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瑞青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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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文化史稿：魏晋北朝卷试读：
总序
文化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伟大创造。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成就辉煌，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燕赵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的地域范围大致是北起阴山南麓，南达黄河，西至太行山，东临大海。包括今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的中南部以及山西省北部、山东省、河南省的部分地区。广阔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开放的人文地理环境，为燕赵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燕赵文化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与周边的齐鲁文化、河洛中原文化、三晋文化、蒙古草原文化、关东文化水乳交融，相互渗透，共同发展，从而形成了燕赵文化的若干特征：其一是平原农耕文化与草原畜牧文化相互会合；其二是汉族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其三是元、明、清以来，处于全国中心地位的京都文化既与传统的地域文化相互结合，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和“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心；其四是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激烈撞击中，燕赵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策源地，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成为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中国传播的中心。《燕赵文化》丛书是经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批准，由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负责组织编纂的燕赵文化系列研究项目。其目的就是为了弘扬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传统，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促进现代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丛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力求从中华文明发展史和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高度，论述燕赵文化的内涵、地位、贡献和创新、发展演变及其特色，以及对不同文化的交流、影响与传承，从而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全面深入研究、不断丰富发展燕赵文化奠定基础。
丛书分门别类，纵贯古今，包括学术著作、知识读物、古籍文献整理等三个方面，分为若干系列，如：社会意识形态系列、工艺技术系列、历史人物系列、民族文化系列、城镇地域文化系列、近代文化系列。每个系列由若干个专题组成，每个专题为一册，分册编写，分辑出版，汇集一体即为燕赵文化研究门类齐全、蔚为大观的百科全书，成为现代河北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丛书编写总的时限：上自人类的起源，下至1919年。不同系列、不同专题，则根据各自特定的内容，确定具体时限。
编写《燕赵文化》丛书，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文化工程，任重而道远，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通力合作。我们将团结和依靠在燕赵文化研究领域有学术专长的专家学者，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组织实施。我们相信，《燕赵文化》丛书的陆续出版和问世，不仅有利于全面推进燕赵文化研究，有利于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且必将对21世纪的河北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燕赵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杨泽江2002年1月
导言
三国魏晋十六国及南北朝的历史，是由统一而分裂并逐渐走向统一的过程。即先是魏、蜀、吴三国鼎立，随后由司马家族统一为西晋，但因十六国连年战乱，中国再次进入了一个长期分裂的历史时期。5世纪时，由北魏的统一和相继分裂而形成的北朝与西晋王朝偏安江左后被宋、齐、梁、陈替代而形成的南朝相互对峙。政治的不稳定与时局的混乱动荡而带来的是经济普遍衰退，但在文化领域却有了超乎寻常的改变，故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文化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各民族逐渐由征战走向融合，当时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后来大都融合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并以异质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汉族文化。民族大融合，胡、汉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是魏晋北朝十六国时期燕赵文化最突出的特点。
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后，中国古代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各种学说同时并起，某些异端思想也在特定历史时期得以流行，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相对自由并趋向多元化。儒家思想在魏晋北朝十六国时期成为统治思想，民间风气也随之俯仰。纷乱多元的社会，也给宗教的发展蔓延和传播创造了极好时机，社会上各阶层均对佛教有了相对迫切的需要和广泛的接受。随着玄学的兴起，佛教的兴盛，道教的风行，汉代定于一尊的儒学相对衰微，尽管这些思潮不可避免地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但在历史进程中，无疑是重要的进步象征，有力地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兴盛，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乃至园林建筑尤其是诗歌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重大的发展变化。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地理学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新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对经济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使北朝经济超过南朝，最终由北方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为隋唐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及文化基础。一 经济的逐步恢复为燕赵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经济与南朝经济相比，经历了一个由破坏到复苏的曲折过程。自汉末以来，北方农业区经历了黄巾大起义及社会动荡后遭到极大的破坏，土地荒芜，人口流失，甚至出现“百姓相食”的悲惨局面。在魏晋南北朝将近四个世纪中，整个北方地区的经济经历了三落三起的曲折历程。
第一次战乱是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始于东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董卓之乱，止于东汉献帝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基本上统一中国北方，历时十八年。实际上，东汉末年大规模战乱是从东汉中平元年黄巾大起义开始的，自此而后，便国无宁日。就黄巾起义而言，当其主力失败之后，青州、河北等地的农民军仍坚持浴血奋战，规模一度甚至大于张角等领导的主力。黄巾大起义爆发以前，由于东汉大土地所有制急剧膨胀和政治腐朽，造成社会上流民千百成群，往往以万计数，裸行草食，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大大小小的军阀“饥则抢掠，饱则弃余，无终岁之计”。人民生产、生活无法正常进行，饥荒迅速蔓延。人祸加深了天灾，旱、涝年年不绝，风、雹时时为灾，飞蝗成患，瘟疫猖獗，出现“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持续的大饥荒，致使北方地区呈现空前的凋敝，加之“兵难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内，民不安业，捐弃居产，流亡藏窜，虽四关设禁，重加刑戮，犹不绝息”。长期战乱，造成人口明显锐减。史载，“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
汉魏之间，由于社会生产和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出现了大饥荒。这一时期，粮食供应成为拥兵而立的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针对这些问题，东汉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采纳部下枣祇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以此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故曹操曾言，“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还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并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此外，还陆续颁布法令，恢复正常租调制度，防止豪强兼并小农。东汉建安五年（200年），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204年），又明确规定，“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曹操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第二次战乱始于晋永平元年（291年）的“八王之乱”，继之而来的是“永嘉之乱”和十六国的纷争割据，直到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始告结束，前后共计一百四十八个年头。其时间比第一次战乱更长，祸害更烈，尤其是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割据政权犹如车水马龙般地更迭。长的不过二三十年，短的仅有两三年。除了前秦短期统一北方之外，绝大部分时间处于数个政权对峙纷争的局面。西晋末年的战乱破坏了北方在魏晋八十余年间恢复起来的农业生产。史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盗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人多相食……”“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直到北魏统一北方前夕，依然是“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
十六国时期，北方经济曾出现过两个恢复年代，即石赵政权和苻秦政权时期。石勒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杰出的少数民族帝王，他以汉族贤明皇帝为楷模，重视对汉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五胡十六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作出了突出贡献，并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石勒施行的许多措施，系效法西汉。如在所占领的州郡查明户口，实行田租户调的征收。公元314年，后赵规定，“户出帛二匹，谷二斛”，比西晋、曹魏时的租税还要轻。在农业生产和发展遭受破坏的情况下，轻租税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石勒实行鼓励农业生产的举措，常常派人或亲自巡行诸郡劝民农桑，接见并奖励“力田”者。经过石勒实施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政策，河北一带的农业生产和经济有所恢复，出现“租入殷广”的新气象。乃至修撰《晋书》的唐初诸公，也不得不承认石勒为“一时之杰”，发出“古之为国，曷以加诸”的赞叹。
前秦苻坚统治前期，以“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为基本国策，他支持王猛抑制豪强，整饬军政，强化王权，命地方官荐举孝悌、廉直和长于文学、政事者，进行考核，“得人者赏，非其人者罪之”。由是“内外之官，率皆称职”。苻坚对于被征服的民族和地区之人采用怀柔政策，收用不少他族或投降的人为文官武将。如前燕将领慕容垂避害来投，拜冠军将军，封宾都侯；羌族姚苌归顺，任为龙骧将军。同时，还企图在思想意识上以汉化融合各族，提倡儒学，广兴学校，令公卿以下子孙入学，曾亲临太学考试学生优劣。关中为前秦的根本所在，因多年混战，生产废弛。苻坚“劝课农桑、赈恤穷困”，行区种法，兴修水利，遂使关陇地区经济有所发展，国力充实。由此，“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但是所有的这一切，相对于祸乱横流时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北魏在恢复了对河北地区的封建统治秩序之后，鉴于河北地区早已是汉文化和封建经济较发达地区之一，为了吸收汉文化和适应中原先进生产方式，在政治上置行台，修直道，建行宫，广封王，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封建统治的政治措施。
北魏中期以后，开始大量迁徙人口，以充实河北，计口授田。例如，魏明元帝永兴五年（413年），奚斤等攻破越勤倍泥部落，“获马五万匹，牛二十万头，徙二万余家于大宁，计口授田”；河西胡曹龙等部被镇压，同样被徙“于大宁川，给农器，计口授田”。显然，这些被徙者是令其从事农业生产的。延和元年（432年），北魏击灭北燕，徙“民三万家于幽州”。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北部民反抗被镇压，将近五千余落被“徙冀、相、定三州为营户”；六年（445年），魏师“南略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实河北”，然这次徙民之数不明，估计规模不小；七年（446年），北魏“略金乡、方与，迁其民五千家于河北”；十二年（451年），拓跋焘兴师南下，兵锋直达长江北岸，“降者不可胜数”，“以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依《魏书》所记，似乎这次没有被安置于河北者，但为时不久，便发生“南来降民五千余家于中山谋叛”，证实被安置在河北的不少，最低限度也有“五千余家”。延兴元年（471年），沃野和统万两镇敕勒反抗，遭镇压后被徙“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同时，北魏还通过救助灾荒的形式来增加人口，恢复生产。此后，因连年旱涝，冀、定二州饥荒严重，太和七年（483年），魏孝文帝下令开仓赈济，沿路施粥，“定州上言，为粥给饥人，所活九十四万七千余口”；冀州上言，“所活七十五万一千七百余口”。《魏书·张彝传》载，魏孝文帝校比天下户口，冀州“最为大州”。既然冀州人户已为天下之冠，其人口数当超过定州，远在百万以上。北魏孝明帝元诩时，冀州刺史元晖“检括丁户，听其归首，出调绢五万匹”。五万匹相当于五万户的户调。“听其归首”，便得五万，冀州户口之多，可见一斑。人口的增加带来了经济上的恢复和发展。延和二年（433年），张昭出刺幽州，“时幽州年谷不登，州廪虚罄，民多菜色……乃使富人通济贫乏，车马之家籴运外境，贫弱者劝以农桑。岁乃大熟”。北镇起义失败后，“时北镇饥民二十余万，诏（杨）昱为使，分散于冀、定、瀛三州就食”。足见当时的冀、定、瀛三州粮食充足。同时，北魏还在河北地区兴修水利。北魏宣武帝元恪时，杨椿曾受命“监修白沟堤堰”。枋头大堰自曹操修成以后，曾一度废弃，北魏孝明帝熙平年间重新修造，“其堰悉铁柱，木石参用”，并开凿了新的渠道，将水流一分为二，一入清水，一入淇水，“上下灌注”，互相调节水量，“沟水南北夹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溉”。
除此之外，北魏还在河北地区实行军屯。皇始二年（397年），道武帝拓跋珪“以军粮未继，乃诏征东大将东平公元仪罢邺围，徙屯巨鹿，积租杨城”。其后，河北军屯不断扩大，“自太祖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慑。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一军兵才千余，然主帅如故，费禄不少。（杨）椿表罢四军，减其帅百八十四人。（定）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户，年常发夫三千，草三百车，修补畦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不断兴兵南下，为确保粮食供应，“发河北数州田兵二万五千人，通缘淮戍兵合五万余人，广开屯田”。
经过上述种种努力，北魏时期的河北地区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史称，“河北数州，国之基本”，“国之资储，唯借河北”。
第三次战乱始于北魏正光四年（523年）的北镇起义，止于东魏武定七年（549年），历时二十七个年头。公元523年，柔然入侵六镇。怀荒镇（今河北张北）居民请求开仓取粮，武卫将军于景无理拒绝，镇民不胜愤恨，遂起兵造反，杀了于景。不久，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北）镇民破六韩拔陵亦聚众起义，杀镇将，改元真王。其余各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起义队伍迅速扩大。破六韩拔陵引兵南向，派别帅卫可孤包围武川和怀朔两镇。朝廷派临淮王彧都督北讨诸军事。彧为人胆小，顿兵不进，武川、怀朔俱为起义军所陷。不久，破六韩拔陵与彧激战于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彧大败，被朝廷罢免。这时，北魏肃宗改派李崇率兵前往讨伐，双方战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李崇副手崔暹被打得单骑逃命。李崇率领部迎战，也出师不利。起义军声势更大，二夏（夏州、东夏州）幽、凉人民纷纷起来响应。朝廷见此情况，慌忙下诏，“改镇为州，诸州镇军贯，非有罪配隶者，皆免为民”，并派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抚慰六镇。但这些笼络政策根本不起作用，起义之势一发不可收。公元524年，在高平镇（今宁夏固原），有赫连恩等人的起义，推敕勒首长胡琛为高平王。在秦州（治今甘肃天水），有羌人莫折大提起义。在秀容（治今山西忻州），有乞伏莫于的起义。在关中一带，有被迁徙到关中的蜀人起义。在汾州一带，亦有胡人起义。几乎整个北魏的北境、西境、东北境都陷入起义浪潮的冲击之下。北魏王朝经过重重打击，“朔南久已丘墟，河北殆成灰烬”。
东魏、北齐时期，河北地区的经济得以再次复苏。东魏、北齐统治者在河北充分利用地域经济特点，采用多种经营方针，在“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盐官，以煮盐，每岁收钱，军国之资，得以周赡”。东魏、北齐均定都于邺，邺都更为当时工商荟萃之地，风俗流宕，浮华日滋。北周武帝灭北齐诏里称，“并、邺二所，华侈过度”。隋初时，杨坚亦曾对关东的城市富庶不满，“恶其殷盛”，“禁游食，抑工商”。北齐时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反映普通农户的生产活动已经和市场紧密结合，货币关系已经渗透到农业生产的每个环节。北齐时期名目繁多的商税也开始征收，说明此时的商业和多种经济成分较发达。这一时期的河北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并成为北方经济重心的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自孝文帝以来直至隋文帝时期，均田制在北方断续地推行，自耕农比较多，所以一直到隋统一前夕，可以说正处于由恢复阶段向发展阶段的过渡，社会经济呈蒸蒸日上之势，政治生活也比较正常和清明。而南方的陈朝则正处于危机阶段，两厢交战，谁胜谁负，几乎可以说是无待筮龟。河北经济的复苏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北齐书·儒林传》所录十五人，有十三人出自河北。这说明，河北地区不仅在南北朝后期显现出绝对优势地位，而且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全面的发展，农业经济基础较为深厚，商品经济乃至学术文化也都达到了全面综合发展。二 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为燕赵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两汉以来，自甘肃、青海沿边以至辽宁的北部边境，散布着匈奴、鲜卑、乌丸等少数民族。魏晋时期，这些少数民族不同程度地受着中原王朝统治集团的残酷剥削、奴役或压迫，并开始向内地迁徙。西晋末年，当中原王朝统治趋于崩溃之际，这些少数民族纷纷揭竿而起，反抗中原王朝的封建统治，少数民族贵族也趁机起兵，向黄河流域侵扰，于是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历史影响深远的民族大迁徙。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幽冀诸州境内民族杂居，其名号可考者，有匈奴、鲜卑段氏、宇文氏、慕容氏、拓跋氏、羯、氐、羌、东胡、乌桓（乌丸）、丁零、索头、鲁阳蛮、高丽徒何、北部民、陇西屠各以及沃野统万二镇敕勒、柔然、库莫奚、契丹、山胡等二十多种。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在百万以上。这二十多个少数民族在河北建立政权的有后赵、前燕、后燕、东魏等，对河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河北地区较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远在东汉末年已经开始。东汉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征蹋顿降服其众之后，“及幽州、并州（阎）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河北当为乌丸主要的迁居地。这可以视为河北地区乃至北方地区民族大迁徙的先声。
民族大迁徙的高潮发生在十六国时期，当时河北出现了多次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其中，石勒、石虎统治时期的迁徙规模较大，次数也较多。刘汉建元元年（315年），石勒徙平原乌桓展广、刘哆等部落三万余户于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刘汉光初元年（318年），石勒攻靳准，徙羌、羯降者十多万落于冀州。后赵七年（325年），石虎克石梁，擒前赵中山王刘岳，俘获氐、羌三千余人，送于襄国。后赵太和二年（329年），石虎破上邽（今甘肃天水），杀汉刘熙、刘曜及其王公卿校三千余人，徙关东流民、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冀二州。后赵建平四年（333年），石虎徙秦、雍民及氐、羌十多万户于河北、中原，以氐帅苻洪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使居枋头（今河南浚县西）；羌帅姚弋仲率其众数万徙居清河之滠头（今河北枣强东北）。后赵建武二年（336年），索头郁鞠率众三万降后赵，石虎散其众于冀、青等六州。建武四年（338年），石虎扰令支，徙段氏民二万户于中原。
后赵冉魏之乱以后，原来迁徙河北的各族人口又大规模外徙，后赵太宁元年、前燕十三年（349年）十一月，司、冀二州氐、羌流民十余万相率西归。
冉魏永兴元年（350年）七月，鲜卑人段龛因石氏之乱，率部落自令支南徙广固（今山东淄博东）。八月，代郡（今蔚县东北代王城）人赵榼率众三百多家投奔后赵并州刺史张平。冉魏永兴二年（351年），所徙各州民及氐、羌胡蛮数百万口陆续还归本土。
前燕占据河北后，慕容氏又屡将降人内徙河北幽、冀二州。前燕元玺元年（352年），慕容儁徙部分军中兵民家属于蓟。元玺三年（354年），前秦刘宁率户三千至蓟归燕。元玺五年（356年），慕容恪定齐地，徙鲜卑、胡、羯三千余户于蓟。
前秦建立以后，“分氐户于诸镇”，其政权所及之处，氐族也随之而至。河北较大的民族内徙有前秦建元十六年（380年）分三原、九峻、武都、沂、雍氐十五万户散居诸方镇，幽、冀二州各三千户。外迁有前秦建元六年（370年）十二月迁慕容暐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建元二十一年、后燕二年（385年）七月，苻丕率邺中男女六万余口西入晋阳。
后燕慕容垂占据河北后，后燕建兴二年（387年），慕容垂徙乌桓八千余落于中山。翌年，后燕废代郡，将包括各族人口在内的当地居民全部迁于龙城（今辽宁朝阳）。建兴四年（389年），后燕慕容德、慕容麟徙贺讷部众数万于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建兴六年（391年），又徙贺染干部众于中山。后燕被灭以后，北魏“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原来居住在河北地区的慕容鲜卑被大批迁到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北魏将慕容腾这支前燕支庶安置于中山，招抚后燕民众及其他民众。数年后留居河北的慕容鲜卑数量增加，史载：“初，慕容破后，种族仍繁。天赐末，颇忌而诛之。时有遗免，不敢复姓，皆以‘舆’为氏。延昌末，诏复旧姓，而其子女先人掖庭者，犹号慕容特多于他族”。
北朝前期，民族迁徙的主流和特点是鲜卑拓跋部的大规模进入河北及中原地区，鲜卑拓跋部成为中原的统治民族和部落，但其他各少数族和其他鲜卑部落的迁徙也仍然频繁。例如，公元398年，拓跋珪徙幽冀等六州吏民杂夷十余万口实代。北魏永兴五年（413年）五月，奚斤破越勒倍泥部落于跋那西山，徙二万余家于大宁（今河北张家口）。泰常至太延（416—440年）年间，拓跋氏先后五次伐北燕，将辽西、辽东数十万口迁入幽、燕等州。太平真君（440—451年）年间以后，随着北魏在河北地区统治的稳固和及其军事重心的南移，河北中、南部成为其安置降民的主要地区之一。对于那些不服从其统治的河北居民及少数民族则多被徙于北地。例如，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徙北部民五千余落于冀、定、相等三州为营户，翌年三月徙定州丁零三千家于平城。兴安元年（452年）十一月，徙陇西屠各王景文部众三千家于赵、魏。皇兴五年（471年），徙沃野、统万二镇叛兵敕勒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景明三年（502年），徙鲁阳蛮万余户于幽、并诸州及六镇。北齐天保三年、四年（552—553年），高洋率军先后击败库莫奚和契丹，分别俘获四千人和十余万口，虏获杂畜数百万头，这些人口被分别配置于河北诸州郡。
就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实现的形式无论是非意识的自然过程，还是有意识的自觉过程，都不是孤立进行的，它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是当时社会激烈动荡的产物，特别是各族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更可谓民族融合的催化剂。它不仅削弱或摧毁了封建政权的统治，而且最终模糊了长期存在于各个民族之间的种族界限并使之趋于消失，北魏末年爆发的北镇各族人民起义和河北流民起义就加速了整个北方地区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这两次起义，历时七八年之久，参加者的民族成分包括鲜卑、汉族、匈奴、敕勒、氐、羌族等各族兵民，战场主要在今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北镇起义失败之后，仅分徙河北冀、定、瀛三州就食的兵民就有二十余万。这两次起义尽管最终都失败了，但沉重打击了北魏统治集团和胡汉高门世族的势力，基本上消灭了北魏主力军，尤其是河北流民起义，人数不下百万，规模和声势浩大，先后攻围克陷柔玄、怀荒、御夷、幽、燕、朔、恒、定、冀（包括南冀州、东冀州）、相、瀛、殷、沧、光等数十州郡镇，震动了包括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在内的整个中原，使原来严整有序的社会结构和民族界限发生了剧烈变动。起义过后，原来长期存在于河北的匈奴、敕勒、氐、羌族、柔然、库莫奚、契丹、山胡等二十多个少数族之名多数不再出现于河北地区，以后又历经东魏、北齐至隋，鲜卑族也全部融入汉族，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的民族大融合，为中国历史上新的大一统隋唐盛世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民族基础和社会基础。
民族大融合历史现象为幽冀诸州社会和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对社会的影响，从居民姓氏上说，更加复杂多样，除本地崔、卢、李、封、邢、刁、祖等大姓外，徙来的关中大姓有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还有慕容氏及改用汉姓的鲜卑元、陆、穆等，这些姓氏均系自魏晋南北朝以后，才在河北地区逐渐多起来的。从宗教上看，促进了佛教在河北地区的广泛传播，佛教思想、佛教文化被汉人接受，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中国本土佛学思想家，如释道安等。从建筑艺术上看，渐次吸收了西域的建筑风格，佛塔建筑开始在河北出现。北齐在邺城华林园仿龟兹国雀离佛院建雀离佛寺，还在邺西鼓山、凤凰山上建南、北响堂寺和娲皇宫，将西域、北魏石窟艺术同中原寺庙建筑风格相结合，窟、殿、楼、台、阁、榭等浑然一体，既有宗教建筑特色，又呈现中原园林风光。在衣食住行上，许多汉人食肉、皮衣、着毡，生活方式和服装样式大都融汇了胡人文化有益的方面。在语言方面，《颜氏家训》反映出邺下有汉人教小儿鲜卑语的风尚。在家庭内部男女地位上，受到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更大。汉族长期受儒家礼教和宗法制的约束，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女子不能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后赵、前燕、北魏、北齐统治者虽曾几度禁止皇妃干预朝政，但在民间社会习俗中，女子地位仍较高。《颜氏家训·治家篇》云：“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所谓“恒、代遗风”，实即鲜卑旧习，反映了少数民族习俗对汉族方方面面的渗透及影响。
对经济的影响，在农业方面，主要表现为畜牧经济因素有所加强。西晋时期，石勒“与牧率魏郡汲桑往来，勒以能相马自托于桑。尝佣于武安、临水，为游军所囚，会有群鹿旁过，军人竟逐之，勒乃获免”。临水即今邯郸峰峰一带，武安今属河北。东魏时期，孝静帝武定元年（543年）正月己巳至癸酉，“搜于邯郸之西山”。武安、临水有群鹿活动，东魏孝静帝连续五天于邯郸西山行猎，反映出冀南植被环境条件良好和动物资源丰富。而这一切均又与畜牧业的发展密切相连。据《晋书》卷五《孝怀帝纪》载，汲桑为马牧帅，初起兵于“清河鄃县”，以后又以冀南东部和山东西部为其依托，联想到前已述及此地长期杂居的乌丸、屠各，由此可见这一带畜牧业的比重及其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靠近中原核心地带的冀南尚且如此，其余距北方少数民族游牧区较近的冀中、冀北地区更无须多言。在手工业方面，主要表现为产品种类的增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及工艺的提高。史称，后赵石虎时期，“（石）季龙常以女骑一千为卤簿，皆着紫纶巾、熟锦裤、金银镂带、五文织成靴”。织成系西域出产的精美丝织品，《广雅》云“天竺国出细织成”，《魏略·西戎传记》也说大秦国“织成细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国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独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茧丝作”。后赵石虎宫女千人皆着五文织成靴，应是邺都工匠学会并掌握了西域织成技术及工艺。而这与少数民族的内迁，中外文化交流的密不可分。
北方民族的汉化，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统治者与汉族地主阶层在政治上的进一步联合，崇尚儒学，采用汉制，内迁诸族不同程度地发展了农业经济，社会生产水平主动接近汉族；中原地区的诸族语言逐渐消失，汉语成为绝大多数内迁诸族通用的语言；“夷夏之辨”观念逐渐淡薄，民族心理素质也发生了变化；生活习俗方面民族显著特征逐渐消失，通过杂居通婚，血统上也逐渐混为一体。不过，民族融合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虽是以汉族为核心进行，但汉化和胡化往往同时并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间相互融合，使质朴刚健的草原文化与儒雅守成的中原汉族农耕文化经过反复的碰撞、熔炼和汇合，形成了华戎兼备、空前宏伟的文化新格局，为日后创造出辉煌灿烂的盛唐文化奠定了基础。三 数百年乱世中燕赵文化的多元走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四百年，是政权分立、政局扰攘、战乱频仍的四百年。在这四百年中，历次大规模的战乱兵燹，无不造成土地荒芜、城市荡毁、经济萧条，黎民百姓颠沛流离。然而，在中国学术史上，魏晋南北朝却是一个历史上少有的思想活跃、学术繁荣的时代，学术风气之盛、学术成果之丰富，比之治平之世亦毫不逊色，其中有些成就，不仅超越两汉，同时也令隋唐瞠乎其后。
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对而言异常尖锐，因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经济一再受到摧毁，这在客观上是不利于文人士子专心学术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东汉帝国的瓦解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也激发了一些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创新因素产生。秦、汉所建立的中央王朝高度集权的政权，出于特定的大一统历史需要，强有力地抑制了社会的思想自由。汉代经过改造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在“天命”这个虚假的前提下编织起封建礼教的密网，从根本上削弱了人的个体意识和创造精神。这种现象直到东汉中期以后，才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趋于衰微。伴随着东汉王朝的瓦解，两汉时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学”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儒学之危机，首先表现在经学的失落上，经学在两汉统治者将经学研究与官禄结合起来的情况下，广大士人“糜然向风”、“咸资经术”，但“举秀才，不知书”的社会现实，遂使众多士人对经学逐渐心灰意冷。面对分裂割据和社会混乱的现实，三国时期，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观念，开始打破豪族垄断官场的局面。刘劭的《人物志》是这一时期品评人物、选用人才的杰出代表作。其中所提出的品鉴人物的“九征”、“八观”之法，更多地关注人物的“性情”，显系摆脱了两汉以降以血统、身份取人风尚之束缚，对魏晋开启名理玄谈之风，影响颇大。
儒学之危机，其次表现在“名教”的失落。所谓“名教”，即儒家提倡的“名分教化”，或称之为“礼教”，既是儒学体系中至关紧要的主要内容，也是古代社会特有的道德文化形态。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儒学式微同步的是，“名教”也陷入了深层的失落之中。“越名教而任自然”，得到这一时期士人较为普遍的认同。玄学的兴起，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亦使老庄哲学首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对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包括对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文学风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燕赵地区这一时期虽未出现像“竹林七贤”这样的魏晋名士群体，但欧阳建的“言尽意”论和玄学大师王弼的“言不尽意”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直接对话，是对曹魏时期“言意之辨”的批判性总结，对于捍卫儒学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自汉末以后，儒学虽失去了独尊性的地位，但仍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魏晋北朝时期的儒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总体呈现出复苏态势。这种复苏，不仅得益于魏晋北朝时期各政权统治者的积极倡导，在燕赵地区，更得益于世家大族的热心参与。与南朝玄学盛行相比，北朝经学独树一帜。北朝经学秉承家学渊源，清河崔氏、范阳卢氏是北朝经学最杰出的代表，名家子弟多有学养。北朝中期以后，讫于北齐，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渤海高氏等亦有显著表现。但总体上看，北朝经学《易》、《书》、《诗》、《三礼》、《论语》、《孝经》用郑玄注，《左氏春秋》用服虔注，《公羊传》用何休注，完全遵守东汉经师旧说，不尚变通。王弼《易注》，杜预《左传注》，偶有传授，未发生显著的影响。直到北魏中期，私学兴起，始有徐遵明最称通博学，讲学二十余年，学徒前后多至万人，《周易》、《尚书》、《三礼》、《左氏春秋》均为徐遵明所传。徐遵明尤长《左氏春秋》，得西晋旧本服氏《春秋》研读数年，撰《春秋义章》三十卷。他的弟子李炫撰《三礼义疏》，熊安生撰《周礼》、《礼记义疏》。与徐遵明同时的刘献之，擅长《毛诗》，作《毛诗序义》，授李周仁、程归则。程归则传刘轨思，李周仁传李炫。李炫撰《毛诗义疏》。刘轨思传刘焯、刘炫。刘炫作《毛诗述议》。大抵而言，北朝经学之学风偏于保守，缺乏创新气度。与经学相伴生的训诂学，也有所发展，如张揖的《广雅》、阳尼祖孙的《字统》均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全面衰落，还为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兴盛，开拓出一片自由空间。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大亮点是佛、道、儒三教并存，互相影响，相互渗透，推动力佛、道、儒各种学术文化竞相争奇斗妍，造成了文化气氛自由空前活跃。此外，由于佛教的盛行以及玄学与佛学趋于合流，对当时以及此后的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燕赵佛教虽经历了“二武”法难，但总体上呈现出由弱到强的发展趋势，出现了邺城、定州、真定等佛教文化中心，尤其是邺城在北齐时期建立了四千余座寺院，其中有四十三所皇家寺院。佛教信众上自皇帝、贵戚、士大夫，下至普通民众，遍布社会各个阶层。邺城及其周边的响堂山石窟、娲皇宫北朝写经是这一时期著名的佛教遗存。当然，佛教的快速发展在当时的士大夫中间也引起争论。其中，北魏时期赵郡李玚与僧暹的辩论，北齐时期邢邵与杜弼关于形神问题的辩论，可集中反映出这一时期士大夫阶层对佛教的不同认识和见解。魏晋北朝时期佛教中国化进程进一步加深，尤其是著名僧人道安在长安翻译了大量西域佛经，开创“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学派，并制定寺院僧尼规范，有力地推动了佛教中国化进程。北朝时期，佛教领袖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直接提出了“佛儒合明论”，声称佛儒“内外之道，可合而明”；并以“法性”谈“佛性”——这种“法性”，既是永恒不灭的“精神”，也是无处不在的“法身”。这样，慧远就把印度佛教的“佛性”理论与中国传统的“神不灭”思想融合起来了。僧竺道生以“理”阐释“佛性”，提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理论，无疑受到了儒家所鼓吹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的影响，并对后世的“顿悟成佛”亦有很大的启迪。魏晋北朝时期，道教也有所发展，尤其经北魏寇谦之改革后的北天师道，从民间宗教一跃而成为官方正统宗教。然而，考察这一时期，佛教和道教二者之发展并非并驾齐驱，而是二者之间的发展脉络呈现此起彼伏。例如，北魏时期，太武帝在天师道信徒崔浩的鼓动下灭佛，道教在这次较量中暂时取得优势。到了北齐时期，北齐文宣帝罢废境内道教，自此之后“齐境道流遂绝矣”。此乃表明，儒、释、道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在不断的彼此砥砺、碰撞中有所融合，共同发展。
魏晋北朝时期的文学开始摆脱“经学”束缚，在硝烟弥漫的乱世，步入了走向“文化自觉”的历程。在东汉末群雄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完成了统一中国北方的大业，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建安诗歌便是中国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进程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中国诗歌美学风范。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被称为“三曹”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和被称为“建安七子”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等。邺下文人的文学创作，以诗赋为主，经常聚集一起，饮酒赋诗，观赏歌舞，互相评论，共同探索。两晋时期，张华、刘琨各领风骚，成为文坛巨擘。十六国时期乃至北朝，由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胡风熏染下的燕赵文学呈现出质朴、豪放、刚健的风格，尤其在民歌方面表现极为突出，《木兰辞》、《敕勒歌》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北朝时期的文学主要以河北士族为创作主体，涌现出崔浩、邢邵、魏收等一大批杰出文人，其作品主要以写实为主，有别于南朝绮丽、纤弱的文风。
魏晋北朝时期的燕赵史学，最突出的特点是涌现出一大批记录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史作。后赵时期，石勒命大臣徐光、宗历、傅畅、郑惜等撰《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前燕时期，清河崔逞撰《燕记》。后燕时期，董统为史官，受诏撰《燕后书》。这种为少数民族政权编修史书的风气，一直延续到北朝时期。北魏时期，封懿为慕容鲜卑政权编修《燕书》；高谦之为北凉政权纂修《凉书》；崔浩、高允为拓跋鲜卑政权编修《国记》等，都凸显极为鲜明的时代特色。而在魏晋北朝时期所编撰的史书中，尤以魏收编修的《魏书》成就最高，是这一时期唯一一部被列入中国古代二十四史正史的史著。在魏晋南北朝这种社会大转型、大动荡时期，社会的急剧动荡变化不定，从外部环境上是给了世家大族以挑战。各高门世族为了追溯其祖宗的功德，明其渊源所自，定其贵贱等差，以相标榜，以为依据，修史以溯源，就成了他们维护门阀制度的重要手段之一，从而使得私人修史之风格外盛行。河北士族中的下曲阳魏氏、赵郡李氏等士族，秉承家学出现修史世家。在这一时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学术人才面向全国各地流徙，以及知识阶层的学术兴趣由经典章句向更广泛的知识领域播散与转移，更广泛的地理空间的山川形势、人文资源与自然物产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极大关注。由此以来，知识求索的视野亦获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这至少可以说是此一时期关于风土人物志、方物志、地学、博物学及其他各种自然之学的著述数量激增的重要原因之一。涌现出《冀州论》、《冀州记》、《邺中记》、《中山记》、《赵记》、《幽州古今人物志》、《关东风俗传》等一大批燕赵古地志，这些地志对于研究魏晋北朝时期燕赵人文地理、风俗民情等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博物学方面，张华的《博物志》是这一时期的扛鼎之作。在科学技术方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祖冲之对圆周率的计算，其精确度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郦道元的《水经注》是公元6世纪前中国最全面系统地综合性地理著作，也可称为一部综合记述的一部较为严谨的水利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优秀散文作品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相对自由及多样化，尤其是对于个体价值的重视和认同，有力地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门类艺术的发展、变化及趋新。不仅如此，魏晋北朝时期的燕赵文化由于经历了胡风浸染，故在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乃至园林建筑等方面吸收异质文化的基础上，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北朝乐府中表现爱情、战争的题材明显增多，而北朝时期在士族中流行西域的“胡舞”，这些都体现出少数民族文化对燕赵文化的渗透及深刻影响。在民俗方面，“胡汉交融”的特点则更加突出，包括服饰、饮食、婚丧、信仰等方面，无一不在燕赵文化中打下明显的少数民族文化印记。
总之，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战乱和割据，打破了帝国的一元化政治与集权式地主经济体制，出现了文化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局面。这一时期所呈现的政治的多元、民族的多元，造就了文化的多元。燕赵文化主动容纳、吸收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文化，并最终涵化为自身文化的一种新特质。第一章多向探索的学术文化
继春秋战国之后，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时期。由于胡族的入侵，给在中原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带来不小的冲击。同时受胡族文化的冲击，给中原文化带来新鲜空气，礼教纲常对人们思想上的束缚明显弱化，冲破儒家思想禁锢的北朝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趋势。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各政权往往疆域狭小，国祚短暂，且统治阶层内部矛盾重重，故这一时期的统治者，比以往任何时期的统治者都更加注重运用经学作为其统治工具，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同时，迫切需要汲取前朝历代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并利用史书这一特殊形式对父祖之功业嘉德歌颂，因而这一时期的史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明显发展。一别开新面的哲学论争
随着佛教和道教的相继兴起，改变了两汉以来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儒、释、道三教合流成为此时期文化发展演变的主流。在三教合流过程中，出现不同文化板块的相互碰撞、砥砺、借鉴、吸纳、融合与涵化，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少有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关于名与实、言与意、身与形的争论，反映出此时期中国古代思想界多元文化的矛盾性及流变形态。刘劭的人物品评思想
刘劭，生卒年不详，字孔才，广平邯郸（今属河北）人。据《新唐书》年表载，刘劭为汉代赵彭祖十一世孙，世居肥乡。参照有关史料推断，刘劭约生于东汉熹平年间即公元172年左右，卒于三国魏正始末年或嘉平年间即公元250年左右，享年近七十岁。刘劭是三国魏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且有军事谋略。三国时代，群雄并起，人才辈出。综观中国古代历史，无出其右者。晚年时，刘劭告老还乡，执经讲学，赐爵官内侯。寿终正寝，追赠光禄勋。刘劭多才多艺，著有《皇览》、《律略论》、《赵都赋》、《许都赋》、《洛都赋》、《都官考课》及《说略》、《乐论》等，“凡所撰述，《法论》、《人物志》之类百余篇”。此外，还精通经学，据《册府元龟》记载，“刘劭，字孔才，为光禄大夫，注《孝经》二卷”。他在经学、法学、文学、心理学等领域均有所建树。其中，尤以《人物志》最为著名。《人物志》，三卷，分《九征》、《体别》、《流业》、《材理》、《材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七缪》、《效难》、《释争》等十二篇。《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均列此书。南北朝时的西凉国敦煌人刘昞，曾为此书作注。不过，此书比刘劭其他失佚的作品命运好不了多少，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犹如泥沙之珠，所知者寥寥。
刘劭生活的三国魏晋时期，中原逐鹿，群雄争霸，魏、蜀、吴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为了实现各自一统天下的政治目标，“三国之主各能用人”。以致各种人才现象、人才理论问世，纷繁复杂。争夺人才，寻求识才用人的有效方法和途径，成为当时社会现实激烈斗争的迫切需要。为适应这种形势发展之需要，刘劭力主采取以儒合道、以道合儒的方法，广泛吸收阴阳、释、墨等各家人才理论之优长，并将人才观与心理学有机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别具特色的才性分析理论。《人物志》是中国古代研究人事制度的早期著作，其与曹丕的《士操》、卢毓的《九州人士论》均为当时品鉴人物的重要著作，然二书均佚不存。《人物志》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当时较为全面系统评价人物的方法，即“九征”与“八观”。其人才观开宗明义强调：“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所以其观点基本上可谓重视先天。如《体别》一章云，“偏材之性不可转移矣”，并认为一般人学习都有偏颇之处，因此“材成而随之以失”。也就是说，在得到某一方面的才能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缺陷。同时，他也轻视儒家的“恕”，认为情性不同的人之间难以相互理解，所谓“信者逆信，诈者逆诈”，因此“学不入道，恕不周物”。这种观念把人看成是由秉赋决定的，不涉及自我修养的问题，这是明显的缺陷。但是，另一方面，他是从政治上应用的角度来谈人才的，其着重点是人才的识别与任用，因此，存在一定明显缺陷是情有可原的。
关于才性鉴定，刘劭强调三点：首先是才性鉴定的意义。他指出，“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即通过才性鉴定，可使“众才得其序，庶绩之业兴”。其次，才能鉴定是可能的，他指出人的才能和性格可以通过其外部表现而予以鉴别，并把这种外部表现概括为九个方面，即“九征”。人物可以用九种特征加以识别，根据这九种特征把人分为中庸、德行、偏材、依似、间杂等级别，由此再进而根据人的质素可以判别他所适合从事的工作，即“十二流业”。对这一程序的论述以及对这种程序在政事上的得失的讨论，就构成了《人物志》的主要内容。刘劭识人的另一个突破性见解是，并不看重那些旧存的人才标准，而是提出了许多新的用人识人观点。他认为人才大概可粗分为二；一是“偏至之材”，即在某一方面有其专长的人；二是“兼材”，其才干不限于某一方面，而是兼通多种。他以此将人的“才性”分成“十二流”。例如，“法家”为其中一流，如管仲、商鞅等，他们所建立的制度和法令一旦遇到执行困难时，便缺乏应有的权变策略，其自身缺点即显现出来。然而，那些身兼多种才干的人，加上“德”的巧妙应变，所以其往往处变不惊，稳撑政治，能成就大业。这种“德”与仁、义、礼、智、信的“德”又有所不同。如曹操不能托幼主辅朝纲，而诸葛亮则可托幼主尽忠义，这是因为诸葛亮兼有“才”和“德”之美，而曹操却不能德、才兼而有之。以大众化的说法是曹操有才而无德，而刘劭对曹操的出色才能却是欣赏有加，这种有所扬弃的哲学观点，十分难得。
刘劭的人才观在“偏材”、“兼材”之上有“兼德”，若“兼德而至，谓之中庸”。此处之“中庸”不同于儒家所谓的“中庸”，而是“兼备之才”，即对领导者所要求的相对完美的标准——德才兼备。所以，刘劭品鉴人物的基本范畴中，各种人物有上层、中层和下层，即有圣人、贤者，又有上卿良将，对“才德”各作分析、别以优劣，亦是一种追求史实和客观评价的观点，是对前朝各类“人物”尽论备述，补弊救败。刘劭在《人物志》中系统的人才识别、分类观点，是从汉代征辟制度的弊端中总结而来的，符合朴素的辩证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上首次针对“知人任官”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而又极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独到见解。《人物志》另一部分是专讲识别人的过程，即讲方法，这就是《接识》、《八观》，讨论怎样通过与人接触来识别人、怎样通过各种途径更精准地判断人。同时，提出在识别人的过程中容易犯的错误，这就是《七缪》、《效难》。
实际上，《人物志》中还有一方面内容值得重视，即关于人际关系的论述。作者认为，人们相互感应是受着自己的情性影响的，如《材理》篇指出，“同则相解，反则相非，杂则相恢”，因此刘劭又专门讲了构成人们之间矛盾的六种原因，其中主要讲的是交流过程中的矛盾，这就是“六构”。对这一内容的总结，则是全书的最后一章《释争》。实际上，从作者的全部观点来看，能够达到“释争”的人只有那种具有中庸之德的人，而这正是作者识人的最重要的核心标准，“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
刘劭著《人物志》并非只站在个人立场上剖析各类人物，而是从宏观的政治立场上来思考，因此，他衡量人物，一讲德，二重才，并二者兼顾，务求相对完美统一。换言之，衡量评价人物才能之高低，不光要考虑他对人们所作贡献的一面，更要顾及社会群体利益，要观其本质和发展方向就须讲才智，若无才智，也就谈不上为国家建立功业。所以，刘劭《人物志》极重个人才智，同时并未放弃个人品德的考察和分析，这无疑是他识人的一大特点。
自东汉以来，名实之争一直在学术界进行着，王充、仲长统、崔寔和徐幹等著名学者对此问题都有专门的研究。这种学问叫做刑（形）名学，又称“名理之学”。刘劭就是一位杰出的名理学家。三国鼎峙，辩才云蒸，所以受到刘劭的关注。而出于选择人才、争夺天下的社会现实需要，在摆脱汉代大一统的桎梏之后，辩论之风格外活跃。《人物志》糅合了儒、道、名、法各家学说。品鉴人物，论其所宜，综核名实，考校功绩，这是名法家的精神。而刘劭在《人物志》中最为推崇“圣人”。所谓圣人，即具备中庸至德，因而能够知人善任、治平天下的人，比如他提出“凡人之质素，中和最贵”，“中庸之德，以达为节”，又论述臣主异德，臣任其事，主总其功，“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也”。这些思想既有儒家思想的影响，又有道家的思想影响。但总体上看，刘劭的思想更倾向于老子，这不但在《人物志》前面品评人物的部分中显示出来，而且他还专门写了一章《释争》作为全书的总结，其中强调“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知卑让之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又说，“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这些显然都是深受老子思想的影响。所以，刘劭《人物志》在学理上也显示出魏初学术杂取诸家的风尚。其人才思想反映了汉末魏初在用人制度方面别开生面的新趋势，同时开启了魏晋士大夫品鉴人物的清谈风气。欧阳建的“言尽意论”
欧阳建（？—300），字坚石，渤海南皮（今属河北）人。西晋哲学家。石崇外甥。为依附贾谧的文人集团“二十四友”之一。雅有理思，才藻美赡，擅名北州。时谚有云：“渤海赫赫，欧阳坚石。”历官山阳令、尚书郎、冯翊太守等。赵王司马伦为征西将军，多次在关中扰乱百姓，欧阳建每加谏止，司马伦因此怀恨而杀之。其《登橹赋》只存片段，写春日登临城上高台所见天宇邈远、平原旷衍的景象。《文选》载其五言《临终诗》一首，其中对西晋末年的政治形势作了揭露：“恢恢六合间，四海一何宽。天网布纮纲，投足不获安。”他虽“抱责守微官”，然不免杀身之祸；而临终之际，“执纸五情塞，挥笔涕汍澜”，写得凄凉酸楚，颇能感人。《隋书·经籍志》录有《欧阳建集》两卷，已佚。今存诗文收入清人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及当代学者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演变时期。玄学取代两汉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一扫两汉以来的章句、象数之学，代之以抽象本体之学，着重讨论世界和人的本体是什么等问题，同时涉及到认识的方法和手段等问题。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谈玄说远、崇尚无为的风气。故士大夫阶层提倡清谈，常常讲一些“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以示清高风雅。此外，当时还广泛开展了评论人才的活动，名士们以臧否人物、考察得失相唱和。特别是理论上开展的关于“名教”和“自然”的争论，更加具有面向现实的社会意义。所有这些，都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认识自然和人的关系的过程中，在对待“名教”和“自然”的问题上，语言究竟起什么作用？这样，言意关系问题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言意之辨”源于《易传》和《庄子》。《周易·系辞上传》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庄子·外物》篇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筌”捕鱼的竹器；“蹄”捕兔的器具。它们都只不过是一种工具。“言意之辨”所要解决的是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其着重点在于言能否、怎样、多大程度上达意，即言的性质与功能的问题。其中，主要包括以王弼为代表的“得意忘言或得意忘象论”、以荀粲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论”和以欧阳建为代表的“言尽意论”。
王弼（226—249年），字辅嗣，魏国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西北）人。三国著名玄学家，魏晋玄学理论的奠基者。出生于世代儒业之家，祖父王凯为著名文学家王粲的族兄；父亲王业为刘表的外孙，官至尚书郎。王弼聪颖过人，少年即享高名。据史载，“弼幼而察慧，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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