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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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多语种人才培养研究试读：
前言
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全面阐述中国对中亚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政策，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将其作为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同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倡议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是国家的战略性决策，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
仅仅三年的时间，“一带一路”建设就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2016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着眼于我国“十三五”时期和更长时期的发展，逐步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个大的发展战略。2014年我们通过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2015年对外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有关地方和部门也出台了配套规划，在国际上引起较大反响。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我们同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态度积极，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
以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直接投资为例：国家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1～10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的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6877份，新签合同额843.9亿美元，同比增长30.7%，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完成营业额527.4亿美元，同比增长5.6%，占同期总额的46%。1～8月，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8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07.3亿美元，同比增长48.2%，主要流向新加坡、哈萨克斯坦、老挝、印尼、俄罗斯、泰国等。“一带一路”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义，推进“一带一路”，首先在于“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的达到或实现的过程，又恰恰表明，“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它还强烈地包含着沿线国家和地区乃至世界各国和地区各民族文明互尊与文化交融需求。推进“一带一路”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潮流，体现沿线各国的根本利益和人类社会的美好追求，是行天下之大道。
2100多年前的丝绸之路，推动了东西方平等开展文明交流，留下了互利合作的足迹，沿路各国人民受益匪浅。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船队7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如今，“一带一路”拓展出的“新丝路”，涉及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这些国家的基本国情相似，发展阶段相近，经济联系密切，人员往来频繁，都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开展广泛、深入、持久的交流与合作，构建更强劲、更有效、更具亲和力的区域一体化合作大格局的意愿。无论是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从加快转型升级的角度看，沿线各国的前途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渴望共同发展。基于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行，就使构建区域一体化大格局，共同应对全球化新挑战的意愿及路径，具有了中国方案和国际视野的特质。“一带一路”是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从国家层面出发，这一战略当然地包含着国家诸多领域全面发展的内容，包括文化战略、语言战略等。文化领域在这一战略推进中的直接表述是“民心相通”。“五通”之中，民心相通就是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为命运共同体，实现利益互惠、责任共担。民心相通是根本，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也是“一带一路”真正取得成功的根本落脚点。而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等则又必须由“语言相通”作为基础条件，客观地突显出语言战略对“一带一路”的支撑。“一带一路”沿线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与我国接壤或毗邻。“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语言战略，不仅涉及我国周边国家的语言，还涉及国家语言的安全、语言文化的发展以及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服务、语言产业等方面。粗略统计，“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的国语或国家通用语、官方语言50余种，再算上这一区域民族或部族语言，主要语言有近200种。多民族、多元文化及多种语言的特点，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社会景象以及历史进程和现实发展诉求。而这样的社会景象、历史进程和现实发展诉求抑或称其为综合性特点，不仅提出了语言学上新的更深广的认知领域及其必然的新要求，也为了解、运用和研究沿线各国各地区语言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机遇。
无疑，面对新的认知领域及新的要求，面对似乎触手可及的新视角和新机遇，高校应该是站在最前列的。高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就是人才培养，为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民心相通”需要“语言相通”。高校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一带一路”亟须的语言人才培养，尤其是多语种人才培养及“多语种+”人才培养的重任。虽然我国周边国家的语言都是我国需要长期储备语言人才的语种，同时我国丰富的跨境语言人才资源，也为我国提供了天然的外语人才资源。然而，毋庸讳言，目前我们的“语言人才匮乏，已成为推进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瓶颈。面对沿线国家的50余种官方语言、近200种主要语言，我国高校[1]能够教授的仅有20种”。“语言通，人心通”；“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欲表情、通心，需用本区域各国各族人民最乐意使用的语言。这50余种或者近200种的语言，无一不是表情、通心之语，无一不表达着它们的民族文化。因此，它们应该是“一带一路”语言规划项目单中的主要内容，也应该作为多语种人才培养及“多语种+”人才培养模式的主攻方向。唯有此，我们的高校才能在多语种人才、“多语种+”人才培养的目标确立上、学术方向定位上、教学方法路径上以及整个人才战略的实施上，为“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为中国梦的实现，做出最佳的服务。
2016年11月21日，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杜塞尔多夫市举行了一个极富象征意义且具有丰富内涵的活动——首届“丝路上的蓝色集装箱”活动，满载集装箱的中欧班列在欧亚大陆呼啸前行，成为代表“一带一路”勃勃生机的标志，兼具聚集和辐射功能，便于吸引民众及各界的关注和参与。在开展各类经贸活动的同时，应平行进行人文交流，实现各领域交流合作的齐头并进。“一带一路”的实施将使沿线各国联系更为紧密；“一带一路”中的民心相通，语言铺路，已然呈现出广阔的前景。我们需要的以及需要我们做的就是抓住机遇，让更多的多语种人才，登上奔驰在“新丝路”上的列车和巨轮！
[1] 李宇明2016年9月26日在“一带一路”百人论坛第二届年会上的发言摘录。第一章研究的题旨及其战略意义人类的交往交融，是人类的一种天然本性。所谓“同类相从，同声相应”[1]，比较准确地揭示了这种天生的本能。自然发展史告诉我们，恰恰是人类这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促使人类在所有的行为过程中，产生了语言，产生了图腾、符号，产生了文字。也因此发展出了思想、概念、逻辑、定义及一切表达的工具。群落、族群、民族、宗教、社会、国家，人类的分化，在自然界的规律作用下，嬗变并发展。人类的交往交融，必然地贯穿在嬗变和发展之中，或如细雨微风悄然润物般地融合，或如狂飙激浪轰然涤荡似地分散。然而，如同我们不希望所有的花都是一种颜色，所有的鸟儿都鸣叫出一种声音那样，所有的民族都应该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和语言的载体，这些语言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表达着民族的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民族交往交融的包容性，构成多彩多姿的世界民族之林。地球有了区域，世界有了不同的国家，语言以及所表现出的文化有了各自的“立足之地”，有了各自的“疆域”。这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也是今天的我们得以从历史前行的脚印中，探求语言多样性的逻辑原点。保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的多样性、文化的多元性，也就自然成为多语种人才培养的研究目标之一。第一节“一带一路”上的多语分布现状梳理一 “丝绸之路”漫长的历史投影，成为沿线国家与民族共同的背景
公元前139年，西汉的张骞及其副手从长安出使西域，穿越中亚，翻过帕米尔高原，抵达西亚，开辟出一条从中国通往欧、非大陆的陆路通道。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再任张骞为中郎将，率300多名随员，携带金币丝帛等财物数千巨万，牛羊万头，第二次出使西域。此行的目的，一是招乌孙东归故地，二是宣扬国威。张骞到达乌孙时，恰逢乌孙内乱，没有达到劝说乌孙东归的目的。然而，历史并没有关闭这条意义深远的东西大流通的通道。张骞的副使们带着礼物，仍坚持分别访问了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扩大了西汉王朝的政治影响，增强了相互间的了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此后，汉朝和西域各国经常互派使者，长安以西的官道、驿馆，使者的队伍，商贸的驼队车马，来往熙攘，大者数百众，少者百余人，形成了《后汉书·西域传》所描述的：“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情景。由于张骞等人的沟通，此后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天马、汗血马等良种马传入中原，葡萄、核桃、苜蓿、石榴、胡萝卜和地毯等传入内地，丰富了汉民族[2]的经济生活。“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汉民族的冶炼、铸铁、开渠、凿井等技术和丝织品、金属工具等，传到了西域，促进了西域的经济发展。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中国同西亚和欧洲的通商关系，中国的丝和丝织品，从长安往西，经河西走廊（今新疆境内），运到安息（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再从安息转运到西亚和欧洲的大秦（罗马），开拓了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史学家司马迁称赞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是前无古人的“开通大道”的壮举。被张骞带到西方的中国丝绸，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西方的珍宝黄金，也沿着这条闪烁着丝绸光芒的道路，涌进西汉都城长安。古老中国和遥远的西方世界，由“丝绸之路”连在了一起。
而在中国大陆的南端和西南部，在孟（加拉）、中（国）、印（度）、缅（甸）地区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之前，这一地区就曾经存在过一个广泛联系的贸易网络。这个网络的主干部分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它主要由川滇缅印道（即五尺道等）和川滇藏印道（即“茶马古道”）等多条商贸通道组成。这条连接今天中国西南部与尼泊尔、印度的川滇藏印道兴盛于唐宋，以茶马古道著称。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藏区连接川滇与境外南亚和中亚的重要路线。茶马古道对内是与中国内地相通的商贸通道，对外是与南亚印度相通的重要商贸通道。自公元前一二世纪起，产自中国西南地区的丝绸、布匹、铁器、瓷器、食盐以及其他工艺品通过四川、云南流通到今天的印度、阿富汗、孟加拉国以及南亚的其他地区；来自印度以及南亚其他地区的琉璃珠、宝石、珍珠等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流通到中国西南地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输往世界各地的主要货物，从丝绸到瓷器与茶叶，形成一股持续吹向全球的东方文明之风。尤其是在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针的航海运用，全面提升了商船远航能力，私人海上贸易也得到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同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透过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和阿拉伯的伊本·白图泰等旅行家的笔墨，引发了西方世界一窥东方文明的大航海时代的热潮。“历史证明，由海上丝绸之路带动的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推动了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国际化视野[3]的开放交流也因此成为世界发展的思想共识。”
从东汉（公元25～220年）时期、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时期，以及明末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与西北丝绸之路同时出现，到在元末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等，几度兴衰，几度拓展，虽然坎坷崎岖，布满艰辛，但这条陆路总长7000多公里的丝绸之路，从没有中断过，在沿路各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从没有中断过。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曾创下的海洋经济观念、和谐共荣意识、多元共生意愿，将为国家发展战略再次提供丰厚的历史基础。“友善、包容、互惠、共生、坚韧”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对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与世界更深层次的互动，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和极其重要的当代意义。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联系东西方的“国道”，也是整个古代中外经济及文化交流的国际通道。近代世界历史的进程，曾无情地中断过这条路的局部路段，但它留给世界的影响深刻、强烈而悠远。今天，当我们如数家珍般地讲述着丝绸之路的故事，充满深情地回望这条路上的风情之时，也在满怀自信地描绘着这条承载着两千多年来沉淀的民族复兴的希冀的文明之路，和它在中国梦里焕发出的新的辉煌。
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全面阐述中国对中亚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政策，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将其作为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同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作为新时期的国家战略，为国家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丝绸之路”唤起人们对这条路线往昔的美好回忆。两千多年来，它是连接远东、南亚、中亚、中东、东欧和西欧的重要纽带，也是通往非洲的重要线路。“丝绸之路”是亚洲、欧洲和非洲国家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桥梁。几个世纪以来，尽管遭遇多种挑战，却仍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对话的平台。当今世界，国际和地区格局复杂，但各国追求和平、发展与合作的主旋律是不变的。这也是中国借助“丝绸之路”寻求搭建国际舞台的重要原因，“丝绸之路”表达了我们对和平、合作、互通的需要，也表达了我们开放、包容与坚韧的气度与精神。“丝绸之路”漫长的历史投影，已然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沿线国家民族谋求发展的共同背景，在各自的发展理念及其规划中，不同的语言文字描述着这个共同的概念，阐发出丰富的含义。许多倡议和计划都一再强调这一概念：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二十二届寻求对话和东西方交流大会上，将其项目命名为“对话之路——系统学习‘丝绸之路’”；北约将其为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八个州的学术和科学界制订的计算机与通信网络计划命名为“网络丝绸之路”；1999年，美国参议院召开了第一次丝绸之路峰会；1999年3月，美国通过了《丝绸之路战略法》；伊朗和日本也曾使用这一概念。然而，当前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范围和目的上都更加广泛、更加丰富；它预示着在达成建设性共识的基础上带来地区和世界发展的更大活力。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纥那曲二首》所歌唱的“踏曲兴无穷，调同词不同。愿郎千万寿，长作主人翁”。
中国提出的倡议将共识和寻求合作视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以及不断发展的多极世界和经济全球化的基本驱动力。正是这种背景使中国领导人指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应该认识到它们的共性。中国相信，这种共性和共识将有助于实现亚洲和谐以及亚洲各国的全面振兴。二 多民族、多元文化及多种语言的特点，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景象
多民族、多元文化及多种语言的特点，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社会景象、历史进程和现实发展诉求。中国有句俗话，叫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欧洲的中欧、南欧及西欧部分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的官方语言隶属印欧语系、闪含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等。有些语言除了同属同一语系，还为同一语支的亲属语言，因此，“一带一路”上的各国人民的沟通具有一定的语言优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含中国）的语言概况详见表1-1。表1-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含中国）语言概况表1-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含中国）语言概况-续表1表1-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含中国）语言概况-续表2表1-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含中国）语言概况-续表3
其中，中亚地区的国家、民族相应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中亚地区主要的五个国家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五国的主体民族则分别对应于它们的国名：哈萨克斯坦的主体民族是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斯坦的主体民族是乌兹别克族，吉尔吉斯斯坦主体民族是吉尔吉斯族，土库曼斯坦主体民族是土库曼族，塔吉克斯坦主体民族是塔吉克族和乌孜别克族。中亚五国的官方语言，分别是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土库曼语和塔吉克语。而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土库曼语均属于突厥语族（只是各自的语支不同，如，哈萨克语属于克普恰克语支，乌兹别克语属于葛逻禄语支，土库曼语属于乌古斯语支）。塔吉克语则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波斯）语族西支（伊朗语支）。塔吉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唯一主体民族非突厥族系的国家，塔吉克族是最早的中亚居民。现代意义上的塔吉克人是指住在中亚、帕米尔、阿富汗的操伊朗语，定居，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目前主要分布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中国新疆等地，属于跨界民族。
中亚主要民族都非常重视保护和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正因为这样，它们的传统文化有着鲜明的民族、宗教和地域特色。
第一，文化的融合性和多元性。中亚地处欧亚大陆的腹地，历史上是古老丝绸之路的枢纽。中亚主要民族的形成实际上是不同地域的民族和人种相互交融的结果，中亚主要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在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下形成和发展的，在承袭本土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借鉴和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
中亚主要民族传统文化的融合性不仅体现在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而且体现在中亚主要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融合。中亚主要民族彼此之间在文化领域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另一民族的传统文化既有共性，也有差异，这也就促成了中亚地区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
第二，中亚地区主要民族都有强烈的传统社会部族观念和集体身份意识。在语言和文化上，中亚其他四个主要民族强调它们属于突厥语国家，而塔吉克族则强调塔吉克语与波斯语的紧密关系。塔吉克语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伊朗语支，被称为波斯语的“后裔”，萨曼王朝之前其被称为“达里”语。萨曼王朝把塔吉克语确定为国语。塔吉克语在塔吉克斯坦广泛使用，并在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西部使用。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人在苏联时期即1928年被迫抛弃阿拉伯-波斯字母而改用一套改进的拉丁字母。1939年起，塔吉克斯坦转用以西里尔字母为基础的文字。1989年7月22日，苏维埃塔吉克斯坦加盟共和国通过关于塔吉克语的法律，从此以后每年的7月22日被确定为塔吉克语日。目前仅有塔吉克斯坦把它定为官方语言，10月5日被确定为庆祝塔吉克语获得国语地位的日子。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也有不少人说塔吉克语。塔吉克语主要分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实际上因为地理原因存在多种方言。在语言上，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语与伊朗和阿富汗的波斯语之间的关系最为亲近。书面塔吉克语和书面（伊朗）波斯语差别不大，发音上塔吉克语稍保守一些，语法上也有一些小差别。现在，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人与伊朗人之间基本上能够相互理解对方的语言。
中国的塔吉克族所说语言也被称作塔吉克语，但并不等同于塔吉克斯坦所使用的塔吉克语，它属于东南伊朗语帕米尔语族的色勒库尔语和瓦罕语。这种语言早在明末清初就已经是帕米尔高原一带的通用语。中国的塔吉克语由于广泛受到维吾尔语、汉语等语言的影响，与塔吉克斯坦所使用的标准塔吉克语差别较大，但与帕尔米高原上其他邻近国家的塔吉克语方言变体非常接近。
而南亚、东南亚地区的语言则更加丰富多样，除各国都有自己的官方语言外，众多的少数民族也保留着自己族群的、部落的语言，从而维护着自己的民族文化。从语言学分类上，几种主要的语言，如印地语、缅甸语、马来语等，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缅甸语是缅甸的官方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彝语支，主要分布于伊洛瓦底江流域和三角洲地区，在泰国、孟加拉、美国等也有少量分布。印地语是印度的两种官方语言之一（另外一种官方语言是英语），是印度斯坦族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的印度—雅利安语支，是由古梵语发展而来的一种现代印度—雅利安语言。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合称印度斯坦语），在毛里求斯、斐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苏里南等地的印度裔居民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人讲印地语。孟加拉语属于印欧语系印度语支，是孟加拉国和印度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的官方语言。马来语在东南亚使用较广。马来语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的马来语泛指属于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的诸语言；狭义上的马来语指一种使用于马六甲海峡附近地区的语言。狭义上的马来语在语言分类上属于南岛语系的印度尼西亚语族。在1945年以前，苏门答腊岛以外的很多地方也都使用马来语。但是在印度尼西亚于1945年宣布独立以后，印度尼西亚所使用的马来语则被改称为印尼语。马来语和印尼语之间的差别，可以类比为英式英语（British English）和美式英语（American English）之间的差别。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基本上是可以彼此沟通的，只是在书写系统的拼音和语汇上有一些差异。“一带一路”沿线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与我国接壤或毗邻。“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语言战略，所涉及的语言还有我国周边国家的语言。我国周边国家的语言都是我国需要长期储备语言人才的语种，同时我国丰富的跨境语言人才资源，也为我国提供了天然的外语人才资源。
居住在边境地区的我国少数民族，有许多是跨境民族，他们的语言成为跨境语言。这一现象在我国云南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比较普遍。云南省同越南、老挝、缅甸接壤，与泰国、柬埔寨、印度、孟加拉等国相邻近。生活在云南南部和西南部的彝族、哈尼族、壮族、傣族、苗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瑶族、景颇族、布朗族、布依族、阿昌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等16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他们的民族语言在边境两边互通，同一民族内部交流没有因国籍的不同而产生障碍。
我国新疆地区多个少数民族跨境与中亚国家在民族和文化上一脉相承。新疆地区的跨境民族有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在境外叫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境外叫鞑靼族）、乌孜别克族（在境外为乌兹别克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等，与之共存的是各民族语言也是互通的。本民族内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相邻民族间互用对方语言或自然形成的区域间的通用语言。三 我国少数民族中的濒危语言问题
我们也要正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的一个严峻现象，即濒危语言问题。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正在面临消亡的危险。“据研究统计，当前我国处于濒危状态的语言已达20余种，其中，使用人数在千人以下的语言有15种。预计在未来的20年到50[4]年之间，将会有20%的语言不复存在。”“我国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如鄂伦春语、赫哲语、土家语、彝语、仡佬语、纳西语、仙岛语等语言和方言的湮灭，都已在‘旦夕之间’；塔塔尔语、畲语、基诺语、普米语、怒语等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已完全失去交际功能，加[5]速向濒绝迈进。”最新调查显示：中国正在使用的12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在1万人以下的语言约占语言总数的一半；在1000人以下的有20余种，它们基本上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据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孙宏开教授介绍，有几种少数民族语言已经处于完全失去交际功能的状态，如满语、畲语、赫哲语、塔塔尔语等；有20%的语言已经濒危，如怒语、仡佬语、普米语、基诺语等；40%的语言已经显露濒危迹象或正在走向濒危。如果满语消失，很多清代史实再[6]也没有解密的机会了。”一旦某种语言不再使用，那么它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和它所代表的文化就会随之失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跨境语言的基本情况、濒危语言的现状也应具有基本了解掌握以及解决改善的思路。对跨境语言和濒危语言的论述，后文将做专题讨论。
经过这样大致的梳理，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民族的分布及其语言的现状有了基本的认识。通过对语言现状的考察，我们就能更加清晰地确立“一带一路”大战略下的语言战略推进的路径。第二节“民心相通”与“语言先行”的理论分析一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也是“一带一路”真正取得成功的根本落脚点
为了实现“一带一路”这一伟大战略规划，造福于沿线国家民族，继而推动和提升全球的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极其务实地提出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这“五通”中，“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也是“一带一路”真正取得成功的根本落脚点。而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等则又必须由“语言相通”作为基础条件，客观地突显出语言战略对“一带一路”的支撑。
习近平主席2014年7月4日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题为《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演讲时指出：“加强人文交流，不断增进人民感情。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国家关系发展，说到底要靠人民心通意合。”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是一国内部不同地区、族群和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其是否融洽，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民心是否相通，是否有坚实的人脉基础。“秉天时、得地利、应人和”，坚持互尊互信、聚同化异的大原则，把握合作共赢、共创未来的大方向，就是最大的民心和民意。因此，民心相通，民意相合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也是“一带一路”真正取得成功的根本落脚点。在这样的背景前提下，语言的沟通是无所不在的，语言服务的广度是最大的，服务的需求量也是最大的。
第一，民心相通与文化相通有着必然的联系，加强人文交流是重点。人文交流几乎可以涵盖“五通”的各个侧面，虽然设施、贸易、资金这些看似纯经济性和技术性的因素，但都必然地蕴含着文化的内涵，都有着民生的社会意义。因此，推动跨越沿线国家民众之间心理隔阂（包括民族恩怨、利益冲突、文化摩擦）的沟通交往，并且促进包括知识共享在内的全方位的文化交流，语言作为文化的特征及载体，先行并达到互通，显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也是须臾不可疏离的重要作用。
文化相通，可做的工作、可展开的领域有很多，而且可以很广泛。诸如，通过支持沿线国家的城市互相结为友好城市加强务实合作，通过加强沿线国家的媒体和新媒体合作塑造和谐友好的舆论环境，通过支持沿线国家的智库开展联合研究和举办论坛增进对相关政策的理解，通过推动大学、文艺团体、科研机构、医疗机构、旅行社等社会民间组织的交流活动加强基层民众交流，从而将“一带一路”倡议转化为公益慈善和民生合作的成果而惠及沿线国家广大民众。
第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进民心相通战略，互联网会成为重要的交流传播媒介。大量的信息共享、知识传播、文化交流、学习互动，会通过各种互联网平台，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加快推进，其中的语言服务则更多地体现为互联网平台化的语言服务模式（语联网模式），以应对海量的及时性语言服务需求。
而促进旅游发展也是重要的举措。随着各方合作战略的达成，旅游将作为促进相互交往的重要载体得以大力推动。在“一带一路”总体战略下，国家高度加强旅游文化合作，深度挖掘“一带一路”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也帮助和推动“一带一路”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打造丝绸之路系列文化内涵，丰富旅游特色，扩大旅游规模，并通过在线旅游服务等新业态加快跨境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众所周知，跨境旅游业对语言服务的需求是巨大的，语言服务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跨境旅游业的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可见，“五通”中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也都必然地要求语言先行，必然地带来语言服务需求的大量增长。
第三，“一带一路”涉及众多的语言种类。政策沟通的基础，实际上是对文化的深层次理解以及在政策执行层面的合作。而这都不是仅仅靠精英沟通就能够解决的，更多的要涉及各地区的普通民众。非常鲜明的例子就是，在“一带一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合作和贸易合作的时候，合作双方在合作的领域方面首先要进行政策层面的沟通，研究政策层面能够保障合作成功的可行性以及实施要求，这不仅需要双方对与政策相关的文献进行规模较大的语言转换以保障沟通的深度和广度，更需要在进行有关政策调研、研讨以及示范实施的过程中对大量涉及普通民众的社会活动进行必需的语言服务支持，否则政策沟通所必需的调研和研讨以及实施工作，均无法顺利推进。政策作为上层建筑，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都是相当复杂和严谨的，而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政策沟通，则更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这里面所涉及的语言问题，本身就和文化问题紧密结合，是展开相关沟通合作的基础。可以说，要进行政策沟通，必须要有强大的语言服务作为支撑，才能保障“一带一路”下的政策沟通能够真正深入有效地进行。如果从经贸的角度看，政策沟通实际上在解决政治风险问题，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风险往往会涉及广泛的社会问题，这里面的推进策略，除了传统的调研、谈判、示范实施等环节，也包括智库、数据情报、决策研究和辅助等辅助性措施，而这些辅助性措施也都是需要强大的语言服务能力作为基础保障的。“一带一路”优先打通缺失的和关键的路段，帮助提升道路通达水平，丰富交通方式和交通能力，这无疑需要大量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然而，沿线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离不开国内和国外劳动力的大量聚集和输出，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实施、运营过程中大量的跨语言的沟通和管理。因此，面对众多大规模的跨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合作，作为劳动力和建设者的众多各国普通民众参与其中，语言服务显然是其中高度依赖的基础服务内容，在项目设计、施工、监管、运营等诸多环节中都有大量的语言服务需求。而能够提供这种专业服务的，正是“多语种+”人才，也正是“一带一路”语言铺路的准确含义所指。
由“一带一路”助推的贸易畅通带来新的贸易全球化，语言沟通的价值无疑非常重要——解决跨国跨地区商务贸易活动的语言障碍。在贸易畅通中，语言服务的范畴和深度都应该是五通之中最广泛和最深入的，在解决了政策沟通和设施联通的基础上，贸易畅通会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所涉及国家和地区最大化的参与，也是体现“一带一路”价值的根本，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参与程度的最大化，也使得语言服务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基础支撑。而且“一带一路”贸易畅通战略中大量多语种多样化服务需求的诞生，更需要语言服务与贸易业务过程相融合（或者语言服务嵌入贸易处理过程中）的新服务形态，这为语言服务的应用发展带来了新的课题和挑战。
第四，“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它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历史象征意义，丝绸之路沿线的很多国家怀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文明的好感与认同，这为中国同丝绸之路沿途的国家推进人文交流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也将有助于中国重新打造自身在地区和世界的人文形象。同时，“丝绸之路”也是一个文化品牌。丝绸之路沿线保留的大量历史遗迹与文化遗产，将作为独特的人文资源，为推进以旅游经济、文化产业为重点的交流与合作提供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为中国向中亚国家乃至丝绸之路沿途国家推广中国文化与外交理念、打造中国的人文形象提供了良好契机。
第五，实现“五通”的基础，是语言互通。政策要用语言表述。协商制定区域合作规划与措施，并使相关政策、法律、规划、措施为民所知所用，环环都需语言交流。设施联通需要语言连通。语言之路不通畅，其他方面也难以通畅。“五通”之中，民心相通就是要把“一带一路”沿线建设成为命运共同体，实现利益互惠、责任共担。民心相通是根本。“一带一路”建设可以用英语等作为通用语，但这种通用语只能达意、难以表情，只能通事、难以通心。欲表情、通心，需用本区域各国各族人民最乐意使用的语言。粗略统计，“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国家通用语等，再算上这一区域民族或部族语言，重要者不下200种。这些语言，乃是表情、通心之语，应当列入“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项目单中。
语言与文化紧密交织在一起。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戴[7]炜栋、何兆熊提供了一个简洁而被广泛接受的定义：“语言是用于人际交流的任意的声音符号的体系。”至于语言是不是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的种种讨论已经持续了多年，至今学界也未产生结论性的成果。但这不妨碍人们基于常识经验所给出的定义，那就是，语言是人类所独有的，是人类共同特性之一。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成果，这些成果又都确切地表明了语言是文化的核心：语言促使文化的产生；语言承载文化信息；语言组织人类的思想。“语言就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实际上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唯一的凭借其符号作用[8]而跟整个文化相关联的一部分。”语言，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质，“语言先行”，只是作为“一带一路”“五通”建设的实施顺序提出的概念，但其中的文化特质则是鲜明的。
第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民族多样、文化多元、语言复杂，但民心是相通的，民意是相合的。这不仅是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所依据的基础，也是千百年来各国各民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所积累和形成的共识。要实现“民心相通”，因为这是根本。民心相通，通的是文化。所有的民族文化，都或大或小地具有亲邻性、包容性，以及自净性，否则就不可能发展。“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背景孕育和产生的思维和价值观念是有差异的，在语言当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9]民心相通，通的是不同民族共同的发展心愿，中国是这样，需要发展，正在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发展的最大心愿；沿线国家地区，各个民族都要发展，发展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是沿线国家地区民族共同的心愿。而语言通则民心通，“语言先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该是第一步的、首要的，要达到语言互通。“习主席说过，掌握一种语言，就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我们要通过一国的文化，去掌握这个钥匙。我们说，用人家懂的语言，你可以与[10]之沟通，用懂人家的语言，你可以进入他的心灵。”语言互通是政策沟通、民心相通的基础，没有语言互通，政策难以沟通，更谈不上民心相通，也会影响贸易畅通、资金融通。语言互通是“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基础。实现“一带一路”语言互通，提升语言能力是主要途径，既要提升个体语言能力，还要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及其运用范围，实质上表征着国家的软实力。承载着的民心民意互通、文化交往互通，以至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打下牢固基础的重任，正是“民心相通”和“语言先行”的文化特质所在，也是本课题题中之义所在。二 本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多语种人才培养是“一带一路”背景下区域国别领域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从历史经验来看，早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就实现了民族大融合，在语言方面，各民族语言都得到了内涵的充实。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历史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即语言的发展与融合，是具有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特征的。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同时，“新丝路”有了质的不同。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民间的交往沟通比较多，而今天的“一带一路”，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提出和发展的。2014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指出，“中华文明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弘扬中华文化，不仅自己要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而且要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实现中国梦营造良好环境。”
因此，全球化、国际化是其重要的标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就需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多语种人才。
近几年，随着国际化外语人才培养的兴起，我国部分高校的外语[11]专业中开设了复语类专业。施行指出国际化人才的必备素质之一即为国际化知识和多语种表达能力。而许多外语院校也将“多语种、多学科、复合型”的办学理念和复语型的高质量外语人才的培养目标[12]融入了教学工作，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复语型人才培养项目，复语型的高级翻译人才项目，此外，上海外国语大学开设了英语—德语、英语—法语的复语类专业等双外语型人才培养项目。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化复语型人才的语言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等都是重要的培养内容。对于国际化复语型人才的发展等问题，部分学者，如顾伟[13][14][15][16]勤、梅德明，戴炜栋、王雪梅，牛励强，王雪梅都对复语型人才的培养和意义进行了探讨。综合以上成果，本书认为，复语型人才（multilingual talents）是指同时学习两门外语的高层次学习者，本书中将其简称为复语人才，复语专业学生的语言学习称为多语学习（multilingual learning）。多语学习者的迁移模式和双语者的语言迁移模式，存在着诸多的不同，也正在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国内复语学者鲜有直接研究三语习得正迁移的现象，且国内学者的三语习得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习得。这些实践，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多语种人才培养提供了生动的经验和实证依据。
近年来，多语种的人才培养和语言政策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16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的黄长著撰写的《从战略高度看待语言多样性》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仅给我们提出了语言学上的新挑战和新要求，也为我们了解、运用和研究沿线各国各地区语言提供了新机遇。
此外，国内的一些学者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政策和多语现象做了总结，并从中总结出我国可以借鉴的经验做法。张宏莉、赵荣[17][18]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哈萨克斯坦的语言政策。张力以纽约市为例，介绍了该市的多语现象，并从教育、经济、社会三方面揭示了[19]多语现象的现实意义。陈纳对美国社会有关双语问题的两派的不[20]同观点做了阐释分析。李宁从历史溯源和政治文化背景等角度出发，分析了摩洛哥官方语言政策的变迁，并揭示了官方语言政策与语[21]言权利、话语权、国民身份认同之间的相互联系。张桂菊从美国的《双语教育法》和《英语习得法》这两项语言教育政策入手，揭示[22]了语言少数族裔学生并未享有真正的教育公平。潘海英、戴慧则从历史的角度，结合当今全球化的背景，对比归纳了俄罗斯语言政策[23]的调整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等原因。张燕回顾归纳了加拿大语言政策的动态调整，分析了其在保持英语、法语双语平等发展的原则下如何修正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并从中归纳带给我们的启示。李雅[24]从政治、经济等角度入手，研究了塔吉克斯坦独立后的语言政策[25]变迁。栾婷分析了法国在全球推广法语的重要语言政策与具体的措施。
部分学者对语言政策的内涵、意义做了定义和思考。如：沈骑、[26]夏天对语言战略对于国家利益的特定维护与拓展两大方面的作用[27]做了分析。佟有才对我国语言教育政策发展做了历时研究。少数[28]民族语言也是我国语言政策的重要部分，孙宏开就对中国少数民[29]族语言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的发展阶段做了追溯。吴明海从“新丝路”背景下的经济和文化等角度入手，探讨了促进双语双文教育的重大意义。
2015年，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语言互通促进“五通”的实现，由国家语委牵头组织开展“一带一路”语言文字专项课题研究，批准设立了6个项目，包括：（1）“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战略研究（张朝意 北京外国语大学）；（2）“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语言生态及语言规划研究（曹湘洪 新疆师范大学）；（3）基于“一带一路”沿线核心区域语言与身份认同关系的语言战略研究（付志明 北京大学）；（4）《“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系列丛书（王辉 宁夏大学）；（5）“一带一路”核心区语言战略研究（以福建为例）（王进安 福建师范大学）；（6）“一带一路”国家语言政策与规划框架性研究（潘海英 吉林大学）。
现有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为“一带一路”下的多语种人才培养提供了一些启示。同时，结合我国的多语种人才培养现状，还需要进一步梳理，在培养途径和方式等方面，还需要更多的扩展和创新性的思考。三 多语种人才的定义和分类
本书中研究的多语种人才是指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与国家发展战略和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服务、语言产业等方面相适应、相匹配的语言人才，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图1-1）。图1-1 多语种人才的分类
第一，“多语种+”卓越人才，即精通两门以上第二语言，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深厚的人文底蕴、高尚的文化品格、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善于思考、勇于创新，且精通某一专业领域的全面发展的外语人才。
第二，非英语类外语人才，即“小语种”特需人才，涉及的语言包括阿拉伯语、俄语，东南亚地区的泰语、缅甸语、越南语、老挝语、柬埔寨语、马来西亚语、印度尼西亚语、印地语等。
第三，精通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才，涉及的语言包括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朝鲜语、柯尔克孜语等。四 本书阐释框架与章节安排
2014年，国家语委设立了“基于国家安全的中国语言战略研究”，这一重大课题的设立表明，语言战略研究已经和国家安全紧密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将语言的“被安全化”、保护语言的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等问题，提到了语言学和语言政策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关键语言、官方语言和各民族语言的协调发展，也不容忽视。
本书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结合国家发展需要，对于多语种人才的发展规划、国家关键语言的确立、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发展从战略的角度所做的阐释。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书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实验验证和对比分析等方法。除了语言学基础重要领域的文献分析外，还将对其他国家的相关语言政策以及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做出分析。图1-2 本书基本框架
本书共包括五大章节。
第一章，作者对本课题研究的题旨及其战略意义进行了阐述和分析。以较大篇幅描述了“丝绸之路”的历史场景以及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民族文化语言的情况，明晰了“一带一路”上的多元文化及多语分布状况，梳理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民族的分布及其语言的现状。通过对语言现状的考察，阐述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下的语言战略推进的路径，并对“民心相通”与“语言先行”做了理论分析，阐述了“一带一路”与“语言铺路”的战略意义。
第二章，主要针对“多语种+”卓越人才的培养做阐述，对其定义内涵、多元培养路径和现实意义做出说明。
第三章，主要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小语种”特需人才的界定、培养目标解读、模式顶层设计等多种路径以及在经贸、跨文化交流和语言保护等方面的现实意义等。
第四章，在回顾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发展的历史的基础上，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人才的定义、培养目标、多种培养路径做探讨，并对少数民族语言人才的独特优势与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记录与保护等进行讨论。
第五章，在前文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多语种战略人才培养工作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做出评估，探究如何通过我国的相关语言政策促进多语种战略人才的培养，同时对“语言铺路”的实施提出了路径设想。第三节“一带一路”与“语言铺路”的战略意义一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具有全局性影响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覆盖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带来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战略意义极其重大，战略规模宏伟壮观，战略前景灿烂辉煌。“一带一路”是一条串连起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五彩绸带、康庄大道。中国是“一带一路”的倡议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国。
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2015年3月，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中国政府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5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欧亚三国进行访问时，首站抵达哈萨克斯坦。此次访哈被视作“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落实之旅，将进一步助推“一带一路”的建设。2015年，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在“一带一路”上，中国不是也绝不可能是“孤独的行者”，一定是团结起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一同前行。虽然沿线国家和地区民族众多、文化多元、语言复杂、诉求多样，但发展的愿望是一致的，[30]民心是相通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边境地区作为连接中国与众多邻国的门户和纽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和作用。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一带一路”建设向前推进的必要前提和保障。目前，中国已同除印度、不丹外的12个陆上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未划定的中印（度）、中不（丹）边界地区也总体保持稳定安宁。中国边境地区整体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邻国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意愿普遍上升。中国与周边国家打造更加紧密利益共同体的愿景，将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变[31]为现实。
作为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作为正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中国，“一带一路”是伟大的战略，是为全球经济民生发展造福的实实在在的贡献。
第二，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跨文化交际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社会关系和角色关系的跨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交际有着深刻的影响，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考察跨文化交际中的社会关系和角色关系的异同，有利于选用适宜的称代形式和行为规范进行交际，使交际符合不同社会的交际规则，达到在不同的文化之间有效交际的目的。“一带一路”的建设、推进，需要“语言铺路”。在“一带一路”倡议大框架下，语言作为经济、文明的载体，作为“一带一路”“五通”的基础，语言到哪里，经济、文化、生活就会到哪里生根发芽。语言铺路，铺就的是政策沟通之路、设施联通之路、贸易畅通之路、资金融通之路和民心相通之路。“语言铺路”不会是单向的，而是多种语言互通交往铺就的。不论是我们习惯思维形成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等理念的兴起，还是“推广”或“接轨”等概念的普及，“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展开，就使“语言铺路”在物质形态呈现出双向和多向的、发散和多元的特点。
第三，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强大影响力，以及包括在“亚投行”等经济高地的主导地位等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或者局部优势）非常有利于推动中文作为中间语言的战略实施。“一带一路”的语言战略也是国家战略。中文能够作为国际中间语言，对我们国家来说价值同样是巨大的。中文成为中间语言就意味着大量信息首先被翻译为中文，再转换成其他语言文字，这将极大地促进我国信息输入输出能力的发展，使我国获得信息优先优势，从而满足经济、文化交流中不断增加的迫切需要，这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而且随着中文信息的增多和时效性的增强，中文的权威性将得到迅速加强，逐渐成为全球最具权威性的信息来源语言，将带来巨大的竞争价值，并推动中华文化成为强势文化加快在全球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32]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如果将中文翻译成外语，在“软实力”方面实现了“走出去”并服务于“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地区，同时把与其他国家地区实施“五通”过程中涉及的各种信息，以中文为中间语言实现多种语言信息之间的互译，以中文版本作为多种语言之间信息转换的标准参照，那么以中文作为中间语言的时代就会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实施而来临。
第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理念是互利共赢，表现在语言理念上就是提倡平等互惠。“语言铺路”也应该是以平等的、和谐的态度进行。在各种语言交流和文化交流中，在各种概念的中外翻译中，应尊重各种文化的语言使用习惯，特别要注意能让更多的人看得明白、看着顺眼，注意词语使用得体。比如教育领域的“汉语推广”、工业制造生产领域的“过剩产能输出”、建筑施工领域的“抢占市场”、“在当地极其恶劣的环境中”等，都未必是恰当的用语，因为这些词语要么含有不平等的话外之音，要么是用中国眼光看世界，容易引起误读或曲解，从而造成感情隔阂、语言冲突等矛盾，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一带一路”建设事业。“此外，有人把‘一带一路’分为‘新起点’、‘真正起点’、‘黄金段’、‘核心区’、‘中心线’、‘支点国家’等，特别是国内一些地区正在‘抢占制高点’。如此‘截路分等’是否合适，值得仔细斟酌。应尽快启动‘一带一路’术语研究，制定有关术语使用与翻译原则，提供具体翻译词表，拟订忌讳词表或不建[33]议使用词表，及时提供语言咨询服务。”
第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对“语言铺路”提出了客观的同时也是紧迫的要求。这些要求，不仅仅是语言人才尤其是“多语种+”人才的培养措施、科技成果的开拓性运用、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等技术层面的，还包括文化发展理念、语言战略、语言政策、语言理论、语言教育等设计。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模式和文化正加快融入全球的进程，除了面临经济、技术、资金等硬实力的挑战之外，面临的更大挑战实际上来自“软实力”领域。当前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模式和文化成就的影响力还相当薄弱，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完全不相匹配。不论是“一带一路”还是“引进来，走出去”战略，世界看到的中国，是经过语言翻译过的中国。中国认识的世界，是翻译过的世界。其中，语言翻译的作用不言而喻。语言作为经济、文明的载体，作为“一带一路”“五通”的基础，实质上表征着国家的软实力，影响着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态势。中国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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