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海求索集-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孙玉明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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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求索集-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红海求索集-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试读:

总序

王文章

以宏阔的视野和多元的思考方式,通过学术探求,超越当代社会功利,承续传统人文精神,努力寻求新时代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理想,是文化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正是以“推陈出新”学术使命的担当为己任,关注文化艺术发展实践,求真求实,尽可能地从揭示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规律出发做深入的研究。正因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的学术成果,才具有了独特的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曲折的发展历程中,经历聚散沉浮,但秉持学术自省、求真求实和理论创新的纯粹学术精神,是其一以贯之的主体性追求。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扎根中国艺术研究院这片学术沃土,以学术为立身之本,奉献出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国美术史》、《中国舞蹈发展史》、《中国话剧通史》、《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建筑艺术史》、《美学概论》等新中国奠基性的艺术史论著作。及至近年来的《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华艺术通史》、《中国先进文化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等一大批学术专著,都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十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出版学术专著至少在千种以上,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以自己的创造智慧,在时代的发展中,为我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作出了当之无愧的贡献。

为检阅、展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研究成果的概貌,我院特编选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丛书。入选作者均为我院在职的副研究员、研究员。虽然他(她)们只是我院包括离退休学者和青年学者在内众多的研究人员中的一部分,也只是每人一本专著或自选集入编,但从整体上看,丛书基本可以从学术精神上体现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自觉人文追求和学术探索的锐气,也体现了不同学者的独立研究个性和理论品格。他们的研究内容包括戏曲、音乐、美术、舞蹈、话剧、影视、摄影、建筑艺术、红学、艺术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学等,几乎涵盖了文化艺术的所有门类,学者们或以新的观念与方法,对各门类艺术史论作了新的揭示与概括,或着眼现实,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当前文化艺术发展趋向的敏锐观察与深刻洞见。丛书通过对我院近年来学术成果的检阅性、集中性展示,可以强烈感受到我院新时期以来的学术创新和学术探索,并看到我国艺术学理论前沿的许多重要成果,同时也可以代表性地勾勒出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艺术发展及其理论研究的时代轨迹。

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我国唯一的一所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艺术学术机构,始终以学术精进为己任,以推动我国文化艺术和学术繁荣为职责。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改变了单一的艺术研究体制,逐步形成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全院同志共同努力,力求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在这样的发展格局中,我院的学术研究始终保持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基础性的艺术史论研究和对策性、实用性研究并行不悖。我们看到,在一大批个人的优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我院正陆续出版的“中国艺术学大系”、“中国艺术学博导文库·中国艺术研究院卷”,正在编撰中的“中华文化观念通诠”、“昆曲艺术大典”、“中国京剧大典”等一系列集体研究成果,不仅展现出我院作为国家级艺术研究机构的学术自觉,也充分体现出我院领军国内艺术学地位的应有学术贡献。这套“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和拟编选的本套文库离退休著名学者著述部分,正是我院多年艺术学科建设和学术积累的一个集中性展示。

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几代学者积淀起一种自身的学术传统,那就是勇于理论创新,秉持学术自省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以贯之的纯粹学术精神。对此,我们既可以从我院老一辈著名学者如张庚、王朝闻、郭汉城、杨荫浏、冯其庸等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深切感受,也可以从我院更多的中青年学者中看到这一点。令人十分欣喜的一个现象是我院的学者们从不固步自封,不断着眼于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新问题,不断及时把握相关艺术领域发现的新史料、新文献,不断吸收借鉴学术演进的新观念、新方法,从而不断推出既带有学术群体共性,又体现学者在不同学术领域和不同研究方向上深度理论开掘的独特性。

在构建艺术研究、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基础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在中国画、油画、书法、篆刻、雕塑、陶艺、版画及当代艺术的创作和文学创作各个方面,都以体现深厚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创造性,在广阔的题材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及艺术探索的独创性等方面,都站在时代前沿的位置而起到对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引领作用。无疑,我院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的活跃,以及近十多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方面的开创性,都为我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鲜活的对象和更开阔的视域。而在我院的艺术教育方面,作为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全国首家艺术学一级学科单位,十多年来艺术教育长足发展,各专业在校学生已达近千人。教学不仅注重传授知识,注重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更注重治学境界的养成及人文和思想道德的涵养。研究生院教学相长的良好气氛,也进一步促进了我院学术研究思想的活跃。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与学术研究并行,三者在交融中互为促进,不断向新的高度登攀。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将不断完善发展的思路和目标,继续培养和汇聚中国一流的学者、艺术家队伍,不断深化改革,实施无漏洞管理和效益管理,努力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知识创新、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尊重学者、艺术家的学术创新、艺术创新精神,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艺术研究领域拿出更多科学的、具有独创性的、充满鲜活生命力和深刻概括力的研究成果;在艺术创作领域推出更多具有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具有时代标志性和代表性的精品力作;同时,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人才,真正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和促进我国艺术与学术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2014年8月26日

自序

自从1986年秋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研究生以来,便自以为是地开始撰写所谓的学术文章,1989年被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之后,文章才真正开始公开发表,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读研期间撰写的一些文章。那时的我,自信满满,踌躇满志,也算是一个无知而又无畏之人。每当投稿被退回,便理所当然地要抱怨自己之所以怀才不遇,就是因为那些编辑们有眼无珠。到了1996年,文章已陆续发表20余篇。有一次,正得意洋洋地阅读着某刊物上刊载的自己的文章——这是读研期间撰写后又重新修改且自鸣得意的一篇文章,突然间顿觉十分汗颜!直到此时,方才明白自己当年撰写的文章居然如此稚嫩!近年来,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随着人生阅历和阅读量的不断增加,胆子越来越小,也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浅薄与无知,因而即使要写一篇短小的文章,也总是不敢轻易动笔。愚以为,就常理而言,这种感觉是有一定道理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作为茫茫宇宙中小小星球上的一种生灵——人,在相对短暂的一生中,又能真正学到多少东西呢?!

时至今日,除几部所谓学术专著和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之外,我一共发表了60多篇学术论文。这其中不仅涉及《聊斋志异》、《续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古典小说,而且还涉及武侠小说等。当然,数量最多的还是有关《红楼梦》的文章。这些不成熟的文章,直接反映了笔者在学术之路上的艰辛探求,虽为敝帚,亦足自珍。众所周知,红学既是学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典型,其内涵之广博,亦如学海之茫无际涯,欲求其真,其难可知。在此,且借用屈原的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因将拙作名之曰《红海求索集》。

拙著分三编,共收录16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第一编”收文6篇,《〈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发生的偶然与必然》一文,原连载于《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4期和2013年第1期。该文对那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运动的成因做了概括、梳理和总结,也对拙著《红学:1954》做了补充和更正。其他5篇文章,则对王国维、蔡元培、鲁迅、胡适、俞平伯等6位较有代表性的红学人物做了论证和评价。这些文章,曾分别刊载于《传记文学》2008年第2期、2007年第9期、2008年第10期、2007年第7期及2007年第11期。因这6篇文章均偏重于红学史方面,因将本编谓之曰“史论”。“第二编”收录文章5篇,主要是考证辩驳性质,因名之曰“考辩”。此类文章,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文史功底和思辨能力。只可惜笔者才疏学浅,仅属皮毛类文章而已。“第三编”收录4篇文章,均为综述或述评类文章,因名之曰“述评”。其中《新丰润说论争述评》一文,曾被时任《红楼梦学刊》主编的冯其庸先生及副主编杜景华先生修改多遍。虽言辞略嫌激烈,但为了保存一份历史的真实,此次亦未做大的改动,望读者见谅。此类文章,许多大学者或大师级人物不屑为之,但笔者却对之特别重视。它不仅需要高度的归纳、总结、概括能力,而且还需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类文章,实际上就是一部相关学术问题的小型学术史。

文集分为三编,无论从篇数还是字数来看,都是不对称的。但这样的分类,实在是由文章的内容所决定的,不因文害意,更不能削足适履,还请各位同道和读者见谅。孙玉明2013年8月12日第一编史论《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发生的偶然与必然

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来说,1954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间难得一遇的一个真正的和平年。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自然需要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因此,自建国前后开始,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想运动也随即连续不断地开展了起来。继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之后,1954年秋天,毛泽东又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

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战争,虽然不见硝烟炮火,但它对人们心灵的冲击和震撼,却不亚于真枪实弹的战争。

这场政治运动,虽由一系列偶然性因素所触发,但实际上却存在着极大的必然性。下面,我们将根据现存的有关史料,简要缕述一下引发这场运动的偶然性因素和必然性因素。一、引发运动的第一偶然性因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仅“《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爆发存在着许多偶然性因素和必然性因素,即使是对俞平伯的批判,也是如此。对于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因何种原因而触动了李希凡和蓝翎要写文章与俞平伯商榷一事,两位当事人的回忆并不太一致。蓝翎在《龙[1]卷风》中说:“三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李希凡从家中先到我那里……在闲谈时,我说到了俞平伯先生那篇文章。他说,他也看过,不同意其中的论点。他说,合写一篇文章如何?我说,可以。他说,你有时间,先起草初稿;我学习紧张,等你写出来,我趁星期六和星期天的空闲修改补充。我说,好吧,明天我就把书刊全部借出来,开[2]始动手。”对此,李希凡在《红楼梦艺术世界中则予以反驳。而在[3]此之前的《毛泽东与〈红楼梦〉》一文中,李希凡则回忆说:“记得是1954年春假中的一天,我和蓝翎在中山公园的报栏里看到了《光明日报》上登的俞平伯先生的一篇文章,联想起前些时看到的俞先生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发表的文章《红楼梦简论》,我们就商量要对他的那些观点写一篇文章进行商榷和批驳。这样,我们就利用春假的时间写出了那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对俞先生《红楼梦》研究主要观点的不同意见,也比较扼要地阐述了我们对《红楼梦》思想艺术成就的评价。”

相比而言,李希凡的说法可能更接近事实,但也存在着一点小小的失误。笔者查阅1954年的《光明日报》,发现俞平伯这一年只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题目是《曹雪芹的卒年》,发表日期是3月1日。而该年的《新建设》3月号,却出版于3月5日。因此,在3月1日这天,李希凡和蓝翎不可能看到这篇文章后,又“联想起前些时看到的俞先生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发表的文章《红楼梦简论》”。那么,李希凡与蓝翎萌生撰写商榷文章的日子又是哪一天呢?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1954年3月15日。这一天,《光明日报》刊载了两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一是王佩璋撰写的《新版〈红楼梦〉校评》,主要针对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校本《红楼梦》提出批评意见;另一篇就是作家出版社为此而给《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公开信,题目是《作家出版社来信》。为了证实这一推断,1999年5月8日,笔者在作家活动中心采访李希凡,他也恍然回想起来,对笔者的考辨连称“是是是”。同年9月18日,笔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此采访李希凡、蓝翎的同窗好友——山东大学教授袁世硕,他也不加思考地一口说出:“李希凡和蓝翎是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王佩璋的文章,才决定写文章与俞平伯商榷的。大批判运动爆发后不久,李希凡曾给我写信,就是这样说的。”

实际上,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王佩璋的文章和作家出版社的“致歉信”后从而萌生了撰写商榷文章的想法。当时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非常奇特:《光明日报》提供版面,而编辑发稿却由中国作家协会《文学遗产》编辑部负责。当时,王佩璋将稿子直接投寄给《文学遗产》编辑部,因此事牵涉到一家知名出版社的名誉问题,又不能确定王佩璋所言是否符合事实,所以《文学遗产》编辑部便采取了很谨慎也很负责的处理方式。他们给作家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并将王佩璋的文章一并寄去,让他们核实此事。

令人感佩的是,作家出版社很谦虚也很负责。从《作家出版社来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收到《文学遗产》编辑部转来的文章后,首先对这篇文章“加以仔细研究,并重新审查《红楼梦》新版本,证明王佩璋同志的批评是合于事实的”,因此,“他们除已经在编辑部内进行检讨外,并已着手去改正这些错误”。“对于王佩璋同志”,出版社不仅表示“无限地感激”,而且已经和她“直接取得联系,已当面向她表示感谢,并请她协助”出版社的工作。

王佩璋是俞平伯的助手,于1953年秋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但当时李希凡和蓝翎并不知道她的身份。如此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居然敢于大胆地给一家著名的出版社提出批评意见,这种精神,自然会激发李希凡、蓝翎向名人挑战的激情。当然,《文学遗产》编辑部对于王佩璋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作家出版社对待此事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措施,则更会令李希凡、蓝翎感到鼓舞。

受到鼓舞的李希凡和蓝翎,由此想到了前不久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刊载的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因二人都不同意俞平伯的看法,于是便产生了合写一篇文章与俞平伯进行商榷的想法。

王佩璋是一个“小人物”,可以撰文批评著名的作家出版社,并且得到了《光明日报》和《文学遗产》编辑部的支持,作家出版社也因此而对王佩璋表示“无限地感激”,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正自己的错误。李希凡和蓝翎也是“小人物”,为什么就不能撰文批评俞平伯呢?对此我们不妨作这样的假设:倘若当时李希凡、蓝翎没有看到王佩璋的文章及作家出版社写给《文学遗产》编辑部的信,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风暴是否就可以避免呢?回答恐怕是否定的。即使李希凡、蓝翎不写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其他人也照样会写,因为不仅俞平伯有关《红楼梦》的许多观点已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而且作为“胡适派”的重要一员,他早晚都会受到胡适的连累。早在1951年1月,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刚刚出版不到两个多月,白盾便撰写了《〈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一文,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只因此文遭到《文艺报》退稿,俞平伯才暂时躲过了一劫。当然,若无后来的其他种种原因,或许这场批判运动的规模就不会那么大。

实际上,不仅李希凡、蓝翎、白盾,乃至俞平伯的助手王佩璋等新一代年轻人不同意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即使像胡乔木等来自解放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绝对不会同意他的观点。我们看一看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在撰写和发表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曲折,便可明白这一点。

1953年秋,《人民中国》杂志社向正在“走红”的俞平伯约稿,要他写一篇从总体上对外国人介绍《红楼梦》的文章。因为这是一家对外宣传的刊物,所以其所发文章并不要什么高深的研究论文,而是一篇入门或简介性的东西即可。俞平伯由于太忙也因为这类概论性的文章不太好写,过了好长时间方才写成了《红楼梦简论》。出于对外发表的考虑,为谨慎起见,俞平伯特意将这篇文章寄给了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胡乔木,请他提提意见。胡乔木很认真也很负责,看后提了许多意见,并把文章退还给俞平伯要他重写。

然而,俞平伯不仅没有按照胡乔木的观点改写《红楼梦简论》,反而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对王佩璋讲了,让她代替自己给《人民中国》杂志社重写一篇。王佩璋接受这项任务后,便写成了《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一文,俞平伯稍作修改后又寄给了《人民中国》杂志社。结果《人民中国》杂志社又嫌文章太长,于是俞平伯便将《红楼梦简论》寄给他们。后来,《人民中国》杂志社经过修改增删,改名叫《红楼梦评介》,于1954年第10期上发表出来。而《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一文,则发表于《东北文学》1954年2月号上。正巧《新建设》杂志社向俞平伯约稿,于是俞平伯便把《人民中国》杂志社弃而未用的《红楼梦简论》寄给了他们,并于1953年3月号上全文[4]发表了出来。

俞平伯既然诚心诚意地向胡乔木征求意见,却为何又不按照胡乔[5]木的意见修改《红楼梦简论》呢?笔者在拙著《红学:1954》中曾说:“胡乔木是从解放区来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甚久,熟知且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来审视并研究古典文学,乃是必然之事。而在国统区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俞平伯,早已形成了自己特定的思维方式。即使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并在当时马列主义大普及的形势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他的观点也不会和胡乔木完全一样。用俞平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凡好的文章,都有个性的流露,越是好的,所表现的个性越是活泼泼地’。《红楼梦简论》虽然不能说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但俞平伯有俞平伯的‘个性’,胡乔木也有胡乔木的‘个性’,让他按照胡乔木的意见写文章,那是‘万万不能融洽的’。因此,放弃对《红楼梦简论》的修改,而让王佩璋代替自己另写一篇,乃是当时俞平伯所能采取的最佳措施。”

我们不得不佩服胡乔木政治嗅觉的敏感和目光的敏锐,他看出有问题的文章,果然就出了问题。由此亦可反证,虽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事业对于现实来说是无关痛痒的,但他的文章,却是明显与当时的政治氛围不和谐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俞平伯遭受批判,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实际上,岂止是当时的胡乔木、李希凡、蓝翎、白盾等人,即使我们今天重新阅读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和《红楼梦研究》等论著,也会对其中的许多观点提出许多不同意见。

自1954年3月中旬开始动手,至3月底,蓝翎将初稿交给李希凡,由他执笔写第二稿。大概到了4月中旬,李希凡将修改完成的第二稿交给蓝翎,再由蓝翎进行最后的修改润色,并誊录到正式的稿纸上。到4月底,蓝翎将誊清的稿子交给了李希凡。李希凡认真地看了一遍后,在文末写上“五四前夕于北京”的落款,便直接寄给了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编辑部的编辑葛懋春。

葛懋春接到稿件后,很快便写了初审意见并交给了编委会。历史学家杨向奎当时是山东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兼《文史哲》常务编委,审稿后又将它推荐给了山东大学校长兼《文史哲》杂志社的社长华岗,[6]稿件最后由华岗拍板决定采用,并于1954年9月1日在《文史哲》上正式发表。

据蓝翎在《龙卷风》及李希凡在《红楼梦艺术世界》中回忆说,他们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寄出之后,觉得言犹未尽,便产生了再写一篇单独评论《红楼梦研究》的文章。7月初放暑假之后,蓝翎随着李希凡夫妇来到通县李希凡家中,再次开始了愉快的合作。大概在8月份,他们又将刚刚写完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寄给了《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部。

从现有史料来看,他们写不写《评〈红楼梦研究〉》这篇文章已不重要,因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发表,便已引起某些“大人物”的重视,并将在一系列偶然性因素的触发下,引发那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只是在运动中起到了添油加醋的作用而已。这也就是笔者只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作为这场运动的导火索的主要原因。

蓝翎在《龙卷风》中对邓拓召见他和李希凡的事曾有详细记载,在此我们不访略加引述。“一九五四年九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据查为十八日)晚上”,蓝翎近十二点时回到学校,老校工给了他一个纸条,那是邓拓秘书王唯一留下的,说是邓拓看了他们的文章,很欣赏,想找他面谈。“回来后请打个电话”。蓝翎忐忑不安地按照纸条上的号码拨通了电话,王唯一便派轿车将他接到了人民日报社。与邓拓见面之后,“邓拓说:‘你们的地址是从山东大学打听到的。李希凡在人民大学,怕不好找,所以先找你来。有件事想跟你们商量。你们在《文史哲》发表的文章很好,《人民日报》准备转载。你们同意不同意?’他谈得很轻松,没有说到毛泽东主席。但我意识到事情非同寻常,立即回答:‘完全同意。但还得告诉李希凡,问问他的意见。’”“要谈的主要问题已解决,往下越谈越轻松越自然。”在谈话过程中,邓拓又问蓝翎:“你们都在北京,为什么写了文章拿到青岛发表?是不是遇到什么阻力?”又问起李希凡与蓝翎的个人情况,蓝翎“都按照忠诚老实的原则一一如实叙述”。“邓拓在谈如何读书做学问的过程中,还不时提到山东大学我的老师们。”“谈话进行了约两个小时,最后让我找到李希凡,下午一起来报社,再叙谈一次。”蓝翎回到学校宿舍,激动得一夜未眠。次日一大早,便给李希凡打电话,“简单地向他叙说了夜间同邓拓谈话的情况。他听了也感到事出意外,很兴奋。我让他尽快到我的住处来”。“李希凡赶到我处,两人痛饮香茶,喷云吐雾,相谈甚欢,飘飘欲飞。饭后,一同到《人民日报》找邓拓。”由于蓝翎“已见过了邓拓,这次谈话主要是邓拓和李希凡对谈,我在一边敬听。邓拓谈的内容比夜间谈的简略,基本一样。李希凡除同意转载文章外,更多的是谈他个人的情况。我和李希凡商量后提出,文章当时写得较匆促,因为两人都正上着课,如果要转载,最好能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再进行一次认真的修改。邓拓说,时间太长了,不必大改,星期四交稿吧。我们不便再说什么,表示按期完成任务”。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对李希凡、蓝翎的个人情况及《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投寄《文艺报》“被置之不理”等了解得那么详细,可能就是邓拓将这次与李希凡、蓝翎的谈话向毛泽东做了如实汇报的结果。

据蓝翎在《龙卷风》中回忆说,为了按期完成文章的修改,他和李希凡从人民日报社回去以后,“星期一,李希凡向学校请准了假”,又“回家安排一下”,下午便赶到篮翎住处,二人“先研究了修改计划,随即着手修改,日夜兼程,轮流睡觉”。“星期四上午修改稿完毕,李希凡回去,由我通知报社来取修改稿。星期五,报社即派人送来两份修改稿的小样,四开大纸,边上留出大片空白。我看后改了几处技术性的差错,退回一份,保留一份。任务完成了,顿感轻松,单等着报纸上见吧。”

然而,当时的李希凡和蓝翎并不知道,由于周扬的干预,他们的文章已经不能在《人民日报》转载,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中详述,此不赘。

在焦急的等待和热切的期盼中,李希凡、蓝翎却等到了一个出乎意外的消息:邓拓通知他们,《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将由《文艺报》转载,中国作家协会将直接和他们联系。不久,他们就收到了《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的来信,约他们到他那里去,然后一起去见《文艺报》主编冯雪峰。

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李希凡与蓝翎吃过晚饭,便按照约定的时间一起来到了陈翔鹤的办公室。陈翔鹤向他们说明了约见的目的后,就带领李希凡、蓝翎步行着来到冯雪峰家。

李希凡、蓝翎与冯雪峰、陈翔鹤见面后不久,《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便在《文艺报》第18期转载了,在文章的前面,还加上了冯雪峰写的那个“编者按”。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也发表了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据李希凡在《红楼梦艺术世界》中回忆说,陈翔鹤带他们去见冯雪峰时就曾表态说,“《文艺报》是老大哥,等《文艺报》转载了你们的文章以后,我们就登你们的《评〈红楼梦研究〉》”。果然,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时,陈翔鹤也学着“老大哥”《文艺报》的样子,在文章的前面加了一个“编者按”。冯雪峰与陈翔鹤的这一举措,将给他们招致猛烈的批判。二、引发运动的第二偶然性因素:周扬的“多事之秋”

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自然与文艺界领导人之一的周扬息息相关。他与江青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直接导致了这场运动的爆发和升级,而且也使他自己度过了一个痛苦的“多事之秋”,甚至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文艺报》及冯雪峰等人都受到了冲击。然而,随着批判运动的继续深入,他却又很快地变被动为主动,从一个受批判的角色一跃而成为这次运动的实际上的前线总指挥,并且巧妙地利用运动所带来的强大冲击波,借力打力,一举击败了多年来一直与自己作对的几个“对手”。

由于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所以建国以后的中国文艺界,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政治的晴雨表,成了一个最敏感、最复杂、是非最多,且又最容易发生问题的领域。作为文化界领导人的周扬,处在这个敏感领域的领导岗位上,也自然有他的为难之处。自从1937年从上海投奔延安之后,靠着他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更靠着毛泽东对他的赏识,周扬逐渐树立了自己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然而,也许人们只看到了他在开会时端坐在主席台上的风光,看到了他在作报告时发号施令的威风,但却不了解他内心深处的辛酸与痛苦。他虽然对毛泽东十分崇拜,一直努力并且忠实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但却经常因办事不力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周扬曾经将毛泽东历次对他的批评归纳成三条:“1.对资产阶级斗争不坚决;2.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毕竟是大地主家庭出[7]身。”批评虽然严厉,但总体上还是赏识他的,不然的话,毛泽东也不会将他安置在那样一个重要的工作岗位上。

周扬之所以经常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主要还是因为他没有完全彻底地了解毛泽东。虽然他一直被人们视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的诠释者,但身份、地位、个性乃至生活经历等方面的差异,自然会导致他们之间对同一问题产生不同的看法。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了解另外一个人,并且丝毫不差地完全按照这个人的意图办事。当然,周扬有时不能很好地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也与毛泽东自身的矛盾有关。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在对当时中国文化教育界的现状作了透彻而又精辟的分析后指出:企图用简单粗暴的方法进行文化教育改革的想法是不对的。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缓进,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改造知识分子,不要过于性急,要有灵活性。这一段重要讲话,表明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的文化教育界,确实具有非常符合客观实际的把握。然而就在此前的3月份,毛泽东却对电影《清宫秘史》提出了批评意见,并号召全国对它进行批判。明明知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事情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却又急于求成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各种各样的思想批判运动。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既反映了毛泽东性格的多重性,也给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人造成了工作上的实际困难。

建国后,周扬屡屡遭受毛泽东的批评,自然也与“第一夫人”江青有关。当时周扬任中宣部副部长,而江青就在中宣部任电影处处长。有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第一夫人”在手下工作,就会经常出现到底谁领导谁的问题,如此时日既久,彼此产生摩擦造成矛盾自然在所难免。更何况江青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不仅不会服从周扬的领导,而且还一直觊觎着文艺界领导人也就是周扬的那把交椅。而周扬本人又看不惯江青,往往坚持原则以抵制她的瞎指挥,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摩擦,江青当然会对周扬怀恨在心。据李辉在《往事苍老》中说,当年周扬曾经对周迈说过这样一番话:“批斗我,也许江青起点坏作用……她在中宣部工作时,有时发表意见口气很大;有时我们搞不清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她个人的意见。我们只能按组织原则办,不能听她的,可能得罪了她。”寥寥数语,概括地反映出周扬与江青共事的艰难以及他们之间产生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

矛盾着的双方总会彼此产生怨恨之情,这种情绪蓄积既久,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就会喷涌而出造成剧烈的矛盾冲突。从现有史料来看,江青与周扬之间的第一次真正激烈的矛盾冲突,应该就是发生在1954年9月的那一次。而导致这次冲突的直接导火索,便是《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究竟应该在《人民日报》还是《文艺报》转载的问题。也正因为周扬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惹怒了江青,所以才直接引发了那场轰轰烈烈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

笔者在拙著《红学:1954》中曾说:“李希凡、蓝翎与俞平伯商榷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本来只是一篇普普通通的商榷性文章,不料却被江青和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看到并引起重视。江青为何赏识这篇文章,原因不得而知,也许她确实是由衷地喜欢这篇文章,也许她是为了投毛泽东之所好,也许另有其他目的,但毛泽东之所以看重这篇文章,却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首先,李希凡、蓝翎的文章中有些言辞比较尖锐,洋溢着一种战斗气息,这种‘小人物’敢于向‘大人物’挑战的精神,勾起了毛泽东年轻时的战斗豪情。回顾毛泽东的人生历程,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战斗的一生。他在各个方面,各个历史时期,似乎都充满了战斗的豪情;其次,这篇文章所涉及的内容,正好是毛泽东推崇备至且十分熟习的《红楼梦》,而‘两个小人物’的研究方法,又是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研究复杂的文学现象。其中的许多观点,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看法不谋而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篇文章可以用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引发一场大批判运动,以便实现他多年来以马列主义统一人们思想的宏伟构想。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江青提议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拿到《人民日报》转载时,毛泽东当即欣然同意。”

9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江青带着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来到人民日报社找到当时的总编辑邓拓,口头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人民日报》转载此文,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邓拓按照指示办事,在让李希凡、蓝翎对文章略作修改并排出小样后准备转载时,却遭到了负责文艺宣传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反对。因为当时《人民日报》的文艺宣传工作由报社总编室和中宣部文艺处双重领导,并且以中宣部文艺处为主。文艺组每个季度的评论计划,都必须拿到中宣部文艺处讨论,最后再由分管文艺处的副部长周扬审定。因此,周扬得知此事后,便提出了反对意见,因而邓拓也不得不终止《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转载。

关于江青到人民日报社安排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事,历史史料与一些重要当事人的回忆不太一致。“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与“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于1967年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中记载说:“9月,毛主席看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后,给以极大的重视和支持。九月中旬一天下午,江青同志亲自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来周扬、邓拓、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等人,说明毛主席很重视这篇文章。她提出《人民日报》应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邓拓一伙竟然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种种理由,拒绝在《人民日报》转载,只允许在《文艺报》转载,竟敢公然抗拒毛主席指示,保护资产阶级‘权威’。”从现存的各种史料来判断,江青曾为此事到人民日报社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在9月中旬,她直接找了邓拓,并未找周扬等人;第二次则是在9月底或10月初。当时,《人民日报》在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排出小样后,却又因为周扬的反对而中止转载,因此江青为此再到人民日报社,召集周扬等人开会交涉此事,结果再次遭到拒绝。此处所说“九月中旬”,时间上是对的,但却将江青两次到人民日报社的事情混为一谈了。据蓝翎在《龙卷风》中的回忆,他第一次被邓拓找去,是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中旬的一个星期(据查为十八日)”,证明邓拓在找蓝翎之前江青已经到人民日报社找过邓拓。而邓拓在约见蓝翎之后,又让他第二天(星期天)找到李希凡,然后二人一起去了报社。星期一,他们两人便动手修改文章,星期四上午修改完毕并交给报社,星期五即校对了修改稿的小样,但《人民日报》却没有登载,后来才由《文艺报》转载此文,这便是周扬等人搞了折中方案的结果,也证明第一次周扬等人并不在场。而江青之所以再次到人民日报社去召集周扬等人开会,也是为周扬等人做出的决定(《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不在《人民日报》转载,而由《文艺报》转载)来进行交涉。周扬等人所说“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等话,便是在江青第二次到人民日报社时说的。

此外,关于江青第二次到人民日报社召集周扬等人开会的具体时间及与会人员,史料记载与一些重要当事人的回忆也不太一致。据李辉的《往事苍老》记载,他在采访袁鹰时,袁鹰曾说:“我最早感到江青的影响,是在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期间。开始隐隐约约听说有两篇文章引起注意,有问题要批判。10月中旬,听说江青来报社开过会,有周扬、邓拓、林默涵、林淡秋、袁水拍参加。江青带来毛主席意见,但还没有拿信来。周扬在会上认为不宜在《人民日报》发表,分量太重,报纸版面也不多,还是作为学术问题好,江青就把这样的意见带回去,那时方针已定,他的意图不仅不会采纳,反而引来严厉批评。”在此,袁鹰所说“10月中旬”云云,显然与史实不符。前引蓝翎等人的回忆即可说明问题。另外,《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已于10月初在《文艺报》第18期转载,《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也已于10月10日在《光明日报》发表,证明在此之前,江青早已与周扬等人交涉过此事。文章都已经在《文艺报》转载了,江青“10月中旬”再去《人民日报》交涉,就与历史史实不相符了。

那么,由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的事情搁浅,江青不得不再次来到人民日报社进行交涉。也许是江青事先打电话询问过邓拓,得知了《人民日报》之所以胆敢不转载她推荐的文章,乃是因为周扬的反对,所以这次特意把周扬等人找来开会;或许是邓拓得知江青要来兴师问罪,害怕自己承受不了她的巨大压力,所以赶紧把周扬等人请到了人民日报社。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这次来了不少人。据史料记载,除《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副总编辑林淡秋之外,其他还有周扬、林默涵、邵荃麟、袁水拍、冯雪峰、何其芳等人。时间是在1954年的9月下旬。

据《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中的记载可知,在这次小型的谈判会上,面对气势汹汹前来兴师问罪的江青,周扬等人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坚持原则,统一行动,毫不妥协。这次他们反对《人民日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理由,除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所说的“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周扬认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很粗糙”,作者的态度也不好;林默涵、何其芳则说,这篇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据一些与周扬熟悉的人回忆说,周扬历来对毛泽东都是非常尊重的,对他的指示也是一贯地绝对服从,但这次为什么却又胆敢抗拒呢?除了周扬确实是在坚持原则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江青两次到人民日报社去,都没有带上毛泽东写的信或者字条,只是口头传达指示,而周扬等人又“搞不清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她个人的意见”,所以还是“只能按组织原则办”,如此一来,就不仅仅得罪了江青,而且也激怒了毛泽东。

那么,毛泽东既然有意要利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却为何又不写封信让江青带到人民日报社去呢?可能一来他觉得这只是一桩小事,由江青出马去打个招呼,在《人民日报》转载当不成问题;二来出于种种考虑,他还不想一开始就参与这场运动,待到文章转载以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引导;三是当时他确实太忙,因为就在这段日子里,亦即9月15日至9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相比而言,这次大会才是他所要做的头等大事,其他事情,包括这样的“小事”,他当然也就顾不上了。

江青是以问罪之师的身份带着怒火到人民日报社去跟周扬等人交涉的,她在当时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她在交涉时必然采取咄咄逼人的气势。然而,周扬等人的“不给面子”,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也导致了她的愤怒的火焰达到了极限。最后,她只能强忍着难以遏制的满腔怒火离开人民日报社。因此,她在见到毛泽东之后,必然会添油加醋地将周扬等人的态度和话语复述一番,并将在自己胸中熊熊燃烧的怒火再引发到毛泽东身上,这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后来,《文艺报》又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且冯雪峰还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在文章前面加了一个“编者按”;而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也在10月10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出来,并且《光明日报》居然还跟着《文艺报》学,也在文章的前面加了一个“编者按”。周扬等人这种本来十分正常的举动,却在将他们带入一个非常难过的“多事之秋”的同时,也为引燃这场大批判运动的熊熊烈火增加了更多的火药。

在此我们不妨作这样的假设:倘若江青带着《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来到人民日报社找到邓拓之后,邓拓不征求周扬的意见而直接将这篇文章转载,这场运动会不会避免?回答恐怕仍然是否定的。因为江青看重《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并提出要在《人民日报》转载,并不仅仅是真正赏识这篇文章,她的主要目的,还是想利用这篇文章的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说白了,也就是想借机引发一场批判运动。因此,自从江青产生这一想法并付诸行动时起,即使不发生周扬阻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的事情,这场运动的爆发也已不可避免。

也许有人会说,笔者在此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在江青与周扬为此事而发生直接冲突之前,这场运动的爆发便已不可避免,怎么又说这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直接导致的一种结果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需回到周扬对周迈所说的那一番话上来。江青在中宣部“有时发表意见口气很大”,周扬等人又“搞不清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她个人的意见”,所以他们“只能按组织原则办,不能听她的”。这种坚持原则的做法,自然会使江青对周扬怀恨在心,并在办理与周扬有关的事情时也尽可能地避开他,以免受到阻挠。当时《人民日报》的文艺组主要由中宣部文艺处领导,在中宣部工作的江青明明知道这一事实却不找分管文艺处的周扬转达毛泽东的指示,反而直接跑到人民日报社去找邓拓,正是她痛恨周扬并试图避开周扬以达到预期目的而采取的一种不正常的行动。而周扬得知此事后表示反对且最终达成妥协在《文艺报》转载,除了表面上是在坚持原则的理由之外,潜意识里是否还有一种对江青绕开自己“假传圣旨”的抵制和报复?也正是由于他们之间长期以来的彼此摩擦,最终演化为直接的面对面的矛盾冲突,才导致了这场运动的快速爆发并使之扩大了范围。如果江青的意图不被周扬等人阻挠,那么由此而引发的批判运动也许不会形成后来那样大的规模。最起码的一点,《文艺报》及冯雪峰等人是不会受到连累的。

实际上,在建国后发生的两次运动中,周扬和江青之间都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矛盾冲突。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开展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思想运动中,江青出尽了风头也尝到了甜头:她率领由文化部和人民日报社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威风凛凛地开赴山东,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地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调查以后,《人民日报》便连续发表了该“调查团”撰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岂料就在江青正要将这场运动继续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的时候,周扬却迫不及待地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一文,在为这场运动做出总结的同时也画上了一个句号。前线的大将正将战鼓擂得震天响,后方的元帅却敲起了收兵的铜锣,这自然让还没有出够风头的江青大感恼怒,也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毛泽东对周扬乃至文化界的不满情绪。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这场运动,也是因为对文化界尤其是文化界领导人的不满所致。在他亲自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中,他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一句句充满愤激之情的言辞,携带着势不可挡的巨大冲击力,击向令他感到强烈不满的文艺界及其领导人。

周扬应该明白这场运动的性质,也知道这场运动对自己带来的巨大压力。即使毛泽东没有点名批评周扬,但他对文化界的不满实际上主要也是对周扬的不满,因为他是文化界的主要领导。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周扬还是匆忙地鸣金收兵结束了这场战斗。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周扬不愿意用运动的形式来解决思想领域的问题之外,深层的因素恐怕还有一些。须知,在这场运动中,不仅他自己间接地受到了批评,他的一位好友——“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也在上海受到了直接冲击。出于一种对自己甚至对夏衍的保护意识,周扬也自然要尽快地结束这场运动。

在对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阐释方面,也许江青比不上周扬,但在其他某些方面,江青却比周扬更了解毛泽东。她知道自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匆匆结束以后,毛泽东一直要在思想文化界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所以便不失时机地抓住一篇极普通的商榷文章采取了积极行动。然而,对江青和毛泽东来说,运动只是一种手段,却不是最终目的。毛泽东要发动批判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人们的思想,以改变文化界的混乱状态。而江青的目的却截然不同,她还是要通过运动显示自身的价值,以满足内心深处日益膨胀的权力欲,确立自己在文化界的领导地位。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使江青第一次尝到了运动的甜头也产生了对周扬的强烈不满,所以她经常在毛泽东面前搬弄是非,并一直在寻找发动批判运动的机会以便借此整倒令她反感的周扬及其他文化界领导人。据李辉在《往事苍老》中说,他与张光年谈到周扬时,张光年曾经说过这样一个生动的细节:

李:你有次说到毛泽东常批评周扬“政治上不开展”,主要是指什么?

张:我想是指他对意识形态上“阶级斗争动向”不敏感,感觉迟钝。你管的事,出了问题都要最高层替你发现、指出,指出了,还没能很快跟上,这还行吗?53年说他政治上不开展,也可能因为电影。当时江青是中宣部的电影处处长,经常拨弄是非。有一件事好像是在1953年,江青邀请我们在中南海看《荣誉属于谁》,说这个片子是有问题的。我们很认真地看,但很愕然。周扬问我:“你看问题在哪里?”我摇摇头,他叹口气,说:“有问题。”但也说不出。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片子与高岗有关。当时高岗是东北王,知道他有作风问题,但政治上的问题我们并不清楚。江青说这片子是歌颂高岗的,不过后来批高岗的文件中也没有这个内容。说周政治上不开展,还指他同夏衍、田汉、阳翰笙这样一些老同志划不清界限。我猜想这样,没有问过他。

高岗、饶漱石的问题,纯粹属于政治斗争,但江青仍想通过电影开展批判运动。虽然这次没有成功,但她继续等待这样的机会也是很必然的。而当她好容易捕捉到一个机会的时候,却又遭到了周扬的阻挠,这不能不让她感到恼火。所以,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一事因受到周扬的阻挠而搁浅以后,原来试图避开周扬的江青就不得不面对面地与周扬进行交涉了。然而,就在她于9月下旬再次来到人民日报社以后,却发现周扬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不但理由非常充足,而且还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同盟军。直到此时,他们仍然“搞不清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她个人的意见”,所以他们当然“只能按组织原则办,不能听她的”。周扬态度的坚决,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他对江青经常“拉大旗作虎皮”的反感,也透露了他对江青超越职权在文艺宣传部门指手画脚瞎指挥的抵制态度。由此亦可看出,周扬在平时处理自己与江青的工作关系时,并没有将她当作“第一夫人”特殊看待,更没有利用江青的这种特殊身份作为自己往上爬的阶梯。在周扬身上,还有中国传统文人良好品质的闪光的一面。

在这次特殊的交涉会上,周扬没必要说出自己之所以阻止江青的深层原因。因为仅堂堂正正的理由就已相当充分:“小人物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很粗糙,态度也不好”,等等,是针对《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评价;“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分量太重,报纸版面也不多”,则是说的实际情况;“还是作为学术问题为好”,更证明周扬等人并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江青有借此开展一场批判运动的意图。

江青与周扬之间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升级,在冲突过程中周扬暂时占了上风,其结果是导致了江青对周扬的更大怨恨。据李辉的《往事苍老》,江青曾经在公开场合说出这样一句话来:“我恨死周扬了!”可见她对周扬是何等的痛恨。

实际上,无论周扬对江青“假传圣旨”的做法如何反感如何抵制,他到底还是给了江青一点儿面子。《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最终由《文艺报》转载,便可证明此点。只不过江青却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因而对周扬的折中方案不但不做出让步,反而从此愈发痛恨周扬。

在面对面的冲突中,暂时占了上风并不等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最终陷于被动局面的还是周扬。他与江青的较量,从一开始就注定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因为江青身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靠山。当他们之间的冲突转化为“竟敢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保护资产阶级‘权威’”的时候,冲突的性质便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江青与周扬等人在人民日报社发生冲突后不久,江青便借助毛泽东的力量开始了对他们的猛烈反击。面对《文艺报》在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时所加“编者按”,毛泽东写下了一行行燃烧着熊熊怒火的批语:“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字字句句,都是冲着周扬等人当日对江青所强调的那些理由。当时的周扬,与“小人物”李希凡、蓝翎相比自然是一个“大人物”,但当他面对毛泽东的时候,他究竟是“小人物”还是“大人物”呢?

没有材料证明周扬当时是否看到了毛泽东的这些批语,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周扬却很快就看到了。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再次对准周扬所强调的“小人物的文章”这条理由开火,有意识地将“小人物”与“大人物”对立起来:“事情是两个‘小人物’作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如此严厉的断语出自第一领袖之口,其对周扬等当事人造成的压力何止千钧!

令周扬感到欣慰的一点是,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实话实说:“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这证明周扬的判断是正确的:要求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开始并非出自毛泽东的本意,而是江青提出来的。不过,江青到人民日报社之前,却是征得了毛泽东的同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的指示。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又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扬等人:“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虽然没有点名,但却不点自明。身为主要当事人的周扬,在看到这一段燃烧着怒火的最高指示后,自然会陷入诚惶诚恐的境地。

周扬可能没有料到,在自己和江青之间的冲突中,毛泽东竟然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江青。这位对毛泽东无限崇拜的文艺界领导人,对江青的指手画脚瞎指挥可以采取直接或委婉的方式加以抵制,但对毛泽东的指示,不管是理解的还是不理解的,甚至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却从来都是绝对服从的。因此,看了毛泽东的信后,周扬可能心中仍然不向江青认输,但对毛泽东,他却积极地采取了“立功赎罪”的补救措施:他将以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的名义,召集在京的专家学者召开一次小型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

周扬的态度和积极行动,并没有得到江青与毛泽东的谅解。他们有意采取了避开周扬直接指挥人民日报社的行动,而江青则在这一行动中扮演了一个使者的角色。她不辞劳苦地往来于中南海和人民日报社之间,瞒着周扬,秘密地找到邓拓,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他在《人民日报》组织发表几篇支持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周扬虽然知道此事,却不敢再来过问,证明在与江青的矛盾冲突中,周扬起码在表面上已经服输。

李希凡在《红楼梦艺术世界》中曾经说:“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一些意见,听说周扬就曾打电话问邓拓:这是怎么回事?”此外,据李辉的《往事苍老》,夏衍也曾经说:“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批评《文艺报》的社论,这实际上是批评周扬领导的文学界。听说这个社论越过了周扬,由上面指示总编辑邓拓安排报社的人直接写的。起草人是袁水拍。社论发表出来后,周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实际上是毛主席不满意周扬在批判胡适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上的工作,这篇社论是对他的极为严厉的批评。”

邓拓奉命组织的第一篇文章于10月23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便是那篇由钟洛起草并经林淡秋、袁水拍修改过的《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一文。这篇凝聚了人民日报社及文艺组主要领导人的心血和智慧的文章,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写成的,但对于文艺界的批评,却只在临近结束时轻描淡写地点了一笔:“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之派的‘新红学家’们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在全国解放后仍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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