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少林 著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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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网路——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问题研究试读：
前言
自20世纪90年代初互联网踏上商用之途至今，现代信息网络日益成为推动世界变革的重要力量之一。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和广泛应用，在很多领域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促使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国政府对互联网发展高度关注，提出了“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十六字方针，推动互联网建设和管理事业不断快速健康发展。
然而，受我国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影响，城市和农村互联网发展之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落差”。当农村网民数量不断增长之际，其增速与城市网民相比仍显落后；当电子商务在城市发展得如火如荼之际，农村的网络应用仍然偏重于娱乐消费；当网上城市信息资源不断丰富之际，涉农信息资源仍然面临“少、乱、散”等问题。
农村网络应用之所以始终未形成燎原之势，或许与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有关。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看待农村互联网的发展？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我们重视、审视的问题。
站在电信运营企业的角度，这是一座发展宽带用户的“金矿”，尤其是当城市用户逐渐饱和的时候。
站在互联网企业的角度，这是一片亟待开发的“蓝海”，尤其是在推广娱乐应用方面。
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这是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旗帜之下。
上述角度均不可或缺，却都带有某种“他者”的眼光，居于一种“引领者”的优势地位，缺乏“主体”的考量。
农村互联网建设和发展的主体是谁？当然包括企业和政府，但真正的使用者是亿万农民。只有站在农民群众的角度，设身处地地（而不是超前地或滞后地）考虑其需求、引导其应用，农村互联网的发展才会有一个亮丽的未来。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本书在对“三农”和互联网的交互关系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例考察之后，重点转向了对农村消费者宽带网络采纳行为的定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时下中国，“宽带”无疑已是一个“热词”。为何热？因为全社会对其憧憬已久。一方面，我们不断畅想宽带未来之美；另一方面，我们也充分估计宽带发展之难——宽带多宽，还有多远，还要多久？对于生活在乡村的人们来说，更是既有期待也有疑惑。
当本书行将付梓之际，传来了利好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正式启动实施了“宽带普及提速工程”，“普及”一词令人眼前一亮。在此前后，相继有两个调研组（工信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宽带中国：探索与创新”调研组，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住建部等组成的“宽带中国战略”联合调研组）来到江苏，考察宽带发展情况，分析了江苏宽带建设经验，对“宽带江苏”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无论是“宽带普及提速工程”还是“宽带江苏”战略，追求的一个重点目标就是造福广大农村、惠及广大农民。
走在一个属于宽带、属于三农的春天里，无论是网络的建设者、使用者还是管理者、研究者，我们没有理由不精神抖擞，没有理由不信心满怀！第1章 导论：老问题遇上新事物1.1 问题的提出1.1.1 “三农”是一个老问题
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登载了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写给国务院总理的一封信，其中说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将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显性化的“三农”问题讲到了某种极致。“三农”问题是由经济发展而衍生出来的问题，是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可以说是当前横亘在中国改革发展道路上极重的一块石头。面对这块“石头”，我们不仅绕不过去，而且光是“摸着石头”可能还过不了河，必须“抱起石头来”才能走过去。
党和政府对这块“石头”高度重视，认识“三农”问题的深度不断拓展，指导“三农”工作的力度不断加大。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命题；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五统筹”的思想，并把统筹城乡发展摆在首位；2004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2005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逐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一系列重大战略构想的提出，表明党中央逐步形成了系统性解决“三农”问题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基本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党中央在我国总体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后破解“三农”难题的总抓手，对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坚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放眼实践，我国在“三农”工作上做出了艰辛努力，连续数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以此为题即可为证。客观上，也确实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效，有力地提升了农业水平，改善了农村面貌，增加了农民收入。但是，成效虽大，问题也不少，比如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比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财产差距、消费差距不断扩大，比如城乡社会保障发展差距悬殊，等等。面对这种种“症状”，我们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没有一步到位的阶梯，没有一蹴而就的条件，没有一鼓作气的可能，唯有抖擞精神、持久作战，唯有长期积累、分步解决，唯有积小步至千里、积小胜为大成。但是，无论困难多大、路有多长，都不能构成我们懈怠松劲的理由，因为“三农”问题作为现代化建设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其解决得好坏不仅关及自身，更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稳定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因此，完全可以说，“三农”问题是“中国问题”的重中之重，是个老问题、顽固问题、需要我们常思常解但又常变常新的问题。1.1.2 互联网是一个新事物
说互联网是个新事物，是就其影响而言，因为当前在许多领域，互联网带来的冲击令人们目不暇接或者说手足无措。但是，互联网的产生与发展已有若干年头，其传入我国亦已有十多年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趋向于同意其是人类在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近几年，人们经常使用“未知远大于已知”这句话描述互联网蕴含的复杂性，这无疑是恰当而明智的。
梁建章（2000）曾指出：“从历史的经验看，人们在一项技术发明初期，一般会高估技术本身的发展和普及速度，却往往低估或忽略了其对社会和经济的长远影响。因为线性地预测技术的发展速度容易，但要预见人类行为的改变就困难得多了。当电话刚出现时，人们想到的是能和亲友通话，却很少有人想到在电话上所能进行的各种商务活动；在汽车刚出现时，人们想到的是驾车郊游所获得的乐趣，却很少有人想到它所带来的城市扩张和人类居住环境的变化；当电视刚出现时，人们想到的是看戏不用去剧场了，却很少有人想到它对人们整个娱乐文化生活的影响。”互联网所带来的，正是这样一种令人为之目眩的现象，其对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造成的冲击波远大于技术本身。
抛开其他，仅就产业发展而言，互联网对传统电信产业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网络组成看，互联网与电信网是紧密融合的，因为无论是主管部门还是电信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把互联网作为电信网的一部分来看待并建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但现在二者的关系正在发生逆转。以传统电信网为中心的封闭模式，正面临着以互联网和智能终端为中心的开放模式的巨大挑战。尤其是在近年来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浪潮中，传统电信运营企业被管道化、边缘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且不说一些互联网企业的市值已超电信运营商这样的“旧闻”，即便是各界寄予很高期望的“三网融合”，由其产生的新兴业务形态与互联网业务相比亦不免黯然失色，因为电信网与广电网的壁垒是人工筑就的，现在拆掉“围墙”理所当然，何况互联网的发展早已在这堵墙上搭了“梯子”。一些地方政府把“三网融合”当做一项重大的产业机遇，这无疑是敏锐而正确的决定，但如果仅是把目光放在电信和广电两个行业的“双向进入”上还是短视的，因为无论是电信网还是广电网，其发展空间都是可预期的，唯有互联网才值得我们寄予更多期待。换句话说，三网融合的未来很可能将是“一网合众”，无论是电信网还是广电网，都将作为互联网的一部分而存在并发展。可以说，互联网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信息时代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当前，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加速向宽带化、移动化、融合化、泛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互联网日益成为硬件、软件和服务的集成平台与生产要素，并将推动新型跨界融合业务的不断产生和发展。对互联网这一新事物而言，随着各行各业日益“被互联网化”，其更大的发展、更广的领域、更深的影响还在将来。1.1.3 老问题与新事物的交集
笔者出身农门，16 岁之前一直生活在农村，工作生涯30年则一直从事信息通信行业，可以说对“三农”和互联网这两个议题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较多的了解，且一直试图将这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电子商务的突破性发展，更使笔者对互联网在农村的应用前景充满兴趣。笔者认为，“三农”问题是横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坎”，既然绕不过去，就必须解决；互联网的概念一传入国内就被人们喻为“金桥”，城市电子商务的成功实践也已证明此言不虚。那么，将二者对接起来会怎么样？这样一对老问题与新事物的交集，能带来怎样的碰撞，产生怎样的火花，改变怎样的格局？这正是本书所要着力探索的核心问题。
在经历了广播、电话（固定通信）、电视、手机（移动通信）等的陆续引入后，人们早已深知：单一的技术革命可能会带来某一领域的变革，但难以承载全方位变革的使命。而互联网则不然，它是众智所归的产物，是“共建共享”这一主流语汇的最佳载体。互联网所带来的时空革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只有通过互联网在农村的普及，才能使中国农民获得最好、最全的信息，才能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具有革命意味的引擎。
其一，发展农村互联网能极大地促进农业增产。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增强城乡两个市场的连接与交流；需要促进农村和外界社会进行商流、物流、信息流、人才流、资金流的相互沟通；需要不断壮大农村信息、运输、加工、销售、信贷等服务体系。尤其是中国农业生产单位众多，全国有数亿个，需要加强信息引导和市场调控，防止生产和价格的大起大落。这些都离不开现代信息通信手段，离不开互联网的普及。
其二，发展农村互联网能进一步改善农村发展的基础条件和环境。网络是农村的重要基础设施，在防灾扶贫、合作医疗、义务教育、文化宣传、劳工培训、科技推广和治安管理等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于缩短农村与城市的距离，进一步体现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吸纳、承接资本和产业转移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三，农村互联网是提升农民素质和农民致富的重要措施和手段。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使得现代农民越来越重视经济和文化教育信息，越来越需要先进的互联网网络服务。推进互联网进村入户，能为农民返乡创业提供一个信息化的环境保障，更好地促进返乡农民自我创业，加快致富步伐。
再者，发展农村互联网还是振兴信息产业的重要途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今天”的农村市场必将成为“明天”或者“后天”的城市市场。推进农村互联网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振兴电子信息产业，带动设备制造业和运营业的发展。
然而，互联网在中国农村的发展根基尚很薄弱，在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应用等方面与城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广大民众，都有理由对此充满期待，因为这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市场，是一块待垦的沃土，是一片很难用理论去勾勒、必须靠实践去涂抹的大风景。1.2 互联网与“三农”问题研究简述1.2.1 发展现状研究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7）从农村互联网发展概况、农村网民上网行为分析、农村网民特征结构分析、农村中小学生上网情况、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上网状况、农村居民不上网原因分析等方面，全面描述了中国农村互联网的发展现状。从2007年开始，CNNIC每年都会发布《中国农村互联网调查报告》，成为反映我国农村互联网宏观发展状况最为权威的研究资料。
芦世玲（2009）认为：农村互联网普及的特点表现在用户结构偏向年轻化、低学历和学生群体，整体普及率较低，主要在网吧上网，娱乐是使用网络媒体的主要目的，商务目的的使用率不高。在发展措施上，建议加强基础建设，细分农村受众市场，提供更多实用性内容等。
段京肃、李惠民、王锡苓（2007）认为：在广大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互联网的进入遇到了完全不同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困难和问题。各地采取了企业赞助型、政府推动型和自由发展型等不同的发展战略。文章通过实地调查对3种情况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经济落后地区发展新媒体的建议。1.2.2 网络接入研究
张明新（2006）认为：农村居民对计算机和互联网普遍持正面态度，这对其电脑和网络采纳有着积极意义；但其关于新技术的知识却较少或太少，极大制约了其新技术的采纳速度。“态度”仅受“知识”和年龄的影响，而“知识”受到诸多行为及人口因素的影响。建议向农村居民提供公益性的计算机或互联网培训项目，将有望加速家庭电脑与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扩散。
曾平生、杨秀宁（2007）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成为构筑开放式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媒介，在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中也必将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农村互联网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要真正发挥互联网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作用，要从思想观念入手，确立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步骤，多渠道、多方式、健康有序地推进农村互联网建设。
段京肃、李惠民、王锡苓（2007）认为：在经济落后地区，社会发展的全面滞后和民众文化素质水平的低下，决定了对新事物的接受有较大难度，因此在推广互联网的过程中必须有外界力量的介入；在经济落后地区，政府仍然是权威的信息来源，是推广新事物的精神保障和资源保障力量，由政府出面的推广活动更容易为农民所信任并接受；在实行了大包干的落后地区农村，生产和生活都还在低水平上运行，新事物推广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无法由农民自己筹得，必须有政府投入或有外界投资者的协助；在经济落后地区发展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事物时，需要一批自身对新事物有强烈好奇感的当地人；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行之有效地以商业化运作模式进行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推广活动，借助于个人的力量实现的电脑普及，在经济落后的地区是无法实现的，经济落后地区互联网的发展必须采取与城市不同的方式。
李霄（2011）经过实证分析后得出结论：农村家庭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非农收入的比例以及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比例越高，家庭拥有电脑、网络的可能性越大，而和受访者性别、年龄没有显著关系。因此，加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投入，进一步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农村电脑、网络的普及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1.2.3 网络资源研究
严方（2006）认为：加强我国互联网农业信息资源建设，必须强化农业信息建设的宏观管理；建立健全信息网络，加快信息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信息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教育和培训，提高广大农民的信息素质；建立和开发综合数据库系统，加强系统化管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农业信息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和利用；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加强农业信息网站的科技含量和特色；建立农业专业搜索网站。
邓敏（2007）认为：涉农信息资源的开发服务是农村信息化的核心和本质。涉农信息主要包括政策、市场、农科、植保、气象、农资、就业、村务、法律、文体等十类信息。涉农信息资源开发服务的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政府部门（特别是农业部门）、公益性机构（包括公共图书馆、公共档案馆、文化中心、农业科技推广站、就业信息服务中心、非营利中介机构等）、信息资源产业等都是参与涉农信息资源开发服务的具体主体。涉农信息资源开发服务的主要机制应该分为3种：行政机制、公益机制和市场机制。涉农信息资源服务对象的差异性、对象对涉农信息资源需求的特殊性以及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客观上要求服务模式的多样性，既要依靠传统的服务模式，又要创新现代的服务模式，实现传统服务模式与现代服务模式的优势互补。
牛新权（2007）认为：互联网现在主要还是为城市人群服务，跟农业、农村、农民关联甚少。经济条件、教育水平以及技术屏障等瓶颈因素造成普通农村受众与网络涉农信息之间的传播障碍。互联网在西部农村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需要经过适应农村环境的某种程度的改造，主要体现在使用成本的降低和操作技术的简化两个方面。当前最重要的是让更多的普通农民能够接触到农业网站上的信息。为了解决农民对网络涉农信息的迫切需求，可以结合各地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多样的网络涉农信息有效接收的模式。
张文惠（2007）认为：整合涉农信息资源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技术设施差，农村信息利用率低，农村信息人才缺乏等方面。从整合涉农信息资源策略来看，首先要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和技术设施建设，强化乡镇文化机构，特别是图书馆网点的建设，加强各级信息网络基础硬件、软件建设；其次要重组具有农村地方特色的、实用的信息库，针对农民的信息需求规律，以发展区域特色信息服务为主导，以多样化农业科技信息为重点，对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涉农信息内容进行重组；最后要整合人力资源，加强农村信息员队伍建设。
王有刚（2008）认为：当前农业网络信息存在以下障碍，第一，信息规范化、标准化程度差，站点不够生动，数据库的内容多为文献型数据库，数据型数据库、事实型数据库很少；第二，缺少优秀的农业信息专业搜索引擎实现信息导航，农业信息自动分类和判别技术以及电子商务技术等还没有很好地得到应用；第三，信息的时效性差，有效信息少，过时信息多，不能实现信息及时更新，获取不到有效信息。对此，建议加强信息源建设，扩充信息量。以农业科研单位、农业院校、大型农贸市场、农产品生产基地及涉农企业为主要信息源，加强信息采集整理工作。切实加强信息分析、加工工作，着手研发、构建高质量的实用型农业应用系统。1.2.4 网络应用研究
陈淑祥（2005）认为：我国农产品网络营销起步较晚，直到1996年才开始被我国企业尝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网络营销发展的总体水平较低，仍停留在起步阶段。
郑智斌、陈志强（2005）认为：农民的互联网活动非常单调，其主动性、深广度和稳定性都相当低。为此呼吁加强对农村网络人才的培养，不断提高他们利用现代传播发展自我的能力。
胡开炽、魏章友（2007）认为：在发展农产品的网络营销中，人才是核心，因而解决人才问题应当是最根本、最紧迫的。当前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严重地制约了农产品网络营销的发展。
李永健、刘富珍（2007）调查后发现：在农村青少年中有过上网经验的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比例虽接近 30%，但互联网并不是他们经常接触的媒介。与枯燥的农村文化生活相比，丰富多彩的网上世界对青少年应该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但由于电脑不普及，网络对于目前农村的青少年来说，主要是一种娱乐方式，而并不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农村青少年电视媒介的使用目的和网络媒介的使用目的是截然不同的，使用电视这种媒介的目的呈现出多样性，而使用网络媒介目的的单一性还比较突出，这说明电视媒介的功能得到了多方面的开发，而网络媒介的功能在农村青少年中的运用还是比较初步的。因此，对农村青少年网络媒介素养的培养亟待加强。
王锡苓、郑春丽、李泾（2008）认为：在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传播环境中，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刺激了农民的媒介需求，而地方政府适时推行的各种农业技术培训与推广则成为这一地区社会发展、农民观念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
张少峰（2011）认为，当前农村网络消费市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物流体系服务不完善影响了农村网络市场消费，农村金融服务网点较少影响了网络消费规模。建议大力发展农村物流服务体系，促进网络消费市场发展，加快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快农村互联网建设，以培训等手段提升农民互联网应用能力，积极宣传并发展网络银行业务。1.2.5 网络影响研究
李素萍（2007）认为：互联网有助于推动传统农业向知识型农业转变；促进农业结构调整；降低成本，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农产品销售、农业信息公开化；减少农产品交易市场交易风险、经济损失；促进我国农业向外向型经济转化；有利于农副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农民素质，培养现代化农民；改变农民经营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社会进步。
邹华华、刘洪（2007）认为：在农村信息化这一新农村建设重要环节的建设过程中，以互联网和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地位，同时广阔的农村市场和众多的农民受众将会为新媒体的发展提供巨大空间。新媒体在当代信息社会中发挥着日益深远的作用，然而新媒体在农村还只是零星之火，形成了新的城乡数字鸿沟，不仅阻碍了农村的迅速发展，而且影响到国家信息化的平衡发展。
邓俊（2007）认为：互联网的出现对现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网络成为农村中小学生了解外界的主要窗口，网络对中小学思想政治工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网络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如何正确引导青少年学生，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
刘倩生（2008）认为：网络对农村青年生活方式存在明显影响，网络已
其一，立足现代化的视野研究“三农”问题的演变及表征，分析互联网的特征和影响，进而研究此二者之交互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农村互联网发展的域外模式和国内经验，并以江苏省为例，研究互联网对“三农”问题构成当代农村青年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媒介。网络对农村青年生活方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消费生活方式、闲暇生活方式、交往生活方式及家庭生活方式四个方面。网络一方面促进生活方式的进步，丰富农村青年的闲暇生活，并提高其交往能力，改变了农村青年的婚姻自由和民主；另一方面长时间上网娱乐导致网络沉迷。
宋瑾、罗安平（2010）认为：农民工外出，留守儿童在没有引导的情况下接触互联网，负面影响可能多于积极影响，虚拟与现实转换极易造成落差，导致预期偏差。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农村互联网发展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分析，得出了很多富有价值的结论，为本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基础。但从总体上来看，现有文献多数进行了“散点式”研究，缺乏对农村互联网发展问题的综合性分析，部分研究中还带有较强的先入为主的倾向性，研究结论普遍较为简单。1.3 研究目标、意义与方法1.3.1 研究目标
近年来，互联网业务发展迅猛，已成为我国信息通信产业新的“重要增长极”。制约农村互联网发展的因素很多，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等，但最为直接的影响因素是网络的覆盖范围、网上信息的适用性、农民的购买能力（包括农民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从众心理等）以及运营商服务能力（包括网络、资费、营业网点等）等。单一的因素无法充分说明影响农村互联网发展的原因，片面的研究无法为企业制定营销策略提供有效指引，只有从多角度研究影响农村互联网发展的多种因素，才可能导向科学有效的结论。
本书研究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业已形成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分析农村互联网发展的动力机制。
其二，基于消费者动机理论、技术接受模型有关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以及中国消费者宽带采纳的影响因素研究等，构建适合于农村宽带消费者的宽带采纳模型。基于农村宽带采纳模型，定量研究影响中国农村消费者宽带采纳的因素，通过问卷设计、问卷调研和统计分析方法，得出中国农村消费者宽带采纳的模型。基于理论文献研究与定量研究结果，验证中国农村消费者宽带采纳模型，并为农村互联网的发展提出与本研究成果相关的建议。1.3.2 研究意义
本书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为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在理论意义方面，本书基于消费者动机与消费者行为理论以及技术接受模型，研究中国农村宽带潜在消费者的宽带采纳模型，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宽带消费动机与消费行为有关理论研究以及技术接受模型有关应用研究。同时，在细化研究农村宽带采纳模型的同时，进一步探索与验证适合中国农村宽带市场的各变量测量量表。
在实践意义方面，由于目前对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的系统研究较少，本书基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成果，为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提供参考建议，以期推动农村互联网产业的健康、良性发展。1.3.3 研究方法
一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也是研究农村互联网问题的方法论基础。该方法要求在对历史材料客观充分掌握的前提下，进行科学的批判、汲取和借鉴，作出合乎逻辑的分析、归纳和总结，力求达到“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本书研究力争以此研究方法作为最基本的方法，以分析农村互联网发展问题。
二是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无论是“三农”问题还是互联网问题，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本书试图在相关理论指导下，运用实证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
三是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从学术角度来看，“三农”和互联网发展这两个问题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电信科学等多学科，学科交叉性和综合性很强。
四是规范分析和定性、定量分析的方法。规范分析、定性和定量分析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常用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主要是对社会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做出价值判断，定性与定量分析是认识事物本质特征的重要方法。本书试图通过规范分析和定性、定量分析的方法，指出发展农村互联网的可行思路和具体措施。1.4 研究重点、难点和主要创新点1.4.1 研究重点
本书旨在从统筹城乡发展角度来研究如何推进农村互联网发展，围绕这一主题，在研究重点上致力于以下方面。
一是对“三农”问题从理论和现实层面进行分析探讨，以揭示长期影响“三农”问题解决的深层次原因和体制性障碍，着重指出“信息贫困”问题的存在及其解决之意义。
二是分析互联网发展给“三农”问题带来的新契机，揭示农村互联网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长期性。
三是基于国内外大量实例，对影响农村互联网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行系统分析。
四是以宽带接入为重点研究对象，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影响农村消费者宽带采纳行为的关键因素。
五是对加快农村互联网发展的对策、措施进行重点探讨。1.4.2 研究难点
目前，关于“三农”问题和互联网问题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但以农民为主体视角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则很少。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就有关问题进行了阐述，观点不尽相同，总体而言缺乏全面、系统的分析。
面对现有的研究状况，如何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着眼于我国独特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三农”实际，在比较、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一套适合国情的农村互联网发展的理论观点，无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同时，加快农村互联网发展，跨越“数字鸿沟”，既是理论问题，也是体制性问题。如何面向实际情况开展理论探索，为实践创新提供理论帮助，无疑也是一个难点。1.4.3 创新之处
本书通过对农村互联网发展的分析研究，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创新。（1）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对“三农”问题和互联网问题以及二者的交互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进一步拓宽了农村互联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领域。（2）基于国内外大量实例，研究了农村互联网的动力机制问题。（3）运用实证方法研究了农村宽带采纳问题，在以下两方面开展了探索。
① 从影响农村消费者宽带感知有用性的内在动机和外在诱因角度出发，系统地研究了内在动机和外在诱因的具体因素；同时，设计并验证了具体因素对应的测量量表。
② 技术接受模型正式用于农村消费者宽带采纳模型构建的研究非常少，本书基于技术接受模型构建中国农村消费者宽带采纳模型；在模型构建中，不仅考虑了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对宽带采纳态度的影响，还考虑了体现农村消费者消费能力的感知成本因素，并实证研究其影响的显著性。第2章 现代化视野中的“三农”问题2.1 “三农”问题之发生2.1.1 “三农”问题的概念
所谓“三农”，系指农业、农村、农民，分别指向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这三个维度，却又以一种高度整合、密切相联的方式凸显于今世，呈现出一种三位一体的状态。称之为“问题”，意指“三农”的发展变化进入了一种失衡状态，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上探寻解决之道。
1.农业问题
农业问题隶属经济学范畴。农业作为初级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无疑具有基础性作用。似乎没有哪个产业像农业一样，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但一有风吹草动，便牵动全国。所谓“无农不稳”，农业的地位和作用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第一，农业是衣食之源，舍此则社会之一切无以生存；第二，农业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原材料，从根本上制约和影响着其他产业发展；第三，农业在现代化的诸要素中处于基础位置，农业的生产力要素向非农产业直接转移构成现代产业的直接基础；第四，农业问题也是安全问题，粮食是国家的战略性物资，这一点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尤为重要；第五，农业也是生态保护的主要屏障和组成部分，农业和林业能够提供水土保持、污染降解等。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加入WTO，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近20年来局部的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都造成了严重冲击，正是由于我国有稳定的农业生产能力，农业生产没有大起大落，才为宏观调控和经济平稳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业之成为问题，系指在一个诸多产业形成系统分工的现代社会中，其没有实现应尽的功能要求，进而引起社会系统的失衡。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一直是“问题部门”。威廉·阿瑟·刘易斯（1979）指出：“农业一直是发展链中最脆弱的一环。发展中国家工业每年大约以7%的速度增长，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农业之前，到处都是一片光明景象。就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基本情况是，粮食生产赶不上粮食需求，从而引起并激化了一系列的其他问题。”
当前，我国农业问题的关键是产业化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如下：一是未能摆脱小农经济的格局，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二是未能形成流畅的产供销体系，完善更具“造血”功能的产业链；三是未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提升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的科学化水平；四是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薄弱。
2.农村问题
农村问题隶属社会学范畴。“农村”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地理方位上的概念，表明一种不同于城市的经济活动方式，是与“农业”相联系但不能等同的概念。
中国农村的发展具有与西方国家极为不同的特质。费正清（1987）认为，“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中为数极多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木掩映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的土地，没有什么变化；二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势者的家庭……社会的主要划分是城市和乡村，是固定在土地上的80%以上的人口和 10%～15%的流动上层阶级人口之间的划分。这种分野仍旧是今天中国政治舞台的基础。”这种城乡差异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一系列制度安排而被固定化，逐渐形成城乡分隔、分治的二元社会体制。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正处在由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急速转型的过渡期。正是这种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不一致和不协调，使得“农村问题”益发突出。其一，城乡发展不同步，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公共服务不均等；其二，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其三，农村治理存在诸多问题，如社会秩序存在不稳定因素、干群矛盾尖锐、一些地方的村镇事务处于半瘫痪状态，“农村散了”的现象局部存在并在一些地区扩展。
3.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隶属政治学范畴。泱泱华夏，农民问题由来已久、关乎全局。之所以如此重要，可以从两个角度衡量。一方面，就数量而言，绝大多数农业人口的存在，决定了农民问题能否切实解决是衡量社会发展和改革成败的标准和依据，也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另一方面，就质量而言，历次社会变革都充分证明了农民问题是不可忽视的。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是要推翻压在农民头上的千年封建帝制，毛泽东强调“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始于对农民生产力的释放。尽管如此之重要，似乎又没有哪个群体像农民一样，常年辛勤劳作，吃苦多，奉献大，却又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沉默的大多数”。毫无疑义的是，只有正确地把握中国的农民问题，才能着手解决中国的其他现实问题。对于这一点，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并将继续证明。
现阶段的农民问题，集中表现为这样几点：一是在身份上的平等权问题，城乡居民两种户籍的模式亟待从根本上打破，还“农民”作为一种职业的本来面目；二是财产上的土地权问题，包括所谓的“小产权房”问题，必须予以切实保障而非有意“虚化”；三是人口的迁徙权问题，在改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前提下，实现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将“三农”问题简单地看成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个问题的统称。本质上，“三农”问题是一个问题，即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问题，而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三个侧面，具有整体相关性和内在一致性的特征。任何一个“三农”的具体问题都可能涉及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方面，它们牵一发而动全身，都会影响到整个“三农”问题的解决。2.1.2 “三农”问题的形成
从世界范围看，工业革命之前是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三农”问题的。在以农业为主导的传统社会，自然经济和中央集权体制相结合形成的封建制度是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到工业革命之后，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和对农业的剥夺实现了工业资本原始积累，再利用既有的经济优势武装现代农业，既实现了农业的机械化和集约化，又凭借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基本解决了农业过剩人口的就业问题。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正如刘少奇在1950年所作的题为《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讲话中所指出的，“……这些办法，我们都是不能采取的。无情地剥削本国人民和对于殖民地的掠夺，这是与我们国家立国的原则根本相反的。在奴役性的条件下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借款和让出租让地，我们当然也是不能采取的。在平等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取得借款和实行租让，原则上是可以的，我们也已经做了一些，以后或许还可能做一些，但是不能取得很大资金……因此，我们筹集工业资金的办法，也和以前的苏联差不多，就只有由中国人民自己节约这一个办法。除开这个办法，我们就不能筹集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刘少奇强调，“在世界历史上就只有这两条国家工业化的道路。除此以外，是没有第三条路的。有人说要走第三条路，这只是在欺骗人民。如果有人在‘诚意’地幻想第三条路，那也只是在‘诚意’地自欺欺人，其结果是没有两样的。”然而，因人口众多、资源不足，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为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付出沉重代价之后，自身却陷入了困境，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村人口过剩和贫困人口相伴而生，农民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等。尤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环境下，受国外的挤压，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迟缓，难以反哺本国农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也就难以顺利实现现代化，农村发展面临诸多严重障碍，农业科技的相对进步和农业资源的困乏制约同过多的农村人口之间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所走的就是这样一条“以农扶工”的道路。刘少奇在同一篇讲话中引述了斯大林的原话：“一个农民，他积累了少量的钱，他不用这些钱去修理犁头，革新自己的经营，而却买了一架大留声机……花光了”，之后指出，“这样的农民，是不会创造自己幸福的生活的。这对于我们的国家也是一样。如果能够从人民的节省中筹集一些资金以投资于工业，但我们却不这样做，而由大家在消费中花光了，那我们就不能创造人民的幸福的生活。这就是说，在建设时期内，存在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由人民积累资金以加快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应使广大人民彻底了解这个矛盾，以便获得适当的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为我国工业化做出了重大贡献。1950年至1979年，农业为工业建设提供的资金约为4500亿元，为国家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作出了巨大牺牲。从1980年到农业税完全取消的2006年，虽然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比重不断缩小，但是农民仍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工业的快速发展，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1952年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0.5%，1978年为28.1%，2010年为10.2%，而工业所占的比重已经上升到2010年的46.8%，表明我国已从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农业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与此同时，一系列新问题开始涌现：其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损害了农业、农村，如对农地的侵占和工业污染的扩散；其二，配套措施不到位，农民负担极重；其三，片面的城市化战略使农业、农村、农民利益严重受损；其四，工农业利益再分配失调，特别表现在农用物资和工业品价格的实际上涨与农产品价格的停滞或下降。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三农”问题便作为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摆在国人面前。自彼时起，我国的国民经济一路高歌猛进，城乡差距却未见缩小，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造成一系列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使“三农”问题的解决变得越发复杂。可以这么说，“三农”问题是进入现代化进程以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地位日益边缘化的集中反映。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到2050年前后赶上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但是，“现代化”既要看“平均数”，更要看“大多数”，一个使最大社会群体持续相对贫困的社会是无法持续发展的，一个使城乡长期处于严重分隔状态的社会是无法和谐发展的。因此，“三农”问题不仅关涉自身，更是一个影响乃至决定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政治问题。2.1.3 “三农”问题的影响“三农”问题的存在和发展，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进入了较严重的内需不足时期。在此阶段，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市场却始终难以扩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如何将经济增长从过分倚重出口转到立足内需上，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所面对的重要课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农村可以提供一个巨大的空间。但是，尽管我国对农村消费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但在总体的政策倾向上仍然存在关注不够、强度不足的问题，因而收效并不显著。
二是影响了农民的现代性意识。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使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被人为放大，农民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尽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农民的现代性程度依然很低。农民被土地束缚在一个封闭狭隘的地域空间，同外界隔绝，信赖传统权威，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对外来现代文明的吸收，阻塞了与现代社会联系的通道，影响了农民向现代公民转变的进程。
三是增加了基层的不稳定因素。由于长期实行不对称的政策，农民不能有效地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却面临着不断被边缘化的局面，这既缺乏效率基础，也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而且十分危险。身份差异使社会两级分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大量无序的流动人口和不断增加的失地、失业农民，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涉及农民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地区的基层政权与农民群众之间因相关事件处置不当甚至呈现某种程度的对抗性。若不从根本上采取措施，极有可能酿成深刻的社会危机。2.2 “三农”问题理论研究回顾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三农”问题日渐突出，引起了从学术界至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一系列研究成果及政策举措相继出台。理论界对“三农”问题的探讨主要致力于分析形成“三农”问题的制度、体制、结构、人口、权利等因素，探讨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和途径。2.2.1 “三农”问题的成因
张晓山（2001）认为：产业结构中存在的诸多不利因素是产生三农问题的主要原因。在现阶段，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与过去有很多不同。尤其是加入 WTO 以后，农业产业结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未能优化，单一粮食生产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农产品优质率较低；农产品区域布局不合理，地方特色不明显，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缓慢；原料产品与加工品比例不协调，农产品加工、保鲜、包装、储运体系落后；对调整产业结构缺乏正确的认识，不想调整、不敢调整、不会调整、无钱调整的现象较为突出。
黄英、肖德仁（2002）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二元社会结构。这种结构限制了宪法赋予农民的基本权利，人为地控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遏制了城市化进程；剥夺了农民创造的巨额财富，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二元社会结构是当代中国不同于任何发展中国家的显著特征，是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就是必须破除二元社会结构。
穆光宗（2003）认为：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扭曲的国民收入格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造成了农民与市民的差距。尽管多年来国家一直强调要缩小工农“剪刀差”，提出以工业反哺农业，但财政的天平始终偏向城市。国家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虽然逐年有所增长，但所占比重反而下降。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也不足，义务教育实际上成了农民义务承担的教育。
荀延农（2003）认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人口数量多而素质低的问题。从人口学的角度看，农民人口问题的核心在于“人口压迫生产力”和“生产力压迫人口”两者并存。
林毅夫（2003）认为：金融制度是三农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当前金融制度的缺陷，制约了农村经济尤其是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农村资金缺乏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资金分流严重，邮政储蓄和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吸收的资金，绝大部分回流到了城市；二是国有商业银行缩减了县和县以下的机构，金融支农的任务几乎由农村信用社独家承担，而部分地区农村信用社资金周转困难，支农资金严重不足，使农户和县乡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十分突出。
周作翰、张英洪（2004）认为：政策结构和管理体制的缺陷是三农问题的主要原因。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从行政管理体制的层面看，县、乡、村管理体制已经形成高成本运行的局面。县、乡政府机构和行政人员普遍过于庞大，并不断地自我膨胀，造成农民负担过重，使得农民与地方基层政府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不断升级甚至恶化，这种情况在中西部较为贫穷的地区尤为严重。此外，农民缺少维护自身权益的组织，农村的政治治理方式也亟待完善。
张正元（2005）认为：三农问题主要归结于两个矛盾。第一个矛盾是城乡失衡，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工业化已到中期阶段，但城市化还处于初级阶段。要通过深化改革，使城市向农民开放，使农村富裕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这是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减少耕种农民的相对数量，才能实行规模经营，才能富裕农民。第二个矛盾是人地矛盾，表现为：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加之农村商品化率低，难以扩大再生产；二是农民就业不足，虽然农民可以外出务工经商，但由于传统的体制障碍和城市消费水平高，使他们难以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换，难以融入城市社会。
李昌平（2005）认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制度问题。当前的土地制度存在许多问题，即土地产权主体模糊不清，农民产权残缺，土地流转制度不健全，城市化建设中乱征地现象突出，等等。现阶段农村人均耕地仅一亩多，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应尽快地明确土地所有权，赋予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建立并完善使用权的流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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