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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尼古拉·果戈里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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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袍(短篇快看)

血袍(短篇快看)试读:

血袍

(短篇快看)作者:尼古拉·果戈里排版:HMM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时间:2013-10-01本书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血袍尼古拉·果戈理

在……部里,不过最好还是不提是哪个部为妙。世上最容易被触怒的无非是各个部、军团、法庭,总之是所有的公共服务机构。如今人人都认为整个社会在侮辱他。不久前,有一位地区警察局局长递交了一纸诉状,上面清楚地写明帝国机构势衰,沙皇神圣的名字被无端亵渎了。作为佐证,他在这篇诉状后附上了一桩罗曼史,里面每隔十页地区警察局局长的名字就出现一次,有时候彻底就是醉态登场。因而,为了避免发生任何不快,最好还是把即将谈到的部称作某部吧。

某部里有位官员——此人其貌不扬,请允许我这样讲——五短身材,脸上略微有几个麻子,满头红发,一对鼠眼,前额微秃,面颊布满皱纹,且面色血红。这一切都是圣彼得堡的气候造成的。至于说到此人的官衔(我们俄罗斯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官衔),他是所谓终身的九等文官。众所周知,有些作家遵守欺压无力反抗之人这个值得称道的风俗,因此常开些调侃和捉弄这类人的玩笑。

这位官员姓巴什马奇金。显然这个姓是由“鞋”衍生而来的;然而,它是何年何月,在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从“鞋”这个词儿衍变过来的则无从考证了。他的父亲和祖父,以及巴什马奇金的全家人总穿着长筒靴,每年只换两三次鞋掌。他的名字叫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在读者看来这名字或许略显古怪,牵强附会,但是请放心,我保证这个名字绝非牵强,而是客观情势所致,所以不可能给他起其他任何名字。

事情是这样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生于3月23日晚上。他的母亲是位政府官员的妻子,长相很漂亮,为婴儿受洗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她那时躺在正对着门口的床上,右边站着教父伊万·伊万诺维奇·叶罗什金,一位很值得尊敬的人,他在参政院当首席办事员;教母阿林娜·谢苗诺芙娜·别洛勃留什柯娃,是一位地区警察局局长的妻子,品行十分高尚。他们提出三个名字供孩子的母亲选择:莫基亚、索西亚,或者可以用殉道者霍兹达扎特的名字给他命名。“不,”那位善良的女士说道,“这些名字都不好。”为了让她高兴,他们又把日历翻到另一页上,又有了三个名字:特里菲利、杜拉和瓦拉哈西。“太糟了,”母亲说,“这都是什么名字啊!我听都没听过这样的名字。要是叫瓦拉达特或者瓦鲁赫,我还能勉强接受,可是特里菲利和瓦拉哈西绝对不行!”他们又翻了一页,看到的是帕夫西卡希和瓦赫齐西。“我看,”母亲说道,“显然他命该如此了。既然如此,就按他父亲的名字来给他命名好了。父亲名叫阿卡基,就让儿子也叫阿卡基好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是这么来的。他们为孩子施了洗礼,此时他哭了起来,并露出痛苦的表情,就仿佛他早已预料到了日后要当九等文官似的。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我们提及此事是为了让读者们了解,这完全是事出有因,给他取个别的名字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是什么时候,怎么加入这个部的,是由什么人任命的,谁也想不起来了。不管各位部长和各级上司如何交替轮换,人们看见他总是坐在老地方,摆着老姿势,从事着老工作——一直是个抄写员——以至于人们后来都断定说他生下来就身着制服,头发稀疏。部里的人都不尊重他。他经过时门卫依旧巍然端坐,甚至从不用正眼瞧他,权当那不过是一只苍蝇飞过会客室。上司们冷酷暴虐地待他。一个官微言轻的首席办事员助理都会把公文径直塞到他的眼皮底下,连“把这个抄一下”、“这是件挺有意思的案子”或者其他类似听着愉快的话都不说,而使用这类用语可是斯文官员间的习惯。他接过来,眼睛则只瞄向公文,也不看是谁塞给他的,那人是否有权命令他抄写;他只是接过公文,然后动手抄写。

年轻官员们嘲笑他,拿他打趣,极尽官场才智之能事;他们当着他的面编造他和女房东——年逾七旬的老太太——的种种逸事,说那个女人动手打他;问他俩在什么时候举办婚礼;还往他头上撒纸片,说那是片片雪花。而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却一言不发,旁若无人一般;这种事甚至对他的工作都毫无影响。不论如何烦扰他也不会抄错信中任何一个字。然而如果玩笑太过火,比如当他们推他的头,妨碍他工作的时候,他会大声说:“别跟我闹了,你们为什么总耍我?”

这句话和他说话的声音中都透着一丝古怪,里面含有一种极惹人怜悯的东西。所以,一个新来的年轻人本来也学别人的样子一直戏弄阿卡基,却忽然停了下来,就仿佛他完全转了性似的,从此与以前判若两人。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他受到熟识的同事们的排斥,本来他以为他们是体面大方、教养良好的绅士呢。过了很长时间,在生活陷入低谷的时候,他脑海中又一次掠过这个脑门秃秃的小官吏和他那句让人痛心的话,“别跟我闹了,你们为什么总耍我?”——这句令人动容的话里透着另一层意思,“我是你们的兄弟啊”。这位年轻人以手掩面,后来他一生中曾多次发现人有多么不人道,在温文尔雅、教养良好和处世周到的外表下掩藏着多少野蛮粗俗。而且天啊,即便在世人公认为可敬和正直的人身上也不例外,这令他战栗不已。

很难找到另外一个像他这样恪尽职守的人了。仅仅说阿卡基满怀热情地工作是远远不够的;不,他痴迷于这个职业。抄抄写写对他来说是个丰富多彩、令人惬意的工作。他的脸上洋溢着愉悦之情;有几个字母甚至为他所偏爱;每每遇到它们,在用笔描摹的时候他会面带微笑,眨眨眼睛,并小声嘟囔着,从脸上的表情仿佛可以看出他描画的那个字母是什么。倘若按工作热忱给予回报的话,结果或许会让他吃惊不已,他说不定都能当上州长。然而,正如他那些聪明机智的同事们说的,他就像头拉磨的牲口一样埋头苦干。

然而也不能说人们对他毫不关注。有位部长是个好心人,看在他服务多年的分上也想予以奖赏,便吩咐给他一些比抄抄写写更重要的差事。于是他奉命写一份已了结公事的报告,供另一个部览阅;任务十分简单,只不过改写一下标题,并把几处由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就好。不料这着实让他费了不少力气,浑身冒汗,连连搓着额头,最后终于开口道:“不行,还是给我些东西抄写吧”。从此以后,他的差事永远只是抄抄写写了。

除了抄写之外,对他来讲其他事似乎一律不存在。他从不计较穿着。身上的制服不是绿色的,而是一种铁锈红色。衣服领口极低,故此他的脖子虽然不长,却能够看上去颀长,乃至从领口伸出来,就像是商贩顶在头上四下兜售的那种石膏猫的脖颈一样。而且制服上总是粘着点东西:要么是一小段干草,要么是一点蛋糕屑。此外,他还有一种独特的本事,每次走在街上,他总能恰好赶上别人从窗口扔下乱七八糟的垃圾;于是他的帽子上总是点缀着瓜皮之类的污秽之物。他这辈子从不留意街上每天发生的事情;然而大家知道,比他年轻的官员们注重训练自己的目光,令其敏锐到甚至可以看清对面人行道上有人的裤带松脱了,然后脸上显出一丝不怀好意的微笑。

然而,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在所有事物中看到的都是他书写的一行行工整匀称、笔画顺畅的字。除非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一匹马来,把鼻子伸到他的肩头上,鼻孔里呼出一阵风拂过他的脖颈,他才会发觉原来并不是埋首在文字间,而是走在街上。

一回到家,他便立即坐到桌旁,飞快地喝着菜汤,吞咽着洋葱牛肉,但总是食不知味,并将苍蝇连同老天爷此刻送到嘴边的其他东西都一并吞下。感觉肚子开始鼓胀了,他就从桌旁起身,抄写起带回家的公文来了。如果碰巧没有公文要抄写,他就自得其乐地为自己抄写副本,特别是那些取胜之处本不在文体风格,而在于它是呈送给一位要人的公文。

即便当圣彼得堡灰暗的天空夜幕低垂,所有的官员都按照自己的收入水平和癖好享受相应美餐的时候;当厅里鹅毛笔不再沙沙作响,人们不再为自己或他人完成必要的工作,那些不安分的人也不再自愿地做那些本不必做的事情,一切都平息下来的时候;当官员们都忙着利用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寻找乐趣的时候:有的胆大,径直前往剧场;有的走到街上去欣赏小圆帽下的面孔;有的人则去对着一位长相俊俏,被一小群官员奉为明星的女郎讲些溢美之词来打发这个夜晚;最司空见惯的则是有些人到住在三四层楼的同事家里去,那里有两个小房间,外加一间接待室或者厨房,里面摆着一些虚荣的时尚小玩意儿,通过省吃俭用、放弃出游之乐才换来的譬如一盏灯或其他工艺品。总之,当所有的官员各自聚到朋友的狭小居所里,喝着放了(价值一戈比的)糖的茶,叼着长烟袋,打着惠斯特牌,时不时谈论俄国人无时无刻都禁不住要讲的流言蜚语,并且在缺乏话题的时候又重复讲起那桩永远说不厌的趣闻来,说他们禀报城防司令的时候,法尔康涅纪念雕塑上的马尾巴被砍掉了;在所有人都在尽情寻欢作乐的时候,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从不纵情于任何消遣,没人能说出什么时候在哪个晚会上遇见过他。他抄写到心满意足后,就躺下睡觉,此时想到第二天,想到老天又会送来让他抄写的东西,他不由得会心而笑。

一个拿着四百卢布年薪,懂得如何对自己的一切心满意足的人,就这样过着太平的日子;这种日子或许本来可以持续到他垂暮之年,可是人生路上总是多灾多难,不仅九等文官如此,对于三等、四等、七等文官及其他各等文官,乃至那些从不理事的官员也都无一例外。

在圣彼得堡,所有年薪四百卢布的人都有一个劲敌。这个敌人不是别的,正是北国的严寒,尽管据有些人说这对健康是大有裨益的。早晨九点钟,正是街上挤满了去官厅上班的人们的时候,它就开始用猛烈刺骨的寒风折磨每个人的鼻子,路人无一幸免。可怜的官员们对此束手无策。用不了一个小时,即便是那些高官显贵也冻得脑门疼痛,眼泪汪汪,可怜的九等文官有时就只能束手待毙了。他们唯一的办法只有穿着薄薄的小外套尽快地跑过五六条街道,然后在门房里暖暖脚,让所有冻僵在路上的办事能力和才干缓过来。

这段时间以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直觉得背脊和肩膀极不舒服的,尽管他努力全速跑过那段距离。他最终开始琢磨,莫非毛病出在他的外套上?回家后他彻底检查了一下外套,发现在后背和肩膀上各有一处地方磨得只剩下薄薄的一层了。呢料磨得透光,里衬也已破烂不堪。要知道,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外套早已成了官员们的笑柄;他们甚至不再使用外套这个高贵的名字,而称它为斗篷。真的,它的样子很怪:衣领一年年被裁短,用来给别的部位打补丁。补得不像是出自裁缝的手艺,而是鼓鼓囊囊的,难看至极。看到事已至此,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决定把外套送到裁缝彼得罗维奇那里去。要找到他的住处,需要沿着一段黑漆漆的楼梯走到四楼。尽管此人是个独眼龙,满脸麻子,可是找他的人很多,因为他缝补起官员们和其他各色人等的裤子和外套来技艺相当精湛——应该说,是在他没有醉酒,脑子里也没有思考别的计划的时候。

当然没有必要为这个裁缝大费笔墨,可照规矩,小说中要把每个人物的性格讲个明白,所以没有办法,我们也只好将裁缝彼得罗维奇的情况表述一番。起初,他给某位老爷当农奴,那时的名字只是格里戈里。自从领到自由证书他就开始为自己改名叫彼得罗维奇了,而且每到节日,最初是每逢重大节日,就要痛饮一番,到后来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日历上印着一个十字的宗教节日都要喝得醉醺醺的。在这方面,他是遵守祖先传下的规矩的;跟老婆吵架时,他管她叫“贱女人”和“德国人”。既然我们提到他的老婆,那么有必要就她也说上两句;但遗憾的是我们对她了解不多,只知道彼得罗维奇有一个老婆,总是戴着帽子,穿着裙子,说到姿色,只是平平;至少除了近卫军士兵,别的人遇到她时都不会朝帽子下瞄上一眼。

踏上彼得罗维奇家的楼梯,只见四下全是洗完碟子的污水,还冒着阵阵刺得人几乎落泪的酒味。其实在圣彼得堡,几乎每幢房子里黑漆漆的楼梯都不免如此。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边上楼边忖度彼得罗维奇会要多少钱,而且暗自决定最多只出两个卢布。房门大敞四开,因为女主人正在烹鱼,厨房里尽是油烟,连只蟑螂都看不到了。没人看到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穿过厨房,即便是女主人也未曾发现,他最终进到里面,看到彼得罗维奇正在一张未上漆的大木桌上,像土耳其帕夏那样盘腿坐着。依照裁缝的风俗,他光着脚坐在那里干活;首先映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眼帘的是他所熟悉的那个大拇指,上面长着像龟甲般又厚又硬的畸形指甲。彼得罗维奇的脖子上吊着一缕缕丝线和棉线,膝盖上搭着一件旧衣裳。他花了三分钟都没能把针纫上,正在对昏暗甚至对那根线愤恨不已。他低声吼道:“这个野蛮的东西,就是不肯穿过去!戳到我了,你这个恶棍!”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感到一丝烦恼,他来得不巧,正赶上彼得罗维奇发脾气的时候。他喜欢在彼得罗维奇喝得有点多,或者像他老婆说的“这独眼龙灌够了白兰地”的时候上门来定做衣服。每逢这种时候,彼得罗维奇通常都会很痛快地接受低价,甚至又是鞠躬又是道谢的。事后,他的老婆肯定会找上门来,抱怨说她的丈夫醉了,所以把价格定得太低了;但只要再多给十个戈比,事情也就了结了。可目前彼得罗维奇看样子十分清醒,所以脾气暴躁,寡言少语,鬼才知道他会要多高的价。想到此,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打算抽身回去,可是已来不及了。彼得罗维奇的独眼牢牢盯着他,于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情愿地开口说道:“你好,彼得罗维奇!”“早上好,先生。”彼得罗维奇一边说一边瞟着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手,想看看他带来了什么。“啊,我——找你,彼得罗维奇,这个——”要知道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讲话时总夹杂着大量介词、副词以及不少毫无意义的支离破碎的字。如果事情有些棘手,那么他总是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常常张口便是“这个嘛,说实在的,非常——”,随后他就以为已经把话说完了,忘记还要接着说下去。“那是什么?”彼得罗维奇问,并用那只独眼上上下下打量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那件制服,从领口到袖口、后身、燕尾以至扣眼都一一查看。他熟悉这衣服上的一切,因为这是出自他的手艺。这是裁缝的习惯,见面的头一件事便是仔细端详别人穿的衣服。“但是我,这里,这个——彼得罗维奇——外套,呢子——你看这儿,到处都这样,在不同部位,衣服挺结实——就是沾上灰了显旧,其实还是新的,只是有处地方有点——在后身,还有一边肩膀,有点磨了,就是这边这个肩膀有点儿——看见了吗?就这些。还有点活——”

彼得罗维奇拿起外套,摊开放在桌上,开始上上下下仔细打量,摇摇头,伸手到窗台上去拿鼻烟盒,盒上画着一位将军的肖像,但到底是哪位将军却不为人知。本来应该是画着脸的部分被手指搓没了,因此就干脆在那儿贴了块方纸片儿。彼得罗维奇吸了一小撮鼻烟,把外套举起来,凑着亮光仔细看了看,又摇摇头。然后把它里朝上翻了个面,再次摇了摇头。随后他又一次打开饰有将军像贴着纸片儿的鼻烟盒盖,捏了一撮鼻烟塞到鼻子里吸,盖上盖,放回鼻烟盒,最后说道:“不行,补不了了。它都糟了!”

闻听此言,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由得内心发凉。“怎么补不了啊,彼得罗维奇?”他用几近孩童般的嗓音祈求着,“就是肩膀上磨破了点儿,你肯定有几块布头——”“是啊,布头倒是能找到,很容易找到,”彼得罗维奇说,“可是缝不上。衣服全糟了,拿针一捅——看,破了。”“破就破吧,你可以再打个补丁。”“可没处打补丁。补也没有用了,这衣服太破了。幸好它是呢子的,要不一起风就给刮走了。”“唉,你还是再补补吧。怎么会呢,事实上——”“不行,”彼得罗维奇断然说道,“这衣服没救了,它全糟了。你不如等天冷时把它改成绑腿吧,因为袜子不够暖和。袜子是德国佬为了多捞几个子儿搞出来的玩意儿。”彼得罗维奇无时无刻不喜欢嘲弄一下德国人,“显然您非得做件新外套不可啦。”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听到这个“新”字,顿时眼前一黑,感觉天旋地转起来。他唯一能够清晰看见的东西是彼得罗维奇的鼻烟盒盖上那位脸上贴着纸片的将军。“新的?”他说,像是梦呓,“我可没钱做新的。”“是,得做件新的了。”彼得罗维奇毫不动容地说。“那么,要是做件新外套的话,多少——它——”“您是说要多少钱?”“是。”“嗯,你至少得掏一百五十卢布。”彼得罗维奇说道,同时意味深长地把嘴噘了起来。他喜欢制造点效果,喜欢让人出乎意料地大吃一惊,然后在一旁瞟着对方的脸,看对方会有什么表情。“花一百五十多卢布做件外套!”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禁叫出了声,也许这是他这辈子头一回大喊,平日里他都是柔声细气的。“对,先生,”彼得罗维奇说,“外套做成什么样都行。要是你想再加个貂皮领子,或者一个绸里风帽的话,那就涨到二百卢布了。”“彼得罗维奇,求求你。”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恳求道。他没听到彼得罗维奇在说什么,也不想再听他说什么,更不想理会他制造的“效果”,“给补补吧,能凑合再多穿一阵子就好。”“不行,那样白耽误工夫,还糟蹋钱。”彼得罗维奇说。听罢此言,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转过身垂头丧气地走了。彼得罗维奇在他走后还站了一会儿,使劲撇着嘴,没有干活,由于既没有降价,又不失高级裁缝的风范而暗自得意。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恍若在梦境中一样,来到了大街上。“有这种事,”他自言自语说,“真没想到结果会——”沉默了片刻后,他又说:“唉,弄成这样!瞧瞧看,居然这么个结果,而我真没想到会是这样。”又是长长的沉默,然后他叹道:“唉,弄成这样!瞧瞧吧,已经——本来以为——没事——太让人奇怪了!”就这样嘟嘟囔囔地说着,他没有踏上回家的路,却毫不犹疑地朝着相反方向走了。半路上,一个扫烟囱的工人撞了他一下,把他的肩膀弄得黑乎乎的,而一兜垃圾又从某个正在兴建的楼顶上飞落,洒了他一身。他丝毫没有察觉此事,直到撞到一个警卫身上,听到此人跟他说话,他才略微恢复了几分神智。警卫身旁放着把戟,正把鼻烟从盒子里倒到布满老茧的手上,说:“你干吗都贴到人家脸上来了,没看到人行道吗?”这时他才四下看了看,转身朝家里走去。

至此,他终于开始整理思路,努力清楚而真实地审视自己的处境,并且自己跟自己理性而直率地争辩起来,就像跟一位可以交心的通情达理的友人谈话似的。“不行,”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说,“现在没法说动彼得罗维奇——他显然是让老婆揍了一顿。我最好礼拜天早晨去找他,过了礼拜六晚上,他准会睡眼蒙眬,困倦不堪,他要喝点酒,而老婆不会给他钱,在这个时候,把十戈比硬币塞在他手里——他准更好说话了,那么外套和——”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跟自己聊着聊着,又鼓足了勇气。等到了下一个礼拜天,远远看到彼得罗维奇的老婆出门去了,他便径直去找他。

礼拜六过后,彼得罗维奇的眼果然斜得更厉害了。他耷拉着脑袋,睡意十足;然而尽管如此,当他明白了怎么回事以后,就好像是被撒旦唤醒了记忆似的。“不可能,”他说,“请您定做件新的吧。”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递上那十戈比硬币。“多谢了,先生,我会为您的健康干上一杯,”彼得罗维奇说,“不过谈到那件外套,您别费事了:它已经报废了。我会好好地做件新的给您,咱们一言为定。”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还是想让他给补补,可是彼得罗维奇听也不听,他说道:“我一定给您做件新的,放心我一定花大力气。甚至可以按最时兴的式样,在衣领上缝个皮瓣,上面钉个银钩。”

此时,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算是明白了,不做件新外套是不可能的了,这让他彻底泄了气。老实说,怎么做?钱从哪儿来啊?他必须要做几条新裤子了,另外得把给旧靴子换新上片的钱还给鞋匠,这笔欠债时候不短了,还要向女裁缝定做三件衬衫和几件亚麻内衣,总之,他所有的钱都有了去处。即便厅长大发慈悲,给他不止四十卢布,而是四十五卢布或者五十卢布,那也没几个子儿,对做件外套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尽管如此,他也知道彼得罗维奇经常会固执地漫天要价,连他老婆也忍不住大声嚷道:“你疯了吗,傻瓜?”有时候给多少钱他也不干,而此刻很可能他在外套的价格上狮子大开口了。

虽然他知道只要给八十卢布,彼得罗维奇也会做这件外套;不过,到哪儿去弄到这八十卢布呢?一半可能还勉强凑合。是的,他能凑齐一半,而剩下那一半又从哪里弄呢?不过,读者首先得知道前面那四十卢布是怎么来的。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有个习惯,每花掉一个卢布,就往一只上了锁,盖上挖了个塞钱槽的小箱子里塞一格罗申硬币。每过半年,他就数数攒了多少钱,然后把它们换成银币。他这样做好些年了,因而经年来已有总计四十多卢布。这样,他手头就有了一半的钱;可是,另外一半从何而来呢?他从哪儿能凑出另外的四十卢布呢?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思来想去,决定有必要削减日常开销,至少一年内如此吧。晚上不喝茶了,家里不再点蜡,有什么非要办的事,就到女房东房里去借个亮;走在街上,他必须尽可能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地踩在石板之上,差不多踮着脚尖走路,这样一来鞋跟就不至于太快磨损。他必须尽可能不把衣服送到洗衣妇那里去洗。而且,为了不至于磨坏衣服,每天一回到家里他就会立刻把它们脱掉,身上只穿一件好久以前买的,他一直小心翼翼穿用的棉布睡袍。

老实说,起初这种省吃俭用的日子令他有些很难适应,但最终还是勉强习惯了,一切进展顺利,他甚至习惯了晚上饿肚子。但是,他脑子里满是将来的外套,这种精神上的满足令他得到了很大慰藉。从此以后,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生活变得更为充实了,就像他娶了个老婆,像有另一个人生活在他体内,又仿佛有个令人愉悦的朋友答应陪他共同走完人生旅程,他不再孑然一身。这个朋友正是那件絮得厚厚的、衬里结实耐磨的外套。他变得生气勃勃,甚至性格也发生了变化,变得像一个心意已决、目标坚定的人那样,更加坚强了。在他的脸色和步态中,从前的疑虑重重、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一扫而光。他的眼里闪耀着光芒,脑子里时不时冒出一些鲁莽大胆的想法。比如说,干吗不配上个貂皮领子呢?这些念头搞得他心神不宁。有一次,他抄公文时差点写错了,吓得他差点大喊一声“哎呀”,赶紧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他每个月都去一趟彼得罗维奇的家,跟他聊聊外套的事,在什么地方买呢子更好,要什么颜色的,价钱多少。回家时他虽然还有几分不安,但一想到所有的材料备齐,大衣做好的那一刻即将到来,他便总是满意而归。

事情进展得比原先的设想更为顺利。出人意料的是,厅长给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不是四十卢布,也不是四十五卢布,而是六十卢布。不论是他早就猜测出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需要件外套,还是仅仅是个巧合,这样一来又有二十卢布到手了。这件事成了加速剂。又饥肠辘辘地挨了两个月,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攒下了差不多八十卢布。向来平静如水的心开始怦怦跳起来。他当即找彼得罗维奇陪他去买东西。此二人买到了一块质地很不错的呢子,价钱非常合算,毕竟六个月来他们反复考量此事,并且每个月都去布店打听价格;彼得罗维奇说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呢子了。他们又挑了一块结实厚重的棉布做衬里,用彼得罗维奇的话来说,这块布比真丝的还好,看上去也更漂亮,更有光泽。貂皮领子价格实在太高,最后还是没买,但他们挑了店里最好的一块猫皮。事实上,远远看来它和貂皮没什么两样。

彼得罗维奇花了整整两个星期才把外套做好,因为缝制工作非常繁琐;若非如此,外套早就做好了。彼得罗维奇要了十二卢布的工钱,少一个子儿这活也没法干;整件衣服是用丝线缝制的,针脚细密,还缝了两道线,后来彼得罗维奇又把每道线都用牙咬了一遍,从而压出不同的图纹来。

那天——说不准具体哪天了,不过或许这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天,彼得罗维奇终于把外套给他送来了。他是一大早来的,赶在了阿卡基出门到厅里去上班的时间之前。外套送来得太及时了,因为寒流已经来袭,看来似乎还要降温。彼得罗维奇不失为一个好裁缝,亲自把外套送上门来。他的脸上挂着一副意味深长的表情,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以前从未见到过他这样。他似乎充分明白自己做的不是件小活,已经跨过了只会换换里衬、缝缝补补的裁缝和定制新衣的裁缝间的那道鸿沟。他解开带来的手帕,取出外套;手帕是刚从洗衣妇那儿拿来的,他把它放到口袋里备用。他取出了外套,洋洋得意地看着它,双手拿起,颇为娴熟地披在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肩头。他拉了拉,又用手抻平了后身,然后让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披着它,不系扣子。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像一个常试新衣的人一样,想要伸手进去试试袖子;彼得罗维奇帮他伸进袖子,结果也挺合适。总之,这外套看上去完美无缺,并且正合时令。彼得罗维奇也没忘了表白自己,说只是由于他身居陋巷,没有挂招牌,而且跟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又是老交情了,所以才要这么几个子儿;要是他在涅夫斯基大街上开业,光工钱也要七十五卢布。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想跟彼得罗维奇就此事产生什么争执,他付了钱,表示感谢,立刻穿着新外套朝部里走去。彼得罗维奇跟在他身后,停下脚步从远处久久地打量那件外套,然后又特意走到路边,跑着穿过一条弯弯曲曲的巷子,来到前面的大街上,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从正面再好好瞧瞧这件外套。

此时,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路走着。心情高兴得就像是在过节似的。他每时每刻都意识到身上穿了一件新外套,甚至有好几回因为心满意足而笑出声来。说真的,这件衣服有两大好处:一是暖和,二是好看。他丝毫没看脚下的路,但忽然发现自己已到了部里;他在门房里脱下外套,前前后后仔细看了一番,然后委托给门卫特别留心照管。不知怎么回事,消息不胫而走,厅里所有的人一下子全知道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穿了一件新外套,那件旧“斗篷”已不复存在。大家同时跑到门房里来查看。他们纷纷向他道贺,并对他说些溢美之词,他开始只报以微笑,后来渐渐变得不好意思起来。大伙儿围住他,说应该为这件新外套“施洗”,至少也该办一个晚会请他们参加。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完全不知所措,不知他身在何处,该如何作答,以及如何推脱。他站在那里好几分钟,脸红红的,试图使他们相信这件并非是新外套,而是那件旧“斗篷”。

最后这些官员里的一位首席办事员助理为了显示自己一点架子也没有,跟下属相处颇为融洽,说道:“好吧,我来替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办个晚会,请诸位今晚来舍下喝茶。碰巧今天也是我的命名日呢。”

官员们当然立即向首席办事员助理道贺,并且欣然接受了这份邀请。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本想婉拒,可是大家众口一词,说这样会很失礼,会有失颜面,还说他是不该拒绝的。此外,想到这样就有机会在晚上也穿穿新外套了,他倒也乐得从命。

对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来说这是令他最为得意的一天。他心情愉快地回到家里,脱下外套,小心翼翼地挂在墙上,再次欣赏了一番呢子和衬里,然后又取出那件破旧不堪的旧衣服来比较。他望望旧外套,不禁失笑,真是天壤之别!晚饭过后很久,他再次想起那件“斗篷”的状况,又笑了起来。他愉快地吃过饭,随后什么也没写,安逸地在床上直躺到天黑。随后,他从容不迫地穿戴好,套上外套,走到了街上。

很遗憾,我们不能说出那位请客的官员家住何方。我们的记忆力开始严重衰退。圣彼得堡的房屋和街道在头脑中全都混成一团,难以理清头绪。不过,官员肯定是住在城里最好的地段,所以那里离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住处必定很远。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首先要穿过几条空旷无人、灯光昏暗的偏僻街道。不过,离那位官员住的地方越近,街道就越热闹,人烟愈加稠密,灯火也更为辉煌。路上开始有了行人;衣着华丽的女子多了起来;男子们穿着水獭皮领大衣;那些驾着栏杆上铆满铜钉的木雪橇的寒酸车夫很少见。而头戴红色的天鹅绒帽子,身着熊皮大衣,驾着上了漆的雪橇的车夫却越来越多,蒙着华丽车篷的马车在大街上疾驰而过,车轮轧得雪地咯吱作响。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带着新奇的目光望着这一切。多年来,他晚上一直足不出户。他好奇地驻足在一家店铺窗前,望着一幅美女图,她脱下鞋子,露出美丽的纤足;在她身后,一位上唇和两鬓都蓄着胡须的男子则从另外一个房间的门口偷偷探头张望。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摇摇头,笑了笑,然后又接着朝前走去。他在笑什么呢?是否因为他看见了一种完全陌生,然而人人都珍惜的某种感觉呢,还是他怀有和很多官员同样的想法,“嗯,这些法国佬!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他们真的喜欢那种东西,干吗——”但或许他根本没这种念头。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终于来到了首席办事员助理的住所。他日子过得不错,屋子在二楼,楼梯上亮着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进前厅,就看见地上摆着一整排套鞋。屋子的正中央处,有一只茶炊正呼呼作响,喷出一团团蒸气。墙上挂满各种大衣和外套,有的是海狸皮领子的,也有的是天鹅绒镶领的。隔壁传来嗡嗡的说话声,当一个仆人端着摆满空杯子、奶油罐和糖盅的托盘走出来时,喧哗声便变得清晰而响亮。显然,官员们早就到了,并且已经喝完了头杯茶。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挂好外套,走进内室。灯光、官员、烟斗和牌桌在面前倏然出现,各桌传来的快速交谈声及拖椅子的嘈杂声令他茫然不知所措。他尴尬地站在屋子正中,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但大家已经看到了他。他们大喊着欢迎他,立刻都涌到前厅里,再次看他的外套。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虽然稍微有些难为情,但他到底是个老实人,看见大伙儿是怎么夸他的外套的,不禁内心充满喜悦。随后,大家自然又撇下了他和外套,照旧回到桌旁打惠斯特牌去了。

喧哗吵嚷,人头攒动,这些都使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知所措。他简直不知该站在何处,到底把手脚乃至整个身子搁在哪里才好。最后,他坐在了玩牌人的旁边,看着牌,瞧瞧这人或那个人的脸,不久他就呵欠连天,感觉乏味,尤其是他平日就寝的时间过了好久以后。他打算向主人告辞,可是他们不让他走,并且说他一定得为庆祝自己有了新衣而喝上杯香槟。一个小时过后,晚餐备好了,有蔬菜沙拉、小牛肉冷盘、馅饼、甜点心和香槟酒。在大家力劝之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喝了两杯酒,随后他觉得兴奋多了。

他还是忘不了已经十二点钟,自己早该回家去了。为了避免主人的挽留,他偷偷走出屋子,在前厅里找到了外套。遗憾的是他发现外套掉在地上了。他用手扫了扫,掸掉那上面的每处污迹,套在肩上,下楼走到街上。

街上依然灯火通明。几家小店还在营业,那是用人们和其他各色人等常待的俱乐部。其他的铺子则已关门,门缝里却漏出一道长长的亮光,表明里面聚会未散,或许几个女佣或听差还在那里谈天说地,说短道长,而主人们却不知其踪。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颇为得意地走在路上。甚至当某位女士在他身旁闪电般掠过时,他竟然无缘无故地跟着她奔跑起来。不过,他不久就停了下来,照旧徐徐而行,自己也不知道刚才为什么加快脚步。很快,那几条空旷街道便横陈在他的面前,它们在白天都很冷清不热闹,更别提晚上了。现在更是昏暗无光,寂静无人。灯光愈发惨淡,显然是有人故意少添了灯油。接着便看到一座座木头房子和一道道栅栏;四下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街上的积雪反射出些许光线,并悲凉地遮蔽着一间间护窗板紧闭的低矮木屋。他沿街渐渐走到了一个大广场附近,对面房屋隐约可见,而广场则看似一片恐怖的荒漠。

遥遥的,某个巡夜岗亭发出微弱的光,但它似乎远在天边。此时,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兴奋劲儿已经减了好几分。他走上广场,不由得生出几分惧意,仿佛内心在警告他邪恶即将临头。他回头扫了一眼,四下里仿佛一片汪洋大海。“不,最好还是别看了。”他想,并合上双目向前走去。当他睁开眼,想看看是否快走到广场尽头时,忽见眼前站着几个胡子拉碴的人,他也看不出他们究竟是何样人等。他眼前一片漆黑,心里咚咚地打着鼓。“当然,这是我的外套!”其中的一个人嚷道,一把揪住他的衣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救命”二字尚未脱口,另一个人把一只大得像官员脑袋的拳头伸到他的嘴边,威胁道:“你喊个试试!”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感觉到有人扒下他的外套,并踹了他一脚。

他脸朝下栽倒在雪中,就此人事不省了。

几分钟过后,他恢复了知觉,并站起身来,可是那伙人早跑了。他感觉广场上寒冷不堪,而外套不见了。他开始喊叫,但是那声音似乎无法传出广场。绝望中他拔腿跑过广场,一边嘴里还在不停喊叫,径直朝岗亭奔去。岗亭旁边站着一个警卫,正倚着戟好奇地张望,显然想要知道什么人边喊边从远处跑过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跑上前,抽抽噎噎地大声嚷起来,说他只顾睡觉,什么事也不干,居然没看见有人被劫。警卫答道,他看到两个人在广场中间拦住了他的去路,还以为是他的朋友呢。与其在这里白费力气叱责,还不如明天去报警,警方会把偷外套的人搜查出来的。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头脑混乱地回到家中,两鬓和后脑勺本来就头发稀疏,如今凌乱不堪,身体和四肢沾满了雪。房东老太太听到一阵可怕的敲门声,立即跳下床,只趿着一只鞋跑去开门,还谨慎地用一只手掩着胸口。可是,刚一开门,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狼狈不堪的模样让她不由得后退几步。等他讲完了事情的经过,她双手一拍,说他必须直接去找区警察局局长,因为他的下属们会对此嗤之以鼻,嘴上答应得挺好,然后把案子就给搁置在那儿了。所以上策是直接去找警察局局长,她认识他,因为原来给她做过厨娘的芬兰人安娜如今在局长家当了保姆。她常常见到局长驱车经过这座房子,而且他每个礼拜天都要上教堂去祷告,同时又愉快地注视着所有在场的人。所以,从这些事情来看,他肯定是一个好人。听了这番话之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凄惨地回到了自己房里。他是怎么度过这一夜的,凡是能换位思考的人都是可以想见的。

一大早,他便去了警察局局长家;不过,据说局长大人还没起床;十点钟他又去了一趟,局长还没起;十一点钟他再去,说是局长已离开家了;等到吃午饭时,门房却说什么也不肯放他进去,一定要问清他的来意。终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这辈子头一遭要使使性子,不容分说地坚持要见警察局局长本人,并且说他们无权擅作主张不放他进去,他可是从司法部来的,要是他告起状来,他们可有的瞧了。

看门人不敢耽搁,其中一个赶忙去禀报局长。听了外套被抢的离奇经历后,他并没有关注这桩事件的关键之处,倒开始盘问起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为什么他这么晚回家?他是习惯如此,还是去了什么风月场所?这番话问得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完全摸不着头脑,只好告辞,也不知外套被抢的案子能否得到适当处理。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整整一天都没有去部里。转天他现身了,脸色苍白,身上穿着那件愈发显得褴褛的旧斗篷。外套被抢的事让很多人不禁动容,自然也有些官员仍然抓住这个机会把他戏弄了一番。他们决定现场为他募捐,可是此前大家已花了大笔钱认购部长的肖像,又遵照处长的指示买了他朋友写的一本书,所以最后捐得的钱寥寥无几。

其中有个人十分同情他,因此决定至少要给他出个好主意,就告诉他说不应该再去找警察了,即使有某个警长为了讨上司的欢心而想尽办法搜寻到外套的下落,但是如果他拿不出合法证据,表明那件外套确实为他所有,那么它只会一直留在警方那里了。所以,最好是去求见某位声名显赫的大人物;那位大人物只要跟有关人士打声招呼,事情很快就解决了。

既然别无其他办法,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决定去见见那个大人物。这位大人物究竟是何等身份,至今仍无人知晓。读者应该知道的是,此人先前地位平平,只是不久前才成为大人物的。此外,他现有的职位与其他地位更加显赫的人物相比起来仍然是不值一提的。但是总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会将别人认为微不足道的职位看作权重的高位。此外,他总是使尽一切办法来抬高自己。比如说,他令下属在他来上班的时候在楼梯上列队迎候;任何人不可径直去见他,务必严格依照章程行事。所有呈报到他面前的案卷必须由十四等文官报呈十二等文官,十二等文官再报呈九等文官或者转呈有关人员。在神圣的俄罗斯,竞相效仿已蔚然成风,每个人都模仿学习着自己上级的样子。据说,甚至有这样一位九等文官,被提升到一个不大的办事处当主任,他立刻给自己隔出一间私室,称之为会见室,并派个侍从站在门口,让他身穿一件镶有红领子的制服,上面还挂着红色穗带。此人握着房门的把手,替来访的客人开门,尽管会见室里只勉强容得下一张普通的办公桌。

这位大人物举手投足间傲慢而威严,但多少有几分夸张。他的这套体系的主要基础是严格。“严格,严格,再严格。”这句话他时常挂在嘴边,话音落了以后他往往意味深长地直视对方的表情。其实这么做毫无必要,因为办事处上上下下那十来个官员早就战战兢兢的了;远远见到他的身影,他们便放下手头的任务,站成一排,恭候他走过。他平时和下属谈话时总是正颜厉色,一般离不了三句话:“您胆敢如此?”“您知道在跟谁讲话吗?”“您明白站在您面前的是谁吗?”

若非如此,他倒还不失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善待同事,也乐施援手。但是将军这个头衔使他失衡。自从获得将军头衔后,他变得糊里糊涂,本性尽失,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偶尔跟与他地位相当的人在一起时,他还是个挺好的人,从各方面看都不错,不惹人讨厌;可是,一旦和下级身在一处,哪怕对方的官职只比他矮一级,他便立时少言寡语起来。这种处境也着实让人同情,尤其当他自己也觉察到了本来是可以更快活地打发时光的时候。他的目光中有时会透出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参加一个有趣的谈话或聚会,可是,“是不是这样太纡尊降贵了?这样是否太过亲昵?而且是否从此失了身份?”这些想法让他只得放弃。由于此类思虑过多,他就总是保持沉默状态了,时不时只发出几声单音节的哼哼,因而赢得了“最无聊的人”的雅号。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去求见了这位大人物,对其本人来说他去的很不是时候,而对大人物却恰逢其时。他正坐在办公室里,跟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他童年的伙伴欢快地聊天,后者刚到那里不久,就有人禀报说一个叫巴什马奇金的人求见。他粗鲁地问道:“他是干什么的?”那人答道:“一个官员。”“啊!让他等会儿吧,现在没有工夫接待他。”大人物说道。

在此要说明,这位大人物分明是撒了个弥天大谎。他跟朋友早把该聊的话聊完了,俩人之间已经沉默良久,其间他们只是相互拍着大腿,说上一句:“你这么想吗,伊万·阿布拉莫维奇!”“是啊,斯捷潘·瓦尔拉莫维奇!”然而,他还是命令官员等着,以便让他这个早已赋闲在家、定居乡野的朋友看看,官员们得在他的前厅里等上多久。

终于,在历经一番彻谈,此外还有漫长的停顿以及坐在舒适的活动靠背扶手椅里又抽了一支雪茄后,他好像忽然想起来了,便对手拿公文站在门口的秘书说:“好像还有个官员在那儿等我,告诉他可以进来了。”一看见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低眉顺眼的样子和身上穿的那件破制服,他猛地转过身来冲着他,生硬地说:“您有何公干?”这是他在还没升到现任职位前便特意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对着镜子练了一个星期才学会的。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心中早就颇为惶恐不安,此时脑子一片混乱,全力解释着来龙去脉,言谈中比平时多用了许多“那个”。他说他的外套是新做的,结果被人惨无人道地抢走了;他来求见,是希望大人能想办法出面干涉,跟警察局局长打个招呼,把外套找回来。

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位大人物似乎觉得这件事司空见惯。“怎么,亲爱的先生,”他生硬地说,“您不懂规矩么?您找到谁头上来了?您不知道怎么办这类事吗?您得先送个诉状到办事处来,它会经处长、司长,再呈报给秘书,最后由秘书转呈给我。”“可是,大人,”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说道,试图把他少得可怜的那点脑细胞都调动起来,同时感觉到自己已经汗流浃背了,“大人,我斗胆来麻烦您,是因为秘书们——都是靠不住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位要人道,“您怎么如此张狂?您打哪儿产生的这种念头?年轻人怎么都对上司如此无礼!”大人物显然没注意到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已经年近半百了。如果他可以称为年轻人的话,那么除非是跟七十岁的人比较而言。“您知道在跟谁讲话吗?您知道站在您面前的是谁吗?您知不知道,知不知道?我问您呢。”说完以后他跺了跺脚,将嗓门又提高了八度,即便不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换了别人也会吓得心惊胆战。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神智尽丧。他站立不稳,四肢战栗,要不是门卫跑来扶住他,他肯定摔倒在地了;他们无动于衷地把他抬了出去。而大人物很高兴看到结果竟超出他的预期,想到自己的一番口舌之劳居然能让人失去知觉,更是欣欣然,于是斜眼看看他朋友有何感受,并不无欣喜地看见他心神不安,甚至也颇有几分惊恐。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记不清自己是怎么下楼的,又是怎么到了大街上。他感觉四肢麻木。他这辈子还不曾受到哪位达官贵人如此严厉的呵斥,何况是一位素不相识的贵人呢。他冒着四下里怒号咆哮的暴风雪,跌跌撞撞地大张着嘴向前走去。圣彼得堡惯有的寒风从四面向他袭来,又刮向每一处十字路口。转瞬之间,他的嗓子就发了炎,到家时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嗓子红肿,卧病在床。有时一番严厉叱责竟会有如此威力!

转天他发起了高烧。由于圣彼得堡气候的推波助澜,病情的发展出乎预料,以至大夫的手一搭上他的脉搏,立刻发现已无计可施。只是开了一种敷剂,这也仅是为了让病人不至于一点医药的仁慈救助也得不到罢了。但同时据大夫预测,病人熬不过这一两天了。之后,他转过身对房东太太说:“别为他再浪费时间了。现在给他订口松木棺材吧,橡木的对他来讲太贵了。”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否听到自己将不久于世的这番宣判?如果是的话,这是否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是否对自己的苦难一生感到遗憾?——对这些我们一无所知,因为他一直神志不清。一个比一个更离奇的景象不断浮现在他的眼前。时而他看见彼得罗维奇,并令他做一件外套,上面要装上捕盗装置,他总觉得那些窃贼就藏身在他床底下;他一刻不停地呼唤房东太太来把藏在被罩里的贼拖出去;时而他问别人,既然他有了件新外套,为何还要把那件旧斗篷挂在他眼前;时而他又产生幻觉,他正站在那位大人物跟前,聆听他述说那些规定,一边又连连说“请原谅,大人!”但最终他忍不住破口大骂,说出的话不堪入耳,听得房东太太直在身上画十字。她这辈子从未听他说这种话,更没听他在“大人”这个称呼之后说这类字眼。后来他开始说胡话,什么也听不清,但显然这些语无伦次的话和混乱思绪都只围绕着一样东西——那件外套。

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终于咽了气。他的房间和财务都没有查封,因为一来他没有继承人,二来东西也寥寥无几,除了一捆鹅毛笔,一刀空白公文纸,三双袜子,两三粒从裤子上掉的扣子,以及那件读者早已熟知的旧斗篷。天知道这些东西最后归谁所有了。老实说,给我讲这个故事的人懒得理会这个问题。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被人抬出去,埋了。

而圣彼得堡从此就没有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这个人了,就仿佛他从未在这里生活过。一个生命就此消失,他无依无靠,无亲无故,无人关怀,即便那些连一只普通的苍蝇都要用大头钉穿起来,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的博物学学生也对他毫不关注。这个人面对部里的嘲笑总是逆来顺受,至死也没有成就一桩不寻常的事业。然而在生命行将结束之前,光明使者化身为外套出现,为他的困顿生活带来了片刻欢愉,但随后令人无法忍受的灾难降临,就像降临到世间大人物头上一样。

他死了好几天以后,部里才打发一个门卫来到他的住处,他是奉命来催他立即去上班的,这是上司的指示。然而,门卫只好无功而返,回禀上级说他再也不能来了;当人们追问“为什么”时,他说:“哦,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前就下葬了。”这样一来部里都听说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死讯,第二天他的座位上就坐着一个新任官员,他写的字不是直体字,而是斜体的。

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他注定在死后要激起骚乱,这仿佛是对他那默默无闻的一生作出的补偿。但是这么一来,我们这个悲凉的故事出人意外地有了个荒诞的结尾。

一个谣言在圣彼得堡忽然不胫而走,说有个幽灵夜间常在卡林金桥附近一带地方出没,看外表就像一个寻找失窃外套的官员。而且,以失窃外套为由他不分官职大小和职业高低,将人们肩头的外套统统扒下,不论那外套是猫皮、海狸皮、狐狸皮、熊皮,还是貂皮制成的。总之,凡是人们用来做衣服的毛皮,一律照扒不误。部里的一个官员亲眼见过那个幽灵,并当即认出他就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可是,这让他万分恐惧,撒开腿奋力狂奔,所以并没能瞧得很清楚,只隐约瞥见他从远处朝他做了个威胁的手势。控诉从各处纷至沓来,都说不仅九等文官,还有七等文官的外套半夜常被人扒走,他们的背脊和肩膀都受了风寒。

警方进行了部署,要不计成本地将亡灵捉住,不管他是死是活,都要严惩不贷,以儆效尤。他们差点就成功了。负责看守基林什金巷的警卫看到亡灵正在犯案——试图从一个退休乐师身上扒下一件粗呢外套——他当场拽住了他的衣领。随后,警卫大声招呼其他两位同事过来,吩咐他们抓住亡灵,而自己则到靴筒里取鼻烟盒,让冻僵的鼻子稍微缓缓劲。可是那种烟味儿呛得连亡灵也受不了。警卫刚用手指掩住右鼻孔,还没来得及从左鼻孔把一小撮烟吸进去,那亡灵便打了个大大的喷嚏,把三个人的眼都迷了。他们抬起手擦了擦眼,再看那亡灵踪迹皆无,他们简直不知道到底真抓住他没有。从此,警卫们一谈起亡灵就吓得胆战心惊,即便是活人也不敢去捉了,只是远远地喊:“嘿,你,快走!”于是,那死去的官员甚至在卡林金桥以外的地方也时常出没了,让所有胆小的人都心惊肉跳。

但我们把那位大人物完全忽略了,其实我们这段真实的历史之所以变得离奇,他才是真正的起因。首先,老实讲,在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受了挫败离开后不久,他就颇感懊悔了。他不愿意看到人受苦受难,因为他心怀善意,但官衔时常不让他表露出真实的自我。来访的老友前脚刚走出他的办公室,他就立即想起了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从那日起,几乎每天他的眼前都会浮现出那个受不了上司训斥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身影。这些让他终日惶恐,所以过了大约一个星期,他决定派个官员去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那里,看看是否自己真的能帮助他。当接到禀报说,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因高烧而猝然离世了,他震惊不已,备受良心的责备,一整日都闷闷不乐。

为了转移注意并忘掉不悦,他当晚去了一位朋友家,那里有个盛大聚会。更难得的是,在座的差不多都是和他平级的官员,所以他毫不拘束。这对于他的精神状态起到了奇妙的作用。他开始滔滔不绝地交谈,态度亲切和蔼。总之,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晚餐后他喝了两三杯香槟——众所周知,这是一种很好的助兴之物。在香槟的催化下,他的举止变得有些异乎寻常,并决定不回家了,而是去探望一位名人,有几分德国血统的卡罗利娜·伊万诺芙娜女士,他们之间似乎私交甚笃。

必须说明的是,这位大人物已不是个小伙子,而是一个家庭中的好丈夫,受孩子敬重的好父亲。他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已经在当差了,还有一个年方十六的美貌动人的女儿,她长着一只稍稍隆起却十分好看的鼻子。他们每天早晨边吻他的手边说“你好,爸爸”。他风韵犹存的妻子会先伸手给他,接受他的吻,然后再反过来吻他的手。这位大人物虽然满足于家庭关系,但认为在城里的另一处地方有个把女友方为时尚之举。其实,这位女友没有他妻子好看,也不如她年轻。然而,人世间总有些难解之谜,其是是非非本不该由我辈评断。大人物下了楼,登上雪橇,对车夫说:“去卡罗利娜·伊万诺芙娜家。”而他自己则闲适地裹在暖和的外套里,感觉自己处在一种被俄国人视为完美的愉悦心境之中。也就是说,自己什么也不想,可是种种念头却在头脑中纷至沓来,一个比一个更令人愉悦,你不用去费力气将其驱散,也不用努力追寻。他万分满意地回忆起晚会上所有令人开心的事情,还有引起一小群人哈哈大笑的俏皮话;他甚至把它们小声重复出来,觉得它们仍然像刚才一样好笑,所以难怪他开怀大笑起来。可是,忽然一阵阵寒风袭来,不时打扰着他,天知道风是从哪儿刮来的,到底为什么突然刮风。风刺得他面如刀割,中间卷着大团大团的雪,把外套的领子吹得如同风帆一样鼓胀,要不就瞬时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把衣领刮起来盖在他头上,让他时不时地就得费力从中挣脱出来。

突然大人物感觉到有个人紧紧揪住了他的衣领。他扭头一看,发现是一个五短身材、身穿破旧制服的人,并且不无惊恐地认出此人正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这位官员的脸孔惨白如纸,完全是一副死人的模样。然而,当大人物看见那死人咧开大嘴,朝他开口讲话,并哈出一股可怕的墓穴气味,不由得惊恐万状,只听得亡灵道:“啊!终于找到你了!我那个——揪住你的领子了!我需要你的外套!你不肯花力气找我的外套,还把我好一顿骂。所以现在你的外套别要了!”

面色惨白的大人物差点被吓死。尽管他在官厅里和下属面前勇气十足,尽管一看到他的飒爽英姿和强壮外表,人们都会说:“唷,他真是个性十足!”但值此危急当口,他也像许多长得颇具英雄气概的人一样,惊恐万状,以至于感觉到种种发病症状。他赶忙脱下外套,然后对车夫以古怪的嗓音喊道:“回家,全速行进!”车夫一听见这种在紧要时刻才听到的嗓音,其中还夹杂着确凿万分的语气,立即把脑袋缩进肩膀里以防紧急情况,奋力挥鞭,马车便箭也似的飞奔起来。过了六七分钟,大人物已经来到了自家的大门前。他脸色苍白,吓得呆若木鸡,外套也没了。他没有去卡罗利娜·伊万诺芙娜那里,而是回到了家,勉强踱进自己房中,忧虑不安地熬过了一夜;以至于第二天早晨喝茶时,女儿对他说:“你今天脸色好苍白,爸爸。”但父亲缄默无语,对谁都只字不提发生了什么事,他去了哪里,或者他本打算做什么。

这件事让他念念不忘。他甚至不再张口闭口就对下属说:“您胆敢如此?您明白站在您面前的是谁吗?”之类的话了。即使说了,也是在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然而最不寻常的是,从那以后死去的官员不再出现了。显然,将军的外套他穿上很合身。不管怎样,再也听不到他从人们身上扒走外套的传闻了。不过,许多活泼好动和牵挂此事的人却不肯就此罢休,他们肯定地说死去的官员仍然在城里的偏远地段出没。

事实上,科洛姆纳的一个警卫亲眼看见幽灵从一幢房子的后面出来;可是,他生性懦弱,所以他不敢将其逮捕归案,只是在暗处一直跟着他向前走。直到后来,那幽灵转过头来,顿了一下,然后问:“你想干什么?”并伸出了比活人大得多的拳头。警卫回答说“什么也不干”,就立刻掉转了方向。然而,那幽灵个头高大,蓄着大胡子,他显然是迈步朝奥布霍夫桥方向走去,随后便消失在黑暗的夜色之中了。

The Cloak

Nikolai Gogol

In the department of—, but it is better not to mention the department. The touchiest things in the world are departments, regiments, courts of justice, in a word, all branches of public service. Each individual nowadays thinks all society insulted in his person. Quite recently, a complaint was received from a district chief of police in which he plainly demonstrated that all the imperial institutions were going to the dogs, and that the Czar's sacred name was being taken in vain; and in proof he appended to the complaint a romance, in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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