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卡伦·霍妮（Karen Horney）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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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内心的冲突试读：
前言
这本书致力于推动精神分析的进步，书中的部分内容是我对患者和自己进行的分析的经验之谈。虽然书中的理论是多年间逐渐形成的，但是直到我开始着手准备美国精神分析协会（the American Institute for Psychoanalysis）的一系列讲座的时候，我的观点才最终成形。我的第一个讲座是围绕着精神分析的技术层面展开的，题目为《精神分析的技术问题》（Problems of Psychoanalytical Technique，1943）。第二个讲座是1944年举办的，讲座的内容包含了这本书所提及的问题，题目为《人格的整合》（Integration of Personality），其中的一些主题，比如“精神分析疗法中的人格整合”“疏离心理学”以及“施虐倾向的意义”都已经在医学专科学院（the Academy of Medicine）和精神分析推进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sychoanalysis）上讲过了。
我希望这本书会对那些真正有志于改进我们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的精神分析师有帮助，我也希望他们不仅能够将这里描述的观点用于他们的患者，而且也能用于他们自己。只有用强制的手段，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困难包括进去，并且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精神分析才能进步。如果我们原地踏步，不愿意改变，我们的理论必然会变成空洞的教条。
不过，我深信，任何一本超出纯粹谈论技术问题和抽象心理学理论的书，都能够让那些想要认识自我，并且没有放弃成长努力的人受益。生活在这种复杂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有本书所描述的那些内心冲突，并且需要所有可以得到的帮助。虽然严重的神经症只有专家才能治愈，但是我仍然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也可以极大程度地解决自己内心的冲突。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患者们，是他们在与我一起工作的过程中，让我更好地认识了神经症。我也要向我的同事们深表感激，他们的兴趣和富有热情的理解是对我工作的莫大鼓励。我指的不仅仅是比我年长的同事，也包括那些在我们研究所接受培训的年轻的同事，他们那些有批判性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那些讨论也很有激励作用。
此外，我要提一下三位精神分析领域之外的人，他们以特定的方式给了我支持，促进了我的工作。第一位是阿尔文·约翰逊博士（Dr. Alvin Johnson），在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是唯一受到认可的分析理论和实践的时候，他给了我在新社会研究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发表观点的机会。我尤其感激新社会研究学院哲学和人文科学系主任克拉拉·梅耶（Clara Mayer），多年来，她对我的工作一直很有兴趣，并且鼓励我与她们一起分享和探讨分析工作中的任何新发现和新观点。第三位是我的出版人诺顿（W. W. Norton）先生，他提出的有用建议帮助我对本书进行了很多改进。最后我还要向米内特·库恩（Minette Kuhn）深表谢意，在很大程度上，她帮我更好地组织了书中的材料，让我更清楚地陈述了我的观点。卡伦·霍妮导论
在研究神经症时，无论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无论经过怎样的曲折途径，我们最后都会认识到：神经症源于人格的紊乱和失调。其实，几乎所有其他的心理学发现也包括这一内容，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再发现。各个时代的诗人和哲学家都知道，患上精神疾病的人从来不会是内心平静、思维理智的人，而是饱受内心冲突折磨的人。用现代理论来说，每一种神经症，无论其症状如何，都是性格神经症。因此，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分析中，我们应该为了更好地解析神经症性格结构而努力。
虽然弗洛伊德的起源理论没能让他更加明确地陈述这个观点，但实际上，他的这些开创性工作与这个观点已经非常接近。后来，陆续有其他人继承并且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研究，尤其是弗朗茨·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奥托·兰克（Otto Rank）、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和哈拉尔德·舒尔茨亨克（Harald Schultz-Hencke）等人，但是，他们都没有在性格结构的确切本质和诱发动因上达成一致。
我的出发点与他们完全不同。弗洛伊德对女性心理学的假设促使我思考文化因素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所持有的男性阳刚、女性阴柔的观念很明显地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但是对我而言，我认为弗洛伊德的结论之所以有一定的偏差，正是因为他没有将文化因素考虑在内。十五年来，我对这个课题越来越有兴趣，特别是当我与埃利希·弗洛姆（Erich Fromm）共事时，他用他渊博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知识让我清晰地意识到，社会因素除了在女性心理学上的有限应用之外，也会在其他方面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当我1932年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的想法得到了证实。那时候我发现，这里的人们在气质和神经症等很多方面都不同于我在欧洲国家观察到的，而只有文化差异可以解释这一点。终于，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一书中表达了我的观点，那就是神经症是文化因素引起的，更具体地说就是，神经症是由人际关系的紊乱和失调引发的。
在我写《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本书之前的几年里，我同时进行着另外一项研究，这项研究主要是为了探寻什么是神经症中的内驱力这一问题。弗洛伊德第一个给出了答案，他认为，这些力量来源于强迫性内驱力。他认为这类驱力是人们的本能，人们渴望获得满足，并且无法忍受挫败，所以它们并不仅仅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起作用，而是在所有人身上起作用。但是，如果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产物，那么这一假设就不可能成立了。正是因为这样，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如下几点：强迫性内驱力是神经症所独有的；它们源于孤独、绝望、恐惧和敌意等感觉，代表着患者面对生活的方式；它追求的是安全感，而不是获得满足；它之所以有强迫性，是源于潜伏在其背后的焦虑感。这些驱力中的两种——对情感和权力的病态需求，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得到了清楚、细致的描述。
虽然内心认可了弗洛伊德学说中最基本的原理，我还是意识到，为了寻找更好的理解，我的研究方向已经与弗洛伊德背道而驰了。如果这么多弗洛伊德认为的本能都是由文化决定的，如果这么多他认为是“力比多”的东西都只是对情感的病态渴求，并由焦虑引发，其目的在于与他人相处时得到安全感，那么力比多理论就站不住脚了。童年时期的经历虽然很重要，但是应该用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看待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所以，其他相异理论必然会随之而来。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明确地表达出我的观点与弗洛伊德观点的差异之处，所以后来我就出版了《精神分析新法》（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一书。
与此同时，我仍在继续探寻神经症的内驱力。我将强迫性内驱力称为神经症倾向，并在随后出版的书中描述了十种这样的倾向。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神经症性格结构有其关键意义。当时，我将这种结构看作由许多相互作用的微观世界形成的宏观世界，每个微观世界的核心就是一种神经症倾向。这种神经症理论有一个特别的实践意义，那就是如果精神分析不是将我们当前遇到的困难与过往的经历联系起来，而是用于理解我们现有人格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那么我们可以不需要或者只需要专家的一点儿帮助就可以认识并改变自己。目前的情况是，人们对精神分析疗法有着很广泛的需求，但是能够获得的帮助却少得可怜，所以，自我分析似乎为人们提供了满足这一需求的一线希望。因为那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讨论自我分析的可能性、局限性和方法，所以我将它命名为《自我分析》（Self-Analysis）。
但是，我并不满足于对个体倾向的描述。当我准确地描述了各种倾向后，我仍有一种担忧，觉得简单的罗列会使它们显得太过于孤立。我能够看到对情感的病态渴求、强迫性的谦逊和对“伴侣”的需要都属于同一类，但我并没有看到，这些个体倾向结合起来就代表着对他人和自己的一种基本态度以及一种特殊的生活哲学。我现在将其称之为“亲近人”（move toward people）的那种类型，其核心正是这些倾向。我也发现，对权力和名望的强迫性渴望与神经症野心有着某些共同点，它们粗略地构成了被我称为“对抗人”（move against people）的那种类型的组成因素。虽然被人崇拜的需求以及对完美的追求都具备神经症的所有特征，并且影响了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但似乎主要涉及患者与自身的关系。还有，与对情感和权力的需求相比，利用他人的需求似乎不那么基本，也没有那么广泛，就好像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从某个大的整体上取下来的一个小碎片。
我的疑问后来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在后续的研究中，我的兴趣点转移到了神经症中冲突的作用上面。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我提出，神经症是由于不同的神经症倾向相互碰撞而产生的。在《自我分析》一书中，我提出神经症倾向不仅会相互强化，而且还会制造冲突，并且冲突会出现在相互矛盾的神经症倾向之间，虽然它们最开始只与患者对他人的矛盾态度有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最终还是会包括患者对自己的矛盾态度、矛盾的品性以及矛盾的价值观。
越来越多的现象让我看到了冲突的重要性。一开始，对我冲击最大的是患者对他们内心存在的矛盾居然一无所知，当我为他们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他们会变得闪烁其词，而且好像对此毫无兴趣。在很多次这样的经历之后，我意识到，这种闪烁其词其实表达了他们对像我一样想要帮助他们解决这些矛盾的分析者所持有的反感态度。最后，在他们突然意识到冲突后又显得惶恐不安。患者的这种反应让我明白自己是在玩“炸药”，他们有充足的理由回避这些冲突：他们害怕这些“炸药”会把他们撕成碎片。
然后我开始认识到，患者试图“解决”这些冲突的尝试是看不到希望的努力，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否认冲突的存在并且制造虚假和谐的努力。为了“解决”冲突，患者主要做了以下四种尝试。
第一种尝试是掩盖一部分冲突，让它们的对立面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种是“远离人”（move away from people）。现在我们对神经症性疏离，也就是孤独的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孤独是基本冲突的一部分，是一种对待他人的最初的矛盾态度，同时它还具有尝试解决冲突的意图，因为在自己和他人之间保持情感距离会让冲突无法发挥作用。
第三种尝试是完全不同的类型，神经症患者不是“远离人”，而是远离自己。他整个的真实自我对他而言反而变得有些不真实，于是他会在心中创造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来取代真实的自我形象。在这个理想的形象中，冲突的各个部分都被美化，冲突不再表现为冲突，而像是一个丰富人格中的不同组成部分。这种尝试帮助我们解释了许多之前我们并不了解也无法分析的神经症问题，也将之前无法归类的两种神经症倾向归了类。对完美的需求表现为力图符合理想化的自我意象；对被人赞美的需求可以看作需要他人认定自己就是那个理想化意象，这种意象与现实的差距越大，对赞美的需求就越难以满足。在所有解决冲突的尝试中，这种理想化意象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对整个人格都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它转而制造了一条新的内心裂痕，因此需要更进一步的修补。
第四种尝试主要是为了消除这一裂痕，虽然它曾悄悄掩饰了其他冲突。通过被我称之为“外化作用”（externalization）的过程，患者会认为内心的活动是发生在自我之外的事件。如果理想化意象意味着与真实的自我有一步之遥，那么外化作用则会使真实情况“面目全非”。此外，它又制造了新的冲突，更确切地说，是极大地放大了原有的冲突，尤其是自我和外界之间的冲突。
以上是我列举的患者为“解决”冲突而做的四种尝试，一部分是因为它们似乎经常在各种神经症中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另一部分是因为它们造成了人格的深刻变化。当然，决不只有这四种方法，只不过其他方法不具有这四种方法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比如绝对正确，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主要是想平息内心的疑虑；过度自控，患者想通过纯粹的意志力将已经分裂的内心世界强行结合在一起；玩世不恭，患者想通过蔑视所有价值，消除与理想有关的冲突。
与此同时，我逐渐看清了所有这些悬而未决的冲突的后果，比如，各种各样的恐惧、精力的浪费、对道德和诚信的损害以及由于感情纠葛而产生的深深的绝望。
直到我理解了患者完全丧失希望的状态后，才最终明白了施虐倾向的意义。现在我明白，这些假装通过替代性生活来尝试解决冲突的患者是因为对自己丧失了信心，他们在虐待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反映的正是他们想要获得报复性胜利的企图。所以，我认为，对破坏性利用的需求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神经症倾向，而只是更广泛且固执地表现自己。我们暂且无法用更准确的术语来称呼这一群体，便定义为施虐狂。
就这样，一种关于神经症的理论出现了，它的动力学中心就是亲近人、对抗人和远离人这三种态度之间的基本冲突。患者一方面害怕自己的人格被分裂，另一方面他又需要维持自身的完整功能，所以他便开始孤注一掷地尝试解决冲突。尽管他可以制造出一种人为的平衡，可是新的冲突也会不断地产生，所以他又要继续寻找新的补救措施来消除这些新冲突。这些逃避分裂、努力获得整合的行为都会让神经症患者变得更有敌意、更加绝望、更加恐惧，更加疏离自己和疏离他人，结果病情会越来越严重，真正解决冲突更加遥遥无期。患者最后会变得绝望，所以就更希望在施虐行为中寻找补偿，而这样反而增加了他的绝望，产生了新的冲突。
这就是神经症的发展和它所造就的性格结构的整个令人沮丧的状况。尽管如此，我为什么还要将我的理论称为具有建设性的呢？首先，我的理论结束了那种可以通过极其简单的方式“治愈”神经症的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当然，悲观主义也同样不切实际。我之所以将它称为具有建设性的，是因为尽管它认识到了神经症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但还是提出了积极的、乐观的观点，它不仅有助于缓和潜在的冲突，而且还能在实践中真正地解决这些冲突，帮助我们为整合人格而努力。神经症冲突无法通过理性解决，而且患者自己的尝试不仅可能无效，反而有害。但是，这些冲突可以通过改变人格中促成冲突的状态而获得解决。只要是恰到好处的分析工作，就会改变这些状态，因为分析可以帮助一个人减轻绝望、恐惧和敌意等感受，减轻与他人、与自身的疏离程度。
弗洛伊德对神经症及其治疗持有的悲观主义源于他对人性善良和人类发展的深刻怀疑，他认为人注定是要受苦和被毁灭的。驱使人行动的本能只能被控制，或者至多被“升华”。而我却坚定地认为，人既有能力、也有愿望发展他的潜能，并且变得更加优秀。但是如果他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不断受到干扰，他的潜能可能就会丧失。我相信，人只要活在世上，就能够改变，并且能够不断地改变自我。而且，随着理解的不断深入，我的这一信念也更加坚定。第一部分神经症冲突和解决的尝试第一章神经症冲突的尖锐性
首先，我要声明：并不是有冲突就是患了神经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愿望、兴趣和信念总会时不时地与周围人的发生碰撞。正如我们常与环境发生冲突一样，我们内心的冲突也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动物的行为主要由其本能决定。它们的交配、抚育后代、觅食和防御行为等或多或少都已经被决定，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相反，能够做出选择也必须做出选择是人类的特权，同时也是人类的重负。我们也许必须要在两个相反的欲望之中取舍，比如，我们想要独处，但也想有人陪伴；我们可能既想要学医，也想学音乐。或者，我们的愿望和义务可能会发生冲突，比如，我们可能希望与爱人在一起，而这时却有人因为遇到了困难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可能左右为难，既想与他人保持一致，又想要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又或者，我们可能会在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摇摆不定，比如，在战争时期，我们认为参军是一种义务，但也认为应该留下来对家庭承担起责任。
这些冲突的类型、范围和强度主要由我们所处的文化决定。如果这种文化非常稳定，而且恪守传统，那么可能出现的选择种类会很有限，个体可能产生的冲突也不会很多。但即使这样，冲突也不会完全消失：一种忠诚可能会与另一种忠诚相矛盾，个人愿望可能会与集体义务相矛盾。但是，如果文化正处于快速转型期，在这个时期内，相互矛盾的价值观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并存，那么个人必须做出的选择将会因为多种多样而变得困难重重：他可以人云亦云，也可以特立独行；他可以成为一个合群的人，也可以独自隐居；他可以崇拜成功，也可以鄙视成功；他可以认为孩子应该被严格管教，也可以认为孩子能够被“放养”；他可以认为应当对男人和女人采取不同的道德评判标准，也可以认为两者应该适用同样的标准；他可以将两性关系视为情感的表达，也可以认为它与情感无关；他可以怀有种族歧视的态度，也可以认为人的价值与肤色或者鼻子的形状无关。诸如此类的选择还有很多。
毫无疑问，生活在我们这种文化中的人必须经常面对这样的选择，所以发生冲突不足为奇。但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冲突，也没想过用具体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冲突：他们多半随波逐流，经常被意外事件所左右；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立场是什么；他们下意识地做出妥协；他们卷入矛盾后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儿。在这里，我所指的正常人仅仅是没有患神经症的人。
因此，要意识到矛盾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决定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我们必须明白自己的愿望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明白我们的感情是怎样的：我们是真的喜欢某人，还是仅仅觉得应该喜欢他就自以为喜欢上了他？如果我们的父母去世了，我们是真的悲伤，还是只是惯性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们是真的希望成为一位律师或者医生，还是仅仅因为这种职业受人尊敬并且收入丰厚？我们是真的希望我们的孩子幸福、自立，还是只是嘴上随便说说？大多数人会发现，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不容易回答，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感受和需要是什么。
由于冲突通常都与信念、信仰或者道德观相关，所以只有当我们建立了完善的价值观，才有可能认识这些冲突。从他人那里得来的价值观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不足以导致冲突，也很难指导我们做出决策。当我们受到新的观念影响时，这些价值观很容易被抛弃，并被新的所取代。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接受了他人的价值观，并拿过来当成自己的，那么，关系到我们自身利益的冲突就不会出现了。比如，如果一个儿子从没有怀疑过他心胸狭隘的父亲，那么，当他的父亲想让他从事一项他并不喜欢的职业时，他的内心就不会发生冲突了；当一个已婚男子爱上了另一个女人时，他已经陷入了冲突，当无法确定自己对婚姻的信念时，他干脆会选择一条最省事的解决之道，而不是面对冲突做出决定。
即使认识到了这样的冲突，我们也必须愿意并且能够放弃两个冲突中有争议的那一个。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头脑清醒并且自觉地放弃，因为我们的情感和信念是混成一团的。说到底，或许还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无法做到坦然放弃。
一个人要做出决定，前提就是他愿意并且有能力对决定负责，这其中包括要承担做出一个错误决定的风险，并且愿意承担一切后果而不归咎于他人。他可能会想：“这是我的决定，我自己的事。”他必须具备内在的力量和独立性，而这种素质明显是我们大多数人所缺少的。
不管我们多么不愿意承认，我们很多人都被冲突束缚住了手脚，所以我们常常用嫉妒和羡慕的心态去看待那些似乎一帆风顺、丝毫不被这些冲突干扰的人。这种羡慕不无道理。那些人可能是强者，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或者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冲突的影响已经不那么明显，做决定已经不那么迫切，他们因此拥有了一种从容的风度。但是，外在的风平浪静可能只是假象，更多时候，那些我们羡慕的人因为冷漠、顺从或者侥幸而没有能力真正地、主动地面对自己的冲突，或者靠自己的信念去解决冲突，所以他们只是随波逐流，或者用小把戏得到了一些实惠而已。
虽然有意识地去体验冲突可能会带来痛苦，但这也是一种可贵的能力。我们越是勇于面对自己的冲突并且努力寻求解决方法，就越容易获得内心的自由和更强大的力量。只有愿意承受打击时，我们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根植于麻木的虚假冷静丝毫不值得羡慕，它只会让我们陷于软弱之中而无力面对现实。
当冲突是关于生活的基本问题时，要面对和解决它就更加困难了，但是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找不到逃避的理由。教育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认识自我、树立信念。当认识到与选择相关的各种因素的重要性后，我们就会找到奋斗的目标和生活的方向。
当一个人患有神经症时，认识和解决冲突会有很大的困难。有一点必须要说明的是，神经症通常是一个程度问题，所以我所说的“神经症患者”通常指的是那些“已经达到病态程度的人”，他对自己的情感和欲望的意识已经衰退了，只有当他人击中他的弱点时，他才能有意识地、清晰地体验到恐惧和愤怒，不过这种反应也可能被他压抑下去。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的确存在，他们深受强制性标准的影响，并且失去了识别、决定方向的能力。在那些强迫性倾向的控制下，患者丧失了断然舍弃的能力，更不用说对自己负责的能力了。
神经症冲突所涉及的也可能是那些同样困扰正常人的普遍性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种类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会有人质疑用同一个术语表示两种不同类的东西是否恰当。我认为这是恰当的，当然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区别所在。那么，神经症冲突的特点是什么呢？
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一位与他人合作研究机械设计的工程师经常被阵发性疲劳和烦躁折磨，某一次是由下面的事件引起的。在一次技术问题讨论会上，他的方案没有被采纳，而同事的被采纳了。不久之后，大家又在他不在场时做出了决议，之后也没有给他表达意见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可以以程序不公平为由而据理力争一番，或者也可以欣然接受大多数人的决定，这两种反应都是协调性反应，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虽然他痛恨自己被人轻视，却没有反抗，他只是感到愤怒，而这种愤怒只出现在了他的梦中。这种被压抑的愤怒既有他对他人的愤怒，也有对自己软弱的愤怒，所以这就是他感到疲劳和烦躁的主要原因。
这位工程师之所以没能够做出协调反应，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他自认为很了不起，可是这种“了不起”是需要他人的尊重才能树立起来的。不过他是无意识的；他一直将“在这个专业领域，我的聪明才智是无人能比的”这样的想法作为行动的出发点，所以任何对他的轻视都会因为触碰到这一“底线”而挑起他的怒火。不仅如此，他还有无意识的施虐倾向，想指责和羞辱他人，虽然他非常厌恶这种态度，而用过分的友好把它掩藏了起来。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因素——他的无意识内驱力，也就是为了达到利己目的而想要利用他人，所以他必须在他人面前保持良好的风度。另外，对情感和赞美的强迫性需要，再加上他的迁就、忍让和顺从等态度，更加剧了他对他人的依赖，于是，冲突由此产生：一方面是具有破坏作用的攻击性，也就是他随时可能爆发的怒火和施虐冲动；另一方面是对情感和赞美的需求，并且力求在自己眼中显得公平和理性。结果就是，虽然人们看不出他内心的动荡，却能看见他的疲劳和提不起精神做事的状态。
当观察这个冲突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时，我们首先会惊讶于它们的完全不相容性——没有比颐指气使地要求他人尊重自己，又要讨好和迎合他人更极端对立的例子了。其次，工程师对整个冲突一直是无意识的，他并没有意识到在冲突中起作用的矛盾倾向，这些矛盾倾向被深深压抑着，他内心的纠结只有那么一点儿外在的表现，情绪也很理智：我的方案比他们的更好，他们那样做是不公平的，是忽视我的存在。最后，冲突的两种倾向都是强迫性的，即使他对自己的过分要求以及对他人的依赖行为有些许理智上的认识，可在主观愿望上，他依然无力改变。要想改变它们，就需要大量的分析工作。他受到两方面的强迫性力量的围攻，而他却无法控制：他无法对自己内心这样迫切的需求置之不理，但这些需求却无法代表他真正的需要或者追求。他既不想利用他人，也不愿意顺从他人，因为他不屑于这些做法。由此可见，这个例子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神经症冲突的了解——它意味着任何决定都是不可行的。
再举一个有类似情况的例子。一位自由设计师从他的好朋友那里偷了些钱。他的这一行为无法被外界理解：他的确需要用钱，可他的朋友一定会借给他，就像以前一样。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他是一个既体面又重视友谊的人。
以下的冲突才是这一行为的真正原因。这个人对情感有着明显的病态需求，尤其希望随时都能得到他人的照顾，这其中也混合着一种无意识的倾向——想利用他人得到好处，所以他就采取了既想得到他人的情感，又想让自己处于支配地位的行动。前一种倾向本来会让他愿意接受帮助，但是他脆弱的自尊又反对他这样做。他认为，别人应该因为能够帮助他而感到荣幸，而自己主动向别人求助则是一种屈辱。由于对独立和自给自足的强烈渴望，他更加反感于求助他人，这让他无法承认自己的任何需求，也无法使自己亏欠他人。因此他只能索取，而无法接受。
这个冲突尽管与第一个例子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任何神经症冲突都会表现出冲突驱力之间的不相容性以及它们的无意识性和强迫性本质，所以，患者无法自己解决冲突。
如果非要给正常人和神经症患者划分一条明确界线的话，那么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对于正常人来说，冲突的两种倾向的悬殊远比神经症患者要小得多。正常人必须在两种行为模式之间做出选择，无论选择哪一种都合情合理，而且统一在人格框架以内。形象一点来说就是，正常人的冲突的两种倾向之间只有90度的夹角甚至更小，而神经症患者的夹角可能有180度。
另外，两者在意识程度上也有区别。就像索伦·克尔凯郭尔（SФren Kierkegaard）所说的那样：“真正的生活多种多样，无法仅仅通过一些抽象的对比来描述清楚，比如，完全无意识的绝望和完全意识到的失望之间的对比。”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正常范围内的冲突可以是有意识的，而神经症冲突就其主要因素而言却总是无意识的。即使一个正常人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冲突，但是只要得到一点儿帮助，他可能就会意识到冲突的存在，而神经症冲突的主要倾向是被深深压抑着的，只有克服巨大的阻力，他才能意识到冲突的存在。
最后，正常的冲突所涉及的是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选择，这两种可能性都是他希望得到的，或者涉及在两种信念之间做出选择，而这两种信念都是他所珍视的，所以对他而言，他是有可能做出一个合理的决定的，即使这让他很为难，并要有所舍弃。深陷神经症冲突的人无法做出自由的选择，因为他被两种方向相反的强制力驱使着，而这两个方向他都不愿意跟随，所以做出通常意义上的选择是不可能的。他停住了脚步，无法挣脱。只有处理好神经症倾向，并且改变他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才能帮助他摆脱这些倾向。
以上这些特征解释了神经症冲突为何会如此尖锐。这些冲突不仅难以识别，容易使人感到无望，而且它们还是足以让人心生恐惧的破坏性力量。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些特征，并将它们铭记于心，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神经症患者为消解（solve）冲突所做的所有努力和尝试，而这些努力和尝试正是神经症的主要内容。第二章基本冲突
冲突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远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大得多。然而，要发现这些冲突却并非易事，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主要存在于无意识中，但更多的原因是在于神经症患者往往千方百计地否认它们的存在。那么，哪些迹象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冲突是存在的呢？在前一章引用的两个例子中，冲突的存在是由两个很明显的因素表明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最终产生的症状，在第一个例子中是疲劳，在第二个例子中是偷窃。事实上，每一种神经症症状都表明有冲突存在，也就是说，每一种症状几乎都是冲突直接或者间接的产物。我们将会逐渐看到未被解决的冲突对人们有什么影响，它们是如何导致焦虑、抑郁、优柔寡断、惰性、孤独等状态的。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将注意力从表面的紊乱转向它的源头，尽管我们还不能揭示根源的确切本质。
另一个表明冲突存在的标志是自相矛盾，比如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那位工程师虽然认为那件事不对，于他而言很不公平，但是他却没有反抗；在第二个例子中，一个高度重视友谊的人却从朋友那里偷钱。患者有时也能够意识到自己这种矛盾的表现，但更多的时候，他却对这种矛盾视而不见，而一个毫无经验的观察者却会觉得那是显而易见的。
自相矛盾表明冲突一定存在，就像体温升高表明人生病了一样。现在，我来举一些常见的自相矛盾的例子。比如，一个女孩一心想着结婚，但却回避向她求爱的男人；一位溺爱孩子的母亲却经常忘记孩子的生日；一个经常对他人出手大方的人却对自己很吝啬；一个喜欢清静的人却无法一个人独处；一个对他人宽容和忍耐的人却对自己过于严厉和苛刻。
与症状不同，自相矛盾常常有助于我们就冲突的本质做出试探性的假设。比如，深度抑郁表明一个人正处于两难的境地，但是如果一位看起来溺爱孩子的母亲忘记了孩子的生日，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位母亲更关注的是如何成为一个好母亲，而不是孩子本人，我们甚至可以承认这一可能性的存在，那就是她想成为好母亲的理想与她想要让孩子经历挫折的无意识施虐倾向相冲突。
有时候，冲突会浮于表面，也就是说，我们会体验到冲突的存在，这似乎与我所说的“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这一论断相矛盾。但事实上，浮于表面的冲突只是真实冲突的扭曲或者变形。因此，尽管可以选择逃避，但是当某个人发现自己必须做出一个重大选择时，他可能深陷于一种有意识的冲突中而无法自拔。他可能无法决定：是娶这个女人还是那个或者要不要结婚，选择这份工作还是另外一份，是继续维持与别人的合作关系还是解除这种关系。于是，他特别纠结，摇摆不定，完全无法做出任何决定。在这种痛苦之中，他可能会求助于心理分析师，期望分析师能帮他厘清自己的问题。然而他一定会失望，因为他目前的冲突只不过是内心冲突的最终爆发。如果不继续探寻下去，认识到隐藏在背后的冲突，他的问题终将无法解决。
内心的冲突可能会被外化并出现在患者有意识的思维里，体现为他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矛盾。或者，当一个人发现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毫无原因的恐惧和压抑与他的愿望相矛盾的时候，他可能会意识到他内心的冲突也许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对一个人越了解，我们就越能够识别出那些导致神经症外显症状、自相矛盾和表面冲突的矛盾因素，但是我还必须补充一点，这种情况反而会令人更加困惑，因为矛盾的种类和数量都增加了。所以我们自然会问：在所有这些冲突背后会不会隐藏着一个基本冲突，并且它就是一切冲突的根源？我们能否用一段不和谐的婚姻来解读冲突的结构？在这段婚姻中有很多表面上不相关的分歧和争吵，涉及朋友、孩子、理财、一日三餐等，而所有这些分歧和争吵都源自这段婚姻关系本身存在的不和谐。
自古以来，人们就确信人格中存在着基本冲突，这种观念在各种宗教和哲学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光明和黑暗的较量、上帝和魔鬼的较量以及善与邪的较量就是这种观念的表现形式。在现代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在这一点以及其他很多方面都做了开创性的理论研究，他的第一个假设就是，基本冲突是盲目寻求满足的本能驱力与家庭和社会形成的险恶环境之间的冲突。险恶的环境在人的幼年时期便内化于人格之中，从此便以可怕的超我出现。
这个假设相当严肃，在这里讨论不大恰当，那样的话，我们需要将所有反对力比多理论的观点都详细地论述一番，所以我们还不如去尝试理解这种观念本身的意义，而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放在一旁。这样，只剩下这一论点：原始的利己驱力和良知之间的对立是我们各种各样的冲突的根源。就像下文所要说明的那样，我也认为这种对立（或者是我觉得大致与这种对立相差无几的东西）在神经症结构中有其重要地位，但是我对它的基本属性问题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虽然它是一种主要冲突，却有继发性，在神经症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
我持有这种不同看法的原因会在后面详细论述，这里只说一点：我既不相信任何存在于欲望和恐惧之间的冲突会导致一个神经症患者产生那么严重的内心分裂，也不相信它可以毁掉一个人的生活。弗洛伊德所假设的那种精神状态表明，神经症患者还具备为达成某种目的而奋斗的能力，只是因为恐惧阻碍了他的努力。在我看来，冲突的根源就在于神经症患者丧失了全心全意争取某物的能力，因为他所有的愿望都是分裂的，也就是说，他所有的愿望都是相互抵触的。这确实会形成一种比弗洛伊德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的状态。
尽管我认为的基本冲突比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更具破坏性，但对于最终解决可能性矛盾的看法，我的观点却比他的要乐观。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基本冲突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在原则上是无法被解决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更好地妥协或者更好地控制而已。在我看来，神经症的基本冲突不一定最先出现，而如果确实出现了，只要患者愿意付出努力并能够承受分析过程中的艰难，冲突是有可能被解决的。我与弗洛伊德观点的区别并不在于乐观或者悲观，而是我们从不同的前提出发所得出的必然不同的结果。
弗洛伊德后来对基本冲突问题的回答具有哲学上的吸引力。但是，如果将他思想中的各种暗示暂且放在一边不谈，他关于“生”“死”本能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人类的建设性和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并不想把这一概念与冲突联系起来，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两种力量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比如，他将受虐和施虐驱力解释为性本能和破坏本能相结合的结果。
如果将我的这一观点运用于对冲突的研究，就需要引入道德观念。但对弗洛伊德来说，道德观念只是对科学领域的非法入侵，他根据自己的信念，努力构建着一种完全不包含道德观的心理学。我认为正是这种“忠于科学”的努力，使弗洛伊德的理论以及基于此理论的治疗方法被限制在了极小的范围内。又或者说，他的这种努力似乎导致了他的失败，使他无法认清冲突在神经症中的作用，即使他在这一领域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荣格也非常强调人类的相互冲突。有感于个体身上存在的多种矛盾，荣格总结了这样一条规律：任何一个元素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它的对立面也存在。外表的柔弱意味着内心的刚强；表面的外向掩盖着内向；表面上思维和理智占据主导作用，而内心却重视情感等。到这里，荣格似乎将冲突视为神经症的一个基本特征，可是他接着又说这些对立面并不冲突，而是互补的，其目的就是接受两者，并向理想的完美状态靠近。对他而言，神经症患者是那些过于注重某一方面发展而陷入困境的人。这些观点在荣格的“互补法则”中得到了论述。我也承认，包含互补因素的对立倾向在一个完整的人格中会有所体现，但是我认为，这些因素已经是神经症冲突的产物，并且被患者执着地坚持着，因为它们是患者解决冲突的各种尝试。比如，一个人内向、沉默寡言，并且只关注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而无视他人，如果我们将他的这种表现视为一种真正的倾向，也就是说，这种表现是由机体素质所决定并通过经历得到了强化，那么荣格的推理就是正确的，有效的治疗步骤就是：先向患者表明他具有潜在的“外倾”倾向，分别指出偏重于某一个倾向都有危险之处，然后鼓励他接受这两种倾向，并运用于自己的生活中。但是，如果我们将患者的内倾（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神经症孤独倾向）视为他逃避冲突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就不是鼓励他外倾一些，而是分析内倾外表之下所隐藏的冲突。只有解决了这些冲突，才能够接近“内在完整”（wholeheartedness）这一目标。
现在到了阐述我的观点的时候了。我认为神经症的基本冲突存在于一个人对他人的矛盾态度中。在具体讨论前，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作者对矛盾有着戏剧性的表现：海德先生既体贴、敏感、富有同情心和乐于助人，又残忍、无情和自私自利。当然，我不想暗示神经症分裂总是跟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模一样，我只是想指出，在患者对待他人的态度中，常常能够观察到根本的矛盾。
要追寻这个问题的起源，我们必须讨论一下我称之为“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的概念，它指的是患病儿童在一个有潜在敌意的世界中所感受到的孤立和无助。外界环境中的许多不利因素都可能让孩子产生这种不安全感，比如：直接或间接的管教；冷漠；情绪化的行为；不尊重孩子的需求；缺乏真正的指导；轻蔑的态度；过多的赞美或者没有赞美；缺少温情；让孩子在父母的不和中“站队”；赋予孩子太多的责任或者任其无所事事；过分溺爱；不允许孩子与其他孩子交往；不公平；歧视；不遵守诺言；敌意的氛围等。
唯一需要特别提醒家长注意的是，孩子能觉察到环境中潜在的伪善。他们会觉得父母的爱和他们所做的慈善活动以及他们所表现出的诚实和慷慨等都可能是假装出来的。在孩子的感受中，父母的这些行为有一部分确实是伪善的，但其余的可能只是他从父母的行为中感受到了矛盾而做出了反应。导致这种情况的因素通常是一起出现的，它们也许很明显，也许很隐蔽，因此分析师只能慢慢认识到这些因素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孩子们被这些令他们不安的状况所烦扰，不停地寻找方法来应对这个险恶的世界。尽管充满了怀疑和恐惧，他们还是无意识地形成了自己的方式来面对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不仅发展出了应对策略，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性格倾向，这些性格倾向成为了他们人格的一部分。我将这些倾向称之为“神经症倾向”。
如果想要知道冲突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就不能将注意力过多集中在个体的趋势上，而是要全局性地观察孩子们在这些情况下可能选择的或者实际选择的行动。虽然我们暂时看不到细节，但却可以更清楚地观察到孩子们为了应对外界环境所采取的态度。一开始，我们可能会看到相当混乱的状况，但迟早会有三种倾向逐渐明朗起来：孩子可以亲近人、对抗人或者远离人。
当孩子亲近人时，虽然有隔阂和恐惧，他还是愿意正视自己的无助，愿意试着赢得他人的喜爱并且依赖他们。只有这样，跟他人在一起时，他才能感到安全。如果家中发生了争执，他通常会选择支持有力的那一方而以此获得归属感和支撑感，这让他觉得不再像从前那样孤立和无助。
当孩子对抗人时，他接受了周围环境中的敌意，并将它看作理所当然，所以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进行反抗。他盲目地怀疑他人的情感和意图，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进行反抗。他想变得更强大，打败他人，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还为了报复。
当孩子远离人时，他既不想有归属感，也不想反抗，而是孑然一身。他觉得他跟别人没有什么共同点，别人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他。他用大自然、玩具、书籍和梦想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在这三种态度的每一种中，都过分强调了基本焦虑所包含的某一种倾向：第一种是无助，第二种是敌意，第三种是孤立。但事实上，孩子不可能只表现出三种态度中的一种，因为在这些态度的形成过程中，三种倾向必定都会出现，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倾向。
如果我们直接将话题转到充分发展的神经症上面，以上讲的这一点就会变得更加明显。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成年人，他会明显地表现出前面三种态度中的某一种。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其他倾向也会继续起作用。比如，在一个明显表现出依赖和顺从的人的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攻击倾向和对孤独的需求；一个明显怀有敌意的人，也可以有顺从的一面，也需要独处；而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也并非没有敌意或不渴望友谊。
然而，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是决定实际行为的最主要力量，它代表着人们应对他人最得心应手的方法和手段。因此，一个有孤独倾向的人会使用各种无意识的方法使自己与他人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因为他在任何需要与他人共处的情况下都会不知所措。此外，占主导地位的通常是（但不总是）患者在意识中最能接受的倾向。
这并不意味着另外一些表现不明显的倾向的影响力就很小。比如，通常很难说，一个表面上显得依赖、顺从的人，支配他人的愿望的强度是否弱于对获得喜爱的需求，他的攻击冲动只是更为间接。潜在的次要倾向可能具有更大的力量，这一点已经被很多例子证明。在这些例子中，占主导地位的倾向与次要倾向发生了逆转。我们在儿童和成年人中都能够看到这样的换位。英国小说家毛姆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中的人物斯特里克兰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女性患者的案例中也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转变。一个女孩原本像假小子，她有雄心，而且有些叛逆，但当她坠入爱河后，她可能会变得顺从、黏人，不再有雄心壮志。或者，在遭受重大变故后，一个离群索居的人可能会变得病态地依赖他人。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像这样的改变或许可以回答下面这些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成年后的经历是否毫无价值？我们是否在童年时期就完全定了型，无法改变了？从冲突的角度来看神经症的发展，有助于我们做出比人们通常的看法更加恰当的回答。比如，有以下的可能性：如果孩子在儿童时期没有受到严厉的管教，那么他后来的经历，尤其是青春期的经历就可能影响其性格的塑造。然而，如果孩子在儿童时期就被培养得循规蹈矩，那么后来任何新的经历都无法将他的性格改变。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死板让他无法接受新体验，比如，他的孤立可能严重到无法让别人靠近他，或者他根深蒂固的依赖使他成为了受人支配的角色；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总是用旧有观念看待新体验，比如，具有攻击性的人在受到他人友好对待时，会将这种友好看作是愚蠢或者居心不良的表现，新的体验只会强化旧有观念。当一位神经症患者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度时，看起来似乎是因为他进入青春期或成人期后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性格，但是这个改变并没有表面上那么明显。事实上，是内在和外在的压力一起强迫他放弃了先前占主导地位的倾向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但是，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冲突存在，这种改变是不会发生的。
用正常的观点来看，这三种倾向不应该相互排斥。一个人应该既能够向他人做出让步，也能够抗争到底，也能够不与人来往，三者可以互相补充、和谐统一。如果其中一种倾向占据了主导地位，只是表明在某一方向上发展过度了。
但是在神经症中，有很多理由可以说明这些倾向是无法调和的。神经症患者无法灵活地面对外界；他被迫去顺从、对抗和逃避，而不管这一行为在特定的环境下是否合适。如果他用其他方式行动，就会感到恐慌。所以，当这三种倾向都在他身上强烈地表现出来时，他便处于严重的冲突之中。
还有一个因素严重地扩大了冲突的范围，那就是以上各种倾向并不仅仅存在于患者的人际关系中，而且还会蔓延至他的整个人格，就像恶性肿瘤细胞会蔓延到机体的各个器官组织中一样。这些倾向最终不仅支配着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也控制着他与自己、与生活的关系。如果我们对这种支配一切的特性没有充分的认识，就容易把冲突导致的结果看成绝对矛盾，比如，爱与恨、顺从与反抗、服从与对抗等。然而，这只会使人误入歧途，比如，我们想要区分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制度时，只注意到二者对待某一个问题的态度的不同（比如，对宗教或权力的态度不同），便以为就是正确的了。不同的态度是有区别的，但仅仅单独强调其中一点就会混淆这一点：民主制度和法西斯主义截然不同，它们代表着两种格格不入的哲学。
一个以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为开始的冲突最终会影响我们的整个人格，这并非偶然。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它必然会塑造我们的气质，决定着我们对自己设定的目标以及信仰的价值。所有这一切又反过来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因此它们是难解难分的。
我的观点是，源于矛盾态度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因此应被称为“基本冲突”。再补充一句，我用“核心”这个词不仅是形容它的重要，还强调这一事实，那就是它是神经症的能动中心，神经症由此向外延伸。这个观点是神经症新理论的内核，它的含义将在下文中逐步说明。广义而言，这一理论可以看作对我早期观点的扩充，该观点认为，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表现。第三章亲近人
只描述基本冲突在一些个体身上的表现是无法将它说清楚的。因为基本冲突具有破坏性，所以神经症患者构建了一条防线，这样不仅让基本冲突难以被看清，还把它深深藏起，以至于无法让它以单独的形态出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浮于表面的更多是各种解决冲突的尝试，而非冲突本身。因此，只注意病史的细节并不能发现它所掩盖的各种细微差别，这样的描述必然太过于关注细枝末节，而无法使问题一目了然。
此外，我在前面章节作的概述仍需要进一步充实。要理解基本冲突的内涵，我们就要从研究所有的对立因素开始，而要获得一定的成功，我们只需要观察那些某一种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的个体即可，对他们而言，这种因素代表着他们更能接受的自我。为了简单明了，我将个体划分为顺从型、攻击型和疏离型三种类型。我将着重注意人们更愿意接受的态度，尽可能不去考虑它所掩盖的冲突。在每一种类型中，我们发现，对他人的基本态度形成了，正是这种态度引发了某些需求、品质、敏感、抑郁、焦虑以及一些特殊的价值。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