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文化人类学、政治经济学、后殖民和全球化论述诸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汗青堂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埃里克·R.沃尔夫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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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文化人类学、政治经济学、后殖民和全球化论述诸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汗青堂系列)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文化人类学、政治经济学、后殖民和全球化论述诸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汗青堂系列)试读:

1982 年版前言

我在 1968 年写道,人类学应该发掘历史,尤其是解释当代世界的社会系统如何演变为现今面貌的历史,需要的是对于诸社会的分析眼光,包括我们身处的社会。我相信,我们需要这种分析历史以抵挡现今人文学科中日渐取得优势的形式化的理性,形式化即不再探求人类行动的原因,只寻找大体由制式词语堆砌问题的制式解答。研究方法愈渐精细,成果却是陈腐老调。由琐细趋向无关紧要,我想,我们要从过去寻找现在的成因。只有通过这个方法,我们才能理解推动诸社会与文化演变成今天面貌的力量。本书的信念源自于此。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此种分析的历史无法仅通过对单一文化或国家、单一文化区域,甚至某一洲单一时期的研究得知,而必须回到早期人类学的洞见,恢复曾经导引阿弗烈·克鲁伯(Alfred Kroeber)、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等人类学家的灵感,借由他们努力建立的全球文化史。他们明白,我们却似乎遗忘,文化是从和其他群体互动中建立起来的,而非孤绝地形成。

但早期人类学甚少着墨推动诸文化自 1492 年以来互动的主要力量,此力量驱使欧洲进行商业扩张与工业资本主义。然而,这些人类学家试图勾勒的文化联系,只有透过它们各自的政治与经济脉络才能被清晰理解。因此,人类学的洞见必须在新的、历史取向的政治经济学的映照下重新被审视。

这样一种再思考,必须超越描述西方历史的惯常方式,考虑到西方与非西方的群体是如何共同参与这个世界性进程的。多数人类学家研究过的群体早就被卷进欧洲扩张造成的改变中,他们也是造就这些改变的力量。我们不能再自满于撰写有关得胜精英的历史,或再添上几笔族群顺服的记录。社会史学家与历史社会学家已经说明,普罗大众是历史进程中积极的行动主体,就像他们同时是受害者与沉默的见证人。因此,我们要揭露“没有历史的人”的历史,即关于“未开化的族群”、农民、工人、移民与被征服的少数族群的鲜活历史。

为达目的,本书致力跨越划分不同人文学科的分界线,消除西方与非西方历史之间的界限。我在这本书中秉持的信念是,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处境,它就掌握在我们手中。

本书的构想诞生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思想重估风潮。1973—1974 年,在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赞助下,我在英国进行了为期 1 年的研究。对于基金会给予的支持,我衷心感谢。

我自 1974 年春天起着手撰写本书,全书定稿于 1981 年。几位友人以批判的眼光审阅过此书。我心怀感激,他们是罗德里克·艾亚(Roderick Aya)、理查德·福克斯(Richard Fox)、艾什勒弗·贾尼(Ashraf Ghani)、雪莉·林登鲍姆(Shirley Lindenbaum)、雷娜·拉普(Rayna Rapp)、罗杰·桑杰克(Roger Sanjek)、简·施奈德(Jane Schneider)与彼得·施奈德(Peter Schneider)。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与文思理(Sidney Mintz)花时间与我通信讨论书中的众多论点。他们提出的部分意见我并未遵从,此责任自然在我。我深深哀悼挚友安杰尔·帕勒姆(Angel Palerm)的离世,他未及见到本书完成,我怀念他深入而极具洞察力的评论。

我还要感谢以下人士提供资料使用方面的协助,包括安妮·贝利(Anne Bailey)、马里奥·比克(Mario Bick)、查尔斯·毕夏普(Charles Bishop)、沃伦·迪波尔(Warren DeBoer)、艾什勒弗·贾尼、赫伯特·古特曼(Herbert Gutman)、雪莉·胡内(Shirley Hune)、赫伯特·克莱恩(Herbert Klein)、卡罗尔·克雷默(Carol Kramer)、赫尔曼·里贝尔(Hermann Rebel)、罗杰·桑杰克、杰拉尔德·赛达(Gerald Sider)、胡安·维拉玛林(Juan Villamarín)、伊丽莎白·沃尔(Elizabeth Wahl)与弗雷德里克·怀亚特(Frederick Wyatt)。在图片资料部分,我得到以下人士的帮忙与协助,包括海耶基金会(Heye Foundation)赞助的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Museum of American Indian)的馆员安娜·罗斯福(Anna Roosevelt)、詹姆斯·史密斯(James G. E. Smith)与唐纳德·维尔纳(Donald Werner);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的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芭芭拉·康克林(Barbara Conklin)与戈登·埃克霍尔姆(Gordon Ekholm);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威廉·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以及兰布罗斯·科米塔斯(Lambros Comitas)、琼·芬弗尔(June Finfer)、弗雷德·波珀(Fred Popper)、露西娅·伍德·桑德斯(Lucie Wood Saunders)、伯纳德·夏皮罗(Bernard B. Shapiro)、阿奇博尔德·辛汉(Archibald Singham)。诺尔·迪亚兹(Noe¨l L. Diaz)与卡里尔·戴维斯(Caryl Davis)为本书绘制了绝佳的地图。我要向以上每一位致上最深的谢意。我还要感谢伦敦大学的伦敦亚非学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允许我利用图书馆馆藏。在研究过程中,纽约城市大学的赫伯特·莱曼学院(Herbert H. Lehman College),以及研究生院与大学中心的人类学博士课程,在研究、教学与思想交流等方面对我都极具启发。能有此机会,我要表达深切的感激之情。

若没有我的助手和另一半席黛尔·西尔弗曼(Sydel Silverman)提供的意见、编辑技巧与源源不绝的鼓励支持,与最重要的,她给予的人类学批判,以上种种努力无法化作丰硕的成果。“这么多的事物,我已经全部窥觑。凭借你的美善、你的大能,它们的恩泽和力量我方能瞻盱。”(《神曲 3·天堂篇》,第三十一章,黄国彬译)怀抱着爱意与尊敬,我将这本书献给她。埃里克·R.沃尔夫

1997 年版前言

自本书面世至今,15 年过去了,似乎是适切的时机对成书的初衷与读者的理解做一回顾。此版前言也让我有机会澄清评论提出的几个问题,不论是友好的还是批评的。

我以人类学家的身份撰写此书,书中也涉及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我试着提出历史的观点,分析跨越时间显现的结构与模式。我也尝试将人类学的发现与历史取向的政治经济学观点联结在一起,尤其着重于历史的面向。“政治经济学”一词,通常被界定为关于社会与国家的资源如何集中与分配的研究,倾向于混淆两种问题取径。其一采取衍生自市场经济学的技术评定国家财政政策。另外一个取径,也是我所从事的,研究诸社会、诸国家与诸市场,视之为随历史演化的现象,并质疑当中资本主义的经验衍生的特定概念,是否可以普遍化以涵盖各时代和地区。我们必须特别记住,马克思将《资本论》的副书名定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我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用以指称对于不同国家与社会的经济基础演变轨迹的怀疑。

我运用历史与政治经济学,是为了将人类学研究的群体摆置在更广的权力场中,此一权力场产生自控制社会劳动的权力系统。这些系统并不恒久,它们会发展与改变。因此,去了解它们如何在时间与空间中开展并影响更多人群很重要。尽管我以人类学家而非专业历史学家的身份撰写本书,但我的确认识到历史的重要性。去了解这些系统如何、为何发展并扩展对于各群体的支配也很重要,基于此,我尤其着重政治权力与经济如何彼此维持与相互驱策。尽管我并非经济学者,但我认为描绘深植于历史中的政治经济学,对于了解决定并环绕人类生活四周的结构是极其必要的。我不同意某些意见,认为这无法告诉我们多少“真实的人民从事的真实的事”,我认为这正是此一取径所能说明的。或许就像“天国的馅饼”般是无法实现的许诺,但在现世如何派发馅饼仍旧是一个与生存密切相关的问题。

如何以一个适切的书名描绘上述问题意识,着实煞费苦思。关于“没有历史的人”一词,我不敢掠美,其发明须追溯至 19 世纪。马克思与恩格斯以此语表述他们对于东欧的国家分离主义运动缺乏同情。我的用意是反讽的,但这层意思并没有为某些读者理解。我意在挑战那些认为仅有欧洲人造就了历史的想法。选择 1400 年作为展示这一点的最初时间点,我希望清楚显示出,欧洲在扩张历程中,四处碰上拥有长远与复杂历史的人类诸社会与诸文化。我主张这些发展并非彼此独立而是互相联系的,而这种相互关联的特质,于欧洲建立的世界亦然。欧洲扩张的历史与它包含的诸群体的历史交错,而这些群体的历史又会回过头与欧洲的历史发生联系。既然这些历史的绝大部分都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有关,“欧洲”一语也可看作了解此一生产方式发展的捷径。此一生产方式孕育于欧亚大陆欧洲半岛,并逐渐支配其他各大洲的广阔地域。

写作本书的目的,并非提供范围广阔、涵盖全球的历史记录,或资本主义如何在全球扩张的世界史。初衷是为指出,我们无从适切了解人类诸社会与诸文化,除非能勾勒出它们历经漫长时空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倚赖。

我的断言具有实证基础,而不只因为我相信世上所有一切最终都彼此联结。在方法论上,过去社会科学中被称为“功能论”的分析仍然有用,特别是针对那些既不清楚、也不明显的内在关联。同时,我们也需不停自我提醒,任何组成结构的元素极少是稳定的,也极少回归最初的平衡状态。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被压力、矛盾、破裂的缝线标示出来,在更广大领域的互动产生的压力环绕下暴露出来。诸社会与诸文化永远是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在资本主义兴起前的时代如此,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殖民全球更多地区的社会与文化生活的现今,更是明显。此种扩张造成全球各地域的群体在社会与文化生活方面的巨大改变已是常识,但还有更重大的工作亟待进行,即概念化与解释扩张的原因以及带来效应的本质。

为了点出这些相互倚赖和影响,我援引马克思众多极为有用的有关“生产方式”的概念库藏。如同文中解释的,我发现此概念在分析上卓有成效,就智识而言也极为丰硕。此概念强调社会如何动员社会劳动,将重点放在人类个体和整体对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群对人群的社会关系,引导了这些关系的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结构,以及传递这些关系的思想。这些关系性的概念用途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重要遗产。

马克思思想于我而言是取之不尽的,对此我并无歉意。现今有一种倾向要将这套思想都丢到智识史的废纸堆中。我们必须自我提醒,马克思主义传统包含多种思想与政略,其中有部分远比正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政治影响力最大的那些,要丰富。我有意使用“马克思的”(Marxian)一词,用以表明该传统的多样性,而非“马克思主义”(Marxist),因为此词的意涵已经被限缩成专指特定的政治。如果不能善用马克思的遗产,我们的智识与政治世界将陷入贫困,就如同社会学的门徒若因为马克斯·韦伯是热切的德国主义者便抛弃他,或物理学因为牛顿的秘密炼金术士身份便舍弃他,而造成损失那般。当然,并不需要将任何一位重要人物供奉在恒久不变的真理的万神殿,因为他们在各自的时代也并非总是正确,有时也会修正自己提出的理论与观点,某些诠释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就马克思而言,尤其要将他分析者与先知的身份划分开来。马克思的许多分析仍然启发我们,但他对于新的阶级“自在”(in itself)如何得到“自为”(for itself)的阶级意识的预测,即便在他的时代,也缺乏社会学的实证。

使用马克思的概念也意味参与一场为时已久的辩论,关于马克思传统作为看待世界的方式。此传统通常被认为可以划分出两个范畴,“系统马克思主义”(Systems Marxism)与“普罗米修斯式的马克思主义”(Promethean Marxism)。“系统马克思主义”期许成为一门科学,一门有着逻辑上相关的假定的学科,可以用来制定历史上社会发展的普遍定律。“普罗米修斯式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将人类自经济与政治的剥削中解放获得自由的愿望,赞颂革命的意志,并视革命为通往此一愿望实现的未来的必经道路。

部分读者以近乎相反的政治立场阅读《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将这本书看作“系统马克思主义”的操演,不是将它视为智识圈的“特洛伊木马”,就是哀叹它欠缺普罗米修斯式的热切。我的确引用了马克思的概念,但并非援引基本的意涵,即以归纳出普遍法则为目标的科学。我将这些概念看作是引导研究发现的假说。对一个范围更广的任务而言,它们仅是最初的估计,其后在某些特定的案例中将看到它们是否适用。此一努力也牵涉使用外加的或替代的解释策略。至于普罗米修斯,我想对于革命意志的颂扬和美誉更适宜去标记精英分子带领的革命,而非期许改变基础广泛的普罗人民运动。而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故事本身也不怎么支持这一点。他偷盗天火并带给凡人的举动,其下场是被永远锁在山崖,肝脏为宙斯的隼鹰日日啄食。

我提出以上思考,以更清楚界定《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的主题。这本书并不是要介绍整合的全球发展的马克思理论。书中引用马克思的理论概念,是帮助我定位人类学研究的诸群体,在权力场域中他们成为研究对象。如同某些读者提到的,我的书并非针对理论概念的研究。如果我为此受责难,我只能说这就是我写的书,其他人可以写他们要写的。诸如我关注资本主义中重要商品的历史与分布,我的兴趣并不在于“商品崇拜”概念的问题意识,我的目标是展示商品的生产与贸易如何与生产出这些商品的群体发生关系,因为这一点影响他们的生活至深。

与某些评论指出的正好相反,我从未在这本书里或任何其他地方主张,被并入资本主义的网络就必然摧毁了诸群体独特的、植根于历史的文化理解与实践,使得既有的文化模式失去作用,不再相干。我的确将商品采集与生产者描绘为“资本主义的中介者”,如同我将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劳工群体描绘为为资本主义企业提供劳动力赚取工资者。这么做是因为我相信,全世界各个区域群体的生活已经愈发在资本主义市场的支配之下,包括那些提供劳动力待售的区域。这里并不是要提供更多“资本主义宇宙论”(cosmologies of capitalism)下“忧郁的转义”(tristes tropes)。资本主义或许有、也或许没有使得特定的文化失去活力,但资本主义太过赤裸真实的传散确实引发几个疑问,究竟接连被拉进资本主义运行轨道的诸群体,如何提出与更新他们的理解,以回应新处境带来的机会与危机?提出这些问题并非意味民族志的终结。正好相反,我们迫切需要更多的民族志,因为获知问题的答案不能仅仰赖理论。

为了更适切地评估关于人类行为本质某些未经检验的浪漫想法,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民族志。类似的想法日渐普遍,从对于本书的回响中也可以看出来。未经检验的想法之一就是认为人类拥有与生俱来的创造力,能够随心所欲地表现和自我创造。另一种浪漫想法则是认为人类会本能地抵抗权威支配,并且“抵抗”可以被一元化地看待和研究。我相信这些就是类似思想的源头。人并非总是抵抗身处的限制,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文化建构下重新进行自我改造。文化改造与文化变迁在多变的、但也是极为限定的环境下持续发生。这些环境会活化也会抑制,既引发也使得抵抗消散。只有实证的研究能回答不同的群体如何在他们各自的多变环境下形塑、适应或抛弃他们的文化理解—或相反地,发现自己受阻于达成以上这些。还有待我们解答的问题是,某些群体的文化理解为何与如何适应认同资本主义,由此更加繁荣,另一些却不然。

另外,我也要澄清资本主义概念于本书的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各地也许同样都被资本积累与劳动力两者的动态互动所驱动,但此一动态互动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外观形式与表现。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一书中,我把重点放在资本所有权与管理阶层雇用劳动力进行工厂生产的组合模式上,以此作为策略性手段,资本主义得以复旧其他种类的生产方式。在另外一些情形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在商业资本的挹注之下走得更远。在我看来,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控制与资讯技术,联同新的运输模式,足以支持分散化的资本主义,借由家户生产与“弹性的”工作坊强化资本累积。历史上,此一生产方式曾经屈从于扩张与收缩的阶段。不同阶段的改变,伴随包括产量调配、以生产为目的的技术与组织配制、工厂设备与市场的地理分布、工人招募与人事安排等变革。驱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也许是单一的,但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运作方式也造就差异化与异质的外貌。我在本书强调了此论点。当资本主义扩大影响范围并寻得新利基,它同时造就获取利润的多变方式。这些赚取利润的不同方案吸引新的劳动力、新的中产阶级与创业阶层的注意。由此,他们全都要面对如下问题,即差异的文化理解如何符合持续改变的政治经济的要求。而他们会如何适应,这一点无法事先预测。

最终,问出正确的问题并找到满意答案,要求我们回归基础的理论问题。所有的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在内,都横跨在两种真实之间,即自然世界的真实与人类借由技术与组织对它做的转化,以及人类彼此之间沟通习得的层级化、有组织的知识与象征操作的真实。两种真实的对比困扰着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的观点在内,并持续在人类学浮出水面,不论我们如何变着辩证的戏法希望跨越两者的区分。面对这个僵局的方法之一就是忽视它。某些人类学家视物质世界的行为为首要,对于人类自己的心灵活动报告并不照单全收。另一些以人类界定自身的心灵图式为优先,把物质世界的行为看作是理智世界的短暂现象。还有一些人务实地赋予行动与理念同等的重要性与价值,尽管他们推迟任何关于二者如何协调的讨论。

解答这个争议的关键或许仍未掌握在手中,但是,借由聚焦特定领域内物质与心灵活动的交会,我们或许能得到部分的答案,并将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的终章,我提出了一个建议做法,即应该更仔细地探究权力关系,因为它是社会中社会劳动力的调配,以及规定劳动分工中哪些人做哪些事的心灵图式二者的中介。这个建议有几个意涵。其中之一是,让我们注意到社会分工与心灵图式都随着男性与女性、年轻者与年长者、富裕者与贫穷者、定居者与移民、有权势者与无权势者,以及得为精神代言者与无法做到者变异。这一点反过来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引到使得这些社会分布与理解和想象变得协调一致的各种过程。由此,我们或许可更清楚看出知识如何在言语与非言语表达中累积、沟通或受到禁制。而普世的秩序又是如何增进、诉求建构和积累某些形式的权力,并使另外一些噤声、再不被提及。还有,为何某些心灵图式相较另一些在性别、阶级与族群构成中取得主导地位,尽管也有另外的图式试图挑战主导权。这些相互联结的疑问,应该会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些问题上,而非随意地关注有限的社会与文化实体。关切历史的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的历史学二者都有必要,文化分析与田野的民族志二者亦然。已有部分工作此刻正在进行,还有更多亟待我们去做。第一部分 联 系第 1 章导论

本书的主旨在于说明人类世界的面貌是多样的,它是由许多过程彼此联结而构成的整体。因此,任何将这个整体拆散为星星点点,而后又不能加以拼合复原的研究,都是歪曲事实真相。如“民族/国家”、“社会”和“文化”这样的概念,所能指称的内容甚少,却喧宾夺主地想以此来取代我们对真实历史的认识。如果能够了解这些名词其实反映了一种多重关系的纠结,并且重新将这些抽象名词放在事实脉络中理解,我们才可望避免歪曲的论断而增加对事实真相的了解。

说我们都住在“一个世界”,已是老生常谈。各地区间有生态上的关系:纽约可以感染香港流行性感冒;美洲的蚜虫可以摧毁欧洲的葡萄藤。各地区间有人口学上的关系:牙买加人移居伦敦;中国人移居新加坡。各地区间有经济上的关系:波斯湾油井的关闭造成俄亥俄发电厂的停顿;美国收支失衡,使美金流入法兰克福或横滨的银行户头;意大利人在苏联生产菲亚特牌汽车;日本人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修造水力发电厂。各地区间有政治上的关系:在欧洲开始的战争激起全球回响;美国军队干预亚洲周边地区;芬兰人防守以色列与埃及间的边界。

这个情形不仅是发生在现在,也发生在过去。欧亚大陆的疾病曾经几乎毁灭了美洲和大洋洲的原住民,梅毒由新世界进入旧世界。欧洲人及其动植物入侵南北美洲。美洲的马铃薯、玉蜀黍和树薯传播到旧世界各地。大量的非洲人硬是被人用船载往新世界。中国和印度的雇佣劳工被运往东南亚和西印度群岛。葡萄牙在中国沿海的澳门建立殖民地。尼德兰人使用孟加拉劳力建造了巴达维亚(Batavia)。爱尔兰儿童被售往西印度群岛做苦工。逃亡的非洲奴隶在苏里南(Surinam)的山中避难。欧洲人学会仿制印度的织物和中国的瓷器,喝原产于美洲的巧克力饮料,抽原产于美洲的烟草,使用阿拉伯数字。

这些大家都熟悉的事实,显示出由接触、联结,进而产生了互动的关系。但是当我们为了了解看到的事实而求教于学者时,他们却往往忽视这些过程。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以个别的国家为研究的基本单位。社会学仍然将世界分割为相互独立的社会。甚至一度十分注意文化特征在全世界如何传播的人类学,竟也把其研究的主题分为个别的事例。人类学家说,每一个社会有其特殊的文化,这些文化自成一体,彼此有明显的区别与界线。

如果社会与文化的差异性和相互离异性是人类的特点,那么我们应该最容易在所谓的原始民族—“没有历史的人”—中找到这个特点;照理说这些民族是孤立于外在世界的,同时他们彼此也孤立。根据这个前提,我们对于早在 1570 年欧洲商品已出现在尼亚加拉(Niagara)边疆遗址,而到了 1670 年易洛魁人(Iroquois)的子群奥内达加人(Onondaga)的遗址上除了烟斗以外几乎别无原住民制造品等考古发现,又如何解释?在大西洋的另一侧,庞大非洲人口群的组织和取向,都因奴隶贸易而有重大的改变。由于欧洲的奴隶贩子只是将奴隶由非洲海岸运往美洲,奴隶贸易中供应的一方完全操在非洲人手中。英国重商主义者马拉奇·波斯特斯华特(Malachy Postlethwayt)说:正是“非洲基础”而使美洲商业与海军壮丽宏伟的上层结构得以建立。由西非的塞内冈比亚(Senegambia)到安哥拉(Angola),一个一个人口群被扯进这个贸易,它向内陆远处延伸,就连那些从没见过欧洲商人的民族也受到影响。任何对克鲁人(Kru)、芳蒂人(Fanti)、阿善提人(Asante)、伊乔人(Ijaw)、伊博人(Igbo)、刚果人、卢巴人(Luba)、隆达人(Lunda)或恩哥拉人(Ngola)的记载,如果视这些群体为自给自足的“部落”,便是误导了非洲的过去与现在。再者,与易洛魁人和西非的贸易,反过来又影响到欧洲。1670—1760 年,易洛魁人对于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斯特劳德谷(Stroudwater Valley)制造的红蓝染布有需求。这个地区的英国织工乃是最早失去其自主权,而成为受雇者的劳工之一。或许,美洲贸易与斯特劳德谷工业革命的开始,彼此间有互动的关系。相对地,从 1658 年至 1661 年短短 3 年间供应给黄金海岸(Gold Coast)的 5500 多支滑膛枪,使得伯明翰(Birmingham)的造枪工人获得了丰厚的收益(Jennings,1977:99—100;Daaku,1970:150—151)。

如果各处都互相连接,那么我们为什么坚持要把动态的、互相连接的现象,转化为静止的、互不相干的事物?这或许部分是由于我们当初学习自己历史的方式。在课堂上和在课堂外面,都有人教我们说世界上有一个被称为“西方”的存在,我们可以视“西方”为独立并相对于其他社会和文明的一个存在。我们许多人甚至自小认为“西方”有一个谱系—古希腊产生罗马,罗马产生基督教的欧洲,基督教的欧洲产生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民主政治和工业革命。工业遇上民主政治又产生美国,体现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种发展图式导致误解。因为它将历史转化为一个关于道德的成功故事,一场时间上的赛跑,每一个奔跑者将自由的火炬传给下一个接力跑者。历史因而被转化为一个有关促进美德的故事,一个关于贤德的人如何战胜恶徒的故事。往往,这又成为胜利者如何因战胜而证明其贤德的故事。如果历史是随着时间最终达成的道德目标,那些主张这个目标的人,便成为历史喜欢描写的作用力量。

这个图式还导致第二种误解。如果历史只是一个不断展示道德目标的故事,那么谱系中的每一个环节、比赛中的每一个奔跑者,都只不过是最终典范的一个先驱,而非在其自身所处的时代和地方发生作用的社会与文化过程的综合。可是,譬如说,如果我们只把古希腊解释为一个史前的“自由女神”,在蛮荒的黑夜高举道德目标的火炬,那么我们关于古希腊会知道些什么?我们不会了解毁灭希腊城邦的阶级冲突,或自由人与其奴隶之间的关系。我们便没有理由问为什么在波斯王麾下作战的希腊人,会多于反抗波斯的希腊联军中的希腊人。我们也不会想知道为什么住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当时称为“大希腊”〔Magna Graecia〕)的希腊人,比住在希腊本土的希腊人更多。我们也没有理由问为什么外国军队中的希腊佣兵,不久便比在其城邦的军队中更多。希腊本土以外的希腊定居者、外国军队中的希腊佣兵,以及希腊家庭中所用的来自色雷斯(Thrace)、弗里吉亚(Phrygia)或帕夫拉戈尼亚(Paphalagonia)的奴隶,都意指希腊与希腊本土以外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的关系。可是我们的指导图式不鼓励我们问关于这些关系的问题。

这个制造荒诞说法的图式,在有关美国历史的教科书中体现得最明显。教科书竟称颂许多敌对力量复杂的组合为永恒本质的展现。根据这个看法,美国不断变化的疆界与它反复地卷入经过宣战与未经宣战的内外战争,都只是为了得出这个经过压缩了的有目的性地理解出来的结论,那 13 个位于大陆东部海岸的殖民地,将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把美国国旗插在太平洋沿岸。但是,这个结论本身只不过是许多矛盾关系争战的结果。虽然这 13 个殖民地的人口(欧洲殖民者、美洲原住民和非洲奴隶)大多数倾向于保守党(the Tories),但是它们仍宣布独立。新成立的共和国几乎因奴隶制的问题而崩溃。它以一连串有问题的妥协来处理这个问题,因而创造了两个联邦国家,而任它们各自扩张。在这个新大陆上可以占有的土地的确很多,但先要从住在上面的美洲印第安人手中夺过来,而后才能将它们转化为可以炫耀的房地产。杰斐逊总统以低廉的价格买下了路易斯安那这块地,但只有等到海地奴隶反叛其法国奴隶主的革命之后,美国才夺取了法国原来打算作为加勒比海种植园粮食供应地的地区。对佛罗里达的占领关闭了南方奴隶的主要逃脱途径。与墨西哥的战争使得西南部成为奴隶制度和棉花的安全之地。美国在向太平洋推进的时候,受阻于西班牙的地主。这些西班牙地主在抵抗说英语的新来者,想要保卫自己的土地时,便成了土匪。“北方”与“南方”—前者由欧洲进口其劳工,后者由非洲进口其劳工—打了一场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之一。战败的“南方”一度成为战胜的“北方”的殖民地。后来,各区域间的顺序改变,工业地带“东北”的影响式微,“阳光地带”逐渐发达。显然,美利坚合众国既非不可分割,其疆界也非由上帝赐予。

事情的发展也可能与日后的实际情形大不一样。当时也可能出现一个说数种语言的佛罗里达共和国,一个说法语的密西西比美国,一个说西班牙语的新比斯开湾(New Biscay),一个大湖区共和国,一个哥伦比亚国(包括现在的俄勒冈州〔Oregon〕、华盛顿州和英属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只有假设是上帝在北美大陆上加诸了地缘政治统一的驱动力,才会让这种回溯性的思考变得毫无意义。如果能抛弃这样的假设,我们便能从物质的角度来解释在每一个关头发生的事情,解释某些关系如何克服了其他的关系。因此,古希腊、罗马、基督教的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民主政治,甚至美国,都不是由某个内在的驱动力日益推动的单一目标,而是一组在时空上不断改变和可以改变的关系,或者是许多组关系的关系。

它不只是学术上的问题。把空泛的词汇当成实在的历史,可以创造出错误的模型。如果我们说国家/民族、社会或文化像是一种内部同质而外在特殊和有界限的实体,那么我们所创造的世界的模型,便是一个全球性的撞球场,各个实体像又硬又圆的弹子球一样彼此撞来撞去。这样便很容易把世界分类为不同颜色的球,而宣布“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不相逢”。这样看来,一个典型的西方便与一个典型的东方对立起来。到后来,当其他地方的许多民族想要有别于西方和东方时,我们称这些想要申请新历史身份的民族为未开发的“第三世界”(弹子球中剩下来的),以别于已开发的西方与开发中的东方。或许无可避免地,这些具体化的类别在冷战时成为思想上的工具。西方是“现代”的世界。东方则沦为“现代化的疾病”的世界(Rostow,1960)。最后还有一个“第三世界”,它仍然埋首于“传统”,其现代化的努力受到压抑。如果西方有办法破除症结,而使“第三世界”走上现代化之路—通往西方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之路。这种世界观导致的可怕后果是“强制拉拔的都市化”理论(Huntington,1968:655)。这个理论是说,可以用空袭和使乡村成为焦土的办法将越南人赶进城市,以便让他们走向现代化。于是,名称变成了事物,而用“×”标出的事物可以成为战争的目标。社会科学的兴起

把易洛魁人、希腊、波斯或美国这些被指称的实体,当成固定不变的东西,认为它们有各自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疆界,彼此无涉,这个习惯让我们无法了解它们相互间的接触与对抗。把想象中的积木堆砌为所谓“东方”与“西方”或第一、第二及第三世界的金字塔,只是使这层理解难上加难。看起来,我们看待社会与政治现象的各种方式有一些概念上的缺陷,而不只是暂时的偏离。我们似乎在过去的某个关键点上发生了误解,而这个错误的选择则扰乱了我们目前的思路。

这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发生在 19 世纪中叶,也就是对自然和人类的研究开始分化为几个独立(而且不相等)的专门研究和学科的时候。这种分裂关系重大。它不仅促成对人类的存在做更精深且细密的研究,还用意识形态将这些研究予以合理化。在社会学这门学问上这一点最为明显。在社会学出现以前,我们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研究“国家的财富”,也就是在各政治实体(以及构成这些实体的许多阶级)以内和彼此之间财富的生产与分配。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 18 世纪的加速发展,政府和阶级的结构愈来愈受到新兴社会团体的压力,这些团体吵着要政府立法来保障他们的权利,以对抗原先政府所保护及代表的团体。在思想上,这种挑战是针对国家而主张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此时概念化为“社会”)。日益升高的不满情绪,拿“社会”去对抗政治和意识形态秩序,终于爆发为骚乱、反叛和革命。骚乱和革命的幽灵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恢复和维持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最终是如何成为可能的?社会学旨在回答“社会问题”。赫伯尔(Rudolph Heberle)说,它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政治起源……圣西门(Saint Simon)、孔德(Auguste Comte)和斯坦(Lorenz Stein)都视这个新社会科学为社会解体毒素的解毒剂”。(Bramson,1961:12,n.2)

这些早期的社会学家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将社会关系的领域与政治经济分开。他们指出,个人、群体与团体或机构的成员,彼此之间乃由各种关系结合在一起,而这些关系是可见的,却尚未经过仔细研究。而后,他们以这个社会关系的领域作为深入研究的主题。这些人及其后继者将这种想法扩大为几种理论假设,好将社会学与政治科学和经济学区别开来。下面是这些共同假设的概述:

一是个人是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产生社会关系。这样的关系可以从它们存在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脉络中抽取出来,单独加以研究。它们是自主的,构成自己的领域,即社会领域。

二是社会秩序有赖于个人与个人间社会关系的成长与延伸。这些关系密度愈高、范围愈广,则社会也愈秩序井然。因而,若将亲属关系和街坊邻居、群体与机构的关系尽量扩大,社会就愈有秩序,反之,若不能扩到最大,社会秩序便有了问题。发展各种各样的关系,也可以减少极化为阶级的危险。

三是参与关系的个人之间有许多共同的信念与习俗。这些关系的形成与维持,与共同信念及习俗的存在与扩散十分有关系。道德共识(尤其是在不需检证地信仰与对习俗无理性地接受的基础上),促使社会纽带的极大化。仅仅预期功利或运用技术,往往会削弱社会关系。

四是社会关系的发展与相关习俗与信念的传播,其创造的社会是个人与个人间社会关系的总体。社会关系构成社会,而社会又是凝聚力的所在地,是产生可预测性以及秩序的单位。如果社会关系井然有序和周而复始,则社会就有稳固的内在结构。这个结构的范围与社会关系的强度和范围相呼应。在社会关系较不强烈、较不频繁发生的地方,社会便到了其边界。

这些假设的缺陷是什么?它们使人容易认为社会关系不仅是自发的,其本身也是由某种原因所引起,且不说它们的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脉络。由于认为社会关系是个人与个人间的关系,个人与个人间的交互行动成为社会生活最初的原因。由于社会的失序与社会关系的量与质有关,注意力乃从经济学、政治学或意识形态移开,转向在家庭和社群中找寻失序的原因,并试着去建立适当的家庭与社群生活。再者,由于失序是在于习俗与信念和共同的标准脱节,习俗趋同与信仰一致,乃被转化为检验社会是否处于正常运转状态的试金石。最后,这些假设使我们可以识别一般的社会和具体的社会。需求秩序的社会变成要被整顿的特定社会。在目前可见的脉络中,这个待整顿的社会于是很容易被认为与一些已知的民族国家类同,比如加纳(Ghana)、墨西哥或美国。由于社会关系已与其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脉络脱节,我们便容易视国家为由道德共识赋予活力的社会纽带结构,而不是与其他关系相联系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因而,无数的社会关系,而非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力量,成为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原动力。由于这些社会关系发生在单一民族国家的小圈子里,民族国家成为重要的历史创造者,每一个民族国家都由其内部的社会关系驱动。每一个社会因而是一个呼应内部规律而运转的事物。经济学和政治科学

社会关系本蕴藏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脉络之中,并且能够启动这个脉络。社会关系一旦与这个脉络断绝,便造成人类生活的经济和政治方面,也被分割而安置于各自独立的学科。经济学不再注意在社会上组成的人口群如何从事生产以供应其国家。相反,它研究需求如何创造市场。这种新经济学的指导理论如下:它是一个有关市场和市场相互依存的理论。它是一个有

关交换中一般均衡的理论,之后又延伸到生产与分配,有点

马后炮的意味。它不是社会制度的理论,更不是经济力量和

社会阶级的理论。家庭和企业被认为只是市场代理人,而不

属于社会结构。其“最初的资本”(财富、技术和土地)是

设定好的。再者,这个理论的目的是在于证实有一股走向均

衡的趋势。阶级与行业间的冲突,在一开始设定时就被排除

了。(Nell,1973:77—78)

换句话说,这种新经济学根本与真实世界无关(Lekachman,1976)。它是许多相互作用的主观的个别选择制定出来的抽象模型。

政治学研究的命运也类似。新的政治科学使政治的领域与经济学断绝关系,而只考虑与政府有关的权力。由于把人类生活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贬低到“环境”的地位,政治学不研究这个环境的组织如何压制和指导政治学;相反,它研究决策。在政治的过程中,需求集结在一起,转化为决策;一如在经济学的市场模型中,需求的相互作用导致供给的生产。也如在市场的模型中一样,这样的研究很容易陷入如下假设:社会各种有组织的私人力量互相平衡,以至能杜绝不负

责任的集中原则……聪明的公共政策当可普及。一只神秘的、

类似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可以解释这个情形。(Engler,1968:199)

最后,在这样的模型中,是否愿意遵守政治市场的规定,必然不是由市场本身决定,而是由参与者的取向和价值观来决定,政治学家后来将这些方面称为“政治文化”。于是,大量的政治科学一方面研究各种决策,另一方面又研究这些取向,认为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已知社会的自主政治制度。

这些专门研究的基础是个人聚合的概念。这些人立下契约将社会秩序扩至最大,在市场交易,为制定政治决策提供依据。各种不同的学科表面上是研究人类的“行为”,但事实上只被分配到这个主题的一小部分。每一个学科之后便各自着手建立模型。模型似乎是能解释“确实”、可观察到的事实的工具,可是事实上却是为配合主题的狭窄定义而设计的一种带有意识形态的图式。由于在专业的讨论会上除了这个模型涵盖的现象以外,其他一切现象均不予理会,因此这样的图式提供的是不证自明的答案。如果这些模型像筛子一样无法盛水,那么他们便说这要么是因为它们不过是抽象的思维结构,不能被期望盛住经验的水,要么就是因为捣蛋的人给它们戳了些洞。各种专业化的社会科学,在放弃了整体性视野以后,便好像古典希腊神话中的达娜厄姐妹(Danae sisters)一样,被惩罚要永远把水倒入她们各自无底的罐子中。社会学理论的发展

前面已谈到社会学是源自抵制社会失序的企图。为此,它创造了社会秩序的理论,并在社会关系的量与质中找到秩序和失序。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是它造成社会类型的两极化。其中之一,因为社会关系很致密并充满价值共识,故而社会秩序能达到最大化。另外一种,因为社会关系分裂为原子,并因为对于价值观念没有一致的意见而一片混乱,社会失序的力量超过秩序。由描绘这样的两极化一直到想象社会过程由一类社会改变到另一类社会,其间只有极短的差距。这个情形符合一般的看法,也就是说现代生活造成我们祖先那种“美好往昔”生活方式的逐渐瓦解。在 19 世纪的欧洲,古老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双重影响下事实上已经瓦解,这种对社会两极化的现代解释,带着一种对经验的信仰。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认为这是由“共同体”走向“社会”。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说它是由基于身份的社会关系转移到基于契约的社会关系。涂尔干(Emile Durkheim)说它是由基于所有成员都类似的一种社会团结,转变为基于差异的“有机”互补的社会团结。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认为,它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与离散的、异质的、无组织的城市的对比。最后,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综合各种不同的说法,提出了一个由“民俗社会”发展到“都市社会”的两极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社会关系的量与质又是主要和独立的变项。社会互动的孤立或贫乏,再加上社会纽带的均质或类似,滋生附属性的变项:趋向群体(“集体化”)、支持信仰(“神圣”)和“组织”(人类头脑中各种观念交织)。相反,接触或经常性的接触,再加上社会纽带的异质或不相似,被视为产生“个人化”、“世俗化”和“瓦解”这些附属性的变项。总的说来,社会互动中量与分化的增加,使民俗社会的“道德秩序”为文明社会的“技术秩序”所取代。

因此,社会学是基于社会秩序因共同体的衰颓而饱受威胁而生。不过,随着 20 世纪慢慢消逝,人们越来越想当然地认为社会的规模会愈来愈大,内部会愈来愈分化,因而也会逐渐摆脱神圣和道德的约束,而增长功利主义的技术的关系。社会显然是走向韦伯所谓的法理社会(Vergesellschaftung,用滕尼斯的术语说)。运用这个术语,他表示关系的扩展建立在如下条件之上:建筑在用理性推动的利害调节或协议上的关系扩张,不

论这个合理判断的基础是来自绝对价值观念还是权宜之计。

虽不能说所有状况皆属此类,但通常结合性的关系是奠定在

因彼此同意而达成的合理协议基础上的。(Weber,1968:

10)

虽然韦伯本人对使用这个词并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日后他那一派的学者却热切地接受这个说法。虽然“传统社会”将人们局限在狭窄的由继承而来的位置,而后又把他们牢牢地束缚在一起,放在独立和排他性的位置,但是“现代社会”却使人们与继承而来的关系一刀两断,并且根据整个社会不断变化的需要,给这些新的流动人口各种专业而分工的角色。这样的一个新生社会,也需要制定社会目标的方法,以及实现这些方法的组织。主张现代化的人认为,目标的制定来自扩大的群众参与。目标的实现(如经济发展),又需要创立官僚制度,也就是可以合理和有效地为了既定的目标而处理资源的组织。最后,公众参与制定和达成目标,需要在心理上重新定位,而确保执行技术与合理的规范。可以做出这种新安排的人,便能进入现代化。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发现其社会便停滞在过渡点上或陷入因循守旧。因此,由韦伯到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法理社会”由符号上的简单改变转变成“现代化”。尽管“社会”这个词一度曾遭到人们质疑,20 世纪中叶以后,它却被视为可取的和有前瞻性的。到了这个时候,两极现象的负极便归于“传统社会”,它改变迟缓、无伸缩性,缺乏达到合理和世俗成就的精神驱动力。

因此,“现代化理论”逆转了社会学最初对 19 世纪社会的批评态度。它赞扬现代社会,而认为那些尚未现代化的社会不可取。美国的政治领袖自称愿意协助第三世界的发展,而“现代化理论”学家对这一点表示支持。可是,“现代化理论”仍对第三世界进行最具意识形态的理解。它使用“现代”一词,但是对它而言这个词是指美国或者一个民主、多元性、理性和世俗的美国理想。它说“传统”,但这是指所有必须先接纳这个概念而后才有资格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这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理论,使人对美国历史有错误的看法,以自满代替分析。它把中国、阿尔巴尼亚(Albania)、巴拉圭(Paraguay)、古巴、坦桑尼亚(Tanzania)这些国家一股脑儿地说成传统社会,因而也排除了对其中重要差异的研究。它说传统就是停滞和缺乏发展,因而不认为任何所谓传统的社会其本身会有什么重要的历史。尤其是,因为它把世界分成现代的、过渡性的和传统的社会,便使人不容易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它又把每一个社会说成是由社会关系自主和有界限的结构构成的,因此阻挠了对社会与社会间或群体与群体间交流的分析,包括内部的社会斗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的依附性。这个理论因而有效排除了许多严肃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反而能显示出那些影响世界的事物究竟为何。人类学

如果上述社会科学还不能让我们对彼此联结的世界有适当的了解,那么人类学又如何?“人类学”(Anthropology)被热切地冠以“人的科学”(The Science of Man)的名号,它特别着重研究非西方和“原始”的民族。事实上,文化人类学在开始的时候是世界人类学。在主张演化论的阶段,它注意的是全球性文化的演化。在主张传播理论的阶段,它感兴趣的是各种文化形式在全球各地的传播和聚集。传播论者也认为,人群中展现出来的相同文化形式(母系、牙齿染黑、量身定做的衣服)是因民族迁徙或仿效造成群体间沟通的结果。他们不大注意人本身,但他们确实有一种全球各地彼此联结的观念。他们不相信“原始孤立群体”。

可是,当人类学家的注意力由文化形式转移到“活文化”时,也就是转为对当地的特定族群及其生活方式的研究,上述兴趣和了解便被搁置在一旁。田野工作(与当地人直接沟通,观察当地人平日进行的各种活动),成为典型的人类学方法。田野工作在暴露和纠正错误的假设和不正确的描写上成效卓著。它也揭示了在此之前从未发现到的各种社会活动与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个方法的成功也使运用它的人过分自信。他们容易将方法上仅仅具有启发性的考虑,转化为关于社会和文化的理论设定。

由于进行田野工作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可以进行观察和访问的数目和地点也有限,人类学家必须集中气力于一个可观察的地点和一群特定的“访谈人”,而后,又以如此得到的观察和沟通的结果,来支撑一个未经观察和沟通的广大时空,并建构一个社会与文化的实体模型。这样的模型不过是对“描写性的整合”的一种记述,是一个理论上的折中办法,还谈不上解释。然而,功能学派的人类学,则希望由单是对微观世界的研究中得到解释。它视微观世界为假想的孤立体,用每一个特征对维持这个想象中的孤立体的贡献来解释这些特征。因此,方法论上的研究单位借由先验的方式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式。其结果是一连串完全孤立的个案分析。

过去曾经三次有人想超越这些微观世界的局限。其中一次,雷德菲尔德援引了社会科学的理论。他将“共同体”和“社会”的对立应用到人类学的事例中,以“共同体”代表或例示这些“假设的社会类型”。因此,他以尤卡坦半岛(Yucatan)上的谢查查尔(X-Cacal)和尚考姆(Chan Kom)共同体作为例子。以上两个地点说明了这个理论,但是这个理论不能说明形塑这些共同体的政治和经济过程:谢查查尔居留地是 19 世纪种姓战争(Caste Wars)中说玛雅语的起义者建立的;尚考姆的种植者因墨西哥革命而从大庄园制度中解放出来,在尤卡坦族社会主义党(Yucatecan Socialist Party)的支持下,以新来者的身份在边疆地区定居。因此,像一般的“共同体-社会”理论一样,雷德菲尔德的概念只朝一个方向发展,只停留在理论层次而未由理论走下去。

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的社会文化整合层次的观念,是第二个想超越微观世界局限的主要企图。它想创造一个理论架构,以此从大脉络来研究微观世界。这个概念源于“突生进化”的哲学。它是说同一种类的单位在经过整合的过程以后可以产生新的单位;这些新的单位不仅包含较低层次的单位,还在一个较高的新出现的层次表现出在性质上不同的特征。当时有一些以“共同体”为“民族”的小复制品的议论,好像这些是在性质上相同的结构性现象。斯图尔德的概念最初就是用来反驳这样的议论。可是,在他日后设计的概念体系中,家庭层次的单位变成了共同体层次的成分,共同体层次的单位变成了区域层次的成分,而区域层次的单位则变成了民族层次的成分。

虽然“整合”这个词表示一个过程,这个概念却并非过程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它是指整体及其各成分的一个结构,这些成分在事后才能被详细说明。这个模型因而是社会组成状态的“虚假”表现,在理论上可以应用到所有复杂的社会文化整体上去。可是,它没有提到产生这个结构的任何过程或者将它整合起来的特征或者它的任一组成部分的内容。从这个模型中不能了解过程,对于过程的了解必须要事后加到这个模型上去。因此,当斯图尔德着手研究“传统社会在当代的变化”时,这个模型对于资本主义的渗透、世界性专业化与分工的成长以及某些人口群主宰另一些人口群的发展均无法解释。斯图尔德怏怏不乐地被迫再去比较研究个别事例,以及令人不满意的传统与现代化概念。

第三个想要超越对特定地点人口群微观研究的尝试,以演化论重新复活的方式出现。19 世纪,演化论的思考方式在人类学界盛行。可是,日后因为有人主张“传播的广泛出现……根除了所有历史法则”(Lowie,1920:434),于是,这个思考方式也失效了。演化论者和传播论者彼此并非意见十分相左,而只是对不同的现象感兴趣。演化论者也承认传播的事实,但是自认为有正当理由可以将这些事实抽象化,以创造其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连续阶段的模型。至于传播论者则规避由不同人口群在工艺技术和组织上重大的不平等造成的问题;相反,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形式由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的传播。演化论者对特殊社会和文化的历史不感兴趣。传播论者对文化形式借以传播的生态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与意识形态的母体不感兴趣。这两个思想学派因而各说各话。而功能学派的学者又完全摒弃传播论者的“臆测性历史”。

当怀特(Leslie White)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重新将演化的看法引入美国人类学时,他所用的方法是重申早期泰勒(Tylor)、摩尔根(Morgan)和斯宾塞(Spencer)提出的模型仍旧有效。针对这个普遍或单线演化的模型,斯图尔德提出了一个多线模型,描写演化为一个不断分支但却连续的过程。随后,萨林斯(Sahlins)和塞维斯(Service)为了统一这两种研究方法,说一般与特定的演化为同一演化过程的两面。他们给“一般演化”的定义是“由消耗较少的能量到消耗较大的能量,由较低层次的整合到较高层次的整合,由较低的适应力到较高的适应力”(Sahlins and Service,1960:22—23)。他们给“特定演化”的定义是“文化沿其许多路线进行的发展性、分支性和历史性推移,对于特定文化的适应性修正”(1960:38)。他们虽然认为“辐合”是属于文化面的而非生物面的,但是却用旧式的传播学派术语给“辐合”下定义,说它是文化特征的传播,而不是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口群互动产生的多方面关系。当开始对特定的演化进行详细的分析时,他们便强调“适应是对于环境特殊面予以利用的专精化”(1960:50)。他们了解环境同时包括人类生活的物质与社会文化母体,但是却强调对于不同物质环境的适应。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特殊生态学“体系”的研究愈来愈复杂、细腻,但却没有超越对单独事例的功能性分析,并且假设这个事例是综合的、自我调节的生态学整体。因此,演化派人类学虽然在理论上花了许多气力,但却太容易变成对生态适应的研究,使人类学回到对许多单独事例的比较研究。

除了对单独事例做生态学上的集中研究以外,近来人类学家又醉心于研究和阐明具有文化的单独人口群的“想法”。这样的研究不理会功能主义,也不管其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也就是人如何应付其生活中的物质与组织问题。他们也不理会连接一群人与群体以外的人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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