也纳学习过一段较短的时间,但中途放弃。23岁时他成为布达佩斯一家日报的记者,替代诗人奥蒂,后者去了巴黎。他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报业,一代又一代的人从他那里学到(或没学到?)如何撰写两三页纸的小专题。

他的文学生涯开始于诗歌和象征手法的短篇小说。1910年,诗集《穷小孩的怨言》首次为他带来全国性的名声。从此后科斯托拉尼几乎每年都会出版一本书。他想要全部:生活,文学,成就。

1908年,《西方》创刊,这是匈牙利现代文学的阿尔法和欧米茄。直至大半个世纪以后,匈牙利文学界的老一代谈到某次出格的经历仍然会颤抖,就好像自己被《西方》那可畏的主编欧西瓦特·埃尔诺驱逐走(匈牙利文学后来的作家们可轮不上这么伟大的事情:我们被绝对的庸才们驱逐)。《西方》是一份真正的期刊;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第一代作家们的集会点,更是一个结晶点,是一种可以被称作新文化、现代化运动的凝聚之力。如果想贴贴标签,我们可以把科斯托拉尼称作《西方》第一代作家,“为艺术而艺术”的代言人,他自称“审美人”,反对“道德人”。他胆大俏皮地选择“胡话连篇的表面”,对抗“无声的深邃”。“哦,神圣、滑稽的虚无!”他在诗作《艾希蒂·科尔内尔之歌》里呐喊,这呐喊尤其是朝向他的朋友鲍比茨,鲍比茨在道德上更严肃,在科斯托拉尼晚年对其更多持批评态度。

科斯托拉尼并不寻找自己真实的面孔,他寻找自己真实的面具。他不停地生活在角色之中,更接近经典的颓废。“浪荡子是英雄主义在颓废时代中的最后一次闪光”,伟大的浪荡主义者波德莱尔说。科斯托拉尼是个经典的浪荡子,全力以赴,心无旁骛。

他多彩到用言语无法描绘,就像彩虹。他的类别转换亦无偶然成分。文艺批评有时候热衷于讨论他首先是一名诗人还是一个作家,或者他的多面特性到底是一个优势还是一个劣势。我认为两者都不是,仅仅只有简单的事实。在诗歌里,他是个技艺超群的小孩,世界之惊奇让他眩晕和震撼。在散文里,他精准无比,有时候甚至是“新小说”急不可待的超前者,一个面对着世间万物的成年人。

1920年代,他开始撰写长篇小说。1920年代就是他的长篇时代:《尼禄,嗜血诗人》《云雀》《金色风筝》《甜妹安娜》。1924年他出版了诗集《悲者的怨言》,和1910年取得成功的诗集构成节律对应、内容回应、意境接应。这是他成就身与名的年月,他的声望在匈牙利国内外高涨。他结识了托马斯·曼——匈牙利人会永远骄傲地指出这一点——托马斯·曼为《尼禄,嗜血诗人》德文版撰写了前言。

匈牙利一向拥有文学翻译的伟大传统(这是小国对自我的一种专心致志)。科斯托拉尼在这个领域的成就是卓越的,他对形式的感觉纯粹又杰出,几乎就是一个天生的翻译家。仅仅以英语文学举例,他翻译的作品包括《冬天的故事》和《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精致绝伦的《艾希蒂·科尔内尔》短篇小说集诞生了,还有伟大的最后一部诗集《推算》。1936年,这位“随诗歌的游戏与宿命、想象力和泪水之魔力飞旋的演唱大师”经历喉癌的折磨后去世。

A parlament a falra ment(国会大厦去找墙)。首先,且当然,我可怜的译者会去找堵墙,事实上,他会用头狠狠撞墙,抓扯下自己的头发。但这就是生活:很难。我的生活很难,可怜的科斯托拉尼生活也难,译者凭什么可以轻轻松松下班?哪怕对句子的含义(国会大厦去找墙)不管不顾,诸位亦可欣赏其多面相、有节奏和对称性的美感。这句话就是我家小孩政治教育的基础课。匈牙利国会大厦,那座不可思议——对于匈牙利人而言——漂亮、或可带着争议去接受的伪哥特建筑,曾一度宣告过青年科斯托拉尼的时代,宣告过20世纪初那番不可理喻的自信和野心,及其各种动机里不可否认的空洞。开车经过这栋建筑,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指着它,孩子们就会开心地嚷嚷,“国会大厦去找墙”。在那个年代,匈牙利国会大厦之外,或者说我们那所谓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之外的事情,简单地说都是不值得去了解的。

科斯托拉尼或许是全世界最杰出的韵律家,或韵律大师。匈牙利语特别适合马戏杂耍,事实上它无需虚张声势即已成此事实。和其他语言不同,匈牙利语时至今日仍然在处理韵律,这一廉价可疑的成分在匈牙利语里却可以被普遍接受和使用。

我甚至要冒险宣称:是科斯托拉尼做出最多的贡献让匈牙利语成为今天的模样。为一门语言制造可观察、可知觉、深入日常的改变,极少有作家能实现这一点。科斯托拉尼改变了匈牙利语句子。匈牙利语言胡乱地建立在戏剧性的句子关系上。就像鲍比茨所说,“我们的语言并不运转在磨损光亮的车轮上,并不站在作家的角度去思考。匈牙利语缺少含义稳固的、成型的句子,缺少那种让英法作家可以不假思索随意取用的风格小构件。”匈牙利语几乎没有清晰确定的禁忌,在一个句子里,一切皆有可能,一切都需要被反复创造出来。每一个句子都是一项个人成就。这种个人特色既有好也有坏。

科斯托拉尼简化了匈牙利语的句子,让其更短、更纯。19世纪的匈牙利句子又长又绕,意思在句子的长节里蜿蜒,在所有情形之下,匈牙利语的长句都是可疑的形式,因为匈牙利语词汇没有阴阳性,从句是以并不确定的方式和主句相联,而不是德语句法一样令人放心的严谨。这样的长句可谓一路蹒跚,对自己并不确信,还有点结巴;短句与之相比是极其可爱的。

以上这些是我国内政问题,我国重要的内政问题,让我们看看句子之外还有什么。

首先,就科斯托拉尼自己的精神而言,我们可以说:空无。语言之外是空无。诗人用词汇建起一切,只有词汇,他建起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书,自己的著作,还用词汇组装出他的自我,他的宿命——他的情感,他的父亲,他的情人。这当然很夸张,哪怕碰巧这又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因为一名作家——正在写下此文的作家认为——不应该有什么可说;这样说很夸张,也因为如果他的书没有什么可说,也不会是好事。如果作家有话可说,那是迂腐;如果全书都是沉默——又有何存在意义?

科斯托拉尼的书,准确地说,是关于死亡、游戏和大便尼亚,或者毋宁说是三者的交织,有时关于它们的身份,关于20世纪人类的困惑。对于20世纪的人,生命是一场游戏,整个世界是场游戏,这个世界是:死亡。然而,就算这一点也不够确定。

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

一直以来我仅仅对一件事情有着真实的兴趣:死亡。没有别的。10岁时我变成了人类,因我目睹了祖父的死亡,在那时候,或许我爱他超过爱任何人。也是从那以后,我成为了诗人、艺术家和思想者。生死之间广漠的差别,死亡的沉寂,让我意识到自己需要做点什么。我开始写诗……不管我抓取到的物件如何渺小,我唯一可说的内容是我正在死去。我对那些在此之外还有其他可说的作者只剩鄙视:关于社会问题,关于男女关系,关于种族竞争,诸如此类……想到他们的狭隘我就胃痛。可怜虫,他们做的是多么浅薄的工作,他们竟如此为之骄傲。

科斯托拉尼是个斯多亚主义者,但是以古怪的方式,甚至可以说他是以不真诚的方式。他年纪轻轻就信奉斯多亚主义。科斯托拉尼的每一种反思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他艰难地老去,像美丽的女人一样发现变老很痛苦)。他不相信什么,除了格调。但他又不是一个恪守准则的人。他同时兼具热爱生命和害怕生活的特征。他说自己没有神魔药水,一切都于事无补——但一个人又有何必要为此感到失望呢?他提出了现代人的问题,但不是幻灭者的问题。我们听见的是尊严感和时不时的表现欲,来自一个置身死亡阴影中的人。

[1] 本文是艾斯特哈兹·彼得为科斯托拉尼长篇小说《云雀》英文版撰写的导读,有助于读者了解科斯托拉尼的生平和写作风格,作家出版社获得授权将其纳入本书作为前言。

[2] 奥蒂、鲍比茨是20世纪初匈牙利最有成就的诗人,克鲁迪、莫里茨、科夏克是小说家,巴尔托克、柯达伊是作曲家。

[3] Subotica,匈牙利语Szabadka,原属奥匈帝国,一战后划入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SHS王国,南斯拉夫王国的前身),现属塞尔维亚,是该国第五大城市、伏伊伏丁那自治省第二大城市。

[4] Novi Sad,匈牙利语U'jvidék,历史同苏博蒂察,现为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

[5] Baja,匈牙利巴奇-基什孔州的一座城市。

[6] Kakania,奥地利作家穆齐尔送给奥匈帝国的戏虐称谓,流传甚广。穆齐尔从“帝国(kaiserlich)”和“皇家(königlich)”各取一个首字母K组成这个新词,kaka令人想起儿语“大便”。

[7] Csáth Géza(1887—1919)匈牙利作家、医生、精神分析学家、音乐家。

第一章

作者介绍并揭开本书唯一的主人公:艾希蒂·科尔内尔。

人生过半,我在一个起风的春日想起艾希蒂·科尔内尔。我决定去找他,重续我俩往日的友谊。

十年之间,我俩没有丝毫联系。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上帝知道。我们没对彼此发过火。至少,不曾像其他人那样。

年过三十以后,他开始成为我的负担。他的轻浮妄为冒犯了我。他那过时的高开衣领、黄色的细领带和他那些粗鲁幼稚的俏皮话,都让我感到无聊。我厌倦了他的标新立异。他不断将我卷入或大或小的荒唐事里。

例如,我俩正并肩在街上散步,他无缘无故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把菜刀,在路人惊愕的目光之下就着人行道边的瓷砖磨起来。或者,他彬彬有礼地求助于一位可怜的盲人,要他帮着吹去刚掉进自己眼里的沙尘。或者有一次,我等待上流人士来宅晚宴。我的命运和事业倚于这些报社总编和政治家——体面优雅的绅士们。艾希蒂也正式受邀。他偷偷吩咐我的家仆备上浴室热水,宾客们一到就被他拉到一旁告知,我家有一项古老神秘的传统,或者说迷信——可惜无法详述——要求每位宾客无一例外地在晚餐前沐浴。他用魔鬼般的机智、狡猾与口才编织这一出荒唐闹剧,使得这些满怀诚意的受害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光临我宅——在我不知情的情形下行了沐浴礼,包括他们的夫人在内。闹剧完毕,他们还和颜悦色地坐下用餐,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

这类学生气的恶作剧曾带给我乐趣。当我开始成人,这只能给我造成困扰。我也担心它们威胁我认真正经的名声。我从未对他吐露半字。然而——我得承认——我曾不止一次因他而脸红。

他对我也该有同感。他可能会从心底和灵魂深处看不起我,因为我没有对他的思想表示出应有的欣赏。说不定他鄙视我。他把我当成一个市侩中产,因为我买了日程簿,每天工作,适应了既定的社会公共惯例。有一次,他当面责备我忘记了自己的青春。或许此话不无道理,但这就是人生。每个人都会遗忘。

不知不觉中,我俩渐行渐远。尽管如此,我理解他。他也理解我。只是我们已在暗自批评对方。声称相互理解,实际并不理解,这让我们彼此懊恼。我们各走各的路。他往左,我往右。

我们就这样活过整整十个年头,不通任何音讯。我自然会想起他。几乎没有一天我不曾设想,要是艾希蒂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情形,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须得假设,他也会想起我。毕竟我们的过去,各种鲜活生动、令人热血沸腾的记忆宽广深刻如网如织,该不会这么快就枯萎。

艾希蒂对我来说究竟是谁,意味着什么,难以尽述。我宁愿不去做这种努力。我俩的友谊比我记事的年龄还早,那情谊的缘起已消散在早于我幼年的朦胧之中。自从我对自己有了意识,他就在我身边。不在我身前就在我身后,不是支持我就是反对我。我要么喜爱他,要么讨厌他。我从未对他无动于衷。

一个冬夜的晚餐后,我用彩色积木在地毯上搭一座塔。母亲要我去睡觉。她叫保姆带我上床,那时我还穿着裙子。我已跟着保姆起身,这时听见身后一个声音,是他那叫人难忘的声音:“别去。”

我转过身,高兴又惊恐地向他投去一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坏笑着给我鼓励。我拽着他求助,但保姆把我从他胳臂上拉开,无论我如何跺脚抗议,把我搁到了床上。

从那以后我们每天都碰面。

早晨,他跳到洗手池前:“别洗脸,就脏脏的!脏污万岁!”

午餐桌上,父母要求甚至恳求我喝下“营养又健康”的扁豆汤,我虽不情愿,仍把汤往嘴里舀,他对我耳朵小声说:“吐出来,吐到盘子里,就等着烤肉和甜点。”

在家里,不管吃饭睡觉他都陪着我。他还陪我上街。

我们碰到洛伊济大叔,他是我父亲多年的好友,一位我一直喜欢和尊敬的、体重一百公斤的法官。我向他端庄地脱帽致敬。科尔内尔冲我喊:“亮出你的舌头。”他伸出舌头,直伸到自己下巴尖。

他是个厚脸皮的家伙,但是风趣、不沉闷。

他把一支燃烧的蜡烛放到我手上,“去把窗帘烧了!”他催促,“把房子点燃,把世界点燃!”

他还将一把刀放到我手上,“插进你的心脏!”他喊道,“血是红的。血是热的。血很美。”

我不敢听从他的建议,但我喜欢他敢于说出我的内心所想。我带着战战兢兢的微笑聆听他。我既害怕他,又被他吸引。

夏日雷暴雨后,我在金雀花丛底下找到一只被淋透了的麻雀雏鸟。遵照教义问答的教诲,把它捧在手心,行着身心兼备的善举,把它带进厨房,在炉灶边为它烘干身躯。我在它跟前撒上面包屑,还用布片小心地裹好它,抱在怀里照料。“扯掉它的翅膀。”科尔内尔小声说,“把它眼珠子挖出来,扔到火里,杀了它!”“你疯了!”我喊道。“你是个胆小鬼!”他吼道。

我们脸色煞白地瞪视彼此。两人都在颤抖。我发抖是气愤和同情,他发抖是因为好奇和嗜血。我把小鸟交给他,随他拿去做什么。科尔内尔盯着它,又心生怜悯。他开始动摇。我嘲弄地噘起嘴。我俩这般别扭之际,小麻雀溜进花园,不知所终。

他也不是什么都敢。他爱做嘴上英雄,吹牛起哄。

我还记得一个秋日的黄昏,六点左右,艾希蒂把我叫到大门口,神秘兮兮、煞有介事地对我宣称:他也能变魔法。他摊开手心里一块发亮的金属物,说那是一只魔哨,只需对它吹口气,就能把任何房子吹到半空,一路升至月球。他又说,当晚十点我家的房子就会升上天空。他让我不必害怕,只需静等好戏。

当时我年纪又长了些,对他的话将信将疑。但我还是忧心忡忡地跑回自己家里。我死死盯着时钟指针的转动。我回顾之前人生里的点点滴滴,为自己的罪孽懊悔,跪在圣母像前祈祷。接近十点,我听见空气中的呼呼声和乐声。我们的房子慢悠悠稳当当地上升,在高空中稍停,然后开始摇晃,接着又和上升时一样慢悠悠稳当当地降回地面。桌上有只玻璃杯叮当作响,吊灯摇曳。整个过程持续了好几分钟。其他人对此毫无察觉。只有我母亲,刚看到我,她脸色就白了。“你在头晕。”她说,让我上床去。

在额头上冒第一颗青春痘——青少年春天的紫芽——的年岁,我和科尔内尔的友谊越发深厚。我俩刀山火海形影不离。我们一起阅读,相互辩论。我强烈反对他的无神观点,与他针锋相对。有一件事很确信:一切恶习都是他教我的。他向我揭示孩子是怎样造出来的;从他那儿我头一回听说,成年人都是些脸色蜡黄、浑身烟臭、体态臃肿的土霸王,并不值得尊重,因为他们比我们丑陋,还会比我们先死掉;他劝我不要学习,早晨尽量赖在床上,哪怕上学会迟到;他怂恿我撬开父亲的抽屉,拆开里面的信件;他给我带来淫秽的书籍和必须放在烛火前欣赏的明信片;他教我唱歌、说谎、写诗,鼓动我大声飙出各种下流话,一句接着一句。夏天,他怂恿我透过浴场淋浴间的缝隙偷看小女生脱衣服,教我在舞蹈课上用不雅要求骚扰她们。他教唆[1]我抽了人生第一口烟,喝下人生第一杯巴林卡酒;他启发我自取肉体之欢、暴饮暴食、放荡轻薄;他向我揭示,痛苦中也隐藏着美好。他从我发痒的伤口上扯下结痂,还向我证明,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只癞蛤蟆可能拥有与一位首席执行官同样的灵魂。他教我爱上沉默不语的动物和寂静无声的孤独。一次,他为了安慰棺木面前抽噎落泪的我,挠我的肋间,弄得我立刻对着死亡那愚蠢的不可理喻咯咯发笑。他朝我的善感里偷加嘲讽,往我的绝望中塞进叛逆。他建议我站在遭大多数人唾弃、囚禁和处以绞刑的那一边。他鼓吹死亡是永恒的,还想让我相信那个该死的谎言——“上帝不存在”,对此我手脚并用地表示抗议。天性纯洁又健康的我,根本无法接受诸般教义。我觉得,最好摆脱他的影响,与他绝交。只是我对此无能为力。似乎我对他一直都有兴趣。再说,我欠了他许多。既然他是我的导师,我就一辈子都欠他的,如同一个把灵魂卖给魔鬼的人。

我父亲无法接纳他。“那个厚脸皮的家伙在哪儿?”有天晚上他闯进我的书房,“你把他藏哪儿了?他躲在哪儿?”

我伸开双臂,表明屋里只我一人。“他总是在这儿!”他咆哮起来,“他一直在这儿转悠,缠在你脖子上。跟着你。你们吃同一个盘子,喝同一个杯子。你们就是卡斯托[2]尔和波吕克斯。好哥们儿啊。”他讥讽道。

他检查门后、火炉背后,翻衣柜,甚至检查他是否在床底下。“现在你给我听着!”他愤怒地高声吼叫,“如果再有一次,只需一次,他再踏进这里半步,我会把他折成几段,用鞭子撵走他,就像撵条狗。你也一样,爱上哪儿就上哪儿,我再也不认识你。所以,别让他再跨进我们家门槛。听懂了没?”

父亲背着双手来回踱步。他强吞怒火。鞋子在地板上嘎吱作响。“这个闲汉!这个恶棍!你就交不到别的朋友?他往你脑袋里灌垃圾。把你搞得疯疯癫癫。难道你想堕落成他那样?要知道,他谁也不是,什么也不是。他永远不会成器。”

科尔内尔不再被允许现身,他经过我家那条街须得绕行。

我们在城郊偷偷会面:在每年夏天马戏团扎帐篷的牲口市场,在公墓的坟冢之间。

我们勾肩搭背地漫步。就在一次这样激情洋溢的漫步中,我们发现:我俩不仅同年同月同日,还在同一小时同一分钟出生:一八八五[3]年三月二十九日,棕枝主日,清晨六点整。这神秘的巧合着实震撼人心。我们立刻立下誓约,既然同日同时来到人世,也一定要同日同时死去,假若一个死了,另一个绝不独活,哪怕只多一秒钟。正当热血年少的我们坚信,彼此会心甘情愿地履行誓约,不会视之为牺牲或痛苦。“你并不遗憾,对吗?”我在油灯前打盹,脑子里尽是科尔内尔,母亲问道,“这样更好,儿子。他对你来说不合适。跟其他男孩做朋友吧,诚实、体面、家庭出身好的,像小梅累、霍瓦特·恩德里希克、伊洛希威。他们都喜欢你。他并不喜欢你。他只会带坏你、吓唬你,让你紧张焦虑。整个十一月份,你曾多少次从梦里惊醒,多少次尖叫出声?他配不上你。一无是处、内心空虚、没心没肺。而你,儿子,你不一样。你是个好孩子,心地纯善、情深意重。”她说着,吻了吻我,“你和他完完全全不一样,儿子。”

的确如此。世上不再会有两人之间的差异大过我和科尔内尔。

因此我更为那次谈话后几天发生的事感到奇怪。

我顶着正午的太阳从学校往家赶,背上背着一摞书。

有人从我身后喊:“科尔内尔!”

一位身穿绿色夹克的先生冲着我微笑。“看,小科尔内尔,我的孩子。”他说着,并托我回家路上给隔壁他们家捎个包裹。“不好意思。”我有些结巴。“怎么了,我的孩子?”绿夹克问,“你好像没听懂?”“不,我听懂了。”我回答,“不过您搞错了。我不是艾希蒂·科尔内尔。”“什么?”绿夹克惊愕道,“别开玩笑,孩子。你们家不是住在贡布科托大街吗?”“不是的,先生。我们家住在达姆亚尼赫街。”“你是科尔内尔的亲戚?”“不是,很抱歉。我是他的同学。我们同班,在第二排坐同桌。上学期科尔内尔有两门功课不及格,作业写得乱七八糟,还不太守纪律。而我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总是得高分,作业工整、举止得体,课外还自主去学法语、弹钢琴。”“可我发誓,”绿夹克咕哝着,“真奇怪……”他掀了掀眉毛。

还有几次,我们沿着树林边的铁道路基游荡时,流浪汉和陌生人叫住我们,想知道我俩是不是孪生兄弟。“看这两个,”他们彼此提醒,“快看哪!”还高兴得哈哈大笑。

他们让我俩背对背头碰头站到一起,还把手板平放在我们头顶量身高。“毫厘之差,”他们晃着脑袋互相确认,“但没多大差别。你明白没,鲍迪?你明白吗?”

后来,我们长大成人,已经开始写作,这儿那儿仍会发生一些让我费解的事。

我收到一些陌生人的来信,寄信人催我还钱:在科希策、维也纳和克鲁日的火车站,他们在火车开动前给过我一些小额资助,因为我说自己丢了钱包,并口头承诺在二十四小时内还钱。有人说我给他们打过骚扰电话,也有人说我给他们寄过下流的匿名信。我最亲密的朋友们确信曾亲眼目睹我冒着冬日的大雨,连续几小时徘徊在声名狼藉的曲折幽巷里;又在郊外破败的酒馆里,见我烂醉如泥趴在红色台布上打鼾。维特利奥尔酒馆的领班将一张账单亮到我面前,说我付账时从偏门溜了。另一些可靠的证人听见我当众对一些地位显赫的要人以及举国知名的作家发表极其缺乏尊重的言论。决斗中间人带着某高傲不逊的黑眼圈男人上门来找我,送货员拿出我的名片。还有贞洁之百合已被折损的姑娘们来找我,当面甩出我对她们的誓约和求婚。还有位上了点年纪的矮胖村妇,操着一口古怪方言,用“你”称呼我,威胁要控告我,让我为她儿子履行父亲的职责。

我惊愕地望着这些幽灵般迷眩的人物,他们一定在某种想象或某种现实里存在过、呼吸过、发光过,只是现在黑了、死了、冷了,像红色的余火,后来熄灭了,光芒不再,化为灰烬。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知道我,还认得出我。我建议他们去找艾希蒂·科尔内尔。他们微笑着,让我描述他的体貌特征,还嘲弄地对我指指点点。他们又问我他的地址。对此我爱莫能助。我的朋友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游荡,在飞机上睡觉,这儿住几天,那儿住几天。据我所知,他从不去警局注册身份。艾希蒂·科尔内尔确实存在,但是没有法律身份。关于这些可怕的罪行,无论我自认多么无辜,一旦打起官司,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不愿出面与人尴尬地对质——不仅因为科尔内尔。我不得不为他所有的债务、所有的恶作剧和丑行负责,仿佛我就是罪魁祸首。

我为他付出了代价。极高的代价。不只金钱,我付出的还有声誉。无论到哪儿,人们都乜斜着眼睛打量我。他们并不知晓我成分几何,我支持右派还是左派、是个模范公民还是个危险的颠覆者、是个体面的一家之长还是个荒淫的酒色之徒,说到底,我是个真人或者仅是一个梦影、一个醉酒的两面派,还是一个恍惚的稻草人——任由主人给他的破烂衣衫随风飞舞。我为我们的友谊付出了昂贵代价。

但是那个起风的春日,我一并忘了这一切,原谅了他,还决定去拜访他。

那是荒诞的一天。不是四月一日,但也离得不远。荒诞又刺激的一天。早晨有霜冻,路边树根周围铁圈上的冰镜正在开裂。天空湛蓝。接着,开始解冻。屋檐滴水。雾气弥漫在山岭之间。又下起温暖的细雨。土地冒着热气,就像一匹精疲力竭、汗流浃背的马。我们不得不脱去冬天的大衣。彩虹华丽的半圆拥着多瑙河。下午下起冰雹,像白糖撒在树叶上,踩在鞋底变成稀烂的泥浆。风声呼啸。风尖厉地呼啸。风呼啸着,在高处,绕着烟囱、房顶,绕着电报线。一切都在动。房屋吱吱作响,阁楼噼里啪啦,房梁叹息着想吐芽儿,因为它们也是树木。春天在如此这般的起跑和革命之中驾临。

听见风声呼号,我想起科尔内尔。我感到一种无法抑制的渴望,想尽快见到他。

我打电话到咖啡屋和夜总会,到处找他。折腾到深夜只确信一件事:他就在本地。步行、乘车,我追寻着他的踪迹。凌晨两点,得知他在蝙蝠客栈。刚抵达那里时,一场俄罗斯式暴雪朝我怒卷而来,让我的雨衣领子沾满凌乱的雪绒。

蝙蝠客栈的门房让我去六楼的七号房。我攀着螺旋形窄梯上楼,因为没有电梯。七号房门敞开着,里面亮着灯。我走进去。

我看见一张空床,凌乱不堪,皱巴巴的床单,闪在床头柜上的一只灯泡。我猜他可能出了门,于是坐在沙发上等他。

那一刻,我意识到他就在我眼前,就坐在镜子前。我跳了起来。他也跳了起来。“嗨。”我说。“嗨。”他立刻回答,仿佛想从我们此前的断点继续下去。

他丝毫不惊讶于我这么晚的不请自来。他不惊讶于任何事。他甚至不问我因何而来。“你怎么样?”他问。“很好,谢谢。你呢?”“和你一样。”他回答。

他望着我,笑了。

他穿着雨衣。雨衣领上也沾着雪花。“你刚回来?”“刚刚。”他点头。

我环视他的房间。那是一个惨兮兮的洞穴。窄小破烂的沙发,两把椅子,一个衣柜。桌上有张五天前的报纸。一束蔫萎的紫罗兰。还有一张面具,谁知道它是用来做什么的。满地的烟屁股。小提琴盒里放着黄色眼镜和榅桲酱。行李箱敞开着。几本书,主要是些时刻表。没有笔纸。他在哪里工作,是个谜。

我父亲是对的。他一事无成。这儿只有一位隐士的贫穷与自由、一个乞丐的独立。我也曾渴望同样的东西。我的眼睛充满了泪。“除此之外,有点别的吗?”他询问道。

外面狂风呼啸。利刃一般的春风凄厉地呼号。警笛也在呼号。“是救护车。”他说。

我们走到窗前。暴雪已停。天空晶莹澄亮,冻结的沥青路面也在发亮。救护车的警笛像比春风更刺耳。

救护车才刚过去,消防队员又钻了出来,开着消防车,亮着手电。“事故。”我说,“一整天都在掉瓦片,商店招牌砸到路人的头顶;人们在湿滑的路面跌倒,流血,摔断手,扭伤脚;民宅和工厂起火。一切都在今天发生:霜,热,雾,光,雨,虹,雪,血,火。这就是春天。”

我们坐下来,点了根烟。“科尔内尔,”我打破沉默,“你不生气吗?”“我?”他耸了耸肩,“傻瓜。我从不会对你生气。”“但你有理由生气。你看,我就对你生过气。在那些自命不凡的人面前,我总以你为耻。我必须争夺一席之地,因此与你断交。十年来我对你不理不睬。但今天下午,春风呼啸,我心头一柔,想起了你。我已不再年轻。一个星期前我满了四十岁。当一个人不再年轻,他的心肠会更软,也能够原谅一切。包括年轻本身。我们和好吧。”

我伸出手。“喏,你一点没变。”他嘲讽,“还这么多愁善感。”“但你变了,科尔内尔。我们小时候,你是小大人,是你引导我,是你让我开了眼。现在你倒成了孩子。”“这难道不是一回事?”“这正是我喜欢你的地方。因此我又回来找你,从现在起我会永远接受你。”“你今天怎么了,要把我吹上天?”“我能赞美谁呢,科尔内尔?除了你,我还能对谁这般摒除嫉妒地热爱?在这丑陋的世上,除了你——我的兄弟和我的对立面——我还能欣赏谁?在一切方面我们都如此一致,又如此不同。我收集,你散落。我已婚,你还单身。我喜欢自己的人民和语言,只能在这里呼吸和生活;而你浪迹天涯,自由飞越不同的国家,呐喊永恒的革命。我需要你。没有你,我会空虚无聊。帮帮我,否则我死路一条。”“我也需要某个人,”他说,“像柱子和栏杆。因为,你看到,我正在散架。”他指着自己的屋子。“让我们联合在一起,”我提议,“结成盟友。”“干什么?”“我们写点什么,一起。”

他瞪大眼睛,把香烟吐到地上。“我已不会写了。”他说。“但我只会写。”我说。“啊,你看。”他说,朝我生硬地一瞥。“你别只听一半,科尔内尔。我不是在炫耀,只是在抱怨,和你一样。让我完整起来吧,像过去一样。以前我睡着,你醒着;我哭,你笑。现在你也帮帮我吧。让我记起我遗忘的,让我忘却我惦记的。我也会帮你。我也有优点。我会将我的所知交给你支配。我有一个家,那儿的一切都能为工作服务,那也会是你的家。我勤奋、虔诚和忠诚。我是如此忠诚,即便和一个人只说过一句话,我也不会伤害他,连这种念头都不会有;我是如此忠诚,科尔内尔,哪怕自己的爱犬老了,我也不会抚摸其他的狗一下,不会和它们玩耍,看都不会看它们一眼;我是如此忠诚,对待没有生命的东西也一样。我忽略自己的十五支好钢笔,有时翻箱倒柜要找一支退了休的、划纸的、写起来费劲的钢笔,用它涂鸦,为了安慰它,好让它——可怜的东西——不觉得被嫌弃。我就是忠诚本身。而我身边的你,是不忠、散漫和不负责任。我们建立合作吧。没有‘人’,‘诗人’有什么价值?没有‘诗人’,‘人’又有什么价值?我们做合著者吧。一个人要同时写作和生活,太显无力。谁试图这么做,迟早会崩溃。只有歌德可以,这个平静、坦然的不朽之人。想起他,我的背脊会一通冷战,还没出现过比他更聪明也[4]更可怕的人,这个荣光四射的奥林匹斯怪物。和他相比,梅菲斯特也不过是个贫嘴的白色幽灵。是的,他宽恕遭世俗律法禁锢的玛格丽特,为她辩护,让这个杀婴的母亲升入天国,被大天使和圣幽神甫簇拥,还安排神秘的合声去歌唱自己对女性和母性永久的捍卫。几年以后在魏玛,作为法庭陪审团成员面对一个类似的杀婴母亲审判,这位玛格丽特的诗人骑士,不眨眼皮地对姑娘的死刑投了赞成票。”“这样他把她也送去了天国,”科尔内尔喃喃道,“所以他是前后一致的。”“的确,”我装作赞同,“可无论你我,单独一人都无法企及这般神魔共舞的智慧。但如果我们两人联合起来,我和你,科尔内尔,或许我们可以与之接近。就像黑夜和白昼,现实和想象,阿利曼和欧马[5]兹特那样,结合彼此的力量,或许可以接近那般境界。你意下如何?”“麻烦在于,”他抱怨,“我对文字和话语感到无聊,不可名状的无聊。一个人写去涂来,最终发现自己总在重复同样的话。都是些:‘不’‘但是’‘那样’‘宁可’‘因此’。简直叫人发疯。”“这个我会负责。你只要‘述说’就够了。”“我只能说我自己,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又发生了什么?等一下。其实什么也没发生。大部分人身上很难发生什么。但我想象过很多。这也属于我们的人生。所谓‘真相’,不仅指我们亲吻了一个女人,也是我们暗自对她的渴望,是我们‘想要’亲吻她。很多时候女人本身是个谎言,而欲望才是真相。一个梦也是现实。如果我梦到自己去了埃及,就能写出一篇那儿的游记。”“因此会是一本游记吗?”我问,“还是传记?”“都不是。”“小说?”“上帝保佑!每本小说都这样开头:‘一个年轻男人走进暗黑的街道,竖起衣领。’之后会发现,这个竖起衣领的年轻人就是小说主人公。就为了引发好奇。真恐怖。”“那会是什么?”“三者合一。游记:我会在里面述说我想去的地方。小说体的传记:我会详述主人公多少次在梦中死去。但我要坚持一件事。别把它们串成一个愚蠢的故事。一切保持与诗歌相称的模样——碎片。”

我们约定今后更频繁地见面,就在托贝多咖啡馆或者维特利奥尔酒馆。最坏的情况下,我们电话联络。

他送我出去。“对了,”在走廊上他拍了一下自己脑门,“我们忘了点事情。用什么风格?”“我们一起写。”“但我们的风格截然相反。现今的你偏爱平和与简约,人物形象倾向古典风格,摈弃雕饰,语言精练。而我恰好相反,仍然不安分,凌乱、拥挤、浮华、浪漫。我一直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大量的形容,堆叠的比喻。我不允许删除这些。”“你知道怎么?”我让他放心,“我们一半一半。你说的我会速记下来。之后再去删减。”“按什么比例删减?”“十个比喻里留下五个。”“一百个修辞就会剩下五十个。”科尔内尔补充说,“同意。”

他拍了我的手。交易完成。他将胳膊肘撑在栏杆上,目送我走下旋梯。

已经到了底楼,我又想起什么。“科尔内尔!”我冲上面喊,“我们的书署谁的名?”“都一样!”他喊道,“要不署你的名吧。就署你的吧。反过来,我的名字做书名。书名总印成更大的字体。”

他意外地兑现了诺言。一年之中我们每月碰一两次面。每次他都会带来旅行经历或是他人生小说的章节。其间他出外旅行顶多也只离开几天。我写在纸上的故事,一部分基于我的速记,另一部分来自我的回忆,按照他的要求排序。这就是本书的由来。

[1] Pálinka:一种蒸馏水果白兰地,可通过多种水果酿造,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等国的传统烈酒。——译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2] Castor和Pollux:宙斯的双生子。丽达(Leda)的孪生儿子,海伦(Helen)和克丽泰梅丝特拉(Clytemnestra)的兄弟。

[3] 棕枝主日:亦称棕树主日或基督苦难主日(因主耶稣基督在本周被出卖、审判,最后被处十字架死刑),是主复活日前的主日,标志着圣周的开始,为罗马公教、圣公宗、正教会各派庆祝的节日。

[4] 梅菲斯特费勒斯:简称梅菲斯特。最初于文献上出现是在浮士德传说中作为邪灵的名字,此后在其他作品中成为代表恶魔的典型角色。

[5] Ahriman和Ormuzd:善恶二元论中的恶神和善神。

第二章

一八九一年九月一日,他上红牛小学。在那里他遇到了人类社会。

一八九一年九月一日。

早晨七点,一套朝着内院的简陋公寓里,母亲走进一间狭长的卧室,她的三个孩子在里面睡觉:他、他的弟弟和妹妹。

她踮起脚尖,走近挂着蚊帐的床,摘下用绿色毛线系住蚊帐的杆子,轻抚六岁长子的前额,叫醒他。今天他第一天上学。

他立刻睁开眼。母亲碧蓝的双眼迎面闪烁在咫尺之间。他笑了。

他是个瘦弱贫血的小男孩,有一对透明的耳朵。上次重病的后遗症还在,是胸膜炎。他因此被迫卧床数月。当他的心跳到右侧,医生已在讨论要手术引流肺部积液时,他出人意料地好转,肺部积水自动消失。后来他复原了,但自那以后他就开始“神经紧张”,遭遇各种怪念头。他害怕裹头巾的老太太,也怕头戴公鸡羽毛的警察。他担心他父亲——不知道为什么——会对自己的脑袋开枪,而那之前他必须用双手捂住耳朵,这样才不会听见枪响。他担心自己吸不到足够的空气,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抱住各种不同的家具,用力敞开胸腔以免窒息。他害怕棺材铺,也害怕死亡。他不止一次在掌灯时分把家人聚到自己身边,交代他们怎样埋葬他,玩具分给谁和谁,要是他当晚就死去的话。家庭医生认为他的情况并不严重。父母仍打算小学第一年请私人老师教他,暂时不送他去公立学校。但最后一刻,他们又改了主意。

现在他坐在床边,睡眼惺忪,一边打哈欠一边刮挠自己。

他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只是没想到它来得这么快。他想以某种方式拖延它。

他不情不愿地套上黑色长袜,它们松垮垮地粘在腿上。他呆站在洗脸池前,将双手浸到水里,又从水里拖出来,如此反复。水面泛起的小光圈微微颤抖,他一直盯着它们。

母亲亲自为他盥洗,给了他一件干净衬衫。那是她为他备好的,一件镶白边的深蓝亚麻礼服,是她用自己的一件旧上衣改做而成,饰有女性化的心形珍珠母扣。她用一把润湿的梳子为他梳头。

她在他面前放上一杯咖啡和一块新月形面包。他今天不想吃早饭。他说他没胃口。

于是母亲把识字簿、小黑板和石笔塞到他手里,带他去学校。

平原小城已至秋光正盛时。农用车在黄色尘云里颠簸。火车在小桥上鸣笛。市场上在出售成袋的鲜红辣椒和白干扁豆。

他在母亲身边,赌气挪着步子。穿着这身“最好的”礼服,他觉得自己僵硬、可笑,尤其女里女气的,他知道那是最糟糕的衣服,既廉价又老旧。他想撕烂它,再在地上踩两脚。可他明白,父亲只是个高中穷教员,他们再无力提供更好的。他一路上一声不吭,实现了报复。

他们很快到了红牛。

红牛是一所小学。这栋用作国民教育的通用建筑之所以有如此奇特的名称,因为这里曾是一家破落衰败的小酒馆,它的招牌上曾绘有一头红色公牛。那座棚屋在一代人之前毁于火灾。但这座嗜酒之城的醉鬼们一直心心念念在这儿发过酒疯的夜晚,因此虔诚地把酒馆的名称转给学校,并父子传承延续下来。

刚和母亲跨进学校昏暗的门厅,他就脸色发白,感到“呼吸困难”。他习惯性地靠住一根柱子,用尽全力抱紧它。母亲俯下身来问他怎么了。他没回答,只是攥住她的手,越攥越紧。

一年级在楼上。褐色双扇门前,母亲亲了亲他,打算离开。但他不放开她的手。“我害怕。”他小声说。“怕什么?”“我害怕。”他重复。“别害怕,宝贝。你看,别人都在这儿了。所有人都在这儿。听见了吗,他们多么快活?去你的小伙伴们那儿吧。”“别走。”他央求着,拽住母亲的裙子。

她用空出的手向儿子告别,抽身出来,在走廊上慢慢走远。在走廊的角落里,她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又回头看他一眼,微笑着鼓励他。但那之后她就突然不见了。

小男孩两脚钉在原地站了一阵,等啊等,注视着母亲离去的方向。他盼望她能回来,整件事不过是个玩笑。但那并不是玩笑。

一旦明白这一点,并发现自己是孤单一人,在这地球上前所未有地孤单,他就全身痉挛起来,仿佛胃肠绞痛。他试图逃跑。他沿着墙壁,蹑手蹑脚走到楼梯口,刚才裙摆就在那里神秘地消失无踪。楼梯口在那里敞开着,全然陌生又僻静,拱顶空荡荡、灰突突,还有回声。冒险从那儿下去须有藐视死亡的勇气。凭借着受挫者的直觉,他觉得最好还是回到失去要找的人的地方,教室门口。那个地方,他多少还熟悉一点。

他透过半开的门缝隙朝里面窥探。

他看到了小孩,那么多小孩,他之前从未一次见过那么多小孩。那是一群人,像他一样完全陌生的小人类。

这么说他并不孤单。但是若说刚才他的不安是发现自己形单影只,现在他却被一种更吓人的绝望攫住,他看到自己在世界上如此不孤单,除他之外那么那么多人都活着。或许这更可怕。

所有人同时唧呱着。在说什么,无法听清。嗡嗡声可怕地膨胀,轰隆起来,就像雷暴。

他正这般胡思乱想时,一个人——一个他不认识的成年男人——将他一把拎起,放进教室里。他站在那儿,皱巴巴的小帽子戴在头上。

他在等待某种奇迹发生。他等着这些孩子全都跳起来,一齐喊他的名字。他等着他们挥舞手帕欢迎他。只是这个奇迹没有发生。他们没注意到他。

他脱帽,向他们彬彬有礼地问好。他们仍旧没回应他。

那是一个房间,只是不像别的房间那样有沙发和窗帘,它是冰冷、肃穆、沉闷单调的。三面大窗户没挂窗帘,柔和的光线不太友好地灌进来。一张讲桌镇守讲台。后面的黑板是黑的,板擦是黄的,粉笔是白的。前面冷酷地耸立着一把机械算盘,像个疯子。四周粉白的墙上尽是颜色各异的动物,狮子,狐狸,还贴了些纸片,可以这么读:人,动——物,玩——具,工——作。慌乱之中,他仍全部认齐。早从四岁起,他就开始写字和识字。

同学们都已坐下。他也想找个位置坐下。

第一排长凳几乎理所当然地被“小少爷”们占据,地主或市镇议员的儿子们。这些乐呵呵、胖乎乎的金发小男孩身着水手服,熨得笔挺的衣领,真丝领带。他们的脸就像掉进牛奶里的玫瑰。他们举止得体又洋洋自得地围坐在讲台周围,像支持内阁路线的执政党围坐在总理的天鹅绒座椅边。他也认为自己是个“小少爷”。因此他用力在唇上堆出个愚蠢的微笑,走近他们,想坐在第一排。只是那儿的座位几乎都被坐满。没有人急着给他腾地方。他们彼此细声耳语,像亲密的好友一般,带着冷酷的礼貌和些许惊诧看着这位腼腆的晚到者晾在原处。还有人幸灾乐祸地坏笑。

又羞又恼的他慢慢往后挪去。就算不能坐上第一排第一个位置——他想——至少能坐到最后排最后一个座位。教室后面已被农民的孩子安营扎寨,那是一帮肌肉发达身体强壮的顽童,有人赤脚有人穿靴子。他们从红手帕里取出干粮,用折刀切着黑面包和咸肉,吃得津津有味。他们还吃西瓜。他往那边瞟了几眼。他们的靴子和衣服挥发出的闷臭味儿让他反胃。但他仍乐意坐到他们中间。他用眼神恳求,至少他们能接纳自己。他等着他们说句话,或者一个示意。这些家伙也有别的事要做。他们把裹着咸肉和西瓜皮的纸弹丸和纸团投来掷去,其中一个内容格外丰富的纸团刚好击中他的脑门。有惊无险,可他还是踉跄着倒向墙壁。这下所有人都哈哈大笑,不分上下议院和政党派别。

他在恼怒怨恨之中撤离了那儿。他不知该去哪里,也不知自己属于何处,独自一人站在火炉旁。他为自己这般胆小又笨拙感到羞惭。在火炉旁,他用无限鄙夷的目光打量这群不识字的家伙。要是他们知道他懂得的东西!譬如,他知道人的正常体温是三十七摄氏度,一个人烧到四十摄氏度几乎就无药可救。他知道写字有正体和草书之分。他知道奎宁是苦的,吐根是甜的。他还知道,这会儿在美国仍是晚上。他已经知道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他们并不知道他知道这一切。

红牛屋顶的木塔传出悠扬的钟声,报时八点,马上要上课了。钟声急促而忧伤,似在哭别弥留之人,他也拜别自己亲爱的一切,家里的房间、花园、他那些充满个性的游戏、肥皂泡和气球。近乎昏厥之际,他靠住冰冷的锡炉。

突然安静下来。老师出现在门口,是一位矮胖的大叔,暗金色短发,一件宽松的浅灰外衣。他迈着大象的步伐,摇曳上了讲台。

老师一一询问孩子们是否带了小黑板和石笔。然后他谈到他们将在这里学到美好、高尚又实用的知识。但是话语猛地在他嘴里僵住。

老师的目光落在蹲伏在火炉边的他身上。“你在那儿做什么?”他朝他抬起那张大脸,问道,“谁让你去那儿的?到这儿来。”

小男孩急匆匆地,几乎跑着去了讲台前。他吓坏了,情绪失控地叽里咕噜:“我请求您让我回家。”“为什么?”老师问。“我再也不想来学校了。”

全班哄堂大笑。“安静!”老师说,“你为什么不想来上学?”“因为这儿没人喜欢我。”“有人伤害你了吗?”“没有。”“那你还乱七八糟啰唆个什么?不害臊吗,你这个妈妈宝?在家里你肯定被宠坏了。记住,在这儿你和其他人都一样。这儿没有例外。这儿人人平等。明白了吗?”

全班同学哄然赞同。

老师又看了一眼吓坏了的小男孩。这次他看见,他整张脸都绿了。“你不舒服吗?”他问,语气柔和了些。“没有。”“哪儿疼吗?”“没有。”“那好,”他说,“快去座位上。你的座位在哪儿?”“没有座位。”“没有座位?”老师讶异,“好吧,随便找个地方坐下。”

小男孩转向班级。那些脸朝他狞笑着,许多许多小脸叠在一起,汇成一张令人生畏的巨大偶脸。他迷迷糊糊四处乱撞。得再次经过第一排,那儿没有他的位置。他在中间一排找到一个巴掌大的座位,是那一排的最边缘。他只能用一条腿坐,另一条腿悬空。怎么说坐下还是更好,从那些人的眼前消失,在人群中隐匿自己。“孩子们,”老师发令,“取出小黑板和石笔。我们来写字。我们写字母‘i’。”

小黑板乒乒乓乓被取出。他也想把黑板摆上课桌,可坐在旁边、脾气暴躁的黑发男孩一把推开他,不让他写。

他一下子委屈又大声地哭起来。“怎么了?”老师问。“他哭了。”脾气暴躁的黑发男孩说。“谁呀?”“这家伙,这儿。”

所有的孩子都望向他。很多人还站起来为了看得更清楚。“他在喂老鼠喝水!”他们大叫。“安静!”老师吼着,用教鞭拍了一下讲桌。

他走下讲台,站到小男孩身边。他用满是烟味、柔软的手,揉擦他的脸蛋。“别哭了。”他安抚他,“在座位上坐好。整个身体都坐上去。你们为什么不让他坐?那边还有很大空间。好,就这儿,坐好。把你的小黑板放到桌上,用手拿好石笔。擦擦你的鼻子。现在我们学习写字。还是你不想学写字?”“不,我想学。”小男孩抽泣着回答。“那就好。”老师赞许说。

他在黑板上写下字母“i”。“向上,”他指挥着,“停顿,向下,一个小钩。”

石笔像仔猪一样尖叫起来。

老师再次走下讲台,在教室里转来转去,检查小黑板上横七竖八的笔画。他也看了看小男孩写的“i”。那字母写得漂亮而精致。老师为此表扬了他。现在他不哭了。“你叫什么名字?”老师问。

小男孩站起来,极轻地咕哝了一句。“我没听清。”老师说,“回答问题要大胆清晰。你的名字是?”他又问了一遍。“艾希蒂·科尔内尔。”小男孩大胆又清晰地回答。

第三章

一九○三年,他高中毕业不久,在夜间火车上第一次被女孩子亲吻嘴巴。

一九○三年,艾希蒂·科尔内尔高中毕业会考“成绩优异”,父亲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买辆他渴望已久的漂亮自行车;要么给他一百[1]二十克朗现金,随便他用这笔钱去哪儿旅行。

他选择了后者。但并非没有半点犹豫和痛苦。

离开母亲的裙摆对他来说绝非易事。他在沙尔赛格长大,在书本和药罐之间成长。每晚临睡前,只有确信父母弟妹都在床上,待在他们平常所待的地方,他才能在挂钟的嘀嗒声中入眠。一旦他们当中这个或那个郊游去了乡下,恰巧不在家过夜,他就宁肯整夜不睡,等待一切重归固有和幸福的平衡。家庭是一个避难所,为他抵御他害怕的一切。家庭围住他,像个闷热昏暗、黏糊肮脏的鸽子窝。

另一方面,他也渴望出去。他还从未离开这平原上的窝巢,这里既没河流,亦无山脉,街道和人千篇一律,岁月鲜有变化。这里有的是灰尘漫天、令人窒息的午后,和漫长黑暗的夜晚。书店橱窗里只摆着写字簿和日历。他的灵魂已苏醒,品位已衍变,但剧院总上演烂剧。没有更好的选择,他就在鸡舍一样的学生座里看完这些剧目。他想看看这世界,尤其想见见大海。在小学教室墙壁的地图上第一眼看见那光滑无尽的蔚蓝,他就已在憧憬大海。于是——他做了个英勇的决定——下定决心,就算粉身碎骨也要独自去趟意大利。

他在七月一个平淡又刺激的日子出发。一家人凌晨三点就起了床。他们从阁楼里翻出一个破旧的旅行箱,试图修好它的锁,但没修成。告别时他面带微笑,心却往下沉。他不相信自己还能回来。全家一起送他去搭乘开往布达佩斯的列车。他们在他身后挥舞手帕。母亲转过脸去,哭了。

经过五小时的轰隆颠簸,他“幸运”抵达布达佩斯。随后他立即寄出一张明信片告知父母。又在火车站附近一家三等旅馆里要了房间,他只在这儿待一天。

他用这一天去认识布达佩斯,像触电一般,快乐地切入这座城市,这座“现代巴比伦”——他在另一张明信片里向父母这么形容。独自出行抬高了他的自视。在国家博物馆他参观了文物收藏、诗人裴多菲朗诵过诗歌的阶梯门廊,及一些动物标本。后来他在安德拉西大街迷了路。一名热心的警察为他指了路。他手持一本《首都布达佩斯地图》,找到了多瑙河和盖勒特山。多瑙河宽阔,盖勒特山高大。两个去处都漂亮。整个布达佩斯都漂亮。

他最感兴趣的是布达佩斯人。所有人,街上的、咖啡馆里的、坐在电车里的、在商店里购物的人,都是“布达佩斯人”。他只注意到,布达佩斯人与沙尔赛格人全然不同,布达佩斯人的举止仪态如出一辙,几乎像是一家人。因此,他面前无论是一位高等法庭法官还是一个马贩子,一位贵妇人还是一个保姆,都只是布达佩斯人。这一结论——从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看——也是不容争议的。“布达佩斯人”总是行色匆匆,并不关注他。他刚到就立即察觉了这一点。将他行李箱提到旅馆三楼的行李员也是布达佩斯人。他不仅不说半句话——艾希蒂多少还是期待他说话的,还不情不愿地把箱子放在行李架上,嘴里咕哝了两句就离开了。这一行为刺痛了艾希蒂,又让他充满高度钦佩。布达佩斯人的矜持和优越感在他看来是高贵的。在第三张寄给父母的明信片里,他写道:“这儿的人并不粗糙,甚至在某些方面他们比沙尔赛格人更细腻,也更细心。”然而有时他们看上去冷漠,甚至无情。譬如,布达佩斯没人问他那种在家乡从郡治安长官到只有一面之缘的同乡都会问的问题:“怎么样?我的朋友,科尔内尔,布达佩斯是不是很美?”“多瑙河是不是很宽?”“盖勒特山是不是很高?”布达佩斯人甚至不看他那张开放和渴望关怀的脸——最开始的几个小时里——他对每个人都无限信任地抬起那样一张脸。起初一些人会不由自主地微笑,转过身去又嘲笑他的年轻识浅。几个小时以后他已学会——一个人若不想被嘲笑,就得把脸绷直。自此,那个宽广快活的世界和他在外省过惯了的甜蜜布娃娃生活、煮饭过家家的游戏不复存在。全新的一切从此开始。比之过去,多了什么,也少了什么。

他四处溜达,被新鲜事物冲击着,到处受辱,反复遭到严重冒犯,像一个被剥了皮的人,嫩肉直接沾了东西,忍痛撕下正在愈合的结痂,对一切事物的反应病态地敏感起来,所有的感官都变得尖锐和细腻。闯入他耳膜的一个词汇、作坊里的一种醪味、一只形状陌生的杯子——一只“布达佩斯的杯子”,对于身处旅馆里可怜巴巴的后院房间的他来说,都成了象征性的符号和不可磨灭的记忆。一天的奔忙结束之后,他迷茫地躲到床——“布达佩斯的床”——上,躺在“布达佩斯的枕”上,心中冒出对旧事旧人的思念,并绝望地想家。眼皮上没有半点睡意,他把胳膊撑在枕上,在昏暗的房间里陷入沉思。[2]

第二天下午,他登上去阜姆的特快列车。他立即找到一个座位,旅客不多。他走进二等车厢的第一节包厢,里面只有两个人:一位女士和她的女儿。他向她们打招呼。女人用沉默的点头作为回应,善意却又收敛,几乎在对他声明她友善中立的立场。他费力地把行李箱放上网架,靠窗坐下。女人坐在他对面,女儿坐在她身边,即他的斜对面。

艾希蒂给自己扇风。非洲的热度笼罩着一切。被毒辣的太阳烤炙了一天的车厢燥热难当,此刻正散发着毒素和烟尘,座椅套渗出某种兽皮的恶臭。蜡像馆里才有的某种黄色光线里,靠垫上的黑色污渍在他眼前迷醉地舞蹈。

他漫不经心地打量他的旅伴。他并不想结识她们。有过苦涩教训的他,现在装作漠不关心。他已比一辈子致力于此的人装得更好。他[3]打开自己的书,爱德蒙多·德·亚米契斯的《心》。有趣的是,尽管他的意大利语粗浅,他也能完全理解,凭借与其有亲缘关系的拉丁语基础几乎可以通读。

火车驶出车站的玻璃笼子。女人在胸前画十字。他感到意外。他们那儿没这种习俗。但他仍被感动了。多么美好、多么女性化的谦卑。“我们都被上帝掌握在手中。”的确,旅行会给生命带来一定危险。并非致命危险,仅仅与之近似,相当于一次滤泡性扁桃体炎——意外情况下——可发展成败血症或心脏衰竭。况且那次旅行不是小事一桩。全程连续十二小时。下午有一阵子,然后一整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八点抵达。到达之时又会烈日高挂,就像现在这样。谁知道这期间会发生什么?

这种不确定让他高兴。让他高兴的另一点是,没有其他乘客坐进他们的包厢,他极有可能全程与这对母女舒适地同行。她们并不友好,但亦无敌意。

他们哐哐当当经过一些岔道。现在已出了布达佩斯,四周是田野。黏腻的燥热得到缓解和稀释。一股微风吹来。他感觉自己解脱了,将许多物事抛到了身后,不再像早先那样受它们束缚。手捧意大利小说坐在那儿的年轻人,确实是他,又不是他。他可以是自己想成为的任何人,因为他在不断的位移中会遇到无限多种可能的情形,像一场精神的假面舞会。

女人整理自己灰黄的头发,用龟形发卡将它们拢成一个髻。一张平静的脸庞,简洁干净的额头。艾希蒂这才第一次发现,火车包厢是个多么有利的巧妙所在。在这儿,陌生人生命的横剖面几乎——一次性密集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好比一本被我们随意从中间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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