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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敏杰 高长安 编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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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史话

西安史话试读: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2011年4月

出版说明

自古至今,始终坚持不懈地从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有益营养,从而培植广阔的历史视野,并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鲜明特征,中华民族亦因此而以悠久的“重史”传统著称于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系统完备的“二十四史”即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组织编写的《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成为“大家小书”的典范,而后两套历史知识普及丛书正是《中国史话》之缘起。

2010年年初,为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做好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指示精神,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对《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两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增补,重新设计框架,以“中国史话”为丛书名出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亲任《中国史话》一期编委会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任编委会副主任。正是有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诸多学术名家的积极参与,《中国史话》一期200种图书得以顺利出版,并广受好评。《中国史话》丛书的诞生,为历史知识普及传播途径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一种卓具新意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以通俗表述、适中篇幅和专题形式展现可靠历史知识的特征。通俗、可靠、适中、专题,是史话作品缺一不可的要素,也是区别于其他所有研究专著、稗官野史、小说演义类历史读物的独有特征。

囿于当时条件,《中国史话》一期的出版形式不尽如人意,其内容更有可以拓展的广阔空间,为此2013年4月我们启动了《中国史话》二期出版工作。《中国史话》二期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系列,拟对中国各区域、各行业、各民族等的发展历史予以全方位介绍。我们并将在适当时机,启动《世界史话》的出版工作。史话总规模将达数千种。

我们愿携手海内外专家学者,将《中国史话》《世界史话》打造成以现代意识展现全部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万有文库”;并将承载如此丰厚内容的史话体写作与出版努力锻造成新时期独具特色的出版形态。

希望史话丛书能在形塑民族历史记忆、汲取人类文明精华、培育现代国民方面有所贡献,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史话编辑部2014年6月序

西安,古称长安。地处关中平原腹地,南靠中国南北分水岭——秦岭,北依黄河最大支流——渭河,地理位置特殊,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今西安地区早在100万年前,便已经有了以蓝田猿人为代表的原始人类活动。以半坡氏族为典型的母系氏族社会,更是将西安原始社会历史推向了新高峰。此后,中国历史上有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末年)、西晋(末年)、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共13个王朝定都于此,长期成为古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而铸就了3100多年的建城史,与雅典、罗马、开罗并称“世界四大文明古都”。

周的崛起、秦的强大以西安为起点,汉的兴盛、唐的繁荣以西安为中心。在西安这块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出现过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形成了诸多影响深远的政治制度。这里闪耀着中国古代的科技之光,这里孕育了璀璨的中华文化。

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成为中西交流的大动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见证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辉煌。唐代长安城是人口最早超过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是当时名副其实的世界中心,是众多外籍人士趋之若鹜的胜地。“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大诗人王维的诗句是唐长安城魅力的生动写照。据研究,在唐代长安的100万人口中,外籍侨民约占总数的2%。众多外籍人走入长安,在此居住、学习、工作、经商和旅游;众多中国人走出长安,走向外部世界。外部文化融入,中国文化外传,中外文化在此完美交汇,直到今天,外国人对中国人仍以“唐人”相称。海外华侨、华人往往自称“唐人”,他们聚居的地方被称为“唐人街”。

有人说,中国千年历史看西安,这一点不断被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证明。西安地区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是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的见证,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精神坐标。

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往往造成人类对当地资源的无休止开发,也每每成为政治冲突的爆发地,从而带来人为的灾难。唐代以后,随着中国政治中心东移和经济中心南移,西安渐失往日辉煌,但依然是中国西部重镇。近现代,西安重新扮演重要角色,“西安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安事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契机。西安同时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成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输送进步青年去往延安、为陕甘宁边区和前方转送战争物资的中转站。

古代辉煌所形成的深厚文化底蕴,也成为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精神源泉和文化资源。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一五”计划的实施,西安成为中国重要的教育和科研中心、重要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城市;改革开放后,西安成为副省级城市,成为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连贯东西南北;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航空基地、航天基地、西咸新区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立,西安重新焕发活力,成为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随着一系列考古发现和博物馆的建设,西安成为重要的国际旅游目的地;随着曲江新区、浐灞生态区的建立,以及秦岭保护、黑河引水工程、渭河西安段改造,西安成为中国宜居城市。西安正在恢复昔日“八水绕长安”的景观,“八水”即将成为西安的城中河。黑河引水、引汉济渭等工程的修建,解决了西安未来城市发展的瓶颈。

西安市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国际著名旅游目的地城市、中国民营经济最具活力城市、中国十佳最具软实力城市、中国十佳和谐可持续发展城市、中国十大创新型城市、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市、2013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2013中国形象最佳城市、中国国际形象最佳城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等荣誉称号,同时连续七次获得全国双拥模范城市荣誉称号,连续四届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连续两次荣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最高奖项“长安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目前,西安正以饱满的热情朝着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迈进。

铭记历史,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不竭的动力;回顾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期待西安美好的明天!2016.10

一 区位·建置·山水

今天人们提及“天府之国”都会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注于四川盆地。可是,最早拥有这一美誉的并不是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而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八百里秦川。《史记·留侯世家》记,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在洛阳朝议定都。群臣多劝刘邦定都洛阳,后来有一个叫娄敬的戍卒求见刘邦,建议定都关中。为何要定都关中?张良解释道:“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邦采纳了娄敬的建议,定都长安,开启了一个强盛的朝代。这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了关中资源的丰饶和战略位置的重要。

1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西安市位于黄河流域中部关中盆地、东经107°40′~109°49′和北纬33°42′~34°45′之间,地处中国中部,距中国大地原点仅40千米。历史上曾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现在依然是西北地区通往西南、中原、华东和华北的门户和交通枢纽。在全国区域经济布局上,西安具有承东启西、东联西进的地理优势,是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

西安市东以零河和灞源山地为界,与华县、渭南区、商州区、洛南县相接;西以太白山地和青化黄土台塬为界,与眉县、太白县接壤;南至北秦岭主脊,与佛坪县、宁陕县、柞水县分界;北至渭河,东北跨渭河,与咸阳市区、杨凌区和三原、泾阳、兴平、武功、扶风、富平等县(市)相邻。辖境东西长204千米,南北宽116千米,总面积10096.81平方千米,其中城区面积565.75平方千米。西安市在中国和陕西的位置

西安市的地质构造兼跨秦岭地槽褶皱带和华北地台两大单元。距今约1.3亿年前燕山运动时期产生了横跨境内的秦岭北麓大断裂,自距今约300万年前第三纪晚期以来,其南秦岭地槽褶皱带新构造运动极为活跃,山体北仰南俯剧烈抬升,造就了秦岭山脉。与此同时,大断裂以北属于华北地台的渭河断陷继续沉降,在风积黄土覆盖和渭河冲积的共同作用下形成渭河平原。

西安市境内海拔高度差异悬殊,位居全国各城市之冠。巍峨峻峭、群峰竞秀的秦岭山地与坦荡舒展、平畴沃野的渭河平原界线分明,构成西安市的地貌主体。秦岭山脉主脊海拔2000~2800米,其中西南端太白山峰巅海拔3867米,是大陆中部最高的山峰。渭河平原海拔400~700米,其中东北端渭河河床最低处海拔345米。西安城区处在渭河平原二级阶地。

西安市为平原地区,大体地势是东南高,西北与西南低。秦岭山脉横贯于南部地区,是我国地理上北方与南方的重要分界,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冷暖干湿四季分明。冬季寒冷、风小、多雾、少雨雪;春季温暖、干燥、多风、气候多变;夏季炎热多雨,伏旱突出,多雷雨大风;秋季凉爽,气温速降,秋淋明显。年平均气温13.1℃~14.3℃,最冷1月平均气温-1.2℃~0.5℃,最热7月平均气温26.5℃~27.0℃,年极端最低气温-21.2℃(蓝田,1991年12月28日),年极端最高气温43.4℃(长安,1966年6月19日)。年降水量528.3~716.5毫米,由北向南递增。7月、9月为两个明显降水高峰。年日照时数1595.6~2035.8小时,西安市区常年盛行东北风,周至、鄠邑为西风,高陵、临潼为东北风,长安为东南风,蓝田为西北风。年内主要气象灾害有干旱、沙尘、高温、大风、雷电、冰雹、暴雨、连阴雨和雾霾。

2 经属多变的建置沿革

西安,古名长安,又曾称西都、西京、大兴城、京兆城、奉元城等,历为地方行政机关——州、郡、府、路、省和长安、咸宁两县的治所。

传说早在夏朝,今西安市境内即有扈国(今鄠邑区)、骆国(今周至县)。商代在今西安市境的方国和封国,有崇国(今鄠邑区、长安一带)、古丰国(今蓝田县)、郝国(今鄠邑区)、丽国(今临潼区东部)等。西周时,今西安市境为王畿中心,分封在这里的诸侯国有杜国(今雁塔区杜城村一带)、函国(今未央区)、弭国(今蓝田县)、荣国(今鄠邑区)、樊国(今长安区)、骊戎国(今临潼区东部)等。

今西安境内设置最早的县是公元前687年设立的杜县,以西周杜伯国得名。县治在今雁塔区杜城村,辖区约今长安区和柞水县西北部、宁陕县东北部及西安市区南部,是中国最早的建制县之一,距今已有2600多年历史。今长安、蓝田、高陵、鄠邑、周至置县历史都超过2000年。郡级建制自公元前104年设立京兆尹以来,也已2000多年。

在这里设置的郡级建制,从汉京兆尹到隋京兆郡、唐京兆府,都归朝廷直辖,其行政长官均为重要朝臣。其之所以称“京兆”,意即大众,国都为大众所聚。在唐以后西安虽失去国都地位,但郡级建制仍以京兆相称。

1279年改京兆府为安西路总管府。1312年改安西路为奉元路。因安西路改名为奉元路,长安城改叫奉元城。

1369年,明将徐达攻占奉元路,改奉元路为西安府。

1927年11月,陕西省政府议决设立西安市,此为西安设市之始。1928年9月,西安市政府正式成立。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属陕甘宁边区辖市;1950年改由西北军政委员会领导;1953年1月2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改由西北行政委员会管辖,西安市属西北行政委员会;1953年3月12日,改为中央直辖市,为全国12个中央直辖市之一;1954年6月19日改为省辖市。现辖新城、碑林、莲湖、雁塔、灞桥、未央、阎良、临潼、长安、高陵、鄠邑11个区,蓝田、周至2个县(共有114个街道、55个镇、862个社区和2925个行政村)。有国家级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曲江新区、浐灞生态区、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国际港务区和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简称“五区一港两基地”)。至2016年,西安市总面积10096.81平方千米,市区规划面积865平方千米,城市建成区面积565.75平方千米,常住人口883.21万人。

3 “八水绕长安”——古长安的水资源

自古迄今,水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尤为巨大。

西安地区自古有“八水绕长安”之美称。历代诗人为此赋诗,“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汉·司马相如),“秦川八水长缭绕,汉氏五陵空崔嵬”(唐·韦应物),“诏开八水注恩波,千介万鳞同日活”(唐·白居易),“四郊秦汉国,八水帝王都”(唐·李显),“五原空壁垒,八水散风涛”(唐·杜甫),“八水乱分秦帝国,四关空锁汉皇陵”(宋·夏竦)。“八水”指:市区东之灞河、浐河,南之潏(jué)河、滈河,西之沣河、涝河,北之渭河、泾河。此外,域内还有黑河、石川河、零河等较大河流。关中“八水绕长安”

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横贯西安市境内约150千米,年径流量为25亿立方米,于陕西潼关注入黄河。泾河是渭河的最大支流,干流发源于六盘山东麓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于西安市高陵区蒋王村汇入渭河左岸。沣河发源于秦岭北麓的西安市长安区沣峪,流至咸阳市汇入渭河。据载,大禹曾经治理过沣河,西周的丰、镐二京就建在沣河东西两岸。秦咸阳、汉长安也位于沣河、渭河交汇处,汉、唐时的昆明池也是引沣河水形成的。涝河,古称潦水,源头有两条,东涝河发源于秦岭北麓的静峪垴,西涝河发源于秦岭梁,两河交汇后北流,最后北经咸阳流入渭河。潏河,发源于秦岭北麓的西安市长安区秦岭北坡的大峪;潏河在牛头寺附近分为两支,向北为河,向西则与滈河合流汇入沣河。滈河,发源于西安市长安区石砭峪,与潏河在香积寺汇合后向西,在鄠邑区秦渡镇附近注入沣河。浐河,发源于蓝田县汤峪,是灞浐水系的最大支流,流经西安市灞桥区广太庙附近注入灞河。灞河,发源于蓝田县灞源镇;据史载,灞河原名滋水,春秋时秦穆公为了炫耀其霸业,改名为灞河。唐在此地设驿站,亲友出行多在这里折柳送行。因河沿岸遍植柳树,春天柳絮纷飞如雪,“灞柳风雪”成为长安八景之一。

西安地下水比较丰富,据估算,储量总计约19.91亿立方米。其中沿秦岭北麓一带富含优质温泉,以临潼华清池、蓝田汤峪最为有名。“八水”曾经滋润西安的过去,“八水”同样会沾溉西安的今天和未来。

4 上林苑——美不胜收的中国皇家园林

上林苑是汉武帝刘彻于建元二年(前139)在秦代的一个旧苑址上扩建而成的宫苑,规模宏大,宫室众多,有多种功能和游乐内容。根据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扬雄的《羽猎赋》、班固的《西都赋》和张衡的《西京赋》判断,其范围,地跨如今的西安市和咸阳市,东到蓝田县北塬,西至兴平境内。渭河、泾河、沣河、涝河、潏河、滈河、浐河、灞河八水出入其中。东西直线长约100千米,南北直线长约30千米,总面积2500~3000平方千米。这样大的面积在历代皇家园林中是绝无仅有的。上林苑中既有皇家住所、欣赏自然美景之地,也有动物园、植物园、狩猎区,甚至还有跑马赛狗的场所。上林苑遗址分布(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

据《汉旧仪》载:“苑中养百兽,天子春秋射猎苑中,取兽无数。其中离宫七十所,容千骑万乘。”可见当时的上林苑仍保留着射猎游乐的传统,但主要是宫室建筑和园池。据《关中记》载,上林苑中有三十六苑、十二宫、三十五观。三十六苑中有供游憩的宜春苑,供御人止宿的御宿苑,为太子设置接待宾客的思贤苑、博望苑等。上林苑中有大型宫城建章宫,还有各种用途的宫、观等建筑,如演奏音乐和唱曲的宣曲宫;观看赛狗、赛马和观赏鱼鸟的犬台宫、走狗观、走马观、鱼鸟观;饲养和观赏大象、白鹿的观象观、白鹿观;引种西域葡萄的葡萄宫和栽养南方奇花异木如菖蒲、山姜、桂、龙眼、荔枝、槟榔、橄榄、柑橘之类的扶荔宫;角抵表演场所平乐观;养蚕的茧观;还有承光宫、储元宫、阳禄观、阳德观、鼎郊观、三爵观等。

上林苑中还有许多池沼,见于记载的有昆明池、镐池、祀池、麋池、牛首池、蒯池、积草池、东陂池、当路池、大一池、郎池等。

上林苑中不仅天然植被丰富,初修时群臣还从远方各献名果异树2000余种。

上林苑四周自然山川壮丽,南有巍峨壮观的终南山,山峰高耸,岩石奇异。山中多茂林修竹,景色十分优美。周边还有高大的白鹿原、少陵原、神禾原、乐游原、龙首原等,原冈高,沟壑深,洼地低,变化万千。

汉武帝时期,上林苑中栽植大量名果异树,奇花艳卉。仅梨树就有紫梨、青梨、芳梨、大谷梨、金叶梨、耐寒的瀚海梨、东海的东王梨等。枣有玉门枣、赤心枣、昆仑山西王母枣等。另有各种桃、李、栗、梅、杏,以及西域的石榴,南方的荔枝、橙、橘、柑等。上林苑中还饲养珍禽异兽,有虎、熊、鹿、野猪、狐狸、兔子等百兽以及山中鸟、树上鸟、水中鸟等各种鸟类。

上林苑既有优美的自然景物,又有华美的宫室组群分布其中,是网罗多种多样生活内容的园林总体,是秦汉时期建筑宫苑的典型。在上林苑建章宫的太液池中建有蓬莱、方丈和瀛洲三仙山。从此,中国皇家园林中“一池三山”的建法一直延续到了清代。

5 曲江——盛名不衰的长安风景区

曲江位于唐长安城东南隅,一半在城内,一半在城外,城内约占两坊之地。地处少陵原头的一块低洼地区,南北长而东西短。由于长期积水成池,自然形成一个池泊。池西岸又有一汉武泉,不断涌出泉水。这里由于流水曲屈,故名曲江。曲江曾经是我国历史上久负盛名的皇家园林所在地,兴起于秦汉,繁盛于隋唐,历时1300年,被誉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先河。

曲江,秦称隑洲,建有“宜春苑”离宫。汉称曲洲,整修宜春苑,成为皇家效游的风景区,汉武帝曾多次来这里游赏。隋初营建大兴城时,宇文恺对此地又略加疏凿,有计划地开辟为都城风景区。唐开元年间(713~741),曲江池进行大规模扩建营修,一面开凿黄渠,从南山义峪引水北流注入池内,加大水量,使池面扩大到约70万平方米;一面大加营造,沿曲江池畔建行宫台殿、百司廨署,遂使曲江宫殿连绵,楼阁起伏,花卉周环,柳荫四合,烟水明媚,成为都城地区最著名的风景胜地。它和邻近的芙蓉园、乐游原、慈恩寺与杏园一起,形成了以曲江池为中心的风景游览区。今日曲江池遗址公园

曲江池一年四季游人络绎不绝,尤以中和(二月一日)、上巳(三月三日)和重阳(九月九日)三大节日为盛。当时新进士及第,亦于曲江亭关宴。届时曲江盛会,倾城纵观,长安城几为半空。文人雅士在此游宴娱乐,曲江流饮、雁塔题名、杏园探花,留下了2000余首描绘曲江美景的珠玑佳咏。卢纶《曲江春望》:“菖蒲翻叶柳交枝,暗上莲舟鸟不知。更到无花最深处,玉楼金殿影参差。”曲江——平民聚集游览的公共园林区,不仅在古都西安发展史上空前绝后,而且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绝无仅有。

安史之乱后,曲江渠道干涸,乱草丛生,殿阁亭榭多毁于兵火。文宗大和九年(835)二月,发神策军疏淘曲江池,再建紫云楼、彩霞亭,并敕诸司各于曲江滨创置亭馆,但境况已大不如前。杜甫《哀江头》诗云:“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羊士谔《乱后曲江》诗:“忆昔曾游曲水滨,春来长有探春人。游春人静空地在,直至春深不似春。”

唐末,随着黄渠的断流、池中汉武泉的堵塞,加之战乱的破坏,曲江建筑倒塌,池底干涸,到北宋哲宗时张礼所见,曲江已为一片农田,昔日宫殿游乐燕嬉之地皆为野草,曲江胜景已不复存在。其遗址在今西安城东南郊曲江。

1993年,以古代曲江为文化源头、历史遗址为基础,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省级旅游度假区西安曲江旅游度假区。2003年7月,经西安市政府批准,更名为“曲江新区”,区内有大雁塔、大唐芙蓉园、曲江海洋世界、大唐不夜城等旅游点。曲江新区以闻名中外的大雁塔和曲江皇家园林遗址为中心,近期规划面积15.88平方千米,远期规划面积47平方千米,是西安市城市中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未来西安城市建设的重点区域。

曲江新区已成为我国的文化产业国家级示范区,5A级景区和生态区。

6 秦岭——西安的后花园

中国有许多名川大山,但以秦岭最为独特。广义的秦岭指秦岭山脉,横贯中国中部,呈东西走向,东西长约1600千米。狭义的秦岭指秦岭山脉陕西境内部分,是秦岭山脉的骨干,山坡北陡南缓,山势巍峨壮丽,一般海拔1500~3000米,高出关中盆地和汉中盆地1000~3000米,最高峰太白山海拔3767米。秦岭在西安境内,西起周至县厚畛子镇,东至蓝田县灞源乡,东西全长约200千米,宽度40~60千米,面积4875.6平方千米,约占全市面积(9983平方千米)的48.8%,距西安市区仅有25千米。秦岭——西安的后花园

秦岭原来是一片苍茫林海,秦岭蕴藏的物质能量哺育了古长安繁华的京畿之地。早在秦朝,秦始皇就在西出阿房宫100多千米的秦岭北麓修筑宫殿,以为皇家花园。汉武帝时,皇家在山中扩建的上林苑是帝王贵族夏季避暑休闲之处。到了唐代,皇家园林修建在距都城长安仅二三十千米处。李白、杜甫、柳宗元、韩愈等人都曾游历过秦岭,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唐·韩愈),“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唐·王维)。秦岭在孕育了道家文化的同时,亦是中国佛教的“摇篮”,时至今日,“终南山隐士”之名远扬。

在关中盆地,有“秦岭七十二峪”之说,西安境内就有四十九峪,成为秦岭的重要出入口。秦岭生物资源丰富、动物种类繁多,素有“国家中央花园”的美称。秦岭还拥有第四纪冰川遗迹、古人类遗址等典型地质遗迹,是地质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和旅游观光的博览馆。2004年,原西安动物园搬迁至秦岭脚下,建立新的秦岭野生动物园,为西北首家野生动物园。目前,西安秦岭地段内有骊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楼观台风景名胜区、翠华山-南五台风景名胜区、玉山风景名胜区、嘉午台-太兴山风景名胜区、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朱雀国家森林公园、王顺山国家森林公园、太平国家森林公园、蓝田溶洞(又名“辋川溶洞”)等旅游休闲场所和众多农家乐,秦岭正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避暑纳凉、休闲娱乐的场所,西安名副其实的“后花园”。

二 “秦中自古帝王州”

西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众多王朝建都于此,其时超过1100年。而有关西安建都的朝代,历来众说纷纭,有十朝说、十一朝说、十二朝说、十三朝说、十四朝说,甚至有十七朝之说。出现异说的原因是有人将武则天建立的武周政权、黄巢起义建立的大齐政权、李自成起义建立的大顺政权也纳入了定都西安的朝代。目前大家比较认同的合理说法是十三朝说,即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献帝初)、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

1 中国最早的都城——周都丰镐

周族兴起于渭水中游的黄土高原,原来是殷商的属国,后来不断发展、迁徙,势力范围达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成为同殷商王朝相抗衡的政治势力。周文王姬昌于公元前1059年一举灭掉了今西安市长安区沣河一带的崇国,修建丰京,继而武王修建镐京,后来合称为“丰镐”。丰京在沣河的西岸,镐京在沣河的东岸(即今天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道、斗门街道一带的沣河两岸)。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共经历了11代12位帝王。丰镐车马坑遗址

丰镐遗址是西周时期都城和墓地遗址,面积超过10平方千米。1933年调查发现,1951年起开始发掘,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发现,“丰镐”城市布局已初步具备了一定的规划思想,规整而有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城市。在丰镐遗址发现了400多座墓葬及陪葬的车马坑、马坑和牛坑。遗址中还发现多处埋藏青铜礼器的窖藏,从中出土的青铜器造型精美,其铭文记载了西周王朝和方国的一些重要史实。目前已发现建筑群遗址,且发现一套完整的地下排水管道。镐京遗址在斗门街道办事处花园村、普渡村至落水村、眉乌岭一带的高冈地带,并发现大型宫室遗址。“丰镐”作为西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理所当然地成为西安建都史的起点,考古发现的丰镐遗址与墓地也成为其有力的佐证。《周礼·考工记》记载周代都城的规制是“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由此不难看出,丰镐二京的规模在当时相当可观。这种规制,奠定了中国古代都城的理论基础和操作依据,事实证明,后来的都城无不受其影响。

在丰镐,周公主持制定的礼仪制度被后世奉为“古制”,是中国上古三代礼制的顶峰,又为封建社会礼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礼记》记载:“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经礼三百,典礼三千”,说明西周礼仪之多。《礼记·礼器》云:“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义理,礼之文也。”诸如忠、孝、仁、义等道德信条,成为礼的重要标准和要求,形成中华民族礼仪的基本内涵和价值取向。

周武王灭众多小国,建立较大的侯国,强迫奴隶制的小邦国接受周朝的封建制。周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依据诸侯与周王室的亲疏关系而划分。初期周王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众建诸侯,裂土为民”的分封制,立七十一国。各诸侯王都在自己的封土上建城,从而揭开了中国古代城市快速发展的大幕。

西周还建立了一套宗法制度,配合和维系封建制度的发展。宗法制度规定,天子、诸侯等职位只有嫡长子才有资格继承,其他子嗣则被分封为次一级的职位,即诸侯、卿大夫或士。

这两种制度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巩固了周朝的统治,也影响着后世的各个王朝。其“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等内涵一直规范着后来的君主,也导致了许多王朝的不稳定甚至灭亡。

西周定都丰镐,为了牵制东边诸侯,又在关东营建洛邑(即河南省洛阳王城公园一带)作为陪都,史称成周。东、西二京并立,由沣水、渭水、黄河、洛河的航运联系,将以关中平原为中心的西部经济文化区和以华北平原为中心的东部经济文化区连接起来。西周后期为躲避犬戎的威胁而东迁洛邑,成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郊)于是成为西周正式国都。

西周以丰镐为中心,在其扩张和发展过程中,其疆域也在不断扩大,在此过程中,民族交流与融合也逐步展开,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和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周丰镐二京遗址的范围、界限至今尚未完全确定,其城墙、布局以及附近的西周王陵都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2 中国第一帝都——秦都咸阳

秦时,今西安地区并无后来的“长安”之名。当时的咸阳就包括今天的西安和咸阳,只是后来不断地调整区划,才有了西安和咸阳两座城市。“秦人源于东而兴于西。”自秦襄公之后,秦人即在岐、丰之地发展,历经秦穆公争霸,秦献公、秦孝公两代图强。秦孝公之后的继任者不仅继续贯彻既定的招贤纳士、富国强兵、向东称雄的基本国策,而且将其发扬光大,使秦国社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并在兼并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孝公之子惠文王仅用十年时间,便将黄河以西之地收为秦国所有。之后,惠文王南越秦岭,向西打败巴、蜀等国,向南夺取楚之汉中,巩固了秦国的大后方。惠文王之后的武王、昭王先后击败韩国,占领其重镇宜阳,打开通向中原之路。秦进军洛阳,实现其“通三川,窥周室”的夙愿。至秦王嬴政即位时,秦国已占有大半个中国。嬴政历经十载征战,实现其先祖遗志: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王朝——秦朝,同时嬴政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始皇帝,被后世誉为“千古一帝”。

咸阳始建于秦孝公十二年(前350),最初位于泾河与渭河之间的咸阳原上。随着秦国疆域不断东扩,咸阳也在不断扩建,逐渐从渭河北岸越过渭河向南岸发展,即从咸阳原伸向了龙首原(今西安主城区)。咸阳的扩建主要分三个阶段,即商鞅创建,惠文王、昭王拓建,秦始皇扩建,最后形成了“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的传神入画的城市胜景,将渭河穿越城区比作银河亘空,以横桥连接南北隐喻“鹊桥相会”。

秦都咸阳的建设,以秦始皇时期的工程量最为浩大,可谓规模空前。在其长达十年的统一战争中,“秦每破诸侯,写放(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可以想见,在当时秦都咸阳的渭河北岸咸阳原上,坐落着风格各异的六国宫殿,整个咸阳原好比一座大型宫殿建筑的博物馆。其中,以修建的朝宫——阿房宫最为著名。其修建规模最为宏伟,范围最为广阔,工程最为浩繁,建筑最为豪华,面积达20平方千米。据《三辅旧事》记载,咸阳内外宫殿、台观共计145座。另据《史记》记载,秦时关中有宫殿300座,而关外则有400余座。北至九嵕山、甘泉山,南至周至以南的长杨、五柞,东至黄河,西至宝鸡。在东西800余里的关中平原上,宫殿林立,离宫别馆相望,构成一个整体,以致后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焚烧宫室,大火三月不灭。秦阿房宫遗址(西安市西郊三桥镇南的阿房村一带)

在秦朝短暂的十五年里,咸阳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中国第一位皇帝在此诞生,华夏大地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帝国王朝在此建立。所谓“百代犹行秦政制”,秦始皇在咸阳宫廷创立的皇帝制与郡县制的基本政体被后世继承,并沿袭两千多年,甚至一些称谓制度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前夕,如天子自称“朕”,天子之命为“制”、令为“诏”,向皇帝上书叫“奏”,皇帝的大印叫“玺”。在经济文化方面,一系列统一措施从咸阳推向全国,如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甚至规定了造车、制造兵器、采矿、耕种的标准。当然,秦始皇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下令“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上开毁灭文化之先例,其负面作用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交通方面,修建了从咸阳连接全国各地的快捷交通网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联系东方各郡的“驰道”,联系北方九原郡的“直道”,联系西南地区的“栈道”,还有沟通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灵渠”。秦始皇这种全方位统一政策的推行,为大一统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秦咸阳宫遗址

注: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窑店镇北塬一带,属战国时期秦国的都城遗址。

3 “长安”名都城之始——汉长安城

“长安”作为都城之名肇始于西汉,原来,它是秦朝的一个乡聚名称。汉高祖六年(前201),高祖刘邦采纳娄敬(刘敬)的建议,将都城由洛阳迁至“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关中,决定建都城于渭河南岸、龙首原之北、秦都咸阳的旧址上,并定都城名称为“长安”,以祈望刘氏王朝“长治久安”。之后,一座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都城出现在世界都城史上,它就是赫赫有名的汉长安城。

汉长安城(大约位于今未央区汉城街道办事处、未央宫街道办事处、六村堡街道办事处一带)的演变主要分四个阶段:汉初的草创、武帝时的扩建、王莽时期的改制、东汉以后的衰败。其中,以汉武帝时期最为辉煌。汉长安城周长25700余米,面积34.39平方千米,相当于今天西安城内的3倍,人口约50万,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大城市。“西有罗马,东有长安”,当时只有西方的罗马城可与汉长安城相媲美。

长安城的平面形状很不规则,除东城墙笔直如线外,西、南、北三面城墙都有曲折,且缺西北角。究其原因,除地理环境因素外,还与先建宫殿、后筑城墙有关。长安城这种特殊的形状,被民间形象地称为“斗城”(以天上的南斗和北斗作喻)。长安城号称有“六宫一库十二城门,八街九陌东西九市一百六十余闾里”。汉故长安城图(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六宫”即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北宫、桂宫、明光宫。“一库”即武库,是汉朝中央政府的武器库。“十二城门”,长安城的东、南、西、北四城墙各有三个城门,共计十二城门。每座城门之下的道路平坦而笔直,可同时并行十二辆马车。“八街九陌”,由于汉长安城是一座不规则的城池,所以只有八个城门可以形成通向城里的大街,即东西向和南北向各四条街,即所谓的“八街”,是长安城的主干道。其中最长的街5500米,最短的仅850米,其余六条大街均超过3000米。大街宽度均为45~56米,每条大街又分为三道,以砖砌排水沟相隔。中道宽20米,专供皇帝行走,被称为“驰道”。而“九陌”,史书上则没有明确记载。“九市”位于长安城的横门附近,以横门大街为界,街西六市为“西市”,街东三市为“东市”,合为“东西九市”。“东市”在史籍中又被称为“长安市”“大市”,设于汉高祖六年(前201),面积为52.65万平方米。“西市”设于汉惠帝六年(前189),面积为24.75万平方米。“一百六十余闾里”,闾里为皇宫以外的民居之地,类似于今日的街巷。汉长安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宫城与郭城之分,各宫之间与民居、市场交错分布,是城郭合一的有机整体,这与秦都咸阳很相似。

汉长安城从建立到毁弃,先后做过西汉、新莽、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的都城。另外,更始帝刘玄、赤眉政权、东汉献帝、西晋愍帝亦曾以此为都,前后累计360余年。此后,“长安”作为都城名沿用了数百年,以致在唐以后,“长安”成了国都的代称。如李白《金陵》诗“晋朝南渡日,此地旧长安”称东晋、宋、齐、梁、陈都城金陵为长安,实即今江苏南京;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的《苏幕遮》中有一句“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称北宋都城汴京为“长安”。

汉初,统治者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这一政策为以后各代统治者所遵奉,长达两千年,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4 均衡对称的都城形制——隋都大兴城

汉长安城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城市,而且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城市,但随着东汉迁都洛阳,其地位也迅速衰落。西汉灭亡后,建立新朝的王莽、东汉献帝和西晋愍帝分别于9~23年、190~195年和313~316年建都长安。

由于当时时局不稳,统治者为了争夺关中,常常兵戎相见。所以在这一时期,长安城遭受了多次严重的破坏。据《长安志》记,西晋时“京兆郡。统县九。户四万”,即当时京兆郡所辖的9个县人口只有4万户。316年,匈奴贵族刘曜率军攻占长安,俘晋愍帝,西晋灭亡。当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此后,在长安建都的虽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五个割据政权,但立国时间都较短(最长的也不过30余年),长安城的变化不大。

581年,北周权臣、外戚杨坚称帝,建立隋朝。起初,仍定都汉长安城。汉长安城由于从西汉初年修建至隋已历780余年,凋残日久,宫宇朽蠹,并且制度狭小,确已不适应隋大一统王朝建立国都的需要。同时,汉长安城因北临渭水,渭河的不断南移使都城受到一定的威胁,而且汉长安城自西汉以后,历代相沿为都,水已咸卤难饮,不适宜于继续居住。另外,隋文帝是一个迷信风水且猜忌多疑的人,在隋文帝看来,西汉之后,相继在汉长安城建都的几个朝代均短命,汉长安城是个不祥之地,并且,据说隋文帝夜梦洪水淹没都城。于是,诸多原因促使隋文帝改建新都。

开皇二年(582),隋文帝诏左仆射高颎为总领事,太子左庶子宇文恺为副都监,于龙首原之南营建新都。由于杨坚在北周时被封为“大兴郡公”,所以新都命名为“大兴城”。又据《雍录》卷3记载,隋大兴殿(唐改称太极殿)所在地为大兴村,以此命名,并取永远兴隆昌盛之意。

隋大兴城是经过周密的调查勘测和精心设计后才动工修建的,主要设计师和建筑师是北周皇族宇文恺。杨坚在取得政权后,几乎将北周皇族宇文氏诛杀净尽,唯独赦免了这位具有非凡建筑才能的宇文恺。宇文恺担任的虽是营建新都的副监,但实际上一切规划、设计、建造都由他负责。建城之前,宇文恺先到洛阳和东魏、高齐的邺都(今河南临漳西)考察,吸取洛阳城和邺都南城的优点,利用龙首原南麓六条冈阜(六坡)的自然特点进行设计。这六条冈阜东西横亘于现在的红庙坡到大雁塔之间,北临渭水,东濒浐、灞,西有沣水,南对终南山,地带开阔,水陆交通便利,风景秀丽宜人,确是建都的理想之地。宇文恺先修大兴宫(唐改称太极宫)。隋炀帝大业九年(613),又动用10多万人修筑外郭城,新都大兴城才算竣工。

宇文恺设计、新建的大兴城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在六坡上面修建巍峨的宫殿和庙宇,极具雄伟气魄。其实,这样设计完全是为了掌握京城的制高点,不仅宫室、百官廨署占据高地,就连长安、万年这两个县治也不例外。这些耸立于高坡之上的建筑物,使长安城建设中的立体效果更为明显。坡与坡之间的低地,除安置居民区外,还利用凹陷地带开辟湖泊,使其成为名胜风景区。城东南的曲江池就是一例。经考古发掘,郭城全是版筑夯土墙,东西长9721米,南北长8651.7米(均包括城墙厚度在内),周长36.7千米。总面积约84平方千米,约为今西安城的7.5倍。郭城东、西、南三面各开3座城门,每座城门又开3个门洞,唯南面正中的明德门最大,特开5个门洞。

二是分区设计,功能清晰。大兴城主要分为宫城、皇城和郭城三个部分。首先把宫城(专供皇帝及皇族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放在北高地上,占据京城有利地形,这是为最高统治阶层的安全着想;皇城又名子城,是封建政府机关所在地,紧附于宫城的南边;郭城从东、西、南三面“拱卫”皇城与宫城,是一般居民和官僚的住宅区,也是大兴城的商业区。大兴城内有东、西两市,东曰“都会”,西曰“利人”,在皇城外东南和西南作对称分布,是城内手工业和商业的集中地。皇城、宫城与郭城隔离,是隋大兴城设计上的一大特点,也是封建统治者对百姓严加防范的表现。

三是街道整齐,分坊管理。城内南北11条大街,东西14条大街,形成网格布局,其间列置108坊(又称“里”),每坊都有专名。这些坊又以朱雀大街为界分为东西两半,分属大兴、长安两县,入夜,坊门关闭。此外,大兴城内还开凿了龙首、永安、清明三渠,将浐河、滈河、潏河水引进城内,解决了宫苑及其他用水,并且萦回曲折,汇成多处池塘,成为风景区。

隋统一南北,结束了中国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隋朝在政治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开启了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隋朝兴修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巩固了中央对东南地区的统治,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的联系。隋朝虽然短暂,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的唐朝在很多方面沿袭隋朝旧制。

5 中国古代最大的都城——唐都长安

唐长安城作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是在隋大兴城基础上建设的,并且增修了宫殿。唐朝皇帝认为,隋朝的宫城建筑所处的地势偏低,于是便在长安东北龙首原上新建了大明宫,又在城内修建了兴庆宫,将都城规模进一步扩大。如果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开始兴建大兴城算起,至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基本就绪,总共历时72年。

整个长安城布局工整,以南北御道——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东西两边各有54个坊和1个市,表现出中国古代建筑的对称美。

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周长36.7千米,面积达84平方千米。宫城是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地,位于全城正中的北部,呈长方形,东西长2820米,南北宽1492米,周长8600米。今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即处于该区域,其南城墙大约在今天西安玉祥门内、莲湖路南侧的西五台附近。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皇城在宫城的南面,为中央机关所在地。皇城亦呈长方形,位于宫城以南,其东西与宫城等长,南北宽1843米,周长9200米。其南城墙大约与今天的明城墙南段基本吻合,这一点被1986年、2004年对唐含光门遗址进行的两次考古发掘证明(今建有西安唐皇城墙含光门遗址博物馆)。郭城从东、南、西三面围绕宫城和皇城,属官吏和一般民众的住宅区。郭城开12座城门,南面正中为明德门,明德门内的南北大街朱雀大街更是宽150~155米。2008年开始修建和逐步开放的唐城墙遗址公园,曲江新区部分属于唐长安城郭城的东南城墙,高新开发区部分是唐长安城郭城的西城墙。唐长安城

从以上不难看出,唐长安城的规模之大,非但如此,其布局谨严,建筑壮美,堪称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里程碑。在当时,唐长安城影响了邻近国家的都城建设,古代日本的平城京(今奈良)和平安京(今京都),不仅形制和布局模仿了唐长安城,就连一些宫殿、城门、街道的名字也沿用了唐长安城的相应名称。

唐长安城内百业兴旺,人口最多时超过100万,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其中许多是外国人,如外国使者、外国商人、外国留学生、外国僧人等。其西市商业贸易,西至罗马、东到高句丽(今朝鲜半岛),是当时东方的世界贸易中心、时尚娱乐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

唐代前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交往活跃,带来了科学文化的空前繁荣。唐代,长安会聚了全国最杰出的诗人、画家、书法家、史学家、音乐家、天文学家,共同铸就了举世闻名的唐文化。这种文化传播到亚洲、欧洲和非洲各国,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

6 宋、明欲迁都长安

《游城南记》

注:北宋人张礼撰,是其与友人游历京兆城南即今西安南郊及长安地区的见闻记录,涉及的自然景观、历史人物、事件数百宗,为唐末战乱后长安城南地区凋败的真实记录,是了解和研究唐都长安外郭城及其南郊自然及人文地理演变的重要历史地理文献。

西安有1100多年的建都史,非但如此,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朝代曾拟迁都长安。

自古统治者选择都城主要从军事、经济、地理位置三方面来考虑。军事上要求都城所在地既能制内,又利于御外;经济上要求都城附近地区经济发达,能基本解决都城的物质需要,只需少量供给于远处;地理位置上要求都城位于王朝管辖范围的中心地区,或有通畅的水陆交通线路通向四面八方。

宋朝开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基于以上考虑,欲迁都长安(今西安)。960年,宋太祖赵匡胤登上帝位时,沿用后周旧制,以大梁为东京开封府、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在基本平定南方及其他地方割据势力后,他考虑到开封“形势涣散,防维为难”,曾拟先迁都洛阳,后迁都长安,他说:“吾欲西迁,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这一打算遭到群臣和其弟赵光义的极力反对,只好作罢,却留下一句话:“迁河南未已,终当居长安耳。”宋初君臣主张迁都大体主要因为开封城地处平原,无山川可恃,在内忧外患之时应选择山川形势之地,以加强防御。而迁都之地,宋太祖认为最为理想之处是长安。长安山河形胜,地理条件十分优越,自古就是帝王之都。但宋太祖赵匡胤的提议却遭到群臣的一致反对,最终不得已而作罢。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赵匡胤所言。赵匡胤驾崩后,北宋逐步走向衰弱,最后为金所灭,与开封的地理位置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靖康二年(1127)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除了烧杀抢掠之外,更是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史称“靖康之耻”。“靖康之耻”后,宰相李纲对宋高宗恢复中原寄予厚望,他主张迁三都于长安(西都)、襄阳(今湖北襄阳,为南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为东都),随时巡幸,让金人难以实施周密计划。同时,朝廷学士李重也主张定都长安,同州知州郑骧也上疏请求宋高宗坐镇长安。起初,高宗采纳了李纲等人的意见,但由于权奸汪伯彦、黄潜善二人一直主张退守江南,尤其是惧怕李纲势力的壮大会威胁到自身,便在暗地里破坏李纲的政策,导致迁都长安的计划中途流产。为此,高宗付出亡命奔波的代价。高宗亡命结束后,南宋过渡到一个新阶段,偏安于临安(今杭州)。

明洪武二年(1369)三月,大将军徐达率军攻占关中,驱逐元朝势力,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府治西安城名由此而得。明初西安府城沿袭奉元城,即隋唐长安皇城,但随即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洪武三年(1370)四月,明太祖朱元璋分封次子朱樉为秦王,坐镇西北,以屏藩帝室。

明朝开国之初,以应天、开封为南北二京,临濠(今凤阳境,朱元璋老家)为中都。其间,朱元璋曾打算迁都长安,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南京虽定为都城,但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建都南京有偏安之意,非民心所向;其次,元朝残余势力仍虎视中原,伺机南下,建都南京对于抵御外侮、控制全国局势不利;最后,明故宫是填燕雀湖而成,地势下沉,迷信风水的朱元璋认为这对子孙后代不利。所以朱元璋对于将南京作为国都不甚满意,他和太子朱标最中意的迁都之选正是长安。

朱元璋试图迁都长安还有其深远用意,那就是西北扩张,进一步肃清元政权关联势力,进一步统一全国,实现“远迈汉唐”的目标。

关于迁都问题,明洪武三年(1370),御史胡子祺也曾上书曰:“天下形胜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凭。洛阳周公卜之,周、汉迁之,然嵩、邙非有殽函、终南之阻,涧、瀍、伊、洛非有泾、渭、灞、浐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帝称善。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敕太子朱标巡抚陕西,并告谕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地号为险固,汝往以省观风俗,慰劳秦父老子弟。”太子朱标详细考察了西安和洛阳,比较两地地形。十月,太子返回南京向太祖复命,进献了自己带人绘制的陕西地图。太子朱标个人也倾向于选择西安作为国都,认为长安作为汉唐国都,王者气象天下独步、无可匹敌。

然而世事难料,太子朱标返回南京后于第二年病逝,谥号“懿文太子”。太子朱标壮年而逝,使得年近七十的朱元璋受到沉重打击,其筹划已久的西北战略不得不宣告中止。朱元璋在当年底亲自撰写的一篇《祭光禄寺祀灶文》中,表达了万般无奈的心情:“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就绪。惟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也郁郁而终,传位于太子朱标的长子(皇太孙)朱允炆,史称建文帝。修葺后的明代城墙

建文帝即位后数年,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朱元璋第四子)发动“靖难之变”,篡夺了皇位,并不顾南京城内多数臣民反对,强行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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