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葡）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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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官手记试读：
审查官手记[葡]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 著王渊 译中信出版集团[1]我将这本小说献给埃内斯托·梅洛·安图内斯，二十五年来他一直是我的队长，他的勇气和正直永远是我的榜样[2]还有玛丽安·爱，翻译我的书时，她慷慨投入非凡的才华和情感。[1] Ernesto Melo Antunes（1933—1999），葡萄牙军官、政治家，在1974年康乃馨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无特殊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2] Marianne Eyre（1931年生），瑞典翻译家，主要翻译葡萄牙语和法语作品。阅读我的处方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每当有人声称读了我的书，我都会对这一错误感到沮丧。因为我的书并不能通过人们通常所说的“阅读”方法来看：在我看来，只有一种方法能够接近我写作的长篇小说，那就是以患病的方式“沾染”这些书。人们曾这么将比约恩·博格和其他网球选手相比，别人是在打网球，而博格打的完全是另一种东西。为了方便起见，我把那东西叫作长篇小说，其实也可以叫作诗歌，幻觉，什么都行，只有把它们看作别的东西，你们才能理解。人们得放弃自己的钥匙，那把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钥匙，我们用它来打开人生之门，我们要放弃它，放弃自己的还有别人的钥匙，只使用文本提供的钥匙。倘若用其他方法，我的书就会变得难以理解，因为话语只不过是私密情感的符号，而人物、场景和情节只不过是表面的托词，我只是用它们来引领走向灵魂背面的深处。我提议的真正冒险，需要叙述者和读者一同在无意识的黑暗和人性的根基处进行。谁要是不懂得这一点，就只能理解书中最零散也是最不重要的方面：国家、男女关系、身份问题和对其的搜寻、非洲和殖民剥削的残忍等等，也许在政治、社会或者人类学角度上，这些主题十分重要，但它们和我的作品一点关系也没有。总体来说，我们从人生中所能够收获最多的东西，其实是对人生的认知，但这种认知总是姗姗来迟。所以在我的作品中没有排他的含义，也没有确定的结论：只不过是虚构幻想的实体化象征，以及我们残缺不全的理性。你们需要陷入这些作品表面上的漫不经心、暂停和冗长的省略，沉溺在阴影覆盖的波浪摇摆之中，一点一点地，文本就会把你们带去和致命的黑暗相见，这对精神的再生与革新至关重要。你们需要在一页页的阅读过程中失去对共同价值的信心，让我们虚伪的内心一致一点点失掉它本没有、但我们赋予它的意义，才能让另一种秩序从这种冲击中诞生，这也许会苦、会痛，却不可避免。我希望书店不要把我的长篇小说放在别的书旁边，而是远远地放在密封的盒子里，这样它们就不会传染别人的故事或者猝不及防的读者：这是因为，如果想要寻求谎言却找到真相，这是太过高昂的代价。请你们像梦中一样在我的篇章里行走，因为只有在这场梦、在梦中的光明和阴影中，你们才能找到小说的意义，它的强度将符合你们光明的本能，也将对应你们史前的阴影。然后，一旦旅程结束，一旦合上书本，就康复吧。我要求读者在小说（或者叫诗歌、幻觉或是你们想出来的其他名字）的众多声音中间有一个自己的声音，这样才能在世上的魔鬼和天使之间占有一席之地。其他任何处理我写作的东西的方式都只是在阅读，而不是一次启蒙，一次在旷野的启蒙，在那里，访客的血肉将在孤独和欢乐中被吞食。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困难，你们只要像我前面提到的一样用患病的方式对待这些作品就行了：你们会看到，回归自身的时候你们会满载而归。有些——差不多全部——对我所做之事的误解，其实都来源于一个事实，即用别人教我们对待其他故事的方式来处理我写的东西。他们会惊讶，因为我这里并不存在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故事”，存在的只有巨大的同心圆，它们越来越窄，表面上让我们窒息。表面上让我们窒息，其实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呼吸。丢掉你们身为文明生物的、限制重重的外衣吧，让自己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请注意，我说的话里充斥着没有被描写的人物形象，他们基本没有特点：这是因为他们就是你们自己。之前我曾说过，完美的书每一页都是一面镜子：它们映照出我，也映照出读者，直到我们都再也不知晓两者中谁才是自己。我所尝试的是让每一个都成为两者，然后我们从这些镜子中回来，就像从史前的洞穴中归来一样。这是我唯一了解的救赎，而且就算我还知道别的方式，这也是我唯一感兴趣的。现在到了该清楚阐明我怎么看长篇小说写作这门艺术的时间了，通常我都是用一种轻佻的幽默回答记者们的问题，因为我觉得那些问题很多余：一旦我们知晓了答案，所有的问题都变得不重要了。还有，请千万放弃评判的能力：一旦达成理解，评判就会停止，我们会惊奇地发现，面前的一切既清晰又简单。因为我的小说其实比看上去的要简单许多：通过持续饥饿带来的食人经历，以及对常规长篇小说的反抗，它们虽然有数不清的冒险，但保留了实际意义。那些小说的问题在于缺少必要的东西：属于完整生物的极度尊严。福克纳（我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喜欢他了）曾说过，他发现写作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它让人们用后蹄走路，并投射出巨大的影子。我请你们注意到这个阴影，认识到它是属于你们的，并且除了理解它是你们的一部分之外，在最好的情形下，它还能让你们的生命连贯起来。本文原载葡萄牙杂志《视野》(Visão)，2002年1月3日。报告一（像陌生小鸟一样飞翔的任何一个小丑）述而进入里斯本法院时，我想的是庄园，不是现在的庄园，现在的花园里雕塑残破，泳池空空如也，杂草吞噬了狗舍，还在花坛里肆虐，大宅失去了屋顶，雨水直接冲刷着钢琴，哪怕[1]上面还摆着女王的签名照，冲刷着缺少棋子的棋桌，冲刷着化为碎条的地毯，冲刷着我摆在厨房的铝床，床靠着火炉，整晚我都被乌鸦的大笑吵得睡不着进入里斯本法院时，我想的不是现在的庄园，而是我父亲那时的家和庄园，那时塞图巴尔（一座无关紧要的城市，就像偏远的村庄，光线在黑暗的律动中围着露天音乐台起舞，又被群狗绝望的叫嚷撕裂）还没有扩到庄园门口，没有扩到墙边的柳树，河里还没有乱糟糟的拖网渔船和小贩，那时候，每周日早上女管家都会拽着我的胳膊，伴着头顶喧嚣的鸽子，去塞图巴尔购物我父亲那时的家和庄园，楼梯两旁有花岗岩天使拱卫，还有覆满墙壁的风信子，那时候，走廊里的侍女就像法院门厅里的人一样忙乱（那是七月，弗龙泰拉侯爵街上的树在阳光下朝房屋的方向弯曲）人们在电梯周围不断汇集又散开，焦急不安，匆匆忙忙，这时候，在这些证人、被告和工作人员中间，我的律师抓住我的衬衣，指着楼梯“走这边 工程师先生 离婚走这边”而我没有把法庭放在心上，也没有把他放在心上，我想的是在帕尔梅拉度过的那个遥远的七月（我当时应该十五六岁，因为那时候新车库刚在山毛榉林旁边建成，拖拉机绕着菜园转圈，碾磨机的铁片在高温下吱呀作响）我听到小教堂里的低语、脚步声和议论，那不是小鸡、雀鸟或乌鸦的声音，而是人声，也许是阿泽唐的吉普赛人在偷圣徒像和雕花烛台（女人身着黑裙，男人对着放在火上的水壶吹气，消瘦的骡子黯然神伤）而我从入口的瓷瓶里拿起手杖，快步穿过饭厅“走这边 工程师先生 离婚走这边”随着吊灯在桌布上洒下玻璃的影子，我跳过种着鹤望兰的花坛，跳过矮牵牛，小教堂的门开着，大蜡烛在拱顶上晃动，而我看到的不是阿泽唐的吉普赛人（女人身着黑裙，男人对着放在火上的水壶吹气，消瘦的骡子黯然神伤）我看到的是厨娘躺在圣坛上，衣衫凌乱，围裙掀到颈边，而我的父亲浑身通红，嘴里叼着小雪茄，头上戴着帽子，抓着她的屁股，无惊无怒地看向我，在这个礼拜日，在田庄管事面前，在女管家面前，在侍女们面前，在大叫大嚷地回应了神父口吐的拉丁文之后，我的父亲在圣餐中间点着小雪茄（风吹动了干牡丹和沼泽里的桉树，沼泽随着淤泥的呼吸忽大忽小）把我叫到书房，书房的窗户正对着养兰花的温室和海风“希望您妻子不要迟到 工程师先生 不然法官不知道会把离婚判决推到猴年马月”（然而却看不到海鸥，在山这头看不到海鸥）他站起身，绕过写字台，掏出背心里的汽油打火机，伸手掐住我的颈背，那姿势就像在打量畜棚里的羔羊和幼崽“她们要怎样 我都会做 但我从不摘下帽子 这样别人才知道谁是主人”我的父亲伸手掐住田庄管事女儿的颈背，少女光着脚，脏兮兮的，红头发，奶头像母牛一般悬垂，她蹲在木凳上，父亲掐着她的脖颈，逼她弯下身对着食槽，手上还拎着奶桶，我的父亲全身通红，再次用肚脐挤压着她的屁股，点燃的烟头对着屋顶的横梁，田庄管事的女儿没有反抗，女管家没有反抗，谁也没有反抗，连反抗的念头都没有，我父亲的手离开我的颈背，轻蔑地指向厨房，指向侍女们的房间，指向果园，指向整个庄园，指向全世界“她们要怎样 我都会做 但我从不摘下帽子 这样别人才知道谁是主人”每周六午休过后，我父亲会让司机去买两百五十克葛粉饼干，然后把他送到帕尔梅拉，送到药剂师遗孀位于城堡斜坡的住宅，那栋房子有针织帷幔，橱柜里有一只石膏猫，晚上回到庄园的时候，他的身上全是廉价香水的味道，最多再过半小时，就能听见他在客厅扶手椅上打呼噜，帽子盖住眼皮，最后一根小雪茄在口中燃烧，与此同时，猫头鹰从沼泽飞到花园里饶舌，而律师穿着昂贵的律师服，衬衫和袜子的色调无比契合，他正在不耐地用指甲敲着表盘“如果您的妻子在离婚协商上迟到 我们就有大麻烦了”这律师是大女儿给我找的，当时她一出现在庄园就对着我发火，气愤地检视没有玻璃的窗户和木板腐烂的地面，气愤地检视放在钢琴上女王像旁边的一锅冷汤，气愤地检视地毯上的瓜果皮“你是怎么做到一个人住在这种破烂地方的？”昂贵的律师是在昂贵的理发师处剪的头发，他在昂贵的办公室接待我，那里有昂贵的画，昂贵的柜子里有昂贵的精装书，昂贵的女人和昂贵的孩子们在银相框里微笑，家具快要和我父亲的家具一样昂贵，律师假装没注意到我当腰带用的断绳、没涂油的鞋子、失去弹性的短袜和破烂的裤子，他打量我的目光里带着厌烦和轻蔑，我的岳母也曾那样打量过我，那时我第一次走进位于埃斯托里尔的豪宅，就碰倒了桌上的小装饰物，所以羞愧万分，我的岳母在和她的妯娌们打桥牌，电光石火间赢下一手，然后朝我扬起眉毛，就好像在她面前的是个蹩脚的园丁，刚刚剪毁了凉台上的黄杨树“小伙子有钱吗 能让索菲亚保持她一贯的生活水准吗？”律师讨厌我太过短小的外套，讨厌我裤子臀部上的补丁，讨厌我滑稽的小胡子，他在须后水的云雾中摆弄银质自动铅笔，尝试着把自己从我的事情中摘出去，同时还不会惹到我的女儿“让我们等等看有什么可以做的 工程师先生 我没法保证”我离开的时候，接线员看我的样子就好像我是耶和华见证[2]人或是兜售百科全书的小贩，我的大女儿在翻厨房里的抽屉，裤衩和餐具混在了一起（叉子变形了 勺子上有铜锈 刀子什么也切不动）“你连一套整洁的正装都没有？”索菲亚用手背给我的肩膀掸灰“来见我妈妈之前 你本可以稍微拾掇一下的”而在我打碎一盏球灯之后，我的岳母就把牌局抛之脑后了“你这小伙儿是真蠢还是装傻？”我在里斯本的法庭里，旁边是用指甲敲手表的律师，但我想起的是碾磨机的铁片生锈发暗，哪怕有风也不再运转，我想起的是空荡的狗窝，缺少食物的阿尔萨斯狼犬在山里四处奔走碰运气，要么就是在沼泽里嘶吼，这时一位女职员开始唱名，有人答应的话就用铅笔打个钩，我想到的是八月份带我的新娘去庄园，我父亲坐在院子里的摇椅上，和军士长的妻子一起喝着柠檬水，那位女士穿着巴洛克式的绸缎，每当丈夫在军营执勤，下午她就会从塞图巴尔坐车过来，而我对我父亲说“这是索菲亚”而我父亲用蒙眬的睡眼打量她，就像他打量厨娘、田庄管事的女儿、吉普赛女人还有侍女一样，他手指一弹，压了压头上的帽子她想怎样 你就去做 但永远别摘下帽子 这样别人才知道谁是主人“她想怎样 你就去做 但永远别摘下帽子 这样别人才知道谁是主人”焦虑的律师向我展示表上的时间“您的妻子出什么事情了吗？”索菲亚羞涩地整了整发卡，她的脸红了，乌鸦在山毛榉树上放声大笑，房屋的倒影在游泳池中摇摆，军士长的妻子摆出养母的模样对着我们微笑，我父亲打量着索菲亚，声音漫不经心，就好像谈论的是棚圈里的牲畜“皮包骨头 跟个衣架似的 你从来不知道怎样的小母牛才是好货色”律师的脸色时而镇静，时而沉重，他径直走向电梯的时候整了整袖口“终于来了 工程师先生”此时的索菲亚没有戴发卡，不是二十岁，没有因为羞涩脸红，没有用手背掸我的肩膀，她身旁的律师和我的律师是那么相像，简直可以说是同一个人在照镜子，可以说是复制品或者双生子，两人都是在昂贵的理发师那里剪的头发，都穿着量身定做的切维奥特羊毛呢，都一丝不苟说一不二值得信赖，都散发着同一种如海鳗般威严的须后水的气味，索菲亚的无名指上戴着我岳母的戒指，同时也承袭了她母亲毫不掩饰的轻蔑（“你这小伙儿是真蠢还是装傻？”）她没有看我，没有对我笑，没有对我说“你本可以稍微拾掇一下的 若昂”而我对着同她那个律师一模一样的我的律师说“我就不应该摘下帽子 这样别人才知道谁是主人”在切维奥特羊毛呢的顶端，律师不解地问“您说什么？”这律师很像我父亲那个时代来庄园的律师、银行家、经理、代表和部长，他们的车队沿着隔开大门和房子的柏树路前行，车窗玻璃不透明，看不见他们的脸，下车后他们会漫不经心地抚过我的下巴，不看我就说“长成大小伙儿啦”他们会整个下午关在钢琴厅里，戴着白手套的侍女们托着盘子不停进出，女管家让我去后面玩，田庄管事则在驱赶乌鸦，让狗儿闭嘴，律师、银行家、经理、代表和部长们到晚上才回到他们巨大的车里，消失在去里斯本的路上，此时我的父亲会将他们全部抛在脑后，重新呼吸沼泽的气息，最后的几只雀鸟正消失其中，经过我面前的时候，索菲亚带着和她母亲一样毫不掩饰的轻蔑，而不解的律师凑过身子想听清楚“您再说一遍？”我不是在法庭，是在庄园，在青蛙的哭声中走向我的父亲“我就不应该摘下帽子 这样别人才知道谁是主人”律师惊讶的眉毛都顶到了头发根“您再说一遍？”怎么说来着，他就像中邪了一样，不是身处法庭，而是在埃斯托里尔，正在埃斯托里尔对着赌场棕榈树的窗前打桥牌，然后看到了我刚打碎的球形灯“你这小伙儿是真蠢还是装傻？”在埃斯托里尔的豪宅，我正陪着我的父亲，他穿得像个农民，戴着铜链子，脚上穿着绵羊皮靴，头上顶着旧帽子，牙间叼着小雪茄，我的父亲把纳什牌老爷车留在车库，让身着制服的司机擦亮镀铬，然后叫来帕尔梅拉唯一的出租车，驾车的那个小丑戴着大檐帽，每到一个食铺就借口马达需要休息停下来，然后在葡萄藤和苍蝇中间流连好几个小时，陪伴我父亲的是药剂师的遗孀，她的脸藏在厚厚一层珍珠粉和一把缺少扇骨的塞维利亚扇子后面，一只袖珍狗在她怀里汪汪叫，寡妇和我在出租车里受着炙烤，车里散发着旧鞋盒子的味道，而我的父亲和戴大檐帽的小丑一边喝着小酒，一边用草扇扇风让沾满了烟灰的散热器降温，就这样，直到午后我们方才到达埃斯托里尔，在对着沙滩和海鸥的凉台上，其他人没等我们就开始打桥牌，父亲推着寡妇和被羊毛披风遮住的小狗径直朝屋里走去，而我的岳母并没有对我父亲的缺乏教养表示不快“你这小伙儿是真蠢还是装傻？”父亲把小丑留在庭院里，任他在绣球花间蹒跚，旋紧又取下出租车的马达，马达不停发抖，因为太过痛苦，好像要爆炸一样，我的父亲手里拿着茶勺，观察着索菲亚的母亲和她的妯娌们，那慵懒的眼神和他看厨娘、管家女儿、吉普赛女人和侍女时一样，他没有摘帽，也没有停止抽烟，接下来他就会把其中一个女人推进最近的空房间，扒下她的裙子，让臀部因撞上立柜或是衣橱变得扁平，橱柜的抽屉开始呻吟，以此告知下一个进来的人“她们要怎样 我都会做 但我从不摘下帽子 这样别人才知道谁是主人”我的父亲拿着茶勺，药剂师遗孀在喂那只小丑狗饼干碎，而我的岳母没有发怒，没有不满，十分宽容“弗朗西斯科 你家小子没有继承你的幽默感 真是太可惜了”棕榈林后面是海，浮桥上的海鸥安静洁白，和庄园里杂乱的乌鸦迥然不同“弗朗西斯科 你家小子没有继承你的幽默感 真是太可惜了”我的父亲一言不发，继续审视打桥牌的那些妯娌，带着审视畜棚里奶牛的那种些微的不耐，我的父亲用折刀刮去靴子上的污泥，但是我当时喜欢你，父亲，我喜欢你，我没法说出口，不过我喜欢你，索菲亚的母亲递来烤面包，我的父亲没有看到，因此也没表示拒绝，他专心致志对付鞋掌上的淤泥，索菲亚的母亲小心翼翼地说“你当国务卿的时候 我弟弟佩德罗为了银行的事儿去找过你好多次 你应当记得佩德罗吧”而在里斯本的法庭里，律师对我说“法官叫您了 工程师先生”律师忧心忡忡，心神不宁，面带恳求，切维奥特羊毛呢突然显得廉价掉色，发型突然变得平凡，就好像他光顾的理发店藏在法国岩或阿马多拉区的楼梯井下“判决期间请不要张嘴 工程师先生 别说什么谁是主人的怪话”回廊里职员们在打字，布告栏上有禁止吸烟的告示和标志，很多人在等候，走廊尽头有一架子书，墙上挂着日历，地上摆着档案夹，政府办公桌上堆满了法典和卷宗，而壕沟之后的法官伸出钢笔，就好像在防御我们的冲击，他就像小学低年级教师，下半张脸藏在契约后面，小纸片当书签卡在里面，他看着我的眼神里好像在请求原谅，我也曾对我父亲露出过这一[3]神情，那是在革命发生一两周以后（士兵 军事游行 武器 监狱 我的岳母和她的妯娌们在马德里郊区的低档旅馆 没有行李箱 没有护照 胆战心惊 试图打电话给里斯本 没有人接 打给庄园 农民们嘶吼着侮辱她们 我的岳母和她的妯娌们在西班牙 皮草外套穿了一层又一层 每只腕子上都戴着好几只手表 我岳母的兄弟们在保险公司被持枪的平民羞辱 在绞盘海滩被持枪的平民羞辱 我岳母的兄弟们被押上运肉的卡车送往卡西亚斯监狱 送往佩尼切监狱 送往犹太谷监狱）我也曾对我父亲露出过这一神情，那是在革命发生一两周以后，他把索菲亚、孩子们和我一起叫到庄园，他拴上窗户，锁好画和银器，从狗窝里放出阿尔萨斯狼犬，解散了侍女，他在楼梯顶等着我们，腋下夹着猎枪，口袋里塞满了弹夹，我的父亲还在抽着小雪茄，头上戴着帽子“哪个共党胆敢第一个进来 我会打爆他的头”他拿起猎枪瞄向沼泽，瞄向谷仓，瞄向果园，瞄向柏树小径，阿尔萨斯狼犬在花坛打滚，把水仙花搞得七零八落“哪个共党胆敢第一个进来 我会打爆他的头”而律师小声地说“您可以坐下来”阿尔萨斯狼犬飞奔着消失在房内，碰翻椅子、撕破沙发、毁坏帷幔，然后伴着锅碗瓢盆的交响乐回到花园，身上还缠着靠垫、窗帘和毛巾的碎片，我的父亲对着受惊的乌鸦射击“哪个共党胆敢第一个进来 我会打爆他的头”他强迫我和他一起巡逻，谷仓，菜园，车库，沼泽里的桉树林，青蛙在里面哭啼，他从腰间解下一把左轮手枪递给我，从帽子下面嘟哝“要是有共党来就开枪”父亲的一生中，这是我所知他最孤单的一次，没有女人，没有朋友，没有下属，没有同伙，他用枪托敲打畜棚里的奶牛，试图在食槽里、奶罐里、种子袋里、稻草堆里寻找革命者，我的父亲在屎尿横流的水坑里先跪后趴，然后不停地拨弄起农具“你没听到吗 你没听到吗”一只阿尔萨斯狼犬在外面吠了一声，我的父亲试图站起身的时候滑倒了（“弗朗西斯科 你家小子没有继承你的幽默感 真是太可惜了”）他再次尝试站起来“他们来了”狗叫声越来越大，还有乌鸦的大笑，还有山毛榉里的叹息，我的父亲撞上了小木桶，又撞上木耙，他四肢并用爬向出口“快开枪”索菲亚开始用打桥牌时的语调回答问题，那是她母亲的语调，就好像我不存在，就好像我从未存在过，而律师则在向法官示意“您别开口 工程师先生 让我来说”但是庄园里谁也没有，没有扛着机枪的平民准备前往里斯本的街头，没有共党在大门口出现，除了桉树上的乌鸦和石制的天使以外什么也没有，从我们分居以后，庄园里没有了别人，只有我在车库里建了一艘船以便有一天离开，索菲亚说完了，在卷宗堆起的城堞后面，像小学教师的法官动了动下巴，好像在保证她不会不及格，而律师的切维奥特羊毛呢又显得昂贵了起来“委托人的唯一财产是一间毫无价值的房产”而在埃斯托里尔，我的岳母把牌局抛之脑后，而是狐疑地打量着我的衣着“小伙子有钱吗 能让索菲亚保持她一贯的生活水准吗？”所以婚后他们请我去银行上班，条件是在月末的工资单上签字，条件是我不许异想天开，不许搞什么项目，不许在会议上发言，也不许去工作，事实上，条件就是我不再存在，对我的岳母来说不存在，对我的妻子来说不存在，对我的孩子们来说不存在“你是怎么做到一个人住在这种破烂地方的？”我在车库的废墟里造船，一棵橡树的残骸时刻威胁着那里（树枝刺穿了屋顶，树根拱起了地面）我造船是为了有一天离开，不要像我父亲一样留下来，趴在屎尿横流的水塘，徒劳地想要爬向出口“快开枪”而我在入口处看到的是已经死去的田野，是缺手断脚的天使，是没有玻璃的窗户，是被狗践踏过的菜园，是没有柴火的柴火灶抵着床，还有我的咳嗽在空房间里的回声，法官的眼镜偶尔会被法典反射出转瞬即逝的光芒，而律师则想要到达那部法典的山脉“委托人放弃了他的工作间 多年来一直管理着妻子的一间家族企业 却未在被解雇时获得补偿 该补偿应受法律保障”其实并非他们解雇了我，他们只是告诉接待员禁止让我入内，我在门厅，接待员两手摊开“我很抱歉 工程师先生 这是命令 别生气 工资支票应该会寄到您家里”直到他们连家也不让我进了，这回负责的不是接待员，而是我妻子的两个表弟，他们等在埃斯托里尔，不让我进别墅，他们并没有表现得多么有敌意，多么挑衅，多么暴力，他们只是中立地说“索菲亚想要和你离婚 所以叫来了一辆保险公司的货车 我们把你的那堆破烂都送去帕尔梅拉了”一只行李箱，一包衣服，一本相册，我母亲的象牙耶稣受难像，一盒工具和船舶设计图，埃斯托里尔当时是晚上，正下着雨，赌场的棕榈树朝着旅馆弯下身，而我手上还拿着钥匙，无法做出反应“为什么”我之前也这样问银行门厅的接待员，当时接线员和女秘书都在同情地看着我外套上的污渍（而我的大女儿在摇晃厨房里的抽屉 里面的裤衩和餐具混在了一起叉子变形了 勺子上有铜锈 刀子什么也切不动“你连一套整洁的正装都没有？”）“为什么？”法官重新出现在卷宗组成的环圈间隙，盯着像受惊的动物一样的所有人，在此之前，那另一位律师，那个镜中的影像、复制品、双生子展示了会计的证词，有复印件、发票、数字、图表和指着上面和两边的彩色箭头“管理一家破产了的公司？”我可没有做什么管理，我只是在他们让我写的地方写上名字，再在人事经理给我的支票和收据上签名“签在图章上面 工程师先生 十分感谢”我不懂贷款，不懂支票也不懂收据，我猜不到人事经理会卷走银行的钱逃到约翰内斯堡，不管是卡西亚斯、佩尼切还是犹太谷监狱，我岳母的兄弟们甫一出狱就把我喊去开会，不让我坐下，还挥舞着一堆债务“这是什么？”债券，本票，合同，股票转让书，买进，卖出，非法外汇交易，灾难性的操作“这是什么？”法官的眼镜从法典中抬起来，悬浮了一会儿，又藏在了后面，索菲亚现在的年龄和她的母亲当年一样，简直是她母亲的翻版，她把牌局抛之脑后“你这小伙儿是真蠢还是装傻？”那个镜中的影像，那个复制品，那个双生子，他从文件夹中拿出了更多的证书，更多的报告，更多的抵押，更多的贷款，更多隐瞒财产的证据，在此过程中不停扩散着他用的沐浴液的味道“他管理了这家公司 不管是使其破产还是任其破产 这话就不提了 我们情愿将其搁置 我方委托人唯一的诉求就是那间庄园的抵押权要归她所有”说的是那间荒废的庄园，没有奶牛，没有蜜蜂，没有拖拉机，没有猪，里面奇形怪状的桉树、青蛙的悲鸣还有沼泽一点点地将这些吞噬掉了，果园里的树木盘根错节，叶子掉光了，杂草覆盖了引水渠，山毛榉和柏树被乌鸦拔去了毛，泳池里的水没有了倒影，像死人的眼珠一样变质，这里说的庄园和房子已经不是原先的那个了，已经不是我父亲那时候的庄园和房子了，而是现在的庄园和房子，放着女王签名照的钢琴一个音符都发不出来，画掉在地上，地毯褪了色，小教堂遭到攀缘植物入侵，洗礼池里、圣坛上、千疮百孔的立柜里出现了壁虎和蚯蚓，律师、索菲亚还有索菲亚的家人对我没有做的事情实施报复，那种事情我就算想也不知道怎么做，他们还在要求对乌有之物的抵押权，我已经一无所有，只剩一包衣服，一本相册，一个象牙耶稣受难像，还有这艘停在车库的船以备有一天离开，但没有马达，也没有船帆，这艘船就像坏掉的烧煤锅炉一样没用，就像脱粒机没有了风扇，就像碾磨机的焊接处氧化了，再大的风都吹不动，法官只能发出低语，变得像个嫌疑犯，他的镜片被堆成小山的法律条文遮挡，他把庄园的抵押权判给了他们，那里只剩悲惨的阴影和雀鸟的嘶鸣，当他们派头十足地来强制执行，坐着如同当年律师、银行家、经理、代表和部长们坐过的灵车，他们会看到我坐在楼梯台阶上等着，旁边是风信子的杆子，阿尔萨斯狼犬追逐着兔子，用狗嘴和爪子给他们挖坑，也有可能他们不会看到我坐在楼梯台阶上等，我的耳里和眼里都没有他们，而是专注于城堡和山脉间的帕尔梅拉的鸽子，也有可能我像我的父亲一样趴在屎尿横流的畜棚里“弗朗西斯科 你家小子没有继承你的幽默感 真是太可惜了”把奶桶、小木桶和耙统统撞倒，举着没有弹夹没有扳机的猎枪对着他们，用手帕擦掉脸上的污泥和稻草，全身满是尿液，满是粪肥，塞图巴尔和阿泽唐的革命者带着机枪，向我展示法庭判决和司法命令，而我对着他们高喊“给我滚 别碰我 给我滚 哪个共党胆敢第一个进来 我会打爆他的头。”[1] 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曾于1957年访问葡萄牙。[2] 强调《圣经》作用的宗教团体。[3] 指1974年4月25日推翻独裁的“新国家”政权的康乃馨革命。评行 好吧 如果你这么说 那我就这么信了 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若昂少爷要说那么多博士老爷的坏话 博士的脾气可不好 他还活着呢 还可能从中风中恢复过来 谁知道呢。当然少爷对此了如指掌，他肯定和医生们确认过父亲的情况不会好转了，不会再把他的生活变成地狱，谁又敢冒险让这样的老人站在身前，举着猎枪对着全世界？这只是我的想法，我没上过学，我是田庄管事的女儿，我的生活就在菜园和畜棚之间度过，给牛挤奶，照顾鸽子，更换狗食，去看斗鸡，就不剩什么上学看书的时间了。我们从山后省来的时候，博士给我们在谷仓腾了地方，让人竖了一块隔板把我们和玉米隔开，我们自己草草搭了个顶棚，把蝙蝠挡在外面，附近真有蝙蝠出没，而且像人一样说话，我们把炉灶放在一角，用酒窖里的一个池子解决大小便，我还记得夏天在黑暗中醒来，听着沼泽里的蛙声，听着不眠的狗吠和不安分的小牛，我的父亲发出的鼾声像磨一样响，我看见博士老爷的书房灯还亮着，那橙光在八月的静谧里闪烁，就像圣徒的长明灯一样缓慢燃烧，我感觉很好，我感觉到自己是永恒的，我感觉到幸福，因为时间似乎永远停滞了，没有人会死亡。到了早上橙光熄灭了，拖拉机开始工作，就像死亡恢复了存在（以及，比死亡更可怕的，时间）他们大叫大嚷让我穿衣，让我双手各提起一个奶桶，我像栎树枝一样瘦削，穿过蜂房和鹅池，被风吹得到处跑，我走向畜棚，动物们本来鼻子顶着墙，现在都转过头来对着我，这时传来靴子踩在泥泞水泥地上的声音，传来让我恶心的小雪茄味，还有博士老爷的手掌扼住我的脖颈“别害怕 小女娃”而我害怕地往后缩（所以他的病好不起来了吧，向我保证他好不起来，我都不敢想，他要是好了，那我就完了吧？）博士老爷倚着装种子的袋子，不说话只是看着我，要么他就是在观察水桶里翻滚的泡沫，而我没有勇气求他“放开我”我不敢求他“您走开”因为他不但是我父亲的主人，还是个部长什么的大官，每[1]年都能接待萨拉查教授一两次（我们知道萨拉查教授要来 因为庄园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布满了便装警察 他们把仆人赶开 什么都要调查一番，连我们的床垫下面都要翻找一番，还记下我们的身份证号，大门口有一辆国民卫队的吉普车，第二辆在沼泽地，第三辆在墙另一边，直到一对摩托车手鸣着汽笛开上柏树林，接下来是一辆军车，又一对摩托车，最后才是萨拉查带窗帘的汽车，便衣警察在蔷薇园散开，尽管是夏天，萨拉查教授还穿着大衣，一位戴眼镜的绅士陪伴在旁，替他开门，那人在他身边划着快步给他引路，上楼梯时，远处的乌鸦嘲弄着他们，于是第二天警方回到这里对乌鸦开火）我没有勇气求他“您走开”我胆怯，我害怕，因为他是主人，因为他有钱，因为他是部长还是什么，因为他在里斯本有很多手下，我觉得如果我说“您走开 放开我 您走开”（如果你不保证没有危险 我就什么也不说了 给我再多钱也没用，我能到哪儿去花呢？）他就会下令国民卫队对我开枪，就像他刚从电话里听到革命的消息，就拿来猎枪想要杀死所有人，拉开保险举起枪指着我们“滚出去 你们这些共党 滚出去”我母亲和我拿着一包衣服跑向大门，我父亲还在惊恐地举起双手“我们不是共党 博士老爷 我要是说谎就让我眼睛瞎了 我们从没想过偷您的东西”博士老爷失态了，他的衬衫跑到了裤子外面，帽子歪在耳边，他威胁着拖拉机手、司机、女管家、侍女们，甚至威胁他睡过的那个讨厌我的厨娘，博士老爷用枪管击打我们“滚出去”一大群人走下柏树坡朝塞图巴尔、朝帕尔梅拉而去，高处是受惊的雀鸟，讶异的鸽子一言不发，狗窝里的阿尔萨斯狼犬被放了出来，嘶吼追咬着我们惊慌失措的脚后跟，博士老爷唆使着这些狗“把他们都抓住”（最近一次萨拉查教授来的时候，一位长官率领部分国民卫队的吉普车，提前一星期来用机枪扫射乌鸦，果园里掉落了数十只乌鸦的尸体，长官用靴子把它们当球踢“这样它们才会明白 总理先生是不能取笑的”）哭泣的女管家被一只阿尔萨斯狼犬绊倒，她的行李箱散落在碎石路上，狗群叼走了她的裙子、毛衣和鞋子，我父亲想要帮他，博士老爷却拉动保险阻止了他“我要杀了你 你个蠢驴 我要杀了你”（萨拉查教授走出汽车的时候 整个庄园变成了鸟儿的坟场 没人取笑他 就连沼泽里的青蛙都没有，它们的喉咙都因为吞下水藻而肿胀）那群阿尔萨斯狼犬咬住了行李箱，互相嗥叫发狂，博士老爷命令它们“把他们都抓住”我父亲保护着女管家，还在和野兽们争夺毛衣和裙子，如果注意我父亲的脸，他都快要流泪了“我们不是共党 博士老爷 我们要是共党 就打断我的双腿 我们对政治一无所知啊”风车寻找着风，而博士先生靠近我父亲，用枪托击打他“滚出去”（萨拉查教授在和秘书谈话，在爬台阶，在和博士老爷握手，博士老爷哪怕在他面前都不脱帽，也不会停止抽烟，萨拉查教授并不理会立正的卫兵，他停下来欣赏矮牵牛花，之后消失在房子里）而阿尔萨斯狼犬在践踏菜园、撞翻小鸡、推倒花瓶，拖拉机碾过蔷薇园，侍女们一瘸一拐地朝去塞图巴尔的大路逃走，她们拎着红色的包，而博士老爷在高喊“一群共党”他的腰间插着一把左轮手枪，他从口袋里拿出弹夹，然后注意到我，就把我叫过去“那边的那个”猎枪把我和我母亲分离，他抓住我的肩膀，我父亲跪在十字路上抽泣，他把女管家的凉鞋抱在胸前“您不会杀她的吧，博士老爷？”（而透过花园门，我远远瞧见萨拉查教授在厅里喝茶，一名便装警察在用下巴对我示意）“滚开”拖拉机在温室里转圈，博士老爷晃着弹夹对我父亲说“滚出去”能听到街上侍女的声音，能听见绵羊身上的铃铛，沟渠里的流水，玫瑰茎被碾碎，博士老爷抓着我的脖子，把我领到畜棚，在狗吠声中用猎枪抵着我的屁股，我父亲还在门口抱着女管家的凉鞋看我，风向开始变了，因为青蛙的叫声更大了，而我想求他却无法发声“别杀我”畜棚里一片漆黑，堆成小山的肥料下面满是尿液和稻草，博士老爷逼我转身面对他，把我推向一根大梁，雀鸟正在上面睡觉，屋顶的瓦片开始颤抖，他在裙下寻找我 找到了 又丢了 试图再次找到我，而我已经忘记了他，我想的是静谧的八月里闪烁的橙光，和圣徒的长明灯一起缓慢燃烧，所以我不感到害怕，我感觉很好，感觉到自己是永恒的，感觉到幸福，因为时间似乎永远停滞了，没有人会死亡，直到橙光突然熄灭，死亡（以及，比死亡更可怕的，时间）重新存在，烟草味开始消散，博士老爷退了一步“这是为了让你记住我 你个臭共党”而在外面没有阿尔萨斯狼犬，没有鸽子，没有雀鸟，有的是寂静中蔷薇被折断的碎裂声以及拖拉机瓦斯油临终的叹息，我以为国民卫队的吉普车会在大门外等着逮捕我，但我没看到吉普车，街上带雨棚的公交车站像周日一样空无一人，我们去了巴雷罗，去了我母亲的表姐那里过夜，我们以前经常去那里度假，那是挤在医院后面的两间窄屋，我父亲坐在扶手椅上，不想吃饭，不想说话，一直把女管家的凉鞋抱在胸前，而我母亲的表姐叫着“埃托尔”我父亲沉默地待在橱柜旁边，柜子里满满放着西班牙玩偶和袖珍小瓷罐模型，我母亲表姐的丈夫递给他一杯野草莓酒，那是我父亲最喜欢的酒，但他毫无反应，我母亲要从他怀里拿走凉鞋“埃托尔”我父亲面朝着特茹河，面朝着河里布满野草的小岛和腐朽的船只，却丝毫没有注意到岛或是船，现在人们在街上放烟花，爆炸、闪光和红星的线条透过窗户传进来，电台里充斥着大合唱，汽车全在鸣笛，工厂不停歇地吹哨，咖啡店主在人行道上弹手风琴，和他的妻子一起跳舞，我母亲表姐的丈夫不停灌着野草莓酒，而我的父亲毫无反应，整个街区处在周六集市或圣佩德罗日游行的气氛当中，市政厅空无一人，派出所空无一人，开往里斯本的船舶在站内摇着屁股，拉夫拉迪奥区的工人在窃窃私语，我母亲的表姐给了我一碗汤和一个苹果，透过天窗，我能看见医院和穿睡衣的病人，我母亲表姐的丈夫在不上班的日子穿的正是同一种睡衣，他会边喝野草莓酒边发火，鉴于我已经忘记了博士老爷，于是我喝完了汤，吃完了苹果，吃完苹果后我走到父亲身边，说“父亲”他抬起眼看我，然后头就靠向我的肚子，开始哭起来，我已经忘记了博士老爷，但是我还记得等着挤奶的母牛，食槽里没有了种子，还因奶水过多的疼痛受着折磨，我还记得小鸡、鸽子和孔雀没玉米吃，记得我的一对嵌着小蓝石的耳环，我把它丢在庄园里，丢在了装纽扣的罐头盒里，一种奇怪的情绪涌上心头，我努力不要和他一起哭，我母亲脱下鞋子，鼻子探到脚踝处，用一根针挑破脚刺“奥黛特 你的耳环哪去了”不只是烟花，还有迫击炮，它们震动了地基，让报时的布谷鸟出了错，开始无止歇地宣告整点，弹开门 鞠个躬 叫几声 关上门，弹开门 鞠个躬 叫几声 关上门，我的父亲把头埋在我肚子前面哭，而我母亲表姐的丈夫继续灌着野草莓酒，因为鸟叫暴跳如雷“下一秒我就拧断它的脖子”我母亲将脚刺展示给一位老妇人看，那人戴着一条对她来说过大的黑色头巾，母亲坐在扶手椅拐角，冬日的湿气让旁边的墙发霉，长出成串的灰色霉菌“瞧这钻进我脚踝的刺儿 堂娜弗拉特尔尼达德”老妇人对她熟视无睹，只是被发狂的布谷鸟吓了一跳[2]“噢我的亚稣啊”老妇人是我母亲表姐的母亲，她什么都不理解，不理解烟花，不理解迫击炮，不理解喧嚣，不理解音乐，她什么都不理解，什么也没兴趣理解，只是被木鸟来回的疯狂摆动吓了一跳“噢我的亚稣啊”在拉夫拉迪奥区，每位爱乐乐团的乐手都在弹奏自己的曲子，青年拿着旗帜，一位黑白混血儿用蓝色颜料在墙上写字，咖啡馆里有个男人戴着安全帽，正踩着小梯子发表演说，因为脚刺很大，我的母亲感到自豪，又对老妇人的无动于衷感到气恼，在我父亲潸然泪下的时候挥舞着镊子“瞧这刺儿 都钻进我脚踝了 埃托尔”我母亲表姐的丈夫被叽喳的报时声折磨发疯，他把杯子扔向时钟“王八蛋布谷鸟”鸟儿立刻停止了鸣叫，像吊死鬼一样垂在发条之上，我母亲的表姐将它从墙钉中起出来，把盘子放在一边，小心翼翼地将它（布谷鸟 布谷鸟的宅第还有铅锤）放在桌布上，就好像那是一位接受整形手术的病人，与此同时她的丈夫深感后悔，他摆脱了野草莓酒的忧愁，为自己辩白“我明明让它闭嘴了 那混账没听我的话”双手合十的老妇人被发条吸引了“噢我的亚稣啊”因为没人对她的脚刺表示出兴趣，我的母亲感到受伤，在绝望中走向西班牙玩偶，向它求助以引起家人注意“我打赌伤口会感染的”我的父亲就像从长达八月的睡眠中苏醒，又像刚从极远之地归来，他对我母亲表姐的丈夫说“你要是还有野草莓酒 我想喝一点麻醉一下自己”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的父母睡在客厅地上，我母亲一直在等待自己中毒身亡，每时每刻都要量体温，我则和老妇人一起睡在扶手椅上，她昼夜不眠不休，小眼睛紧盯着布谷鸟，发条、链条、钟锤、小木板、齿轮表针，桌布上的钟表零件让她惊叹不已，老妇人会偷偷摸摸起身，把脸裹在寡妇头巾下面，用手指触碰那些玩意儿“噢我的亚稣啊”直到我父亲在一处工地找到看仓库的工作，负责保管机器设备，我们就搬到了五栋楼外，住在三层，那里正对着医院的花园，散步的病人们要么拄着拐杖，要么鼻子上插着管子，要么打着吊瓶，因为左脚生了刺，我的母亲穿着拖鞋，她怀疑地用手抚过我的双耳“奥黛特 你的耳环哪去了？”带着对病人的同情，我注视着电话线上的麻雀和河上的海鸥“别担心 明天我就戴”虽然从我们住的地方看不清河面，只能看到和我们住的楼[3]房一样老旧的房子，被岁月和制造联合公司的烟雾熏黑，此外只能看到一片荒地，上面堆放着砖头和搭放脚手架，我们那里看不清河面，但是能听见去往里斯本的船只，能感受到退潮时尸体一般的湿气，抱怨血液中毒的间隙，我的母亲去给一位工程师打扫卫生，她走到我身边，用手抚过头发下面的双耳“奥黛特 你的耳环哪去了？”制造联合公司的烟雾熏黑了我们挂在晾衣绳上的衣服、床单还有厨房里的平底锅，厨房只不过是小小的隔间，正对瘦弱的桑树，桑树上的叶子也被烟囱排出的氨气熏黑掉落，我的父亲修好了布谷鸟钟，母亲表姐的丈夫把钟送给了他，从而让岳母从失眠症中摆脱出来，她的惊叹把全家都吓坏了“噢我的亚稣啊”鸟儿被装着野草莓酒的杯子打得眩晕，报出臆想的整点和虚妄的正午，站在小门前戏耍我们，直到我父亲用一打钉子将小门封上“王八蛋布谷鸟”我们还能听见，在木头里面，鸟儿在对着我们愤怒地啄啊啄，等到它终于闭嘴了，我父亲拔出门上的钉子，我们看到了一只死鸟，四爪朝天，地上全是螺丝钉和垫圈，我们用废报纸包着把它扔进垃圾堆，从而避免散发异味，我的母亲不再因为脚刺烦恼，她对着空盒子一把鼻涕一把泪，我的父亲安慰着她“别伤心了 这个月底我就给你买个新的布谷鸟 伊蕾妮”到了月底，他给钟装上了新的布谷鸟，它被漆成红黄色，但不会叫，只会乏力地弹到轨道底端，张开嘴，鞠个躬，看着我们的时候仿佛耸了耸肩，然后沉默地消失，我的父亲先是拍打这座钟，然后将钉子旋下来，接着用力晃动“木匠明明向我保证它会叫的”木匠被叫来解释，他握着翅膀把它举起来，用放大镜观察鸟尾“也许我搞错了 无意中制造了一只母的 我的刻刀肯定是滑了 这种事儿偶尔会发生在这种小鹦鹉身上”我父亲对匠人很不满“去你的小鹦鹉 我让你做的可不是小鹦鹉 维托尔”匠人像君王一样用錾子削掉疑问之处“小鹦鹉啦 布谷鸟啦 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它们吃起来和玉米面包都不搭”没有了报时的吵闹，没有了开门关门的喧嚣，至少夜间我们可以好好休息了，至少没有鸟鸣让我的梦境偏离应有的轨迹，除了我父亲的咳嗽，黑暗中仅有的声响是水池里的龙头漏水滴在搪瓷上，是牧羊犬在翻找残羹剩饭，还有列车在车站里换轨的操作声，这还没算上工人在街上发表演说，用同志称呼我们，向我们许诺会有免费住房，声称我们是自由的，而我在想“什么自由？”因为苦难依旧，只是因为没有了警察，所以叫嚷多了，醉鬼多了，混乱多了，烟花和迫击炮声变得稀疏，人们对于用粉笔在墙上写口号开始感到厌倦，开咖啡店的不再弹手风琴，只有医院里的病人依旧沿着围栏做着垂死的巡游，我的母亲从建筑师家里回来，又一次用手拍了拍我头发下面的耳朵“别告诉我你把耳环卖了 奥黛特”我假装自己感到恼火，用鞠躬回应布谷鸟无声的大礼“我刚把它卖了”所以我要回庄园去，准备在装纽扣的铁皮盒里找耳环，我在巴雷罗搭上第一辆公交车，每当沥青高低不平，我的腰都被晃得生疼，然后在阿泽唐登上第二辆车，上面的收音机开到了最大声，一头玩偶熊在镜子里晃呀晃，等我在帕尔梅拉广场下车的时候，穷人的送葬队伍正从教堂离开，人们拿着菊花，沿着墓地的斜坡往上爬，死者的家人紧靠着棺材板，为的是不让它从马车上摔下来，生活在继续，就像之前一样，和烟花、迫击炮、咖啡店的手风琴和关于免费住房和自由的演说之前一样，还是那些退休者坐在凳子上，还是那些没有主顾的鱼贩，还是那些农民在等着有工头可怜他们给点活干，还是那处无人的市场，还是那些女人的闲聊，送葬队的菊花在拐弯处消失，后面跟着一位戴头盔拿斧头的消防员，在帕尔梅拉没有共产主义，没有大合唱，没有旗帜，没有炭笔写上字的墙壁，有的只是墓地斜坡上的那架马车，还有里面那个快要掉下来的倒霉蛋，有的只是小山丘上的城堡，还有成排成排被遗忘的橄榄树，接着是家禽养殖场还有专供搬运工的饭店，门口有卖冰棍的冰柜，再转向左边，那里就是庄园的大门，瓷砖上的门牌，一列列的石雕，通往主屋的柏树路，只是没有了狗吠，碾磨机不动了，果树里的橙子失去了光泽，掉在地上慢慢变软，拖拉机侧翻在暖房的废墟上，一个后轮已经无声旋转了几个星期，还会永远旋转下去（暖房的玻璃碎了，镜框碎了，花瓶碎了，被拉长的兰花瓣垂了下来，像巨大的紫红嘴唇一样）而我看见一只阿尔萨斯狼犬在西红柿田里踱步，悄声嘟囔着什么，畜栏里的奶牛无望地舔着空食槽，花园里的雕塑缺手少脚，泳池没有了水，有人在谷仓的废墟上放了火，小蓝宝石耳环和装纽扣的铁皮盒都不见影踪，我看见鸽子迷失了方向，雀鸟也面带悲伤，小鸡像提线木偶一样动作机械，匆忙啄食着生菜和风信子花，蛙声一片，桉树朝车库靠近，房子的窗户全都敞开，礼拜堂里既没有圣母也没有雕花烛台，凉台上的帆布椅子破破烂烂，我看见了便衣警察记录我们身份证号的回忆，于是想“共党把博士老爷带走了”我想“共党带着烟花和迫击炮和手风琴和演说而来 然后带走了博士老爷 猎枪完了 威胁结束了 子弹没了”而在巴雷罗，在比表姐更小的屋子里，我的母亲放下装豌豆的盆，用手触碰我的耳朵“别告诉我你把耳环卖了 奥黛特”山毛榉丛像围栏边的病人那样自言自语，穿过那里的时候我在想“乌鸦怎么了？”因为听不到它们的嘲讽，看不到它们忽小忽大的阴影在地上移动，我走过车库旁的房子然后转弯，汽车上的镀铬脱落成粉末，我来到洗衣池前，晾衣绳上的衣夹就像塑料雀鸟（孔雀栖息在杨树上，发出一声号叫，像是被砍了一刀）鹅在庭院里叽叽喳喳，舌头伸了出来，脏兮兮的颈子拉直了，那些愤怒的脖子都对着我，我想着“乌鸦怎么了？”在巴雷罗，我的父亲又一次把手伸进装豌豆的盆，与此同时，小鸟被涂成了红黄色，无声地鞠了个躬，然后轻柔地关上了门，我的母亲说话很大声，为的是让我父亲听到“那对耳环至少值三千块呢 我想都不敢想”我的父亲在房间里到处翻找“我真倒霉 领带放哪儿了”我的母亲粗暴地剥着豌豆，颈子上的动脉激烈地跳动“打上领带 浑身浸满香水 你就想着见你的那个婊子 你女儿在那边把耳环卖了 你却一句重话都不说”我觉得乌鸦是移居到了塞沙尔或者阿莫拉，不过最后发现它们在水井旁的核桃树上窥视着我，没有一百只，没有五十只，没有二十只，只有大概十只扑腾着破布一般的翅膀，一对五月的鹳鸟在旧仓库里筑了巢，我的父亲对着生锈的碎镜子打领带“臭婆娘 你说谁是婊子呢”我进到杂乱无章的厨房，冰箱坑坑洼洼，灶台上摆满了锅，锅里的油脂已经发硬结块，橱柜没有帘子，也缺少各式杯子，大理石池子上果皮和骨头堆积如山，果酱罐上发了霉，蜘蛛将餐具贮藏室编织成花布，红黄色的布谷鸟打开小门，出来行了个如管家一般周全的大礼，而我母亲的语气里充满火药味，她把豆荚扔进垃圾箱，然后用水冲洗豌豆“我说的就是那在船站卖票的浪货 还把指甲涂成金色 周六有人看到你和她在公园散步了 你这鬼家伙可别想骗我”回廊里的靠壁桌满是灰尘，长地毯被狗撕成碎片，书架上空空如也，灯罩破破烂烂，窗帘和桌布的碎片散落在地上，我的父亲吹着小调，穿着礼拜日的正装，头发梳得笔直，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下巴上贴了个膏药盖住伤口，印花领带像餐巾一样宽大，我的父亲沉浸在喜悦里，他在装洋葱的篮子里寻找鞋油，然后用海绵给鞋头上油“我可不是去找人 我是去工作”而在小厅里有个扶手椅，萨拉查教授曾坐在上面，接过女管家递来的一碟饼干或吐司，就像在进献弥撒用的酒水壶一样夸张，单生花都倒了，一半的地毯在阳台裸露，屏风被匕首划破了，床单只剩一小块拖在地上，无线电的罩子不见了，线圈和小灯管露在外面，先有混乱的声音沸腾，然后沉寂下去，再有更多的声音翻滚，最后化为无声，里面仿佛居住着一大群小人，呼救未果最后溺死，我的母亲将豌豆沥干，生火，她想起了自己有脚刺，所以重新开始跛着走“总有一天我会跟她干一架 我发誓 总有一天我会和她干一架 我会把她的辫子揪下来”无线电里的低语慢慢消失，破碎的水缸在庭院里喷洒，厨娘曾在这庭院里对着陶罐杀鸡，以前我看到血会怕，会哭，我害怕那些盯着我的圆眼珠，害怕那些爪子，害怕那些羽毛，害怕羽毛下面粉色的皮，害怕厨娘会抓住我的脖子，拿刀把我的喉咙也割断，害怕厨娘像博士老爷在畜棚里那样扼住我的脖子，我有问题要问他却问不出来，我弓着身子对着前面奶牛的食槽，感觉到燕麦和种子的气味“您不会把我的血放进陶罐吧 不是吗”博士老爷的皮带松开，背心敞着，大腿夹住我的腰，一边笑一边将小雪茄的烟雾吹到我的颈背“别动 小姑娘”我吓坏了，因为自己的血滴在水泥沟槽里，因为奶牛们情绪激动，因为风车的铰链在南边抖动，我有话想求博士老爷却说不出口“请您发誓不会割开我的喉咙 请不要割开我的喉咙 别割开我的喉咙”露台上满是书房里烧焦的纸，杂志，报纸，相簿，枢机主[4][5]教大人和博士老爷的照片，海军上将阁下和博士老爷的照[6]片，萨拉查教授和博士老爷的照片，教皇和博士老爷的照片，老爷穿着礼服，胸前挂着勋章，正亲吻教皇的戒指，我的父亲喷了过量的香水，用力甩上门，在楼梯上吹起小调“我说我是去工作 我就是去工作了”写字台的抽屉被翻得底朝天，保险箱里不见钱财珠宝，一座大理石半身像倒在大地毯上，档案被匆忙翻动过，我在想那位卖船票的女职员，在想那座半身像雕的是谁“他走了 再也不会回庄园了 他走了”而我的母亲猛地脱下围裙“你想吵架 混蛋 我这就和你吵”柏树林那边有只雀鸟在呼唤我，雏菊在抖动锁骨，没有衣服的橱子里衣架在晃动，我的母亲辱骂着扎辫子的女子“你个婊子”博士老爷放开了我，我抖着裙子，因为流血而担忧，但是因为没有陶罐、没有厨娘也没有刀片而感到安心，我感到高兴“我没死”此时钢琴声响起。响起的琴声不似从前，从前若昂少爷会在琴身上放一本乐谱，用食指把凳子抬高，手指弯曲又绷直，手指弯曲又绷直，手指弯曲又绷直，鼻子朝着天花板，音乐声飘到谷仓，飘到帕尔梅拉的路上，如果我们正好在吃饭，那连汤的味道都不一样了，万物都附带上甜蜜的哀伤，就好像我们得了流感，又或是身处九月落雨的午后，响起的琴声不似从前，从前琴声会让狗群不安，会增添夜间橙色的光辉，而如今的琴声伴随着瀑布般的犬吠，如同泥泞的骚动，就像失控的腐臭，我的父亲在隔开她俩，同时还要确保自己的领带没歪，西装没皱，我的母亲打着赤脚，披头散发，脖子缠上了船只女职员的项链“你个婊子”博士老爷在如今的大厅里，没有帷幔，没有沙发，没有壁画，没有棋桌，没有吊灯，没有家具，露台朝着荒废的庄园倾倒，花坛近乎枯萎，鸽棚只剩残垣，车库里没有轮胎的汽车慢慢腐朽，我的母亲踮着脚扇另一个女人耳光，她对我的父亲说“放开我 你个混蛋”博士老爷坐在可以升降的琴凳上，偶尔在无用的瓦砾中间按下琴键，他摆动着身体，仿佛那些音符会把他带走，而因为自己的领带脏了，我的父亲大光其火，他一把推开我的母亲，让她一屁股坐在地上“你闹够了没有”博士老爷坚持弹奏着音乐，更快速地摆动身体，更快速地按下琴键，他穿着短袜，身着衬衫和褪色的裤子，他不修边幅，瘦弱不堪，胡子花白，比上个月老了许多，已经不能把我压倒在食槽前面“别动 小姑娘”他不能再紧紧扼住我的脖子，不能再扒下我的裙子，我不害怕他，不怕陶罐不怕刀子不怕我的血滴在水泥地上，我没感到害怕，没感到愤怒，什么感觉也没有“别动 小姑娘”一只乌鸦从窗前经过，第二只乌鸦，第三只，那些翅膀在攀缘植物、在柱子、在没有鹤望兰的石雕上扑腾，一只阿尔萨斯狼犬在果园里嘶吼，却没有母犬回应，夜色笼罩了山毛榉的树冠，很快蝙蝠开始出没，黑暗中没有灯光，椅子在吱嘎作响“别动 小姑娘”我不害怕，不遗憾，不愤怒，什么感觉也没有，钢琴声突然停止，而我的母亲一边号啕大哭，揉着后背，一边对我的父亲说“你个混蛋竟然和那婊子站一边 你居然打我？”钢琴声突然停止，博士老爷透过琴谱看着我没有说话，他就这么看着我，就这么过了许久，直到大厅里只能看见小雪茄的光点和钢琴上的烛台，只能看到一个戴帽子的人的剪影，他带着胜利的哭泣将手臂伸开成为十字“让你的那些共党同伙们来吧 小姑娘 让你的那些人渣同志们都来吧：我这儿已经不剩什么东西是他们可以拿走的了”[1] 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1889—1970），原为经济学教授，后成为葡萄牙“新国家”政权的独裁者。[2] 此处老妇人将“Jesus”念成了“Jasus”。——编者注[3] CUF（Companhia Uni·o Fabril）是一家以化工产品为主体的企业，一度为葡萄牙最大的企业雇主。[4] 指曼努埃尔·贡萨尔维斯·塞雷热拉（Manuel Gon·alves Cerejeira, 1888—1977），萨拉查的大学同学和老友，1929到1971年间担任里斯本教区枢机主教。[5] 指亚美利哥·托马斯（Am·rico Tom·s, 1894—1987），1958到1974年担任葡萄牙总统。[6] 指1963年至1978年担任教皇的保禄六世，曾于1967年访问葡萄牙。述每周有一次，我不去船上工作。我用钥匙锁上门，防止索菲亚的表兄弟们进庄园把我赶走，我曾经就这样被从卡斯凯什的家赶出来过，然后我去里斯本，去病院探望我的父亲，他住在阿尔瓦拉德区，住在底层，那里以前都是农田，现在则布满了住宅、露台咖啡座和树荫下的街道，他就坐在床边的扶手椅上，说不了话，周围也都是无法说话的老人，那些人也穿着袍子，也静止不动，也把手指放在膝上，在愤怒的空无中沉默地望着我，到了晚上，伴着拖鞋痛苦的擦地声，两位女护工会扶着我的父亲上床“睡觉觉啦 睡觉觉啦 哪个小朋友最乖 乖乖睡觉觉去？”她们解开父亲睡衣的布袋，拉开襟门的拉链，在他极度消瘦、除了毛就是骨头的双腿间摆上便盆“嘘嘘 博士先生 嘘嘘 嘘嘘嘘嘘嘘嘘嘘嘘 就是这样 继续 真乖 太棒了 乖孩子 小淘气 今天不会把洗干净的床单尿湿了吧”我的父亲下巴下垂，屁股绵软，正尝试用颤抖的袖子擤鼻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