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中华兵书经典丛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曦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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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中华兵书经典丛书

孙子兵法——中华兵书经典丛书试读:

前言

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现存最古老也最重要的兵学著作非《孙子兵法》莫属,它不仅是春秋晚期以前兵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更以其极具价值的思想创造,为后人的兵学思考开辟了无数法门。曾为《孙子兵法》作注的杜牧声称:“后之人,有读(孙)武书予解者,因而学之,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注孙子序》)此论虽有自夸其注释的嫌疑,但毕竟显示了《孙子兵法》思想之博大精深,足以使历代用兵者无以出其范围。茅元仪倾心赞颂道:“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武备志·兵诀评》)而在笔者看来,即使将上述“先秦之言兵者六家”替换为“中国古代言兵者”亦不为过。在传统兵学领域,《孙子兵法》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位崇高,无一匹敌。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兵学名著,其作者孙武的事迹却不见于先秦时期包括《左传》在内的任何一部历史文献,仅在诸子著作如《荀子》《韩非子》当中,有寥寥几笔提及。西汉武帝时期,史学家司马迁撰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此篇堪称孙武第一篇传记,太史公则堪称孙子学研究第一人,故特录其文字如下: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闾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

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鈇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

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

上引记述是目前我们了解孙武生平的基本史料。依据司马迁的描述,可知孙武本是齐国人,以对兵法的精到见识,远赴吴国拜谒阖闾,期望得到重用。吴王阖闾阅读了孙武所撰兵法十三篇,了解了他的军事思想之后,又进而想通过“小试勒兵”,以了解其用兵才能,于是便有了司马迁笔下“吴宫教战”的精彩一幕。孙武训练吴王宫女,严申军令法规,一旦违逆,即使贵为宠姬,即使吴王求情,也难逃斩杀处罚。严肃军纪才能保有部队的战斗力,孙武深谙此道,毅然实施,显示了他刚强果决的将帅素质。阖闾虽因失去两位宠姬而心有不快,但他毕竟看出了孙武兼具思想谋略与实战指挥的双重才华,是一位难得的帅才,遂任以为将。孙武没有辜负吴王的期望,在其后吴国数次对外战争中,均不遗余力地贡献了自己的才智。

孙武参与指挥的战争,有吴、楚柏举之战与吴、齐艾陵之战等,均为春秋史上的经典战例。柏举之战中的吴军,对《孙子兵法》“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迂为直”“避实击虚”等战术原则,予以切实有效的贯彻。吴军实施战略大迂回,对楚军展开远距离的战略奇袭,迫使敌人仓促迎战,节节失利,最终不得不逃离郢都。阖闾君臣的顺利入郢,标志着吴国的强力崛起,改写了春秋晚期列强争霸的基本格局。艾陵之战的获胜方也是吴国,此次大战标志着吴王夫差中原称霸意图的初步实现。司马迁在《孙子吴起列传》指出:“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在《伍子胥列传》中,他再次强调“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均揭示了孙武为吴国霸业所作的突出贡献。

孙武何时拜谒的阖闾?司马迁虽然没有明确记述,但依据《伍子胥列传》的如下文字,大致推断还是可以作出的:

阖庐(闾)立三年,乃兴师与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吴反二将军。因欲至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乃归。

可知在阖闾三年(前512),孙武已经得到阖闾重用,成为吴国军事决策机构的重要人物之一。因此,孙武与阖闾会晤的时间,应该发生于该年吴国伐楚之前。从阖闾会晤之前业已阅读《孙子兵法》十三篇,可推知《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不应晚于公元前512年。

关于《孙子兵法》的篇幅,据《汉书·艺文志》载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而据司马迁所述则是十三篇。当然,持十三篇之说的汉人并非只有司马迁一家。《吕氏春秋·离俗览·上德》:“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东汉高诱《注》云:“孙、吴,孙武、吴起也。吴王阖闾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汉末曹操云:“孙子者,齐人。事于吴王阖闾,为吴将,作《兵法》十三篇。”(《史记正义》引)故而,从春秋至汉末,《孙子兵法》皆为十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谓八十二篇,可能汇聚了孙子其他著述以及孙子后学的兵书。

显然,司马迁的记述,为人们研究孙武生平提供了宝贵史料。但毋庸讳言的是,过于简略的文字,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众多至今仍难以考索的疑团(如孙武的籍贯、世系、结局等),也为某些学者的颠覆性学说提供了便利。宋代以降,质疑孙子是否确有其人的论调,便此起彼伏,绵延至现代。叶适断言《孙子兵法》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习学记言》卷四十六),钱穆则认为“《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先秦诸子系年·孙武辨》)。这种颇有影响的质疑声浪,停息于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出土,辨伪学人的上述观点至此不攻自破。孙武与孙膑,《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两人与两书绝不可合二为一,混为一谈;司马迁对孙子其人其书的记载,也由汉简《孙子兵法》的重见天日而得到印证。捍卫孙武存在及其著作权的学者为此欢欣鼓舞,但若进而论定现存《孙子》十三篇为“孙武亲著”,在李零看来“也并不恰当,实际上是倒退回辨伪学之前”(参读李零《关于〈孙子兵法〉研究整理的新认识》)。应该说,现存《孙子兵法》十三篇的主要思想当来自于孙武的天才创造,但在该书的流传以至定型化的过程中,则难免掺杂了后人的删削、增益与修改。

围绕《孙子兵法》丰富深刻的理论体系,古往今来的学者已作了各种各样条分缕析的研究。对这部常读常新的兵学名著,笔者认为值得着重介绍的思想有以下四点:

第一,统摄全局的大战略观。军事战略不仅包括狭义的指导与筹划战争的方略,还包括广义的指导和筹划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方略。战争理论不能单单研究战术谋略,还必须将战争与政治挂钩,站在统摄全局的国家政治的高度,理性地审视战争问题。《孙子兵法》便拥有这种大战略观。本书第一篇《

计篇

》的开篇便有醒人耳目的表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了军事学研究对于国家存亡、百姓生死的重大意义。而战争的胜负,在孙子看来,通过庙算是可以预知的。孙子将战前庙算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五事”“七计”。敌我双方在社会政治、天时地利、将领素质、士卒能力、组织编制等诸多方面的优劣情况,孙子认为必须一一考察,缜密分析,才能准确推断未来战场的胜负形势。在《

作战篇

》中,孙武还将《计篇》中的“五事”“七计”未予涉及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强调了战争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谋攻篇

》的“伐交”说,则强调了外交领域的纵横捭阖对于军事斗争的重要意义。在战略学研究领域,尽管距离《孙子兵法》的问世已有两千多年,但这种将政治、经济、外交、法规、自然等纳入战略研究的做法,至今仍未被超越,可谓价值永恒。第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孙武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战争对鲜活生命的无情吞噬,对国家经济的巨大损耗,对可能造成的亡国丧家的巨大风险,均在《孙子兵法》当中得到明晰表述。《用间篇》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火攻篇》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具有这种见识的孙武,不可能是一个狂热的好战分子。他旗帜鲜明地主张“慎战”,清醒地意识到动用暴力手段并不是解决国家冲突的最好途径,在《谋攻篇》中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孙武看来,战争的最高目标是“全胜”,是迫使敌人全部降服。攻城克隘,血流漂杵,把敌军杀得片甲不留,这种胜利不是孙子最推崇的;不通过直接的军事对抗手段,却能使敌人不战自降,顺心降服,这才是孙子心向往之、并希望各国决策者极力追求的方向。“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孙子兵法》广为传诵的名言之一,几千年来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影响。英国学者利德尔·哈特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这本书了。”他还在其《战略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路线战略”,认为“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一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可看出孙子的这一理论对利德尔·哈特战略思想的深深启迪。

第三,行之有效的“战胜”思想。主张使用非暴力手段取得“全胜”思想的孙武,并没有像某些天真善良的人士那样一味主张偃武修文。相反,他认为只有加强战备,增强军事实力,辅之以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对敌国形成强大的威慑,使其闻风丧胆,不得不降,才能真正实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谋攻篇》)的理想境界。因此,如何采用合理科学的方法手段战胜敌人,自然成为《孙子兵法》全书的主攻方向。孙武毅然挣脱西周以来“军礼”的束缚,明确喊出“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的口号,并提出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术谋略。在《计篇》中,孙武提出了“诡道十二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在《谋攻篇》中提出依据兵力多寡,相应调整对敌战术的方法,即:“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在《

形篇

》中,他提出了壮大实力、强大自我的“不可胜”主张,即“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并进而研究了进攻与防御的辩证关系,所谓:“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在《

势篇

》中,他拈出了“奇正”范畴,指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在《

虚实篇

》中,孙子分析了兵力的集中(专)与分散(分)而造成的强弱虚实问题,认为:“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并进而提出了“兵之形,避实而击虚”的命题。在《

军争篇

》中,他探究了军队如何利用行军争夺先机,“以迂为直,以患为利”,顺利到达预定战场。在《

九变篇

》中,他要求兵家在熟知各种地形的前提下,机动灵活地变换战法以战胜敌人,做到“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在《地形篇》中,他强调了地形作为“兵之助”的重要价值,提醒用兵者研究地形:“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在《

九地篇

》中,他提出了扰乱敌人战术安排的措施,即“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在《

用间篇

》中,他阐述了间谍对于谋划军事行动、决定斗争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认为:“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等等。这些论述,均体现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思想原则,千百年来被奉为行之有效的用兵法宝。

第四,重视将帅素质、主张文武兼施的治军理念。将帅作为军队的统领者,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要素之一。孙武非常重视将帅的素质问题,《计篇》把此与“道”“天”“地”“法”并列为“五事”,并将“智、信、仁、勇、严”视为将帅所必备。在《地形篇》中,他要求将帅应具有忠君爱民、不求功名的品质,所谓“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在为将帅设置了各项素质指标的同时,他在《九变篇》中还指出了将帅容易产生的五种致命缺陷,也即“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用兵者自当时刻戒惧“五危”,以避免“覆军杀将”的可悲命运。

如何对待士卒,也是检验将帅素质的重要指标。孙武主张文武兼施的治兵原则。《

行军篇

》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既要有严肃的军纪法规,士卒一旦违逆便应惩罚;同时又要用怀柔策略使士卒亲附,以教育手段提高士卒能力。孙武提醒用兵者在士卒未亲附前,不宜进行惩罚,要做到恩威并施,把握合适时机。在《

地形篇

》中,他还提出了“爱兵”但不可“惯兵”的主张,即“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将领既要关心爱护士卒,“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但又不能过分宽松,不能骄纵放任,以免陷入“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的窘境。《孙子兵法》的思想精华当然不止以上四个方面,但仅此已足以显示其内涵的博大精深。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孙武具备令人叹服的缜密高妙的思维能力。书中的许多表述早已超越了兵家领域,而进入极具概括、抽象、辩证的哲学天地。特别是他对“形”“势”“虚实”“奇正”“专分”“多寡”等众多范畴的阐释,使这部书的哲理成分大放光芒。这大概正是《孙子兵法》被兵家以外的众多人士所崇奉的原因所在吧。《孙子兵法》的版本主要有《武经七书》系统和“十家注、十一家注”系统,其中后者保留了大量重要的古代注释,经清代孙星衍整理,最终取代了《武经》成为《孙子兵法》的主要版本系统。所谓“十一家注”包括最早的传世《孙子兵法》注释本一东汉末年曹操的《孙子略解》(即传世的《魏武帝注孙子》),以及南朝梁孟氏,唐李筌、贾林、杜牧、陈皞,宋梅尧臣、王晳、何延锡、张预等人的注释,加上唐杜佑《通典》之《孙子》引文注。虽然这些注本还存在不少缺点,但由于它们的时代较早,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古文异本、校说和古代训诂,具有不可替补的价值。现存重要的版本为南宋时所刻《十一家注孙子》、明《道藏》本、清孙星衍校《孙子十家注》。其中孙本据《道藏》本,主要依据《通典》《太平御览》,对十一家注在编排时代上的错乱现象作了订正,对十三篇经文原文也作了许多校改考辨,成了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读本。但由于孙星衍并未见过宋本,所以不免有些疏漏,1961年,中华书局据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影印了《十一家注孙子》,并总结吸收了孙校的成果,成为当前最重要的《孙子兵法》通行读本。上世纪90年代末,杨丙安又在上述两书的基础上作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对《孙子兵法》的原文和各家注文进行校理,改正讹误共约七百余处,可以说是当前最为完善的《孙子兵法》校本。

本书对《孙子兵法》的注译、整理,采用的底本为杨丙安校理的《十一家注孙子校理》,条目分合因体例要求略有变化,个别文字与银雀山汉简本等有所不同而影响到文本内容把握的(如《行军篇》“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令”,汉简本作“合”),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在注释的过程中,除了展示笔者对《孙子兵法》的浅见之外,也尽量充分地吸纳古往今来,尤其是今人的研究成果。本书主要引用的书籍有: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孙子集成》第五册,齐鲁书社,1993年版);苏桂亮主编的《新编十一家注辑本》(《孙子兵学大典》第四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郭化若的《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陶汉章的《孙子兵法概论》(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杨丙安的《孙子会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吴九龙主编的《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朱军的《孙子兵法释义》(海潮出版社,1988年版);杨善群的《孙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方克的《中国军事辩证法史(先秦)》(中华书局,1992年版);吴如嵩的《孙子兵法新论》(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孙子兵法新说》(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钮先钟的《孙子三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李零的《〈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兵以诈立一我读〈孙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三联书店,2010年版);黄朴民的《〈孙子兵法〉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孙子兵法〉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任力主编的《孙子兵法军官读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于泽民的《两千年军事思想的沟通一中国古典战略今用》(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刘庆的《名家讲解孙子兵法》(长春出版社,2009年版);严晓星选编的《孙子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在此致以深深的敬意与谢意。本书的“题解”部分,经过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刘庆先生的审阅,感激之情,必当久久留存。陈曦2017年6月计篇

作为《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的第一篇,《计篇》提出了统摄全书的重要理论,堪称全书的总纲。曹操解释“计”的内涵道:“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可知此处的“计”,实即庙算,是指君臣在庙堂上的军事战略筹划。

本篇一开头便有摄人心魄的警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了军事学研究对于国家存亡、百姓生死的重大意义。而战争的胜负,在孙子看来,通过庙算是可以预知的。孙子将战前庙算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五事”“七计”。敌我双方在社会政治、天时地利、将领素质、士卒能力、组织编制等诸多方面的优劣情况,孙子认为必须一一考察,缜密分析,才能准确推断未来战场的胜负形势。庙算是中国兵学理论史上最重要的战略学概念,将其运用于军事斗争,便成为战争决策者首先需要慎重落实的一环。“多算胜,少算不胜”,这个环节将关乎战争的最终结果,庙算的重要性因此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

在“五事”的排序中,“道”位居首位,孙子将其界定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俞樾《诸子平议补录》认为孙子先言“道”,后言“天”“地”,与《老子》“道大、天大、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的哲理思路吻合,因此符合前人“兵家源于道德”之说。实际上,《老子》的“道”与《孙子兵法》相比,其内涵要丰富复杂得多。据研究,《老子》的“道”包含了形而上之宇宙本原、本体和万物的运动变化所遵循的规律、人类生活的准则、最高知识和智慧、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社会理想状态等诸多含义;而《孙子》此处的“道”,其内涵则仅限于社会政治领域。“地”“天”“道”在《老子》那里是不断递进的范畴,“地”“天”均要遵循“道”的规律,而在《孙子兵法》当中,“道”与“地”“天”是平行并列的,均为“五事”之一,“道”并不具有统领后两者的地位。两书所论之“道”各有不同指向,因而《孙子兵法》源于《老子》的说法即使不虚,但仅仅依据孙子此篇所论,是无法说清《孙》《老》必然具有渊源关系的。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西方人到了十九世纪才由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明确揭示,所谓“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而《孙子兵法》此篇的“道论”却在两千多年前就将军事斗争纳入政治领域加以研究,充分显示了孙子的远见卓识。

除了庙算理论的构建外,孙子在本篇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兵者,诡道也。”这是他对以往战争注重旧“军礼”的一种变革与超越。春秋后期以降,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旧“军礼”渐成虚设,诈术则大行其道。“兵者,诡道也”的命题,在为诈术“正名”的同时,也从军事斗争原则的高度,强调了实施诈术的必要。孙子进而提出的“诡道十二法”,可谓战胜敌人、争取主动的十二条妙计,受到后世兵家的高度重视。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注释】

兵者,国之大事:《左传·成公十三年》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管子·霸言》曰:“夫明王之所轻者马与玉,其所重者政与军。”兵,本指兵器,此处指军事、军事学。李零说:“我统计过,《孙子》有71个‘兵’字,‘兵’当‘武器’讲,一条没有,绝大多数都应翻成‘军队’或‘军力’,只有少数几条,比如下文的‘兵者,诡道也’,还有后面的‘兵闻拙速’‘兵以诈立’,‘兵’字应指‘军事’或‘军事学’。”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意谓国家的存亡、百姓的死活,皆系于军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曰:“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杜牧曰:“国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于兵。”赵本学曰:“宗庙社稷所系,故为大事。此首篇以计为始,孙子开卷辄致丁宁者,盖欲其为君与将者不可不臧其谋也。”地,地区,地域,此处指思想领域。或将“死生之地”解释为死地与生地,或将“地”解释为“处所”“空间”等。道,主张,思想,此处与“地”互文见义,亦指思想领域。或解释为“途径”“政治”等。察,细看,考察,研究。【译文】

孙子说:军事学研究是国家的大事,它是关乎百姓死活、国家存亡的一个思想领域,不能不深入考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注释】

故经之以五事,校(j iào )之以计,而索其情:曹操曰:“谓下五事、七计,求彼我之情也。”杜牧曰:“此言先须经度五事之优劣,次复校量计算之得失,然后始可搜索彼我胜负之情状。”故,连词,用在句首,表示转入下一层论题,不译。经,度量,衡量,研究。五事,指下文提到的“道”“天”“地”“将”“法”等五大要素。校,比较。汉简本作“效”,效验核对。计,计算。一说指下面提到的“主孰有道”等“七计”。索,求索。

一曰道:指军事战略的政治基础。郭化若说:“《孙子》所说的‘道’的实际内容和含义是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范畴的。也可以说‘道’就是政治。这与和他同时代的老子的‘道’、孔子的‘道’有所不同。它又指出:‘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修明政治,确保法制,就能掌握胜败的决定权。这又表明《孙子》的‘道’是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治。把政治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虽不明确,但已初步提出战争和政治的关系,这是《孙子》的重要贡献。”吴九龙说:“孙子与老子各言其‘道’,含义似不尽相同。从下文看,此处孙子所言‘道’与《商君书·战法》‘战法必本于政胜’意近。”钮先钟说:“这个‘道’字曾经引起很多的争议,甚至于有人认为孙子在思想上曾受道家的影响。事实上,‘道’字在此处的意义,孙子已作明确的界定。‘道’就是‘令民与上同意’,也正是孔子论政时所说的‘民信之矣’。政府(上)能令其人民对其政策或行动表示同意就是有道,否则就是无道。用现代术语来说,‘道’就是战略的国内基础(domestic foundation),意即为其政治基础。”

二曰天:张预曰:“上顺天时。”天,天时。

三曰地:张预曰:“下知地利。”地,地利。

四曰将:张预曰:“委任贤能。”将,将领。

五曰法:杜牧曰:“此之谓五事也。”张预曰:“节制严明。夫将与法在五事之末者,凡举兵伐罪,庙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后度天时之顺逆,次审地形之险易,三者已熟,然后命将征之。兵既出境,则法令一从于将,此其次序也。”法,指军法。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张预曰:“以恩信道义抚众,则三军一心,乐为其用。《易》曰:‘悦以犯难,民忘其死。’”赵本学曰:“言使其民体君之意,从君之命,与之同患至死而不逃去者,则为有道之君也。或曰圣贤用兵之所恃,亦不外此,孙子之言盖与之吻合。愚谓道有王、霸之异,其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其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其曰:省刑罚,薄税敛,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此王道也。王道之民,同心同德,尊君亲上,如子弟之卫父兄,手足之捍头目,与之生死,何畏之有?其曰:仁言以入民心,私惠以悦民意,厚战士之家,急有功之赏,哀死而问伤,同甘而分苦,此霸道也。霸者之民,欢虞喜悦,趋事敌忾。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亦与之同生死而不畏危也。孙子诡谲之学,其所谓道,盖兼王、霸而已矣。”上,指国君。意,意愿,意志。

而不畏危:汉简本作“民弗诡也”,意谓百姓不违反君主的旨意。畏,当为衍文。危,通“诡”,意即违反,曹操训为“危疑”。俞樾《诸子平议·补录》卷三曰:“曹公注曰:‘危者,危疑也。’不释‘畏’字,其所据本无‘畏’字也。……后人但知有危亡之义,妄加‘畏’字于‘危’字之上,失之矣。”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方克说:“孙子也讲到‘天’的作用。但是他所说的‘天’,是指天时,‘阴阳、寒暑、时制’(《计篇》),也就是昼夜、阴晴、寒暑和季节的变化,是讲的自然的‘天’,而不是人格神的‘天’。孙子也讲‘神’,但指的是人们依据客观形势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所起的神妙作用,‘神乎神乎,至于无声’,‘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根本不是讲的鬼神迷信。”李泽厚说:“我以为要真正了解中国古代辩证法,要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辩证观念具有自己特定的形态,应该追溯到先秦兵家。兵家把原始社会的模糊、简单而神秘的对立项观念如昼夜、日月、男女即后世的阴阳观念多样化和世俗化了。它既摆脱了巫术宗教的神秘衣装,又不成为对自然、人事的纯客观记录,而形成一种在主客观‘谁吃掉谁’迅速变化着的行动中简化了的思维方式。它所具有的把握整体而具体实用,能动活动而冷静理智的根本特征,正是中国辩证思维的独特灵魂,使它不同于希腊的辩证法论辩术,而构成中国实用理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李泽厚所论先秦兵家,其主要代表即《孙子兵法》。阴阳,指昼夜、阴晴等不断更迭的自然现象。古代兵家有“兵阴阳”一派,《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概括其特征道:“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然而《孙子兵法》秉持实用理性态度,反对迷信鬼神,故而有别于“兵阴阳”理论。寒暑,指气温冷暖变化。时制,指春夏秋冬四时更替的自然现象。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汉简本作“地者,高下、广狭、远近、险易、死生也”,多“高下”二字。曹操曰:“言以九地形势不同,因时制利也。论在《九地篇》中。”张预曰:“凡用兵,贵先知地形。知远近,则能为迂直之计;知险易,则能审步骑之利;知广狭,则能度众寡之用;知死生,则能识战散之势也。”远近,指战场位置的远与近。险易,指战场地形的险阻与平坦。广狭,指战场地形的开阔与狭窄。死生,指地形上的死地与活地,活地指有利于攻守进退的地形,死地则与之相反。本书《九地篇》对“死地”明确界定为“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无所往者,死地也”。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指将领应具备的五方面的素质,即:智慧、威信、仁德、勇敢和严格。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勾践将伐吴,问战焉,曰:‘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能知民之极,无以诠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也。’”贾林曰:“专任智则贼,偏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五者兼备,各适其用,则可为将帅。”钱基博曰:“将以智为本,以勇辅之。而勇之为验有二:一曰临大危而不挫其气,一曰当大任而不避其艰。一言以蔽之曰:不畏艰险而已。夫不畏艰险,或起于轻生之习性,或激于爱国之热情。生轻则气锐,情热则多力,而意气陵厉,自无畏难苟安之心矣。孙子论将有五才,若与克氏(克劳塞维茨)五者(智、勇、果敢、热情、识力)之数相当。其实克氏所论之五者,孙子智、勇两义足以尽之。而信、仁、严三义,则足以匡克氏之所未逮。独其称‘智’以冠五才之首,亦犹克氏以智为本之指也。顾孙子所以论将之用智者有二:一曰智足以知战,二曰智足以愚士,则非参诸他篇不晓。”钮先钟说:“这五个字的意义是众所周知,不必作太多的解释,但这五个字的顺序却有略加说明之必要。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智、仁、勇三个字的排列,孙子所定的顺序与孔子一致,只是再加上信与严二字而已。为什么文、武二圣都同样重智,将其列为第一优先,这是一个很有意义而值得分析的问题。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即为最佳的答案。所谓‘不惑’者就是对于所面对的问题有彻底地了解,对于所遭遇的情况有完全地掌控,这样遂自然感到一切都有把握,而没有任何疑虑。如果毫无疑虑则也就自无忧虑之必要。所以,照逻辑来说,智者不仅能仁而且也必有勇,智实为仁、勇的先决条件。尤其是在战争的领域中,战略本来就是斗智,如果缺乏智计,很可能流于妇人之仁,匹夫之勇,而鲜有不败亡者。韩信对于项羽的评论即为最恰当的例证。”

曲制、官道、主用:梅尧臣曰:“曲制,部曲队伍分画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长统率必有道也。主用,主军之资粮百物必有用度也。”曲制,指军队的组织、编制制度。官道,指将吏的任用、分工、管理制度。主用,指军费、军需等方面的制度。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张预曰:“已上五事,人人同闻;但深晓变极之理则胜,不然则败。”闻,听说,一般了解。知,深刻认识,深入研究。

主孰有道:杜牧曰:“孰,谁也。言我与敌人之主,谁能远佞亲贤,任人不疑也。”张预曰:“先校二国之君,谁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谓‘令民与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阴料项王仁勇过高祖而不赏有功,为妇人之仁,亦是也。”

将孰有能:张预曰:“察彼我之将,谁有智、信、仁、勇、严之能,若汉高祖料魏将柏直不能当韩信之类也。”赵本学曰:“智足以料敌,信足以令众,仁足以得士,勇足以倡敢,严足以肃政。五者俱全,是谓有能之将。或偏暗拘碍,动失事机,而短于智;或浅躁无常,号令反复,而短于信;或残刻暴路,不得人心,而短于仁;或柔懦畏怯,进退犹豫,而短于勇;或骄纵怠惰,政事废弛,而短于严。五者有一,皆为无能之将。以有能而当无能,则如孙膑之算庞涓,孔明之取孟获,有胜而无败也。以无能而当有能,则如龙苴之遭韩信,赵括之遇白起,有败而无胜也。然则三军胜败之大机,又岂有不在主帅一人之身乎?”

天地孰得:张预曰:“观两军所举,谁得天时、地利,若魏武帝盛冬伐吴,慕容超不据大岘,则失天时、地利者也。”

法令孰行:王晳曰:“孰能法明令便,人听而从?”

兵众孰强:张预曰:“车坚、马良、士勇、兵利,闻鼓而喜,闻金而怒,谁者为然?”兵众,指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或指军队、士卒。

士卒孰练:杜牧曰:“辨旌旗,审金鼓,明开合,知进退,闲驰逐,便弓矢,习击刺也。”练,训练有素。

赏罚孰明:杜佑曰:“赏善罚恶,知谁分明者。故王子曰:‘赏无度,则费而无恩;罚无度,则戮而无威。’”明,严明。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一般认为这几句话的主语是吴王,如陈皞曰:“孙武以书干阖闾曰:‘听用吾计策,必能胜敌,我当留之不去;不听吾计策,必当负败,我去之不留。’以此感动阖闾,庶必见用。故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寡人尽观之矣。其时,阖闾行军用师,多自为将,故不言‘主’而言‘将’也。”张预曰:“将,辞也。孙子谓:今将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胜,我乃留此矣;将不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败,我乃去之他国矣。以此辞激吴王而求用。”李零却认为主语不应是吴王:“这两句话的主语是谁,值得讨论。前人多以此二句为孙子求用于吴王之辞,谓吴王用其计则留,不用其计则去,主语是吴王。我们则认为主语应是说话人(即定计者)的对象,即执行‘计’的人。不然这两句话就成了要挟之辞。”本书取此义。将,表假设的连词;或解释为吴国君主阖闾;或解释为裨将。计,指前文所谓“五事”“七计”。用之,用兵。“之”为语气助词,无意义。留,留用。去,离开。【译文】

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去研究战前形势,一一比较各项战争要素,认真探索敌我双方的胜负概率: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道,是使百姓与国君同心同德,步调一致,这样民众就可以与国君同生共死,不违背国君的任何旨意;天,是指昼夜、阴晴、寒暑、四时等气候、季节方面的自然现象。地,是指战场位置的远与近,地形的险阻、平坦、开阔与狭窄,以及作战区域是否有利于攻守进退。将,是指将领应具备智慧、威信、仁德、勇敢、严格等五种素质。法,分别指的是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的任用、分工、管理,以及军费、军需等方面的军法制度。以上这五个战略要素,没有哪一个将帅没有听说过,然而只有深入研究这些要素才能取胜,不深入研究这些要素就不能取胜。所以要一一比较敌我双方的战略要素,探索彼此胜负的概率,要研究清楚以下问题:哪一方的君主能处理好君、民关系,赢得了民心?哪一方的将帅有才能?哪一方掌握了天时地利?哪一方能贯彻执行军法条规?哪一方装备优越、实力强大?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分明?我根据这些比较就能预测孰胜孰负。如果带兵者听从我的分析判断,他用兵打仗就必然取胜,我就可以留用他;如果不听从我的判断,他用兵打仗就必然失败,我就不用他。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注释】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意谓有利的战略决策被采纳以后,接下来就要调动部队,造成一种态势,以有助于对外作战。《管子·七法》:“故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胜,攻之自毁也。”张预曰:“孙子又谓:吾所计之利若已听从,则我当复为兵势,以佐助其事于外。盖兵之常法,即可明言于人,兵之利势,须因敌而为。”朱军说:“凡作战,趋利避害是总原则。根据‘五事’‘七计’进行了计算、比较,已经下定决心,制定了适当计划,这些都是司令机关内部的事。但实现计划就要调动、部署部队,这就是‘为之势’。这个势就是从外部实现作战计划。”计利以听,所规划的对己方有利的战略决策已经被采纳。以,通“已”,已经。听,从,采纳。势,态势。其内涵参见本书《势篇》。佐,辅助。外,指从外部实现作战计划。与定计于内相对。

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意谓军事态势的营造,要根据己方的有利条件,顺应复杂多变的战场形势。这两句并不是对“势”下定义,而是强调如何造“势”。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势,夫势者,不可先见,或因敌之害见我之利,或因敌之利见我之害,然后始可制机权而取胜也。”张预曰:“所谓势者,须因事之利,制为权谋,以胜敌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后,略言权变。”朱军说:“假设‘七计’是计算的基本静态情况,那么‘因利而制权’就是在动态中因求有利而机动部署兵力。”制,顺从,顺应。《淮南子·氾论训》:“夫圣人作法,而万物制焉。”高诱注:“制,犹从也。”或解释为制订、采取。变,权变。

兵者,诡道也:曹操曰:“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张预曰:“用兵虽本于仁义,然其取胜必在诡诈。故曳柴扬尘,栾枝之谲也;万弩齐发,孙膑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单之权也;囊沙壅水,淮阴之诈也。此皆用诡道而制胜也。”赵本学曰:“此以下诡道十二事,是举计外之势,因利而行之术也。”黄朴民说:“‘兵者,诡道也’,这是对以往战争注重申明‘军礼’做法的变革。在战争目的方面,《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伐大国’,战胜强敌,这是对以往‘诛讨不义’,‘会天子正刑’的否定。在战争善后上,《孙子兵法》主张‘拔其城,隳其国’,这是对以往‘又能舍服’‘正复厥职’的对立。在作战方式上,与以往‘军旅以舒为主’,‘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情况所截然不同的是,《孙子兵法》一再强调‘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在后期保障及执行战场纪律方面,《周礼》《司马法》等主张‘入罪人之国’,‘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而到了《孙子兵法》那里,则是宣扬‘因粮于敌’,主张‘掠乡分众’。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均反映了春秋后期的战争指导思想,较春秋前期的有许多显著的变革。”唐亦男在《孙子与老子书中“道”一概念之意义及运用》一文中说:“《孙子》称‘兵者,诡道也’,即是引申发挥‘微明’的道理,就老子书言,‘微明’是一种微妙深刻的智慧,是老子观察事物所发挥的一种原理,即欲达到某种目的,往往需要采取一种相反的手段,一种间接而迂回的方式,才能生效,即是一种工具手段,本身并无价值判断。而孙子却将其应用在战争上,并且有特定的动机和目的,遂成为一种诡道诈术,但就战争言,反而是被肯定的高招奇术,唯有足智多谋的将领,才能灵活运用而达到克敌制胜的辉煌战果,关于这部分,孙子书中发挥最多……战争史上用诈术制胜的例证很多,大多受《孙子》一书的启发。有人认为老子主‘道’实质上便不外一个‘装’字,而孙子兵法可谓独得‘装’字的心传。”诡,欺诈,多变。道,原则。

故能而示之不能:张预曰:“实强而示之弱,实勇而示之怯,李牧败匈奴、孙膑斩庞涓之类也。”能,有能力。

用而示之不用:意谓打算出兵打仗却装作无作战意图。吴如嵩说:“本来要打,故意装作不打。例如,公元219年,吴将吕蒙想乘蜀将关羽北攻樊城之机,夺取荆州。由于关羽对吕蒙有所戒备,仍留有重兵把守江陵、公安等地。吕蒙为了麻痹关羽,假称病重,孙权公开把他召回建业(今南京),并以‘未有远名,非羽所忌’的陆逊来接任,以掩饰其夺取荆州的意图。关羽果然放松了对荆州的防守,从江陵、公安调兵进攻樊城,吕蒙便乘机沿江而上,指挥吴军夺取了公安、江陵等地,很快攻取了荆州。”用,用兵,出兵。

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朱军说:“远近可以表现在时间与距离两个方面。1941年日军袭击珍珠港前,美国当局已察觉日美难免一战,日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美军没料到日军开战来得那么早。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为隐藏登陆的真实方向,曾进行了一系列战役伪装,其中有一个伪装行动是,选派陆军中尉杰姆乔装蒙哥马利公开活动,并飞往直布罗陀转阿尔及尔,制造盟军将在法国南部登陆的假象。”

利而诱之:张预曰:“示以小利,诱而克之。若楚人伐绞,莫敖曰:‘绞小而轻,请无扞采樵者以诱之。’于是绞人获楚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设伏兵于山下,而大败之是也。”

乱而取之:意谓扰乱敌人,趁乱战胜它;也可解释为制造己方混乱的假象以迷惑、战胜敌人。李筌曰:“敌贪利,必乱也。秦王姚兴征秃发傉檀。(傉檀)悉驱部内牛羊,散放于野,纵秦人虏掠。秦人得利,既无行列,傉檀阴分十将,掩而击之,大败秦人,斩首七千余级,‘乱而取之’之义也。”张预曰:“诈为纷乱,诱而取之,若吴越相攻,吴以罪人三千,示不整以诱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争之,为吴所败是也。言敌乱而后取者非也。”

实而备之:意谓敌人军力充实就严加防备它。曹操曰:“敌治实,须备之也。”李筌曰:“备敌之实。蜀将关羽欲围魏之樊城,惧吴将吕蒙袭其后,乃多留备兵守荆州。蒙阴知其旨,遂诈之以疾。羽乃撤去备兵,遂为蒙所取,而荆州没吴,则其义也。”实,军力充实。

强而避之:梅尧臣曰:“彼强,则我当避其锐。”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又联系齐、鲁长勺之战说:“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怒而挠之:意谓敌将性躁易怒,就要想法激怒他,待他失去理智就乘弊打败他;也可解释成敌人士气旺盛,就要避其锋芒,待其衰懈。吴九龙说:“敌人士气旺盛,我当谨慎屈避其锋锐,待其气衰,再攻击之。曹操注‘待其衰懈也’,可谓深得其旨。《左传·庄公十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此与孙子语意近。”怒,指敌将偏激易怒;或以为当指敌人士气旺盛。挠,挑逗,激怒;或解释成“曲也”“屈也”。

卑而骄之:意谓以卑词或佯败迷惑敌人,使其骄傲轻战;也可解释成敌人鄙视我方,则应使其更加骄傲。杜佑曰:“彼其举国兴师,怒而欲进,则当外示屈挠,以高其志;俟惰归,要而击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如狸之与鼠,力之与智,示之犹卑,静而下之。’”张预曰:“或卑辞厚赂,或羸师佯北,皆所以令其骄怠。吴子伐齐,越子率众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赂。吴人皆喜,惟子胥惧,曰:‘是豢吴也!’后果为越所灭。楚伐庸,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乃为二队以伐之,遂灭庸。皆其义也。”

佚而劳之:意谓我军休整充分,使敌人疲劳被动;也可解释为敌人原本休整充分,应想法使其疲惫。李筌曰:“敌佚而我劳之者,善功也。吴伐楚,公子光问计于伍子胥,子胥曰:‘可为三师以肄焉。我一师至,彼必尽众而出;彼出,我归,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误之,然后三师以继之,必大克。’从之。楚于是乎始病吴矣。”佚,安闲,安逸,指军队休整充分。

亲而离之:敌人团结和睦,就设法离间它。杜牧曰:“言敌若上下相亲,则当以厚利啖而离间之。陈平言于汉王曰:‘今项王骨鲠之臣不过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大王诚能捐数万斤金,间其君臣,彼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灭楚必矣。’汉王然之,出黄金四万斤与平,使之反间。项王果疑亚父,不急击下荥阳,汉王遁去。”按,从“能而示之不能”至此的十二句话,可称为《孙子兵法》的“诡道十二法”。吴如嵩指出:“(诡道十二法)核心是‘示形’二字,示形既包含示形也包含隐形,既包含佯动也包含调动。他虽然只说‘能而示之不能’,但是也隐含了‘不能而示之能’;他虽然只说‘用而示之不用’,但也隐含了‘不用而示之用’,这样的理解才全面。”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吴如嵩说:“‘诡道十二法’的要义就在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戒备松弛、麻痹大意的敌人,是最好打击的敌人,而这样的敌人是可以能动地制造出来的,方法就是‘诡道十二法’。”

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曹操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敌变化,不可先传也。故料敌在心,察机在目也。”胜,奥妙。传,讲明,传授。【译文】

有利的战略决策一经采纳,就要营造一种态势,以有助于对外军事行动。军事态势的营造,要根据己方的有利条件,顺应复杂多变的战场形势。军事领域应以诡诈多变为原则。所以有能力却装作没有能力;要出兵却装作不出兵;进攻的时间或距离近的,要表现出远,反之亦然;以小利诱惑敌人;扰乱敌人而趁乱战胜它;敌人实力强大就严加防备它;敌人兵强气锐就避开它;敌将性躁易怒就要想法激怒他;以卑词或佯败迷惑敌人,使其骄傲轻战;敌人休整充分,就想法使其疲惫;敌人团结和睦,就设法离间它;进攻敌人毫无准备之处,出击敌人毫无意料之地。这是军事家打败敌人的奥妙,无法事先讲明。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注释】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意谓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预测某方取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多。庙算,指国家高层的军事战略筹划。庙,即庙堂,是国君祭祀先人以及与朝臣商议国家大事的地方。算,原作“筭”,也称“筹”,是古人的计算工具。古人在战前用算筹计算敌我实力,以判断胜负。《孙子兵法》之后的《六韬》《吴子》《商君书》《文子》《吕氏春秋》等,均使用了“庙算”这一概念。于泽民在《战略理论的奠基作一孙子兵法》一文中说:“春秋战国初期,是我国古代战争和军事理论大发展时期,战略理论也比较系统地形成了。其重要标志是《孙子》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论’的问世和第一个战略概念‘庙算’的提出。之所以说‘庙算’是战略概念,理由之一,它是对古代战略决策的实践活动的抽象和概括。任何概念的产生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抽象出事物的特有属性的结果,战略概念也不例外。自从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凡国家遇有战事,都要告于祖庙,议于明堂,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这种活动,在本质上是制定克敌制胜的方略,也就是曹操所说‘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孙子正是在这种大量的实践活动和丰富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因形就势,加以概括,形成了内容与形式紧密结合的‘庙算’概念。”得算多,意谓庙算时得到的胜算多。算,胜算,指取胜的条件。

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意谓敌我双方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推论某方不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少。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梅尧臣曰:“多算,故未战而庙谋先胜;少算,故未战而庙谋不胜。是不可无算矣。”张预曰:“古者兴师命将,必致斋于庙,授以成算,然后遣之,故谓之‘庙算’。筹策深远,则其计所得者多,故未战而先胜。谋虑浅近,则其计所得者少,故未战而先负。多计胜少计,其无计者,安得无败?故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有计无计,胜负易见。”多算,指战略谋划周密,反之则为“少算”。算,此处指战前的战略筹划。况于,何况。

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何延锡曰:“计有巧拙,成败系焉。”钱基博曰:“《孙子》书以《计篇》挈十三篇之纲,而究其所以为论者,曰‘计’、曰‘势’。‘势’者,兵家之诡道;‘计’者,庙算之先胜。必先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制权,施之临战。计者,量敌审己,虑于未战。自《计篇》以下《作战》《谋攻》及《形篇》三篇,反复丁宁于先胜而后求战,不尽知用兵之害、则不尽知用兵之利,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皆阐发《计篇》未尽之蕴。孙子之所谓‘计’,任宏谓之‘权谋’,而克氏之所谓‘战略’者也。《势篇》以下,《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八篇,皆论势,其大旨不外言‘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后人发,先人至’‘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此则任宏之所谓‘形势’,而克氏谓之‘战术’者矣。惟孙子之意,重计而不重势,则是战略重于战术。而欲为计,必先知彼,苟不知敌之情,安能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乎?用间者,所以知敌之情也,故以用间要其终焉。”见,同“现”。【译文】

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预测某方取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多;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预测某方不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少。战略筹划周密就有可能取胜,战略筹划不周密就不可能取胜,更何况根本不作筹划呢!我们依据这些观察,谁胜谁负就会一清二楚。作战篇《作战篇》紧随《计篇》之后,是《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的第二篇。张预解释孙子如此排序的理由是:“计算已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故次《计》。”吴九龙说:“作战,即始战、战争准备,非指一般战阵之事。”可知该篇的研究重心已由庙算环节,进入到战争物资的准备阶段。作,意即“始也”。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强有力的后勤保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前提。此篇将《计篇》中的“五事”“七计”未予涉及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孙子告诫统治者发兵之前,必须考虑国家能否承受庞大的军费开支,“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战时环境下,贸易无法正常进行,物价难免上涨,百姓财源枯竭。战争机器一旦发动,必将消耗巨大的“百姓之费”与“公家之费”。战争既考验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也考验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战线拉得太长,时间拖得太久,均会极大消耗国库的物资储备,导致“国用不足”和“诸侯乘其弊而起”的严重后果。为了解决深入敌境、粮草乏供的后勤保障难题,孙子提出了“因粮于敌”的原则,即动用武力劫掠敌人的粮草;还提出可将缴获的战车编入我方车队。这些均能有效弥补战时环境中的军需匮乏。

在深入考察了战争对物力、财力、人力的巨大消耗之后,孙子提炼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作战指导思想。速战速决堪称本篇的灵魂。孙子速战速决思想的提出,主要基于“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的认识,即:一是战争久拖不决将导致士卒战斗力的下降,二是战争对钱财物资的巨大消耗。以上两点引出了孙子对战争危害的深沉思考,他严正提醒统治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春秋以降,诸侯国之间的争霸、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在攫取土地财富的强大欲望推动下,各国(尤其是大国)统治者多对战争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心驰神往。《孟子》书中的梁惠王即以“好战”者自居,并宣称其“大欲”是“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梁惠王章句上》),战争成为以梁惠王为代表的“好战者”满足“大欲”的重要手段。不断膨胀的欲望使他们更多地看到了战争之利,而忽略或忘记了战争之害。孙子此篇对战争危害的提示,至今仍能醒人耳目。核武器的发明使未来战争具有灭绝人类、摧毁地球的可能。罗古诺夫与池田大作对话说:“在现代,战争就是毁灭,对全人类宣布死亡。不理解这一点的人,只能说他是狂人,或者是头脑极其浅薄的人。”(《第三条虹桥》)这番言论,完全可以看成是孙子“用兵之害”的理论在现代社会的回响与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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