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4年卷/总第12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共乐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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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4年卷/总第12卷)试读：

卷首语

2014年卷《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将在延续和承继前面各卷学风的基础上，坚持不懈地遵循既定办刊方针，力求突出本卷的特色，体现新的学术和时代风貌。

首先，本刊站在史学发展的前沿领域，把握当前国内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2014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了北京师范大学。在参观“尊师重教、筑梦未来”的展览时，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讲话。其核心思想，就是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义重大。当习总书记看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瞿林东教授主编的五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时，他拿起其中的一本仔细翻看，认为这部书很好。接着，他又听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刘川生书记对郑师渠、史革新教授主编的《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一书的介绍，并再次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一个是不侵略，不扩张，我们是防御型的；第二个是我们内敛、包容，把从各方面进来的文化全都交汇、融合在一起了。他强调：对于中华民族精神，“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更深刻一些”。为了更好地学习和贯彻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本卷发表杨共乐、瞿林东、陈其泰、晁福林四位教授的文章，进一步阐述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是中华民族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历史研究应该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思想资源，自觉总结历史的经验，并主动地把从历史中揭示出来的经验和知识向民众与世界讲清楚，使之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次，本刊继续加强特色栏目的力度，从宏观的角度把握史学与经学的关系。经学是关于儒家经典的学问。因为儒家经典被认为出于圣人之手，而圣人是具有最高智慧的哲人，能够给社会制定政治主张和行为准则，其内涵具体体现在经典之中。研究经学必须阐释圣人之义，否则就不属于经学范畴。史学研究的任务是客观地记载和阐释已经发生的各种社会历史现象，评判其功过得失，为后世提供以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在中国历史上，经学和史学尽管在不同时期此消彼长，但二者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共同构成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主体。经学对史学的影响，是应当深入研究和考察的问题。本卷发表汪高鑫教授等三人的文章，探讨汉代经学与司马迁史学、《春秋》学与汉代经学和当代学者对经史关系问题研究的成就及其利弊得失，这对于认识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经史关系，必将起到重要作用。

最后，本刊一贯重视史学评论，积极倡导健康的史学批评学风。本卷的书评栏目分量较重，就是为了突出这一宗旨。其中陈凤姑、杨共乐撰文评价著名史学家齐世荣先生的《史料五讲》，认为该书以一流学者对史料的认识与看法作为论述的起点，并对各位学者从自身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进行具体的点评，话虽不多，但语语中的，发人深省，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出版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史学著作。齐先生的《史料五讲》给后学提供了解读史料的重要途径，可谓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教科书，对于指导历史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步入学术殿堂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朱炯撰文介绍和评价了新发现的清人年谱，不仅是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的重大发现，也表明后人勤奋搜集史料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上述两篇书评分别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展示出史料工作的重要性，可谓珠联璧合。其余几篇书评，虽然是具体评价一部专著，但也都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学风，评价既不夸大溢美，又不回避不足，相信对于读者会有启发和帮助。

今后，希望学界同人一如既往地对本刊给予关注和支持，让我们共同努力，真正把刊物办成展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工作者研究成果的平台，为学科建设和史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专题笔谈

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师范大学。当他参观北师大“尊师重教、筑梦未来”的展览时，发表了特别重要的讲话，对我们极具指导意义。

当习总书记听到有关人员对中学课程标准的说明时，他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当习总书记看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瞿林东教授主编的5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时，他拿起其中的一本看了许久，认为这部书很好。接着，他又听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刘川生书记对郑师渠等教授主编的《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一书的介绍，并再次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一个是不侵略，不扩张，我们是防御型的；第二个是我们内敛、包容，把从各方面进来的文化全都交汇、融合在一起了。他强调：对于中华民族精神，“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更深刻一些”。

习总书记的上述两段讲话，看上去似乎针对两个具体的对象，但只要认真思考，把它们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目标下进行考察，就会发现，这两段话之间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都在阐述同一个道理，即民族的复兴不能抛弃中国自身的文化与历史。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5000年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是中华民族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如果把中华民族的“根”与“魂”都去掉了，那么实际上也就“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毁掉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这不是个小问题，而是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因为“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我们的“两个一百年”，到21世纪中叶2050年左右，还有30多年，要靠80后、90后、00后，要靠他们。如果这些主力军都不了解中华优秀文化，都对中华优秀文化缺乏敬意，那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就成了空中楼阁、一句空话。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可谓说到了问题的根本，对指导当下我国正在进行的教育综合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历史中蕴含着普遍的真理。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历史，重视历史对现实的作用。他一再强调：“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次他又特别指出：对于中华民族精神，“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更深刻一些”。这更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加深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第一，历史视角是分析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善于运用历史思维对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解决现实问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思想资源，自觉总结历史的经验，并主动地把从历史中揭示出来的经验和知识向民众与世界讲清楚，让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既是宣传部门的任务，也是历史工作者应有的责任。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特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需要立足中国，从中华5000年的文明中汲取养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北师大“尊师重教、筑梦未来”的展览时的重要讲话必将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史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

[1] 编者按：本文原刊于2014年9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应编辑部之约，收入本刊时，作者做了适当修改。

略说撰写多民族历史传统的阶段性特征

白寿彝先生撰写的《中国通史·导论卷》中的第一章，即“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以七八万字的篇幅，论述了中国史学上的民族史撰述、当代民族工作以及新的“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编撰”等问题，视野恢宏，见识精辟，是作者的民族观、民族史观、民族史撰述思想的集中反映。其中第一节“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顾”以清晰的脉络、深邃的思想勾勒出中国史学中蕴含的撰写多民族历史的优良传统。这一优良传统，既是表明历史文化认同的历史根据，又是研究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资料。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中国史学上撰写多民族历史的优良传统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大体来说，在先秦文献如《尚书》《左传》《国语》等书中，涉及民族、民族关系方面的内容，主要是有关某一历史事件本身的记载，如《尚书·牧誓》中庸、蜀、羌、髦、微、卢、彭、濮等族参与武王伐纣之事，《左传》中诸多有关诸华、诸夏与戎、狄、蛮、夷的攻战与会盟之事，等等。这可以看作上述传统的第一阶段。

司马迁《史记》开辟了撰写多民族历史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民族史撰述的特点，是着眼于在统一国家的政治局面下，写出各个地区民族的历史，从而展现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画面。《汉书》以下历代“正史”多在不同程度上受《史记》的影响。可以认为，开创撰写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先河，是司马迁的伟大功绩之一。

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颁发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到唐初八史即《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修成，可视为撰写民族史传统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更加关注各民族所建皇朝的政治作为，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唐高祖《修六代史诏》对南北朝时期各个皇朝的历史作了总的评价，指出：“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1]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这一段话把南北朝时期的一些皇朝都包括进去了，北魏、北齐、北周自然都在其中。

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年）颁发的《修晋书诏》，激烈地批评当时存在的诸家晋史，命房玄龄、令狐德棻重修晋史。房玄龄等于贞观二十二（648年）年撰成《晋书》一百卷，其中包含了十六国的历史即主要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所建政权的历史，谓之“载记”。同以往诸家晋史相比，这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晋史。

李延寿继承、发展父亲遗志，改变南朝史家修史诋毁北朝、北朝史家修史污蔑南朝的不良习气，同等看待南朝历史与北朝历史并废除所谓“岛夷”“索虏”相互敌视的用语，撰成《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

由此可见，唐代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不仅把各民族建立的皇朝写入“正史”或著成独立的“正史”如《北齐书》《周书》，而且还认同前朝史家以撰述少数民族贵族为主所建皇朝历史的史书为“正史”如魏收《魏书》和魏澹《魏书》，反映了民族史在史学上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撰写多民族历史优良传统的第四阶段，可以以杜佑《通典》为标志。《通典·边防典》不仅写出了中原周边各民族的历史，而且在《礼典》中发表了关于民族发展观的重要见解。杜佑认为，各民族在发展上的迟速，不是民族本性造成的，而是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杜佑在讲到“三代”的“立尸义”时，分析了“中华”与“夷狄”在礼俗上的同源和后来演变中的变化，认为：“古之人质朴，中华与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居巢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讳名焉。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2]继生圣哲，渐革鄙风。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犷，则多仍旧。”杜佑是从地理条件不同来说明中华与夷狄在礼俗、文明发展之进程上产生差别的原因，虽不尽全面，却是很有意义的见解。显然，这样来看待历史上民族的差别，尤其是看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历史发展上的先进与后进，可以看作一种历史理性的表现。

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撰写多民族历史的优良传统还有一些突出的表现，如元修宋、辽、金三史“各与正统”的原则，明代王圻《续文献通考》补叙辽、金两朝典制内容等，但大致都未超出第二、三、四阶段的特点。当历史发展到清代，政治家和史学家们得到历史所赐予的客观条件，使他们在继承和发展上述传统方面做出了新的成就，这一则表现在规模宏大的地理书和数量众多的地方志纪事本末所包含的民族史内容，一则表现在对通史类型著作的续作，从而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学上撰写多民族历史传统的绵延不绝和中国文明之历史[3]记载的绵延不绝。关于前者，白寿彝先生已有精辟论述，这里简略地讲讲后者。

大家知道，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后人统称为“三通”，而清代所修“续三通”即《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与“清三通”即《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把撰写多民族史学的优良传统推向新的阶段。兹列举有关论述，以见其要旨。《续通典》卷首称：“臣等谨按：杜佑作《食货典》，以谷为人之所仰，地为谷之所生，人为君之所治，三者相资于政尤切……《通典》文字简质，不拘尺幅。其所叙述，自隋以前，率举其大要，而于唐制加详。又其意尝欲推而行之，卓然近于可用，……今悉准其例……其[4]自肃宗、代宗而后至于明季，辄以次纂辑。”《续通志》卷首称：“臣等谨按：自班固以后，断代为史，而会通之义不著。宋臣郑樵作《通志》，乃始探纂缀辑上下数千载，综其行事，粲然成一家之言，阙功伟矣！顾以《唐书》、《五代史》为本朝大臣所修，不敢轻议，故纪传断限，逮隋而止。今臣等奉命续纂是书，爰始有唐，以迄于元，君臣流例，纪传群分，大率皆取衷于郑[5]氏。”《续文献通考》卷首写道：“臣等谨按：宋马端临作《文献通考》，《田赋考》载唐虞以来至宋宁宗，历代田赋之制而附以水利田、屯田、官田凡七卷，……今谨依马氏旧式，自宋宁宗以后逮于有明，详稽史籍，辑为《续文献通考》，《田赋考》六卷，王氏所增，[6]与田赋相涉者，则摘载水利目内，其余概行删去，以归简当云。”这是在首叙《续文献通考·田赋考》时，明确交代了该书同马端临《文献通考》的渊源及其叙事之起讫年代，文中所说“王氏所增”，系指明代史家王圻所撰《续文献通考》对马端临《文献通考》的增补。要之，这段文字说明了有关三部书即《文献通考》、王圻《续文献通考》、清修《续文献通考》的相互关系。

以上“续三通”之作表明：《续通典》是“悉准”《通典》体例，所续内容上自唐肃宗、代宗，下迄明季。《续通志》所续内容“爰始自唐，以迄于元”。《续文献通考》依马端临《文献通考》体例，所续内容“自宋宁宗以后逮于有明”。至于“清三通”的主旨和内容，可以用三句话概括：遵循《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的撰述旨趣和撰述体例，在“续三通”的基础上结合清朝自身在制度上的特点，写出清代前期的历史和制度，以接续“三通”“续三通”。这样，清代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便在这一领域把撰写多民族历史的优良传统发展到更高的、具有高度自觉的整体性的阶段，即第五阶段。

在历史发展与史学发展所提供的条件下，中国史学上撰写多民族历史优良传统显示出鲜明的阶段性特点，从这些特点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不断深入发展的趋势。据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撰写多民族历史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表现，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又促进了中国史学撰写多民族历史的发展，二者相得益彰，在深层上反映了中国历史与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辩证统一的规律。

[1] 《唐大诏令集》卷81，中华书局，2008，第466～467页。

[2] 杜佑：《通典》卷48《礼八·立尸义》，中华书局，1988，第1355页。

[3] 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21～33页。

[4] 《续通典》卷1，商务印书馆，1935，第1111页。

[5] 《续通志》卷1，商务印书馆，1935，第3255页。

[6] 《续文献通考》卷1，商务印书馆，1935，第2771页。

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是历史的必然

由瞿林东教授主编、十几位学者共同撰著的《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五卷本的隆重出版，不仅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国内学术界十分引人注目的新收获。这一课题的完成，既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民族文化认同，实质上是中国各民族间加强融合的趋势和全国多民族统一不断推进在文化上和民族意识上的体现。所谓认同，应包含两项基本内容：一是认同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共同参与、共同创造，本民族的历史与全中国不断推进统一的历史紧密相连、不可分离。二是认同中原先进文化，由此形成中华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不竭源泉，形成多民族统一不断发展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基础。中原文化是以汉族为主体、同时又是汇聚了中国各族的智慧而共同创造的，是几千年民族间不断融合的成果，是各民族优良传统和宝贵智慧的结晶，因而代表着中华民族共同前进的方向。

在历史上，多民族融合的意识形成得很早，多民族的统一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构成一个自然格局，东西南北四周有大海、高山、大漠、急流等形成天然屏障，而中原地区土壤、水利、气候环境优越，很早就发展了农业生产，由此滋养了先进的古代文明，因而成为周边居民向往之所在和向四周边远地区传播先进文明的中心。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相互交流、融合的趋势，早在古远的新石器时期已开始显示。汉族（先秦时期是华夏族）在多民族统一过程中是起到核心和主导民族的作用。而汉族之所以成为全世界人数最多的民族，其原因即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了周边少数民族，因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故梁启超称汉族系“混血”而成。历夏、商、周三代，华夏族的核心地位开始奠定。自春秋初年至战国后期的四五百年间，民族融合的进程加速了，中原境内及四方许多文化落后的部族相继消失，实际上是融合到不断扩大的华夏族之中，如战国时期所称“冠带之国七”。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与原先杂居相处的诸族经过混合融化而壮大的基础上，至秦汉国家大一统时期形成了汉族这一坚强的民族共同体。在此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起到多民族统一和融合之核心的作用。古代民族关系极其复杂，我们的研究工作应当摒弃狭隘和陈旧的观念，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应当以发展的眼光作动态的考察，应当以加强民族间的团结友好为出发点和最后归宿。

近期隆重出版的这五卷本著作，非常适时地回答了广大民众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全书站在21世纪的时代高度，俯瞰自先秦以来的历史进程，以十分明确的观点贯穿全书，用约150万字的宏大篇幅，第一次做到全面、系统地论述民族文化认同在各个时期政治上、制度上、文化上、心理上的特点，以及如何推进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撰著者以敏锐的眼光，发掘了有关各个历史时期的新鲜史料，引用的典籍丰富详确，立论坚实。我初步读后，最为深刻的体会是，这五卷本著作展现了几千年间文化认同、民族融合的全景图，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是历史的必然！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的统一，从古代到近代，又经历了质的飞跃。在近代，为了抗击帝国主义长期的野蛮侵略，在浴血战斗中，各族儿女更加认识到全体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更加自觉地加强各民族间的相互支持和团结统一，这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抚今追昔，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全民族的坚强团结，同心同德，协同努力，是我们事业胜利的保证。但是，当今世界很不太平。中国真心实意、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真诚地对各国友好，实行互惠互利，这样的事实千千万万，世人有目共睹。但是有的人却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制造荒唐透顶的“中国威胁论”。国内有极少数不法分子，因受外国敌对势力操纵、鼓动，制造分裂事件。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自觉地加强全国各民族的团结，严惩分裂分子的犯罪行为，粉碎国外敌对势力的图谋，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这部书提供的深刻理论分析和丰富史实，就是当前我们加强民族团结和巩固国家统一的好教材。《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各卷都结合不同历史时期文化认同和民族融合趋势的史实和特点，提出许多学术创见。限于篇幅，这里仅举出典型的例证。刘家和教授撰写的第五卷“导论”，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国民族文化认同的特点，做了很多精辟的论述。如他说，中国商周之际，经历了王朝兴亡的巨变，而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因王朝兴亡而产生文化断裂不同，商、周之际在王朝更替中却确切地表现出历史文化认同。一是，“作为文化连续的基本手段的文字没有发生遗忘现象”。二是，“周人自己承认与殷商在政治上有先后继承的关系”。在周初的文告里，“周公一再说明，夏曾经有德，因而有天下，后世夏王失德，从而失去民心，于是商之代夏；商因有德而有天下，也是由于后世商王失德，从而失去民心，才有周之代商。失德就失去民心，失去民心就失去天命，夏商以来，一贯如此”。周初这种对历史的认识的价值，“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具有开山的意义，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也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的”。书中又论述秦汉的统一与同为公元前1000年代建立的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等的不同。概言之，后者仅能算是“武力的征服”，而秦汉帝国则是“武力的统一”。其理由，秦统一六国，“而从它们的来源上说，原先都有一个共同的渊源——都是周王室的诸侯”。再者，“在秦统一六国及汉再统一以前，在中原大地上居住的基本已经是同一民族，即华夏族，所用的语言相同（尽管有方言之别），文字相通（尽管有书写之异体），文化传统无别（尽管内部有学派之不同），学者、政客往来游说、仕宦于各国之间而无任何障碍，甚至劳动人民也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因此，在中国古代，统一基本上是同一民族的统一，而在其他古国，则是对于不同民族的征服。像这一类精彩的论述，在书中所在多有，证明中华民族的统一源远流长，血脉充沛，因而确实能给读者以有益的启迪。

一部里程碑式的好书

郑师渠、史革新教授主编的《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这部大书的出版，是我们学习和认识中华民族精神这个具有极重要意义课题的里程碑式的好书。拜读这部大书后，很是感慨，很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成体系而自豪，也为中华民族精神历经雨雪风霜的考验，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感动。现在谈几点我的粗浅体会，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首先，《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一书体系完备，气势宏大。六十多万字的大书，既有鸟瞰式的纵论，又有细致深入的剖析，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民族精神，虽然十分重要，但却是不大容易讲清楚的话题。陈其泰、李帆教授所撰写的总论第一章，综合了黑格尔及中国近代以来学界对于民族精神的定义与认识，提出了民族精神的三个内涵，即民族特质、民族传统文化、民族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我觉得这个总结是全面而深刻的。这个总结抓住了要领，可以说是要言不烦。这样的总结非有高度的概括能力而不能得出。在这部大书的“总论”部分，郑师渠教授还提出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即“和”的精神、重德、自强不息、爱国精神这四项。学者过去曾经从各个方面对于中华民族精神进行探讨、概括，我以为郑师渠这里的总结更为得体和深刻，郑师渠教授说：“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与特质，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深沉的理性与崇高的德性。”（见《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第35页）正是掌握了“理性”与“德性”这两个核心线索，这部大书才能够开阖有序、纵横万姿地展现出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风貌。

其次，深刻的理论分析是这部大书的一大特色。例如，如何认识古代的“忠君”观念与爱国思想的关系就是一个颇为困难的问题。史革新教授在这部大书中指出，“古人对‘国’的理解最大特点就是把国家等同于君主。……‘忠君报国’的爱国观一方面反映了古人对于国家和民族热爱的精神寄托，凝聚了本国、本民族的民心，哺育出古往今来不知多少勇于为捍卫祖国的利益而流血牺牲的仁人志士；另一方面它又存在着‘君’国不分、过分看重君主个人权威的弊端。”（见《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第328页）这个分析，没有对古代的忠君观念一概予以肯定或否定，而是具体缕析其合理的因素与其一定的弊端。分析恰如其分，令人信服。此章对于近代爱国主义观念的形成也做了很好的分析，还引用了近代有巨大影响的思想家梁启超的话来谈“国家思想”与“忠君”思想的不同。梁启超说：“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以相越，故法王路易第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见《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第330页）。再联系到近代以来鼓舞人心的“国魂”“民魂”“国民元气”等近代风行的语词，本书就深入说明了近代爱国主义的思想特质。

在这里，我要多说几句我很熟悉的本书主编之一的史革新教授。他治学勤谨，充满热情。在新年联欢会上，革新的京剧唱段总是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他最后一次，在联欢会上唱的是《十八棵青松》，高亢的歌声至今还会在我耳畔回响。他住院的时候，我去看望他，只见大大的病床上靠里面的一半都堆满了书。他只躺在病床外面的一半。我劝他养病要紧，不要用功了。他说，治病不耽误看书，每天看点书，写点东西，对治病有好处，再说，民族精神这部书稿还等着写呢。这部大书的第十五、十六两章就是他在病中的作品，可以说他是呕心沥血来参与完成这项中华民族精神研究的工程的。

最后，一部贯通古今的大书，犹如一座巍峨的大厦，要顺利完成，其总设计规划至关重要。郑师渠教授做了许多非常具体到位的工作，除了拟定大纲之外，他还多次主持召开研讨会，先是研究指导思想和线索，再是讨论和研究各编、章、节的具体安排。我记得每次研讨会上郑师渠教授都会提出关于全书线索、关键问题、章节安排的许多指导性的意见。这部大书，在各部分负责人提出初稿的基础上，郑师渠教授还召集和主持多次集体讨论，逐章逐节进行修改研究，还提供样稿进行规范。这些具体的工作保证了多位撰稿人共同编撰时统一的思路和前后章节内容的贯通及主题的一致。师渠教授不做挂名主编，他不仅提出和研究大纲，而且在各部分初稿逐渐完成的时候，还亲自审阅，看稿子、改错讹、通篇章，尽量使各章节前后保持一致，能够贯通联系。现在我们看近年涌现的许多大部头的集体编撰的书，不少主编是挂名而不做具体工作的。像师渠教授这样认真负责、精心组织、全力投入的主编还不多见。

每念及中华民族精神，我们大家往往会热血沸腾、精神焕发。它是我们爱国主义力量的不竭源泉，是我们中华文化理念的基石。过去人们常常提到这个话题，论及中华民族精神的意义及内容，但是从广阔的历史视野的角度对于它进行全面研究和总结的宏大著作，郑师渠和史革新教授主编的这部大书还是第一部，说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研究的里程碑式的好书，我觉得是不过分的。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影像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探析

摘要：和以文献研究为中心的传统史学比较，无论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论的评价，以影像史料为核心的历史学研究都呈现较为完整的跨学科学术形态。传统学术的严谨考证、现代影像技术的科学实证、当代历史影像表达的艺术化特征相结合，将引导影像史学的发展方向。对影像史学基本问题加以梳理，对探索影像史学的研究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影像史学 影像史料 影像技术 历史情感一 影像史学的研究对象

影像史学是以视觉影像材料和影像完成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既[2]包括书画、碑文、石刻、文物、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化过[3]程和成果，涵盖民族民俗、传统节庆和传承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记录对象，也包括公共媒介音像作品等以视听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历史文化产品。（一）影像史学研究背景

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其文章《书写史学和影像史学》中提出了“影视史学”的概念，即“以视觉影像和影片的论述，[4]来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这可以视作以影像手段认识和研究历史的发端。

从视觉认知和感受的角度，史料可以分为文本史料、图像史料和实物史料三大类。文本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为满足更系统准确地传达和沟通的需要而创造的符号系统。图像则是人类对自然世界的[5]模仿和想象所创造的另一种表现与传达的方式。事实上，在文字还未出现之前的史前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制作和使用图像传递信息。直到今天，艺术史和视觉文化研究仍主要是以图像作为其研究对象的。

在当今这个以视觉图像为中心的时代，电影电视、摄影、绘画、雕塑、建筑、广告、设计、动漫、游戏、多媒体等正在交互扮演着历史信息主宰者的角色。这个以图像为中心的时代也就是“图像时代”或“视觉文化”的时代。视觉文化研究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出现的一个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图像和视觉文化正逐渐成为学术和文化研究[6]的中心。这是对影像材料和影像语言功能的一种认识。[7]

影像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不仅在中国有传统，在西方史学中也早有反映。苏格拉底的时代，书写的文本并不普遍。虽然公元前5世纪时，雅典的书籍数量已相当可观，书籍的交易也已开始发展。在希腊出土的雕塑和器物上，用形象表达思想的做法则更为常见。文本《圣经》的内容更是在教堂以壁画的形式讲述了基督教的兴衰。对苏[8]格拉底来说，书籍对记忆和知识有益，但真正的学者并不需要。（二）影像史料来源和采集

进入20世纪，建立在照相技术和模拟摄影技术基础上的数字化影像技术的飞速发展，客观上对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方式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大量史料逐渐以影像的形式呈现在学者们面前。史料的收集和研究经常面对新材料和因此出现的新问题。影像史料的属性和功能相对独特，有必要审视传统文献研究和影像史料之间的关系。史学遗产除了数不清的文献史料，也包含越来越丰富的历史影像。因此，对历史影像的整理、发掘、研究并应用到历史教学既是对传统历史研究的完善也是对史学研究的发展。

历史学研究的社会化成果是影像史料的另一来源。历史研究社会化的过程，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历史研究影像表达的过程。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播出的内容以历史类题材为主，其中包含历史学研究的成果。这是数字化时代中国史学社会化传播的成功范例之一，同时也初步显现出现代媒体在传播史学中形成的新的语境规则。类似的传播方式除了要求讲授内容要经过选择，适应普通受众的需要外，影像语境下的语言节奏甚至情绪等细节同样成为传播内容并直接影响着史学受众。可以看出，影视、影像媒介传播历史与传统书写史学运用史料的方法明显不同。随着数字化影像技术的不断发展，如何发掘、使用、保存、创作影像资料进而从事历史影像表达共同构成历史教学和研究的新课题。（三）影像史料与文献史料的关系

对影像史料的认识和使用离不开想象和诠释。前提是建立在已有史实的基础上，影像史料和文献史料之间不可分割。

影像史学的基础仍然是以文献为中心的史料研究。史实和想象之间的空间是历史影像表达的空间。史实呈现的方式具有复杂性，既是历史事件的载体，也是思想融合的载体，包含丰富的创意元素。同样一个史实，由于诠释的方式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影像表述和史实本身的区别是逻辑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区别。这种区别是由记录史实的手段与表达历史的方式不同造成的。二 影像史料的特点和研究方法（一）影像史料的特点

影像史料具有影像语言（画面语言）的规范性特征。历史影像是直观视听形象系统，受制于记录技术。文字语言是一种抽象的符号系统，是由一系列词语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组合而成。用特定的语音或字形指代某一种事物或概念，形成语意。影像符号与文本语言符号不同，它是靠直面现实或影像中的现实认知而存在的。认知的手段要借助于光电信息和机械技术。因此，和传统史料比较，影像作为史料具有更丰富的物理属性。

声音是影像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字史料相比，影像史料中相当部分内容是以声音的形态出现的。口述历史或同期声采访是影像表达历史常用的手段。口述的内容常因记忆等主观原因不够严谨，但其中充满了文字史料中难以记述的感性元素。狭义的影像语言即画面的叙述功能显著但辨析功能较弱，这客观上要求在使用影像资料时，要重视视觉之外的感性因素；广义的影像语言包含视觉和听觉的综合信息，实质是文献史料和影像史料的另一种形式的深度结合，因此研究影像史料不应忽视视听元素背后隐藏的文献史料的功能。（二）影像史料的研究方法

以影像史料为对象的历史学研究应关注以下四方面的内容。1.以传统史学研究为基础的考证——影像史料和传统史料互相支撑

影像表达历史真实以多种史料为素材，影像史料呈现出立体化特征。历史影像中既包含对历史的真实描述，也不乏对历史真实的演绎；历史影像的双重属性是历史影像表达的两种路径。历史影像的产生需要以相对真实的史料为前提基础，同时，为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演绎是历史影像创作的常用方法。演绎应符合历史逻辑，是对历史复杂性的合理想象，也是对有限史料的补充。纪录片中常见的情景再现，注重以历史原材料为基础，较为客观地还原了以特定研究成果为背景的历史真实情景。[9]

以“埃及艳后”这一著名历史影像为例：影片《埃及艳后》中塑造的艳后形象与历史史实中真实的艳后形象有很大差别。有关艳后的容貌，普鲁塔克的《安东尼传》写道：“她有一种无可抗拒的魅力，与她相处像是如沐春风，俏丽的仪容配合动人的谈吐，流露于言语和行为之间一种特有的气质，的确是能够颠倒众生。……她的口齿宛如最精巧的弦乐器，可以随时转换不同语言，她在接见来自各地的蛮族人之际，很少使用通事，大半都是用对方的语言直接交谈，……还会[10]讲其他的方言。”普鲁塔克的文字记载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创作者根据充满影像化的叙述语言创作了著名的“艳后”形象。影片中的艳后不仅美丽，更是聪慧过人。

史料记载中真实的埃及艳后是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生活于公元前69年至公元前30年，是托勒密王朝婚配制度的产物，并没有沉鱼落雁的容貌。考古发现和现代影像技术可以让我们看到更为符合历史的“艳后”形象：英国科学家通过传世的钱币和雕像对克里奥帕特拉的面容进行了复原，并利用电脑成像技术制作了“埃及艳后”的头部三维图像，图像显示她五官端正，有不同民族混合的血统。2001年，大英博物馆展出了克里奥帕特拉雕像，“埃及艳后”身高一米五[11]二，身材偏胖，着装单调，牙齿很不整齐。可见，文字流传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有很大区别。正是这些不同语言表达上的差距为历史影像的创意提供了想象和辨识的空间。

事实上，以此历史事实为蓝本的“艳后”影像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在默片时代有《埃及艳后》，1934年出现了黑白有声片《埃及艳后》，1945年费雯丽主演《恺撒与克里奥帕特拉》，1963年再拍《埃及艳后》。这一历史题材反复再现，受众却并不感到乏善可陈，原因是每个时代的创作者对同一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历史认知和价值评判并不相同，导致演绎方式也有区别。

历史影像是复杂的，历史事实是客观的，它的客观性体现在历史学研究成果中。影像史料和传统史料相互支撑，这是影像史学工作者眼中的应有的历史影像。2.以影像技术为标准的实证——影像史料的判断和影像技术进步密切联系

画面是影像语言中最小的语意单元，它以不同的景别呈现在影像[12]作品中。画面有指意特征，由画面构成的影像既具有再现真实的客观性，又隐含了创作者某种指意特性。这是研究历史影像需要重视这一时期影像创作观念的原因。影像首先是具象的，通过镜头的衔接产生流动影像的叙述效果。每个画面或镜头作为一个叙述的单元，其基本的构成要素首先是画面主体的行为，这个行为使内容有史料意义；其次是历史情境，画面提供一个发生的环境、氛围和缘由。

单个镜头叙述的是片段式、不完整的。因此，影像要完整叙述历史必须借助于影像编辑系统合成才能呈现，正如传统史学的文献需要运用纸笔编纂才能形成历史学研究成果。3.以艺术创作为视角的互证——历史观念和文化观念相结合形成历史影像表达

影像语言表达历史需要借助于艺术化的感性手段。正因如此，正确分析历史影像要重视影像创作的规律。对历史影像的研究除重视材料来源考证的严谨、影像技术的规范之外，离不开对影像材料诸元素之间的有效组接，不同的影像元素组接产生不同的表达意义。“没有[13]想象的帮助不能完成历史构建。”影像语言有不同的概念层次，从宏观的语言交流层面，影像语言是书写视听作品使用的一种特殊形态的语言，它是作者表达思想、进行交流的工具，是与文字语言具有同等性质的思维成果。

影像（image）是屏幕上显现的物质现实的存在形式。仅仅局限于影像内容的呈现顺序来评价影像的价值是狭隘的。影像具备历史价[14]值的前提是：它是一种“影像的意义系统”。常见的历史影像，既表现为视觉上有完整的形式，还包含创作者个人情感和对历史情感的体现。这个过程中，历史符号在影像表达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历史文化的符号性特征是影像语言表达历史的重要体现。历史文化都有其标志性的符号，通过历史符号可以更直接和准确地表达历史。

象征历史事物的符号，例如“饕餮”的本意是双目巨大、下颚有力、獠牙弯曲的怪兽，尧帝时候已经存在，舜帝将之逐出王国。之后“饕餮纹”用于装饰，而如今其代表的意思与最初的意义有了很大的不同，现在“饕餮”不代表任何特定的动物，而是指贪食者、纵欲贪婪的人。此外，影像描述中的“饕餮”因其令人恐惧的面目被想象为有辟邪的作用，符号的意义体现在历史影像表达中。

历史思想的象征性符号，例如佛教中的“菩提”是佛教思想的象征，同时已成为传播佛理的标志。“菩提树”一词，在梵语中意思是智慧之树，最初来源于佛教教义。佛经中记载，释迦牟尼在此树下苦思人间悲苦和尘世欢乐，终于顿悟真理，超凡脱俗，因此又称此树为“思维树”。“菩提”的形象伴随着佛教东传不断发生着演变。佛教传入中国，“菩提”一词的含义也逐渐融入中国文化，成为慈悲博爱的象征。“菩提树”传递的情感，已经不是原本意义，成了一种包含哲学思想与文化情感的影像符号。每一个象征性历史符号跟历史影像都有时空上的承接关系，每一个符号的考证都是一段历史影像的展开。合理运用历史符号是历史影像表达的基本方法。

历史人物的象征性符号，例如中国民间春节常有在门上挂秦叔宝和尉迟敬德“门神”的风俗，白脸秦琼、黑脸尉迟恭成为中国春节象征平安的影像表达，反映这一影像的典故在唐代文字资料中多有记载。利用情感寄托的象征性、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象征性是历史影像表达的另一种常用方法。

此外，历史影像表达中还常用色彩的象征性符号，最典型的如指代婚、丧大事的代名词：红、白事等。4.以影像技术为时代特征——科技进步在历史影像中真实显现

影像记录技术是影像表达的重要基础。历史影像给人的印象是真实的。早期的写实主义的绘画和照相机带来的视觉经验最早让人感受到了光影造就的情景真实感，其后不久，动态影像——电影的出现产生了更加逼真的记录效果。1895年，电影《火车进站》在法国首次演出，甚至因为前所未有的逼真差点吓坏观众。1916年，《索姆河战役》（The Somme）在英国上映让全伦敦人深感战争的恐惧，以为是战场的真实记录，实则是战后在后方组织的拍摄。从此，“照相机不会说谎”的观念一度深入受众之心。事实是，从影像中的人物到光线、景致、对话、出现顺序，无一不是编导的结果。但这似乎并未影响影像作为史料的作用。影像提供事件的线索、细节的真实，照相、电影、电视、印刷图片“间接的现实”延伸到更为广泛的领域。计算机技术发展到今天，3D影像给人的真实感已到乱真的程度。如果不对影像技术有所研究，很容易走进“有图有真相”简单判断的误区。“情境再现”是历史影像中常见的手法。即使是广为流传的历史影像，“再现”也不是简单复制。历史的真实可以为虚拟的真实提供支撑。1968年公开放映的美国大片《2001太空漫游》被认为是第一部使用计算机图形的故事片。那时计算机尚不为大多数人熟知。电影中的画面，如数字化仪表、太空的失重、月球表面的材质、太空船的设计，和后来的发现、发明如出一辙。事实是所有的计算机图形都是当时的手动绘画。特技影像甚至比真人模拟更具真实感，而这种影像[15]效果却来自光学和实物模型。

影像还原是影像表达的另一种技术手段。影像还原依赖摄影机的光学物理性能和摄影的技术手段，如拍摄角度、照明方式、曝光控制、拍摄手法等。从视觉效果来讲，正确的影像还原是要使人们从视觉感受上能够获得逼真的现实印象。

20世纪后半叶，数字技术在历史真实与影像真实之间建立了沟通的桥梁，合成的影像开始进入物质生活和精神领域。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合成影像借助于电子游戏、电影和电视吸引大众的视觉；到20世纪末，数字影像已经深入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几乎无人能避开数字化影像的存在。数字模拟技术广泛应用于航天等科技领域和体能训练等日常生活。“一幅合成的影像胜过千[16]万语言”。不研究20世纪以来影像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就很难正确判断这一时代的影像蕴含的历史真实。三 影像史学研究的结论评价（一）影像史料来源应注重多向性

和传统史料学的“史料互证”相比，影像表达历史需要建构“立体史料”，否则不足以表达历史真实。为此，影像史料的选择应该是多维度的。

影像史料的多向性常表现在历史事件和现实存在的结合点上。有科学性的存在，也有人文性的形式。具体来说，与历史问题相关的影像，有大全景、小全景；有人物群像、个体特写；有现实生活、情境复原；有历史遗迹、考古发现；有传统影像如画作，也有数字技术模拟的远古场面；有当事人的口述，也有相关专家的解读；有现实的情境，也有历史的模拟。历史影像表达就是充分利用上述多维的史料，通过不断更新的影像应用软件把具有历史意义的画面按照镜头语言的语法组合剪辑，最终形成表达历史思想的影像语言结构。（二）影像史料的采集、编辑和形成影像表达有确切的主观判断

对历史影像的解读受各种因素的制约，经常呈现出主观性特征。《庄严圣母像》本来是挂在教堂的主祭台，看的方式不同，看到的圣[17]母也就不同。

历史本身充满情感色彩。撰写别人的历史和撰写自己的历史在情感感受上不会相同。历史情感跟历史理性结合产生的历史影像表达也同样包含丰富的感性成分。一般来说，影像表达历史有两种基本思路。1.按照时间的顺序“顺流而下”“顺流而下”即按照历史沉淀的顺序梳理历史。它是一种时间概念上的梳理，可以理解为按史书记载的逻辑，或者称为“历史的逻辑”的方向。书写史学常常采用这样的方式。其特点是，思路清晰、明确，更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将不同时空的历史元素通过意义相通的历史符号，按照时间线索集中在同一时间点上，体现影像的跨时空功能。这种思路下的历史影像表达相对更为客观，减少了主创者主观解释历史的野心。2.依据从今溯古的顺序“逆流而上”“逆流而上”即从“当下”出发对历史倒叙。这种做法能更多地激发对已有历史记载的质疑和思考。正史史书也是经过主观删减、整理修订的结果，对历史记忆“各取所需”的结果是文字历史和历史真相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在使用影像材料时，首先应全方位质疑材料的来源，经过考证之后再选择使用编辑合成的方式。这种思路用在历史影像的创意中往往带给受众或读者更丰富的历史审美体验，影像表达也更能引人深思。历史学研究不能盖棺定论。（三）历史思想的影像表达呈现影像语言的综合性

完整的历史影像是影像表达和文字表达的有机结合，具有典型的时间和空间结合的综合性特征。

纪实性影像语言是历史影像表达的基础。根据纪实性语言在历史表达中的运用处理，可以分为叙述语言和表意语言，表意语言如前所述，是符号化了的历史影像。叙述历史语言擅长营造一种在场的真实感，是历史题材类纪录片常用手法，此类影像语言在叙述历史事件中具有更便捷、直观的优势。

影像表达注重结合细节影像，影像语言中的特写往往具有文献记录无法达到的作用。影像叙述历史就是把历史影像化。

影像语言通过视觉信息的载体——图像，以及听觉的载体——声音，同受众交流，或讲述故事，或抒发情感，或表达观念，功能全面。从受众的角度，这种表现力来自对历史影像包含的历史问题的思考，也包含对其中的音乐、对话、解说、特效、历史情节、视听审美综合感受获得的历史情感体验。[18]

电影《勇敢的心》塑造了一位为思想自由和苏格兰独立而不惜赴死的主人公形象“英雄华莱士”。或许真实历史中并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人物形象，但一定存在“华莱士”一样的人物或事件。“华莱士”仅仅是时代的一个影像，一个抽象出来的历史符号。甚至整部电影就是一次典型的将历史抽象的过程，从一段浓缩的历史中抽象出一个影像，这个过程充满着感性色彩和主观创意，充满着对历史的个人解释。从影像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解释是在对历史的理性思考和史实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实现的。小结

对史料的发掘和利用是历史学研究的永恒课题，这个过程既是历史学自身的使命，也是相邻学科的关切。数字化影像技术的深入发展为历史学研究打开了发掘、利用影像史料的宝藏之门。传统史学的研究成果不仅为影像史料的整理和创作提供了学术思想，也为影像史学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奠定了深厚基础。传统史学学术的严谨考证、现代影像技术的科学实证、当代历史影像表达的艺术化特征相结合为历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历史学的表达需要以影像史料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科学范式，这也是影像史学研究的方向。

[1] 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重点项目“数字化历史影像实验教学的理论和实践”（项目号：012WZD10）的阶段性成果。

[2] 又称“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见http：//baike.baidu.com/view/245002.htm？fr=aladdin。

[3]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被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1090.htm？fr=aladdin。

[4] Hayden White，“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3，No.5，pp.1193-1198.

[5] 史蒂芬·梅尔维尔、比尔·里汀斯编著《视觉与文本》，郁火星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总序。

[6] 史蒂芬·梅尔维尔、比尔·里汀斯编著《视觉与文本》，郁火星译，总序。

[7] 参见拙文《从影像史料到影像史学》，杨共乐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3页。

[8]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吴昌杰译，商务印书馆，2011，第76页。

[9] 按：同一历史题材的《埃及艳后》有多个电影版本，下文会涉及。

[10]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英豪列传》第8卷，席代岳译，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第89页。

[11] 转引自上林《电影狙击历史》，新星出版社，2012，第15页。

[12] 本文采用国际通用的电影景别概念，泛指摄影机和拍摄对象之间的距离不同导致的图像差别。一般分为特写或大特写、近景、中景、全景、远景等。参见丹尼艾尔·阿里洪《电影语言的语法》，陈国铎、黎锡等译，周传基审校，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第13页。

[13] 克罗齐：《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97页。

[14] 钟大年、雷建军：《纪录片：影像意义系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23页。

[15] 屠明非：《电影技术艺术互动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第40页。

[16] 洛朗·朱利耶：《合成的影像——从技术到美学》，郭昌京译，巫明明校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第33页。

[17] 达尼埃尔·阿拉斯：《绘画史事》，孙凯译，董强审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69页。

[18] 作者按：电影《勇敢的心》以13～14世纪英格兰的宫廷政治为背景，以战争为核心，讲述了苏格兰起义领袖威廉·华莱士与英格兰统治者不屈不挠斗争的故事。[1]

历史学对修辞学的偏见

摘要：西方历史学在自我认知过程中，通常对修辞学加以排斥。史学家从古代的修昔底德、波吕北奥斯、琉善，列现代的兰克均强调历史学的非修辞学性。然而，后现代历史哲学对传统史学的解构，迫使历史学者正视修辞学的价值。

关键词：修辞学 历史学 琉善

20世纪末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史学作品当中的修辞学因素。比勒费尔德（Bielefeld）大学的学者约昂·吕森（Jörn Rüsen）在其论文《历史学的修辞与美学：利奥波德·冯·兰克》中说：“最近史学理论倾向于强调历史编纂学当中的诗歌性和修辞性特点——也正是那些在大多数专业史家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理解过程中通[2]常被忽略的特点。”安东尼·伊斯特霍普（Antony Easthope）的文章[3]《渲染文字意图：历史写作与修辞学》，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历史研究到底在什么程度和角度上是对修辞学的运用，在什么程度和角度上是对独立于“叙述”的事实的描述。安·瑞格尼（Ann Rigney）的[4]《历史学表述中的修辞学》一书则通过修辞学分析，对三部叙述法国大革命历史的史学作品进行研究，探究了史学写作如何建构现实，挑战现实，并且受到现实的约束，指出语言和客观现实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历史学表述中的修辞不会创造一个新世界；史家可以自由选择[5]叙述的方式，却决不能任意创造世界。罗纳德·卡彭特（Ronald [6]Carpenter）在《作为修辞学的历史：风格、叙述和说服》这本书中，利用科学的史学和传统的文学分析方法，论证了史学的修辞学性，主[7]张“历史学”能够利用修辞学的资源，塑造公众对世界的认识。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越发关注修辞对于史学作品的意义。福建师范大[8]学刘亚猛教授在其著作《西方修辞学史》绪论中，总结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对“历史修辞”的态度。复旦大学周兵教授的论文[9]《西方古典修辞学与史学——以修昔底德为例》，通过分析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考察了古典修辞学对史学的影响。此外，还有学者翻译引进了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例如，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保罗·里科尔的探讨史学与修辞学关系的文章《历史学和修辞学》[10]就被译成了中文。2005年复旦大学第二届修辞学沙龙，专门以修辞学与史学的关系为核心论题，探讨了历史学应当如何接受修辞，修辞学又该如何回应历史学，并在学科对话中谋求发展的问题。

这些成果都反映了修辞学对历史学的重要意义。它是史学作品表述的工具，承载着史家求真之理想，同时又威胁着史作的客观性。然而，如此关键的因素，又为何如约昂·吕森所言，“在大多数专业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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