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公共选修课建设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子睿,樊凯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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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公共选修课建设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公共选修课建设研究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公共选修课建设研究作者:张子睿;樊凯排版:汪淼出版社:九州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3-01ISBN:9787510867965本书由北京中尚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Preface

21世纪全球竞争的关键在于人才的竞争,人才竞争的基础保障则在于教育。高校是人才的孵化器,肩负着培养人才、造就人才的重要历史使命。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知识经济社会,综合素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成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指标。高校要培养出适应时代要求的合格人才,其教学重点也应该向素质教育转移。需要注意的是提高综合素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都必须以高水平的道德水准和思想政治素养为前提。培养政治立场坚定的大学生是高等学校的第一要务,因此,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十分必要,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为进一步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宏观指导,规范组织管理、教学管理、队伍管理和学科建设,教育部在2011年印发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根据执行情况,教育部又进行了修订,并于2015年9月将修订后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印发。在两版的文件中,教学管理一级指标下和课程设置二级指标中第二条均是如下表述:“积极创造条件开设本科生和研究生层次思想政治理论课选修课。”

公共选修是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的有益补充,如何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选修课”?如何在公共选修课课堂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正能量”是高校面临的现实的问题。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出“社会即学校”的观点,并指出:“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倘使我们认定社会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就会自然而然的去运用社会的力量,以应济社会的需求。”公共选修课要不要有实践环节?如果学校教学管理部门规定或者不希望在公共选修课中设置实践环节,如何创造实践条件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养?

上述问题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笔者2012年正式回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开设“北京的近代史遗迹漫谈”“通俗哲学漫谈”等设本科生层次思想政治理论课选修课,也尝试过结合课程开展课外红色基地参观。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课程形式发生过变化,甚至出现过课程暂定开设。但是,默默努力和不断探索却为一些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

201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加强对课堂教学和各类思想文化阵地的建设管理。充分发掘和运用各学科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健全高校课堂教学管理办法。要加强对校园各类思想文化阵地的规范管理,加强校园网络安全管理,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在箄学习文件和领会文件精神的基础上,笔者有了进一步梳理实践成果,并逐步形成一些观点的想法,于是,邀请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同行一起完成这项工作。本书在理论分析部分依次分析了“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的属性,“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主客体及其矛盾,“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涉及的工作意识、决策手段和工作方法,做好“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所需的心理调适激励和管理理念。同时,结合几类典型的“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介绍结合课程建设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践探索。

本书是作者在2012年开始,五个学年来比较系统的研究探索成果的小结,也是两位作者对基于思政教育视角开展“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对策研究的阶段总结。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比较系统研究写作时间较短(只有五年),书中不当之处亦在所难免。恳请领导、专家以及阅读本书的朋友们批评指正。作者2018.3第一章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的属性

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高等院校开始全面实行学分制。学分制的种类很多,在当代高校中实行的比较多的是完全学分制和学年学分制。

完全学分制是一种把必须取得的毕业总学分作为毕业标准的一种教学管理制度,它要求按照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中各门课程及教学环节的学时量,确定每门课程的学分,设置必修课和选修课,规定各类课程的比例,以及准予学生毕业的最低总学分。

学年学分制既有学年限制的特征,又有完全学分制的特征。它既保留了学年制的计划性强、专业分类严密完整的特性,又具有学分制的某些长处;比如,在对课程的选修方面,给予学生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度等。

相比较而言,学年学分制是当代中国高校执行比较多的学分制形式。在学年学分制体系中,“公共选修课”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公共选修课”是全校自由选课,一般是一学期期末或者是开学的第一周开始选修。因此,在展开全面论述之前,需要首先分析“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的属性第一节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的本质

一些观点认为“公共选修课”只是提高学生素质而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较难。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贯穿高等教育全过程的工作,因此,在“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中,也需要关注这一问题。

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深化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教育、开展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教育等都是“公共选修课”应当关注的。因此,研究概念的概念的外延,科学地抽象出一般可能性,进而就可的以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的深层本质十分必要。一、“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

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某种“活动”,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是新时代高校教育管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课程建设是有效落实教学计划,提高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课程建设的要素有两个:第一要素是规划设计,第二要素是实施过程。课程的规划设计,主要是解决设置什么课程、课程如何排序、课程标准是什么等问题,这一系列工作实际就是课程规划模式建设;课程的实施过程,就是教学过程,主要是解决怎样教才能实现培养目标等问题,这一系列工作实际就是教学模式建设。因此,课程建设的主要内容就是课程模式和教学模式建设。课程模式建设,主要是研究教什么的问题,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是按照一定的思想和理论开发课程,目前比较先进的课程开发思想和理论就是“基于工作过程”;其次是考虑专业特性和学生特点,按照能力培养循序渐进的原则序化课程;最后,是编制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等框架计划,即建立课程标准。教学模式建设,主要是指在一定的教育目标及教学理论指导下,依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结构、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因素进行简约概括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指导教学实践的教学行为系统。因此,本书所说的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包括从课程调研与设计到课程教学的全过程。“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是什么性质的活动,“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活动同高校其他教育教学活动有何区别和联系,人们的看法又不一致。笔者经过调研发现,对于“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类:一是将“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看成一种可观察可量化的组织活动,认为“公共选修课”教学工作就是组织调配资源给学生开课的活动,这种观点将决策等思维活动排除在活动之外,认为“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虽离不开决策、政策、计划等思维形式,但它们本身不属于“公共选修课”教学工作范畴。二是认为“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既包括前述的感性活动,又包括指导实践的理性思维活动,“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是一种“社会活动”。三是认为“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实践活动,而且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

对于上述三种看法,第一种显然是片面的,任何一个完整的教育与教学工作过程,都必须经历由预测、决策、计划到组织、指挥、调控这样两个大的阶段,缺一都不能完成。第二种观点很全面,认为“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既包括教育工作者一系列主观认识活动,又包括组织、指挥、调控教育教学资源的现实活动或实践活动。不过这种观点却回避了一个重要的内容,即“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这种“社会活动”的两个方面,究竟有无主从之分?或者说,究竟是实践活动决定理性活动还是相反?因此,这种观点虽然全面但不够深刻,没有阐明“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本质。而回避“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本质的“全面”,只能是肤浅的“全面”,它无助于人们从哲学高度去认识“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

笔者赞同上述第三种看法,认为“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实践活动。至于为什么要把“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本质归结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实践,笔者认为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作为一种高校教育教学工作形式,是一种典型的目的性的人类活动,而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和人类的无意识活动。众所周知,动物也在活动,但动物的活动主要是由遗传获得的本能活动,缺乏明确自觉的意识为其指导。某些高等哺乳动物虽开始具有了人类意识的萌芽,其行为也有某种高于其他动物的目的指向性,但这终究是一种本能行为,它始终无法意识到其行为的意义。人类既有同动物相似相通的本能活动,又有与之完全不同的目的性活动。

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先天具有求生存、求安全的生物本能,这类活动是由先天遗传获得的无意识行为。而人之为人,人高出于一切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还有另一类活动,就是由各类意识支配着的目的性活动,教育教学、思想政治教育、素质提升便是其中的典型。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高校教育工作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计划越来越周密,以至发展到今天,教育教学工作决策和计划已构成教育工作过程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成为高校教育工作成败的关键环节。这个时候,“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作为高校教育工作领域的一种有目的性的活动出现了,其目的就是让学生全面提升自身素质,并结合课程教学活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05月04日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的:“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核心价值观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要坚持由易到难、由近及远,努力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形成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广大青年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上下功夫,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善于明辨是非、善于决断选择,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于实处用力,知行合一上下功夫。”[1]因此,目的性是“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第一重本质属性。

其次,“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是教学工作领域中实现目的的对象化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人类有目的的活动大体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认识活动,另一类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前者即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其进程是由外到内、由客观到主观,目的在于认识客观世界;后者即主体对客体的能动改造,其进程刚好相反,表现为从内到外,由我及物,目的在于将主体自身的需要、意志、追求实现出来。显然,人类这两类活动都有明确的目的计划,但二者的目的指向却刚好相反。黑格尔将第二类活动看成绝对理念的对象化(或物化、或异化、或外化)过程,马克思则把它看成人类实现自由自觉本质的实践活动。毫无疑问,“公共选修课”课程好 a程设工作作为有明确目的指向的人类自组织活动,是离不开诸如预测、目标、决策、计划等思维形式,而且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无论是组织、指挥、控制、协调、激励、引导诸环节,也无不渗透着教育工作者的意向、偏好和大学生的情感诉求、价值取向追求。但是从本质上看,我们不能因为“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既包含决策计划等主观思维活动又表现为执行决策实施计划的实践过程,因而不敢提它是实践活动而笼统地将它称为人的社会活动,这实际上是把实践看成缺少理性指导的纯感性活动。

最后,“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还是高校中一种基本实践活动。传统观点认为,在高校中专业教学、科研等几种实践活动才是基本的。然而,在当代的高等院校里,学生素质提升工作变得十分重要。不仅如此,如果忽视一些相关细节,对学生的成长也是十分不利的。如果没有学生素质教育,学生在高校的生活中就可能没有秩序、规范、禁忌。在现实中,大学生在高校学习期间很多实践活动也是离不开学生综合素质提升作保障,离开了“公共选修课”教学工作,学生素质提升的速度也会受到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自觉活动;本质上不是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一般实践活动,根据已有认识实现目的的实践活动,是以计划、组织、指导、控制等具体实践活动为载体的特殊实践活动,不是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实践活动,而是高校学生素质教育工作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基本实践活动。二、“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基本特征

既然“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在本质上不能被归结为某种思想而只能归结为实践,就说明它具有实践的一般特征,同时也蕴含着一系列区别于其他实践的具体特性。

首先,“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作为一种实践,具有普遍意义上讲的实践共有的客观性。这是因为;第一,“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是由高等教育教学工作主体有目的地作用于大学生的活动。无论是高等教育教学工作主体——人(教学管理者及“公共选修课”课程任课教师),或是高等教育教学工作客体——人(大学生)以及开展相关活动所涉及的财、物、时间、空间、信息,都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说明“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两大基本要素是客观的。第二,“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虽然是人们有目的的、受教育思想理念控制的活动,但本质上不能归结为思维活动,而是归结为实践活动。“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中任何活动及其环节虽然体现了教师和学生的目的、意志、思想、情感,但科学有效的工作依旧是受高等教育规律制约的教学实践活动。因此,“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过程从根本上看不是教育工作者主观随意的纯思维过程,而是他们通过种种教学活动作为中介实现主观的行为发生过程。第三,“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中任何活动最终都会形成某种结果,产生一定的效应。这种效应可能与人们期望预料的相符或不符,不同的人对此必将做出不尽相同或者完全相反的评价。这说明“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效果评价具有主观差异的一面。但是,教育教学活动效果的实际存在状态是不会以人们的程 a人们好恶为转移,这说明“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所开展的活动结果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第四,“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中很多手段表现为一门“艺术”,在同一环境中对同一教育对象,不同的教育者可以而且必然导演出一幕幕情态各异的“情景剧”。这说明教育效果的好坏同教育者的主体素质、主观努力息息相关。但是“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又不是任意的,坚定的政治方向、明确的指导方针是同一的,任何具体教育教学工作都应遵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客观规律;这也反映了“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客观性。由此可见,无论是“公共选修课”工作的基本要素还是它的现实过程,不管是教育的效果还是人们运用教育方法的艺术,都体现了“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客观性。如果因为“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是由人参与,而人又有丰富复杂的主观世界便将“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看成纯主观的精神活动,这就抹杀了“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客观性,其结果必将背离唯物主义原则而走向唯心主义。

其次,“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作为高校中的一项教育实践活动,还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周密的计划性。这里所谓的目的,是指“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所要达到的目标;所谓计划,是根据预先设计目标的要求和实际提供的多种可能进行决策和制定计划。如前所述,“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区别于生物本能活动和人类下意识活动的地方,首先在于“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在进行以前,就预定了目标和计划,这说明该活动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但是,一般实践活动也有目的和计划,这样就必须对二者的目的计划进行比较。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一般的实践在于改造客观世界或探索客观规律。“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目的则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提高素质并不断进步成为合格的国家建设者。笔者认为,一般实践的目的在于改造客观世界固然不错,但却过于笼统,因为实践是具体的、多样的,不同的实践各有其特殊的目的内容。“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目的同实践活动的目的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实践的需要产生了相应的教育教学工作思路,实践的目的从根本上决定和制约着教育教学的目的。如果脱离实践的目的而另设教育的目的,这种目的要么是不真实的,要么必然因背离它的对象的目的,注定不能实现;另一方面,“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作为规划、指导和控制教学实践的特殊实践,首要的任务就是给大学生素质教育工作定方向,赋予实践活动明确的目的性,其次是通过各种手段,统一组织成员的行为目的和控制整个实践过程沿着既定的目的运行,教育的目的又集中表现了实践的目的。如果脱离“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目的,参与实践活动的个体教师的目的就不可能统一起来,整个实践活动就会因此而丧失自己的目的。可见,一般实践同“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这种特殊性的实践虽然都有目的,都具有目的性,但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在一定意义甚至还可以说,脱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际的“公共选修课”教学实践(这自然是一种假定)是很容易把大学生教育引入歧途的。

再次,“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作为高等院校教育管理工作系统及其附属各级教学单位的自组织行为,对各类教育教学实践还起着组织、调节际共 a节控制等作用,具有诸如内聚性、协调性和有序性等特征。这里所说的内聚性,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说,“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是具体的,具体的“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有它特殊的实践对象和作用范围。如果“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对象错位或范围无限扩大,势必造成教育教学工作的混乱和失控。这就意味着,“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是对一定教育对象的教育和在一定范围内的工作。“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中的内聚性,首先是指“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给它作用的实践活动确定对象和划定范围,以使实践系统同环境的内外界限一目了然。第二层含义,“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内聚性还指“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对实践系统内组织成员的凝聚功能。人类实践活动是由单个个体实践者共同参与的群体活动,如果没有具体的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将他们联系凝聚在一起,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合力”,自然谈不上实践。所谓协调性,是指“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过程中对具体实践活动的协调,这既包括对组织成员行为的协同一致,也包括对组织系统各成员之间关系的调整处理;既包括对实践过程人和物、物和物等多种相关因素的合理配置与适时调整,也包括正确处理组织与环境的复杂关系、维护二者的动态平衡。这就是说,协调是“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组织者实现自身预期目的的手段,以保证它所策划的实践沿着既定的方向正常进行。如果没有协调,具体活动中的组织工作便无存在的价值,各类实践也无法正常进行。所谓有序性,是相对于无序、混沌、离散而言,它是对事物一种存在状态的描述。在社会生活中,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思想统一、秩序井然表现了社会系统的有序性。而经济失调、政局动荡、思想混乱和旧的秩序被破坏,则意味着社会的无序。各类社会实践的作用在于破坏已过时的有序状态而追求更新的有序状态,因而它必然伴随着对旧秩序的种种破坏,引起各种各样的失衡、震荡、分化、混乱等无序现象。而要克服这种无序达到新的有序,各类社会实践又必须借助于组织、管理手段来控制自身活动,尽量减少实践过程中的盲动性和混乱性,以使各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有序地进行并最后建立起新的秩序。

可见,有序性是任何有管理参与的工作固有的特性和功能。“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之所以需要加强管理,还在于它可以赋予其他社会实践必不可少的秩序、平衡、纪律和规则。如果没有管理手段介入,“公共选修课”课建设工作就会陷入混乱,社会也就永无秩序可言。第二节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的工作定位

既然以“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为表述形式的学生素质教育工作是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特殊实践,因而它广泛渗透于大学生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普遍性。但是,“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又不能脱离它的对象性客体孤立存在并单独发挥作用,这便常使人们发生迷惘,以至个别人对它的存在价值产生怀疑。

比如一些不熟悉新时期教育教学工作情况的人认为:“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不就是课程教学吗?和必修课教学一样,做相关研究工作,多此一举。“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存在是无疑的,而且有着序地的,耆无可估量的多种社会价值。因此,要寻求它所存在的社会方位和认识其社会价值绝非易事,这需要将它置于社会系统的大背景之下,分别考察它与当代大学教育中诸多因素的复杂关系。一、“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在现代高等院校教育教学工作中,“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是开展素质教育工作的重要手段,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域的新课题。“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定位为大学生教育教学工作,与传统的教育工作的内容有部分重合。但是根据调研笔者发现,即便在专任教师队伍中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关系也很少注意,从而使我们概念发生某种程度的混乱。之所以发生一部分教师认为“公共选修课”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关系不密切的情况,主要是和我们高校领域工作职权分离有关。我国普遍实行专职辅导员制度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项制度,在建立了一支专门的学生管理团队的同时,也导致专业课教师远离学生工作;一部分专业课教师结合自身专业吸收部分学生参与课题研究,也多是以研究生为主本科生为辅,并且本科生即便可以参与教师的课题也大多在进入大三以后;低年级本科生只有上课和参加社团活动时才可能接触到专业课教师,而目前高校的考核体系中,帮助指导学生社团活动根本无法纳入考核标准,因为只有为数不多的专业课老师愿意出任这种“纯粹尽义务而没有工作量等无量化体现”的社团指导教师。且由于社团活动规模较大,低年级学生在参加社团活动中与非学生管理系列教师接触机会很少。同理,教师也会因为与低年级接触少而不十分了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域的内容。

笔者认为,仅仅把“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理解为补充性教育教学活动,这是极不全面的,“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可以利用自身横断面式课程的特点,就某一研究热点,采用诸如党史、信念、“中国梦”宣传教育、形势政策教育,主旋律电影进课程等形式的教育手段,深化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教育。由此不难看出,“公共选修课”课程教学工作虽然与专业必修课教学活动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却具有比专业必修课教学活动“入学教育”更宽泛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空间,因此,可能并且可以在教育教学领域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外,依托课程针对大学生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手段。

上述“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系告诉人们,在现代高等院校,“公共选修课”课程完全有机会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组成部分。在高校内部,“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必须纳入其范畴,为整个学校的学生素质教育工作服务;而国家及其教育机关,又必须将“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置于整个社会大系统的青年教育工作之中,随时制定相应的政策并借助各类政策、规章和调节手段,引导各个高校“因校制宜”进行教学改革活动;这也是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和修订后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两版的文件中教学管理一级指标下课程设置二级指标中第二条均强调“积极创造条件开设本科生和研究生层次思想政点" q政点理论课选修课”深意所在。“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系处理得当,高校的教学活动效果便会进一步提升,整个社会的高等教育水平实力也同时增强。处理不当,或者只由学生管理部门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而忽视“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或者片面强调当代社会青年工作的宏观引导而不注意高校学生教育所需要的社会条件,那么高校和国家都会受害,高等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便将遭受人为的损害。二、“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与大学生“三观”及素质教育

21世纪社会、经济与技术的发展对技术类院校人才的素质结构和素质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树立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首要要求。

首先,社会经济现象错综复杂,就业岗位呈现多样化趋势;其次,社会竞争加剧,人才最终都将接受市场的检验;再次,创新思维和适应能力成为成功的关键。总之,开放性和竞争性使得技术类院校大学生未来的“社会角色”变得不确定,从而必然增加结果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所有这些都决定着技术类院校人才不仅要有新的素质结构,而且更要有新的素质涵养。

当前,如何发挥学科优势,面向首都经济发展实际,服务首都城乡,培养懂技术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以教育促进首都产业发展,促进首都文化建设,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有力的科教支撑,成为新时期技术类院校所面临的一大新课题。

素质教育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给教育教学展示了宽阔的视野,给高校教学工作提出了新概念,提供了新空间。素质教育的重点是人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其价值取向是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即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宽广的社会知识、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较强的写作能力和社会交际能力的人才。要扩大学生的就业领域,增强学生的竞争力,就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强化他们的非专业技能,提升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

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国内外高校研究的一个热点。素质教育包括了专业素质教育和非专业素质教育两方面。发达国家为适应21世纪知识经济对知识人才的要求,提出“全人发展”的教育新理念,形成两个课堂并重的教育趋势。我国目前正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作为素质教育的核心。社会对于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使得内容丰富、形式灵活多样的素质教育被推到了教育的第一线。国内许多高校,如北航、广东工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等工科院校都开展了素质教育相关的培训和教学,也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增强了学生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北京经济发展与其他地区存在很大的差异,具有信息灵活、基础设施相对较好、产业覆盖面广等特点。即便在郊区领域,农村产业结构已经不只局限于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旅游业等产业渐渐成为京郊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柱。一方面,首都新兴产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迅速增加,为技术类院校大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空间;另一方面,这也对技术类院校大学生的素质教育提出了更高 t>< q了更的要求,即不仅要具备专业知识,还应具备相应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社会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等非专业素质,这些不仅是构成技术类院校人才素质与能力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越来越成为技术类院校人才发挥其专业技术特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技术类院校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应该从学科特点和实际需求出发,以提高大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为核心,其目标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社会对于非专业素质的要求,使得内容丰富、形式灵活多样的第二课堂被推到了教育的第一线。

随着大众教育时代来临和教育理念的进步,通识教育成为高等院校素质教育的选择。通识教育是英文“general education”的译名,也有学者把它译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通才教育”等。通识教育本身源于19世纪,当时有不少欧美学者有感于现代大学的学术分科太过专门、知识被严重割裂,于是提出通识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能独立思考,且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并且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最终目的是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自20世纪以来,通识教育已广泛成为欧美大学的必修科目。

由马修·阿诺德多方倡导的现代大学“通识教育”影响广泛,备受关注,逐步受到世界知名大学的认同。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倡导学生选修人文艺术课程;在通识课中极力打造通识核心课程,在教育计划中倡导文理交叉的“通识教育文库”和“名著课程计划”与自由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试图把“全人类的文明经典”介绍给学生。在通识教育中,也试图增加学生知识的广度与深度,拓展学生视野,使学生兼备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识教育进入中国,台湾中山大学、大陆的北京大学等都对此进行探索和实践,其成功经验得到教育界的认可。台湾学者杨雅婷、谢明珊翻译的《新中的通识教育:哥伦比亚学院的经验》系统介绍了美国通识教育的典型经验,刘金源著《大学通识教育实务——中山大学的经验与启示(1996-2006)》系统介绍了台湾中山大学的实践成果,大陆学者陈向明《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的探索以北京大学元培计划为例》系统阐述了大陆通识教育先行高校北大的经验。复旦大学在国内高校中较早开展通识教育,并取得成果。

以通识教育等理念开展技术类高校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对丰富素质教育理念具有理论价值,将先进教育理念引入技术类高校,具有一定实用推广价值和现实意义。技术类院校,应把应用型人才作为育才目标,除了要加强专业课教学外,更要强调人才的“实用价值”,重视人才的社会适应能力、实践能力、应用能力等的培养,而这些能力是不可能靠第一课堂来解决的,这就使第二课堂成为素质教育必不可少的平台。“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中可以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选修课”设计开展党史、信念、“中国梦”宣传教育、形势政策教育,主旋律电影进课堂等环节,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的有力武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在树立“三观”基础上的心态调整,在此基础上开设其他素质教育课程形成系统的教育体系。三、“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与学生管理工作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界,由于人们常常把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高校人员分为三种类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学生管理部门工作者、共青团干部。于是,在调研中,笔者发现有许多高校认为“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的主要工作属于教学管理部门(如教务处),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关系不够密切。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前文所述的对“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认识不清,简单地认为“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就是教学工作,甚至认为“公共选修课”教学工作是上不了必修课的教师补齐教学工作量的手段。

出现这种想法的深层次原因是一部分高校领导认为高校是进行业务教育和培养的部门,更多关注高校科研和教育领域等指标(这几项参数历史上是对高校进行考核、排名、更名扩大规模的重要标准),而由于思想政治和素质教育工作的很多结果难以量化,因此就直接导致对于“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系关注不够。其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关系非常密切,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组成部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应当关注“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直接关联的关系。

那么,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关注“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要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服务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界说政治一词。历史上,亚里士多德曾将政治明确解释为对城邦国家的管理;我国古代虽无“政治”一词,但典籍中的“行政”大致与“政治”同义,也指管理国家大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政治有很清晰的论述。列宁说:“如何理解政治呢?要是用旧观点来理解政治,就可能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但是我们的斗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粉碎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东西,粉碎整个资产阶级一再想消灭苏维埃政的尝试。到目前为止,这个任务吸引了我们最大的注意力,妨碍了我们转向另一方面的任务——建设任务。”[2]政治的基本要素包括:第一是政治主体,即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第二是政治权力,即社会强制力量;第三是政治利益,或政治目标。社会强制力量的核心是政治权力,包括国家政权的力量、阶级的力量、政党的力量、政治集团的力量、法律的力量权威的力量等。因此,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指导国家,确定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3]

综合这些不同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完整的思想:(1)政治是与阶级相联系的,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只有在存在阶级的历史阶段才有所谓政治,而在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和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就谈不上政治。(2)政治包括阶级 q括阶与阶级之间各种形式的斗争,特别是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这即意味着,政治不是社会成员或团体之间一般的矛盾和斗争,而是阶级之间的斗争。如果只是少数成员之间的斗争,那还不具有政治性质。一旦成为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不管它以何种形式出现,就构成了政治的内容。(3)阶级斗争虽然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但不管哪类形式的阶级斗争又都是围绕社会活动展开的,都是由社会环境中利益的根本对立和矛盾而引发的。(4)在有阶级和存在阶级斗争的历史阶段,国家既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又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它既具有缓冲调和阶级斗争建立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又代表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可见,政治同国家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凡参与国家事务和国家所开展的各种活动,无一不具有政治性质。

根据列宁关于政治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公共选修课”工作同政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联系也可表述为两方面:一方面,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不是不同阶级成员之间分散、自发的斗争,而是两大对抗阶级之间有组织有计划的斗争。既然这种斗争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不论任何时代都需要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因此公共选修课的本质是指引前进的方向,我们将这种工作称为政治公共选修课工作。难以想象,没有政治方向的指引会有严格意义的阶级斗争,同理,凡是阶级斗争必有相应的斗争方向问题相伴随。另一方面,国家的职能有多种,但以其性质来划分,又可分为专政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包括国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介入和干预,对全国或地区发展前景的预测和规划,对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和对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利益分配的控制等。总之,凡是国家以整个社会为对象,旨在谋求全社会的安定、和谐、秩序的各种活动,都反映了国家的社会管理工作职能,同时也都是政治。从表象看,国家的专政职能与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专政的存在意味着社会存在着骚乱、反叛、动荡、无序、暴力和强制,否则就无须专政。但是从实质上看或从专政的目的性质去考察,专政也是一种政治管理工作,因为专政是国家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对被统治阶级反抗行为的一种强力控制,是将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控制在一定秩序范围之内而避免社会长期震荡、分裂以至斗争双方同归于尽的特殊“公共选修课”工作。就如恩格斯所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4]

以上分析再次提醒我们,“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不仅同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有关,而且同政治,尤其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息息相通,还必须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和时代,一切工作都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存在;尤其是 q尤其当代社会思潮多元化、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化;更需要有坚定的政治方向。青年大学生是未来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学生管理部门要把青年人培养成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代人,政治导向和青年工作必须常抓不懈。共青团组织作为青年的先进组织以及共产党的后备军,必须通过积极支持“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等一系列形式,完成塑造“三观”、帮助青年坚定政治信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后备军的任务。四、“公共选修课”工作和校园文化建设

同上述忽视或看轻政治对“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作用的观点所区别,在结合“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索的几年中,笔者开始关注“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的“文化”价值。然而,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同“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到底是什么关系?目前,对“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同文化的关系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这就需要相关学者做进一步系统深入的考察。

笔者认为,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或对文化作广义理解,“文化”就是“人化”,即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马克思理论认为人之高出于动物,在于他们不是坐等自然的恩赐而是能通过实践向自然索取。换言之,人之为人的秘密,不是像动物那样消极地适应环境,而是按照自身的需要通过实践去能动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自身,不断创造一个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人文环境。这里的人文环境即是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对象化,创造人文环境的活动过程也就是自然的“人化”过程或创造文化的过程。因此,凡是由人所创造或被打上人类意志印记的一切,包括各类器物、组织、制度和意识等形式,都属于文化范畴。“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作为高校教育教学领域特有的自觉的自组织活动,无疑是人类自由自觉本质的一种体现。各类学生实践活动也离不开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支持,渗透着方向性引导,“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有其所作用的特殊对象,并最终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因此,“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可以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之一,更是人类文化之一,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公共选修课”文化。

文化除去上述的广义解释,还有两种狭义理解。一种是相对社会经济、政治而言的文化,此即毛泽东所说的观念形态的文化。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指反映一定经济和政治的精神产品或社会意识,它既包括构成上层建筑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如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又包括各种科学技术。另一种专指文学艺术。此外,体育、杂技、卫生也应列入文化范围。

在探讨了文化的两种含义之后,我们便有可能进一步分析“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和文化的关系。

首先,当“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作为广义文化的一种形式时,对其他文化形式具有渗透性和能动性。这里所说的渗透性,是指在学生活动中由相关集体创造的文化成果中,可能并可以渗透着“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理念。这里所说的能动性,是指“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对于个体文化活动(如大学生个人创作活动作品、学者个人从事相关的研究作和文 q作咑述活动等)和所有集体性文化活动(如需要协作才能完成的大学生社会团体活动)所发挥的指导作用。

其次,文化对“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也起作用,“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也离不开文化。文化对“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器物文化是“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器物文化即人类精神的物化,包括各类物质产品。很明显,在开展“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课程建设过程中的任何工作都必须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特别是现代化的辅助工具,各种先进复杂的工具如计算机、多媒体、现代通讯展示设备等更不可少。

第二方面,制度文化决定着“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根本性质。所谓制度文化,是人们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制度的总称,主要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诚然,“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制度即教育教学工作体制,在此意义上“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也属制度文化之一种。但是制度文化要比“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制度更宽泛、更根本。一个社会或一所大学的教学管理工作制度,是由它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条件决定的,并受到学校教育制度更具体更严密的多重制约。也就是说,“公共选修课”体系确立,从根本上取决于当代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现状;不同高校具体的“公共选修课”体系确立,从根本上取决不同高校的实际情况;而“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进行,又必然受国家政治法律制度、教育管理部门和各高校规章制度的保护或影响。

第三方面,意识形态文化对“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具有组织控摄作用。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具有多种社会作用,对“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主要表现为组织和控摄两个方面。如前所述,“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实质是人对人的教育引导工作。而人与人之间,其追求、爱好、理想、目的等价值观念又存在着差别以至于对立。既是如此,怎样才能将不同价值观念的人组织在一起而进行协调有序的工作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即运用一种意识形态去同化别的意识形态,以形成团体的凝聚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组织或将解体,或者虽未解体,但却因思想分歧、混乱不已而名存实亡。这里的所谓控摄,是指各类意识形态对“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根本目的的定向控制,具体而言,它又包括两种:一种是团体内部所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念对组织行为的定向控制,这里的控摄是通过对组织成员的思想控制达到行为的一致,其目的是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另一种是社会的或由国家所代表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各种组织团体的行为控制,其目的是使社会各类组织的行为不得损害社会的总体利益或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对“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非常重要。

第四方面,科技、教育、卫生、文娱体育活动等狭义文化是提高“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水平和强化“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效应必不可少的条件。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客观规律和运用这些规律性认识去改造自然的知识和技能,它对“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作用在于提高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理念和技能;教 q能;育的一大功能,在于用科学技术去武装组织成员、培养训练教育工作者和大学生。卫生、体育、文娱理念对“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也不可少,其功用在于维护大学生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增强人的素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生产的高度社会化,既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又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化提供了可能。这就意味着,现代高校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越来越依赖于科技、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或者说,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应特别注意开发人的体能和智能,提高现有组织成员的文化素质;因此,“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可以成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

第五方面,传统校园文化对“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影响和制约。广义的传统文化是观念文化的一种,它通常被理解为历史文化的延续、传承或存留。传统文化因民族、地域而异,其性质有优劣之分;形式也多种多样,主要表现为风尚、习俗、思维定式、民族精神和传统的生活方式。狭义的传统文化是一所高校历史上积淀的文化理念。从理论上说,既然文化对“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具有多种作用,那么沉淀于现实文化体系中的传统文化也必然对“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起作用。从现实来分析,传统文化对“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文化演变中保留继承下来的精神财富,它具有巨大而持久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如若注意发扬民族精神,就可以强化团体观念和激励组织成员的工作热情。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能得到全国人民认可的原因。第二,传统文化之所以历久不衰,证明它包含着一种巨大而隐秘的心理惯性。这种心理惯性以不同的方式不自觉地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形成某类固定的思维方式。很显然,“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直接对象是活生生、有着独立思维的年轻大学生,那么教育工作者就必然要面对某类思维方式并可能与之发生冲突。因此,高水平的“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管理者应当了解、利用以致设法改变组织成员的思维定式,这样才谈得上知人善任。如果无视组织成员的思维方式,或者企图以权力强制人们按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就会造成上下级之间的心理冲突,阻断信息的传输和反馈,“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自然也难以收到成效。第三,传统文化作为历史文化在现实中的积淀,还表现为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人们共同的习俗、风尚和生活方式。了解和面对这些习俗和生活方式,对“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也很重要,在开展“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时,还必须了解不同类型大学生的习俗信仰和习惯,以便因势利导。如果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不了解,必然会造成教育工作者和大学生的人格冲突。

总之,校园文化同“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校园文化离不开“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渗透于各类校园文化之中并影响、制约着校园文化发展。一所大学“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形式和水平从一个特定的侧面折射着该高校校园文化的性质和水平;另一方面,“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又离不开校园文化,各类校园文化也渗透于“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之中,并影响制约着并影咀 q着并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校园文化的发育程度也反映了“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科学程度和有效程度。校园文化同“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关系既然如此密切,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时绝对不能忽视校园文化建设,这样才能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素质教育工作不断创新,有利于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高校在开展“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时,要认真研究各级领导部门的政策方针以及所在单位的校园文化,这两者是“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大环境和小环境。开展“公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只有与国家时代主旋律(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以及校园文化有机结合才能够成为国家、学校、学生三者全部满意的活动。第三节公共选修课的分类

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精细又高度协作的有机系统。历史发展到今天,因社会分工日趋细密和各分工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的日益迫切,高校教育工作的系统性使“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不仅呈现出空前的繁复性和多样性,也使“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系统性和综合性更加突出。因此,要深刻认识“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工作的本质和规律,必须对高校所开设的“公共选修课”的基本类型及其相互关系有所了解。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公共选修课”也就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而当人们从不同视角区分“公共选修课”时,很自然地便产生了“公共选修课”种类的区分。为此,下文将分析“公共选修课”的基本形式,分析“公共选修课”的类型。

从哲学观点看来,要对当代高校所开设“公共选修课”进行更高层次的分类,首先应以“公共选修课”教学主体的性质为依据,这是所谓主位分类法;其次应以“公共选修课”教学客体的性质为依据,这是所谓客位划分法。主位划分法是分析“公共选修课”教学主体的“公共选修课”工作意识和“公共选修课”工作方式,侧重回答“谁来策划和组织教学活动”和“按什么思维方式去策划和组织教学活动”。客位划分法是分析“公共选修课”工作客体的性质、结构和状态,侧重回答“做什么”“怎么做”“效果如何”。根据“公共选修课”工作客体对象的不同性质,笔者将高校教学管理部门及教师开展的“公共选修课”工作分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公共选修课”工作、思想文化“公共选修课”工作和通用素质“公共选修课”工作三类基本形式。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公共选修课”

要针对当代大学生做好素质教育工作,必须做好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所谓政治,尽管人们的说法多种多样,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体中表现”;二是认为“政治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三是认为政治就是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工作,是“国家的活动。”综合这些不同说法我们可以知道,政治不是脱离社会生活的活动,而是集中反映各种社会阶级、阶层利益的活动;政治是阶级和国家产生之后才有的活动,因而有时还会表现围绕阶级利益而展开的阶级斗争;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就昉修想政治@一种素质教育工作,是以国家方针为指导的一系列教学工作活动。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工作也是异常丰富和十分复杂的。在当代高校,其主要内容包括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国家制度文体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要开设好“思想政治理论课选修课”,首先必须组织“思想政治理论课选修课”工作主体——开课教师。如何组织好开课教师,是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选修课”的前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加强对大学生的政治理论教育;要使大学生积极推进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社会主核心价值观等重要理念。三进工作,最关键、最重要、难度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先进思想进入学生头脑。如何让当代大学生理解深奥的理论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关键。

当代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广大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为我们党对广大青年尤其是大学生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选修课”工作提供了思想武器。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强调要对年轻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进行必要的思想道德教育。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强调:“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培养“四有”新人。江泽民同志结合新的实际提出按照“四有”新人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广大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他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当代青年素质教育的灵魂。胡锦涛同志也指出,青年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青年学生是国家的宝贵人才资源。青年学生应该把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紧密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指明了开展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明确了当代大学生理想教育的内容,提出了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路径。

因此,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选修课”,可以帮助当代大学生在面对未来的人生重大课题时充满自信,为他们能够用正确理论解决问题打下良好基础。笔者认为: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选修课”,应当以“思想政治理论”为引导,坚持“因材施教”的原则,开展相应的工作。在具体工作中,要分析学校、学生的特点,设计“思想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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