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格雷厄姆·格林,李军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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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个人试读：
引言
111948年，当我正在写《第三个人》时，我似乎已把一个叫《第十个人》的故事忘得一干二净，而在美国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存放档案的某处，这个故事正如一枚定时炸弹般嘀嗒作响，兀自消磨时光。
1983年，一个陌生人从美国来信告诉我，我有一部名叫《第十个人》的故事正被米高梅公司公开出售给一家美国出版商。我没太把它当回事。我觉得自己印象中——结果证明记忆有误——在战争快要结束时，按照与友人本·格茨的合约写过一篇故事梗概，而他是米高梅公司派驻伦敦的代表。故事梗概或许只有两页打字纸那么长——因此似乎并无被发表之虞，尤其是该故事从未被翻拍成电影。
我签约的原因是担心战争结束时，我将卸任政府的公职，不稳定的收入来源会使家人陷入危机。在战前，我从未能仅凭写小说来供养他们。事实上，我始终欠着出版商的债，直至1938年《布赖顿棒糖》23售出八千册之后，才算是暂时抵补了我的债务。《权力与荣耀》的问世与德国西侵的时间大致同步，第一版售出了大约三千五百册，但对我的经济状况鲜有改善。我对自己作为小说家的前途毫无信心。1944年，我欣然与米高梅公司签约出售了《第十个人》的创作思路，这个合同事后证明几乎如同卖身契一般，不过至少保证我们一家在此后几年中足以维持生计。4
最近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与不安的消息：安东尼·布隆迪先生花了相当大的价钱买下了这个神秘故事的图书版权与连载权，作者的版税当然将会付给米高梅公司。他很客气地将文稿打出来寄给我，让我看看是否有希望修订的内容。这稿子原来根本不是两页纸的故事梗概，而是一部约为三万字的完整的中篇小说。最使我吃惊和恼火的是，我发现这个被遗忘的故事很好看——实际上，较之《第三个人》而言，我在很多方面更加偏爱此书。因此，即便我拥有合法权利（这一点很不明确），也不再有任何个人借口去反对它出版。尽管如此，布隆迪先生还是非常慷慨地同意与我通常签约的波德利·赫德出版社联合出版此书。
就在此事办理妥帖之后，谜团又更添了一层。我偶然在巴黎的橱柜里发现了一个旧纸板箱，里面有两份手稿，其中一本是日记和札记簿，显然是我于1937年至1938年间写的。在1937年12月26日的日记5中，我碰巧读到这样一段文字：“与孟席斯（一位美国电影导演）讨论电影。对将来拍电影的两点想法：1.像西班牙那样的政局。一个屠杀命令。狱中十人用火柴抓阄。一个富人抽到了最长的火柴。把他的全部钱财让给任何愿意顶替他的人。有个人为了家人的利益接受了。后来当他获释以后，曾经富有的这个人匿名造访了占据他钱财的那户人家。如今，他除了性命之外，一无所有……”
的确，这已是一个故事的梗概。现在看来，这篇日记结尾处的省略号似乎代表在随后若干年的战争期间，所有关于这个小点子的记忆都湮没在无意识之中。当我于1944年开始写夏瓦尔和詹弗耶的故事时，我想必是把它当成刚刚冒出的灵感了，而现在我只好这么想：在世间战火燃烧之时，那两个人物始终在无意识的黑暗洞穴深处发酵。《第十个人》出乎意料地从米高梅公司的档案中被找回，这件事促使我在自己的档案文件中也检索了一番，在里面又多找出两份电影脚本的创意，或许这些内容也可供本书的读者们聊作消遣。第一个创意（现在在我看来还是不错的，尽管没有形成作品）叫作“吉姆·布拉顿与战犯”。
以下是故事梗概——时至今日，这个故事也恰逢其时，因为巴6比正在等待受审。2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在世上的某个地方每个人都有翻版的自己。这就是吉姆·布拉顿的离奇故事。
吉姆·布拉顿是一名受雇于费城一家谷类早餐公司的高级推销员。他是个平和而诚实的人，从不会伤害任何比苍蝇大的东西。他有一位太太和两个他所宠爱的孩子。1941年发生的战争对他的影响甚微，因为他已年过四十，而且其雇主们明确表示他是不可或缺的。但他开始学习德语——他的祖母是德裔——因为他认为有朝一日德语或许能派上用场，而这也是1941年至1945年间发生在他身上的唯一一桩新鲜事。有时，他会在报纸上看到纳粹集中营总检察官施莱伯的照片，他的一个孩子声称他与这个纳粹分子的相貌相似，但除此之外，再没其他人论及这一件事。7
1945年秋天，一个被俘的德国U-潜艇指挥官供认，他把施莱伯送到了墨西哥海岸登陆；这部影片即以墨西哥海滩上一只被浪花掀翻的橡皮救生筏为开场，透过岸边浅浅的水面可以看到施莱伯的尸体。退潮之后，地蟹纷纷从洞穴中爬出来。但是对施莱伯的追捕仍在继续，因为螃蟹们很快就会清除他死亡的全部证据。
与此同时，人们也在努力推动战后贸易，布拉顿被公司派往中南美洲出差。在飞机上，他翻看的《生活》杂志讲述了追捕施莱伯的故事。他的邻座是一位戴眼镜的男人，身材瘦小，一脸诚挚，满口冒牌科学理论。这个男人指出他的长相和施莱伯相似。“你瞧不出来吧，”他说，“我怀疑一万个人里能否有一个会瞧出这一点，因为通常我们所说的‘相似’，并不是指脸型和头骨，而是一个人的经历与性格在他的外貌特征上遮盖的面纱。你长得像施莱伯，但是没人会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你的生活经历与他迥然不同。这无法改变耳朵的形状，但人们会看出眼睛里流露的神情。”除了开玩笑的孩子以外，他是唯一一个注意到这个相似之处的人。幸运的是，对于布拉顿和他自己而言，陌生人在下一站就下了飞机。飞机在去往墨西哥城的半途中坠毁，机上除布拉顿以外的其他人全部丧生。
布拉顿被远远地甩了出去。他的左臂摔断了，脸也划破了，剧烈的震荡使他丧失了记忆。事故是在夜间发生的，此前他已经谨慎地——因为他是个非常小心的人——掏空了自己的衣服口袋，还将自己的证件锁进了公文包，当然，公文包也没了。当他苏醒过来，他已经失去了身份，只剩下外貌特征，而这些特征就是和那个死者的相同之处。他翻开衣兜想要找到一条证明自己身份的线索，但是发现口袋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帮他：只有一点儿零钱，两个上衣口袋里各有一本书。一本是平装版的海涅；另一本是美国的平装书。他发现这两种语言自己都能读懂。当他更仔细地翻找了自己的上衣之后，他发现衣缝中缝着一叠干干净净的十美元钞票。
在这个简短的概要里不必详述他此后历险的细节；总之，他想方设法到达了火车站，登上去往墨西哥城的列车。他本想尽快找到医院，但是在火车站的洗手间里，他看到镜子旁边挂着一张施莱伯的照片，照片上警方用西班牙文和英文描述了其特征。或许是近日的经历使布拉顿的表情变得冷酷，他现在能觉察到那种相似性了。他认为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于是，如今他的面孔又呈现出另一副神情——一个被追捕者的神情。
他不知该向何处去，而且不知所措。他见到每一个警察都会惧怕，这种鬼鬼祟祟的举动引起了注意，报上的新闻很快便称施莱伯在墨西哥城现身了。他蓄起了胡子，随着胡须越来越长，他连最后一丝跟旧日里吉姆·布拉顿的相似之处都荡然无存了。
他暂时被施莱伯的同党给救了。他们是一帮法西斯，一直期待他到来，因为施莱伯身上揣着给他们的几封介绍信。他们当中有一对兄妹——哥哥是个身材瘦小的墨西哥人，有虐待狂倾向，凸着一对金8鱼眼，因为他长得像彼得·洛，所以我们就称他为彼得；妹妹是个足智多谋的漂亮女人，出于显见的角色分配原因，我们将把她称作劳伦。劳伦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恢复吉姆的记忆——也就是她认为本该属于施莱伯的记忆。他们相爱了：她毫无保留，因为相信自己对这个男人最坏的一面都已知晓；他则有一种自己都不明所以的保留。
然而，彼得的马虎大意简直不可救药。他对痛苦与暴力的癖好妨碍了他行事小心谨慎，因此由于某个尚未明确的事件，吉姆被墨西哥警方抓获，而其他人都逃走了。
施莱伯对粗暴的刑罚不大会有怨言，而吉姆也没抱怨。他不记得自己的罪行，但对自己的罪状供认不讳。警方强迫他看完一整场讲述9布痕瓦尔德的影片，他怀着恐惧与羞愧观看被施莱伯迫害的那些羸弱而赤裸的受难者。他再也不想逃跑，而是甘心赴死。
他被送到墨西哥北面的美国当局，对他的初始诉讼程序随后开始。施莱伯长出胡子的新面孔成了媒体报道的重点。他的家人也像其他人一样看到了照片，但他们都没有认出那就是吉姆。
事有凑巧，那个与吉姆一同乘机的小个子、戴眼镜的冒牌心理学家也在审判的听审席中。他没有认出吉姆，但对施莱伯感到困惑不解（施莱伯的举止与其品行不符）。他记得自己曾在飞机上对那个长得像施莱伯的人说过，两人相似不是因为头骨尺寸的形似，而是由于神似。他不曾料想，恐惧与悔恨的神情会从施莱伯的双眼中流露出来。这个人声称已丧失记忆，却毫不否认罪行。假如说，他们只是找来了一个在骨架结构上相似的人……
此时，彼得和劳伦已逃离了警方抓吉姆时收紧的圈套，也北上美国。他们策划了一场营救。至于计划是什么，我自己尚不清楚。一个胆大妄为的暴力行动，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可他们竟然成功了。他们将吉姆从法庭现场劫走，追捕再次开始。但这可不是在墨西哥，追捕很快有了结果。他们被困在一栋郊区别墅中。
不过，当他们闯入这栋房子时，彼得把住在那里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劫为人质。吉姆如机器人一般听从同伴的指令，他们甚至没工夫除掉他的手铐。目睹着这个法西斯思维残存的物证，他的头脑似乎开始觉醒。他突然攻击了自己的朋友和爱过的女人。他用手铐打晕了彼得，拿到他的枪。那个女人也有枪。他们如同两个决斗者似的，站在屋子两头彼此对视着。她说：“亲爱的，你是不会向我开枪的。”但他还是开了枪，一秒钟后她也开枪了，但目标并不是他：子弹击中了她的哥哥，当时他已重新站起来，正要攻击吉姆。她在弥留之际说：“你不是施莱伯。你不可能是他。你是个正派人。你到底是谁？”
布拉顿去自首了。那位心理学家的理论中所蕴含的真知灼见充分地展现出来。吉姆与施莱伯的相似之处被证实只是形似而已。我想，那个瘦小的男人此刻应该记起了在飞机上曾与之交谈过的人，他提供了证据，还带来了布拉顿的家人。大团圆的结局仍需设计，不过，吉姆·布拉顿的离奇故事其实已随着郊区别墅中的枪声而结束。在那之后观众就要拿起衣服离座了，而剧院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告诉你正在发生什么。3
第二个电影的剧本梗概名为《怪不得谁》，写作时间几乎与第一10个剧本相同，是我为友人卡瓦尔康蒂所作。他喜欢这个点子，但我11们从未真正合作过这部影片，因为他将剧本提交至电影审查委员会以后，便被告知他们无法批准一个拿谍报机关开涮的电影。因此，这个故事连同其他故事一起被遗忘了一段时日，大约在十年之后以小说的形式重现——虽有所简化，但在我看来未必有改进——书名是12《我们在哈瓦那的人》。
小说本来是不受审查的，但我事后获知，军情五处曾让军情六处以泄露政府机密为由起诉这本书。我泄露了什么机密？会不会是鸟粪有可能被用作一种隐形墨水？不过幸运的是，军情六处的处长C比他在军情五处的同事更懂幽默，打消了他提起诉讼的念头。怪不得谁1
理查德·特里普是胜家缝纫机公司在波罗的海某国首都的代理人，13那是个类似塔林的城市。他身材矮小，从不冒犯别人，性格颇为怯14懦；他酷爱邮票与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音乐，钟情于自己的太太，而且对胜家缝纫机公司满怀忠诚。他还是英国情报机构的编外特工，代号是B.720。故事发生在1938年至1939年间。
特里普太太格罗里亚比她丈夫年轻许多，为了让她过上好日子，特里普先生才应募进入情报机构工作。尽管她真心喜爱这位平凡无奇的丈夫，但他觉得自己除了胜家发的工资之外还必须在她身上多花钱才能将她拴住。当然，她对他的那些间谍活动一无所知。
特里普被伦敦总部看作是他们最可靠的特工之一——缺乏想象、行事准确且不易被激怒。总部相信他拥有一个由下属特工组成的网络，遍布整个德国。他通过写给自己公司的商务报告与总部保持联系。然而，总部却不知道特里普手下其实没有任何特工。他自己杜撰了所有的报告。当伦敦方面对某个特工表示不满时，他只需放弃那个想象中的情报来源，转而启用另一个同样虚构的来源。当然，所有这些编造出来的特工的薪水和花销皆由他一人独得。
他运用活跃的想象力，生生造出莱比锡附近一个庞大的地下工厂制造秘密炸药的种种细节，还曾一度跟当地警方惹上了点小麻烦。伦敦方面从一个独立的情报来源获悉，B.720正在被人跟踪，于是他们向他发出一个紧急警报，可是警报来得太迟了。
有一天，特里普在盎格鲁-雷特斯安剧社中领衔出演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歌剧，当节目结束时，坐在前排的警察局局长为他献上了一束带卡片的鲜花，还请求即刻与特里普在他的化妆间里喝上一杯。在那里，他告诉特里普，德国大使馆向他抱怨特里普的间谍活动。特里普供认了自己的欺骗行为。
警察局局长觉得很好笑，也很高兴特里普的存在将阻挡住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特工，他还收下了一台缝纫机作为送给他太太的礼物。他保证特里普的消息将会安然送出国去——同时，为了让德国大使馆不要声张，他决定和特里普一同顺道去拜访他们。伦敦方面的警告于这次会面之后接踵而至，特里普的回复称他已任命警察局局长本人为自己的特工之一，还附上了局长的第一份报告，内容是关于雷特斯安的主要政治人物。特里普称局长酷爱集邮，于是请求总部发给他一张15珍稀的好望角三角形邮票作为第一笔报酬和奖金。当然，当邮票寄到之后，他便将它放进自己的集邮册。这件事启发了他，不久之后情报局局长就对负责管辖特里普那个情报站的总部官员评论说：“他的特工当中集邮者可真多啊！”“这还算不错哪。你记得老斯托特的特工吗？他们都想要巴黎的艺术照呢。”“斯托特闲着呢，不是吗？”“是啊。”“派他去特里普的情报站看看。他或许能给特里普提些建议。我始终相信让两个可靠的人聚聚是有好处的。”2
斯托特比特里普年长许多。他长着个酒糟鼻，外加一个小圆肚腩，目光游移不定。特里普对他的来访自然是忧心忡忡，料想自己随时会被揭穿。不过，他发现斯托特对雷特斯安的美食、美酒与夜生活比对特里普机构中的具体事宜更感兴趣，这倒是让他松了口气。在某些闪念之间，特里普甚至猜想斯托特没准也虚构了他自己情报站的情况，但这种念头当然转瞬即逝了。
在他们共度的第一天晚上，斯托特说：“走，老伙计，咱们去妓院。我想，你在那儿也有不错的线人吧。”
特里普平生从未进过妓院，于是只得承认自己此前忽略了妓院。“那可是最重要的，老伙计。生意人出差都会去妓院，必须对他们布控。”
他跟斯托特在镇上转悠了一圈，回到家时已凌晨两点钟，结果惹恼了他的太太。斯托特启程继续前往柏林，但他在特里普心里埋下了种子。他假想的特工将来会走斯托特的路线。伦敦方面很快接连收到若干增员的申请，包括某高档“会所”的夫人、一个咖啡厅的歌手，还有他迄今为止最具想象力的人物——雷特斯安的一位著名电影女演员，被描述为特工B.720号（即特里普）的情妇。当然，他在现实生活中从未跟她说过话，而他也全然不知她实际上是德国间谍。3
第二次危机爆发，这次可需要比对付斯托特更精妙的办法。随着欧洲战事的威胁逐渐加剧，伦敦方面认为特里普在雷特斯安的地位至关重要，他手下必须有得力干将才行。他们以国家利益为由，说服了胜家缝纫机公司在雷特斯安设立代理商。公司通知特里普，他们会向他派出一位文秘兼打字员和一位办事员。特里普对此毫不知情，并为自己在胜家的工作有此成果和缝纫机的生意兴隆而感到欣喜。然而，他很快就没那么高兴了，因为办事员和打字员来了，他们原来是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被派来协助他处理目前复杂的间谍网络。
那位办事员是个满口浓浓伦敦土腔的小伙子，对英雄人物怀着无比崇拜之情——同时也崇拜特里普的太太。特里普在他心目中所具备的经验与勇气，还有特里普夫人的美腿和丰胸，都同样激起了他的热情。他名叫考博，习惯性地爱提问题，相当烦人。他自己这样说：“你不必费力解释，老大。只要让我深入挖掘，提点问题，我自己就能抓住要害。”
打字员吉克森小姐四十四岁，是一个年长色衰的老姑娘，她对所有的人和事都心存疑虑。她甚至认为那些头脑最简单不过的工人也受雇于秘密警察，还对办公室的安保措施不够充分表示震惊。她坚决要求将所有吸墨水纸都锁进保险柜，晚上下班时所有打字机的色带都必须收走。这种做法造成极大的不便，因为没人擅长安装打字机的色带。有一次，她发现一个用过的色带没有被扔进焚化炉里烧掉，而是被丢进了废纸篓，便开始向大家演示通过解码色带上的压痕导致泄密的危险，而她能解读出的全部内容只是一句：“从未有这般红艳的双唇，也没有如此清纯的眼睛。”那其实是考博所作的十四行诗中的一句——显然是在吟诵他心目中的特里普夫人。“他还真可爱。”特里普夫人说。
特里普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掩饰他写的报告没有任何情报来源的事实。结果他发现办法出乎意料的简单。他购物归来时，会带上几个他说是别人从柜台下面递交给他的信封，然后煞有介事地对这些毫无问题的有关缝纫机的信函进行一番隐形墨水试验；他带上考博去城里转了一圈，不时在餐馆里指出哪些是他的特工。“他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你会发现他不显露一丝认出我的神情。”
向特工支付每月的薪水也是道难题，因为吉克森小姐强烈反对这些工资由他本人发放。“这样做不规范，也不安全。总部绝不会赞同。”
到目前为止，为了应付他的两名助手，他已经为自己的情报来源绘制了一幅颇为可观的图表：他的直接下属是各组特工的组长。吉克森小姐坚决要求从此以后，特里普应切断与组长（那个电影演员就是其中之一）之外其他所有人的联络，还让他在每次跟他们碰头时使用不同的伪装。
伪装自己成了特里普生活中的烦心事。当然更糟的是，他妻子对此一无所知。吉克森小姐在这方面展现了可怕的智谋，她征用了特里普在盎格鲁-雷特斯安剧社表演歌剧时用的化妆匣。他发现自己被逼戴着红色假发从后门溜出去，然后戴着黑色假发从前门返回。她让他在大衣兜里携带至少两顶不同颜色的软呢帽，便于更换。角质架和钢架的眼镜将他胸前的口袋塞得鼓鼓囊囊。
压力的影响显现出来，他变得暴躁易怒，特里普夫人常被气哭。考博在英雄崇拜和女主角崇拜之间矛盾纠结。4
下一轮危机：敌人开始认真对付特里普了。他发现自己随处都被盯梢——甚至是在去参加盎格鲁-雷特斯安的音乐晚会时——那是个1617“与爱德华·杰曼和沃恩·威廉斯共度的夜晚”。吉克森小姐的安保部署简直是太充分了，德国人已无法再监视他发送的报告。
她反对由警察局局长传递情报，还发明了一种用隐形墨水在邮票上传递消息的精妙方法（吉克森小姐曾一度尴尬地回避用鸟粪做隐形墨水）。遗憾的是，这种墨水显现的效果始终不佳——一个个词语的显现和消失过于快速，让人不知所措。
为了伪造自己的支出清单来解释招待工作的大额花销，特里普不得不每周至少在外吃三顿饭。他讨厌在餐馆吃饭——而且倘若其中任何一个助手发现他独自在外用餐，后果都将是致命的。因此，他在郊区租了一间屋子，躲到那里去静心读书（他最喜欢的作家是查尔斯18·兰姆和纽波特）或是撰写伪造的报告，一边享用从储藏柜里取出的一点儿食物［这在他的账簿中则以“请三人（政治情报来源）用餐，有红酒、雪茄等，透支5.10英镑”的形式出现］。过去，在助手们没来以前，他不必经常这样外出用餐，而特里普夫人对此也很愤懑。
家庭危机终于到达了顶点。在一个发薪日，特里普被迫假装造访电影演员家，给她带去她手下人的工钱。考博在外面的大街上放哨，特里普戴着假胡子走到女演员的公寓门口，按响了门铃，要找一个他假想出来的人。他回身关门时，恰逢特里普夫人从楼上的公寓会完朋友下来。他借口说自己在推销一台缝纫机，而这个理由在特里普夫人看来站不住脚，因为他还戴着假胡子呢。
后来发生的事情进一步打破了家中的和睦。考博急于做他的英雄和崇拜的女人之间的和事佬，便向特里普夫人和盘托出——确切地说，是他认为的全部真相。“这是为了他的祖国啊，特里普夫人。”他说。
特里普夫人自己也决意投身爱国事业，于是也开始在外面用餐。特里普并不特别担心，他利用这个机会任命她为特工，身份是某个假想出来的外交部工作人员的情人。“特里普那个家伙，”伦敦方面的人说，“理应获得一枚奖章。情报工作甚至比他老婆还重要，表现得很出色啊。”
他假想中的情妇和他为太太臆想的情夫属于他情报来源中最有趣的人物之流。可惜，他太太当然不相信他的情妇是虚构的，不过与她共同进餐的伴侣可是确有其人，那个小伙子隶属于农渔业部门，而并非外交部中的虚构人物。
特里普夫人得知了特里普的藏身之所，决意跟踪他。她确信自己会把他和女演员抓个现行，而他在那里并没从事对国家重要的工作。
敌人也发觉了他的藏身之地。5
特里普把双腿搭在炉子上，衣服口袋里装着几个香肠卷，此刻他正高声诵读自己青睐的诗人纽波特的作品，发出一种不太像人类发出的嗡嗡声——这是他演绎诗歌的特有方式。“加油，加油，奋力比赛19……高台上的显贵们安然……”敲门声令他吃了一惊。他打开门，更令他惊诧的是看到了他那个假想的下属特工——电影女演员。她的汽车在他门外抛锚了，她能得到他的帮助吗？此时，两个暴徒正蹲伏在外面的车里，准备给特里普当头一棒。还有另一个人——他是个高个子、大块头的德国人，显得蠢笨而多愁善感——在大街的尽头望风。特里普说他对汽车一窍不通，不过假如它是一台缝纫机的话……
特里普夫人正沿街走来。她显然迷了路。特里普此刻正比划着胜家缝纫机的一些特点……而特里普夫人又冷又可怜。她倚着篱笆墙哭起来。在路上不远处，那个多愁善感的德国人注视着她。他纠结于怜悯与职责之间，慢慢凑近过去。
特里普先生正对电影演员大谈诗歌……
特里普太太伏在德国人的肩膀上哭泣，对他诉说她丈夫此刻正如何背叛自己，但她记不得门牌号了……
车里的两个德国人越来越冷，于是下了车，开始在街上踱来踱去……特里普正对女演员朗诵纽波特的诗……“队长的手猛击在他肩头……”特里普夫人和德国人从窗口窥视进来，他并未意识到这个背叛妻子的男人跟自己的任务有什么关联。特里普夫人呜咽着说：“带我走吧。”他马上从命——用的是他同伙的汽车。有个人——他激情满怀，根本没顾上那人是谁——试图截住他，但被他撞倒了。他将特里普夫人带到她自己家门口下了车。
当敲门声再次响起时，特里普仍在读诗。一个德国人将另一个神志尚不清醒的德国人拖进来。在一通喋喋不休的德语解释之后，女演员对他说：“他当时正想修车，结果车突然开走了。”“我去给修车店打电话。”特里普说。他走到一个角落，没人看得见那里的电话。
他们准备将他打晕。“号码打错了，”他愤怒地说，“是警察局。”
当他再次搁下话筒时，他们将他打晕了。6
特里普先生有好几天没回家了。考博和吉克森小姐很担忧。特里普夫人怒气冲冲，不过她找到了慰藉。
特里普在德国大使馆里清醒过来。他们对他施加了极大的压力，逼迫他出卖自己的组织，但他其实并没有组织可出卖。对他的高压威胁演变成了这个局面：他要么被软禁在使馆里直到战事开始，然后被当作间谍移交给盖世太保；要么他就得为他们向伦敦递信——一份内容精心设计、意在毁他名声的虚假情报——之后以适当的方式将他释放。他们给他看关于集中营的电影，还不让他睡觉：他跟那个现已颜面扫地的多愁善感的德国人被关在同一间牢房，每当他想入睡时，那人就会叫醒他，斥责他背叛了自己的妻子。
德国大使跟使馆的武官合谋，策划了打算让他发送的情报。在其中一张纸上，那名武官写下了要被隐藏的事，包括入侵的日期、作战师的数量等等。在另一张纸上，他们写下了要被揭露的谎言。一阵微风从打开的窗户刮进来，吹乱了那两张纸。错误的信息（即真正的作战情报）被交给了特里普，让他用隐形墨水写下来。特里普就范了。多发送一条假情报的代价显得微不足道。
为确保万无一失，并要保证特里普的所有情报都不再被采信，德国人命令警察局局长去英国大使馆揭发特里普与自己之间的交易——也就是他过去在发报之前给德国人看的那些编造的情报。他要给人造成的印象是，特里普知道德国人是会看这些情报的。
特里普一离开德国使馆便被警方逮捕。他被押送回家，获准打包行李。特里普夫人没在家。考博交给他一封伦敦发来的加密电报：“开除XY.27号特工（他的妻子）。截获她与校友的通信，显示她正与农业渔业部的某某人而非外交部的某某人密谋。不可靠。”
特里普作别了自己的家、考博和吉克森小姐，还有盎格鲁-雷特斯安剧社赠予他的化妆匣，以及他收藏的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作品。他掏空了衣兜里的假胡子、软呢帽和眼镜。“就是它们惹的祸。”他悲伤地对吉克森小姐说。
他被押上了去英国的飞机。
总部准备正式调查他。英国大使的报告已经收到，但在特里普来以前，审判官们的意见却有分歧。麻烦的就是他的报告受到军方的欢迎。如果他们不得不召回之前两年中发出的数百份报告——那些被赞为“最具价值的”情报，那么整个情报部门都将显得很愚蠢。调查委员会主席指出，这样做会使整个部门失信于人。他们的任何一个特工都可能做出同样的事。今后，情报部门的所有人员就都不受信任了。
消息传来时，特里普正在外间办公室里，调查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一个矮小机灵、神情严肃的外交官员模样的人——出来见他。那人急切地对他耳语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什么都别承认。”“倘若，”审判团主席说，“他没有发出最后那条消息就好办了。他的其他全部消息都是主观臆断。你们还记得莱比锡的地下工程吧。毕竟，他们都是暗藏在地下的——我们无法确定是他编造的。海斯将军特别喜欢那份报告。他说这是报告中的典范。我们已经把它运用到培训课程中了。但是这份报告——它给出了发动进攻的具体时间和日期，就连情报来源也已声明——是德国使馆的武官本人——这一点我们总归无法回避。某某和某某作战师将在今天十点钟越过边境。如果大使此前没警告我们不要乱送假情报，那么陆海空三军就会一齐给我们打电话，质问究竟是谁发来的无稽之谈。进来，特里普。坐下。这是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你清楚对你的指控吧。”“一切我都认了。”
那个矮小机灵的小伙子激动地低语着：“不，不，我是让你否认。”“你不能一切都认，”主席也同样激动地打断了他，“应当由我们来告诉你，哪些认，哪些不认。当然，最后这封情报——”电话铃响了，他举起听筒：“是，是的。我的老天！”
他放下听筒，然后对调查委员会说：“今晨，德国人跨过了波兰边境。鉴于这种情况，先生们，我觉得我们应当为特里普先生从雷特斯安发来的这最后一封情报向他道贺。遗憾的是英国使馆笨手笨脚地搞砸了，结果没能让这封情报派上用场——可这毕竟是情报机构的幸运。我们部门内部可以自信地说，情报部门得知了战争爆发的日期和时间。”
特里普被授予英帝国勋章，还被任命为情报部门新成员培训班的主讲人。我们最近一次见到他时，他正走向黑板，手执教鞭。向新成员们介绍他的那个人说：“我们资历最老、最可靠的官员之一——他预先得知了德国发动进攻的准确日期甚至是具体钟点——理查德·特里普将为大家讲授‘如何管理海外情报站’。”
注释
1 《第三个人》（The Third Man）描述美国通俗小说作家马丁斯应朋友哈里之邀来到二战后的维也纳，但一抵达便惊闻哈里因车祸逝世，他在追查时发现有个神秘的第三者是其中的关键，最后哈里的突然现身使马丁斯了解了丑陋的真相。
2 《布赖顿棒糖》（Brighton Rock），侦探推理小说。故事讲述了为一家报社进行有奖促销活动的黑尔在英国海滨城市布赖顿突然死亡，为了查出凶手，与黑尔萍水相逢的艾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故事的结果是十七岁的元凶——黑帮头目平基葬身大海。
3 《权力与荣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是格林的代表作，创作于1938年，“宗教四部曲”之一，讲述墨西哥一位教区神父在逃亡生活中心灵上受到强烈冲击，最后未能逃脱死亡的厄运。
4 安东尼·布隆迪（Anthony Blond）：英国出版商。
5 孟席斯，全名威廉·卡梅伦·孟席斯（William Cameron Menzies），美国著名电影导演，曾获1940年奥斯卡终身成就奖、1930年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提名）奖。
6 指对德国纳粹分子克劳斯·巴比（Klause Barbie，1913-1991）的审判，此人曾担任驻扎在法国里昂的党卫军指挥官，因其残忍的行径被人称为“里昂屠夫”。1951年他逃到了玻利维亚，1983年被驱逐出境，并被引渡到法国，在法国里昂的法庭受审。
7 U-潜艇（U-boat），特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使用的潜艇。因这些潜艇的型号都用德文Untersee-boot的首字母加数字组成而得名。
8 彼得·洛（Peter Lorre，1904-1964），好莱坞著名影星，常扮演杀手。
9 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为二战期间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之一。
10 卡瓦尔康蒂，即阿尔贝托·卡瓦尔康蒂（Alberto Cavalcanti），巴西电影先驱，身兼导演、制片人和编剧数职。
11 电影审查委员会（Board of Film Censors），此处指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于1912年成立。
12 《我们在哈瓦那的人》（Our Man in Havana），著于1958年，故事讲述的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小人物无意间被卷入国家政权之间的争斗风波，结果竟是靠弥天大谎在两国之间无往不利，玩弄阴险狡诈的政客于股掌之上。
13 塔林（Tallinn）是爱沙尼亚共和国首都。
14 吉尔伯特和沙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指维多利亚时代幽默剧作家威廉·S. 吉尔伯特（William S. Gilbert）和英国作曲家阿瑟·沙利文（Arthur Sullivan），他们两人共同创作了多部歌剧。
15 好望角三角形邮票（Triangular Cape）是英国于1853年在好望角（当时是英国殖民地）开始发行的非洲最早的邮票，邮票为三角形，图案是希望女神像。
16 爱德华·杰曼（Edward German），英国威尔士著名作曲家。
17 沃恩·威廉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英国作曲家。
18 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英国作家，代表作品有《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伊利亚随笔》等。纽波特指亨利·约翰·纽波特爵士（Sir Henry John Newbolt），英国诗人、小说家和历史学家。
19 此句出自纽波特的著名诗作《生命的火炬》（Vitaï Lampada），该诗作于1892年，描述了一个日后将成为军人的学生如何学会忘我地投入到板球比赛中去。
第一部
1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靠开饭钟点来估摸时间，尽管饭点既不准时亦无规律；他们整日以最简单无聊的游戏取乐，天黑时则凭着某种默契一同入睡，而不会等夜晚某个特定的钟点，因为他们无从知道准确时间；事实上，有多少个囚犯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时间。刚被关进来时，这三十二个人共有三块不错的表，外加一个二手且靠不住的——或者说有表的人是这么断言的——闹钟。两个戴手表的人最先离去，他们在某天早晨七点离开牢房——或者是闹钟指向的七点十分——没过多久，也就几个小时以后，当手表重现时，已然戴在其中两名看守的手腕上了。
这样一来，只剩下闹钟和一块系链子的老式银质大怀表，分属火车司机皮埃尔和布尔格的市长。这两人之间渐渐滋生出一种竞争意识。他们把时间视为己有，而不属于其他二十八个人。可是，他们的时间不一致，因此都以一种狂热的姿态捍卫各自的时间。这种狂热使他们与其他狱友疏离，结果每天任何时候总能看到他俩待在这间大水泥窝棚的同一个角落，甚至连吃饭都形影不离。
有一次，市长忘了给怀表上弦。那是充满流言和猜疑的一天，因为前一夜，他们听到了从市区方向传来的枪声，情况正如两个戴手表的人被带走前一样。“人质”这个词犹如被一阵突起的狂风卷集的乌云，一笔一画地在每个人的头脑中凸显出来。牢房里冒出各种古怪的念头，市长和火车司机倒是愈加亲密，似乎害怕德国人存心跟有表的人过不去，要攫夺他们的时间。市长甚至准备向其他狱友提议把余下的两块表藏匿起来，这样总比完全没有表看时间好。然而，当他刚开口想说出这个主意时，忽又觉得这样似乎显得有些懦弱，因此话说了半句就戛然而止。
不管那晚究竟因为何故，反正市长忘了给表上弦。清晨醒来，天色刚刚亮到可以视物，他便急忙查看自己的怀表。“哎，”皮埃尔开口了，“几点钟了？那老古董怎么说？”指针定在一点差一刻的位置，如同被人弃置的黑色残骸。对市长而言，这简直是他一生中最可怖的时刻，比德国人抓到他那天还糟糕，不，远比那天糟得多。监牢破坏了一切感知能力，而最先丧失的是分寸感。他的目光从其他人脸上一一掠过，好似自己实施了某种背叛行为——背弃了唯一真实的时间。他在心中感谢上帝，牢房里没人来自布尔格。犯人中有一个是埃泰恩的剃头匠、三个职员、一个卡车司机、一个菜贩子和一个烟贩子——除一人外，其他所有犯人的社会地位都比他低，这使他感到自己对他们负有更重大的责任，同时，这也使他觉得其他人容易骗过，于是他对自己说，终究还是这样好些：与其让他们依赖各自的无凭臆测和二手闹钟，倒不如让他们相信仍知道正确的时间。
他根据铁栅外灰蒙蒙的天色快速估算了一下。“现在是五点二十五分。”他坚定地回答，并直视着其中一人紧盯的目光，担心他或许会洞穿自己的谎言。这是个巴黎的律师，名叫夏瓦尔，是一个孤独的家伙，不时笨拙地试图证明自己仍然算得上是个人物。其他大多数犯人都将他视作怪人甚至是笑柄：律师可不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他原本是在某些特定场合才被摆出来的气派的玩偶，可如今他早已失去那身黑袍，什么都不是了。“胡说，”皮埃尔说，“那老古董怎么啦？现在可是六点差一刻。”“你那种廉价闹钟总是走得快。”
仿佛出于习惯，律师尖锐地指出：“昨天你是说它走得慢。”从那一刻起，市长开始敌视夏瓦尔。狱中只有夏瓦尔和他是有头有脸的人。他心想：我可绝不会这么不给夏瓦尔面子。他随即开始搜肠刮肚地找寻一个合理的解释——某种隐秘而卑鄙的动机。尽管律师极少说话，也没有朋友，但市长得出的结论是：“哗众取宠。他以为他将会统治这个监牢。他想做个独裁者。”“让我们瞧瞧老古董吧。”皮埃尔说。不过，怀表被银链牢靠地拴在市长的马甲上，链子上沉甸甸地挂着一些印章和硬币。它是不可能被夺走的。对这个要求他完全可以嗤之以鼻。
然而，那一天却在市长心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跟其他那些令人异常焦虑的黑暗日子一起，形成了一套个人独有的日历，譬如结婚、第一个孩子出世、市政会选举、妻子去世等等。他必须想方设法让表继续走起来，还得在没人留意时将指针调到一个合理的时间——可他感觉巴黎来的律师整日盯着自己。给表上弦其实相当简单，即便表没停也得上弦，他只需将发条上到一半，当天晚些时候再若无其事地拧一两圈就行。
就连这都没逃过皮埃尔的眼睛。“你忙活什么呢？”他狐疑地问道，“你已经上过一次弦了。老古董是不是坏了？”“我根本没过脑子就上起弦了。”市长回答，可他的脑筋从未转得如此之快。他的表已有大半天时间比皮埃尔的闹钟晚了五个钟头，要找机会调整指针便愈发困难了。在这里，即便解决内急时也没有机会。院子里摆放的一排水桶就是厕所，而且为了便于看守看管，不许任何犯人单独上厕所，一次至少去六个人。市长也不能一直等到晚上，因为牢房里不许点灯，所以天太黑时无法看清指针。他还得始终在头脑中记录流逝的时间；一有机会就必须马上行动，连停下来犹犹豫豫地矫正一刻钟都不行。
终于，在傍晚时由于打牌爆发了一场争吵——他们玩的是一种1用自制纸牌玩的呼“同”牌戏——有些犯人大部分时间就玩这个。有片刻工夫，大家注目的焦点都在玩牌者身上，市长趁机掏出怀表，迅速调整了指针。“几点了？”律师问。市长吓了一跳，仿佛他在证人席上被一个猝不及防的问题给难倒了似的。律师注视着他，脸上挂着习惯性绷紧的愁容，表明过去的生活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东西，以便支撑他挨过如今的悲凄境地。“五点二十五。”“我以为比这要晚呢。”“这就是我的时间。”市长厉声回应。这的确是他的时间。从今往后，他甚至连一丝一毫出错的可能性都看不出来了。他的时间不会错，因为这就是他自己创造的。2
路易斯·夏瓦尔始终不理解市长为什么记恨自己，但仇恨确实存在，这一点他是不会搞错的：法庭上，那种神情他在证人或犯人脸上见得太多了。而今，他自身沦为囚犯，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适应这种全新的视角。他试探着去接触其他狱友，但总不成功，因为他总把他们看作天生的囚犯，无论如何迟早都会因偷窃、欠债或性侵犯而锒铛入狱——而他自己，则是被误投监牢的。有这样的心境，市长显然2就是他的伙伴了。尽管他清楚地记得在外省发生的一起挪用公款案也与一位市长有关，他仍旧认为市长并非生来就是囚犯。他笨拙地向市长示好，却惊讶并困惑于他显露的厌恶之态。
其他人对他还算和善友好。如果他对他们说话，他们会回应，不过他们勉强能算是主动与他交谈的只是问候早、晚安而已。过了些时日之后，对他而言即便是在狱中，被人问候早、晚安简直是一件可怕的事。别人会对他说“早安”、“晚安”，仿佛他们是在大街上跟他打招呼，而他正沿街走过，直奔法庭。然而，他们全都被关在一个三十五英尺长、十七英尺宽的水泥窝棚里。
有一周多时间，他尽可能挺自然地表现得像个囚犯，甚至挤进了打牌的阵营，但他发现自己根本担负不起赌注。他不会因输钱给他们而怀恨在心，但他的资源——他入狱时带来并被允许保留的几张钞票——是狱友们不可及的，而他发现别人愿意下的赌注也是自己所不及的。他们会为一双袜子之类的东西下注，而输家会把光脚蹬进鞋里，伺机报复。然而，律师害怕失去任何此类东西——它们为他打上绅士的烙印，标志着他是个有身份和家财的人。他不再玩牌了，虽然他实际上打得很好，还赢过一件缺了几粒扣子的马甲。晚些在黄昏时，他把马甲还给原主了，这为他在所有人眼中永远打上了烙印——他是个不愿冒风险的人。他们倒也没因此而责怪他。对一个律师，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没有哪个城市比他们的牢房更拥挤。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夏瓦尔感悟出一个人在城里也会寂寞难耐。他对自己说，每过一天都离战争结束更近了——总有人会在某个时候取胜，他不再那么关心哪方是胜者，只要战争结束就行。他是个人质，但他极少想到人质有时会被毙掉。两个同监犯人之死只在瞬间使他震惊，但他感到过于失落且被人遗弃，以至于意识不到他自己也有可能从这间拥挤的牢房中被挑出来。在人群中，既安全，又孤独。
有一次，他渴望记起并向自己证实，他此前过着某种生活，有朝一日还将复归到往昔的生活中去。这一愿望变得太强烈了，他终于无法再保持沉默。他在牢房里将自己的位置挪到其中一位小职员身旁。那是个瘦削、寡言的年轻人，出于某种原因，同伴们给他起了个古怪3的绰号，叫“詹弗耶”。或许是由于他的一个狱友灵感不期而至，看他年纪轻轻，尚未成熟就被严霜所扼杀？“詹弗耶，”夏瓦尔问，“你旅游过吗——我是说，在法国？”这是典型的律师做派，即便是在试图与人交往时，他也会像对证人说话那样以提问来进行。“从没去过离巴黎太远的地方，”詹弗耶回答，接着灵机一动，补充道，“哦，枫丹白露，有年夏天我去过那里。”4“你不知道布里纳克吗？它就在从东站发车的主干线上。”“从没听说过。”年轻人忧悒地说，仿佛被指控犯了什么事儿。他发出一长串的干咳，听上去犹如锅里翻炒干豌豆似的。“那你也就不知道我的村子了吧，布里纳克的圣·让？它在镇子外往东两英里。我的房子就在那儿。”“我还以为你是从巴黎来的。”“我在巴黎工作，”律师说，“等我退休了，我会回到圣·让去。父亲将房子传给了我，这也是他父亲传下来的。”“你父亲是做什么的？”詹弗耶略带好奇地问。“律师。”“那他父亲呢？”“也是律师。”“我猜，这行当适合某些人，”职员说，“对我来说似乎有点儿乏味。”“如果你有一小片纸，”夏瓦尔继续说，“我可以为你画出那房子和花园的图纸。”“我没有，”詹弗耶说，“还是别费劲了。那是你的房子，不是我的。”他又咳嗽起来，将枯瘦的双手紧按在膝盖上。他仿佛以此终结一次来访，却无法为来访者做什么。完全无能为力。
夏瓦尔挪开了，到皮埃尔面前停下来。“请问几点钟了？”他说。“差五分钟十二点。”近旁的市长幸灾乐祸地嘟囔了一句：“又慢了。”“干你们这一行的，”夏瓦尔说，“我想应该见多识广吧？”这话听着犹如反诘者希望抓住证人的疏漏时所装出来的伪善。“也对，也不对。”皮埃尔说。“难道你就没听说过有个叫布里纳克的车站？出了东站大约一小时车程。”5“从没跑过那趟线，”皮埃尔说，“我是蒙帕尔纳斯车站的。”“噢，是吗。那你也不会知道圣·让……”他无望地放弃了，而后再次背靠冰冷的水泥墙坐下，依旧远离其他所有人。
就在那晚，他们听到了第三次枪声：先是爆出一阵短促的机关枪开火声，一些零散的来福枪声，还有一次听来像榴弹爆炸的响声。犯人们四肢摊开躺在地上，谁都没有议论。他们等待着，没有入眠。大多数情况下，你无法分辨他们究竟是如同身陷危境的人那样感到焦虑，抑或像守在病榻前的人初闻沉寂已久的躯体重现生机时那般欣喜。夏瓦尔跟其他人一样平静地躺着：他并不恐惧，他在此处已被埋得太深，不会被人发现。市长用双臂裹住他的怀表，徒劳地想要湮没老式表针那“嘀嗒嘀”的持续不断的声响。3
翌日下午三点（闹钟时间），一位军官走进牢房。数周以来，这是他们见过的第一位军官，此人年纪很轻，经验不足，甚至连被他刮得过狠的左上侧髭须的形态都暴露了这一点。他仿若一个学童首度走上领奖台那般拘谨，讲话也很唐突，意在让人以为他拥有一种实际并不具备的力量。他说：“昨晚，镇上发生谋杀案。死者有政府军的副官，一位中士和一个骑单车的姑娘。”他补充道，“对那姑娘，我们无话可说。我们容许法国男人杀死法国娘们儿。”显然，他事前对这番演说经过深思熟虑，但讽刺得过了头，说出来跟业余演员的表现一样。整个场面就如拙劣的伪装般不真实。他又说：“你们清楚自己在这儿是干什么的，过得舒坦，口粮充足，而与此同时，我们的人却在干活，在打仗。那么现在，你们必须付旅店的房费了。可别怪我们。怪你们那帮杀人犯吧。我接到命令，在这个集中营里，每十人中枪毙一个。你们总共有多少人？”他厉声喝道，“报数！”犯人们神情阴郁地遵命：“……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他们明白，他不数也知道结果。这只不过是他拙劣表演中不肯被牺牲掉的一句台词。他说：“那么，你们的配额就是三个人。我们不管是哪三个。你们自己选吧。葬礼明早七点开始。”
这番装模作样之后，他们能听到他刺耳的脚步声在沥青路上渐渐远去。夏瓦尔琢磨了一下哪个音节是被刻意表演出来的——“晚上”、“姑娘”、“除了”，或许是“三十”，但是“人质”这个词肯定在内。
众人缄默许久；之后，一个名叫克洛夫的阿尔萨斯人开了口：“怎么，咱们还得自告奋勇吗？”“废话，”一个戴夹鼻眼睛、年长而瘦削的职员说，“没人会自告奋勇。咱们得抓阄。”他又补充道，“除非大家认为应该按年龄排序——最大的排第一。”“不，不行，”另一个人说，“这不公平。”“这是自然之道。”“连自然之道都算不上，”又有个人说，“我有个小孩，她五岁时就死了……”“我们必须抓阄，”市长口气坚决，“只有这样才公平。”他坐在那儿，双手仍按在腹部掩藏他的表，但整个牢房分明都听得见它硬生生的嘀嗒声。他又说：“未婚的来抓阄。结了婚的不该算在内。他们担负着责任……”“哈，哈！”皮埃尔说，“我们可看透了。结了婚的为什么就能逃掉？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想必结婚了吧？”“我没有妻子了，”市长说，“我现在是单身。那你……”“结婚了。”皮埃尔说。
市长开始解怀表，他得知自己的对手可以安然置身事外，似乎证实了他的信念：自己作为拥有时间的人，注定将成为下一个受难者。他的视线从一张张脸上扫过，最终选择了夏瓦尔——或许是因为只有他穿着马甲，正适合承接怀表。他说：“夏瓦尔先生，我想让你替我拿着这块表，假如我……”“你最好找别人，”夏瓦尔说，“我没结婚。”
年长的职员又开口了。他说：“我是结了婚的。我有发言权。这事咱们从一开始就错了。每个人都得抓阄。这可不是咱们最后一次抓阄，你们想想看吧，如果咱们这个牢里出现一个特权阶级——有人一直活到最后，那会是个什么局面呢。你们当中余下的人很快就会开始记恨我们，我们感受不到你们的恐惧……”“他说得对。”皮埃尔说。
市长复又系好怀表。“随你们的便，”他说，“可如果收税时也这样的话……”他做了个绝望的手势。“咱们怎么抓？”克洛夫问。
夏瓦尔说：“最快的方法是从一只鞋里抽出带标记的纸签……”
克洛夫轻蔑地说：“干吗要最快的方法？对我们有的人来说，这将是最后一次赌博。我们至少也得享受过程。我提议抛硬币。”“这行不通，”职员说，“抛硬币机会不均等。”“唯一的方法就是抓阄。”市长说。
职员牺牲掉了一封家书来准备纸签。他将家信迅速地读了最后一遍，接着将它撕成三十块碎片。他用铅笔在三片纸签上打了个叉，然后将每个纸片折起来。“克洛夫的鞋最大。”他说。他们在地上把纸签打乱了，随后将它们放进鞋里。“咱们按字母顺序抓。”市长说。“从Z开始。”夏瓦尔说。他的安全感动摇了。他撕着嘴唇上的一块干皮，迫切地想要喝一杯。6“就按你说的，”卡车司机说，“有人比弗瓦曾靠后吗？那我抓啦。”他把手插进鞋里，仔细翻找了几遍，仿佛他心里想着某个特定的纸片。他抽出一个，打开来，震惊地盯着它看。他说：“就是它了。”他坐了下来，摸索出一支香烟，但当他叼上烟以后，却忘了点火。
夏瓦尔心中充斥着莫大的喜悦，喜悦之中掺杂着羞惭。他似乎感到自己已经得救了——二十九个人要抽，而只剩两张带记号的纸签。概率突然间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倾斜了，从十比一到十四比一。菜贩子已经抽了签，漫不经心且不露喜色地示意他没中签。实际上，抓阄甫一开始，任何喜形于色都是禁忌：你不能流露出丝毫松快的迹象来嘲弄被宣判死刑的人。
一种隐约的不安——尚不能称其为恐惧——再次笼罩在夏瓦尔心头，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收紧似的。他发现自己在第六个人抽出空白纸签时打了个哈欠，当第十个人——那个号称“詹弗耶”的家伙——抽完之后，一种悲痛而愤懑的感觉啃噬着他的心，概率又跟刚开始抓阄时一样了。有的人会抽手指最先碰到的纸签；另一些人似乎怀疑命运正企图将某个特定的纸签强加于己，于是当他们从鞋里稍稍捏起一个纸签，随即又将它放回去，另选一个。时间过得出奇的慢，那个名叫弗瓦曾的人倚墙坐着，嘴里叼着未点火的烟，对其他人漠不关心。
当年长的职员——他的名字叫勒诺特——抽到第二个死签时，几率已降到八分之一了。他清了清喉咙，戴上夹鼻眼镜，仿佛他必须确认自己没弄错似的。“啊，弗瓦曾先生，”他带着一丝游移不定的浅笑说，“我可以跟你一起吗？”这一次，夏瓦尔没觉得欢喜，尽管那难以捉摸的概率变为十五比一，再次对他极为有利了。他被寻常人的勇气吓住了。他希望这整件事尽快了结，它就像一场持续过久的纸牌游戏，他只寄望于有人走开，解散牌桌。勒诺特挨着弗瓦曾，靠墙坐下来，他翻到纸签背面，那上面有一小片字迹。“你妻子？”弗瓦曾问。“我女儿，”勒诺特说，“失陪了。”他走向自己的铺盖卷儿，抽出一个便签簿。接着，他坐到弗瓦曾身旁，开始从容不迫地认真写起来，字迹纤细可辨。概率恢复到十比一。
从那一刻起，中签的概率似乎以一种在劫难逃的可怕气势向夏瓦尔逼近：九比一、八比一……它们犹如指向他的手指。剩下的人们越抓越快，也愈加不用心了。在夏瓦尔看来，他们之间有心灵感应——知道他就是那个人。轮到他时只剩下三个签了，对夏瓦尔而言，只留给自己这么一丁点儿选择，简直是不公平之极。他从鞋里抽出一个，接着便确凿地感到他的狱友们就想让他拿这一签，这必是用铅笔打上了叉的，于是他将它扔回去，飞快地抓起另一个。“你偷看了，律师。”余下两人中的一个大叫着，但另一个人的话使他闭上了嘴。“他没看。现在他拿的才是带记号的。”4
勒诺特说：“到这儿来，夏瓦尔先生，和我们坐一起吧。”仿佛他正在给予夏瓦尔一个提高身价的机会，到公开宴请中最好的餐桌上去。“不，”夏瓦尔说，“不。”他把纸签扔到地上，大叫起来：“我从没同意过抓阄。你们不能逼我为你们去死……”
他们惊讶地注视着他，却不带敌意。他是个绅士。他们没有用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评判他：他属于一个他们不可理解的阶级，他们起初甚至都没将怯懦与他的举止联系起来。
克洛夫说：“坐下歇歇吧。再也没什么可担心的了。”“你们不能，”夏瓦尔说，“这是胡闹。德国人不会让我去死的，我是有财产的人。”
勒诺特说：“现在你就别激动了，夏瓦尔先生，即便不是这次，下次也会……”“你们不能逼我。”夏瓦尔重复道。“逼你的可不是我们。”克洛夫说。“听我说。”夏瓦尔向他们恳求道。他探出那张纸签，而他们全带着同情的好奇心注视着他。“不管谁拿走这个签，我都会给他十万法郎。”
他已经失控了，近乎不折不扣的失控，仿佛某种潜藏在他体内的镇静已抽身而出，听着他荒谬的提议，观看他的躯体显出可鄙的惧怕姿态，苦苦哀求。那个镇静的夏瓦尔似乎在用冷嘲的戏谑口吻说：“演得真棒啊。再稍微夸张点儿。你早该成为演员了，老伙计。你根本不知道吗，这就是瞎碰啊。”
他步子细碎而迅速地从一个人转向另一个人，向每个人出示那个纸签，犹如一场拍卖会的工作人员。“十万法郎。”他恳求着，而他们则盯着他看，感到震惊，又生出悲悯：他是这群人中唯一的富人，而这又是个独特的局面。他们没有参照和比较，于是认定这是他那个阶级的特征，正如一个旅客在某个国外的港口走下班轮吃午餐，会依据恰与他同桌的油滑商人来判断该地永恒的国民性。“十万法郎。”他恳求着，而那个镇静无愧的夏瓦尔在他身旁低语：“你这是老一套了。还讲什么价钱啊？为何不把你拥有的一切都拿出来？”“冷静点，夏瓦尔先生，”勒诺特说，“稍微一想就知道——没人会为他永远享用不了的钱而送命的。”“我会把我的一切都给你，”夏瓦尔说，他的声音里迸出绝望，“钱，土地，我的全部，还有布里纳克的圣·让……”
弗瓦曾不耐烦地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想死，夏瓦尔先生。”勒诺特则操着在癫狂的夏瓦尔看来令人震惊的正经口吻重复道：“冷静点，夏瓦尔先生。”
夏瓦尔的声音突然冒了出来。“一切。”他说。
终于，他们变得对他不耐烦起来。宽容是个耐心的问题，耐心是与神经相关的问题，而他们的神经都很紧张了。“坐下，”克洛夫猛地冲他吼道，“闭上你的嘴。”即便在那一刻，勒诺特依然友善地给他腾出了地方，轻拍着他身旁的地面。“完了，”那个镇静的夏瓦尔低声说，“你完了。你表现得不够好。你得再想点儿别的办法才行……”
一个声音响起：“再多告诉我点儿情况。或许，我会买。”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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