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安妮-玛丽斯劳特
出版社：文化发展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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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不能拥有一切试读：
“你的离去，太令人遗憾了”
2010年12月，我和我的团队——国务院政策规划司的同事们，正在争分夺秒地完成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一个为期十八个月的重大项目。那时的天气冷得刺骨。凌晨时分，我和一名同事步行回家。我们一边竖起衣领抵御凛冽的寒风，一边在心里不厌其烦地玩着“华盛顿消遣游戏”，默默揣测中期选举之后的人事任免与去留。我并没有说话，但种种明确无误的信号预示着——我很快就会升职，被提拔为少数几名高级官员之一。我感到很振奋——内心深处却又矛盾重重。
作为国务院政策规划司的第一位女性负责人，我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将近两年，直接向国务卿报告，并负责协助国务卿研究制定并实施美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架构与全局战略。两年前，这位我由衷敬佩的女性，也是一位绝佳的老板——克林顿国务卿打电话邀请我担任政策规划司司长这一职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份梦寐以求的工作。与此同时，我也告诉她，我只能做两年。因为通常情况下，教授只能向所供职的大学请两年假来担任公职；如果长于两年，教授就必须放弃终身教职。然而，从我最初到华盛顿上任以来，我和我的丈夫安迪都充满期待，如果将来有机会担任更高职位，那将会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担任教职，但毋庸讳言，外交政策才是我终生的挚爱和追求。
那一刻正是我“向前一步”、审时度势抓住机遇、推动自己勇敢迈进的时刻。当然，在此之前，没人保证我将来一定能升任更高职位。但是，我知道，即使没有保证，升职的可能性也值得期待；而且，我属意的职位又是一个从未有女性担任过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我有机会继续提倡自己主张的外交政策，并使其成为克林顿国务卿任期内美国外交的鲜明特色。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名职业女性：法学教授、院长，读本科时我就野心勃勃地计划考取法学院，将来进入国务院任职。这样的我，面对近在眼前的升职机会，应该毫不犹豫地接受才是。然而，在职业生涯顺利晋升的同时，我的个人生活却显得有些复杂。2009年我第一次来国务院工作时，安迪和我商量之后，觉得我每个星期往返华盛顿比举家搬往华盛顿，对他和我们的两个儿子来说，会更好一些。孩子们当时一个十岁，一个十二岁，分别读四年级和六年级。他们很喜欢当时所居住的社区，并深深融入了社区生活。他们满心欢喜地同意我们的决定：尽管他们一开始听说我要去华盛顿工作时有些紧张不安，但当我建议每个人都随我迁往华盛顿时，他们的反应却很直截了当：“再见，妈妈！”
安迪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专业的终身教授，他待在家里的时间比我要多一些；我之前的工作是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经常参加各种外交政策相关活动，外出旅行也比安迪更频繁些。而且，即使我在家，我也总待在电脑前。我的大儿子上一年级的时候，老师要求他画出自己的家人，他居然把我画成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甚至不是一个坐在电脑前面的女人，而直接就成了一台机器！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我的办公室离我们的家和孩子们的学校只有一英里远，我能参加老师组织的家长会、各种学校活动、体育赛事。而且，当时我在大学工作，日程安排相对灵活。即使我偶尔不在，或非常忙碌，我也总能找出时间弥补孩子们，一起出去度个假或者一起在家里待着。我总能出现在孩子们的生活中。我很庆幸自己可以非常投入地养育孩子，同时又能在职业生涯中担当重任。
因为我和安迪之前一直都配合默契，我想当然地以为这一次我们也可以轻松适应全新的生活节奏。然而，这次的改变非常痛苦。在克林顿国务卿发出工作邀请到我开始工作的两周内，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我的办公室离我们的家仅有十分钟步行距离；而现在，我星期一早晨五点出门，星期五下午或晚上很晚才回家。这样的时间表在奥巴马政府官员中并不罕见。据我所知，政府里有很多人把家人留在了纽约、宾夕法尼亚，甚至加利福尼亚。即使家人都在华盛顿的政府高官们也很少见自己的家人。他们的工作繁重异常，令人疲惫。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举足轻重，利害攸关。国际事件永远不会顾及家庭日程安排；国际危机接踵而至，堆积如山，最珍贵的家庭庆祝活动也难免被不幸打断。我每个月有一天的假期，按美国的标准来衡量，政府也算是慷慨了。但是，直到6月，我仍没能攒够一个星期的假期。作为一名职业女性，我既收获了由此而来的种种好处，也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安迪当然理解也支持我的选择。但是，对我的儿子们来说，这样的代价无疑来得太突然，也太巨大了。我的小儿子——只有十岁——星期天晚上得知我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时不禁号啕大哭。每次我想开口安慰他，他就冲我大声喊叫，甚至未等我说出一个字来——“我不要你走。我才不管什么国家呢！”在这之前，我向他解释说妈妈正在为国家工作，而他也一样在为国家效力。这是克林顿国务卿与他见面时曾对他说过的话。但是，他的确已经受够了。
我们的大儿子对我的离开努力表现得成熟一些，甚至主动承担了原本每天早晨由我来做的准备早餐果汁的任务。他能理解我有多想要这份工作，而且也能从广泛的层面上理解我的新职位。之前有段时间，我还在摸索华盛顿工作的门道，有时不免沮丧失望，甚至在上下班路上说出要辞职回家这样的话来（当然，并不是真的要这样做）。他会看着我说：“妈妈，你不能放弃，不能辞职！你可是我们的行为榜样呀！”这样的话，最开始，他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很可能是从他朋友的母亲那里听来的。但是，后来，慢慢地，这已经内化成他心底的东西了。
他为我感到骄傲，但同时，又不得不努力适应中学里的全新生活。素未谋面的新朋友，要求更高的新课程，而且，忽然之间，日常的生活节奏全被打乱了。正在渐渐步入青春期的他，变成了很多父母都很熟悉的模样：整日闷闷不乐，沉默寡言，好不容易回答一句，却言语粗鲁，常用单音节词。他的朋友也全换了。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他开始不做家庭作业，扰乱课堂秩序，数学挂科，不理会任何试图接近他的大人。他与父亲打架，尽可能无视我的存在。到了八年级的时候，他的行为没有任何收敛，反而更加升级。他被学校勒令休学，被当地警方带走。有一天，我们正在举行一个重要会议时，我接到了几个紧急电话，不得不抛下手头的工作，乘头班火车迅速赶回家（克林顿国务卿和办公厅主任谢里尔·米尔斯，总能理解和体谅我，但这势必给我领导的部门带来压力）。
很多父母安慰我，我儿子的行为很常见，我面对的问题并无非同寻常之处。因为十几岁的孩子正值反叛的年纪，难免让父母为之抓狂，头痛不已。虽然安迪总会在家，尽其所能照顾孩子，料理家里的大小事务，但孩子们始终是我心头挥之不去的牵挂。尽管我那么热爱工作，可每当接到一个电话，或收到一条短信，提及最近家里的混乱局面，我就不免焦急起来，反问自己：当孩子们需要我的时候，为什么我却仍安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
我曾设想过各种可能的情境，寻思着或许我可以再扛一扛，继续在华盛顿待上一年。但是，无论我将被委任何种职位，均需参议院核准通过，这就需要三到六个月的时间。而且，克林顿国务卿会理所当然地希望我任职两年，直至奥巴马总统首任任期结束。我也曾想过让丈夫和孩子们一起搬来华盛顿。不过，那样的话，安迪就不得不奔波于华盛顿和普林斯顿之间，而孩子们也将置身于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一切从头开始适应。我觉得这对孩子们非常不好，尤其是我们的小儿子。我们当初举家迁往普林斯顿的最重要原因，恰恰就在于当地优质的公立教育以及有益于孩子们成长的优越社区环境。
经济也是我考虑的因素之一。进入政府工作之后，我的薪酬比之前降低了一半多，还必须支付在华盛顿租住的单间公寓的租金以及来往两地之间的交通费用。如果举家搬来华盛顿，那我们就可以把普林斯顿的房子租出去。但是，安迪不得不两地奔波，我们也将支出大笔的搬家费用，在华盛顿这个物价更昂贵的城市开始全新的生活。这一切都将花费不菲。
在内心深处，我知道当时正确的选择是回家，即使这样的选择让我对自己感到有些陌生。但我还是辞职回家了。克林顿国务卿为我举办了盛大而美妙的告别晚会，令我终生难忘，铭记在心。我的整个大家庭——父母、兄弟姐妹、姑婶姨、叔伯舅、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大家都来了，其中有四位甚至从香港远道赶来。安迪和我们的两个儿子笑容满面，和众多亲朋好友，无论亲疏远近、交情深浅，共同见证了我被授予国务院杰出贡献奖章——国务院有权颁授的最高荣誉。我深深敬爱和钦佩的同事们也纷纷前来与我道别，送上礼物与祝福。我从来不曾认为我的选择是“放弃”或是“中途退出”。我只是做了一个决定，独辟蹊径，阶段性地以照顾家庭为重，而不是一味追求职场晋升。
第二天是星期五，我便收拾东西，打包回家了。到了星期二，我已经回到普林斯顿的教室里开始给学生们上课了。终于不再有没完没了、令人筋疲力尽的日程安排，终于可以让自己找回久违的身心平衡。事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的家也逐渐恢复正常。我又回到了普林斯顿，继续教书、写作、演讲、评论对外政策。虽然事务繁杂，依然忙碌，但时间安排相对自由灵活。在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这种自由灵活的时间安排，对既想照顾好家庭、当一名合格母亲，又希望在职场上纵横驰骋、取得成功的我来说，究竟有多么重要了。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过去我曾觉得理所当然的一些小事，忽然之间显得异常珍贵起来。回家后的半年时间里，我每天早早起床，给儿子们做各式早点：松饼、烤饼、煎饼、华夫饼、炸土豆饼、鸡蛋等，花样翻新，应有尽有。的确，在过去的整整两年中，安迪每天叫孩子们起床，吃完早餐，送他们上学去。天天如此，从未中断。我回来后的第一天早上，安迪翻过身来，对我说：“轮到你了。”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温柔地提醒我，似乎我为自己过去的缺失弥补得太多了一点。我为他们做的这一切，表面上是为他们做的，实际上也是为我自己做的。作为一位母亲，我以前从未想过，哪怕只是看着孩子们吃我自己做的食物，也能给我带来简单而纯粹的快乐。这也许就是某种深层次的内心渴望吧。无论如何，我回来了。我感到无比快乐。
几个月过去后，我开始考问自己一些更深刻的问题。我决定辞去政府公职，是出于对家庭的爱与责任。如果奥巴马总统能成功连任，我想我仍会尝试对外政策方面的工作。如果你是一名政府官员，你所在的党派执掌政权长达八年之久，而你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巅峰，那这时无疑就是你摘星揽月、实现梦想的绝佳机会。2011年离开时，我并没有排除两年后再度回归的可能。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苦苦挣扎，与自己较劲。即使我足够幸运，有机会回归政府工作，但再一次离去也意味着我将错过大儿子在家的最后两个年头，也将错过小儿子向中学过渡的关键时期。只要家庭能正常维持下去，我从未想过改变职业生涯在我人生中的首要地位。但是，现在的我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这次危机迫使我正视一个问题——对我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很显然，最重要的，既不是他人为我设定的目标，也不是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这种醒悟让我不禁质疑自小伴我成长并始终得到我拥护的女权主义观念。我开始疑惑为什么女人的成功，甚至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首当其冲的必须是职业生涯的巨大成就，而不是其他任何方面的成绩。
过去，我总是相信女人可以“拥有一切”：她们可以和男人一样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在各个领域取得和男人同等的成功。我也曾这么教导我教过和指导过的年轻女学生。男人，无论他们是总裁、首席执行官、主管、经理，还是其他各种领袖，他们也都有家庭。我告诉我的学生们，女人也一样可以做到，只要她们全身心投入工作。但是，当时的我，虽然依旧为工作尽心竭力，却做出了一个让自己始料未及的决定，还十分肯定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像我这样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深受机遇、权力与妇女运动种种承诺的影响与塑造，也积极致力于把握机遇，追求权力，实现妇女运动的目标，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家庭而非事业的决定，不免有些离经叛道。但是，2011年5月，即我离开华盛顿四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整个问题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我受邀去牛津大学做一场以国际关系为主题的福布莱特讲座。应活动组织者的请求，我又给四十多位罗德学者做了一场有关“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的演讲。他们的年龄大多在二十五岁上下，才华横溢、满怀自信。
然而，与其说那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严谨讲座，倒不如说那是我对他们的真诚倾诉。我向他们坦露，在保有政府高级官员职位的同时，在孩子们成长的关键时期做一名称职的母亲，是多么困难，而我对这种困境事先竟毫无心理准备。我还和他们分享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诸多思考。正如很多人提到的那样，当时我天天在两城之间来回奔波，理应预料到工作和家庭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如果我毫无心理准备，只能说我自己想得太过天真了。实际上，我只是想当然地以为我和我的家人总能像过去一样化解所有难题，适应全新的生活节奏。临近结束的时候，我对他们说，即使民主党赢得下届总统选举，继续掌权六年，只要我的孩子们仍然在家，需要我的照顾，我就不可能复出，担任政府公职。
出乎意料，大家听得都很入神，还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最先站起来提问的是一位年轻女士，她首先感谢我“没有做一场虚浮愚蠢的‘你可以拥有一切’类型的演讲”。她听过太多这种类型的演讲，并对它们深感怀疑。当时在场的大多数女性都试图以某种方式兼顾事业和家庭，但是她们显然比我二十五岁时要老到得多，对两者之间的紧张与冲突有更多的了解和准备，而我天真地以为自己只需全力以赴追求事业，而丈夫和家人必会欣然追随。尽管她们如此年轻便在事业上颇有作为，但她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深刻认识到，在事业和家庭之间玩平衡戏法有多么不易了。她们想从有亲身经历的人那里听到的是，第一手的实际经验和利弊权衡，以及有助于她们规划未来蓝图或者预测未来情境的智慧箴言或真诚忠告。
与此同时，我注意到，与我年龄相仿的人对此的反应却截然不同。几个月后，我发现，问题关键并不在于我回到学校本身，而在于我回来是为了孩子们。普林斯顿和纽约的人们问我为什么要回学校教书时，我大可以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我的两年公职假期已经结束，并且假装不经意地提一提拉里·萨默斯在政府服务两年之后也回到哈佛教书了。但是，我坚决地向他们宣称，我之所以决定回来，家庭也是同等重要的考量因素。当我还是伍德罗·威尔逊学院院长时，我总是有意让人们知道，我会在下午六点赶回家与家人共进晚餐，或者为了参加孩子的校园活动或家长会不惜改变日程安排。本着同样的精神，当人们问到我为什么离开国务院时，我常常回答说：“我丈夫和我有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他们需要我们亲力亲为，精心养育。他们待在家里的时间也就那么几年了。”
忽然之间，与我交谈的人会对我产生与之前迥然相异的认知。他们的反应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有些难免令人咂舌。他们会说“你不得不离开华盛顿，这太令人遗憾了”，也会说“我无法从你的选择中汲取经验。我从来无须做出妥协，我的孩子们不也很有出息嘛”。也有种种微小的迹象表明，这些交谈者总是忍不住重新审视我本人，揣摩着我是否有些玩世不恭、游戏人间。
总之，即使我仍有一份全职工作，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授，却突然之间被人们列入某种类别，被微妙地低估了——就像那些女人，她们禀赋过人，接受了良好教育，在职场上初露头角，前途光明，却选择做一份更轻松的工作或兼职工作，甚至辞去工作，一心一意照料家庭。我越来越感觉到，我没有达到很多人对我的期待，我让他们失望了——年长一些的女人们，同辈的男人和女人们，甚至一些朋友——他们都曾对我声荣日盛的职业生涯寄予厚望。
在已然走过的人生道路上，我一直都站在这种抉择的另一边。当有人告诉我她决定多花点时间待在家里，与家人共度更多美好时光，她打算走一条竞争相对温和的特殊职场之路，我是那个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充满优越感的微笑的女人。我是那个终日与一小撮大学或法学院精英好友待在一起的女人，她们从未松懈对崇高职业理想的追求，她们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女权主义事业，并对彼此的成就相互祝贺。我是那个向女学生们或讲座听众们灌输如下思想的教授：你们可以拥有一切，无论你们从事何种职业。这意味着，我曾经非常不明智地推波助澜，让女人们觉得，如果无法做好全职工作，像男人一样在职场上平步青云的同时，维持一个家庭，并拥有积极活跃的家庭生活，问题不在别人，而在她们自己，全是她们自己的错。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得越多，就越感觉：成千上万的女人，越来越多的男人，做出了与我类似的选择时，却无法得到应有的肯定；他们坚持认为职场成功并不是人类幸福和成就的唯一标尺，却不能为此小小庆祝一番。这是完全错误的。
2012年，我给《大西洋月刊》写了一篇文章，把脑海中酝酿了许久的有关女人与工作的思考都写了下来。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为什么女人仍然无法拥有一切》。没过多久，我就后悔取了这样一个标题。但是，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标题，朗朗上口，吸引眼球却不甚准确，比其他表述精确的标题——比如《为什么职业女性需要更好的职场安排，使自己始终保持活跃并登临职场巅峰》——让那期杂志更加畅销，卖得更好。不到五天时间，这篇文章的网络版就被阅读了四十万次；一个星期以后，它被阅读了一百万次；而今天，它是《大西洋月刊》一百五十年出版历史上被阅读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大约被阅读了两百七十万次。由此，明显可以看出，相当数量的女人，以及越来越多的男人，想要就一个“业已五十高龄”的话题——真正的男女平等意味着什么——开启一轮全新的对话。
在接下来那几个月里，我收到了无数的来信。被文章打动的人们纷纷向我写信倾诉衷肠。杰西卡·戴维斯-加纳奥，一名试图获得终身教职的学者，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其中一个孩子患有遗传病。她在信中写道：“我刚刚读完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那篇文章，便忍不住大哭了起来，还不得不关上房门。你清晰地道出了过去这几年我一直纠结挣扎的问题。”另一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评论是一位母亲说我“给了她一种许可”，让她放下工作，回归家庭，跟孩子们待上一段时间。这是她一直非常想做而不敢做的。
当然，人们的反应也不全是热烈的欢迎与充分的肯定。我被指控为“权势”女权主义者——我只关注像我自己这样的权势女性的高端问题。一些批评者抓住“拥有一切”这个概念展开争论。他们把它叫作过度追求完美的荒唐闹剧，如空中楼阁般想象着既能拥有了不起的事业成就，也能同时做个全力付出的称职父母。其他批评者认为我的文章将会破坏女性现有的通过艰难抗争才取得的历史性职场地位。
不久后，我有机会在全国范围内旅行，发表演讲，直面批评与赞扬，倾听质疑与提问，竭力寻求答案。渐渐地，我允许自己突破理念的藩篱，摆脱根深蒂固的成见与假设，重新审视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自然的。这个过程就像在眼科医生那里，她轻轻拨动着验光机上的按钮，来回对焦，直至远方的物体渐渐从完全模糊变得轮廓分明、格外清晰。
女权主义的先驱们，比如贝蒂·弗里丹、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她们勇敢地打破了种种束缚女性手脚的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沉闷无比，几乎令人窒息。女人们被严格限制在一个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她们的身份几乎完全取决于她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女儿、姐妹、妻子、母亲。而弗里丹和斯泰纳姆，踏着19世纪苏珊·B.安东尼、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等众多革命者的步伐，一路走来，领导了女权主义运动。它与民权运动、世界人权运动、反殖民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伟大变革并驾齐驱，堪称20世纪人类为自由而抗争的最伟大运动之一。
然而，从很多层面上来说，女权主义运动还远未完成。站在21世纪的开端，我越来越相信，提升女性地位，促进女性发展，不仅需要打破强加在女性身上的一整套新的刻板印象与固有成见，也需要摆脱社会对男人几近僵化的角色定位。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对更大范围内的传统观念与认知提出挑战。对于价值观，对于衡量成功的标准，对于人性的根源，对于平等的真正含义，我们都需重新审视；对于职场设计，对于生活场景，对于领导风格，以及相关的所有一切，我们都需认真反思。
我理想中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可能拥有硕果累累的职业生涯，或者一份报酬丰厚的好工作，如果我们想要的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同时，每个人又都可以拥有个人生活，去爱他人，关心照顾他人，获得更深刻的满足感。我希望我的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朝这个方向迈进。
然而，凡事须一步一个脚印去做。为了到达理想的彼岸，我们必须从真实而非想象的世界出发。第一部分 超越金科玉律
贝蒂·弗里丹在写作《女性的奥秘》一书时，把开篇第一章的标题概括为“无名的问题”。她描述道，这是“美国妇女在20世纪中叶所经受的一种怪异的躁动，一种不满足感，一种内心的渴望”。她发现，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作为女人所拥有的真实生活与我们力图达到的理想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异”。
弗里丹声称要为所有女性代言，但实际上只是记录了成千上万个郊区家庭主妇的情感困境。她的受众群如此之大，甚至帮助她掀起了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浪潮——其规模不容小觑。然而，对同样人数众多的、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了解女权主义理想蓝图的女性来说，她所描述的世界显然并非现实。她们迫于生计，早已进入劳动大军，完全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就我而言，我从小生活在社会中上阶层的郊区白人家庭。那个年代，我们会住路边的汽车旅馆，乘灰狗巴士去旅行，与水电工的孩子们、律师医生的孩子们一块儿上学。随着美国在过去三十年间逐渐变得更加富裕，作为美国社会的一员，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见证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在我们面前展开。我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核心家庭——两个已婚异性父母，两个由父母双方亲生，并继承了双方基因的孩子——这种家庭在今天的美国只占少数。
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来自各种不同背景、千差万别的人纷纷向我坦陈他们的思考，提出他们的问题，甚至不吝严词批判。试图对其做出回复时，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甚至决定我对他人的想法和感受产生怎样的先验假设。当我试图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来看问题时，我开始正视一个显而易见却常常被忽视的关键——金钱到底有多重要。我和安迪有着相对宽裕的经济条件，负担得起孩子年纪尚幼时上高品质日托的费用，在孩子日渐长大后也请得起管家来照料他们的生活起居，也有能力让他们舒适地生活在有着优秀学区和图书馆资源的高档社区。
用金钱，我们可以买到一张安全网，它可以缓解压力，提供各种资源，增强对抗命运无情冲击的柔韧性和修复力。然而，不可计数的美国家庭，尽管任劳任怨、辛勤耕耘，却鲜有资源来经受哪怕一次厄运的打击。他们的“家庭选择”——是否出去工作以及工作多长时间，是否待在家中照顾孩子和父母以及待在家中多长时间——实际上根本就谈不上选择。迫于家庭经济状况，他们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当我质疑自己长久以来无比确信的信条时，我总是提醒自己，我所讲述的是我的生活，而不是他人的生活。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如果我们，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要向前迈进，不管是在职场中还是社会上，我们必须首先向后退一步，仔细审视我们条件反射地认为千真万确的东西。我们必须质疑传统观点、格言警句、传承而来的文化因素，还有那些影响和庇护了我们的选择、塑造了整个世界的宏大叙事。我们应该反问自己，如果我们只能依靠想象去了解他人的生活，为什么我们还能对自己看法中隐含的前提假定如此深信不疑。
只有我们每个人真正敞开心扉，解放思想，乐于接受全新想法、全新理念、全新可能，我们才能改变自我，也才能带来更大范围内的变革。第一章 似是而非的“真理”：关于女人
作为一名教授，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我参加了无数次与学生交流探讨的会议，也做了无数次讲座。毫无疑问，我最常被问到的就是，如何在工作和家庭之间保持平衡。这个问题通常来自年轻女性。即使我在其他大学的演讲主题是对外政策，演讲结束后，总会有年轻女子从逐渐稀疏的人群中举起手来，请求我给那些既想追求事业，又想拥有完美家庭的女性分享一些建议。这样的经历并非罕见，我的任何一位女同事都有相似的经历与体会。我们明白为什么这些年轻女性会问这样一个问题。看到她们如此敬仰我们，我们不禁感到十分骄傲。
但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一点也不简单。我原本可以告诉她们，我之所以能身居要职，拥有成功的事业，又能拥有幸福家庭，其唯一秘诀就在于，我在一所顶尖大学里获得了终身教职，并且嫁给了在同一所大学里任教的另一位终身教授。也许这个答案听起来太让人沮丧了，也绝非全面的事实。决心与上进心、勤奋与努力，还有幸运女神的眷顾，都是我职业发展轨迹中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当然，也有很多女性在更恶劣的条件下成功地兼顾了工作与家庭，取得了事业家庭双丰收。
后来，在华盛顿工作期间，我也可以对她们说：“看看，我也正处于危机的边缘呢。我那十多岁的儿子时不时闹出点荒唐事儿，我和我丈夫正焦头烂额地想办法管住他。而我一周只有两天在家。我们简直要绝望了。我的内心仿佛被撕裂了。我每天扪心自问：为了这份工作，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值得吗？”但是，这样的回答显然还是让人泄气，也不是全面的事实。如果孩子们年纪更大一些，如果他们更乖巧一些，不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屡屡与他们的父亲起争执；如果我的大儿子不会经常惹是生非，常常去普林斯顿警察局做客，那我的处境就会变得完全不同了。在华盛顿，很多女人像我一样两地奔波，从事着与我类似的工作，却没有如我这般艰难。
那么，我该说些什么？我想我能告诉她们的只有我所认识到的真相。它有很多方面。我毕竟是一名女权主义者，我最核心的人生准则之一就是，始终坚信并努力践行一个命题——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拥有成功圆满的职业生涯，同时无须放弃家庭生活的愉悦和欢乐。至少，对我来说，这就是我所谓的“拥有一切”（我们在第二章中还会提到这个概念，虽然的确有些模棱两可，但我会继续使用这个表达，简明地指代上文提到的理念）。毫不奇怪，跟我们这一代的其他女人一样，我会求助于那些公认的金科玉律，似乎反复吟唱它们就能有求必应、美梦成真了。
这三条最为常见的金科玉律是：
一、“你可以拥有一切，只要你全力以赴追求事业。”
二、“你可以拥有一切，只要你嫁对了人。”
三、“你可以拥有一切，只要你排序合理。”
这些并不是诓骗人心的谎言。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事实，但它们不是全部真相。它们让你产生了一种幻觉，让你认为能否兼顾事业和家庭只是取决于你的选择。事实上，尽管你的选择很重要，但是生活本身有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干预机制。追溯一下过去的十年吧。你过去十年间的生活难道是完全按照十年前的计划来展开的吗？不，不是，十年间，你自身也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改变。我在二十四岁时，结了第一次婚。那时的我，脑子里想的只有事业。如果那时你问我，我会说我想要孩子，但要在很久之后，也就是我三十多岁时再生。在三十五岁时，我又步入了婚姻。孩子忽然成了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每日心心念念想着生孩子。我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来懊恼当初我不惜牺牲当母亲的机会来追逐事业的成功——我从来不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
在我看来，这些金科玉律是远远不够的。鼓励年轻女性固然重要，但是承认生活现实也同样重要。说实话，很多夫妻在刚开始共同生活时会设想双方在养育儿女和实现职业抱负上拥有平等机会，然而他们逐渐会发现，各自拥有全职工作、养育两个甚至更多的孩子、赡养年迈体弱的老人，会压得双方喘不过气来，根本难以为继。
只有说出所有真相，未来的夫妻们在对彼此做出承诺之前，才能更开诚布公、更直截了当地讨论可能的选择，权衡利弊；年轻女性也才能改变对伴侣不切实际的期待。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描绘出通往真正平等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和壁垒，然后开始各个击破，扫清道路。一、似是而非的“真理”：“你可以拥有一切，只要你全力以赴追求事业”
多年以来，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我之前的那一代人，也就是开创性的那一代人，越来越喜欢对我们这一代，甚至更年轻的女性做出的选择妄加评判。尤其有一次我在纽约一家著名基金会做完一场关于对外政策的演讲之后，这种感觉变得异常明朗起来。演讲结束后，一小群比我年长的女人围绕着我。她们热情洋溢，交口称赞我所做的精彩演讲，对我的外交政策生涯更是不吝溢美之词。然而，同样也是这些前辈，对很多年轻女性貌似缺乏上进心、“中途退出”职业生涯，她们又纷纷扼腕叹息，感到无比痛心。
这些前辈认为很多年轻女性“中途退出”完全是因为缺乏进取心和干劲，其中隐含的假设就是：如果女人内心真正渴望事业成功，那她们就可以前程似锦，拥有让人艳羡的成就。为了全力以赴追求事业，她们可以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地工作，而不计任何代价。
换句话来说，如果你已经做好准备，不计任何代价追求事业，包括很少与孩子见面，那么你的确可以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很多已经坐上首席执行官或者高级合伙人职位的男人会说，这就是长期以来他们为了升至最高职位而做出的牺牲。他们总是四处奔波，到处旅行；每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时刻准备着为客户服务。沃尔特·布拉斯，曾于20世纪60年代担任美国和平队阿富汗分队队长，后来又服务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战略规划部门。他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大致描述了他为职业生涯付出的种种代价。他写道：“我把抚养三个孩子的几乎所有责任都推给了我的妻子。她是一名全职主妇。我们在海外生活的时候，我整天忙于工作，担心志愿者们的安危，很少有时间和精力陪伴她和孩子们，她便会直言不讳地批评我。”后来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工作时，他为长达九个月的罢工事件忙得焦头烂额，“那时十二岁的女儿写了一首诗。诗中提到，她和弟弟妹妹们之所以还记得他们有一个父亲，是因为看到我每天扔在床边的脏袜子和内衣裤。”
问题就在这里。男人们之所以能几十年如一日、全身心投入事业，几乎毫无例外地是因为妻子或伴侣对他们选择的鼎力支持。就像沃尔特的妻子一样，她们全职照料孩子、处理家务，或承担起绝大部分家庭责任。这意味着，任何一位冉冉升起的“职场明星”——公司高管、咨询顾问、教授学者、外科医生，或者律师，之所以能专心致志献身事业，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另一半待在家里，无微不至、充满爱心地照料孩子们，尽一切可能保证孩子们健康成长。尽管他也希望自己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或者为自己和孩子不断疏远的关系痛心疾首，但他至少知道孩子们得到了很好的照料。而且，“男主外女主内”式的社会结构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进一步强化了他所做选择的合理性。他不过是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挣钱养家，提供维系家庭的基本经济条件。在此基础上，他的妻子为这个家庭奉献自己的身体与情感。
然而，一位拥有家庭的职业女性，虽然可以在职场上游刃有余、如鱼得水，但在家庭事务上的选择余地却比男人们有限得多。相对而言，很少有丈夫愿意待在家中，承担起大部分家庭事务，让自己的妻子一心一意提升事业。他可能完全支持妻子的职业理想与目标，却无法做到为之不惜牺牲自己的事业追求，或者做出某些较大的让步与妥协。但是，总得有人来照顾年幼的孩子、日渐衰老的父母，或者患病的亲人。最常见的情况是，野心勃勃的职业女性必须面对不分昼夜的繁重工作以及无人照料的可怜孩子，而不是像富有事业心的男人们那样面对的是不分昼夜的繁重工作，很少见孩子，但家里的另一半总能照顾好孩子们。即使我们大胆假设职业女性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为孩子提供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托管照料，父母与孩子们的相处还是捉襟见肘，不能及时参加孩子学校举办的活动，孩子生病时无法陪伴左右，没有时间辅导孩子的功课，更无法深夜与孩子促膝谈心，聊聊孩子在学校被欺负的遭遇或者孩子们之间的青涩恋情。
职业女性的选择比男人们要艰难得多。很多时候，你深知，如果自己能待在家里或者亲自出席某些场合，孩子、父母、配偶都会从中受益，变得更快乐、更幸福。而你正在参加一场会议，完全脱不开身，或者正在深夜加班。这时的你仿佛觉得自己不像是为了事业“牺牲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而更像是“牺牲了你所爱的人的福祉”来成全自己的职业抱负。
纽约那场讲座结束以后，当天晚上，我和两位刚刚三十出头的女性朋友一同出去用餐。她们与我相对而坐，谈起她们无法在职场前辈中找到可供模仿与追随的职业女性行为榜样，因为她们不想“与自己的工作结婚”。除了工作，她们还想拥有更丰富的生活。《中年危机》的作者柯丽·鲁宾和莉亚·麦考，两位三十多岁的纽约职业女性，曾经用让人难忘的文字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如果我们还不开始学习将个人生活、社交生活和职场生活融为有机整体，那么不出五年时间，我们就会蜕变成红木办公桌另一边那个愤怒的女人，终日质疑下属们的职业道德。她每天勤勤恳恳工作十二个小时，然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形单影只的公寓，麻木不仁地点份快餐，味同嚼蜡地勉强充饥。”
这种对工作和家庭的看法在“千禧一代”的年轻女性中非常普遍。她们明白，雄心壮志与辛勤付出是登临职业高峰的必要条件，但她们不知道该如何同时处理好家庭事务。
如何解释某些成功案例呢
又有一次，我给一群来自新泽西州的女人做一个有关女性与工作主题的演讲。结束后，一位六十多岁的女人走上前来，以一种强硬自负的口吻对我说，她的女儿，一名律师，三个孩子的母亲，既在职场上平步青云，也总能在孩子们需要她时及时出现。尽管我当时无法理解她语气中的狂热与尖刻，我依然报以微笑，并祝贺她女儿的成功。后来，我忽然想起，她那天的反应是因为她觉得我的观点——女人实际上无法兼顾事业和家庭，无疑否定了她女儿的真实生活。事实上，她那天是在我面前握着颤抖的拳头，为自己的女儿鸣不平，因为她女儿真的做到了我所谓的女人无法做到的事情。从她的角度来看，像她女儿一样能成功兼顾事业和家庭的职场女性，某种程度上反证了我的观点是错误的。
那么如何解释那些顺利登临职业巅峰又拥有家庭生活的成功案例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这些数据：在《财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中，女性占到6%左右；美国参议院中，女参议员占到20%。从更广大的范围来说，公司最高管理层中女性约占15%，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女性占20%，全职终身教授中女性占24%，外科医生中女性占到21%。其他行业的比例也许更低一些：投资银行管理层中高级银行家中女性占到8%，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经理中女性占3%，机械工程师中女性占6%，而在世界亿万富豪中女性占8.5%。
这些数据也许远未达到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但是它们仍然显示了目前相当数量的女性有可能获得最高级别的职位。脸谱（Facebook）公司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所写的《向前一步》取得如此的成功，实际上也印证了职业女性追寻前人的步伐、意欲登上职业生涯制高点的强烈渴望。桑德伯格本人就拥有非同寻常的成功职业生涯。她写作的初衷是帮助更多的女性顺利登上职业高峰，或者帮助她们在现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她勇气可嘉，在男人主导的行业中成为女权主义复活的化身。她给我们大家提供了全新的词汇：向前一步还是后退一步。
对于《向前一步》这本书带来的激励效应，我有亲身体会。在某次夏季户外烧烤活动上，我与一位曾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共事多年的朋友偶然相遇。当时她正纠结于是否应该竭力争取一份顶尖的工作。她向我吐露内心的困惑，而后又久久沉思，对我说，也许这是她“向前一步的关键时刻”。我鼓励她为之努力，积极争取。后来她果然不负所望，得偿所愿。如果没有《向前一步》这本书，她会自我激励，向前迈出关键的一步吗？也许吧——但是在她考虑是否“向前一步”的过程中，这本书的激励与引导，也有其不可估量的意义。更为直接的例子是，在我担任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的新美国基金会，三名女职员在阅读《向前一步》这本书后，要求我给她们升职加薪。其中一位说，她知道她得“向前一步，努力争取”。看到这些例子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会心一笑，想向谢丽尔脱帽致意了。
对年轻女性来说，“向前一步”这一理念所传达的最吸引人的信息就在于它告诉她们：她们的事业和家庭的命运都掌握在她们自己手中。这种信息是美国人尤其爱听的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也是一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引领着我们的祖先来到这个国家，并始终坚信，在这个国家，他们可以享有财富，开始全新的生活。任何一个刚从学校毕业、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的年轻人都会相信并接受这种信息。它是希望和坚韧的来源，也是乐观主义者比悲观主义者生活得更好的原因。
但是，问题在于，这种信息常常并不准确。我们往往难以控制事业和家庭的命运；我们可能会掩盖塑造我们生活的更深层次的结构与力量，并忽视那些必须实施的更大变革。很多女人纷纷勇敢地向前迈进一步，努力追求实现自我价值，却仍然无法逾越诸多障碍。她们面前困难重重：无法预料的生活情境，严苛僵化的职场安排，稀缺匮乏的公共资源，还有无论她们出去工作还是回归家庭时遭遇的贬低非议与世俗眼光。另一些女人认为，在她们还有机会的时候，尽量多花时间陪伴家人，照顾关爱他们，也是她们生活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职业目标。她们宁可暂时延缓职业目标的实现，也要履行对家人的责任与承诺。
谢丽尔·桑德伯格和我在很多事情上有相同的看法。我们都鼓励女性理直气壮、据理力争，积极捍卫自身权利；我们都希望对职场进行大规模结构性变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之间的差异在于，我们各自强调的分别是同一方程式的左右两边。这种差异，在我看来，至少是出于“相对年龄”效应。如果我还处在桑德伯格出书的年纪——四十三岁，我或许也会写一本与《向前一步》非常类似的书。那时，我的孩子还非常小，我可以更努力地工作或者雇人照顾孩子、料理家务，从而处理好工作与家庭的关系。但到了五十三岁的年纪，也就是我写《大西洋月刊》上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处境与以前完全不同了。很多女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向前一步”对她们来说根本不成其为一个可能的选项。我开始仔细审视她们的境况，深入地思考，从中收获了不少真知灼见。
然而，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桑德伯格和我有着本质的差异。我们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的背景，但是我们职场之路却大相径庭。桑德伯格主要聚焦于年轻女性如何在男权世界——等级森严的传统公司制度中爬到最高管理层。我觉得这种制度本身已然陈腐过时、摇摇欲坠。很多律师事务所和公司正在不断流失才华卓越的职业女性，因为她们排斥因循守旧的职业发展路径，质疑“重数量而轻质量”的晋升机制。问题的根源显然并不在这些职业女性身上。
桑德伯格声称：“一旦女性坐上领导岗位，我们就可以拆除女性晋升的外部壁垒。我们可以昂首阔步走进老板的办公室，理直气壮地提出我们的要求……或者，更好的是，我们自己成为老板，确保所有女性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
我赞同更多女性走向最高领导岗位的意义的确非同一般。我自己就曾经有幸为两位伟大的女性上司工作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雪莉·蒂尔曼和克林顿国务卿，她们两位都曾尽其所能为女性职业发展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另外，几乎每次我做讲座时，都会有人举起手来，抱怨说她的女上司非常强硬，对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矛盾毫不宽容，其严苛程度相比很多男性上司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我们在某种系统中幸存下来并在其中取得成功时，我们便很容易吸收这一系统的价值观念与实际运作方式，并要求其他人也循常习故、如法炮制。这是人类的天性。因此，丝毫无须感到奇怪，某些在固化系统中成功升至最高层的职业女性面对变革时甚至比男性更保守，因为她们正是在原有系统中与男性以同样的高标准残酷竞争而幸存下来的胜利者。她们往往比男性对手付出更多，走得更艰难，因为男性至少还有全职太太帮着料理家庭事务。《向前一步》告诉你如何在男人的世界中生存并胜出，也教导你位居要职之后如何尽你所能改变现状。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广阔范围内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变革。这种深刻变革无法在系统内部发生，也不能依靠单个公司或者某个进步的女高管来独立完成。
我们必须重新塑造整个社会，让照顾小孩和老人的难题与经济负担不再让女性与各个家庭为之黯然神伤；我们也必须改造职场环境，雇主们不应该继续要求律师或者商务人士任何时候都能及时出现，回复邮件，也不应该指望饭店员工或者行政文员任何时候都能轮流上岗，填补空缺。这种变革远比女权主义深刻得多。如果能在社会各个层面采用政策措施来支持和促进女性发展，我们就能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加美好。
恐惧抑或命运
我丈夫教会我像男人一样行事。我们刚刚在一起时，两人都是年轻的教授，经常一同参加各种研讨会和其他会议。安迪既是一位极具影响力与感染力的演说大师，又是一位坚定自信的辩论高手。他常常听我在会议上陈述自己的主张和观点，随后向我指出讲话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就削弱了我力图阐述的观点。比如，女性演讲时常用的修辞手法与演讲姿态，往往折射出演讲者缺乏自信，进而削弱了听众对演讲者的信心。
我最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开始评论他人的演讲时，我总是会说：“我不是该领域的专家，但我认为……”安迪对此的评价振聋发聩：“如果你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你不了解你正评论的事物，那么你凭什么指望大家会听你的呢？”
从那以后，很多年间，我曾有意督促我教的或我指导的女学生们增强这方面的能力，也将我所学到的东西悉数传授给她们。我教她们在听完演讲或讲座后，第一个举手提问，因为这样一来你肯定会被叫到；我教她们学会坚定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教她们在他人观点中找出破绽，就某一具体言论的基础提出质疑，而不必立刻用相反的言论来驳斥它。因为相反的言论极易成为对方反击的切入点，而被对方轻松否定。
但是，恐惧总会悄无声息地潜回心底。即使在当了十年的教授、院长、职业演说家之后，在我业已五十多岁的时候，当我坐在国务院晨会的会议桌上，身边坐着为政府服务多年或为克林顿国务卿工作多年的高级官员时，一度曾离我远去的自我怀疑再一次卷土重来。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才调适过来，在会议上能如往常一样自信而明确地表达自己。
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证，恐惧很可能成为女性踌躇不前的主要障碍。勇敢地击碎这些自我怀疑，才能促进良性循环的形成：你必须相信自己能玩好事业与家庭之间的平衡戏法，向前迈进，在职场上取得成功，获得举足轻重的职场地位，如此你才更有资格来要求自己想要的，进而引领变革，造福他人。我在三十五岁的年纪就获得了终身教职，能灵活掌控自己的时间；在四十二岁时，我走上领导岗位，成为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院长。我发现，你越早成为“老板”，你就越容易兼顾事业与家庭。相信自己能成为“老板”是走向成功之路的第一步。
然而，生活并非尽如人意，难免节外生枝。那又该怎么办呢？尽管美国人常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我对此深感怀疑。你是否听过得到一份心仪的好工作少不了“天时地利人和”的难得机缘？刚走出大学校门时，我曾为自己量身定制描绘了一幅非常详细的职场路线图：进入纽约某家大型律师事务所从事国际业务，成为合伙人的左膀右臂；而这位合伙人之前曾有从政的背景，很有可能再次进入政府担任高级职位；这样我就可以追随他前往华盛顿，成为他的助理。这是当时非常典型、屡试不爽的职业道路。当时我从未想过，未来的某一天，我发现自己完全不喜欢在大型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业务，也没想过我后来会嫁给一个深深扎根在波士顿的男人。
这些只是古人所谓的命运中比较温和仁慈而又难以预料的情境。显然，你无法事先做好计划，以应对种种意外，但它们势必会带来非常巨大的现实后果。设想一下，生活之路迂回曲折，起伏不定：晚婚、终身未婚、离婚，或者不育；低迷的经济、有眼不识金镶玉的老板、因为工作与配偶两地分居、需要更多关爱与照顾的孩子，或者你想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以及年老体弱、需要照顾的父母；疾病、失业、债务、人为或自然的灾难等，不胜枚举。
一个有韧性的系统必须能应对意外事件，并及时自我修复，同时也应该为达成某一既定目标提供多种可能路径。自信和信念都是个人韧性的重要组成因素。但是，即使对我们这些乐观主义者来说，指望生活分毫不差、如你所愿地演化发展无异于痴人说梦，也绝非成功的秘诀。我们要始终将挫折逆境和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纳入我们对未来的期待，并未雨绸缪，为它们做好准备和计划。这就要求我们对自己的能力有客观的认知与评价。比如，你每天需要八小时的睡眠，那么每天睡五小时就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你不是这世上最有条理的人，那么同时管理下属部门并料理家庭事务很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与紧张情绪，更别提令人应接不暇的各种突发状况了。如果你是一位创意人才，时时刻刻围绕职场或家庭连轴转，丝毫不得停歇，会让你的精力消耗殆尽。
我们对未来的预期中还必须包括可能出现的某些临界点。在临界点出现之前，工作与家庭之间维持着良好的平衡，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美妙极了；临界点一旦出现，无论你有多强的上进心与自信心，也无论你与伴侣之间的关系有多平等，这种微妙平衡立刻难以为继，一切所谓的掌控瞬间化为乌有。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在与其他女性朋友的对话和信件往来中，这种例子并不少见。女人们一开始野心勃勃，其气势锐不可当，简直让人觉得她们将要征服整个世界。然而，顷刻之间，她们发现自己正陷入从未预料到的艰难困境。临界点通常是高度个人化的，但其重复发生的频率很高，足以形成某种鲜明的模式。
倾覆之时
很多人，无论男女，处心积虑，花尽心思，发挥让人叹服的组织能力与时间管理能力，在两份全职工作与照顾小孩老人的家庭责任之间游刃有余地玩着惊险的平衡戏法。他们中的很多人因此长期睡眠不足。为了让孩子开心，又不至于耽误工作，我曾经熬夜给孩子烘焙第二天带去学校的纸杯蛋糕，凌晨五点又起床看书、写材料准备当天的会议或课程。这种经历虽然让人疲惫，却也能让人备感愉悦。担任伍德罗·威尔逊学院院长时，我经常步行去办公室上班（正因为如此便利，才能让我有可能玩转事业和家庭的平衡）。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女人，有一份我如此热爱的工作，一个我更加深爱的家庭。我总是小心翼翼、慎而又慎地安排纷繁多样的日常事务与活动。但是，一些家庭小事，比如孩子偶尔耳炎发作，便会让我的日程安排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出现连锁反应，乱成一团。有些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工作家庭两头都没有照顾好。但是，总体而言，我的满足感还是远远胜过了压力与紧张，我也仍然可以继续兼顾事业和家庭。
然而，即使最有条理、最有能力一心多用的人，也有其极限，也会有束手无策的时候。某件事情发生后，好不容易达到的平衡被突然打破。对很多人来说，第二个孩子的诞生往往是平衡难以为继的首要原因。在律师事务所和商业企业中常常出现一种现象——“二孩综合征”：很多才华出众的女性，在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还能勉强维持工作与家庭的平衡；有了第二个孩子后，突然就无法胜任原来的工作强度，或者没有时间从事全职工作了。有些女性在两个孩子的情况下，仍能勉强周旋，但一旦出现某些特殊情况，她们也难免惊慌失措、一筹莫展。比如孩子生病，或者在学校或校外惹是生非；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配偶得到晋升，需要经常出差；婚姻濒临崩溃；因为搬家而失去某种重要的家庭支持。另外，女性自身在职业晋升阶梯上不断攀升，需要更频繁地出差，而丈夫却不愿意或不能够及时承担起原本属于妻子的家庭责任。
我的临界点可谓相当极端，很容易预见：家中有两个十多岁的青春期男孩，而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份压力巨大、要求颇高的工作。而我却未能及时预见。正如老套的陈词滥调所说，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骆驼的脊背。但只有事情真实发生、平衡被打破时，你才会知道哪根稻草才是所谓的最后一根稻草。每个家庭的情况都大不相同。有些女人或许可以轻松应对某些状况，但另一些女人面对同样的状况时却完全无计可施，还有些女人甚至可能永远也不会遇到所谓的岌岌可危的临界点。真正重要的是，在工作与家庭的天平上，人们总会试图在其中一端放置足够分量的砝码，人为制造出一个平衡临界点，变不稳固为稳固，变不平衡为平衡。最常见的结局就是女人全权负责照顾家庭，而男人则在外挣钱养家。
在给一家极有声望的银行的部分员工做讲座时，我认识了一位年轻的职业女性，暂且称她为琳达。她后来写信告诉我，就在听完我的讲座的几天后，她遭遇了临界点。她在信中写道：
昨天，我辞职了。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我放弃了我心爱的工作。事情的原委，简短说来，就是在照顾孩子的问题上，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迫使我不得不做出如此艰难的抉择。原本干得不错的保姆做了些愚蠢的事情，被吊销了执照，七个月内不准接活儿。尽管我竭尽全力，试图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但是，现实是，我再也无法昧着良心，请另外一位保姆来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了（分别才六岁、三岁、一岁）。因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给他们换了三次保姆。也许他们适应得还不错，但我实在不忍心再换第四次了。
虽然我以前的工作安排非常灵活自由，自由得甚至有些近乎理想状态，但是暂时脱离职业“轨道”仍然让我惊恐不安。我特意放下手上的事情，列出一份有794个条目的优缺点清单；我每天无数次地询问丈夫：“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对吗？”没完没了的盘问与对话简直要把他逼疯了。我打电话给我认识的每一个女人，征询她们的意见与建议，希望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渐渐地，我终于意识到，在现在这一阶段，成为孩子的坚强后盾，为孩子提供支持，远比职业生涯的成功要重要得多。我不能撒谎，违心地说自己并不恐惧。实际上，我仍怀有疑虑，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做了一个完全非理性、短视的抉择。我放弃了心爱之物——我一直以来兢兢业业、勤奋努力才最终得到的工作。但是，我正尽我所能接受并拥抱这一巨大转变。
琳达在工作上拥有多种弹性选择，却仍然遭遇了临界点。对更多的女性来说，临界点往往来自职场安排的严苛与僵化。她们不是主动选择退出职场，而是因为老板拒绝她们所要求的灵活工作安排，而被排除在职场之外。社会学家帕梅拉·斯通在她的书《选择退出？女人离开职场回归家庭的真正原因》中把这种情况称为“被迫的选择”。她写道，兼职工作的请求遭到拒绝、裁员，或者搬家，甚至会把最有事业进取心的女性排挤出职场。
凯莉·戈德堡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新闻记者与作者，曾在《纽约时报》工作，拥有光明的职业前景。她想尽各种办法试图说服《纽约时报》允许她放弃全职岗位，按合同约定每周工作三天，但完全无济于事。她面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待在全职岗位上，要么做一名真正的自由职业者，按极低的价格、逐篇计费获取稿酬。于是，她选择了辞职，转而在《波士顿环球报》做一份兼职工作，每周工作三天。“离开业界翘楚《纽约时报》固然让人痛心，但对于这个决定，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只是很遗憾，面对如此严酷刻板、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不得不选择离开。”戈德堡写道。她现在在温布尔电台的健康博客做一份兼职工作。
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我认识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年轻女律师。她得到一个工作机会，去一家公司担任法律总顾问。她自己也想接受这份工作，但前提是每个星期中有一天时间她可以待在家里工作，这样她就能与两个孩子待在一起。但雇主拒绝了她的请求。另外一个女人写道：
我立志进入最高管理层，但我必须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障碍，那就是，我必须拖着一个两岁的孩子，沿着职场晋升的阶梯艰难地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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