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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葡)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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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官手记

审查官手记试读:

审查官手记[葡]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 著王渊 译中信出版集团[1]我将这本小说献给埃内斯托·梅洛·安图内斯,二十五年来他一直是我的队长,他的勇气和正直永远是我的榜样[2]还有玛丽安·爱,翻译我的书时,她慷慨投入非凡的才华和情感。[1] Ernesto Melo Antunes(1933—1999),葡萄牙军官、政治家,在1974年康乃馨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无特殊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2] Marianne Eyre(1931年生),瑞典翻译家,主要翻译葡萄牙语和法语作品。阅读我的处方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每当有人声称读了我的书,我都会对这一错误感到沮丧。因为我的书并不能通过人们通常所说的“阅读”方法来看:在我看来,只有一种方法能够接近我写作的长篇小说,那就是以患病的方式“沾染”这些书。人们曾这么将比约恩·博格和其他网球选手相比,别人是在打网球,而博格打的完全是另一种东西。为了方便起见,我把那东西叫作长篇小说,其实也可以叫作诗歌,幻觉,什么都行,只有把它们看作别的东西,你们才能理解。人们得放弃自己的钥匙,那把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钥匙,我们用它来打开人生之门,我们要放弃它,放弃自己的还有别人的钥匙,只使用文本提供的钥匙。倘若用其他方法,我的书就会变得难以理解,因为话语只不过是私密情感的符号,而人物、场景和情节只不过是表面的托词,我只是用它们来引领走向灵魂背面的深处。我提议的真正冒险,需要叙述者和读者一同在无意识的黑暗和人性的根基处进行。谁要是不懂得这一点,就只能理解书中最零散也是最不重要的方面:国家、男女关系、身份问题和对其的搜寻、非洲和殖民剥削的残忍等等,也许在政治、社会或者人类学角度上,这些主题十分重要,但它们和我的作品一点关系也没有。总体来说,我们从人生中所能够收获最多的东西,其实是对人生的认知,但这种认知总是姗姗来迟。所以在我的作品中没有排他的含义,也没有确定的结论:只不过是虚构幻想的实体化象征,以及我们残缺不全的理性。你们需要陷入这些作品表面上的漫不经心、暂停和冗长的省略,沉溺在阴影覆盖的波浪摇摆之中,一点一点地,文本就会把你们带去和致命的黑暗相见,这对精神的再生与革新至关重要。你们需要在一页页的阅读过程中失去对共同价值的信心,让我们虚伪的内心一致一点点失掉它本没有、但我们赋予它的意义,才能让另一种秩序从这种冲击中诞生,这也许会苦、会痛,却不可避免。我希望书店不要把我的长篇小说放在别的书旁边,而是远远地放在密封的盒子里,这样它们就不会传染别人的故事或者猝不及防的读者:这是因为,如果想要寻求谎言却找到真相,这是太过高昂的代价。请你们像梦中一样在我的篇章里行走,因为只有在这场梦、在梦中的光明和阴影中,你们才能找到小说的意义,它的强度将符合你们光明的本能,也将对应你们史前的阴影。然后,一旦旅程结束,一旦合上书本,就康复吧。我要求读者在小说(或者叫诗歌、幻觉或是你们想出来的其他名字)的众多声音中间有一个自己的声音,这样才能在世上的魔鬼和天使之间占有一席之地。其他任何处理我写作的东西的方式都只是在阅读,而不是一次启蒙,一次在旷野的启蒙,在那里,访客的血肉将在孤独和欢乐中被吞食。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困难,你们只要像我前面提到的一样用患病的方式对待这些作品就行了:你们会看到,回归自身的时候你们会满载而归。有些——差不多全部——对我所做之事的误解,其实都来源于一个事实,即用别人教我们对待其他故事的方式来处理我写的东西。他们会惊讶,因为我这里并不存在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故事”,存在的只有巨大的同心圆,它们越来越窄,表面上让我们窒息。表面上让我们窒息,其实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呼吸。丢掉你们身为文明生物的、限制重重的外衣吧,让自己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请注意,我说的话里充斥着没有被描写的人物形象,他们基本没有特点:这是因为他们就是你们自己。之前我曾说过,完美的书每一页都是一面镜子:它们映照出我,也映照出读者,直到我们都再也不知晓两者中谁才是自己。我所尝试的是让每一个都成为两者,然后我们从这些镜子中回来,就像从史前的洞穴中归来一样。这是我唯一了解的救赎,而且就算我还知道别的方式,这也是我唯一感兴趣的。现在到了该清楚阐明我怎么看长篇小说写作这门艺术的时间了,通常我都是用一种轻佻的幽默回答记者们的问题,因为我觉得那些问题很多余:一旦我们知晓了答案,所有的问题都变得不重要了。还有,请千万放弃评判的能力:一旦达成理解,评判就会停止,我们会惊奇地发现,面前的一切既清晰又简单。因为我的小说其实比看上去的要简单许多:通过持续饥饿带来的食人经历,以及对常规长篇小说的反抗,它们虽然有数不清的冒险,但保留了实际意义。那些小说的问题在于缺少必要的东西:属于完整生物的极度尊严。福克纳(我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喜欢他了)曾说过,他发现写作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它让人们用后蹄走路,并投射出巨大的影子。我请你们注意到这个阴影,认识到它是属于你们的,并且除了理解它是你们的一部分之外,在最好的情形下,它还能让你们的生命连贯起来。本文原载葡萄牙杂志《视野》(Visão),2002年1月3日。报告一(像陌生小鸟一样飞翔的任何一个小丑)述而进入里斯本法院时,我想的是庄园,不是现在的庄园,现在的花园里雕塑残破,泳池空空如也,杂草吞噬了狗舍,还在花坛里肆虐,大宅失去了屋顶,雨水直接冲刷着钢琴,哪怕[1]上面还摆着女王的签名照,冲刷着缺少棋子的棋桌,冲刷着化为碎条的地毯,冲刷着我摆在厨房的铝床,床靠着火炉,整晚我都被乌鸦的大笑吵得睡不着进入里斯本法院时,我想的不是现在的庄园,而是我父亲那时的家和庄园,那时塞图巴尔(一座无关紧要的城市,就像偏远的村庄,光线在黑暗的律动中围着露天音乐台起舞,又被群狗绝望的叫嚷撕裂)还没有扩到庄园门口,没有扩到墙边的柳树,河里还没有乱糟糟的拖网渔船和小贩,那时候,每周日早上女管家都会拽着我的胳膊,伴着头顶喧嚣的鸽子,去塞图巴尔购物我父亲那时的家和庄园,楼梯两旁有花岗岩天使拱卫,还有覆满墙壁的风信子,那时候,走廊里的侍女就像法院门厅里的人一样忙乱(那是七月,弗龙泰拉侯爵街上的树在阳光下朝房屋的方向弯曲)人们在电梯周围不断汇集又散开,焦急不安,匆匆忙忙,这时候,在这些证人、被告和工作人员中间,我的律师抓住我的衬衣,指着楼梯“走这边 工程师先生 离婚走这边”而我没有把法庭放在心上,也没有把他放在心上,我想的是在帕尔梅拉度过的那个遥远的七月(我当时应该十五六岁,因为那时候新车库刚在山毛榉林旁边建成,拖拉机绕着菜园转圈,碾磨机的铁片在高温下吱呀作响)我听到小教堂里的低语、脚步声和议论,那不是小鸡、雀鸟或乌鸦的声音,而是人声,也许是阿泽唐的吉普赛人在偷圣徒像和雕花烛台(女人身着黑裙,男人对着放在火上的水壶吹气,消瘦的骡子黯然神伤)而我从入口的瓷瓶里拿起手杖,快步穿过饭厅“走这边 工程师先生 离婚走这边”随着吊灯在桌布上洒下玻璃的影子,我跳过种着鹤望兰的花坛,跳过矮牵牛,小教堂的门开着,大蜡烛在拱顶上晃动,而我看到的不是阿泽唐的吉普赛人(女人身着黑裙,男人对着放在火上的水壶吹气,消瘦的骡子黯然神伤)我看到的是厨娘躺在圣坛上,衣衫凌乱,围裙掀到颈边,而我的父亲浑身通红,嘴里叼着小雪茄,头上戴着帽子,抓着她的屁股,无惊无怒地看向我,在这个礼拜日,在田庄管事面前,在女管家面前,在侍女们面前,在大叫大嚷地回应了神父口吐的拉丁文之后,我的父亲在圣餐中间点着小雪茄(风吹动了干牡丹和沼泽里的桉树,沼泽随着淤泥的呼吸忽大忽小)把我叫到书房,书房的窗户正对着养兰花的温室和海风“希望您妻子不要迟到 工程师先生 不然法官不知道会把离婚判决推到猴年马月”(然而却看不到海鸥,在山这头看不到海鸥)他站起身,绕过写字台,掏出背心里的汽油打火机,伸手掐住我的颈背,那姿势就像在打量畜棚里的羔羊和幼崽“她们要怎样 我都会做 但我从不摘下帽子 这样别人才知道谁是主人”我的父亲伸手掐住田庄管事女儿的颈背,少女光着脚,脏兮兮的,红头发,奶头像母牛一般悬垂,她蹲在木凳上,父亲掐着她的脖颈,逼她弯下身对着食槽,手上还拎着奶桶,我的父亲全身通红,再次用肚脐挤压着她的屁股,点燃的烟头对着屋顶的横梁,田庄管事的女儿没有反抗,女管家没有反抗,谁也没有反抗,连反抗的念头都没有,我父亲的手离开我的颈背,轻蔑地指向厨房,指向侍女们的房间,指向果园,指向整个庄园,指向全世界“她们要怎样 我都会做 但我从不摘下帽子 这样别人才知道谁是主人”每周六午休过后,我父亲会让司机去买两百五十克葛粉饼干,然后把他送到帕尔梅拉,送到药剂师遗孀位于城堡斜坡的住宅,那栋房子有针织帷幔,橱柜里有一只石膏猫,晚上回到庄园的时候,他的身上全是廉价香水的味道,最多再过半小时,就能听见他在客厅扶手椅上打呼噜,帽子盖住眼皮,最后一根小雪茄在口中燃烧,与此同时,猫头鹰从沼泽飞到花园里饶舌,而律师穿着昂贵的律师服,衬衫和袜子的色调无比契合,他正在不耐地用指甲敲着表盘“如果您的妻子在离婚协商上迟到 我们就有大麻烦了”这律师是大女儿给我找的,当时她一出现在庄园就对着我发火,气愤地检视没有玻璃的窗户和木板腐烂的地面,气愤地检视放在钢琴上女王像旁边的一锅冷汤,气愤地检视地毯上的瓜果皮“你是怎么做到一个人住在这种破烂地方的?”昂贵的律师是在昂贵的理发师处剪的头发,他在昂贵的办公室接待我,那里有昂贵的画,昂贵的柜子里有昂贵的精装书,昂贵的女人和昂贵的孩子们在银相框里微笑,家具快要和我父亲的家具一样昂贵,律师假装没注意到我当腰带用的断绳、没涂油的鞋子、失去弹性的短袜和破烂的裤子,他打量我的目光里带着厌烦和轻蔑,我的岳母也曾那样打量过我,那时我第一次走进位于埃斯托里尔的豪宅,就碰倒了桌上的小装饰物,所以羞愧万分,我的岳母在和她的妯娌们打桥牌,电光石火间赢下一手,然后朝我扬起眉毛,就好像在她面前的是个蹩脚的园丁,刚刚剪毁了凉台上的黄杨树“小伙子有钱吗 能让索菲亚保持她一贯的生活水准吗?”律师讨厌我太过短小的外套,讨厌我裤子臀部上的补丁,讨厌我滑稽的小胡子,他在须后水的云雾中摆弄银质自动铅笔,尝试着把自己从我的事情中摘出去,同时还不会惹到我的女儿“让我们等等看有什么可以做的 工程师先生 我没法保证”我离开的时候,接线员看我的样子就好像我是耶和华见证[2]人或是兜售百科全书的小贩,我的大女儿在翻厨房里的抽屉,裤衩和餐具混在了一起(叉子变形了 勺子上有铜锈 刀子什么也切不动)“你连一套整洁的正装都没有?”索菲亚用手背给我的肩膀掸灰“来见我妈妈之前 你本可以稍微拾掇一下的”而在我打碎一盏球灯之后,我的岳母就把牌局抛之脑后了“你这小伙儿是真蠢还是装傻?”我在里斯本的法庭里,旁边是用指甲敲手表的律师,但我想起的是碾磨机的铁片生锈发暗,哪怕有风也不再运转,我想起的是空荡的狗窝,缺少食物的阿尔萨斯狼犬在山里四处奔走碰运气,要么就是在沼泽里嘶吼,这时一位女职员开始唱名,有人答应的话就用铅笔打个钩,我想到的是八月份带我的新娘去庄园,我父亲坐在院子里的摇椅上,和军士长的妻子一起喝着柠檬水,那位女士穿着巴洛克式的绸缎,每当丈夫在军营执勤,下午她就会从塞图巴尔坐车过来,而我对我父亲说“这是索菲亚”而我父亲用蒙眬的睡眼打量她,就像他打量厨娘、田庄管事的女儿、吉普赛女人还有侍女一样,他手指一弹,压了压头上的帽子她想怎样 你就去做 但永远别摘下帽子 这样别人才知道谁是主人“她想怎样 你就去做 但永远别摘下帽子 这样别人才知道谁是主人”焦虑的律师向我展示表上的时间“您的妻子出什么事情了吗?”索菲亚羞涩地整了整发卡,她的脸红了,乌鸦在山毛榉树上放声大笑,房屋的倒影在游泳池中摇摆,军士长的妻子摆出养母的模样对着我们微笑,我父亲打量着索菲亚,声音漫不经心,就好像谈论的是棚圈里的牲畜“皮包骨头 跟个衣架似的 你从来不知道怎样的小母牛才是好货色”律师的脸色时而镇静,时而沉重,他径直走向电梯的时候整了整袖口“终于来了 工程师先生”此时的索菲亚没有戴发卡,不是二十岁,没有因为羞涩脸红,没有用手背掸我的肩膀,她身旁的律师和我的律师是那么相像,简直可以说是同一个人在照镜子,可以说是复制品或者双生子,两人都是在昂贵的理发师那里剪的头发,都穿着量身定做的切维奥特羊毛呢,都一丝不苟说一不二值得信赖,都散发着同一种如海鳗般威严的须后水的气味,索菲亚的无名指上戴着我岳母的戒指,同时也承袭了她母亲毫不掩饰的轻蔑(“你这小伙儿是真蠢还是装傻?”)她没有看我,没有对我笑,没有对我说“你本可以稍微拾掇一下的 若昂”而我对着同她那个律师一模一样的我的律师说“我就不应该摘下帽子 这样别人才知道谁是主人”在切维奥特羊毛呢的顶端,律师不解地问“您说什么?”这律师很像我父亲那个时代来庄园的律师、银行家、经理、代表和部长,他们的车队沿着隔开大门和房子的柏树路前行,车窗玻璃不透明,看不见他们的脸,下车后他们会漫不经心地抚过我的下巴,不看我就说“长成大小伙儿啦”他们会整个下午关在钢琴厅里,戴着白手套的侍女们托着盘子不停进出,女管家让我去后面玩,田庄管事则在驱赶乌鸦,让狗儿闭嘴,律师、银行家、经理、代表和部长们到晚上才回到他们巨大的车里,消失在去里斯本的路上,此时我的父亲会将他们全部抛在脑后,重新呼吸沼泽的气息,最后的几只雀鸟正消失其中,经过我面前的时候,索菲亚带着和她母亲一样毫不掩饰的轻蔑,而不解的律师凑过身子想听清楚“您再说一遍?”我不是在法庭,是在庄园,在青蛙的哭声中走向我的父亲“我就不应该摘下帽子 这样别人才知道谁是主人”律师惊讶的眉毛都顶到了头发根“您再说一遍?”怎么说来着,他就像中邪了一样,不是身处法庭,而是在埃斯托里尔,正在埃斯托里尔对着赌场棕榈树的窗前打桥牌,然后看到了我刚打碎的球形灯“你这小伙儿是真蠢还是装傻?”在埃斯托里尔的豪宅,我正陪着我的父亲,他穿得像个农民,戴着铜链子,脚上穿着绵羊皮靴,头上顶着旧帽子,牙间叼着小雪茄,我的父亲把纳什牌老爷车留在车库,让身着制服的司机擦亮镀铬,然后叫来帕尔梅拉唯一的出租车,驾车的那个小丑戴着大檐帽,每到一个食铺就借口马达需要休息停下来,然后在葡萄藤和苍蝇中间流连好几个小时,陪伴我父亲的是药剂师的遗孀,她的脸藏在厚厚一层珍珠粉和一把缺少扇骨的塞维利亚扇子后面,一只袖珍狗在她怀里汪汪叫,寡妇和我在出租车里受着炙烤,车里散发着旧鞋盒子的味道,而我的父亲和戴大檐帽的小丑一边喝着小酒,一边用草扇扇风让沾满了烟灰的散热器降温,就这样,直到午后我们方才到达埃斯托里尔,在对着沙滩和海鸥的凉台上,其他人没等我们就开始打桥牌,父亲推着寡妇和被羊毛披风遮住的小狗径直朝屋里走去,而我的岳母并没有对我父亲的缺乏教养表示不快“你这小伙儿是真蠢还是装傻?”父亲把小丑留在庭院里,任他在绣球花间蹒跚,旋紧又取下出租车的马达,马达不停发抖,因为太过痛苦,好像要爆炸一样,我的父亲手里拿着茶勺,观察着索菲亚的母亲和她的妯娌们,那慵懒的眼神和他看厨娘、管家女儿、吉普赛女人和侍女时一样,他没有摘帽,也没有停止抽烟,接下来他就会把其中一个女人推进最近的空房间,扒下她的裙子,让臀部因撞上立柜或是衣橱变得扁平,橱柜的抽屉开始呻吟,以此告知下一个进来的人“她们要怎样 我都会做 但我从不摘下帽子 这样别人才知道谁是主人”我的父亲拿着茶勺,药剂师遗孀在喂那只小丑狗饼干碎,而我的岳母没有发怒,没有不满,十分宽容“弗朗西斯科 你家小子没有继承你的幽默感 真是太可惜了”棕榈林后面是海,浮桥上的海鸥安静洁白,和庄园里杂乱的乌鸦迥然不同“弗朗西斯科 你家小子没有继承你的幽默感 真是太可惜了”我的父亲一言不发,继续审视打桥牌的那些妯娌,带着审视畜棚里奶牛的那种些微的不耐,我的父亲用折刀刮去靴子上的污泥,但是我当时喜欢你,父亲,我喜欢你,我没法说出口,不过我喜欢你,索菲亚的母亲递来烤面包,我的父亲没有看到,因此也没表示拒绝,他专心致志对付鞋掌上的淤泥,索菲亚的母亲小心翼翼地说“你当国务卿的时候 我弟弟佩德罗为了银行的事儿去找过你好多次 你应当记得佩德罗吧”而在里斯本的法庭里,律师对我说“法官叫您了 工程师先生”律师忧心忡忡,心神不宁,面带恳求,切维奥特羊毛呢突然显得廉价掉色,发型突然变得平凡,就好像他光顾的理发店藏在法国岩或阿马多拉区的楼梯井下“判决期间请不要张嘴 工程师先生 别说什么谁是主人的怪话”回廊里职员们在打字,布告栏上有禁止吸烟的告示和标志,很多人在等候,走廊尽头有一架子书,墙上挂着日历,地上摆着档案夹,政府办公桌上堆满了法典和卷宗,而壕沟之后的法官伸出钢笔,就好像在防御我们的冲击,他就像小学低年级教师,下半张脸藏在契约后面,小纸片当书签卡在里面,他看着我的眼神里好像在请求原谅,我也曾对我父亲露出过这一[3]神情,那是在革命发生一两周以后(士兵 军事游行 武器 监狱 我的岳母和她的妯娌们在马德里郊区的低档旅馆 没有行李箱 没有护照 胆战心惊 试图打电话给里斯本 没有人接 打给庄园 农民们嘶吼着侮辱她们 我的岳母和她的妯娌们在西班牙 皮草外套穿了一层又一层 每只腕子上都戴着好几只手表 我岳母的兄弟们在保险公司被持枪的平民羞辱 在绞盘海滩被持枪的平民羞辱 我岳母的兄弟们被押上运肉的卡车送往卡西亚斯监狱 送往佩尼切监狱 送往犹太谷监狱)我也曾对我父亲露出过这一神情,那是在革命发生一两周以后,他把索菲亚、孩子们和我一起叫到庄园,他拴上窗户,锁好画和银器,从狗窝里放出阿尔萨斯狼犬,解散了侍女,他在楼梯顶等着我们,腋下夹着猎枪,口袋里塞满了弹夹,我的父亲还在抽着小雪茄,头上戴着帽子“哪个共党胆敢第一个进来 我会打爆他的头”他拿起猎枪瞄向沼泽,瞄向谷仓,瞄向果园,瞄向柏树小径,阿尔萨斯狼犬在花坛打滚,把水仙花搞得七零八落“哪个共党胆敢第一个进来 我会打爆他的头”而律师小声地说“您可以坐下来”阿尔萨斯狼犬飞奔着消失在房内,碰翻椅子、撕破沙发、毁坏帷幔,然后伴着锅碗瓢盆的交响乐回到花园,身上还缠着靠垫、窗帘和毛巾的碎片,我的父亲对着受惊的乌鸦射击“哪个共党胆敢第一个进来 我会打爆他的头”他强迫我和他一起巡逻,谷仓,菜园,车库,沼泽里的桉树林,青蛙在里面哭啼,他从腰间解下一把左轮手枪递给我,从帽子下面嘟哝“要是有共党来就开枪”父亲的一生中,这是我所知他最孤单的一次,没有女人,没有朋友,没有下属,没有同伙,他用枪托敲打畜棚里的奶牛,试图在食槽里、奶罐里、种子袋里、稻草堆里寻找革命者,我的父亲在屎尿横流的水坑里先跪后趴,然后不停地拨弄起农具“你没听到吗 你没听到吗”一只阿尔萨斯狼犬在外面吠了一声,我的父亲试图站起身的时候滑倒了(“弗朗西斯科 你家小子没有继承你的幽默感 真是太可惜了”)他再次尝试站起来“他们来了”狗叫声越来越大,还有乌鸦的大笑,还有山毛榉里的叹息,我的父亲撞上了小木桶,又撞上木耙,他四肢并用爬向出口“快开枪”索菲亚开始用打桥牌时的语调回答问题,那是她母亲的语调,就好像我不存在,就好像我从未存在过,而律师则在向法官示意“您别开口 工程师先生 让我来说”但是庄园里谁也没有,没有扛着机枪的平民准备前往里斯本的街头,没有共党在大门口出现,除了桉树上的乌鸦和石制的天使以外什么也没有,从我们分居以后,庄园里没有了别人,只有我在车库里建了一艘船以便有一天离开,索菲亚说完了,在卷宗堆起的城堞后面,像小学教师的法官动了动下巴,好像在保证她不会不及格,而律师的切维奥特羊毛呢又显得昂贵了起来“委托人的唯一财产是一间毫无价值的房产”而在埃斯托里尔,我的岳母把牌局抛之脑后,而是狐疑地打量着我的衣着“小伙子有钱吗 能让索菲亚保持她一贯的生活水准吗?”所以婚后他们请我去银行上班,条件是在月末的工资单上签字,条件是我不许异想天开,不许搞什么项目,不许在会议上发言,也不许去工作,事实上,条件就是我不再存在,对我的岳母来说不存在,对我的妻子来说不存在,对我的孩子们来说不存在“你是怎么做到一个人住在这种破烂地方的?”我在车库的废墟里造船,一棵橡树的残骸时刻威胁着那里(树枝刺穿了屋顶,树根拱起了地面)我造船是为了有一天离开,不要像我父亲一样留下来,趴在屎尿横流的水塘,徒劳地想要爬向出口“快开枪”而我在入口处看到的是已经死去的田野,是缺手断脚的天使,是没有玻璃的窗户,是被狗践踏过的菜园,是没有柴火的柴火灶抵着床,还有我的咳嗽在空房间里的回声,法官的眼镜偶尔会被法典反射出转瞬即逝的光芒,而律师则想要到达那部法典的山脉“委托人放弃了他的工作间 多年来一直管理着妻子的一间家族企业 却未在被解雇时获得补偿 该补偿应受法律保障”其实并非他们解雇了我,他们只是告诉接待员禁止让我入内,我在门厅,接待员两手摊开“我很抱歉 工程师先生 这是命令 别生气 工资支票应该会寄到您家里”直到他们连家也不让我进了,这回负责的不是接待员,而是我妻子的两个表弟,他们等在埃斯托里尔,不让我进别墅,他们并没有表现得多么有敌意,多么挑衅,多么暴力,他们只是中立地说“索菲亚想要和你离婚 所以叫来了一辆保险公司的货车 我们把你的那堆破烂都送去帕尔梅拉了”一只行李箱,一包衣服,一本相册,我母亲的象牙耶稣受难像,一盒工具和船舶设计图,埃斯托里尔当时是晚上,正下着雨,赌场的棕榈树朝着旅馆弯下身,而我手上还拿着钥匙,无法做出反应“为什么”我之前也这样问银行门厅的接待员,当时接线员和女秘书都在同情地看着我外套上的污渍(而我的大女儿在摇晃厨房里的抽屉 里面的裤衩和餐具混在了一起叉子变形了 勺子上有铜锈 刀子什么也切不动“你连一套整洁的正装都没有?”)“为什么?”法官重新出现在卷宗组成的环圈间隙,盯着像受惊的动物一样的所有人,在此之前,那另一位律师,那个镜中的影像、复制品、双生子展示了会计的证词,有复印件、发票、数字、图表和指着上面和两边的彩色箭头“管理一家破产了的公司?”我可没有做什么管理,我只是在他们让我写的地方写上名字,再在人事经理给我的支票和收据上签名“签在图章上面 工程师先生 十分感谢”我不懂贷款,不懂支票也不懂收据,我猜不到人事经理会卷走银行的钱逃到约翰内斯堡,不管是卡西亚斯、佩尼切还是犹太谷监狱,我岳母的兄弟们甫一出狱就把我喊去开会,不让我坐下,还挥舞着一堆债务“这是什么?”债券,本票,合同,股票转让书,买进,卖出,非法外汇交易,灾难性的操作“这是什么?”法官的眼镜从法典中抬起来,悬浮了一会儿,又藏在了后面,索菲亚现在的年龄和她的母亲当年一样,简直是她母亲的翻版,她把牌局抛之脑后“你这小伙儿是真蠢还是装傻?”那个镜中的影像,那个复制品,那个双生子,他从文件夹中拿出了更多的证书,更多的报告,更多的抵押,更多的贷款,更多隐瞒财产的证据,在此过程中不停扩散着他用的沐浴液的味道“他管理了这家公司 不管是使其破产还是任其破产 这话就不提了 我们情愿将其搁置 我方委托人唯一的诉求就是那间庄园的抵押权要归她所有”说的是那间荒废的庄园,没有奶牛,没有蜜蜂,没有拖拉机,没有猪,里面奇形怪状的桉树、青蛙的悲鸣还有沼泽一点点地将这些吞噬掉了,果园里的树木盘根错节,叶子掉光了,杂草覆盖了引水渠,山毛榉和柏树被乌鸦拔去了毛,泳池里的水没有了倒影,像死人的眼珠一样变质,这里说的庄园和房子已经不是原先的那个了,已经不是我父亲那时候的庄园和房子了,而是现在的庄园和房子,放着女王签名照的钢琴一个音符都发不出来,画掉在地上,地毯褪了色,小教堂遭到攀缘植物入侵,洗礼池里、圣坛上、千疮百孔的立柜里出现了壁虎和蚯蚓,律师、索菲亚还有索菲亚的家人对我没有做的事情实施报复,那种事情我就算想也不知道怎么做,他们还在要求对乌有之物的抵押权,我已经一无所有,只剩一包衣服,一本相册,一个象牙耶稣受难像,还有这艘停在车库的船以备有一天离开,但没有马达,也没有船帆,这艘船就像坏掉的烧煤锅炉一样没用,就像脱粒机没有了风扇,就像碾磨机的焊接处氧化了,再大的风都吹不动,法官只能发出低语,变得像个嫌疑犯,他的镜片被堆成小山的法律条文遮挡,他把庄园的抵押权判给了他们,那里只剩悲惨的阴影和雀鸟的嘶鸣,当他们派头十足地来强制执行,坐着如同当年律师、银行家、经理、代表和部长们坐过的灵车,他们会看到我坐在楼梯台阶上等着,旁边是风信子的杆子,阿尔萨斯狼犬追逐着兔子,用狗嘴和爪子给他们挖坑,也有可能他们不会看到我坐在楼梯台阶上等,我的耳里和眼里都没有他们,而是专注于城堡和山脉间的帕尔梅拉的鸽子,也有可能我像我的父亲一样趴在屎尿横流的畜棚里“弗朗西斯科 你家小子没有继承你的幽默感 真是太可惜了”把奶桶、小木桶和耙统统撞倒,举着没有弹夹没有扳机的猎枪对着他们,用手帕擦掉脸上的污泥和稻草,全身满是尿液,满是粪肥,塞图巴尔和阿泽唐的革命者带着机枪,向我展示法庭判决和司法命令,而我对着他们高喊“给我滚 别碰我 给我滚 哪个共党胆敢第一个进来 我会打爆他的头。”[1] 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曾于1957年访问葡萄牙。[2] 强调《圣经》作用的宗教团体。[3] 指1974年4月25日推翻独裁的“新国家”政权的康乃馨革命。评行 好吧 如果你这么说 那我就这么信了 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若昂少爷要说那么多博士老爷的坏话 博士的脾气可不好 他还活着呢 还可能从中风中恢复过来 谁知道呢。当然少爷对此了如指掌,他肯定和医生们确认过父亲的情况不会好转了,不会再把他的生活变成地狱,谁又敢冒险让这样的老人站在身前,举着猎枪对着全世界?这只是我的想法,我没上过学,我是田庄管事的女儿,我的生活就在菜园和畜棚之间度过,给牛挤奶,照顾鸽子,更换狗食,去看斗鸡,就不剩什么上学看书的时间了。我们从山后省来的时候,博士给我们在谷仓腾了地方,让人竖了一块隔板把我们和玉米隔开,我们自己草草搭了个顶棚,把蝙蝠挡在外面,附近真有蝙蝠出没,而且像人一样说话,我们把炉灶放在一角,用酒窖里的一个池子解决大小便,我还记得夏天在黑暗中醒来,听着沼泽里的蛙声,听着不眠的狗吠和不安分的小牛,我的父亲发出的鼾声像磨一样响,我看见博士老爷的书房灯还亮着,那橙光在八月的静谧里闪烁,就像圣徒的长明灯一样缓慢燃烧,我感觉很好,我感觉到自己是永恒的,我感觉到幸福,因为时间似乎永远停滞了,没有人会死亡。到了早上橙光熄灭了,拖拉机开始工作,就像死亡恢复了存在(以及,比死亡更可怕的,时间)他们大叫大嚷让我穿衣,让我双手各提起一个奶桶,我像栎树枝一样瘦削,穿过蜂房和鹅池,被风吹得到处跑,我走向畜棚,动物们本来鼻子顶着墙,现在都转过头来对着我,这时传来靴子踩在泥泞水泥地上的声音,传来让我恶心的小雪茄味,还有博士老爷的手掌扼住我的脖颈“别害怕 小女娃”而我害怕地往后缩(所以他的病好不起来了吧,向我保证他好不起来,我都不敢想,他要是好了,那我就完了吧?)博士老爷倚着装种子的袋子,不说话只是看着我,要么他就是在观察水桶里翻滚的泡沫,而我没有勇气求他“放开我”我不敢求他“您走开”因为他不但是我父亲的主人,还是个部长什么的大官,每[1]年都能接待萨拉查教授一两次(我们知道萨拉查教授要来 因为庄园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布满了便装警察 他们把仆人赶开 什么都要调查一番,连我们的床垫下面都要翻找一番,还记下我们的身份证号,大门口有一辆国民卫队的吉普车,第二辆在沼泽地,第三辆在墙另一边,直到一对摩托车手鸣着汽笛开上柏树林,接下来是一辆军车,又一对摩托车,最后才是萨拉查带窗帘的汽车,便衣警察在蔷薇园散开,尽管是夏天,萨拉查教授还穿着大衣,一位戴眼镜的绅士陪伴在旁,替他开门,那人在他身边划着快步给他引路,上楼梯时,远处的乌鸦嘲弄着他们,于是第二天警方回到这里对乌鸦开火)我没有勇气求他“您走开”我胆怯,我害怕,因为他是主人,因为他有钱,因为他是部长还是什么,因为他在里斯本有很多手下,我觉得如果我说“您走开 放开我 您走开”(如果你不保证没有危险 我就什么也不说了 给我再多钱也没用,我能到哪儿去花呢?)他就会下令国民卫队对我开枪,就像他刚从电话里听到革命的消息,就拿来猎枪想要杀死所有人,拉开保险举起枪指着我们“滚出去 你们这些共党 滚出去”我母亲和我拿着一包衣服跑向大门,我父亲还在惊恐地举起双手“我们不是共党 博士老爷 我要是说谎就让我眼睛瞎了 我们从没想过偷您的东西”博士老爷失态了,他的衬衫跑到了裤子外面,帽子歪在耳边,他威胁着拖拉机手、司机、女管家、侍女们,甚至威胁他睡过的那个讨厌我的厨娘,博士老爷用枪管击打我们“滚出去”一大群人走下柏树坡朝塞图巴尔、朝帕尔梅拉而去,高处是受惊的雀鸟,讶异的鸽子一言不发,狗窝里的阿尔萨斯狼犬被放了出来,嘶吼追咬着我们惊慌失措的脚后跟,博士老爷唆使着这些狗“把他们都抓住”(最近一次萨拉查教授来的时候,一位长官率领部分国民卫队的吉普车,提前一星期来用机枪扫射乌鸦,果园里掉落了数十只乌鸦的尸体,长官用靴子把它们当球踢“这样它们才会明白 总理先生是不能取笑的”)哭泣的女管家被一只阿尔萨斯狼犬绊倒,她的行李箱散落在碎石路上,狗群叼走了她的裙子、毛衣和鞋子,我父亲想要帮他,博士老爷却拉动保险阻止了他“我要杀了你 你个蠢驴 我要杀了你”(萨拉查教授走出汽车的时候 整个庄园变成了鸟儿的坟场 没人取笑他 就连沼泽里的青蛙都没有,它们的喉咙都因为吞下水藻而肿胀)那群阿尔萨斯狼犬咬住了行李箱,互相嗥叫发狂,博士老爷命令它们“把他们都抓住”我父亲保护着女管家,还在和野兽们争夺毛衣和裙子,如果注意我父亲的脸,他都快要流泪了“我们不是共党 博士老爷 我们要是共党 就打断我的双腿 我们对政治一无所知啊”风车寻找着风,而博士先生靠近我父亲,用枪托击打他“滚出去”(萨拉查教授在和秘书谈话,在爬台阶,在和博士老爷握手,博士老爷哪怕在他面前都不脱帽,也不会停止抽烟,萨拉查教授并不理会立正的卫兵,他停下来欣赏矮牵牛花,之后消失在房子里)而阿尔萨斯狼犬在践踏菜园、撞翻小鸡、推倒花瓶,拖拉机碾过蔷薇园,侍女们一瘸一拐地朝去塞图巴尔的大路逃走,她们拎着红色的包,而博士老爷在高喊“一群共党”他的腰间插着一把左轮手枪,他从口袋里拿出弹夹,然后注意到我,就把我叫过去“那边的那个”猎枪把我和我母亲分离,他抓住我的肩膀,我父亲跪在十字路上抽泣,他把女管家的凉鞋抱在胸前“您不会杀她的吧,博士老爷?”(而透过花园门,我远远瞧见萨拉查教授在厅里喝茶,一名便装警察在用下巴对我示意)“滚开”拖拉机在温室里转圈,博士老爷晃着弹夹对我父亲说“滚出去”能听到街上侍女的声音,能听见绵羊身上的铃铛,沟渠里的流水,玫瑰茎被碾碎,博士老爷抓着我的脖子,把我领到畜棚,在狗吠声中用猎枪抵着我的屁股,我父亲还在门口抱着女管家的凉鞋看我,风向开始变了,因为青蛙的叫声更大了,而我想求他却无法发声“别杀我”畜棚里一片漆黑,堆成小山的肥料下面满是尿液和稻草,博士老爷逼我转身面对他,把我推向一根大梁,雀鸟正在上面睡觉,屋顶的瓦片开始颤抖,他在裙下寻找我 找到了 又丢了 试图再次找到我,而我已经忘记了他,我想的是静谧的八月里闪烁的橙光,和圣徒的长明灯一起缓慢燃烧,所以我不感到害怕,我感觉很好,感觉到自己是永恒的,感觉到幸福,因为时间似乎永远停滞了,没有人会死亡,直到橙光突然熄灭,死亡(以及,比死亡更可怕的,时间)重新存在,烟草味开始消散,博士老爷退了一步“这是为了让你记住我 你个臭共党”而在外面没有阿尔萨斯狼犬,没有鸽子,没有雀鸟,有的是寂静中蔷薇被折断的碎裂声以及拖拉机瓦斯油临终的叹息,我以为国民卫队的吉普车会在大门外等着逮捕我,但我没看到吉普车,街上带雨棚的公交车站像周日一样空无一人,我们去了巴雷罗,去了我母亲的表姐那里过夜,我们以前经常去那里度假,那是挤在医院后面的两间窄屋,我父亲坐在扶手椅上,不想吃饭,不想说话,一直把女管家的凉鞋抱在胸前,而我母亲的表姐叫着“埃托尔”我父亲沉默地待在橱柜旁边,柜子里满满放着西班牙玩偶和袖珍小瓷罐模型,我母亲表姐的丈夫递给他一杯野草莓酒,那是我父亲最喜欢的酒,但他毫无反应,我母亲要从他怀里拿走凉鞋“埃托尔”我父亲面朝着特茹河,面朝着河里布满野草的小岛和腐朽的船只,却丝毫没有注意到岛或是船,现在人们在街上放烟花,爆炸、闪光和红星的线条透过窗户传进来,电台里充斥着大合唱,汽车全在鸣笛,工厂不停歇地吹哨,咖啡店主在人行道上弹手风琴,和他的妻子一起跳舞,我母亲表姐的丈夫不停灌着野草莓酒,而我的父亲毫无反应,整个街区处在周六集市或圣佩德罗日游行的气氛当中,市政厅空无一人,派出所空无一人,开往里斯本的船舶在站内摇着屁股,拉夫拉迪奥区的工人在窃窃私语,我母亲的表姐给了我一碗汤和一个苹果,透过天窗,我能看见医院和穿睡衣的病人,我母亲表姐的丈夫在不上班的日子穿的正是同一种睡衣,他会边喝野草莓酒边发火,鉴于我已经忘记了博士老爷,于是我喝完了汤,吃完了苹果,吃完苹果后我走到父亲身边,说“父亲”他抬起眼看我,然后头就靠向我的肚子,开始哭起来,我已经忘记了博士老爷,但是我还记得等着挤奶的母牛,食槽里没有了种子,还因奶水过多的疼痛受着折磨,我还记得小鸡、鸽子和孔雀没玉米吃,记得我的一对嵌着小蓝石的耳环,我把它丢在庄园里,丢在了装纽扣的罐头盒里,一种奇怪的情绪涌上心头,我努力不要和他一起哭,我母亲脱下鞋子,鼻子探到脚踝处,用一根针挑破脚刺“奥黛特 你的耳环哪去了”不只是烟花,还有迫击炮,它们震动了地基,让报时的布谷鸟出了错,开始无止歇地宣告整点,弹开门 鞠个躬 叫几声 关上门,弹开门 鞠个躬 叫几声 关上门,我的父亲把头埋在我肚子前面哭,而我母亲表姐的丈夫继续灌着野草莓酒,因为鸟叫暴跳如雷“下一秒我就拧断它的脖子”我母亲将脚刺展示给一位老妇人看,那人戴着一条对她来说过大的黑色头巾,母亲坐在扶手椅拐角,冬日的湿气让旁边的墙发霉,长出成串的灰色霉菌“瞧这钻进我脚踝的刺儿 堂娜弗拉特尔尼达德”老妇人对她熟视无睹,只是被发狂的布谷鸟吓了一跳[2]“噢我的亚稣啊”老妇人是我母亲表姐的母亲,她什么都不理解,不理解烟花,不理解迫击炮,不理解喧嚣,不理解音乐,她什么都不理解,什么也没兴趣理解,只是被木鸟来回的疯狂摆动吓了一跳“噢我的亚稣啊”在拉夫拉迪奥区,每位爱乐乐团的乐手都在弹奏自己的曲子,青年拿着旗帜,一位黑白混血儿用蓝色颜料在墙上写字,咖啡馆里有个男人戴着安全帽,正踩着小梯子发表演说,因为脚刺很大,我的母亲感到自豪,又对老妇人的无动于衷感到气恼,在我父亲潸然泪下的时候挥舞着镊子“瞧这刺儿 都钻进我脚踝了 埃托尔”我母亲表姐的丈夫被叽喳的报时声折磨发疯,他把杯子扔向时钟“王八蛋布谷鸟”鸟儿立刻停止了鸣叫,像吊死鬼一样垂在发条之上,我母亲的表姐将它从墙钉中起出来,把盘子放在一边,小心翼翼地将它(布谷鸟 布谷鸟的宅第还有铅锤)放在桌布上,就好像那是一位接受整形手术的病人,与此同时她的丈夫深感后悔,他摆脱了野草莓酒的忧愁,为自己辩白“我明明让它闭嘴了 那混账没听我的话”双手合十的老妇人被发条吸引了“噢我的亚稣啊”因为没人对她的脚刺表示出兴趣,我的母亲感到受伤,在绝望中走向西班牙玩偶,向它求助以引起家人注意“我打赌伤口会感染的”我的父亲就像从长达八月的睡眠中苏醒,又像刚从极远之地归来,他对我母亲表姐的丈夫说“你要是还有野草莓酒 我想喝一点麻醉一下自己”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的父母睡在客厅地上,我母亲一直在等待自己中毒身亡,每时每刻都要量体温,我则和老妇人一起睡在扶手椅上,她昼夜不眠不休,小眼睛紧盯着布谷鸟,发条、链条、钟锤、小木板、齿轮表针,桌布上的钟表零件让她惊叹不已,老妇人会偷偷摸摸起身,把脸裹在寡妇头巾下面,用手指触碰那些玩意儿“噢我的亚稣啊”直到我父亲在一处工地找到看仓库的工作,负责保管机器设备,我们就搬到了五栋楼外,住在三层,那里正对着医院的花园,散步的病人们要么拄着拐杖,要么鼻子上插着管子,要么打着吊瓶,因为左脚生了刺,我的母亲穿着拖鞋,她怀疑地用手抚过我的双耳“奥黛特 你的耳环哪去了?”带着对病人的同情,我注视着电话线上的麻雀和河上的海鸥“别担心 明天我就戴”虽然从我们住的地方看不清河面,只能看到和我们住的楼[3]房一样老旧的房子,被岁月和制造联合公司的烟雾熏黑,此外只能看到一片荒地,上面堆放着砖头和搭放脚手架,我们那里看不清河面,但是能听见去往里斯本的船只,能感受到退潮时尸体一般的湿气,抱怨血液中毒的间隙,我的母亲去给一位工程师打扫卫生,她走到我身边,用手抚过头发下面的双耳“奥黛特 你的耳环哪去了?”制造联合公司的烟雾熏黑了我们挂在晾衣绳上的衣服、床单还有厨房里的平底锅,厨房只不过是小小的隔间,正对瘦弱的桑树,桑树上的叶子也被烟囱排出的氨气熏黑掉落,我的父亲修好了布谷鸟钟,母亲表姐的丈夫把钟送给了他,从而让岳母从失眠症中摆脱出来,她的惊叹把全家都吓坏了“噢我的亚稣啊”鸟儿被装着野草莓酒的杯子打得眩晕,报出臆想的整点和虚妄的正午,站在小门前戏耍我们,直到我父亲用一打钉子将小门封上“王八蛋布谷鸟”我们还能听见,在木头里面,鸟儿在对着我们愤怒地啄啊啄,等到它终于闭嘴了,我父亲拔出门上的钉子,我们看到了一只死鸟,四爪朝天,地上全是螺丝钉和垫圈,我们用废报纸包着把它扔进垃圾堆,从而避免散发异味,我的母亲不再因为脚刺烦恼,她对着空盒子一把鼻涕一把泪,我的父亲安慰着她“别伤心了 这个月底我就给你买个新的布谷鸟 伊蕾妮”到了月底,他给钟装上了新的布谷鸟,它被漆成红黄色,但不会叫,只会乏力地弹到轨道底端,张开嘴,鞠个躬,看着我们的时候仿佛耸了耸肩,然后沉默地消失,我的父亲先是拍打这座钟,然后将钉子旋下来,接着用力晃动“木匠明明向我保证它会叫的”木匠被叫来解释,他握着翅膀把它举起来,用放大镜观察鸟尾“也许我搞错了 无意中制造了一只母的 我的刻刀肯定是滑了 这种事儿偶尔会发生在这种小鹦鹉身上”我父亲对匠人很不满“去你的小鹦鹉 我让你做的可不是小鹦鹉 维托尔”匠人像君王一样用錾子削掉疑问之处“小鹦鹉啦 布谷鸟啦 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它们吃起来和玉米面包都不搭”没有了报时的吵闹,没有了开门关门的喧嚣,至少夜间我们可以好好休息了,至少没有鸟鸣让我的梦境偏离应有的轨迹,除了我父亲的咳嗽,黑暗中仅有的声响是水池里的龙头漏水滴在搪瓷上,是牧羊犬在翻找残羹剩饭,还有列车在车站里换轨的操作声,这还没算上工人在街上发表演说,用同志称呼我们,向我们许诺会有免费住房,声称我们是自由的,而我在想“什么自由?”因为苦难依旧,只是因为没有了警察,所以叫嚷多了,醉鬼多了,混乱多了,烟花和迫击炮声变得稀疏,人们对于用粉笔在墙上写口号开始感到厌倦,开咖啡店的不再弹手风琴,只有医院里的病人依旧沿着围栏做着垂死的巡游,我的母亲从建筑师家里回来,又一次用手拍了拍我头发下面的耳朵“别告诉我你把耳环卖了 奥黛特”我假装自己感到恼火,用鞠躬回应布谷鸟无声的大礼“我刚把它卖了”所以我要回庄园去,准备在装纽扣的铁皮盒里找耳环,我在巴雷罗搭上第一辆公交车,每当沥青高低不平,我的腰都被晃得生疼,然后在阿泽唐登上第二辆车,上面的收音机开到了最大声,一头玩偶熊在镜子里晃呀晃,等我在帕尔梅拉广场下车的时候,穷人的送葬队伍正从教堂离开,人们拿着菊花,沿着墓地的斜坡往上爬,死者的家人紧靠着棺材板,为的是不让它从马车上摔下来,生活在继续,就像之前一样,和烟花、迫击炮、咖啡店的手风琴和关于免费住房和自由的演说之前一样,还是那些退休者坐在凳子上,还是那些没有主顾的鱼贩,还是那些农民在等着有工头可怜他们给点活干,还是那处无人的市场,还是那些女人的闲聊,送葬队的菊花在拐弯处消失,后面跟着一位戴头盔拿斧头的消防员,在帕尔梅拉没有共产主义,没有大合唱,没有旗帜,没有炭笔写上字的墙壁,有的只是墓地斜坡上的那架马车,还有里面那个快要掉下来的倒霉蛋,有的只是小山丘上的城堡,还有成排成排被遗忘的橄榄树,接着是家禽养殖场还有专供搬运工的饭店,门口有卖冰棍的冰柜,再转向左边,那里就是庄园的大门,瓷砖上的门牌,一列列的石雕,通往主屋的柏树路,只是没有了狗吠,碾磨机不动了,果树里的橙子失去了光泽,掉在地上慢慢变软,拖拉机侧翻在暖房的废墟上,一个后轮已经无声旋转了几个星期,还会永远旋转下去(暖房的玻璃碎了,镜框碎了,花瓶碎了,被拉长的兰花瓣垂了下来,像巨大的紫红嘴唇一样)而我看见一只阿尔萨斯狼犬在西红柿田里踱步,悄声嘟囔着什么,畜栏里的奶牛无望地舔着空食槽,花园里的雕塑缺手少脚,泳池没有了水,有人在谷仓的废墟上放了火,小蓝宝石耳环和装纽扣的铁皮盒都不见影踪,我看见鸽子迷失了方向,雀鸟也面带悲伤,小鸡像提线木偶一样动作机械,匆忙啄食着生菜和风信子花,蛙声一片,桉树朝车库靠近,房子的窗户全都敞开,礼拜堂里既没有圣母也没有雕花烛台,凉台上的帆布椅子破破烂烂,我看见了便衣警察记录我们身份证号的回忆,于是想“共党把博士老爷带走了”我想“共党带着烟花和迫击炮和手风琴和演说而来 然后带走了博士老爷 猎枪完了 威胁结束了 子弹没了”而在巴雷罗,在比表姐更小的屋子里,我的母亲放下装豌豆的盆,用手触碰我的耳朵“别告诉我你把耳环卖了 奥黛特”山毛榉丛像围栏边的病人那样自言自语,穿过那里的时候我在想“乌鸦怎么了?”因为听不到它们的嘲讽,看不到它们忽小忽大的阴影在地上移动,我走过车库旁的房子然后转弯,汽车上的镀铬脱落成粉末,我来到洗衣池前,晾衣绳上的衣夹就像塑料雀鸟(孔雀栖息在杨树上,发出一声号叫,像是被砍了一刀)鹅在庭院里叽叽喳喳,舌头伸了出来,脏兮兮的颈子拉直了,那些愤怒的脖子都对着我,我想着“乌鸦怎么了?”在巴雷罗,我的父亲又一次把手伸进装豌豆的盆,与此同时,小鸟被涂成了红黄色,无声地鞠了个躬,然后轻柔地关上了门,我的母亲说话很大声,为的是让我父亲听到“那对耳环至少值三千块呢 我想都不敢想”我的父亲在房间里到处翻找“我真倒霉 领带放哪儿了”我的母亲粗暴地剥着豌豆,颈子上的动脉激烈地跳动“打上领带 浑身浸满香水 你就想着见你的那个婊子 你女儿在那边把耳环卖了 你却一句重话都不说”我觉得乌鸦是移居到了塞沙尔或者阿莫拉,不过最后发现它们在水井旁的核桃树上窥视着我,没有一百只,没有五十只,没有二十只,只有大概十只扑腾着破布一般的翅膀,一对五月的鹳鸟在旧仓库里筑了巢,我的父亲对着生锈的碎镜子打领带“臭婆娘 你说谁是婊子呢”我进到杂乱无章的厨房,冰箱坑坑洼洼,灶台上摆满了锅,锅里的油脂已经发硬结块,橱柜没有帘子,也缺少各式杯子,大理石池子上果皮和骨头堆积如山,果酱罐上发了霉,蜘蛛将餐具贮藏室编织成花布,红黄色的布谷鸟打开小门,出来行了个如管家一般周全的大礼,而我母亲的语气里充满火药味,她把豆荚扔进垃圾箱,然后用水冲洗豌豆“我说的就是那在船站卖票的浪货 还把指甲涂成金色 周六有人看到你和她在公园散步了 你这鬼家伙可别想骗我”回廊里的靠壁桌满是灰尘,长地毯被狗撕成碎片,书架上空空如也,灯罩破破烂烂,窗帘和桌布的碎片散落在地上,我的父亲吹着小调,穿着礼拜日的正装,头发梳得笔直,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下巴上贴了个膏药盖住伤口,印花领带像餐巾一样宽大,我的父亲沉浸在喜悦里,他在装洋葱的篮子里寻找鞋油,然后用海绵给鞋头上油“我可不是去找人 我是去工作”而在小厅里有个扶手椅,萨拉查教授曾坐在上面,接过女管家递来的一碟饼干或吐司,就像在进献弥撒用的酒水壶一样夸张,单生花都倒了,一半的地毯在阳台裸露,屏风被匕首划破了,床单只剩一小块拖在地上,无线电的罩子不见了,线圈和小灯管露在外面,先有混乱的声音沸腾,然后沉寂下去,再有更多的声音翻滚,最后化为无声,里面仿佛居住着一大群小人,呼救未果最后溺死,我的母亲将豌豆沥干,生火,她想起了自己有脚刺,所以重新开始跛着走“总有一天我会跟她干一架 我发誓 总有一天我会和她干一架 我会把她的辫子揪下来”无线电里的低语慢慢消失,破碎的水缸在庭院里喷洒,厨娘曾在这庭院里对着陶罐杀鸡,以前我看到血会怕,会哭,我害怕那些盯着我的圆眼珠,害怕那些爪子,害怕那些羽毛,害怕羽毛下面粉色的皮,害怕厨娘会抓住我的脖子,拿刀把我的喉咙也割断,害怕厨娘像博士老爷在畜棚里那样扼住我的脖子,我有问题要问他却问不出来,我弓着身子对着前面奶牛的食槽,感觉到燕麦和种子的气味“您不会把我的血放进陶罐吧 不是吗”博士老爷的皮带松开,背心敞着,大腿夹住我的腰,一边笑一边将小雪茄的烟雾吹到我的颈背“别动 小姑娘”我吓坏了,因为自己的血滴在水泥沟槽里,因为奶牛们情绪激动,因为风车的铰链在南边抖动,我有话想求博士老爷却说不出口“请您发誓不会割开我的喉咙 请不要割开我的喉咙 别割开我的喉咙”露台上满是书房里烧焦的纸,杂志,报纸,相簿,枢机主[4][5]教大人和博士老爷的照片,海军上将阁下和博士老爷的照[6]片,萨拉查教授和博士老爷的照片,教皇和博士老爷的照片,老爷穿着礼服,胸前挂着勋章,正亲吻教皇的戒指,我的父亲喷了过量的香水,用力甩上门,在楼梯上吹起小调“我说我是去工作 我就是去工作了”写字台的抽屉被翻得底朝天,保险箱里不见钱财珠宝,一座大理石半身像倒在大地毯上,档案被匆忙翻动过,我在想那位卖船票的女职员,在想那座半身像雕的是谁“他走了 再也不会回庄园了 他走了”而我的母亲猛地脱下围裙“你想吵架 混蛋 我这就和你吵”柏树林那边有只雀鸟在呼唤我,雏菊在抖动锁骨,没有衣服的橱子里衣架在晃动,我的母亲辱骂着扎辫子的女子“你个婊子”博士老爷放开了我,我抖着裙子,因为流血而担忧,但是因为没有陶罐、没有厨娘也没有刀片而感到安心,我感到高兴“我没死”此时钢琴声响起。响起的琴声不似从前,从前若昂少爷会在琴身上放一本乐谱,用食指把凳子抬高,手指弯曲又绷直,手指弯曲又绷直,手指弯曲又绷直,鼻子朝着天花板,音乐声飘到谷仓,飘到帕尔梅拉的路上,如果我们正好在吃饭,那连汤的味道都不一样了,万物都附带上甜蜜的哀伤,就好像我们得了流感,又或是身处九月落雨的午后,响起的琴声不似从前,从前琴声会让狗群不安,会增添夜间橙色的光辉,而如今的琴声伴随着瀑布般的犬吠,如同泥泞的骚动,就像失控的腐臭,我的父亲在隔开她俩,同时还要确保自己的领带没歪,西装没皱,我的母亲打着赤脚,披头散发,脖子缠上了船只女职员的项链“你个婊子”博士老爷在如今的大厅里,没有帷幔,没有沙发,没有壁画,没有棋桌,没有吊灯,没有家具,露台朝着荒废的庄园倾倒,花坛近乎枯萎,鸽棚只剩残垣,车库里没有轮胎的汽车慢慢腐朽,我的母亲踮着脚扇另一个女人耳光,她对我的父亲说“放开我 你个混蛋”博士老爷坐在可以升降的琴凳上,偶尔在无用的瓦砾中间按下琴键,他摆动着身体,仿佛那些音符会把他带走,而因为自己的领带脏了,我的父亲大光其火,他一把推开我的母亲,让她一屁股坐在地上“你闹够了没有”博士老爷坚持弹奏着音乐,更快速地摆动身体,更快速地按下琴键,他穿着短袜,身着衬衫和褪色的裤子,他不修边幅,瘦弱不堪,胡子花白,比上个月老了许多,已经不能把我压倒在食槽前面“别动 小姑娘”他不能再紧紧扼住我的脖子,不能再扒下我的裙子,我不害怕他,不怕陶罐不怕刀子不怕我的血滴在水泥地上,我没感到害怕,没感到愤怒,什么感觉也没有“别动 小姑娘”一只乌鸦从窗前经过,第二只乌鸦,第三只,那些翅膀在攀缘植物、在柱子、在没有鹤望兰的石雕上扑腾,一只阿尔萨斯狼犬在果园里嘶吼,却没有母犬回应,夜色笼罩了山毛榉的树冠,很快蝙蝠开始出没,黑暗中没有灯光,椅子在吱嘎作响“别动 小姑娘”我不害怕,不遗憾,不愤怒,什么感觉也没有,钢琴声突然停止,而我的母亲一边号啕大哭,揉着后背,一边对我的父亲说“你个混蛋竟然和那婊子站一边 你居然打我?”钢琴声突然停止,博士老爷透过琴谱看着我没有说话,他就这么看着我,就这么过了许久,直到大厅里只能看见小雪茄的光点和钢琴上的烛台,只能看到一个戴帽子的人的剪影,他带着胜利的哭泣将手臂伸开成为十字“让你的那些共党同伙们来吧 小姑娘 让你的那些人渣同志们都来吧:我这儿已经不剩什么东西是他们可以拿走的了”[1] 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1889—1970),原为经济学教授,后成为葡萄牙“新国家”政权的独裁者。[2] 此处老妇人将“Jesus”念成了“Jasus”。——编者注[3] CUF(Companhia Uni·o Fabril)是一家以化工产品为主体的企业,一度为葡萄牙最大的企业雇主。[4] 指曼努埃尔·贡萨尔维斯·塞雷热拉(Manuel Gon·alves Cerejeira, 1888—1977),萨拉查的大学同学和老友,1929到1971年间担任里斯本教区枢机主教。[5] 指亚美利哥·托马斯(Am·rico Tom·s, 1894—1987),1958到1974年担任葡萄牙总统。[6] 指1963年至1978年担任教皇的保禄六世,曾于1967年访问葡萄牙。述每周有一次,我不去船上工作。我用钥匙锁上门,防止索菲亚的表兄弟们进庄园把我赶走,我曾经就这样被从卡斯凯什的家赶出来过,然后我去里斯本,去病院探望我的父亲,他住在阿尔瓦拉德区,住在底层,那里以前都是农田,现在则布满了住宅、露台咖啡座和树荫下的街道,他就坐在床边的扶手椅上,说不了话,周围也都是无法说话的老人,那些人也穿着袍子,也静止不动,也把手指放在膝上,在愤怒的空无中沉默地望着我,到了晚上,伴着拖鞋痛苦的擦地声,两位女护工会扶着我的父亲上床“睡觉觉啦 睡觉觉啦 哪个小朋友最乖 乖乖睡觉觉去?”她们解开父亲睡衣的布袋,拉开襟门的拉链,在他极度消瘦、除了毛就是骨头的双腿间摆上便盆“嘘嘘 博士先生 嘘嘘 嘘嘘嘘嘘嘘嘘嘘嘘 就是这样 继续 真乖 太棒了 乖孩子 小淘气 今天不会把洗干净的床单尿湿了吧”我的父亲下巴下垂,屁股绵软,正尝试用颤抖的袖子擤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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