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国学系列:国学之常识精选与趣典(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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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国学系列:国学之常识精选与趣典

经典国学系列:国学之常识精选与趣典试读:

前言

温家宝总理谈到传统文化时曾说:“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博大精深,从未间断。”习近平副主席也曾谈到:“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是一种以一当十、含金量高的文化阅读。”可见,阅读传统文化书籍是多么重要。

实际上,早在19世纪20年代,大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就已经出版,“国学”热潮在那时开始逐渐兴起。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白,作为重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基础。而“国学”正承续着中华文化的火种,使中华光民族灿烂的文化传统跨越时空、世代相承。

本书精心挑选了经、史、子、集、蒙等国学精典里的诸多名言警句,同时选编了部分国学常识及国学趣典,将趣味性、知识性熔为一炉,希望能帮助读者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中国古代经典作品,传承古人的智慧精粹。第一篇语言学《尔雅》《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的词典,也是儒家经典之一。其中,“尔”同“迩”,近的意思;“雅”即“雅言”,是某一时代官方规定的规范语言。“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其作者历来说法不一,相传为周公所作,再由孔子增益而成,也有认为是秦汉时人作,经过代代相传成为《尔雅》。现存《尔雅》19篇,分别为释诂篇、释言篇、释训篇、释亲篇、释宫篇、释器篇、释乐篇、释天篇、释地篇、释丘篇、释山篇、释水篇、释草篇、释木篇、释虫篇、释鱼篇、释鸟篇、释兽篇及释畜篇,内容丰富,与今人分类编排的百科词典颇为类似。《尔雅》的释义非常简单,如介绍第一人称“我”,它写道:“卯、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由于注义往往太过简单,它所涉及的许多语言知识很不容易理解,因此后世又出现了许多注释、考证它的著作,如晋朝郭璞的《尔雅注》、清朝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马国翰的《尔雅古注》以及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等。尽管如此,但由于《尔雅》是最早的训诂书,保留了许多古注、古义,是阅读古代经典的重要参考,因此很被学界看重。《说文解字》《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证字源的字书,作者为东汉时期的许慎。《说文》原书有十四篇,叙目一篇。正文以小篆为主,收入9353字,还有古文、籀文(古代的一种字体,即大篆)等异体字1163字,解说133441字。但是,它在流传中被改动较多。现在的版本由宋朝徐铉校定,和原书相比,徐氏版本的篇目很多,每篇又分为上下卷,共三十卷,收入9431字,异体字1279字,解说122699字。《说文解字》改变了秦汉以来的字书编纂方法,将收入的字编成四言、七言韵语的形式,部首编排法首次问世。许慎总结了前人的“六书”理论,创造了系统解释文字之法,即先解释字义,再分析字形构造,最后注明读音。由于《说文》对古文字、古文献的研究很有价值,因此对其考据的文人学者颇多,以清代为例,仅为《说文》作注的就有几十家,其中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句读》和《说文释例》、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以及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最受推崇。训诂学

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属于中国传统语文学——小学的一个分支。训诂学在译解古代词义的同时,也分析了古代书籍中的语法、修辞现象。研究训诂学对于人们阅读古代文献很有帮助。“训诂”,也叫“训故”、“故训”、“古训”、“解故”、“解诂”,“训”指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诂”指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训诂”连用,最早见于春秋时鲁国人毛亨注释《诗经》的《诗故训传》,“故”、“训”、“传”皆为注解古文的方法。训诂学一般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训诂学包括音韵学、文字学,狭义的训诂学只是小学中与音韵、文字相对的学科。训诂学早在先秦时就已经开始了,到汉代基本形成。宋代时,训诂学得到一定革新。元朝时,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衰退。到了清代,训诂学迎来了发展的辉煌时期。到了现代,人们则以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来发展训诂学。

语言一直都在不断的变化中,相对于今人,古书中的许多词义、语法都在变化,历史语言学家考证古书中词的当代意义,编著出注疏书籍,即训诂学。训诂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汉魏以前古书中的文字。注疏书籍分两种:一种专为注疏某一本重要的书,逐字解释全书的意义,如《论语注疏》、《韩非子集解》、《毛诗注疏》等;另一种是单纯解释、搜集古代的词汇,分类注释,如《尔雅》、《方言》、《说文解字》等。此外,还有对训诂学的书籍进行补充、阐释的书籍,如《方言疏证》。具体来说,训诂学的研究方法有六种,分别是:互训法,以同义词互相解释,如“老,考也”;“考,老也”。声训法,以声音相似意义相同的字解释,如“衣,依也”。形训法,以字形说明字的来源、意义,如“小土为尘”,说明“尘”的意思为“小土”,其简体字即由此而来。义训法,以当代的词义解释古词的意义,如“明明、斤斤,察也”,说明“明明”、“斤斤”都是“察”的意思。递训法,指用几个词连续解释,如“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说明“庸”字用声训是从“用”字来的,但意思是指“得”。反训法,指用意义相反的词注释,如“乱而敬,乱,治也”,此处的“乱”是“治”的意思,与现代意思相反。《方言》《方言》是西汉学者扬雄的语言学代表作。模仿《尔雅》写成,是中国第一部方言词典。距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全名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輶轩”指古代使臣所乘坐的轻便的车子,汉末应劭曾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代方言。”大意是说,周秦时代,每年到八月五谷入仓之时,就会派遣乘轻车的使者到各地采集方言,以考查风俗民情,供统治者参考。到了西汉时,扬雄把这些采集来的材料加以分类编纂,即《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后因书名烦琐,被简称为《方言》。《方言》所记载的语言所属区域极为广阔:北起燕赵(今辽宁、河北一带),南至沅湘九嶷(今湖南一带),西起秦陇凉州(今陕西、甘肃一带),东至东齐海岱(今山东、河北一带)。对于朝鲜北部的方言也有所搜集。由于整理工作艰辛,《方言》至脱稿时已用去了27年的时间。我们今日见到的《方言》是晋代郭璞的注本,其内容比原本有所增加(原本9000字,今本近12000字),大概是郭氏以前的学者进行了增补。作为一部工具书,《方言》的问世对后人研读古代史籍很有意义,对研究汉代社会文化也是难得的宝贵资料。《释名》《释名》作者刘熙,字成国,汉朝人(可能在桓帝、灵帝时),曾师从著名经学家郑玄,汉献帝建安年间曾避乱至交州,史书中少有记载,事迹不详。《释名》共八卷,二十七篇,释名共计1502条。卷首有作者自序:自古以来,器物事类“名号雅俗,各方名殊……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凡二十七篇”。阐释其撰书的目的是让百姓知晓日常事物得名的原由或含义。其27篇分别为: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国、释形体、释姿容、释长幼、释亲属、释言语、释饮食、释采帛、释首饰、释衣服、释宫室、释床帐、释书契、释典艺、释用器、释乐器、释兵、释车、释船、释疾病、释丧制。虽不够完备,但已是相当丰富。对于后世研究训诂、语言及社会学来说,有着重要的价值。《释名》解释名源,用的是声训的方式,就是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词义。比如“贪,探也,探取入他分也。”“勇,踊也,遇敌踊跃欲击之也。”以音义结合的方式说明名称的来由。《释名》也有其不足,比如“斧,甫也。甫,始也。凡将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雹,跑也,其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就跑也。”这分别是《释用器》、《释天》中的阐释,明显有穿凿杜撰之嫌。不过,在近两千多年以前,能写出这样一部具有语源学性质的书,已经十分可贵了。清朝人毕沅曾评说:“其书参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洵为《尔雅》、《说文》以后不可少之书。”这是很中肯的评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明朝时,郎奎金将《释名》与《尔雅》、《小尔雅》、《广雅》、《埤雅》合刻,称《五雅全书》。由于其他书都有“雅”名,为求统一,遂改《释名》为《逸雅》,因此《释名》又别称《逸雅》。《释名》的明刻本缺误较多,清人对其进行了补证疏解,其中毕沅的《释名疏证》、王先谦的《释名疏证补》最为重要,后者被誉为研究整理《释名》的集大成之作。《切韵》《切韵》是代表中古汉语语音的一部韵书,是汉语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切韵》的编写工作始于隋文帝开皇初年,当时,陆法言的父亲陆爽在朝廷做官,刘臻、颜之推、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魏彦渊这八位当时的著名学者到陆法言家聚会时讨论了编订新韵书的纲领性意见,陆法言执笔把大家商定的审音原则记下来,即《切韵》的雏形,该书直至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才编写完成。该书韵目的特点是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卷。由于平声字很多,合在一卷篇幅太大,跟其他各卷不平衡,所以分成上平声和下平声两卷。五卷总共206韵,上平声28韵,下平声29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韵相同而声调不同的三个韵组成一个“韵部”;收塞音韵尾的入声韵配合收相同部位鼻音的阳声韵部组成一个“韵系”。没有入声韵相配的一个阴声韵部也叫一个韵系。这种分组,叫做“四声相承”。由于有些韵系不是在每个声调都有字,所以“四声相承”中有空缺,不是很整齐。《切韵》音系的性质是一个综合性质的语音系统,综合了南北许多方言的特点,还吸收了古音的特点。

在汉语音韵学中,《切韵》音系是最受重视的一个音系,被看作是整个语音史的中枢,是研究历代音系的重要参照系统。《切韵》是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韵书,它成于隋朝,到初唐时仍被朝廷规定为标准韵书,即官韵。宋朝时,对其加以扩充成了《广韵》,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到了元明清三朝,虽然不再以《切韵》或《广韵》为官韵,取之以“平水韵”,但平水韵也是在《广韵》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从公元7世纪到19世纪末,《切韵》音系一直占据着音韵学的主导。《广韵》《广韵》我国现存的重要韵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官修韵书,全名《大宋重修广韵》。是陈彭年、丘雍等奉诏修订《切韵》、《唐韵》等韵书而成。成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广韵》为增广《切韵》而作,除增字加注外,部目也略有增订。全书分五卷,收录26194字,注文191692字,分206韵,较《切韵》增多13韵,字数比《切韵》增加了一倍以上。206韵中,平声57韵(上平28韵,下平29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

在《广韵》中,读音相同的字列为小韵,每一小韵的第一字下,均先释字义,然后注音,标明同音字的数目。余下各字,分别释义,不再注音。《广韵》是《切韵》最重要的增订本,它使已经亡佚的《切韵》的古音得以完整地流传了下来,成为研究中古汉语语音的重要资料。现存的《广韵》版本很多。较受肯定的是清代黎庶昌《古逸丛书》覆宋刊本。《康熙字典》《康熙字典》是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多位著名学者奉康熙帝圣旨编撰的一部汉字辞书。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历时六年。字典全书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为标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共排列214个部首,载47035个字目。书中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为汉字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康熙字典》依据明代《字汇》、《正字通》两书加以增订,两书错误之处,《康熙字典》还做过一番“辨疑订讹”的功夫。《康熙字典》有这样三个优点:首先,收字相当丰富,共有47035字,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我国收字最多的一部工具书(直至1915年《中华大字典》出版,收录了48000余字);其次,它有两百部首分类,并注有反切注音、出处及参考等,几乎把每个字的不同音切和意义都做了列举,供使用者查阅;三是除了僻字僻义以外,又几乎在每字每义下,都举了例子并且注明了历代用法以佐证其变迁。《康熙字典》的版本很多,有康熙内府刻本(即武英殿版本),该本有两种纸本:开化纸和太史连纸两种。康熙内府刻本十分豪华,多是内廷赏赐用的,在民间不常见。此外还有道光七年的内府重刊本、其他木刻本以及清末的铅印本、石印本、影印本。而最流行、发行量最大的版本是清末上海同文书局的增篆石印本。《康熙字典》的社会影响巨大,其文字、音义、书证被广泛引用,其编排体例也成了后世出版字书的蓝本。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康熙字典》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伦理学仁

传统社会的价值范畴,“五常”之一。这一概念在春秋时即已出现,但最早却可以追溯至商周时代。《尚书·商书》中说:“民罔常怀,怀于有仁。”认为百姓归心仁者。《尚书·金滕》中说:“予仁若考。”意谓我仁爱且敬顺祖考。强调的都是仁之美德。到了春秋时,孔子以这个被普遍认同的范畴来表达自己的一种人生境界。关于仁的内涵,孔子认为有两层:一是克己复礼;二是仁者爱人。《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也曾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又曾对子贡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中可见看出,究竟何者为“仁”,一直也是孔门师徒反复探讨的命题,没有精确的定义。在孔子看来,“仁者爱人”也好,“克己复礼”也罢,甚至恭、宽、信、敏、惠、智、勇、忠、孝、悌等传统美德,都包含在这一字之中。这样一来,“仁”成了一种道德的极致,成“仁”、成“圣”成为孔门的终极关怀。孔子论仁,在孔子之后,孟子在仁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仁政说,强调以仁政统一天下,进而治理天下。孟子曾对梁惠王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指称王。孟子力倡当政者施仁政,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与法家的“霸政”相对。将仁的学说施之于政治,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义

传统社会的价值范畴,“五常”之一。“义”并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甚至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究竟什么是“义”,人们心中自有公认的尺度。孔子将“义”作为个人去就取舍的标准,提倡“见得思义”,“义然后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一观念深为后世儒家赞赏,继而被发扬光大,成为伦理“五常”之一。此后,“忠孝”、“仁义”、“侠义”等随之派生而出。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就是“义”之典型,他对刘备忠心不二,擒获曹操后能念及旧恩网开一面;再比如,诸葛亮在刘备逝后,尽心辅佐幼主刘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水浒传》中,梁山群雄,侠义之士比比皆是,不分帝王子孙还是富豪将吏,他们所具备的除暴安良、扶弱济贫、仗义疏财等义举,在国人看来就是对“义”的最好诠释。“义”诞生于封建王朝,但它的内涵已经远远超越了时代的局限。礼

传统社会的价值范畴,“五常”之一。其最初是祭神的仪式,后来内涵扩展,指等级社会中体现尊卑贵贱的行为规范和仪式制度等。“礼”的范围甚广,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举凡祭神、宫寝、服饰、车马、仪仗及婚丧嫁娶,乃至举手投足间,都有具体的规定,以体现贵贱有别、尊卑有序。根据传统的说法,周公制礼乐,奠定了以礼为治的教化传统,而孔子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除了倡导以礼治国,更加注重修身。“不学礼,无以立”,“克己复礼为仁”都是孔子的名言,有其特定的道德内涵。作为封建“五常”之一,“礼”对人的视听言动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颇受今人诟病,觉得是对人性的扼杀、摧残,而“吃人的礼教”也因而成了著名的文学比喻,在近代作品中比比皆是。“五常”之礼,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然而事实上,人在社会中,必定不能事事我行我素。随着时代的发展,“礼”的内涵也在与时俱进,比如人们开始讲究接人待物的礼节,上下级之间的礼节及社交场合的礼仪等,少却曾经的枷锁,多的是文明的气息。智

传统社会的价值范畴,“五常”之一。这里的“智”,不是佛家之顿悟,也不是科学智慧,而是道德智慧,即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儒家学者认为,具备了这种道德智慧,才能成为君子。如孟子认为,“智”为“是非之心”,人只要尽心,进一步充实自己的道德智慧,就能知性,知天,继而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孔子则将智、仁、勇三者并提:“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将其视作君子的美德。《礼记·中庸》对孔子的概括,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天下之达德”。信

传统社会的价值范畴,“五常”之一。“信”,即诚实、不欺。被儒家视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起码准则。孔子教授弟子,“忠信”并提,他说:如果人没有“信”,就如同马车没有车轮,不能远行。曾子每日三省其身,其一就是“与朋友交往时守信与否”,意思是,你和朋友交往守信了吗?“信”还被孔子推及到治理国家的层面上,他认为,在“足食”、“足兵”与“取信于民”三者间,首先要“取信于民”。他说:“没有粮食,不过死亡,但人生自古准都免不了一死;而国家一旦不能取得国民的信任,就无法立足。”这种以诚信立国的观念,除了儒家,法家等门派也有主张。如著名的商鞅变法,其树立的就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威信。当然,相对于法家“南面立木,下设黄金”,儒家的“信”更侧重于君子品德的修为。到了汉朝,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信”被列入“五常”。“诚实”、“不欺”作为一种社会公德,从此便被普遍认同了。孝

指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包括尊敬、扶养、顺从、送终、守灵等。中国人重孝道,将其视为一种传统美德。孝的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可以追溯至商周时期(其时的甲骨文中已出现了“孝”字)。到了西周,随着宗法制度建立,孝的观念被不断加强。实际上,国人奉行孝道,还有更深刻的人性根源,那就是宗教。古人信奉“灵魂”,认为先祖的在天之灵能保佑或降祸于子孙,所以孔子曾这样解释“孝”的具体内容,“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亦始终将“孝”作为其人生哲学的基点,其门下也以“孝”为仁之本。到了汉朝,统治者也力倡孝道,主张“以孝治天下”,连官员的选拔也要“孝”字当头。像我们熟知的“孝廉”就是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此后历朝历代都制定各种制度,来保证这一道德规范的实行。例如,至亲亡故,要奔丧、守丧;如果不孝,重者会被定罪,给以极严厉的处罚。古代流传下的关于孝行的文本像《孝经》、正史中的《孝义传》及《二十四孝》等,记载的都是如何实行孝道,在今天看来,有些内容不仅迂腐,而且不近人情,像“卖身葬父”、“卧冰求鱼”乃至寻死等,这些在古代青史留名的事,在今天看来并不足取。尽管如此,“孝”作为华夏民族的传统道德,已深入人心,虽然到了现代,有所淡化,但像祭祖、奔丧、守灵、戴孝及对团圆的讲求等,仍是不可动摇的。忠

传统社会的道德标准。在先秦时期,“忠”泛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如孔门弟子曾参每日三省其身,“第一省”即“为人谋而不忠乎?”意思是,为人做事,尽心尽力了吗?“忠”,就是“尽己之心”。到了汉朝以后,逐渐演变为臣民对君王的绝对关系。最早把“忠”解释为对君主绝对服从的是法家人物韩非子,他说:“人臣不要称赞尧舜禅让的贤德,不要赞誉汤武弑君的功绩,尽力守法,专心事主,这才是忠臣。”天下一统之后,“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出现了“君为臣纲”,王权的至高无上,君主的受命于天开始深植人心,下对上的绝对关系逐步确立。具体来说,就是臣民要对君王尊敬、崇拜、服从、献身、忠贞不二,等等。随着时代的变化,“忠”的含义也在不断扩展,对君王诚惶诚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五伦

又称“人伦”,是人与人之间基本的道德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即所谓“五伦”,在儒家看来,人类社会就是一张覆盖的网,由这五种关系编织而成,人就置于网下,应按部就班地生活,出了这五种关系就是大逆不道,与禽兽无异。孟子这样解释“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礼记·礼运》中则有“十义”的说法,“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是对孟子五伦说的进一步细化。“五伦”是儒家提倡的基本行为准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礼义廉耻

传统社会的道德标准。是治国的四大纲纪,又称“四维”,语出《管子·牧民》“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即“礼义廉耻”。又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危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欧阳修曾对管子的“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语倍加赞赏,还在《新五代史》中阐释说:“礼义是治人的大法,廉耻是立人的大节。不廉就会无所不取,无耻就会无所不为。人若寡廉丧耻,贪得无厌,灾祸就会接踵而来;若国家大臣寡廉丧耻,恣意妄为,那么国家必定会灭亡。”可以说,管子对“礼义廉耻”的认识不输以德治著称的儒家,与孔孟之道并没有本质差别。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名教(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该词出现是于魏晋时期,是以孔子的“正名”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名,指名份;教,指教化)即通过上述名分来教化天下,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等级制度。“三纲”、“五常”二词最初来源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但是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它始于先秦时代的孔子。孔子先是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继而孟子又提出了“五伦”规范,“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董仲舒按照他的“贵阳而贱阴”的理论,在孟子观念基础上,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这位大儒认为,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最为重要,它们的主从关系永恒不变: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概括来说,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按照阴阳之道,君、父、夫为“阳”,臣、子、妻为“阴”。“阳”为主宰,地位尊贵,“阴”意味着服从,地位卑贱。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除此之外,董仲舒还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统治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物种,即在于人类拥有作为道德规范的五常之道。坚守五常之道,就会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从宋代朱熹始,三纲五常联用。从上述可知,三纲五常的观念,源自先秦,经孟子发展,成为五伦;到了汉代,孟子的五伦思想转型成为三纲五常,成了汉朝礼教文明的纲纪准则,这一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与政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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