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第三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蔡铭泽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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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第三版)

新闻传播学(第三版)试读:

作者简介

蔡铭泽,男,1956年11月出生,湖南岳阳人,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于湘潭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和法学硕士学位;博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获法学(新闻学)博士学位。先后在湘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广州师范学院、暨南大学任教。曾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新闻学会副会长。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出版专著4部,参撰学术著作与教材6部。其中,《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向导〉周报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新时期广东报业发展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新闻细语》(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均获新闻学界与读者好评。教学科研之余,发表治学、为人、处世之心得著述。此类文章,言简意赅,文辞考究,日积月累,粲然可观。

《新闻传播学》第三版说明

《新闻传播学》第三版是在该书第二版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此次修订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随着中国民主政治的不断进步,新闻传播理念不断更新。作为新闻传播学教材,有必要及时关注和反映这方面的进展。另一方面,契合新闻传播教育迅速发展的需要,本书先后3次改版修订,11次印刷,累计发行量达43000册。有鉴于此,暨南大学将本书纳入研究生教材建设计划,本人亦乐观其成。

基于上述考虑,此次修订主要变化有三:其一,将原第四章第一节“传播符号”扩充并独立成章,是为第四章。而原第四章“新闻传播过程”其余部分,则作为第五章,以下依次类推。其二,为反映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最新变化,更新了一些重要数据,丰富了一些理论观点。其中,特别重要的增加有两处:一是在第三章第二节“新闻传播媒介”中增加了第五目,即“媒介融合发展趋势”。这部分的资料和初稿是由我的研究生潘成均同学提供的。二是在第八章第四节“新闻精品及其新闻美”中增加了第三目、第四目,即“新闻传情”和“新闻审美意象”。另外,在第三章“新闻”第一节中,将第三目析解为第三、第四目,即第三目“新闻的本源是事实”,第四目“新闻必须用事实说话”。其三,考虑到新闻传播事业的经营管理属于管理学范畴,删除了原第七章第五节“新闻传播事业经营管理”。

本书修订,可谓积累于平时而形制于一刻。吾人不才,唯有以勤补拙,择善而从。为尊重历史,感念同仁,仍将此前各版后记收录于后。古人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当今社会急剧变化,有识之士理应诚信为本、敬业无忧,以为学术之风范。蔡铭泽2010年8月于广州松泉居

《新闻传播学》再版说明

暨南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由本人主编的两本新闻传播学教材,一本是《新闻学概论新编》(1998年8月第1版,2004年7月第2版,2006年1月第8次印刷),一本是《新闻传播学》(2003年9月第1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两书分别印制28000册和9000册,共计37000册。

现在,根据需要,出版社决定修订再版《新闻传播学》一书。为避免内容重叠,作者决定将两书合并,以《新闻传播学》书名行世。在本书较长时间的修订过程中,参撰者真诚协作,责任编辑潘雅琴副编审悉心指导,部分读者专函、专电匡误。设若本书质量有所提升,首先应归功于他们的合作与指导。对此,本人深表感激。

时序绵延,品物流形。南下广州,转瞬十有三年。其间,作者先后在广州师院和暨南大学任教,并主持两校新闻院系工作。聚才谋事,教书育人,耗费几多心血。幸赖领导关怀、同仁戮力,两校新闻教育各有所成。广州师范学院新闻系规模初具、特色鲜明,暨南大学新闻学院老树新枝、申报博士点成功。事业遂而身不居,车马稀而嘈杂远,心神宁而智慧生。风云际会,岁月如歌,相闻相交相识相知者,不知其几也。特将此前两书各版后记收录于后,以为历史见证,聊表感激之心。蔡铭泽2007年10月于广州暨南园

《新闻传播学》第一版说明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在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基础上设立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为适应新闻传播学学科迅速提升的新形势,近年来,国内诸多新闻传播学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出版了一批新成果。本人不揣冒昧,忝列其中,冀以枝蔓之得求教于专家学者和读者。

本书根据传播学的基本架构,分为“新闻传播要素及其流程”和“新闻传播事业及其基本原则和方法”两大部分,并相应设置八章,目的是求其体系上的完整性。在内容方面,本书参考了国内外新闻学和传播学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大量吸收了新闻传播业界的新经验,以期保持内容上的实用性和新鲜感。

本书参考了本人编著的《新闻学概论新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并保留了其中部分内容。原广州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邱奇志、李近、严三九、李法宝等老师曾为《新闻学概论新编》提供部分初稿。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2级研究生霍敏同学和支庭荣老师分别为本书提供了第四章第四节和第七章第四节的初稿。对他们的合作,本人深表谢忱。

本书的出版得到潘雅琴副编审的督促和指导,她为此书付出了大量艰辛、细致和创造性的劳动。对她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平,本人表示由衷敬佩。

文章有佳境,可望不可即。本书虽经作者和编辑的长期努力,缺点错误仍在所难免。衷心希望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蔡铭泽2003年8月于广州暨南园

总序

百年沧桑,弦歌不辍;巍巍暨南,展焕新颜。暨南大学自1906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承“宏教泽而系侨情”的办学宗旨,注重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培养造就人才。学校积极贯彻“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建校至今,共培养了来自世界五大洲127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人才20余万人,堪称桃李满天下。

暨南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始于1978年,是改革开放后全国首批研究生招生培养单位。1984年,学校率先招收海外及港澳台研究生,是全国当时唯一的试点单位。1987年开始,创建了与境外知名大学合作培养研究生的教育模式,目前已与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等地区和国家的众多知名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1989年开创内地高校招收境外“兼读制”研究生及境外研究生面授点的先河。经过3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暨南大学已经成为推动港澳台合作办学及国际办学的探索者和实践者,联结内地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桥梁和纽带,被誉为“中国境外研究生教育的试验田和窗口”。

目前,学校已拥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6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39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8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135个,6种硕士专业学位及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学位授权点覆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医学和管理学10个学科门类;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9个,博士后工作站1个。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有专任教师1677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中国工程院院士4人,博士生导师297人,教授390人,副教授590人。

教材建设是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核心,是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教学工作,深化教学改革,提高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为此,学校启动了“暨南大学研究生教材建设”项目,将系统出版一批具有学科特色和水平的研究生教材。在研究生部的精心组织下,通过专家组评审,分批立项,每批二三十种,覆盖了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和专业选修课等课程。这些教材符合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趋势,反映了学科建设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在国内同类教材中较为先进。我们以期通过几年的努力,打造出一系列特色鲜明的研究生精品教材。暨南大学副校长 纪宗安2009年7月第一章绪论内容提要

新闻传播事业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它能够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为了促进新闻传播事业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健康发展,新闻从业人员乃至全体社会成员都应该学习和了解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知识。新闻传播学是专门研究新闻传播事业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具体来说,它包括对新闻、新闻传播、新闻传播要素、新闻传播效果、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事业与社会其他相关事业之间关系等方面的探讨。学习和研究新闻传播学,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也应借鉴当代其他学科特别是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第一节 新闻传播事业的广泛影响一、新闻传播事业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

新闻传播活动,自古有之。可以说,自从有了人就有了新闻传播活动。但是,真正的新闻传播事业则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之后,于16~17世纪产生的。从那时起,新闻传播事业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弱到强、从简单到复杂,直至发展到今天如此数量繁多、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大众传播事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据统计,当今世界各种报刊已超过18万种,其中日报1万多种,广播电台、电视台5000多座,电视机5亿多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的新闻传播事业飞速发展。据2006年《中国新闻年鉴》和2010年1月30日由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中国内地各类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数据如下:报纸由1978年的186种、113.2亿印张发展到2005年的1926种(比上年的2038种略低)、1526.55亿印张(比上年的630亿印张多出896.55亿印张);广播电台由1965年的85座发展到282座(比上年减少16座),其中省级台36座,地市级台260座,县市级有线广播台(站)1304座,收音机5亿台,广播听众12.22亿人;电视台由1965年的19座发展到2284座(比上年的1881座增加403座),其中省辖市以上374座,县级电视台1273座,有线电视台234座,全国拥有电视机约3.7亿台,电视观众12.38亿人以上,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94.5%和95.81%以上;截至2009年底,中国网站数达到191.9万个(比上年增长46.3%),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人,较2008年增长28.9%,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22.6%提升到28.9%。其中,手机网民达到2.33亿人。中国现有上百万个论坛,2.2亿个博客用户,据抽样统计,每天人们通过论坛、新闻评论、博客等渠道发表的言论达300多万条,超过66%的中国网民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就各种话题进行讨论,充分表达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各类新闻传播事业的从业员工约350万人,其中从事采、编、播、译和其他工作的新闻工作者[1]包括网络新闻传播从业人员约一百多万人。以如此庞大的人力、设备、财力和信息资源凝聚起来的新闻传播事业,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令人瞩目的、须臾不可分离的、心神向往的重要事业。

新闻传播事业作为联系社会各行各业的中介,每时每刻为人们传来各种各样的信息,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这些信息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使人们了解外部世界,从而更好地适应和改造外部世界。这些信息能够增加人们的见识和才干,提高自身的素质,更好地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些信息能够解除人们由于紧张劳动而产生的疲劳,娱乐人们的身心,陶冶人们的情操。这些信息能够促成人们之间资源共享,协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推进社会的进步。

当今社会信息传播媒介极为发达,除新闻传播媒介外,还有邮件、电讯、网络等传播媒介,这些传播媒介和传播形式共同组成社会的信息传播网络。它们一方面为社会成员带来了个性化信息服务的方便,维持着社会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也为一些不良之辈的造谣生事提供了便利,时而出现信息的误传和误导。如2003年初春,在广州发生非典型肺炎期间,仅手机短信息发布量一天就达4000万条以上,由于这些信息真伪难辨,从而造成了公众的极大恐慌。另外,传播技术的进步也为一些不法之徒利用高技术犯罪提供了方便。据2003年4月2日《羊城晚报》报道,广东和福建两省警方作战百日,排查线索3000多条,破获利用“手机”短信息作案的案件500多起。特别是在4月1日“愚人节”这一天,一则愚人短信息令不少人“中招”,造成广东省“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咨询热线电话瘫痪。在这种信息传播非对称性的情况下,新闻传播事业作为社会的主流媒介享有固定的社会公信力,在传播人们所需要的各种信息的同时,还担负着澄清是非、引导舆论的重要任务。

正因为新闻传播事业具有这种社会中介组织的性质和影响社会舆论的功能,所以各个阶级、政党、团体和国家往往利用它作为宣传工具,作为自己的喉舌。在阶级社会中,新闻传播事业的工具性特点又使得它具有阶级性,经常被用来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如军事政变),新闻传播事业更是被用来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工具。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这样。在社会和平发展时期,新闻传播事业是执政党及其国家推行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促进经济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凝聚社会人心的工具和渠道。新闻传播事业作为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的喉舌,在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形成广泛的共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再强调,新闻传播事业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反映,新闻传播事业是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的喉舌,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中担负着传播新闻信息和舆论导向的重要任务。

新闻传播事业既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喉舌,也是一种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社会经济单位,具有法人资格。新闻传播事业产生之初,本来就是一种传递经济信息的工具和一部分人的谋生手段。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工业革命的兴起,新闻传播事业在大众化和企业化的轨道上突飞猛进,逐渐成为了实力雄厚的企业。中国社会在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动荡之后,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自己的辉煌时代。在社会的深刻变革中,新闻传播事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显示出勃勃生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经费完全靠国家行政拨款,房屋矮小,机器陈旧,版面简单,员工待遇低下。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事业已实力大增,旧貌新颜。一般来说,大的新闻单位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新闻单位,已经积累了数以十亿、几十亿计的资产,建造了高大华丽的办公楼所,添置了最先进的机器设备,每天刊播大量的新闻和其他各种信息。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为例,该报现有10报1刊1个出版社,1997年集团的总产值为16亿元,净资产为11亿元,利润3.8亿元,1998年的广告额为7.2亿元,是广州市国有资产十强企业之一。可见,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变强了、变大了、变富了、变美了,它本身已成为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标志之一。二、新闻传播事业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新闻传播事业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主要是因为它和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它能够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这种影响可以从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积极的方面看,主观和客观的沟通,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进步,都离不开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事业能够提供人们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和食品、水分及阳光一样,是现代人生活的必需品。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与新闻传播事业息息相关。他们需要利用新闻传播媒介接受和吸收新的信息和知识营养,从而形成良好的内在传播和外在传播体系,这样他们才能健康地生存和发展。人们通过接触新闻媒介将外部世界的面貌和秩序“内化”为心中特有的“背景图像”。正是通过这种“背景图像”,人们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与客观外界实现“视界融合”。在特定的情况下,新闻传播事业也能够激励和警戒人们积极进取、弃恶从善。在社会民主政治生活中,新闻传播事业能够给人们提供参政议政、行使民主权利的渠道,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即使是在封建专制时代,信息传递渠道畅通也是维持太平盛世的基础;如果信息阻滞、言路闭塞,则会酿成国破家亡的惨祸。史载,唐代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唐玄宗李隆基流浪到马嵬坡。有老父郭从谨进言曰:“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呈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务延访忠良以广聪明,盖为此也。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安平。自顷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惟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2]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在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新闻传播事业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指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3]须“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从消极方面看,由于新闻传播事业具有工具性的特点,它的消极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它常常被用来作为专制统治者和野心家的工具,对社会的进步造成极大的破坏。在封建社会,虽然还没有正式的新闻传播事业,但是封建统治者对于出版印刷的控制是非常严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争期间,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独裁者就利用新闻传播事业来宣传自己的战争政策,剥夺人们的言论自由。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林彪、“四人帮”曾利用新闻媒介作为他们对广大人民“全面专政”的工具。其次,在种族冲突中,它常常被冲突的双方利用作为传播仇恨的工具,造成成千上万生命的丧失和社会的分裂。例如,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和非洲卢旺达,报纸、广播和电视被强迫为不同的派系服务,公开宣扬暴力、种族清洗甚至种族灭绝。“为这些传媒工作的所谓记者的任务已不再是报道发生于危机中的事件,实际上是站在冲突的这方或那方参加战斗。通过专制的宣传体制和对民众的愚弄与蒙蔽,这些传媒在授意下或胁迫下成为排外的、仇视对方的政治家的工具,成为战争的[4]载体。”再次,新闻传播事业常常被一些企业用来刊登不良广告,欺骗消费者,推销伪劣产品,危害社会。同理,一些不良新闻传播者也可能利用新闻传播媒介勒索企业和败坏企业名声,从而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2001年9月,中央电视台“曝光”南京冠生园利用旧馅制作新月饼事件后,由于各地媒体无限夸大,导致全国各地冠生园生产大受影响,减产量均在50%以上。除此之外,一些素质比较低下的新闻工作者还利用新闻传播媒介来张扬色情和暴力,揭露和侵害他人的隐私和名誉,甚至置人于死地。1997年8月31日,英国王妃戴安娜在巴黎遭遇车祸丧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一些小报记者围追堵截逼迫所致。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倒塌和数以千计的人员伤亡。其恐怖手段之阴险狠毒和新闻传播媒介平时大量传播有关血腥暴力的信息不无关系。随着互联网络的迅猛发展,人们有了更便捷的获得新闻信息的渠道,但是互联网上虚假信息充斥,色情暴力泛滥,又使人们面临许多陷阱,甚至感到迷茫。

这说明,新闻传播事业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可以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进步;掌控失度,则可能危害个人安全,妨害社会管理。因此,人们特别是新闻传播工作者在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注意避免其消极作用。

新闻传播事业之所以能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新闻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人们的日常生活,除物质生活条件以外,还需要精神生活。而精神生活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新闻传播。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生活规律是“先看报后吃饭”,其实这也是一般人的生活习惯。这说明,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某种特定时期,例如社会的危机时期,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远甚于对物质的需求。

其次,人类具有了解自然界和社会新近变动的欲望,新闻传播学将人们的这种欲望称为“新闻欲”。新闻欲是指人类了解社会或自然界新近变动的一种欲望,这种欲望是人的社会联系的必然产物,是人的求知欲的组成部分。正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新闻欲”促使人们去接触新闻传播媒介,去追求新闻信息,去理解新闻信息的含义。

再次,新闻传播事业能够为人们了解自然和社会提供必要的信息,是人们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人们具有追求新闻信息的欲望,而新闻传播媒介正是满足人们这种欲望的最佳工具。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为了及时了解敌人的情况,毛泽东曾派一个营的兵力去攻打湖南的茶陵县,搜集旧报纸。后来,情况有了变化,可以看到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报纸,毛泽东感慨地说,“真是拨云雾见青[5]天,快乐不可言状”。在红军长征途中,也是因为发现了一张载有陕北红军消息的《大公报》,才使中央红军最终决定以陕北作为落脚点。由此可见,新闻传播事业是人们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第二节 学习和研究新闻传播学的意义一、社会全体成员都应学习新闻传播学基本知识

新闻传播事业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令人瞩目的、须臾不可分离的、心神向往的重要事业。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如何更好地认识新闻传播媒介,批评新闻传播媒介和利用新闻传播媒介,已经成为人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学习和了解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知识。这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决定:

第一,正确地认识新闻传播媒介是每个社会成员必备的基本常识。在当今信息社会,新闻传播已经成为社会全体成员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将每一个人和外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这就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要了解新闻传播媒介的性质和功能,树立正确的新闻信息观念和新闻传播媒介观念。

第二,正确地利用新闻信息是每个社会成员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新闻传播能够提供给人们所需要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帮助人们了解外部世界,适应和改造外部世界,更好地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些信息能够解除人们由于紧张劳动而产生的疲劳,娱乐人们的身心,陶冶人们的情操。如果不接触新闻传播媒介或不能正确利用新闻传播媒介,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第三,批评新闻传播媒介和监督新闻传播媒介是每个社会成员应有的职责。新闻传播者(含新闻传播媒介)和受众(包括读者、听众和观众)是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两个行为主体,新闻传播媒介代表受众对政府实行监督,同时也应该自觉地接受受众的监督,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从根本上说,新闻传播者和新闻媒介是为受众服务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些新闻传播媒介往往出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或出于一己之私利而歪曲事实、误导舆论、“贩黄贩毒”。这些信息垃圾严重毒化社会风气,对于心智发育未全的青少年危害尤甚。

因此,应该在全社会特别是在中小学开设有关新闻传播媒介教育的课程,以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新闻传播媒介,合理地利用新闻传播媒介,自觉地抵制来自各类新闻传播媒介的信息垃圾。其实,早在20世纪60~70年代一些先进的欧美国家就已开始在中学和高等院校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这类课程主要体现出两种趋向:一是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广泛民主化的轨道,使之成为民主化运动的推动力之一;二是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保护主义的轨道,使之成为帮助青少年抵制媒介不良影响并消除青少年学生错误信仰和错误思想的工具。二、学习和研究新闻传播学有利于做好新闻工作

对于新闻传播者来说,学习和掌握新闻传播学具有重要的意义。概括地说,通过学习和研究新闻传播学,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总结和了解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指导新闻工作实践。

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些新闻工作者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新闻教育。于是,他们片面地认为,新闻工作者即使不学习或少学习新闻传播理论也可以做新闻工作。应该说,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也是不正确的。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新闻传播事业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例如,真实性原则的规律、党性原则的规律、科学技术水平决定新闻传播事业的面貌的规律,等等。就其根本而言,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根本规律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新闻传播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及其状况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另一条是新闻传播事业必须不断地满足受众的需求。

第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推动新闻传播事业不断进步的根本动因。新闻传播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之一,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新闻传播活动。从根本上说,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传播事业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它能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但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在很长时间内,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一直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上,没有出现正规的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事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新闻传播事业,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决定新闻传播事业的面貌。当今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相应地,他们的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水平也比较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但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全面的发展,新闻传播事业有了飞速的进步;另一方面,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还不高,地域之间的发展还不平衡,人民的生活还不富裕,新闻传播事业的状况也还不令人满意。因此,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仍然需要进一步改革,不改革是毫无作为的,但是这种改革又不能盲目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应该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我国最大的国情是什么呢?江泽民指出,这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6]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

第二,受众需求的变化是新闻传播事业形式和内容不断改进的根本动因。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人民群众是新闻事实的创造者、新闻传播的接受者和新闻传播事业服务的对象。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和人民群众素质的全面提高。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民群众的需求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于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新闻传播事业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道德情操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等人研究,目前我国形成了[7]十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人员阶层。这种社会阶层的新分化构成了受众分化的基础,而受众的[8]不断分化直接导致了传播方式的嬗变和媒介分层化现象的出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受众开始向细分化和小型化方向发展,于是先后出现过“晚报热”、“都市报热”和“专业报热”等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党报(台)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改变,一种以党报(台)为主,包括晚报、都市报和专业报(频道)在内的多层次的媒介结构已经形成。与此相适应,传播的形式逐渐开始由大众传播向大众传播、分众传播与小众传播并存的格局转变。传播内容也逐渐由比较单一的时政新闻传播向以时政新闻为主,包括经济、科技、娱乐、民生新闻在内的全方位新闻信息传播。因此,在当前如何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受众)的需求,如何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生产、生活信息和精神食粮,既是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新闻传播事业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三、学习和研究新闻传播学有利于推进新闻改革

新闻传播者通过系统的新闻传播理论的学习和对自身新闻传播实践经验的总结,就能逐渐掌握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规律,达到以“学”驭“术”、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点,可以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新闻改革的发展历程中得到充分的证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改革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拨乱反正时期(1978—1982)。“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新闻界在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同时,结合自身的特点深入批判了长期以来极“左”路线所推行的新闻专制主义,摒弃了“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重新肯定了新闻媒介的基本功能和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这些传统包括新闻真实性的传统、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传统以及为人民服务的传统。由于这些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展,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基本步入了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的轨道。

第二,全面探索时期(1983—1989)。这一时期新闻改革全面起步,并向纵深发展。随着整个国家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新闻界一方面要求澄清和恢复一些积极探索并且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新闻理论,另一方面开始打破同西方新闻界完全隔绝的状况,引进西方传播学的概念。同时,新闻界进一步肃清“假、大、空”的“帮八股”文风,提倡“短、小、精”的新文风。这一时期新闻改革特别是新闻业务改革是积极的、有成效的,但有些观点(如盲目照搬西方新闻自由理论)不符合我国国情,不能为中国政治体制所接纳,结果使新闻改革遭受挫折。

第三,反思发展时期(1990—2000)。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到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的召开,我国新闻界通过反思,达成了对于新闻传播事业性质“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管理”的共识。按照这种认识,我国新闻传播事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全面深刻的发展。一方面,随着电子计算机的迅速更新换代和信息交互网络的迅速普及,各种新闻媒介相互竞争、相互融合,新闻传播事业日新月异。如果仅从技术装备层面看,我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新闻传播事业和世界先进国家的新闻传播事业已无明显差异。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和完善,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全新的内涵。1996年1月,我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后,中央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新闻单位均成立了报业集团或广播电视集团。如果仅从社会意义上看,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已经确立了独立的法人地位,新闻传播者也确立了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这些成就的取得,本身既是新闻改革的结晶,也是新闻传播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表面波澜不惊,实际伏流涌动、稳健推进,是这一时期新闻改革的重要特点。

第四,全面开放和深化改革时期(2001—2006)。中共“十五大”以后,我国加快了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2001年底,经过改革开放的长期积累,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也标志着我国新闻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新闻改革在以下三个方面已有全新进展:

首先,在新闻传播事业经营管理体制方面,集约化经营管理体制已为各方面普遍接受。200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传播广播影视产业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省市党委和政府加强对新闻传播事业的领导,审慎推进新闻传播事业集约化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根据《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传播广播影视产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要求,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经营管理改革的主线和重点是:控制总量,合理布局,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运用联合、重组、兼并等形式,组建一批主业突出、品牌名优、综合能力强的大型集团,推动产业结构、品牌结构、组织结构、地区结构调整,促进跨地区发展和多媒体经营,提高产业集中度。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开辟安全有效的融资渠道,提高资本运作效率。在保障国家主办和经营新闻媒体的前提下,可根据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需要,其经营部门可以以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吸收国有大型企事业单位的资金。这样,各类新闻传播事业必将逐渐走上集团化和国际化的轨道。

其次,在新闻传播理念方面,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在保障继续发挥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主渠道的功能的同时,更加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理念。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在这一新的发展战略之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大会政治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9]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此基础上,2004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这一执政理念之下,大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新举措。这就是:“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10]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这种新闻传播理念之下,我国新闻传播事业政治管理体制改革打破长期徘徊不前的困境,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一向以实事求是、勇于创新而著称的广东新闻界进行了大胆有益的探索。在2003年发生的“非典型肺炎”事件中,如何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危机的预警机制,通过主流新闻媒体及时搜集和发布信息、保障受众的知情权、有效监督政府行政、正确引导舆论、维护社会稳定,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要求和共识。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和及时总结新闻媒介的实践经验,国务院于2003年5月12日发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这个条例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念、应急处理的组织体系、信息收集和整理、报告和举报制度、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制度均作了详细规定。其中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建立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制度;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向社会发布突发事件信息;必要时,可以授权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发布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信息;信息发布应及时、准确、全面。在此基础上,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第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公布施行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进步,也是推进新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再次,在新闻传播法制建设方面,广东新闻界也为中国新闻改革找到了新的突破口。这就是通过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作用,将新闻舆论监督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5年初,广东省人大曾分别开展过对省国土厅厅长和省交通厅厅长的严厉质询。1999年底,广东省人大再次对污染企业监管不力的省环保厅厅长提出质询。这两次质询由于新闻媒介的积极参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也实现了新闻自由的真谛——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2003年12月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是依法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制性成果的初步体现。该《条例》明确将舆论监督纳入党内监督的范畴,指出:“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媒体要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11]通过内部或公开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同时,该《条例》也将一些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推行的询问和质询制度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方式之一。2006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确立了这一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该《条例》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使监督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12]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向社会公开。”其中,第六章“询问和质询”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询问和质询本级政府有关部门、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这种询问和质询分为书面和口头两种方式,政府部门和人民法院、检察院对于人民代表大会的询问和质询,应以书面和口头的形式答复。“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由受质询机[13]关的负责人签署。”无论是口头质询,还是书面质询,都必须通过新闻媒介向社会公开。这样,就初步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自由体制和舆论监督有效实施的法制基础。第三节 新闻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一、西方新闻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

对新闻传播活动的探讨,在中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百家都非常重视信息传播工作,并且对新闻传播活动作过探讨和论述。在西方,最早探讨新闻传播问题的是英国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在1644年出版的小册子《论出版自由》中,弥尔顿坚决反对出版特许制度,主张“观点的公开市场”和“真理的自我修正”。新闻(出版)自由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新闻传播学的萌芽。

此后,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新闻传播学才开始产生。其标志是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代表作《舆论学》和新闻教育学家卡斯柏·约斯特(Carspa Johnst)的《新闻学原理》的出版。李普曼的《舆论学》出版于1922年,全书8个部分共计28章。该书论述了舆论的定义及其形成,认为:“舆论是公众或许多人对他们共同关心或感兴趣的问题(或事件)公开表达出来的意见”;舆论是由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宣传的“刺激─反映”在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固定成见”或“刻版印象”的作用下[14]形成的。由于这本书系统论述了舆论形成与传播的规律,得到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新闻学界的推崇。美国许多高等学校的新闻传播院系一直将它作为教科书使用。卡斯柏·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出版于1924年,共14章,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新闻的起源和性质、新闻的选择和取舍、新闻的真实性,以及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此书被视为美国新闻学的正统,至今仍然被作为美国各新闻院系的教科书。

1942年,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1898—1967)邀请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1899—1977)组织一群教授组成新闻自由委员会(亦称哈钦斯委员会),专门研究新闻自由的问题。1947年,该委员会将研究报告以《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为题发表。书中提出了四种媒介理论:威权主义理论、自由至上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其中,特别主张社会责任理论。在此基础上,1956年,美国新闻传播学家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1907—1987)等发表了著名的《报刊的四种理论》,把西方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把不同历史时期的新闻思想归结为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苏联媒介理论等四种报刊理论。他特别主张社会责任理论,认为这应该成为新闻界普遍遵循的准则。社会责任论否认绝对自由的存在,强调自由是伴随着义务和责任的;它认为报刊自由涉及报刊拥有者、公众和社会三者的利益,社会应当保护公众的“获知权”;它认为自由有消极和积极之分,并且主张政府对传播媒介的控制。这种理论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是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和控制新闻传播事业服务的。

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出现了多学科综合的大众传播学。传播学者把人类社会一切信息的交流都包括在“传播”这个概念中,新闻学也被纳入其中并作为一种行为科学来研究。他们认为,社会是人类关系的联络网,主要靠传播活动来维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讯、邮政、图书馆、公共关系机构等都是传播过程中的“信息事业”,传播学就是“研究信息传播规律及生产规律的一门科学”。其主要内容是:它主张深入到传播过程内部去分析影响传播效果的各个环节,研究如何通过“传通”来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研究受众心理及其对信息的反应;它主张大力研究说服艺术,力求达到“传通”的最佳效果,不仅要“传”,而且要“通”,要使所传递的内容真正为对方所接受,成为对方的行动;它强调“反馈”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传播是传播者与接受者互相交流的双向活动。因此,不仅要注意信息传播的控制分析,而且要注意信息传播的内容、渠道、效果和受传者心理的分析,从而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在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美国传播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库尔特·勒温、卡尔·霍夫兰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被称为传播学“四大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1902—1978)于1927年发表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术》,开创了关于宣传信息内容分析的先例。1948年,他发表题为《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这篇具有传播学纲领性和宣言性的著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5个W”(Who——谁;Say What——说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对谁说;With What Effect——产生什么效果)的传播模式和关于传播的三大基本功能(即监督环境、协调社会、传递文化遗产)[15]。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Paul Felix Lazrsfeld,1901—1976)早年在奥地利从事过“马林塔尔失业研究”,1935年流亡到美国,随即开展“广播项目研究”,1940年领导著名的“伊利县研究”并发表了《人民的选择》一书。他对于大众传播学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开创了媒体效果研究的传统,提出了“舆论领袖”、“两级传播”等理论概念;第二,通过收集资料,提出了民意测验方法,即分析性地利用样本调查“来做出影响个人行为的、有关因果关系的推

[16]论”。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1890—1947)原是柏林大学的实验心理学家,1933年流亡到美国。他一直致力于“团体动力学”的研究,他认为,每个个体都属于一定的团体,在团体与个体的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团体而不是个体,因此通过控制团体“内聚力”的方法可改变个体的态度。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信息传播过程中“把关人”的概念。卡尔·霍夫兰(Carl I.Hovland,1912—1961)毕生的研究都集中在“态度的改变”上,他对传播与说服、说服力与说服方法的研究成果为传播学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传播学研究的集大成者是韦尔伯·施拉姆。他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大学毕业后在依阿华大学任教,1943年出任该校新闻学院院长。1956年,他参与撰写《报刊的四种理论》,这本书被称为新闻与传播学方面的经典之作。1973年,他出版的《传播学概论》(原名《传媒·信息与人——人类传播一瞥》),该书成为传播学形成的标志。全书共15章,分别阐述传播是怎样发生发展的、传播的作用、传播的过程、传播符号和代码、传播的途径、传播媒介、传播者和接受者及其选择过程、社会控制与大众传播、传播模式及其效果、信息革命与未来传播事业。这是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传播学基本理论的专著,是作者毕生从事传播学心血的结晶。这部著作的出版,使得施拉姆成为传播学集大成者。1982年,施拉姆在华裔传播学家余也鲁教授陪同下来到中国广州的华南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和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讲学,直接开启了中国传播学教学与研究的序幕。二、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就有关于“消息”、“传播”和“媒介”的记载。《周易》第二十三卦《剥·彖传》云:“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周易》第五十五卦《丰·彖传》云:“日中则仄,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此后,“消息”一词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例如:“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庄子·秋水》)。与“消息”一词相关联的词语如“传播”或“媒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产生。屈原《离骚》中有这样的表达:“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这里便有“传播”、“辩解”和“传媒”的意思。

有关中国的新闻传播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百家都非常重视新闻信息传播工作,并且对新闻传播活动作过探讨和论述。有关他们这方面的认识,可以归纳为[17]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荀子关于传播过程中有效信息递减与失真问题的论述。《荀子·非相》篇中指出:“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第二,孔子、孟子关于民本思想的论述。在我国商周时代,即有最初的民主思想的萌芽。《国语》中记载,召公进谏周厉王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到了孔孟时代,他们更加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主张允许人们发表不同的意见。《孟子·尽心篇(下)》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第三,韩非子等关于劝说方法的论述。当时诸子百家不但十分重视新闻传播活动,而且注意总结新闻传播方法。例如,法家十分重视传播内容和态度的真实性,《韩非子·贵信》篇指出:“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

汉唐以后特别是宋明时期,随着邸报和小报的产生和发展,封建统治者一方面利用新闻传播工具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另一方面又对新闻传播活动严格控制。这些控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定本制度”。这个制度是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开始实行的。当时的规定是,“进奏院所供报状,每五日一写,上枢密院定本供报”。第二,严禁小报。这一措施开始于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当时朝廷一再颁布诏旨,认为小报“眩惑众听”,要求“派人捉拿”,“密切根捉”[18]。第三,制造“文字狱”。这一措施可溯源于秦始皇时代,到了明末清初更加严酷。致有因私仇攻讦告密,寻章摘句,无限上纲而九族诛灭者。上述控制措施的推行,严重窒息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压抑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鸦片战争后,近代化报刊在中国兴起,一些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实践的基础上开始探讨新闻学问题。这些人物包括王韬、梁启超、郑贯公等,他们的新闻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关于新报与邸报的区别。1872年6月,《申报》发表一篇《邸报别于新报说》的文章,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新报纪事,无所限制,“邸报但谈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闻”;新报反映民意,可直荐无隐,邸报传达圣谕,民意不达于上;新报读者众,邸报阅者寡。第二,关于新闻传播事业的性质和功能。王韬、郑观应、郑贯公等人指出,近代报刊是“国之利器,不可假人”,是教育人民的良师益友,是进行政治斗争的“舌战、笔战”的武器。第三,关于舆论引导的方法。梁启超指出,一家报纸办得好坏有四个显著的标准,即“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他认为,引导舆论应该采用“浸润法”、“骇”的方法、“制造舆论”等方法。这些方法虽然不尽妥当,但说明他是积极地思考过新闻学问题的。

上述著名的新闻工作者的论述,说明中国近代新闻学已经萌芽。但是,中国新闻传播学却是在西方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影响中国新闻传播学产生的,有两部主要的新闻学著作:一部是日本人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另一部是美国人埃德温·休曼(Edwin L.Shuman)的《实用新闻学》。松本君平曾留学美国,回日后创办东京政治学校,讲授新闻学,编著《新闻学》出版。该书中文版本于190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主要论述了新闻事业与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的关系、新闻记者和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等问题。埃德温·休曼是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实用新闻学》是他实践经验的总结,出版于1903年,于1913年由上海广学会翻译成中文出版。其中主要介绍了美国报业的发展、关于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的方法(如“倒金字塔”结构)、广告和新闻法规等问题。这两本书的出版促进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产生,使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奠定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基础。

中国第一批新闻传播学著作包括《新闻学大意》、《实际应用新闻学》和《中国报学史》。《新闻学大意》出版于1918年,作者徐宝璜。该书主要论述了新闻之性质、新闻事业之职务、新闻的定义、新闻价值、新闻的采访、写作和编辑,以及新闻事业之经营管理等问题。《实际应用新闻学》由邵飘萍撰写,出版于1923年9月。该书共分14章,内容包括新闻记者之资格和地位、新闻采访方法、新闻价值、新闻写作等。《中国报学史》由戈公振撰写,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将中国报刊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四个时期。三个阶段是“口头报纸”阶段、“手写报纸”阶段和“印刷报纸”阶段,四个时期是“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和“报纸营业时期”。上述三部新闻学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初步形成。

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传播学理论形成于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当时,毛泽东、陆定一、胡乔木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他们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闻观,认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19]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他们论述了党与党报的关系,认为党报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党报“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要与党的[20]领导机关的意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他们提出了全党办报的理论,认为要依靠全党的力量办好党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左”倾思潮泛滥,新闻传播学研究受到很大干扰。一方面,由于照抄照搬苏联《真理报》的“经验”,丢掉了我国原有的新闻传播事业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由于批判西方新闻传播学,割断了我国新闻界同西方国家新闻界的联系,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使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陷入停顿。1957年,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首先从新闻界开始,一大批有思想的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被打成“右派”。从此,“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点广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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