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
出版社：理想国|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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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故事9：伏尔泰时代试读：
致读者
宗教与科学、哲学之间普遍而持续的冲突，构成18世纪一幕生动的历史剧，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秘世俗主义也由此滥觞。读者如嫌本卷篇幅冗长，只怪作者对这一内涵丰富、构成繁杂、体量庞大的主题太过入迷。由神学产生的天谴以及维系西方文明基础有15世纪之久的各种后天的道德规范，何以竟使大部分欧美知识阶层失去信仰呢？在道德、文学和政治上发生此种无声无息的根本的转变，会有什么结果？
每一卷处理的范围随着迄今犹有影响力和趣味性的过去的事和人的增多而增加。这一点再加上论题繁多——要讨论1715年至1756年西欧文明每一方面——也许可以为本卷的冗长找到一些辩解。所以，这一卷《伏尔泰时代》便突破了其原有的范围，连计划于第10卷《卢梭与大革命》中1789年的事也论及了。这包括因“七年战争”而造成的欧洲版图的改变；1756年至1774年路易十五晚年的局面；英国约翰逊和雷诺兹的时代；工业革命的发展；自莱辛至歌德的德国文学、自赫尔德至康德的德国哲学、自格鲁克至莫扎特的德国音乐的盛世；路易十六时代法国封建制度的瓦解及那些边缘国家——瑞典、丹麦、波兰、俄国、土耳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的历史。对这些国家，一方面为了节省篇幅，另一方面除了教皇权问题以外，这些国家也未直接介入到理性和信仰的大辩论中，所以未在本卷中多做讨论。最后一卷将讨论卢梭反抗理性主义引起那场混乱大论战的后期情形及康德以基督教伦理观挽救基督教神学所做的卓越努力。所以，伏尔泰时代的景观将在《文明的故事》第10卷中才完成。本卷的结语则为宗教做一评述；而第10卷《卢梭与大革命》的结语，将综览全部10卷而面对一个终极问题：什么是历史的教训？
我们希望借历史和传记的结合以反映真实情况。这种尝试自会招致批评，但是，它实现了“整合历史”的目标。不管何者为因、何者为果，事和人自古迄今一直是相偕并进的；历史叙述事件，但要透过个人来叙述。本卷不是伏尔泰的传记，它只是用他多彩多姿的一生，作为国家间和世代间联系的经纬，并把他作为自路易十四死后至巴士底狱崩溃之间这一段时期最重要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在那个动乱世纪的人物中，还有谁能比伏尔泰更活在我们记忆中，常常提到而且对今天还有影响呢？“伏尔泰，”乔治·勃兰兑斯说，“是一个世纪的缩影。”“18世纪的真正国王，”维克多·库辛说，“是伏尔泰。”让我们追随那长明的火炬去洞察他的世纪吧！威尔·杜兰特与阿里尔·杜兰特1963年5月
谢词
本稿幸蒙日内瓦伏尔泰博物馆暨研究所主任西奥图·贝斯特曼博士校订；我们谢谢他的耐心及向我们开放有关伏尔泰言论的大量收藏品。他在我们的文稿中发现了一处严重的错误。无疑还有一些错误存在，我们欢迎所有善意的指正。
我们感谢莎拉和哈瑞·考夫曼在资料分类上提供的帮助，及我们的外孙詹姆斯·伊斯顿就科学史一章所做的修订。我们的女儿埃塞尔不仅打印手稿，也提出了不少改正意见。我们又一次因维拉·薛奈德夫人就内文、脚注和索引所做的学术和专业性的编辑而获益。第一部伏尔泰与英国凡尔赛宫中的皇家礼拜堂。凡尔赛宫是法国宫廷的中心，是欧洲专制政体最重要的舞台之一。第一章 法国：摄政时期（1715—1723）伏尔泰的年轻时代（1694—1715）
一开始，他还不是伏尔泰。在1718年从巴士底狱获释以前，他是弗朗索瓦·马里耶·阿鲁埃（François Marie Arouet）。他于1694年11月21日生于巴黎，而于1778年作为这座城市的精英去世。据说，他的父亲是一名富裕的律师，与诗人布瓦洛（Boileau）和名妓尼侬（Ninon）熟识，他们的遗嘱都是他的父亲起草或执笔的。此外，在他父亲熟识的圈子中，还有戏剧家皮埃尔·高乃依，伏尔泰描述此人是他遇到过的“最令人生厌的人”。他的母亲玛丽·玛格丽特·多马尔具有贵族血统，是最高法院官员的女儿、皇家卫队长的姐姐。通过这些亲戚，她得以进入路易十四的宫廷。她的活泼和充满活力的才智，使她的家变成一个较小的沙龙。伏尔泰认为，她拥有其家族所有的智慧；他的父亲则具备相当高明的理财才能；而他这个儿子，将这种暗藏于本性当中的商人气质，作为遗产一并继承下来。母亲在40岁，即他7岁时，就死了。在她的5个孩子当中，阿尔芒（Armand）是长子，他狂热追随詹森派。弗朗索瓦·马里耶是最小的孩子，不满一岁体弱多病，没有人相信他能活下来。事实上，他一直活到生命的第84个年头。
这个家庭的朋友中有几位神父。其实，神父这一头衔（father），是给予任何世俗神职人员的，而不论是否正式任命过。相反，许多一直穿着教士服装的神父，却是凡夫俗子和社会中的显贵；有些人特别谙熟下流圈子，简直熟门熟路；有些人名义上虽丝毫无愧于他们的头衔，却私底下干着龌龊的勾当，只是不为人知罢了。德·沙托纳夫神父是尼侬的最后一位情人、伏尔泰的第一位老师。他是一个博学广识、视野开阔的人，把尼侬的异教信仰和蒙田的怀疑论传授给了他的学生。据一个古老但未能证实的故事说，他把史诗《穆瓦萨德》（La Moisade）介绍给这个男孩，当时该作品以手抄本的形式秘密流传着。它的主题是，宗教除了使人相信一位上帝外，便是统治者用来维持秩序并保持敬畏的一种诡计。
神父老师带他去拜访尼侬时，伏尔泰的教育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位名妓当时（1704年）已经84岁。弗朗索瓦发现她“干瘪得像一具木乃伊”，但妇女特有的亲切仁慈一点都不曾减少。他后来回忆说：“她把我写入她的遗嘱，这让她很高兴。她留给我2000法郎作为买书之用。”不久，她便去世了。
为了均衡饮食，10岁时，作为一名住读生，他被送进巴黎左岸（Left Bank）的路易大帝耶稣会学院。那里被誉为巴黎最好的学校。在该校2000名学生中，大部分是一些能够负担教育费用的贵族子弟。在那里的7年中，伏尔泰结交了许多贵族朋友，而且终生都与他们保持轻松惬意的关系。而在古典文学，特别是戏剧方面，他接受了很好的训练。他在那里上演的戏剧中扮演角色，并在12岁时写下自己的第一个剧本。他功课很好，获奖无数，使他的老师们又惊又喜。他不相信有地狱，而称天堂为“世界的大寝室”。他的一位老师悲伤地预言，这位青年才俊将成为法国自然神论——除了信仰上帝外，几乎摒弃全部神学的思想理论——的旗手。他们以一贯的耐心来容忍他，而他也对这些把他的智慧训练得明晰和有条理的耶稣会士，保持一种热烈的尊敬和感激，这超越了他所有的离经叛道。52岁时，他这样写道：
我有7年之久接受这样一些人的教育，他们不计酬劳，诲人不倦，为的是塑造年轻人的心智和品行……他们启发、激励我领略文学的滋味，培养了即便在我生命行将结束之际，仍足以引为慰藉的情操。没有什么能从我心中抹去对波雷神父的记忆，他对门下所有弟子一视同仁地珍爱。还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能使学习和德行变成如此令人愉快的事！……我是如此幸运，由不止一位具有波雷神父品质的耶稣会士养育成人。与耶稣会士相处的7年，我发现了什么？勤勉、朴素而有条理的生活。他们将全部时间一分为二：照料我们和培养我们的情操。我请几千名像我一样曾接受他们教育的人作证，没有人会与我所说的不同。
毕业后，弗朗索瓦打算以文学作为职业，但他的父亲警告他说，以写作为业只会陷入贫困的泥潭，坚决要求他学法律。用弗朗索瓦自己的话说，整整3年，他“学习狄奥多西和查士丁尼的法律，了解巴黎的情况”。他憎恨“无用的事物之v多，他们就希望把这些装进我的大脑。我的座右铭是，把握重点”。他没有埋头于法典和判例，却加入在教堂中结识的一些持怀疑论的伊壁鸠鲁的信徒——圣殿骑士（Knights Templar）在巴黎一座古老修道院的遗存。他们的领袖是菲利普·旺多姆公爵。旺多姆拥有庞大的教会收入，却鲜有宗教信仰。他的同党是修道院院长塞尔维安、德·比西、德·肖利厄、侯爵德·法尔、王子德·孔蒂，及其他坐享横财、过着放荡生活的贵族。修道院院长德·肖利厄宣称，美酒和女人是英明而仁慈的造物主赐予男人的最令人愉快的恩惠。伏尔泰轻而易举地让自己适应了这一摄生之道，他外出不归，与这些寻欢作乐者厮混，直到神所不容的晚上10点，使父亲大为震惊。
大概是应他父亲的请求，伏尔泰被任命为法国驻海牙大使的随员（1713年）。世人皆知这位易激动的青年如何爱上迪努瓦耶，如何用诗歌追求她，并以永恒的崇拜作为许诺。“没有谁的爱能比得上我的，”他向她写道，“也没有人比你更值得爱。”大使通知老阿鲁埃，说弗朗索瓦于外交并无助益。于是父亲召唤他回家，剥夺了他的继承权，并威胁说要把他装上船，扔到西印度群岛。此时，弗朗索瓦从巴黎写了一封信给“彭班德”，说如果她不来到他的身边，他就自杀。由于她大他2岁及性别的关系，她比他理智些，回信劝他最好与父亲融洽相处，做个好律师。他的父亲答应，假使他进律师事务所，并与律师们住在一起，便原谅他。他终于同意了，“彭班德”最终与一位伯爵结婚。那显然是伏尔泰青年时期最后的富于激情的罗曼史。他像任何诗人一样容易兴奋，神经高度过敏，只是性欲不强。他想要名垂青史，却以为心灵上的结合远比肉体的吸引重要。他的活力从笔尖涌溢如泉。25岁时，他便已写信给米默尔侯爵：“友谊比爱情珍贵千倍，看起来，我完全不适合谈情说爱。我觉得爱情有点荒谬……我已决心永远与之断绝关系。”
1715年9月1日，路易十四去世，使新教的欧洲和崇尚天主教的法国大为释怀。那是一个王朝和时代的结束：一个延续72年的王朝，一个大世纪的时代——始于军事辉煌胜利、文学杰作灿烂、巴洛克式艺术光辉夺目，而终于艺术和文学式微、人民贫穷疲惫、法国受挫屈辱。每个人怀着希望与疑虑，转向一个即将继承这位辉煌绚烂而不受哀悼的国王的政府。摄政之争（1715）
新王路易十五是路易十四的曾孙，那时年仅5岁。他自幼失去祖父、父母、兄弟、姐妹，最后是曾祖父。在这种情形下，谁将替他摄政？
两位皇太子均比太阳王（即路易十四）早死：儿子路易死于1711年，孙子勃艮第公爵也于1712年去世。另一位孙子已被承认为西班牙菲利普五世，条件是放弃法国王位的一切继承权。老国王的两位私生子尚在人世，他已经立他们为嫡生子，并留下遗训，在缺乏皇族血统的太子时，他们可以继承王位。其中年长的路易·奥古斯都，即梅因公爵，时年45岁，和蔼可亲，但身体孱弱，他因为畸形足而更加害羞和怯懦。如果不是他野心勃勃的妻子激励他攫取摄政权，他本可满足地安享在索镇（Sceaux，在巴黎城外）的90万利维尔的财产。梅因公爵夫人从未忘怀自己是大孔德的孙女，她在索镇维持几乎像王室的宫廷，在该地资助艺术家和诗人（包括伏尔泰），并聚集了诙谐而忠实的随员在她身旁，作为登上君权的先驱和跳板。她薄具姿色，体态和打扮堪称无瑕，娇小纤细得被误认为少女。她机智、聪慧，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口才敏捷，充满永不枯竭的生命活力。她深信在她的帮助下，她的丈夫将轻易地抓住摄政权。她已完全战胜即将去世的国王周遭的势力，而从国王那里赢得了遗嘱（1715年8月12日），让梅因公爵掌握了小路易的抚养、教育及御林军的控制权并在摄政议会中有一张席位，但遗嘱附录指定议会的主席为菲利普二世奥尔良公爵。
菲利普是老国王的哥哥菲利普一世第二任妻子——粗鲁而现实的夏洛特·伊丽莎白，即巴拉丁公主所生。这位青年的教育已交托给一位神父——圣西蒙的《回忆录》（Memoirs）和杜卡洛的《摄政秘忆录》（Secret Memoirs of the Regency）均形容这位神父为罪恶渊薮。纪尧姆·迪布瓦是一位乡下药剂师的儿子，他努力求学，以作家庭教师维生，结婚后，得到妻子的同意，离开她到巴黎的圣米歇尔学院深造。他在那里刻苦打工缴付学费。毕业后，他担任圣洛朗菲利普一世的家务总管的助手。他负责僧职及其他职位，显然把妻子忘了。圣洛朗逝世后，迪布瓦成了这位未来摄政者的家庭教师。罕做公平论断的杜卡洛说：“这位神父觉得，如果不使学生堕落，则他很快就会被轻视。因此，他不惜一切努力达成这一目标，但很不幸，他太过成功了。”圣西蒙嫉妒名门贤才，他自得其乐地描述迪布瓦说：
他矮小、憔悴、瘦得像干扁的鲱鱼般令人怜恤，头戴浅黄色假发，脸上稍微露出智慧的光彩。他是一个十足的无赖汉，罪恶的念头不停地在他脑海里翻腾着，使他心中无时无刻不在骚动。贪婪、放荡、野心勃勃是他的信条；不义、谄媚、阿谀奉承是他的行为方法；完全不信神是他的宗教观；而在他的意念中，有一项更重要的原则，即认为正直、诚实是人们用来装饰自己的一种妄想，事实上并不存在……他聪明、有学问、懂世故、渴望取悦、幸进，但都被从他身上每一孔隙散发出来的虚伪气息破坏……他邪恶……叛逆、忘恩负义，精于最恶劣的罪行，被发现时，又表现得非常无耻。他觊觎一切，嫉妒一切，并想拥有一切。
圣西蒙与菲利普家族来往亲密，他的批评当然不会被轻率地反驳。况且这位神父是优秀的学者、能干的助手、机智而卓越的外交家，菲利普二世深知其为人，直到最后都很信任他。
这位学生或许是受祖先熏习的缘故，很快吸收了他们的教导，并在心智与罪恶上更胜他们一筹。他强固的记忆力、聪明的智慧、敏锐的机智及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与鉴赏力使老师大为欢愉。迪布瓦请丰特内尔（Fontenelle）为这位青年打稳科学基础、龙伯格引导他学习化学。后来，菲利普二世像英王查理二世和在锡雷（Cirey）的伏尔泰一样，拥有私人实验室。他弹七弦琴，为书绘制插画，对艺术品的收集有很强的鉴赏力，只是在这些方面挖掘不深。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他的娱乐随时而异。他完全没有宗教信仰，即使在公众场合，他也表现出“诽谤、不敬上帝”。他在这方面和性放纵方面，给他的国家和那个世纪一种象征与推动力。
与一般人一样，他具有多重性格。若情形需要或兴致勃发，他能够轻易而狡猾地说谎；他搜刮贫民的财产，而把成千上万的法郎花费在个人的嗜好与追求上；但他也慷慨、仁慈、和蔼而容忍，“本性善良、人道而富有同情心”（圣西蒙说），而且对待朋友比对待情妇更忠实。他常常灌醉自己，以此作为晚上上床睡觉前的仪式。他的母亲谴责他时，他回答说：“自早上6点钟至晚上，冗长而令人疲惫的工作折磨着我，如果工作后不去寻欢作乐，我会受不了而最后抑郁而终的。”
他初恋的受挫也许是他为自己的荒淫无度寻找的一个借口。他倾慕母系为贵族、出身高尚的塞里小姐。他写诗追求她，歌颂她，每天求见她两次，并向她求婚。路易十四为此皱眉，极力推荐自己的私生女布卢瓦女公爵给他。菲利普二世表面服从（1692年），但仍对塞里小姐百般殷勤，终于让她生下一子。愤怒的路易十四把塞里逐出巴黎。菲利普给了她不少金钱，并开始试着对妻子忠实，但不久便告失败。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即未来的贝里公爵夫人，这造成了后来他最真诚的爱和最凄惨的悲剧。
他父亲的逝世（1701年）带给菲利普二世公爵头衔和家产，他除了于平时享受人生、于战时须冒点险而外，别无义务。他在对抗第一次大同盟的战役（1692—1697年）中，表现英勇，但也受到几处重伤。不久，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争夺战（1702—1713年）中出生入死，获得更高的荣誉。战后余生，他举行一次糕点宴会慰劳自己。除了不敬神外，他在一切罪恶中尚保持举止的迷人和谈吐的文雅与礼貌，而令人忆起太阳王富有朝气的年轻时代。
只有在全部王位直接继承人去世后或受条约限制不能登基时，菲利普才能争取摄政权。此时，谣言纷起，说他不惜毒害具有血统的各个王子，以清除掌握王权之路，但路易十四及其后代均对这些诽谤不予置信。一些团体开始转变态度，认为他不比梅因公爵夫妇差劲。因为他主张信仰自由，那些受压迫而低头转向天主教的法国新教徒，那些受苦于教皇训谕及皇家宗教迫害的詹森派教徒、那些乐见以一自由思想者统治法国的自由人士、那些厌倦于已故国王苛政的巴黎人民和提供他经济援助而受婉谢的英王乔治一世，都为他争夺摄政祈祷。最重要的是，那些“将领贵族”——被黎塞留和路易十四削夺权利而成为朝廷寄生虫的有爵位的家族都希望借菲利普二世的力量，替受私生子统治及商人把政的王室复仇。圣西蒙身为高阶贵族，他催促菲利普二世放弃安逸放荡的生活，为争取摄政权而战。
但菲利普二世爱好玩乐甚于权力，他可能宁愿清闲享乐。现在受了朋友的激励，他驱策自己奋力不懈地展开行动。当着梅因公爵的面，他收买了皇家禁卫军，以求得他们的拥护；并以官职相许，赢得政治与军事首要人物的支持，并使议会认为他们有希望恢复以前的特权。1715年9月2日——正是路易十四去世的翌日——菲利普二世召集巴黎议会、贵族领导者及国内主要官员到法院。梅因公爵也参加，希望接受摄政权，但勇敢、聪明而雄辩的奥尔良公爵击败了他。菲利普二世宣告：“除了解除人民痛苦、重新建立财政的秩序、维持国内外和平、恢复教会的统一和安宁外，我将永无其他目的。我将接受庄严的议会明智代表们的协助，在此我预先请求他们的应允。”这就是说，他将老国王反对、忽视的“抗议权”（反对王室敕令）归还议会。这个巧妙的动议大为收效，议会几乎全体一致地拥护菲利普二世摄政，并给予他完全控制议会的权力。梅因公爵抗议这违反先王遗嘱，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本人不能再负这位孩童国王的抚养之责，要求解除这项责任。菲利普二世和议会信以为真，狂怒而无助的梅因只好退休到索镇，受着妻子喋喋不休的指责。从那时起，42岁的菲利普二世开始了为期8年的摄政生涯。先盛后衰（1716—1720）
菲利普二世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国家的经济秩序与稳定。他继承了一个破产的政府，负债24亿利维尔，还有浮动债款5.9亿利维尔——流行于国内的王室特定票据，现在面值几乎不到原来的1/3。政府1715年的净收入为6900万利维尔，而花费则为1.47亿。1716年的大部分收入均已预先支出。
圣西蒙建议断然宣告破产，但遭诺瓦耶公爵反对。摄政当局采取节省与改革并行的折中办法，把军队减至2.5万人；退役军人免纳税6年；有8个孩子者永久免税。封建领主的租税、盐税、人口税及其他赋税均已降低；滥用积蓄皆受指责，有些甚至被矫正。很多政府冗员被解雇——仅巴黎就有2400人。当时还成立了正义法庭（1716年3月），那些资本家、商人及其他人士，均以曾经骗取政府财物的罪名，受召出庭。熟谙军事措施的诺瓦耶，开始了令人恐怖的行动：凡揭发别人没履行契约的人，被应允受宽大处理；告密者因而收回被查扣款额的1/5；凡干涉揭发者，均处以死刑；财产公告不实者，须没收财产，并放逐海外。犯罪者有些被绞死；有些加上枷刑，在欢呼的民众面前游行。少数无以自表清白的金融家，终于自杀。方法虽好，效果却差。大部分罪犯贿赂法官、摄政者的亲信或情妇，以免除审问和罪行。官方的腐败甚至到了不是罪犯行贿而是朝臣索贿的程度。一位资本家被罚款120万利维尔，一位朝臣应允以30万利维尔为他脱罪。“亲爱的大人，”这位资本家说，“你来迟了一步。我刚刚和尊夫人达成协议，费用只是你所提的一半。”解散正义法庭的敕令公布下来（1717年3月），以罕见的坦诚说道：“各种犯罪遍布使各阶级几乎都受传染，因此，政府很难对如此多的罪犯施以公正的惩处而又不致危害到商业、社会秩序和国家。”待审讯结束时，政府净利约为7000万利维尔。
不满于这些结果，摄政转向于提供新财政制度的一位著名的苏格兰人。约翰·洛（John Law）生于1671年，是爱丁堡某位银行家的儿子，他在伦敦学习金融，亲眼目睹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开幕。在一次因爱情纠纷的决斗中，他一时失手杀死了对手，因而顶着死刑的罪名，逃到欧洲大陆。他英俊、和蔼，有数学天赋；在外币汇兑方面的投机颇为成功，而且他对纸牌组合的计算与记忆能力，帮助他在各地牟取利益。他观察了阿姆斯特丹、汉堡、威尼斯、热那亚银行的运营。在阿姆斯特丹，他尤其感到信贷制度的魔力，即银行发行抵得几倍国库金价的纸币，同时以10基尔德担保，结果刺激、促进并繁殖了工商活动。他看出不必麻烦地携带或以金银交易，而仅仅转移银行票据，即可进行买卖。他不相信在法国竟然无法建立这种国家银行和信贷制度。他预想出后来被称为他的“制度”的这一学说。
他的主要构想是以国家赊账，发行纸币，以使物资两倍于国家现存的金、银与土地的总值，同时降低利息，以鼓励企业家向银行借钱，图谋工商企业与方法的革新。这样，金钱创造事业，而事业则增加雇员与产品，国家税收和贮藏将逐渐丰富，同时也可发行更多的钱币，如此，利润便可获得扩展。如果人民能够被优厚的利息吸引，将他们的积蓄储存于国家银行，而不私藏珍贵金属，则人民的积蓄增加了储金，更多的纸币就能发行，散漫的金钱，将集中在一起而发生作用，国家的繁荣即可促进。
1708年，约翰·洛向法国政府提供他的意见，但路易十四不予采用。菲利普二世摄政时，约翰·洛再提出他的学说以解救法国破产的财政。他问道：在欧洲各主要国家中，为何单独法国、西班牙与葡萄牙仍未成立国家银行；土地如此富饶、人民如此聪颖的法国，为何仍然平躺在经济的停滞状态之中。于是菲利普二世的态度有所松动，允许他建立普通银行；作为私人冒险。银行接受存款，支付利息，提供贷款，发行10、100、1000法郎不等的银行票据，其稳定的价值，因有固定重量的银子作为基础，因此很快成为人所乐用的买卖媒介。这些票据首次构成正规的纸币，约翰·洛的银行及遍布各地的支行，建立了法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信贷制度。1717年4月，银行票据被认可代替缴税。
同年9月，约翰·洛把他的主张带到更为冒险的阶段。他要求摄政当局把特权赋予新成立的欧洲公司，以开发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然后归法国管辖。他以每股500法郎的价格把欧洲公司的20万股卖给人民，那是很高的价格，但其中3/4的款额可由政府票据以其面值支给，3倍于其实在价值。很高兴有此机会将跌落的纸币转换成可分红的企业股份，人民很快便买光了所有的股份。越来越如意的约翰·洛指导他的银行买下皇家烟草专利权及所有进行对外贸易的法国公司；将它们与欧洲公司联合起来成为印度公司，其目的在于垄断全部对外贸易。
1718年12月4日，约翰·洛重组他的银行为皇家银行（Banque Royale）；它的票据被承认为合法的偿债钱币，几乎完全控制了国家财政。他在印度公司以每股550法郎发行新股票，一时被抢购一空。期待高价报酬提高了人们对股份价值的估计；在一片投机潮中，人们纷纷以不断上升的价格来买卖股票，直到喊出5000法郎，9倍或10倍于其面值为止。蒙塔古女士1718年路经巴黎，对法国经济命脉竟受制于一位英国人的现象，报以微笑。约翰·洛的想象超过了他的判断。这个新的皇家银行不仅管理制币厂与所有税收，并以政府规定的5000法郎的股价交换印度公司的股份，转而接管国家债务。这样一来，被动资金就会在他各个企业中用活。他又将2400股献给摄政者作为礼物，而危害到银行偿债的能力。
虽然这般轻率地冒险，人们对他的信任毫不受损，人们对公司的热忱愈来愈高，股份买主喊着愈来愈高的价格。骗徒在市场中兜售假股证件，使行情更为狂热。银行所在的那条狭窄、肮脏的柯堪坡街，两年来变成了巴黎的华尔街。各阶层的买者、卖者，公爵夫人、娼妓、巴黎人、乡下人、外国人，群集于此，而且骚乱每天上升。有些人在拥挤中被践踏致死，有些人则被贵族的马车辗倒。马雷夏尔·维拉尔（Maréchal de Villars）乘车路过，曾驻足演说，训斥群众贪婪的狂热。小街中陋屋每月的租金，比过去20年来的总收入还多。居民抱怨嘈杂声难以忍受。买者还是竞相喊价；股份价格几乎每天，有时甚至每小时都在上涨；1719年底，有些股份已售到每股1.2万法郎；当时未出售股份的市场价格80倍于法国公认的金银总价。因为每股只需支付面值的1/10，因此周转率高，一天就可致富。一位银行家赚了1亿法郎，一位旅馆侍者赚了3000万法郎。人们首次听到“百万富翁”这个称呼。
约翰·洛一时成了风云人物。1720年，他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华丽的贵族、女士，翩临其接待室，纷纷请教他对金银财宝的高见或寻求他的支持。“我曾经亲眼，”伏尔泰回忆说，“看见他通过巴黎皇宫的走廊，后面跟着公爵、贵族、法国高级将领、教会主教。”一位公爵夫人谦逊地吻他的手。
他并未因其主张的辉煌胜利或权力的伸张而骄纵恣肆，事实上他还震惊于人们的贪婪对公司股份所喊出的高价。他也没有借此机会中饱私囊。反对这一制度的圣西蒙宣称：
他的为人既不贪婪，也不欺诈。他是一位慷慨、善良、可敬的人物。太多的债权和财富并没有宠坏他，他的举止、马车、桌子、家具，任何人见了都不会愤慨。他一心一意，坚忍不拔地忍受事业带来的烦恼；直到最后……他变得急躁而常发脾气。
有些望族不满他是外国人和新教徒，而且发现，他虽然和其英国太太恩爱相处，他们的结合却属非法。为了减少这些敌意，约翰·洛成为法国公民和罗马天主教徒。
他运用权力去刺激法国的繁荣。他减低赋税，并结束私人代理笨拙而腐败的税敛。他对群众表现出一般财政家少有的怜恤心。为了农夫的耕种，他禁止教会或财团占有大片土地；他甚至在刚刚上任总长时就强迫教会售出自1600年以来所占有的全部财产——那几乎是法国财富的一半。他先于杜尔哥（Turgot）废除了法国境内食物和货物的运输税。他有组织地筑路、修路、造桥、开发运河，同时从国外招进技工专家以建立新工业；降低贷款税率以鼓励工业的扩张；在他上任两年内（1719—1720年），法国企业增加了60%。他重振并扩张商业舰队，使商业延伸到亚洲、非洲和美洲；从事外贸的法国船只，1719年3月为16艘，1720年6月则达300艘。在约翰·洛的领导下，法国对外贸易再度达到柯尔伯（Colbert）任职时曾达到的最高峰。他说服法国贵族支援路易斯安那咖啡和烟草的生产，他自己则支援阿肯色河（Arkansas River）流域的开发。1718年，新奥尔良城正式建立，取摄政者家族之名以为纪念。
尽管约翰·洛和菲利普二世多方面地努力，但在美洲的事业并不蓬勃。密西西比河河谷的大部分地带，仍是尚未征服的荒野。政府尽一切力量招揽法国移民在此区域定居。约翰·洛提供每一户移民家庭迁徙资金及450亩土地。人们发现移民不比投机诱人后，罪犯、流氓、娼妓被驱逐到路易斯安那，而青年男女则像普莱沃（Prévost）小说中的曼侬·莱斯戈被诡计或武力强迫冒险。这些牺牲品由于伙食恶劣，许多死于途中。1720年5月的诸项敕令，方才禁止这种野蛮的强迫行为。殖民地本身，由于设备不良、管理不善，加上叛逆者阻碍了经济发展，使密西西比公司的利润远比投机者所预测的少。虽然约翰·洛自己也曾陶醉于这个梦想，但从殖民地土壤发掘金矿或珍贵矿物的希望，终属虚幻。
这些困境必已传回法国。最聪明的投机者判断出公司的股价已达高峰，认为现在该是出售的时候了，他们迅速售出而获得暴利；其他同样贪婪、但消息较不灵通或判断较不正确的数以千计投资者，则因脱手较慢而破产。到1719年12月，卖潮压过了买潮，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波旁公爵抛售了2000万法郎的股份；孔蒂王子售得1400万；后者招来三大马车以载运用银行票据与公司股权换来的黄金，约翰·洛并不敢加以拒绝。一位普鲁士投机者卖出他所有的股权，而带着相当于3000万法郎的金条离去。其他的人则兑换股份以购买土地、房屋、珠宝和其他以人类需要或虚荣为稳定基础的有价物品。曾经遭受正义法庭惩罚过的金融家，以兑现票据并将金条运出法国，作为报复。约翰·洛努力阻止金条外流，请求摄政者下令禁止人民私藏、交易或输出珍贵金属，并要求交出所有超过皇家银行500法郎以上的金银。银行官员受权进入住宅搜索私藏的珍贵金属。“许多百姓，”据圣西蒙说，“把金钱藏得如此隐秘，以致死时无法讲出以前匿藏之处，他们的小财宝因为长埋，没能传与子孙。”
股票的市值继续下降，约翰·洛竭尽全力（提供9000万法郎的纸币），欲图支持局面，但随之而来的银行钞票之增加，降低了币值，并提高了物价。1720年5月，物价已经比1716年上涨了100%，工资则上涨了75%。7月，一双丝袜高达40利维尔。通货膨胀的恐慌开始了，人们争相以纸币和贮藏物品证券交换货物。因此，福斯公爵囤积蜡烛，马雷夏尔贮存大量咖啡和巧克力。为了防止纸币脱手转购物品，约翰·洛宣布（5月21日），银行钞票和公司股份贬值50%。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或许是受到震恐的摄政者所施的压力，而后者则感到约翰·洛与其他贵族及教会仇敌所施的压力。菲利普二世把所有的公司股份投进银行，欲图挽救这一危机。
但卖潮仍然持续。7月，银行被迫对超过10法郎的票据暂停付款。票据的持有者围困银行，喧闹着要兑换纸币为金条或银条。在巴黎，涌动的人潮在混乱中踏死了10名妇女，稍后，愤怒的群众扛着其中3具尸体在摄政者的窗下游行示威。因自己疯狂的投机引起这一制度崩溃的人民，却指责约翰·洛，要求他对一切困难负责。他们设法捉他，想要杀他泄愤，不得逞后，于是将皇宫庭院内他的大马车予以捣碎。反复的骚动显示出人民觉得受经济骗术玩弄，及高阶层者以公众牺牲为代价而中饱私囊这一情绪。国会联合起来攻击约翰·洛，菲利普二世将他贬到蓬图瓦兹（Pontoise，7月20日），人民拥护国会。
8月，曾经达到1.2万法郎的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现在降到2000，而银行钞票则降到原有价值的1/10。10月，消息泄漏出来——而且很快流传开来——摄政当局在皇家银行鼎盛时，从中提出总额30亿法郎，其中大部分花费在馈赠亲友或情妇的奢侈品上。大约同时，一位银行出纳员私卷大量金条，潜逃至普鲁士。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跌至200法郎。摄政当局一则废除银行（12月），解雇约翰·洛，一则重开国会。14日，约翰·洛带着儿子离开法国。他已经将私人财产全部投进印度公司，与大多数股东遭受同样的命运；他未在外地存钱；现在他仅仅剩下2000利维尔和一些不珍贵的珠宝。在布鲁塞尔，彼得大帝邀请他掌管俄罗斯的财政。他予以拒绝。他退休到威尼斯，与妻子和女儿团圆，过着默默无闻、贫穷的生活。1729年，他终于在该地告别人间。
他建立银行的原则，理论健全；若不是投机者令人难以置信的贪婪与摄政者的挥霍无度，将使法国偿清债务并繁荣强盛。约翰·洛的看法经过考验，被证为无误。法国经济一时显然停顿在颓废状况之中：股份与票据持有者要求无法兑现的付款，钱币的流通几乎瘫痪，工业滞阻，对外贸易也停顿下来，物价超过人民的支付能力；摄政者召集巴黎的首脑人物，商讨维持秩序，平息混乱之策。他们买进全部钞票，并以政府税收为抵押赎回各种不同的股权，持有者损失16%—95%不等。狂怒泄尽的民众，只好耐心地屈服于这种实际的破产。
有些事情则未受到混乱的影响。农民由于产物价格上涨与钱币贬值，反而得益。工业受到低利和高价的刺激，迅速复原；新企业纷纷成立。国内贸易因路税减低而蒙利；商业自混乱消退后，也再度扩张到海外。视求利为自然而必需的中产阶级，不但没受伤害，而且更加扩大。金融家的数目与势力均已倍增。贵族以贬值的钱币偿债而受益，但因在投机的热潮中表现出和各阶级无异的求利欲而丧失面子。摄政因无法履行财政契约，又在一片灾情中仍旧奢侈生活，而失尽光彩。一位匿名的评论家批评说：“我们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根除约翰·洛造成的恶习：纵坏人民过惯安逸、奢侈的生活，使他们不满足现状，扬升食物及手工品的价格，使所有的商人追求暴利。”但那同样的商业精神，虽则败坏了法国社会的道德风气，也刺激了经济发展和法国人的智慧。1722年，法国的财政已恢复到足以让摄政怀着对政府所具有的松弛良心，而回到惯有的宽仁统治与挥霍淫乱的道路上。摄政者
他的德国母亲曾经警告、批评他的友善态度。“仁慈胜于苛刻，”她告诉他，“但是，正义存在于处罚与奖赏之间；尤其重要的是，不使法国人民畏惧他的人，则他将很快会畏惧他们，因为他们轻视那些无法使他们畏服的人。”菲利普二世由蒙田塑造而成，他崇拜英国的自由，畅谈不盲目服从他的一些臣民，但也明智得能让自己向他们解释为何要制定那些法律。为了表示其政权的精神象征，他迁出凡尔赛宫，住进巴黎心脏，热潮所在的皇宫。他讨厌宫廷生活的仪式和排场，因而将它们置于脑后。为了更安适及保有私人园地，他规定年轻的国王不得住在凡尔赛宫，而住在郊区的万塞纳城堡。一点也不像谣言诬告的那样毒害孩子，菲利普二世对待年幼的国王非常慈爱，并恪尽君臣之礼，因此，路易十五对摄政者给予他的百般照顾，终生都铭感在心。
路易十四下葬两天后，菲利普二世即下令，除了那些危害社会的重罪者外，余者从巴士底狱全部释放。其中数以百计的罪犯，都是由老国王的秘密信函拘捕入狱；他们大部分是詹森派教徒，所受的指控只是不遵奉国教；有些人下狱日久，以致无人甚至连他们本人，也不知罪因。有个人入狱35年，却未曾受审问或告知监禁之因；到老年才被释放，反而对自己的自由迷惑不解；他在巴黎举目无亲，又身无分文；他要求留在巴士底狱度过残年，结果获准。
老国王临终时的告解神父米歇尔·泰利耶，平日追捕詹森派教徒，结果被逐出巴黎。摄政者劝告教会里的反对党，止息他们的争论。他对秘密的新教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任命他们中的一些人任职行政机构。他打算恢复自由主义的《南特诏书》，但耶稣会会员和詹森派教徒联合起来指责这种容忍，而他那位想要钓取红衣主教地位的牧师迪布瓦，也加以劝阻。教会里的两派拒绝施给新教徒的正义，只能由哲学加以赢取。在信仰方面，摄政者是伏尔泰的崇拜者。菲利普二世没有显而易见的宗教信仰；在虔诚信教的路易十四之下，他在教堂读过拉伯雷的作品；而现在他已允许伏尔泰、丰特内尔及孟德斯鸠出版书籍，仅在一年前，这些著作被视为危及基督信仰而遭禁止。
在政治上，虽然菲利普二世将伏尔泰送进巴士底狱，他仍是一位自由而开明的统治者。他对民众解释律令时，措辞非常温和、真诚，所以米舍莱（Michelet）看出其为1789年国民大会的先导。纵使有些人对摄政者含有敌意，政府各部门中的任职者都是能干的专才；一位曾经威胁要暗杀他的人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菲利普二世是一位自然享乐主义者，在下午5点钟以前，他是一位苦行僧。直到那时，圣西蒙说：“他完全献身于公众事业，接见部长、议员等，白天从不进餐，只在下午两三点时吃点巧克力，此时任何人都可进入他的房间……他的亲善和敏捷博得人民极度的喝彩，但过于滥用。”“在亨利四世的所有后裔中”——即是所有波旁皇族——伏尔泰说，“菲利普·奥尔良在勇气、仁慈心肠、率直、欢乐气象、和蔼可亲、自由思想及良好教育各方面，最像这位君王”。他以其广泛的知识、深入的见解、明智的判断，精选大使与议员。但他也有与哲学家一样的弱点——看出一件事情的多面性的能力与意愿，将时间花费在讨论上，因而延缓了行动。
他虽然崇尚自由，但对于传统的王室权威的任何剥夺，却丝毫不容。国会运用他曾应许他们的疏谏特权，拒绝认可他的一些法令（把这些法令列入已承认的土地法规中）时，他便召集（1718年8月25日）著名的“正义之光”（lit de Justice）——国王坐在判决的“床”上，行使其王权以强制王室敕令的签署，153位法官，身着庄严的鲜红色长袍，徒步至杜伊勒里宫，年轻的国王遵照菲利普二世的指示，命令他们（他们照做了）——签署摄政者的法令。因为梅因公爵及其夫人仍在议会中反对他并施以种种阴谋，他利用这个机会剥夺皇室的私生子成为王子的权利。合法的公爵重获高官和特权，圣西蒙公爵大为欢愉，对于他而言，这是摄政最伟大的成就，也是他的《回忆录》最辉煌的时刻。
梅因公爵夫人并不承认失败。1718年12月，这位公爵夫人联合西班牙大使切拉马雷、西班牙总理阿尔贝罗尼及米歇尔·波利那红衣主教，准备推翻摄政当局，而以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入主法国、以梅因公爵为内阁首脑。但这个叛谋终被揭发，大使被革职，公爵夫妇则分别被送进不同的监狱，而于1721年获得释放。公爵对这项计划辩称不知。公爵夫人在索镇，重新部署她的计划。
受到这些打击和传统及本身性格的限制，菲利普二世仍然采取一些温和的改革。在他当政的短短几年内，与统治半个世纪的路易十四相比开辟了更多的道路。他放弃了马尔利（Marly）和凡尔赛，因而积蓄了数百万法郎。他维持一个绝对朴素的宫廷。约翰·洛的许多改革以更经济、仁慈的税收而留存下来，那些受到贪污或浪费指控的收税官均被解雇。菲利普二世尝试施行分等级的所得税办法：他先在诺曼底、巴黎、拉罗谢尔试行，但由于他的早夭而告失败。他全力避免战争；遣散成千的部队，分发他们到未开发地区；他将残余的军人驻扎在军营，而不住在民间。他以宽大的眼界允许所有够资格的学生免费进入巴黎大学和皇家图书馆；他以国家基金资助皇家科学学院、皇家题铭及纯文学学院、皇家建筑学院；他援助学术作品的出版；在卢浮宫建立机械文艺学院，以促进发明与工业艺术。他为文艺作家、学者及博学之士发放津贴，并在皇宫给予他们居室，他很喜欢跟这些人畅谈他们在不同领域的造诣。他的方法和改革收效不明显，部分由于债务的负担和经济革命的溃败，部分由于摄政者本人生理与道德的缺陷。
那是法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如此聪明才干的俊杰，竟然由于他所处阶级与时代的淫荡而玷污、受损。他的父亲近男宠，而他本人受教于一位放浪的教士，他长大后纵欲好色，几无限制。“如果他能无原则而获有美德，”杜卡洛说，“则他已是道德之士。”他被迫与路易十四的私生女儿结婚，却寻不到妻子的爱情、体贴，便经常酗酒，其情妇甚多。他结交了一些以金钱及昂贵艺术品追求性刺激的朋友，他称呼这些狂欢者为“浪荡子”（roués）。在皇宫或在圣克劳德的别墅里，菲利普二世招来朋友——大都是年轻的贵族，但也有一些有教养的英国绅士如斯泰尔及斯坦霍普伯爵——举行小小的晚宴，在那里，有教养的女士像杜德芳夫人，掺杂着女伶、女歌手和情妇，成为男士钩心斗角竞相追逐的对象。圣西蒙带着伪装神圣的色彩说：
在这些集会里，每个人的性格，尽收眼底。部长像其他人一样放纵恣肆。古今宫廷及朝野的风流韵事，所有古老的故事、笑话以及荒谬的事儿，都被挖掘出来；无人幸获一免；奥尔良公爵也像其他人一样秽言秽语。但这些交谈很少留在他脑海里。他们尽可能地互相灌醉，使他们更为兴奋，毫无顾忌地说出下流的话，竞相畅吐亵渎之语；他们喧噪胡闹，酩酊大醉之后，便上床入睡，以便第二天再开始玩同样的把戏。
菲利普二世好动轻浮的本性，在他和姘妇相处的短暂上，一览无余。他们在一起很少超过一个月，但被替换者往往在等待着良机的再临。他的男仆，甚至朋友，不停地为他带来新的候补者。高贵的女士像帕拉贝雷伯爵夫人，女冒险家像唐森夫人，歌剧里的歌手与舞蹈家，漂亮无比的模特儿像萨布朗女士，她的“高贵气质”和“举世无双的体态之美”，连清心寡欲的圣西蒙都为之震动，这些女士都献身给摄政者，以沾染皇家气派，或是求取金钱、珠宝；他从自己的收入或羸弱无力的财库里，挥霍无度地赠送她们礼物。他虽然粗心大意，但从不让这些女人从他那里私探国家秘密或讨论国事。萨布朗女士设法打听这类事情时，他便让她瞧着镜中的自己，问她：“一个人怎会和这般漂亮的脸孔谈论事情呢？我完全不喜欢那么做。”稍后不久，她就不再得宠了。
这样一个浪子，却很孝顺母亲，他每天探望她两次，温驯地忍受她伤心的申诫。他不爱发妻，但还表现出关怀与风度，他和她生下5个孩子。他很喜爱孩子，他最小的女儿进修女院时，他每日前往探望。而他住在卢森堡宫廷的长女，其生活几乎和他一样丑闻昭彰。
她和查理·贝里公爵的婚姻，很快就变成时战时休的吵架状态。他被外国军队掳获后，她答应说如果他能赦免她的不贞，她也将对他的不忠一笑置之。历史学家添油加醋地说：“他们还保证互相保护。”她是巴伐利亚人的后裔，血液里含有疯狂的成分，她自觉不能控制心智和道德上的稳定；她对自己过错的自觉，更使她高傲的脾气火上加油，震惊了所有闯进她生活圈子的人。她充分利用她的追求所得，在巴黎像个皇后驾车而过，并在卢森堡维持一个奢侈华丽的家庭。有时仆人就有800人之多。她丈夫死时（1714年），她还接待一连串的情人。她的酗酒、淫荡、猥亵的言语及轻蔑的骄傲，使每个人心惊肉跳。她偶发的虔诚与对宗教怀疑的攻击，交互消长。
她爱父亲似乎胜过其他任何人，而她父亲爱她也是如此。她继承了他的智慧、敏感、机智与品行，她年轻时的美丽与父亲最美的情妇匹敌。巴黎流传着谣言，指控他们乱伦；为了齐全起见，谣言还添说他与3个女儿都有染。或许这些谣言是由梅因夫人圈内人散布。最知悉内幕的圣西蒙予以反驳，而视之为卑鄙的残酷手段。菲利普二世则从未为之烦恼，予以否认。他一点也不嫉妒他女儿的情人，而她也从未对他的女人吃醋，这或许能说明问题。
只有一个人能将她从她父亲那里拉走——皇家禁卫队队长里翁，他的男子汉气概深深迷住了她，使她变成他的俘虏。1719年，她将自己关在卢森堡，仅留几名侍者，为这位队长生下一个女儿。随后，她秘密地和他结婚。她要求父亲准许她宣布这桩婚姻，但遭拒绝；她对他的爱变成疯狂的愤怒。她因此病倒，寝食俱废，结果大发热病，死于她的医生配给她的泻药（1719年7月21日），仅24岁。验尸时发现她的大脑里有畸形物。没有主教愿意主持她的丧礼，圣丹尼斯的修道士允许她葬在他们大修道院的王室地下坟墓时，菲利普二世不惜卑躬感激他们。她的母亲乐于听到女儿的死讯，她的父亲则把自己埋葬在权力的空虚中。摄政政治下的社会
从《南特诏书》的颁行到撤销（1598—1685年），法国财富的增长、生活的都市化、自宗教战争与詹森教派的争端后人民对宗教信仰的减却，导致了在贵族中道德律令的松弛。国王和门特隆夫人的婚姻（1685年）、他转向于一夫一妻制及忠贞和军事灾情严重的影响，已经迫使朝廷改变对外方针；而且，牧师的自我检讨，已经阻止了这一代教会的没落。自由思想家检查他们自己的出版物，享乐主义者背着公众，狂欢恣肆。但是，多疑、淫佚而容忍的摄政者上台时，这些限制又告消退，受抑制的本能愤怒地爆发成一股非宗教和自我放恣的潮流，这颇类似清教徒得势一代（1642—1660年）后，英国王权复兴时代那种恣情声色的英国社会。不道德现在成了解放和老练的象征，淫乱则成了一种礼节。
基督教远在受到《百科全书》攻击，甚至在伏尔泰第一次以尖刻的文笔予以批评以前，便已衰微。迪皮伊（Dupuy）于1717年指责巴黎的物质主义者充斥其间。“今天，”马西永（Massillon）于1718年说，“不敬神几乎声威赫赫，凡民得以接近伟人，这是一个好处……使无名之士得以和受到人民拥戴的王子熟识。”那位王子的母亲，于1722年临死前写道：“在巴黎，不管是牧师，还是普通人，我不相信会有100个人真正信仰基督教，真正相信我们的救世主。这使我不寒而栗。”少数年轻的一代想要从天主教转到新教，他们先转向比较安全的无神论。普罗科佩和格拉多特两家咖啡馆，像礼拜堂一样，是不信教者的集会地。
如果说这股风气松弛了上层社会的道德准绳，那么贫穷也助长了人们违反法律的天性，在巴黎下层社会造成道德的混乱。博学的德拉克洛瓦（de Lacroix）估计，“危险人物、乞丐、流浪汉、小偷、各式各样的欺诈者，大约占了人民总数的1/6”；而我们可以想象出都市里的穷人，像富人一样，以私通来调剂辛劳。各种各样的罪犯，纷纷出笼，从巴黎的扒手到拦路的土匪，应有尽有。巴黎有正规的警察，但管不住罪犯，有时还和土匪分取掠夺品。1721年，国防部终于成功地逮捕了卡图什（Cartouche）——法国的杰克·谢泼德（Jack Sheppard）——和他的500个徒众，他们拦路抢劫，使社会动荡不安。那时，只有农民和中层社会人士维持正常的法国生活。
但是，巴黎的贵族，城里流动的绅士，文学或艺术的沉迷者，资本家以及修道院院长、长老，也几乎忘却了道德箴言，基督教只被记忆为礼拜日的社交时辰。当身为妻子者到了巴黎或凡尔赛宫，那视妻子的不贞重于丈夫的不忠，并欲借以保护财产的继承的双重道德标准，一时也被置诸脑后；在那里，专情于丈夫，已被视为古板；在那里，妇女和男士竞相撮合、离异。婚姻只用以维持家庭和财产、名声；除此之外，当时该阶层社会并不限制丈夫或妻子的忠贞。在中世纪，婚姻被视为导致爱情之门；现在，婚姻导致相爱者绝少，反而是爱情导致婚姻；纵使奸情，也很少以爱为借口。尽管如此，仍有忠实的夫妇散布在普通人中，闪耀着勇敢的光芒：圣西蒙公爵夫妇、图卢兹伯爵夫妇、吕内夫妇、蓬查特兰夫妇、贝勒·艾斯勒夫妇。很多放荡的妻子随着年纪的增大而收敛其行为；而有些人，她们的魔力随着时光渐渐消逝，终于退休到舒适的女修道院，献身于慈善事业以贡献她们的才智。
摄政时期最富进取心的女性是克洛迪娜·唐森，她32岁时逃出女修道院，绯闻之多，令人头晕目眩。这也是有原因的：她父亲，格勒诺布尔的议会主席，是一个调情圣手；她母亲是一位轻浮、风骚的女子；而克洛迪娜明白自己的妖艳，渴望得到垂青。她的姐姐格罗莱夫人，只略比她检点。87岁时，克洛迪娜在临死告解之时说道：“我年轻、漂亮；男人如此称赞我，我也相信他们；其余的便可猜想而知。”克洛迪娜的哥哥皮埃尔·唐森谨守圣道，由于很多女人的帮助，登上里昂的主教和大主教职位。为了节省嫁妆，克洛迪娜的父亲将她送进位于孟特弗列里的女修道院。在那里她于勉强的信仰中烦躁地度过了16个年头。1713年，32岁时，她逃脱出来，藏在德图什骑士家里，他是一位炮队指挥官，由于他的帮助，她成了（1717年）哲学家达朗贝尔（d’Alembert）的母亲。未能预见此位婴儿将来会编纂“百科全书”，她把他遗弃在巴黎的圣·让·兰德教堂的台阶上。她先后委身于马修·普莱尔、博林布鲁克伯爵及阿尔让松，然后投入——据说在摆出裸体的雕像姿势之后——摄政者的怀抱。她在那里为时短暂，她设法利用她的拥吻使摄政者答应给她心爱的哥哥一席牧师之职。菲利普二世回答说他不喜欢在床上讨论事业的少妇，此后便不再欢迎她。她努力振作，结果征服了迪布瓦。我们会再遇到她。
在道德变迁的潮流中，有些巴黎的妇女继续保持卓越的法国品德，集显贵、才俊、佳丽于沙龙。巴黎最著名的人士，聚集在苏利宫这一壮观的建筑中；那里，有政治家、经济学家、诗人——60多岁静默的丰特内尔与20岁朝气蓬勃的伏尔泰。一群更乐天的团体聚集在布永宫，勒萨日（Lesage）在该处曾经发过一阵脾气，使该宫长留回忆：他应邀去读他的戏剧《杜卡莱先生》（Turcaret），但由于迟到而被女公爵傲慢地训责：“你使我们损失了一个小时。”他回答说：“我将使你们得到两倍的时间”，然后离开房间。我们已提过梅因夫人在索镇的沙龙。将成为斯塔尔男爵夫人的玛格丽特·洛奈充当公爵夫人的随侍，曾经写下灿烂的《回忆录》（1755年），描述那些闹剧、矫饰、晚宴和化装舞会。索镇娱乐之盛，使宾主几无交谈余地。
安娜·康史利，即兰伯特侯爵夫人主持的纳韦尔公馆（现为国立图书馆），则以交谈为主。富裕而苛刻的她，在恣情欢乐的摄政时代，仍旧保持路易十四晚年稳定沉着而堂皇庄严的气派。她劝阻人们玩牌、下棋，甚至欣赏音乐。她是一位全能的女才子。像夏特莱侯爵夫人一样，她对科学和哲学很有兴趣，有时（伏尔泰说）她谈出连自己都不清楚的事情。她每星期二招待科学家和贵族；每星期三则为作家、艺术家及学者，包括丰特内尔、孟德斯鸠和马里沃（Marivaux）。她聚会时，有博学之士演讲、作家朗读即将问世的作品，他们的名声也因而外扬；这位慷慨、雄心壮志的女主人，经由智囊团的运作，使她的门客跻入法国皇家学院之林。她是数百位使法国历史在世界史上写下最光辉的一页的和蔼、有教养而开明的女性之一。华多与艺术
艺术革命反映出政治和道德的变迁。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2—1713年）和路易十四的帝国主义政策溃败后，法国的民心由血腥的军事耀武转向和平的安乐。新教堂已不再为人民向往，高楼大厦如马蒂诺饭店，由不规则形状和装饰丰富的形式变成几乎脆弱的文雅，再趋向戏谑的、无限制的幻想。精美的涂饰、明亮的色彩及令人吃惊的设计，变成摄政风格（Style Régence）的特征。古典样式由于讲究优雅轻佻的曲线而消失，角隅隐藏不露，壁嵌盛为雕镂。雕刻则废弃凡尔赛宫那种奥林匹斯诸神巍巍然的外观，转向表现优美的律动和情感的诱人的小巧风格。家具避免直角和直线，舒适比壮观更受重视。现在，出现了供两人用有靠背的双人椅，专为不喜欢距离的朋友或情侣设计。查理·克雷桑（Charles Cressent）是为摄政者制造精致家具的首席细木工匠，将椅子、桌子、写字台和办公室，嵌镶以珠贝之细工，满室光彩夺目，轻盈可爱，从而树立了摄政时期家具制造的风格。
菲利普二世自己的表现、态度和嗜好，都象征着趋向洛可可式这一转变。在将政府从凡尔赛迁移到巴黎时，他把路易十四代表的古老庄严变为巴黎较为轻快的精神，他还引导中产阶级的财富资助文艺。他是卓越的赞助者。他本人富有，慨予出钱赞助。他的兴趣既非富丽堂皇或是巨幅的展览，也非宗教、传奇或历史那种传统生动的主题，而是诱人手指、开人眼界的那种手工完美的小小杰作，像嵌珠小箱、银器、金碗、迷人的中国古玩，及鲁本斯或提香所绘的裸体迷人的妇女，或韦罗内塞所画的华丽衣袍的摇曳生姿。他将皇宫里的艺术收集品开放给可信赖者观赏；若非他把那些艺术品送给开口要求的情妇，则可匹敌任何珍藏。艺术家到他那里学习、描摹，菲利普二世则到他们的画室观赏和学习。他礼貌、温和地向他的首席刻画家安东尼·夸佩尔说：“先生，我很高兴和荣幸能接受你的忠言，同时使我能善用你的教导。”如果不是渴望女色、对女色无法控制，他早已成为一位极有教养的人士。
这个时代的特性明显地表现在绘画方面。因为不受摄政者和他们新赞助人的拘束，艺术家像华多（Watteau）、帕特尔（Pater）、朗克雷（Lancret）及让·勒穆瓦纳（Jean Lemoyne），都一一抛弃了勒布伦（Le Brun）在皇家艺术学院树立的准则。他们欣然描绘能反映出摄政者对美、乐的企盼，摄政时期女人的活泼、优雅，家具与窗帘的温和色彩，在布瓦·布洛涅欢悦的舞会，在索镇宫廷的游戏与化装舞会，男演员、女演员、首席女歌星和女舞蹈家的善变德行，以投众好。阴郁的圣人的故事已由异教徒的神话取代；来自中国、土耳其、波斯或印度的古怪传奇，让已获释的心灵自由漫游于旷远的梦幻之中；抒情的田园颂取代了英雄史迹；买主的肖像画取代了国王的功勋。
一些已在路易十四时代成名的画家，在摄政时代继续蓬勃发展。曾经在凡尔赛旧宫廷树立正确风格的夸佩尔，在皇宫画穿着令人销魂的便服的女郎。莫纳克去世时已经59岁的拉吉利埃，又活了30年。他头戴假发，神气活现，和妻子女儿住在永不枯竭的卢浮宫。德波尔特（Desportes）那时也在描画广阔的景色，他的作品，如收藏在贡比涅博物馆中的“法国岛屿风光”，使我们联想起他的学生安东尼·华多独具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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