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咖啡岁月&黑胶年代(共二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阮义忠

出版社: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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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闻:咖啡岁月&黑胶年代(共二册)

听闻:咖啡岁月&黑胶年代(共二册)试读:

总目录

CONTENTS封面版权信息

听闻:咖啡岁月

听闻:黑胶年代

目录

CONTENTS听闻:咖啡岁月

01 沙漏中的咖啡豆

02 克林冰果室的暗恋

03 作家咖啡屋的壁灯

04 十八世纪咖啡屋

05 明星咖啡屋的二三事

06 约会在绿洲

07 坑洞里的发霉咖啡

08 家的延伸

09 门雷蒂的爱尔兰咖啡

10 与塞风壶有关的记忆

11 稻草人西餐厅与陈达

12 咖啡也是药

13 在咖啡馆的留影

14 在花神喝咖啡

15 约会在圆顶

16 小王子在大阳台

17 咖啡之舞

18 咖啡的“呼愁”味儿

19 静待意外发生

20 在瑞士的三种咖啡滋味

21 萨赫蛋糕和哈维卡咖啡馆

22 阿姆斯特丹的双胞胎及其他

23 忆天琴咖啡屋的朋友

24 阮家咖啡

后记

返回总目录01沙漏中的咖啡豆

我从小就偷偷抽烟及存钱买咖啡,但从多小开始就说不准了。小镇上,只要身体没病,大男人几乎个个都在吞烟吐雾,见了面也总是抢着敬烟。看在小男孩眼里,抽烟就代表成熟世故,大伙儿把地上捡来的烟蒂点上火,人模人样地叼着,还学会了收集烟蒂,剥下剩余的烟丝,用日历纸卷成纸烟。但真正上瘾是在初中,大伙儿彼此较量,看谁吸得最深、吐得最长,害我愈抽愈多,直到四十多岁才戒得掉。

和抽烟相比,我在更小的年纪就喝咖啡了。那时坊间只有一种品牌,少少咖啡裹着厚厚的砂糖,压成块状零卖,大小如同现在最夯的凤梨酥。用滚水一冲就是热咖啡,再加冰块便算冰咖啡。那时还没有所谓的咖啡屋,时髦饮品都在冰果室里,用漂亮杯子送上桌,再淋上几滴三花牌炼乳,收费可贵了。乡下人戏称,这种不加糖会苦的东西是给失恋人喝的。城里人说失恋的滋味像吃香蕉皮,那就直接吃香蕉皮好了,傻瓜才会花钱买“黑水”。

即溶咖啡出现后,咖啡糖块从市面消失,后来也再没见过类似产品。现在回忆,还真可惜道地西方饮品被台湾本土化的历史没留下痕迹。记得那独一无二的咖啡产品,外面包着薄纸,印着“巴西咖啡”四个笨拙的单色字,看起来类似土产糕点。小时候的我还以为全世界的咖啡都长这个样子,都是从巴西来的。后来才知道,那是道地的台湾货。日据时代,殖民政府曾在几处农场试种咖啡,后因地质及气候因素,无法生产质量够好的生豆,便不再推广。半世纪后,留下来的咖啡树种竟带来庞大商机。现在云林古坑的“台湾土咖啡”价钱被哄抬得比舶来品贵多了。由于年产量远不及消耗量,据说八成以上的豆子都以进口豆冒充;洋货倒成了山寨品。“巴西”咖啡块冲出来的色泽不深,甜度有余,香气不足;依稀记得口感略涩、带着残渣。制造商显然萃取技术不精,只是把咖啡豆磨至极细,让人连水一起吞入肚。味道虽已从记忆中淡去,细渣留在舌尖齿缝间揉来搓去的感觉却不曾忘却。

父母当然不会给钱喝咖啡,鬼灵精的我便四处收集牙膏空条、罐头、酒瓶、瓶盖,还将工地拆下来的模板铁钉一根根敲出来,拿到后街的回收店换钱。买它几块巴西咖啡,偷偷泡上一碗黑水,躲到木料仓库的角落,这个保守、封闭到可怕的小镇就跟西方世界接轨了。那是我的做梦空间,能让我的想象力无边无际地驰骋。一小口一小口,尽量慢慢喝,以免白日梦醒得太快。

梦的内容当然是快快长大,早早挣脱被钉在故乡土地上的命运,到城市闯一片天、出国周游世界。日子一天天、一年年地过,没想到我的梦想竟然一一成真,在这新的一年还能应《生活》月刊之邀,借喝咖啡的经验回首来时路。

这阵子随证严法师行脚,师父驻锡关渡慈济园区,我就夜宿关渡山居,在那儿喝了一个星期的胶囊咖啡,天天都在想念新店家中烘焙的咖啡香,在微博有感而发:“味道,向来和记忆紧紧相缠,难怪普鲁斯特会因吃饼干浸咖啡而触动,令他追忆似水年华。”没想到当天就有纽约博友留言,指出普鲁斯特是用贝壳型小蛋糕蘸红茶,而不是咖啡。看来,不仅是我的鼻、舌、胃,连脑袋也受到咖啡因影响了。

最近兴起一个念头,想设计一个计时沙漏,但将沙粒换成咖啡豆。对地球上无数的咖啡迷来说,人生中的欢乐时光、痛苦时光、不知如何打发的无聊时光都需要咖啡。若是岁月以用掉多少咖啡豆来计算,我应该已是人瑞了。02克林冰果室的暗恋

克林冰果室的女侍美得令我不敢靠近,但她泡的咖啡实在难喝。这是我青春期难忘的两件事。

那年我被家乡的头城中学退学,转到冬山中学重读初二,常有机会到罗东镇上闲逛。这所被稻田包围的迷你学校,教室只有一排。记得报到之初操场尚未整平,上体育课时,要在地瓜园的垄沟间跳上跳下,有时还会被瓜藤绊倒。学校位置偏僻,招生经常不足额,只要想来的人都可以来,考试只是形式,不考也行。因此理想学校考不上,或是像我这样被他校开除的转学生特别多。

冬山中学的学子九成来自当地及邻镇罗东,最远也不出宜兰或苏澳。从县境的另一端头城来的,既是空前恐怕也是绝后。由于每天得坐两小时的每站必停的慢车通学,就是搭早班车,到学校时第一堂课也已上了一半。因此,我被特准不必早自习、不必参加升旗典礼,俨然成了特殊份子。编造谎言的借口也有了,与同学在罗东公园一带鬼混,很晚才回家时,就说火车误点、故障什么的。罗东的大街小巷我都熟得很,可算是我少年时代的第二故乡。

那时,罗东有列森林小火车,本来是专门运载太平山林场的木材,但在全省禁止砍伐之后,小火车成了大同乡境内泰雅原住民的交通工具。我的火车在罗东站停靠最久,总能和对面月台等搭小火车上山的原住民对望。泰雅女人脸孔姣美、身材婀娜,尤其是四季村的女孩,被公认为最美。我的一位死党在暑假过后就不来学校了,有天去他家找他,才知道他让一位四季女孩子怀孕,不得不结婚,只有办休学;才十五六岁便为人夫、为人父了。我第一次如此靠近的四季美女,便是那位抱着婴儿的小妈妈,心里既羡又妒,暗自希望以后也能讨个四季老婆。

那时我正迷上四轮溜冰,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在罗东公园溜冰场耗上半天。运动完,全身湿透,总得找个地方更衣,于是便成了附近一家冰果店的常客,结果一段暗恋在此萌生,似有若无地发展了整整一年。位于中山路三段,在中正街口附近的克林冰果店,可能是当年兰阳地区最有格调的消费场所了。并非设计得有多好,只是简简单单,没有被多余装饰弄得庸俗罢了。坐椅不但牢固,桌面还特别宽,正适合不是看书就是埋首画钢笔线条画的我。

总感觉有人在柜台后面打量我。本来我是不会注意女侍长相的,但她那充满善意的眼神渐渐吸引了我,让我愈来愈肯定她对我有好感。我们的对话通常都是客套的短句,但一开口她便羞红了脸,让刚入青春期的我也不由得怦怦心跳、舌头打结。在知道她来自四季时,瞬息之间,我竟有如触电!难道这就是我在等待的良缘吗?

见面的次数虽多,但彼此仿佛在猜谜,虽远远地互相偷瞄,却从来没勇气直视对方的双眸。最紧张的时刻,便是咖啡上桌时。她站在桌前,我坐在椅上。她从托盘取下杯盘,低身弯腰,脸凑过来,一股清香扑鼻而至,让人得停止呼吸,才不会想入非非。她瞅着刚端来的咖啡,我盯着那双泛着古铜色光泽的玉手,彼此笨拙地搭讪两句。“今天来晚啦?”“嗯……”“上礼拜天没看到你……”“哎……”“你在看什么书?好像很好看!”再空洞乏味的话语,从她嘴里流出来便甜如蜜。她是那样的美、那样的纯真,让我根本就不敢表达爱意,仿佛一张嘴便会把饱满的气氛破坏了。每回都鼓足了勇气,打算约她出去,可每回脑袋都会又涨又昏,还没开口就把话吞回去了。

人美得令人屏息,但咖啡却令人不敢恭维。那个年头,咖啡只是冰果店聊备一格的饮品,喝的人并不多。店家多半买罐雀巢即溶咖啡粉放着,顾客来了就现冲现泡。这位四季美人对我特别优待,老是多舀一勺粉,让我苦得难以下咽,只得偷偷加水,兑成两杯才行。

初中毕业,我考回头城高中就读,便不那么常去罗东了。等到有一天特地再到克林冰果店,她已不在那里工作了。我一直不敢确定,她对我的好感是否像端给我的咖啡那样浓;又忍不住猜想,她是不是故意端那么苦的咖啡来,好引我跟她抗议或什么的……

她的脸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写这篇文章时,那美好的身影又活生生地浮现眼前,喉咙仿佛又被苦涩无比的咖啡味呛住了。03作家咖啡屋的壁灯

高中毕业前,我已到过几次台北,最早是陪对门的东方照相馆老板到台北器材街补货。我算是挑夫,犒赏是在西门町的大戏院看场首轮电影。那一带的电影院、百货公司、中华商场是我对台北最初也是最鲜明的印象。高中毕业后,有天在武昌街二段五光十色的商店夹缝中,有两个完全不同于周遭氛围的文化空间:一是位于钟表店二楼的“精工画廊”,一是位于鞋店地下室的“作家咖啡屋”。前者让我第一次看到严肃而前卫的现代摄影群展,后者让我初识台湾当代最著名的诗人作品。痖弦、洛夫、叶珊(杨牧以前的笔名)、郑愁予、余光中等人的诗句被写成书法、嵌成壁灯,让只读过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里尔克、洛尔卡、泰戈尔、弗罗斯特、波德莱尔、兰波、庞德、狄金森等洋诗人的我明白,岛上也有不赖的诗人。

我是被“作家”这个店名吸引去的,没想到咖啡之好,与本土诗作之佳同样令我惊艳。豆子是现磨的,还没开始煮,咖啡香已满溢全屋;两只开孔的大玻璃球串成奇怪的烹煮壶,看起来就像化学实验室的器皿。下球置水,以小瓦斯炉加热;上球置咖啡粉,水开了透过吸管上升至咖啡粉处浸泡。师傅拿支小竹棒搅拌,眼睛死盯着腕表,时间一到便毫不迟疑地将火熄灭,立即以湿布裹住上球,使咖啡急速降温、流入下球。这种如变魔术又带有表演性质的程序,在当时叫“虹吸式”,在如今叫“塞风壶”(syphon)煮法,依旧风行于大大小小的老式咖啡店。煮这种咖啡要十分专注、差个一分钟降温,香醇即变焦苦。火候恰好的180毫升咖啡加冰糖,再淋上20毫升至30毫升的鲜奶油,可是会让人上瘾的!

作家咖啡屋的设计别具一格,至今仍是台湾有过的最有个性的咖啡屋。那是当时的画坛才子龙思良的实验之作,掌柜就是他的夫人罗珞珈。先生的插图笔触走偏锋,拙中见奇,曾经风靡一时,可惜后来越画越流利,以至于俗气了。夫人一度被称为台北文化界的才女,据说是散文高手,我却无缘拜读。太太外貌脱俗姣好,先生个子特别矮小,是一对令人见过便会留下深刻印象的夫妻。据说出资合伙的还有其他几位文人,只可惜开业起码早了二三十年,一般民众跟不上它的品位。

做梦也没想到,我高中一毕业就能立刻到台北上班,为作家咖啡屋壁灯亲手题字的所有诗人,一下子全都认识了!因缘不可思议,我选的座位,正好是痖弦作品的下方。喝了杯口齿留香的咖啡,沉思了一个下午;等到回神,一抬头便与这首《如歌的行板》对个正着:

温柔之必要

肯定之必要

一点点酒及木樨花之必要

正正经经看一个女子走过之必要

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码认识之必要

欧战,雨,加农炮,天气与红十字会之必要

散步之必要

溜狗之必要

薄荷茶之必要

每晚七点钟自证券交易所彼端

……

联考才结束,自知上大学无望的我便到延平南路71号的《幼狮文艺》毛遂自荐,看看能不能接点画插图的零活儿。独自一人在楼梯下小空间的破办公桌后发愁的主编痖弦,看到我递上的一叠钢笔线条画,立刻双眼发亮。一席对世界文坛、画界的阅读经验长谈久久不能打住,等下班时间到,我们又去对面窄巷中的露天摊贩坐下,以韭菜水饺当晚餐,边吃边谈,直至厨子兼跑堂的老板要收摊,才依依不舍地互相道别。

刚由美国爱荷华写作工作室返台,才接任杂志主编的他正烦恼助手无处寻,要我尽快报到上班,我的文艺事业之路就此踏出第一步。痖弦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只可惜我们从未一起在作家咖啡屋的壁灯下喝咖啡。去《幼狮文艺》工作不久后,这家咖啡屋便歇业了;虽然只去过那么一回,我却对那首诗永远难忘。下半段是:

草一般飘起来的谣言之必要。旋转玻璃门

之必要。盘尼西林之必要。暗杀之必要。晚报之必要

穿法兰绒长裤之必要。马票之必要

姑母遗产继承之必要

阳台、海、微笑之必要

懒洋洋之必要

而既被目为一条河总得继续流下去的

世界老这样总这样──

观音在远远的山上

罂粟在罂粟的田里04十八世纪咖啡屋

想来不可思议,我居然在二十岁之前就设计了一家商业咖啡屋。事隔四十年,台北已变得太多,但老西门町的几个角落还是那个样子,咖啡屋的原址我依然能辨认。一切都是因缘,要不是认识了一位姓盛的设计师朋友,我不可能有机会过这个瘾。

十九岁那年我在《幼狮文艺》上班,透过作设计的同乡认识了他的一些圈内朋友,从他们的谈话中吸收了不少设计方面的观念与施工常识。有时他们为一些环节苦恼,七嘴八舌地得不到结论,在旁聆听的我天马行空地抛出一两个想法,竟能让他们一致叫好。

在当时的业界,盛君被认为是画室内设计透视图的一把好手,只是想法比较保守。他特别喜欢找我聊天,听我大放厥词,因专业设计讲求易施工、好使用、功能性强,我却追求观念的新、造型的奇,思路放在从未体验过的格局。

当时,我干的虽是编辑活,但高中毕业的学历只能占工友缺,薪资非常低。为了多赚点外快,便经常替已成家不愿值班的同事守夜。《幼狮文艺》的办公室离盛君的工作室很近,他经常一下班就来找我,听我从文学、音乐、电影扯到建筑、室内设计,通宵不睡还会眼睛发亮,因为我认为:不同的艺术领域其实都相关,可以彼此连结,互相加分。

过了一段时间,盛君竟然说服他的老板请我到他们公司跟设计师聊天,每星期两次。结果,连老板都觉得我的想法有趣,便把他正要开的咖啡馆案子交给盛君与我全权处理。盛君对我的支持没话讲,嘱咐我尽管乱想,他会负责画施工图,把一切落实。于是,我们闲聊的内容有了明确方向,有时在他的住处,有时在台北几家著名咖啡馆,边观察边在餐巾纸上东画西画,构想愈来愈成熟。

昆明街、西宁南路一直是服饰业的商家必争之地,利润较低的餐饮业则多集中在二楼,因为租金便宜多了。老板选的地点在闹区二楼,楼梯非常窄,空间虽然方方正正的,中央却矗着根大柱子,无论在视觉或使用功能上都是障碍。地方空了很久没人有兴趣,因此租金特别便宜,让老板愿意试试看。

愈难搞我就愈来劲,把柱子的四面墙都贴上镜子,外围圈出一个带喷泉的四方形小水池,再摆上几张情人座,缺憾便成了特色。最里边有面墙给人压迫感,我便找了一大捆麻绳,以绳代笔,在墙面上盘出一大幅抽象线条的壁画,让所有人都为之惊艳。由于房间挑高够,我还在相邻成L形的两面墙中架出夹层,搭上宽大的木板楼梯,让人不但可以上上下下,还能舒舒服服地就地而坐,成为开放性座位。整个空间造型前卫、现代,大家思考取个新潮店名,我却主张叫做“十八世纪咖啡屋”,自以为这也算是一种文艺复兴。

总之,我的所有构想都被盛君及他的老板接受、实现,并在当时的台北造成小小的骚动。开幕那天贵客云集,我所知道的作家、艺术家几乎都到齐了,大家好奇,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除了画插图让人吃惊,还能搞出什么把戏。年轻时我的记忆力特别好,《幼狮文艺》的主编痖弦要打电话找人或是写信邀稿,从来不必查本子,抬头问问坐在他对面的我就行了。总之,许多文艺圈人士的电话号码、地址我都能倒背如流,而他们也都成了我邀请的对象。请帖也是我自己设计的,用的当然也是我的插画。

记得那时台北还没浓缩咖啡机,大部分咖啡馆仅供应美式咖啡,十八世纪咖啡屋却已经备有日式塞风壶,用咖啡豆现磨现煮了。咖啡煮得好不好,我完全不知道。开幕那天,我穿着黑色紧身西装,还打上领带,楼上楼下到处招呼。不明究竟的人还以为我是咖啡店老板,殊不知我只是个兴奋于构想能实现的穷小子,连设计费都没挣着。老板说,只要咖啡馆经营成功,就会按月给我吃红,但咖啡屋开幕没几天,我就接到紧急召集令,入伍服兵役去了。一走三年,退役后回到台北,咖啡屋已换人经营,因为有帮年轻人经常霸着位子不走。

十八世纪咖啡馆改名青苹果后,成为台北市著名的狂欢滋事场所。两个一新一旧的名字正代表了两个世代,爱在里面泡的人也换了一批。我也曾想上去一探究竟,但在窄窄的楼梯口伫立半晌,还是怅然离去;之后,就连经过这里也不愿意了。05明星咖啡屋的二三事

台北武昌街的明星咖啡屋不仅名气最大,还是一个饱富理想精神、浪漫色彩的时代象征。1949年,五位随国民党政府由大陆来的俄国沙皇族裔,因思念家乡食物,与台湾人简锦锥在此合开了“明星西点面包厂”,招牌上的英文是Café Astoria。因糕点精致大受欢迎,隔年在二、三楼增设咖啡屋,四十年间吸引了许多作家、诗人、画家、表演艺术者。

2004年,明星咖啡屋在歇业15年后重新开张,一楼仍供应各式美味糕点,骑楼下却已无诗人周梦蝶的书摊,二楼不见白先勇、席德进、黄春明、陈若曦、陈映真、尉天聪、林怀民等人的身影,三楼也不再是《现代文学》《创世纪》《文学季刊》等台湾文学史上重要刊物的开会、编辑、校稿处。

对我而言,明星咖啡屋纯粹是个解决民生问题的地方,有长达五六年时间,我与内人天天在此吃早餐,有时甚至中餐、晚餐也来报到。当时内人在附近一家进口公司上班,而我的工作室也在拐角的重庆南路一段。而明星咖啡屋虽赫赫有名,却是收费公道、餐点可口,咖啡格外香醇,招牌罗宋汤就更不用说了。最难忘的就是面包附的那一小碟橘子酱,果香扑鼻,口感浓郁,直到现在,我都没在海内外吃过比它更美味的。

刚到《幼狮文艺》上班,我就常来明星咖啡屋拿稿、催稿。让我最感动的就是周梦蝶的稿子,小楷笔笔工整、苍劲秀雅;每回郑重无比、用双手捧给我的,正是他那非常著名的《闷葫芦居尺牍》。他写稿之处不是楼上的舒适冷气间,而是马路边榻榻米大小的书架下,坐的是比枕头高不了多少的小木凳。

记得在《家庭月刊》上班时,有天经过明星,看到他的书摊敞开,小板凳却是空的。上了咖啡屋二楼,才发现他在靠窗的小圆桌旁聚精会神地写字,毛笔起落之间,仿佛格外恭谨;看到我,咧嘴一笑。原以为他在赶稿,走上前去,才发现那是结婚证书。“谁要结婚啊?”他也不说,只是意味深长地笑,把那张厚卡纸递过来。我一看就愣住了,新郎是我同事,新娘却陌生。“这是谁啊?”周老笑得更神秘了:“就是三毛啊,她的本名都被大家忘啰!”

那可是我看过写得最好的结婚证书,可婚却没结成。极有女人缘的这位朋友,后来又有两次差点成婚,对象虽不同,却都是台北众所周知的才女。我跟一位小说家两度受邀前往法院当证婚人,可是等啊等的,结果都只有他独自出现,对我们苦笑:“还是冷静一下,过几天再说吧!”

我从未在明星咖啡屋得到创作灵感,倒是看过不少优秀画家的作品初发表。也不算正式展览,就是在泛黄的空墙面上挂画,有时同样作品一挂半年,有时又频繁地更换创作者。记忆最深的就是萧如松的水彩画,笔触轻柔,将乡间景色、百姓居家描绘得诗意盎然,散着淡淡忧愁。那个年代,几乎人人都好吞云吐雾,香烟袅袅的室内一有阳光射入便神采焕发,气韵与他画作融为一体,不谋而合。

在这里,当时所有的成名与未成名作家、艺术家我几乎都见过,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小说家黄春明。从某个角度来看,明星咖啡屋的光彩跟我这位老友的传奇性驻扎有莫大关系,只要他一出现,咖啡厅就好像成了他家的客厅。认识、不认识的人都乐于当他的听众,因为他的故事最多,表情、肢体语言最丰富,简直就是天生的说书人。

让我特别怀念的还有小说家子于。长春大学矿冶系毕业的他,本来于辽宁本溪煤矿任职,1948年来岛后于台北建国中学教数学,五十几岁才开始写他东北家乡的故事。他永远坐在明星咖啡屋的同一张桌上写作,而且几乎从不改稿,无论短篇、中篇、长篇,都是先想好一小段才落笔,字迹细小工整,厚厚一叠稿子就像是已经印好的。

子于的中篇小说《高粱地里大麦熟》在《中外文学》杂志连载时,就深深触动了我,描写手法新颖、格外引人入胜。可惜的是,他从来没有成为文坛焦点。我很尊敬他,每次都会特别跟他聊两句。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桌面又是一大叠填得密密麻麻的稿纸。“又有新作啦?是长篇吧?”听我这么问,他忍着笑意,却挡不住得意:“是部黄色小说……”照年代判断,那应该是他的最后一部书《迷茫——矬巴列传》。该书出版5年后,子于就往生了。

跟明星咖啡有关的记忆大多愉快,有一次却非但不愉快,还心如刀割。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已离开《汉声》杂志,在《家庭月刊》工作,正处于摄影创作旺盛期,彩色、黑白都拍。出门工作,胸前总挂两架相机,遇到好画面就先用装彩色胶卷的那一架捕捉,之后再拍黑白。所以,同一个场景,彩色的快门机会都比黑白好。每逢讲座,我就携带一部幻灯机、两支片盘,里头装着我最好的160张彩色透明片。

要去新竹清华大学演讲的前一晚,友人在我家过夜。火车站与他的上班地点都在明星咖啡屋附近,所以我们就从家里坐出租车来明星吃早餐。一路聊性甚高,下车时竟忘了放在前座司机身边的幻灯机与片盘。几分钟后惊觉,出租车早已不见踪影。我跟朋友在明星打电话报警、通知广播电台,请认识的报社朋友发布消息,只要把东西还来,必定重赏。

演讲当然是取消了,我傻在明星咖啡屋等消息,从早到晚六神无主、食不知味,仿佛天都塌下来了。一连好几天我拍不下任何照片,每当拿起相机就痛苦万分,感觉自己已失去了此生最好的作品。最后能够重新走出来,是决定从此以后只拍黑白,就当自己从没拍过彩色照片,才能断绝对那些心血的思念。

法子很管用,此后我专心拍黑白照片,倒也发现,我这辈子最好的作品仍然持续诞生。06约会在绿洲

近40年前,我与当年的女友、现在的老伴谈恋爱时,最常相聚的地点,就是高雄的一家西餐厅。那时我在海军服兵役,运补舰停靠之处是高雄港13号码头,走几分钟就是最热闹的盐埕区。位于新乐街与七贤三路交叉口有家绿洲西餐厅,门面小小的,十分幽静,可以让我俩享受几个钟头的罗曼蒂克。

每次去我都点最爱吃的香烤墨鱼,咸甜交杂的酱汁非常特别,与食物融合出一股特殊的香气。女友则是喜欢外酥内润的煎猪排,以及用小锡箔盅烤的洋芋泥。那时供应的都是套餐,一道汤、一个主菜加配菜,任选面包或白饭,最后再来杯香醇的咖啡。

那个年代,谈恋爱可是需要极大热忱的,没手机、互联网,就靠写情书。见个面,用“排除万难”来形容也不夸张。她在台中念大学,我在各海岛巡回,正常情况是两三个月见一次,约会时间无法预料,因为舰艇何时出发、何时靠岸都是机密。她在课堂、我在营区,回港休假时,写信通知来不及,电话打到学校,若非紧急情况,根本没人理。

最快的方法,就是上岸后立刻去电信局发电报。年轻时的老伴十分温顺,对我总是言听计从,会逃课搭几个小时火车从台中赶来高雄,有时因缘不足,还会扑空。我告诉她,一下火车就去看旅客留言板,我会在上面注明,从几点到几点在绿洲西餐厅等她,来的时间不凑巧,我就得先回营。

有一回可是惨啊,她晚上才能抵达高雄,电报通知我,找好旅馆便会留言。隔天早上从营房冲去火车站,一见留言板便傻了,通常密密麻麻的一大片已被工人擦掉,好让当天旅客使用。我按捺焦急,细细扫描黑板的每个角落,看能不能在残留的粉笔印中找到那与众不同的笔迹;发现左下角边缘有个模糊的“瑶”字,才确定她已经来了。

但是,下榻在哪儿呢?站在火车站出口,我环顾四周,试着从那一块块用油漆写在铁皮板上的旅馆招牌,判断她会单身黑夜地往哪处去。大不了一间一间找,最有可能的就是看起来朴实、安全的环境。还好问到的第二家就是了,敲开房门,女友睡眼惺忪,浑然不知我一个早上心急如焚,有如在炼狱走了一遭。

绿洲西餐厅是我自己闲逛时发现的,那时,只要船靠岸,我就会躲到那儿,享受一会儿独处的时光。对我而言,每个地方都有特殊的味道和声响,哪怕视觉印象在脑海中早已烟消云散。记忆中,绿洲西餐的椅背很低,不像某些咖啡厅有高背椅,人一进去就可以躲起来,消失在空间之中。在那儿只能端坐,但独自一人,我就陷入自己的世界。

这里的音乐最特别,只播放美军电台的节目,随时都在放送最新排行榜的歌曲,与美国同步。想到这里,我的脑际就浮现《雨和泪》(Rain and Tears),这首歌在排行榜待了蛮长一段时间,因此经常能听到。曲子以帕赫贝尔的《D大调卡农》部分旋律为基础,是流行音乐改编自古典音乐的成功例子,演唱者是来自希腊的“爱神之子”合唱团,带着幽幽的伤感,特别契合那个阶段的我。恋爱虽然如此甜蜜,但没有夹杂着一点忧伤,就好像少了些滋味。

平日在海上只能喝到即溶咖啡。我总是随身备一罐细粉末的雀巢咖啡、一罐奶精,为了便宜都买大包装,喝到最后,都走味了也舍不得丢。那个年代不讲究赏味期,能提神就好,况且,在海上吃什么、喝什么都有海风、海水的咸味。后来才知道,咖啡豆在船运期间会吸收海的气息,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奇特的风味。

产自印度、有“季风咖啡豆”之称的风渍马拉巴咖啡就是个中代表。制作方法主要是借重大地与海风的交互作用,风味复杂而独特,烘焙后带有辛辣焦糖味,口味浓重的人特别欣赏。早年印度咖啡要从马拉巴海岸运往欧洲时,必须依赖船只运输,抵达欧洲往往已是六个月之后。咖啡豆在漫长的海运过程中,受到海风、季节风的吹拂,在风味特性与颜色上产生显著变化,风渍马拉巴精品咖啡豆就这么诞生了。

咖啡再难喝,也都有一股迷人的味道,挑动人的神经,让你进入一种悠然的境界,驱使你走上思考之路。跳脱现实条件给人的局限后,再难过的事都变得稍稍能够忍受。有时在海上喝咖啡,船的摇晃幅度、频率恰恰好,真会让人有回到幼儿时期、在母亲怀中汲乳的幸福。当然,遇到惊涛骇浪,咖啡泼满一身、嘴巴烫到起泡的情况也不是没发生过。船上的任何器皿都是打不破的,人人一个大钢杯,打饭、盛汤是它,喝咖啡也是它。

退役之后到台北上班,我和内人就再也没去过绿洲西餐厅。为了写这篇文章,试着上网搜寻,惊喜地发现它依然存在,而且打起了“50年代美军第七舰队怀旧老店”的名号,成了一处高雄人的乡愁代表。从前我就好奇,这家小馆貌不惊人,为何却如此时髦,专播西洋歌曲。现在才晓得,它是应驻台美军与眷属的需要而开,难怪餐点如此正点,在台北没见过的菜色都有,咖啡也有当年高雄地区难得的香醇。

在网上提到这家餐厅的人,早年都没去过,而早年去过的人们,如今已不知在何方。没想到,我这个在高雄当兵的宜兰人、内人这个在台中读书的台南人,却老远地来到高雄,跟它结了这么一段缘。

我跟老伴决定,下回到高雄,第一件事就是到绿洲西餐厅去坐坐。07坑洞里的发霉咖啡

在家乡小镇,我从孩提时代就会三不五时地听到,某某人抽到头签,成天都在发愁。对刚满二十岁的大男孩来说,服兵役是一等一的人生大事,而所谓的头签,就是抽到的服役之处在金门或马祖等地。在一边天天喊“反攻大陆”、一边天天要“解放台湾”的那个年代,外岛相当于“前线”,炮弹你来我往,危险性大大高于本岛。轮到我抽签的时候,打开签条便心中一沉,是海军,除了得去外岛,还要在海上漂泊。

新兵训练中心在高雄左营,天还没亮,我与同乡们就在头城火车站的月台等候。火车几乎站站都停,从台湾东开往台湾北,再到台湾南,依次接走每个该当兵的年轻人。大家在类似货车的、黑蒙蒙的车厢里,从天黑坐到天黑,抵达目的地已是深夜。饿得手脚发软,才下车就听到异常严厉的呵斥、威胁,人人顿时被恐惧笼罩,时时刻刻担心着自己会触犯军法。营房的屋顶、墙壁都是铁皮,分配好床位后,我躺下来望着窗外。月亮那样皎洁,为何我的心里却暗如深渊?

几乎就在累极睡着的同一秒,恐怖的哨音凌厉地响起,班长宣布,五分钟之内到操场集合,迟到的罚跑操场。大家惊慌地摸黑行动,碰撞之声此起彼落,还有人吓得掉下床来。什么事也没,就是下马威,班长要让我们学会警觉、尽快去除老百姓的惰性。半个小时后回到铺位,一片鸦雀无声,接着便响起压抑的啜泣声,有些人蒙着被子哭,有些人默默掉泪。第一天就这么苦了,接下来的三年可要怎么熬啊?在此两个月,历经各式操练,每天的情况都只能用虚脱、紧张四个字形容。咖啡想都不敢想,连它是什么味道都快忘光了,天知道我以前每天至少都要喝一到两杯的!

第三个月开始,大家按兵种分开训练,轮机班、船帆班的人都不少,我们这些讯号兵却是每个单位只有一两个。要背一大堆旗号、要会摩斯密码、要会操作无线电,那本厚厚的、半个枕头大的作战通讯手册根本不敢离身,每天抱着拼命啃,才有可能通过各项考试。

从早到晚都在上课,好处是不必操练,比起别人可是轻松多了。我在福利社买了咖啡粉,每天冲一杯,还趁老师讲课时在下面偷偷写诗。休息时也写,用钢杯泡上满满一杯咖啡,喝完又泡、喝完又泡,仿佛喝进多少咖啡,就能化出多少钢笔墨水。见到通讯手册上海军总司令的名字,觉得那个“玺”字很不错,相当少见,便拿来当笔名。之后,我发表过的为数不多的新诗与短篇小说,具名都是阮玺。拍照之后,当文学家的念头打消,儿子出生,便把笔名给了他。

被分发到高雄旗津的小艇队后,讯号专长用不上,我成了往返总部与小艇队之间的邮差,日子过得舒服极了!每天轻轻松松地背着公文袋到左营领取信件,若没紧急公文,我就在外面逛到傍晚,钱都花光了也没关系,回营就有饭吃。制服的长裤与蓝色牛仔裤相仿,上衣是浅蓝色,只要把兵籍名牌从胸前一卸、水手帽摘下放口袋,看起来就跟老百姓没两样,不会引人注意。时间多到不知如何打发,除了看电影、逛书店,高雄闹区的每家咖啡馆我都光顾过。没一家可跟台北比,煮的咖啡都不好喝,可在沙发座上端着瓷杯,让我觉得一点也不像在当兵。

悠哉的好日子不到半年,我们的小艇队跟驻防金门的另一个队互调。那真是一个庞大的军事移动,就跟电影上看到的一模一样,一大片黑压压的小艇陆续开进巨大的运补舰船腹,所有士兵都像货物一样挤在船舱里。风浪很大,不管吃什么、喝什么都会吐光,有的人甚至连胆汁都吐出来了。

在金门驻扎的营区很绝,是个岩石中挖出来的大坑洞,高的那头是陆地,低的那头是汪洋,洞里除了我们就是小艇。营区与海水之间有个水闸,闸门一开,小艇便可驶上海。主坑道供运补大卡车行驶,从陆地一直开到小艇停放处才卸物资。所有铺位都在侧坑的斜坡上,比山低、比海高,潮气之重令人难以想象。棉被没有一天是干的,很多人还因此得了风湿病。我因为靠主坑道的通风口最近,状况还不错,可我的咖啡就不行了,开封的第一杯还香,过不了几天就开始有霉味,之后渐渐结块,得先用筷子、汤匙戳一戳,捣散之后才能冲泡。喝起来一点也不像咖啡,却又舍不得丢。

每人一个装衣物的小木箱,平时放在床下,拖出来可当凳子,就着床铺看书、写字。我的木箱除了一套便服、好几本书,还有一玻璃罐咖啡粉、一纸盒方块砂糖。老士官们无一例外,总是在木箱外加装好几道锁,仿佛里面除了毕生拥有的一切,还藏着对大陆亲人的思念。

印象最深的就是,每隔一阵,四处巡回的文工队就会来放电影。大大的银幕拉在坑底与水线之间,银幕下方映出成排成排的小艇轮廓。坡道就是观众席,大家或盘腿而坐,或撑着上半身斜躺,都不会挡住彼此的视线。电影内容我一部也记不得,却永远忘不了那小艇轻晃的节奏,和那反射在头顶与两侧岩壁的迷人光影,千变万化、随着剧情灵动。那时我的手中必有一钢杯的咖啡,哪怕它已发霉,仍令我深深陶醉。08家的延伸

有二十多年之久,我的早餐几乎都是在咖啡厅解决。那年头还没便利商店,不想拎包子、馒头、饭团去公司的上班族,最常去的就是烧饼油条店、清粥小菜摊,或是在环境较舒适的咖啡厅里享用果汁、土司、荷包蛋、火腿、培根。我经常选择后者,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最后上的那杯咖啡。此外,咖啡厅里空间宽敞、桌子干净,特别适合赶稿。许多地方还供应简餐,中午、晚上都有。

说到赶稿,压力最大的时期,就是在电视公司做纪录片的阶段,每两周负责一集,除了出外景、导演、剪辑、配乐,还要写三十分钟的旁白。出完外景,通常会在剪接室先忙个三四天,最后必定通宵达旦,天亮了还得赶出晚上录音要用的脚本。录完就进棚播出,任何环节都不能有差错,以免节目开天窗。

照惯例,我总是浑身烟味、撑着熬过夜的沉重脑袋来到公司后面巷子的一家小咖啡厅,吃完早餐、午餐再加晚餐,直到把稿子写出来。老板娘是宜兰同乡,对自己煮的咖啡相当自豪,我却没闲情品味,多半是立刻灌下,然后续杯、再续杯。倒是她的简餐极有特色,客人没得挑,给什么吃什么,却从没听人抱怨过。印象最深的就是豆豉烩鲜蚝、香蒸魩仔鱼,还有层层相套的卤猪肠,搭配咸辣酸甜、五味杂陈的炒腌菜,叫人白饭吃得一粒不剩。说那些美味餐点助我撑过一集又一集的节目,一点都不夸张。

有家叫“芳邻”的餐厅对我意义尤其重大,《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的文稿都是在那儿的同一张餐桌上完成的。做电视节目让我既疲惫又无成就感,许多时间、精力都必须花在人事问题,愈来愈想离开那个圈子。平时以翻阅世界各国摄影杂志、名家影集自娱,感兴趣的文章就请内人帮我翻译。有机会在《雄狮美术》开专栏,便把自己读照片的感觉加上相关资料,撰写成一篇篇读书心得,集结成书后,在华人世界结了好缘。不少人告诉我这三本书带给他们很大影响。其实,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因为这些书而得到厚爱。

这家餐厅位于民生东路的巷子里,旁边有个小公园。通常都是一家三口共进早餐,内人吃完赶去上班,我就埋首疾书。不想去幼儿园的儿子在一旁画画,无聊了就去公园玩。芳邻是台湾最早的连锁餐厅,装潢朴实温暖,服务人员又亲切。供应的美式咖啡不好喝也不难喝,但可以无限续杯。他们的早餐好极了,有三四种套餐可选,我最爱的那种,光是用看,就够美味了:意大利辣肠红油油的带点焦黑、太阳蛋黄白相衬、粗个儿芦笋翠绿多汁……可惜后来转型为年轻人的快餐厅,温馨不再,我也就比较少去了。

一般供应简餐的咖啡厅,咖啡并不那么吸引人,武昌街霞海城隍庙旁边巷子里的馨苑咖啡厅却例外。空间不大、装潢老派,座位靠得很近,翻报纸还会碰到隔壁桌。来的都是老顾客,对这儿的苏杭简餐永远不腻,一吃就是二三十年。同一套菜单,一星期轮一遍,无锡小排骨、酥煎白带鱼的滋味熟悉到像在家吃饭。

煮咖啡的永远是同一位女子,真是从年轻看到她老。综合咖啡配方独特,香浓之间带点微焦,我喝了二十多年,从来就没一杯是口感不同的。用塞风壶烹煮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真是奇迹!水和咖啡粉的比例控制不在话下,小瓦斯炉的火势也得讲究。下壶的水煮开,经虹吸管来到上壶浸润现磨咖啡粉,搅拌的速度、次数必须完全一致。时间一到立刻关火、把滚烫的下壶用冷毛巾急速降温,香浓的咖啡便涓涓流下。动作稍慢或毛巾不够冷,都会让咖啡过焦、变苦。咖啡端上来时附带一小盅鲜奶油,冰糖随意加。

总之,只有馨苑的咖啡会让我想念。以我现在自己配豆、烘焙、爱买各式咖啡机,却从没在家试过塞风壶,因为再怎么烧也烧不过那位女子。真要挑剔,就是茹素后已不习惯小空间里弥漫的荤腥味。但偶尔为了喝她一杯咖啡,我还是会在下午茶的时间过去。喝完,一分钟也不多留。

当年喝咖啡的人不像现在这么多,去咖啡厅多半是为了比较从容、悠闲地解决三餐。街头巷尾的一间间小咖啡馆各具特色,也都有固定客户;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咖啡厅,仿佛那是家的延伸。自从星巴克入侵,到现在连便利商店都卖起咖啡来,喝咖啡的地方看起来就都差不多了,让人不想驻足、流连。09门雷蒂的爱尔兰咖啡

服兵役时,每当休假回台北,我都要找个地方过夜,在诗人痖弦家打过地铺,在好友高信疆家睡过沙发,最后一年则经常去找同乡廖弘悌。与我同龄的他比较早退役,跟姊姊住在三重的一个小公寓里,我来就跟他挤一张床。若到得早就先办事,然后去他工作的地方。

那是中山北路一个灯红酒绿的地带,小巷弄里多半做日本人或老台湾人的生意,日本料理店、小酒馆的密度惊人。巷名虽然早就改了,大家还是以五条通、六条通等称呼。小廖却是在一家新潮的西式夜总会上班,叫做门雷蒂(Moon Lady),工作内容对我这个乡下人而言,真是闻所未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各营业场所大多晚间九十点就打烊,那儿却是凌晨一两点人气最旺,两层厚重的窗帘将现实世界阻隔在外,一切都在暗暗进行。中央有个舞池,天花板上的镜子球随着灯光一直转,奇奇怪怪的颜色胡乱投射,令人晕眩。色调以酒红、墨绿、暗金为主,地毯与沙发特别软,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深陷进去。

小廖的“办公室”在较高处的一大片玻璃后,看得见别人,别人却看不到他。当乐队休息时,他就播放黑胶唱片或盘式录音带,短裤、打赤脚也没人管。以现在的话来说,那儿是音控室,而他就是DJ。据我所知,他可能是台湾的第一位DJ。

如果正在忙,他就会先让我在外面坐坐,请服务员端杯咖啡给我。矮矮的沙发一坐下就像半躺,浓妆艳抹的女郎穿着低胸、高衩的天鹅绒礼服,上饮料时蹲下来,姿势像半跪,让我特别不好意思。那是我从没尝过的滋味儿,热腾腾的咖啡盛在镶金边的瓷杯里,上面覆盖凉凉的鲜奶油,气味很香,感觉有酒,浓烈刺激得就像周遭环境。后来才知道,那叫爱尔兰咖啡,里面加了威士忌与豆蔻。

我跟廖弘悌很早就认识了,初中二年级时,我被头城中学退学,不得不转到冬山中学,跟被宜兰中学退学的张姓同学特别有话讲。住在罗东的他有一票朋友,其中家境最好的就是廖弘悌,父亲当医师,诊所就在火车站前。他爸诊间后有一座撞球台,大伙儿经常一放学就去打免费的斯诺克。瘦瘦长长的小廖不太爱讲话,见我们谈美军电台排行榜只是笑笑,而我们哼哼哈哈地唱,他也不动声色。起先我还以为他没音感,对音乐不感兴趣,直到有一天回头城的最后一班车没搭上,不得不在他家过夜。

他家有套豪华音响,还有一大落唱片。我兴奋地翻一翻,竟然找不到一张喜听的,都是古典音乐!看我失望的表情,他连忙说:“古典音乐其实很好听的,我放一张给你听!”就在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咚、咚、咚、咚响起的那瞬间,我整个人被吸进了一个丰饶无比的音乐世界,半个世纪后仍然不想出来。

我永远忘不了,那张黑胶的B面是舒伯特的《未完成》。后来,不只这两位,连莫扎特、巴赫、肖邦、柴可夫斯基、海顿等大师也都成为我的生活导师。放学后我不再乱晃,时常跑去小廖家听黑胶,离开家乡到台北工作后,我俩也保持着密切联系。等我退役,他在台北已小有名气,圈里有不少人管他叫“小莫扎特”,因为他不仅涉猎广泛,且对旋律的记忆力惊人,几乎到了过耳不忘的地步。

小廖也爱喝咖啡,而且只喝黑咖啡,当年的许多名店我们都去过,感受最特别的,当然就是门雷蒂的爱尔兰咖啡。总之,堪称台湾当时最高档的这种咖啡,我不知免费喝了多少杯;有时困得受不了了,在他的“办公室”倒头便睡。老板规定小廖,除了古典音乐,什么都可以播,但这也难不倒他,因为他找到一些当时台湾很少人知道的唱片。每次去门雷蒂,他都迫不及待跟我分享这家刚起步的慕尼黑小公司出品。公司名为ECM,Jan Garbarek、Keith Jarrett、Charlie Haden这些人的音乐,我都是在他那儿第一次听到的。直到今天,上述三人合作的专辑Arbour Zena都是我极喜爱的珍藏。

小廖后来在广告公司当创意主管,可能是工作压力太大了,三十一岁时因胃癌往生。他晚我几天出生,却早走了不知几十年。但他也没完全离开,在我听古典音乐或喝爱尔兰咖啡时,经常带着皱眉苦笑的招牌表情到我的脑海里晃。10与塞风壶有关的记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台湾开始出现日系咖啡连锁店,台北比较知名是UCC、上岛、蜜蜂;有纯粹日资的,也有本地人去日本学了回来开。总之,这些具东洋风的咖啡店在当时是时尚代名词,让原到四处可见的茶艺馆饱受威胁。店里供应的虹吸式咖啡,不但入口香醇,整个煮咖啡的过程也好像是一种表演,让人愈看愈想喝。

第一次见到塞风壶,是在当时台北最兴旺中华路商圈,有家叫做哈里欧的咖啡专卖店。进门就是一排透明的压克力箱,里面满满装着已经烘焙好的、颜色深浅不一的各种咖啡豆。旁边货架摆着一些陌生的器具,仔细看说明,葫芦状的两个圆球是煮咖啡机,带把的是手摇磨豆机、一叠叠白色扇状的是滤纸,还有糖罐、不锈钢量奶杯以及各种颜色、花样的彩绘咖啡杯,有的还镶着细细的金边。当时喝咖啡的风气还没起来,看到这么贵的地段,竟然有家店只卖与咖啡有关的东西,真是让我这个土包子啧啧称奇,心想肯定开不了多久就得关门。我当然猜错了,三十年后的今天,类似的咖啡烘焙专卖店早已布满台湾。

我从来没买过塞风壶,倒是有位邱姓友人送过我一套。这辈子我唯一跟拍过的婚礼就是这位宜兰同乡的。他老家位于南方澳渔港的小山腰上,沿途都是狭窄小路。那天用的是他给的彩色负片,拍完就把底片交给他冲洗,至于到底拍了些啥已毫无印象,应该就是迎娶、喜宴、来宾致词、新人敬酒之类的。记得喜宴在中午搭棚进行,艳阳高照,当时我自己也才结婚一年多,穿着还算新的衬衫、西裤,抢镜头抢得满头大汗。三十多年前冲洗条件不讲究,不知那些彩色照片褪色成什么样了。

邱君是台湾研究民俗曲艺的专家,在我离开《汉声》后,曾短暂在这本杂志工作过。当时好友高信疆正在为《中国时报》创办《时报周刊》,我帮忙组稿,拉了邱君合作报导民艺活动,他写文章我拍照。高信疆重掌《人间》副刊后,筹办了中国时报文学奖,我一再催促邱君填申请表参赛,他却自觉希望不大,结果我在截止日那天硬是逼着他把稿子誊好,亲自搭出租车于深夜十二点之前帮他送到报社。结果,邱君以《西皮福路的故事》拿到了第一届时报文学奖的报道文学奖。

得奖后,邱君请我和内人到他家吃火锅,餐后拿出一套塞风壶、酒精灯以及一包磨好的咖啡豆给我。不幸的是,回家烧了没几回,上半个圆球就被我弄破了,让我对塞风壶的兴趣大减,反正我也从来没煮成功过。根据专家介绍,虹吸式咖啡得视气候、湿度、空间温度、豆种,以及烘焙程度进行各种不同的搅拌或是水处理。总之,会的人确实能弄出香醇美味的咖啡,让人有如吃到顶级巧克力那样回味无穷;否则不是过苦、过涩就是过酸,就像我煮的那样。

除了煮的时候必须全神贯注,壶身温度也高得让人一不小心就会烫伤,平放桌面还会滚来滚去,清洗又麻烦。当时塞风壶意味着东洋风,大家都以为是日本传来的,后来才知道,这种壶是德国人发明的,在欧美流行不起来,日本人却把它发扬光大。可能与日本的民族性刚好对味——一丝不苟、注重所有细节,把看似简单的工序变成一种必须虔诚以对的仪式。

邱君住在台北东区的一个小巷内,离我上班的《家庭月刊》很近。他家路口开了一家革命性的芝麻百货公司(后来改组为中兴百货),首创提供橱窗给艺术家设计之举,并开风气之先,于商场楼层设电影院、地下辟小吃街,让路边摊吃食进入高档商场,改变了台湾人的饮食文化与消费习惯。这家百货公司内也有一家咖啡店,买一本三十张的咖啡券就可打折,我和邱君经常在这家咖啡店不期而遇,而他总是用咖啡券抢着付账。

邱君后来逐渐离开戏曲研究本行,在教育界转向行政系统,后来还当了好多年台北艺术大学校长。学校在他任内非常有活力,整个环境也被整顿得相当好。每次我在关渡山居过夜,到校园晨走时都会想到他。如今我们都退休了,许多年没见面,不知他还爱不爱喝咖啡。我对烘咖啡、烧咖啡可是愈来愈精了,但还是搞不来塞风壶。11稻草人西餐厅与陈达

有些地方,如果不是因为一些人、一些事,就会像从没存在过,稻草人西餐厅就是个例子。八十年代在台湾红极一时的这家民歌西餐厅,如今上网去查,只能看到某某民歌手曾在那儿演唱,有关餐厅本身的出现、消失或经营状况只字没有。因为那些歌手,稻草人西餐厅成了民歌传唱的圣地。否则,没有人会记得这家餐厅。

七十年代,原本音乐喜好跟着西方主流走的年轻人,因台湾的外部环境变迁而开始反思,“用自己的语言,创作自己的歌曲”。1975年,杨弦、胡德夫在台北市中山堂以余光中的现代诗《乡愁四韵》谱曲演唱;1976年,李双泽于淡江大学演唱会台上甩掉可乐瓶,拿起吉他唱出改写自蒋勋作品的《少年中国》,风起云涌的校园民歌运动自此揭开序幕。

一股清新的气息从校园兴起,青年们把梦想付诸词曲,透过纯洁无染、充满青春气息的歌声影响了整个世代。街头巷尾到处有现场演唱的咖啡馆、西餐厅,只要是会自弹自唱的年轻人,几乎无不带着吉他到民歌餐厅试试身手、应征驻唱。台湾大学正门对面的稻草人就是名气最大、最多人梦想登台的场所之一。

我虽然喜欢那些歌,却绝少去听现场演唱。对我来说,听音乐是用心与歌者的灵魂对话,需要绝对的孤独,餐厅里人们走来走去,杯盘碗碟碰来碰去,感觉特别难受,我宁可透过电台、黑胶唱片与卡带去倾听。这辈子,我只替两位歌手拍过唱片封套,一是李寿全、一是殷正洋。不可思议的是,彼此之间并无联络,却在二三十年后先后皈依了证严法师,成为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的志工。

稻草人西餐厅我倒去过,为的就是民歌老人陈达。在乡下长大的他不识字、不懂乐谱,所弹奏的月琴更是无师自通,曾干过水泥工、打石工,也看过牛、割过稻草,劳动之余走遍南台湾农村演唱台湾念歌,所唱内容都是自己编的,有长篇的叙事题材,也有短篇的即兴之作,题材包括感谢、祝贺、劝世、回忆、写景与爱情,等等。

1967年,采集民间歌谣的史惟亮和许常惠在恒春找到贫病交加的陈达,对他的歌艺惊为天人,封他为“民间音乐的灵魂”、邀他录制唱片,却没能改变老人身为一级贫民的命运,因为他那饱含原始生命力、悲凉动人的沙哑歌声,只能在文化界的小圈圈流传。1977年,陈达被稻草人餐厅请来驻唱,抱着只有两条弦的月琴即兴编词、自弹自唱,让弹吉他、钢琴的年轻歌手甘拜下风,轰动了台湾乐坛。

我和陈达总共只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1976年在恒春镇大光里他的家。在那个小镇,只要问起“红目达仔”,大多数乡民都知道,却搞不懂为何会有那么多台北人前来造访。在他们看来,会唱几句“思想起”的人满街都是。那时的陈达相当郁闷,整天幻想有仇家要害他,根本无心抱琴,想不到几个月后就来到了台北。

在台北的那阵子,陈达算是收入比较稳定,可是情绪比在家乡更糟。人生地不熟,每天只有窝在舞台布幕之后的贮藏室,打着地铺挨到晚间上台献艺。那年他七十二岁,看起来竟有九十以上的龙钟老态。我趁采访时带他去逛龙山寺,到华西街吃点乡下野味,希望可以让他透透气,解解闷,他却咽不了几口,仿佛对外在世界已一无兴味。

那天晚上,我在稻草人西餐厅耗了好几个钟头。那儿当然有咖啡,为了打发时间,我也喝了好几杯,但只苦不香,虽然添加了人工香料,却丝毫让人感觉不到新鲜咖啡豆经过精心烘焙,将生命精粹彻底释放的甘美。

校园民歌在台湾政治气氛转变后,于九十年代开始逐渐没落,终至完全结束,成为一代台湾人的怀旧象征。1905年出生的陈达,1981年在恒春街上被游览车撞上而往生。稻草人西餐厅何时存在、何时消失,没有线索。12咖啡也是药

直到三十岁我才有机会去外国,在“解严”之前,若不是为了公商务、求学或依亲,一般人是无法离开这个小岛的。1979年开放到国外观光,但男性必须服过兵役、年满三十。我一天都不想多等,过了三十岁生日立即办手续,那感觉真像是长期关在笼子里的鸟,几乎要忘掉飞翔了,却喜获展翅的机会。

对拍照的人来说,首次去到外国绝对会有极度的视觉刺激感,所看到的一切都让人新鲜、叫人惊喜,目光所及之处,几乎任何人、事、物都值得按下快门。但肠胃是否能适应新环境,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食物看起来也很有新鲜感,却不太敢冒险,不知吃下去的结果会是惊喜或灾难。试了几天在地料理,就忍不住打听唐人街在哪儿,就算外国厨子做的中国菜再难吃,也有抚慰效用。

倒是第一次在外国喝到的咖啡,让我的味觉层次提高不少。那是去日本,当地所谓的中华料理奇贵无比,好几天才敢去吃一次。中、晚两餐多在养老乃泷解决,因为所有餐点,无论面、饭都有拟真模型,不懂日文也不会点错。

为了体验日本人的生活,我也挤进去过只有三四个座位的居酒屋。地方小得连转身都不方便,去洗手间还得跟陌生人贴身擦过。那个年代,日本大街小巷的咖啡屋比居酒屋少多了,偶尔发现一间,就像在海上漂流已久的水手,突然看到飞鸟,心中一阵喜悦,知道就快着陆了。

那一座座巷弄里的小咖啡店,真是身心疲累时的最佳去处,有立刻让人振奋的神效。也是在日本,我第一次明白,都是塞风壶,同样的咖啡豆,一模一样的煮法,喝起来却有完全不同的口感,整杯饮料仿佛被小精灵的神仙棒点过,充满了生气。

后来才知道,这跟咖啡豆新不新鲜大有关系。香浓四溢的热饮接触唇边,经过口腔、食道、肠胃,向着血管、脑神经辐射,整个五脏六腑、七经八脉都好像被温柔的手抚过。

那趟旅行与朋友闹意见,憋得难受,只有自己一个人躲在咖啡屋里,闻着香香的气息、握着烫贴的瓷杯、感受着入喉的暖流,心情才会好起来。难怪有人说,咖啡也是药,是治疗心情郁卒的妙方。

1988年,香港艺术中心为我举办个展,当时香港还没回归,一切都是大不列颠的规矩。艺术家十分受礼遇,我在那儿待了一个礼拜,想去哪就带我去哪,还每天奉上零用金。负责接待我的女士非常热诚,但我动不动就想喝咖啡,还真是让她头疼。

香港人像英国人一样喝茶,到处都是供应奶茶的茶餐厅,几乎没有咖啡厅。想喝咖啡只能去麦当劳,或者到高档观光大饭店,如半岛酒店等。麦当劳的美式咖啡当然不好喝,大饭店的咖啡喝起来也像洗锅水。印象中,那个年代的香港还真找不到好咖啡,起码我到过的地方,没一家咖啡是好喝的。后来造访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等国家,倒是发现,没一家咖啡是难喝的。

办杂志的那十多年,时常在海外跑来跑去,地球绕了大一圈,有一天突然意识到,台湾的咖啡馆生态已跟以前大不相同,咖啡人口多到难以置信。咖啡馆的密度很可能高居世界之冠,除了知名连锁店,各式各样的小咖啡馆如雨后春笋般从大街小巷冒出来,而且家家都打着自行烘焙生豆的招牌。

年轻人不再像他们的父祖辈那样,想留学、经商、入仕途,想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而是宁可自由自在地开一家能反映自己品味的咖啡馆。台湾也不大容易喝到难喝的咖啡了,就连便利商店都24小时供应咖啡,广告招贴不眠不休地向民众催眠:“城市就是我的咖啡馆。”

然而,我已没兴趣流连咖啡馆,因为我尝到了自己选豆、配豆,在家现烘、现磨、现煮、现喝的乐趣。就是去大陆讲座、开课,我也随身带着自己烘焙的咖啡豆。有时在路上避雨、躲太阳,就近踏入一家咖啡馆,虽然大多够水平,却是怎么喝都觉得不如自家的甘醇爽口。老伴说,家里的咖啡不一样,是因为里面有我的坚持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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