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沙讲坛办公室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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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讲坛讲座集萃（2014）试读：
序言
大众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大众文化也有其不足和局限，特别是它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倾向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中，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充分发挥大众文化的积极作用，防止大众文化的消极影响，在积极发展大众文化的同时，大力发展高雅文化，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大的两翼，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
金沙讲坛旨在弘扬人文精神、传播学术文化、提高市民素质、提升城市品位，通过“讲成都、谈天下、通古今、论人生”，着力打造名人名家与普通百姓沟通交流的社科文化沙龙，成为广大老百姓学习文化知识的优质平台，被听众亲切地誉为“先进文化的阵地、百姓的思想盛宴和精神家园”，是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有益创新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大胆实践。
金沙讲坛始终坚持专家主讲、选题系列、宣传多元、市民广泛参与，着力打造名家荟萃的大讲坛和老百姓自己的文化沙龙，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和文化名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让学术文化走进百姓，用喜闻乐见的方式和通俗的语言将学术研究成果变成老百姓听得懂、用得上的知识。
世界文化名城发展的历史表明，城市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力量，将现代人文精神贯穿到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中，会大大促进人的文化道德水平提升，会更有利于现代公民群体的塑造。成都，这座以古蜀文明、三国文化而闻名世界的西南大都市，现在正全力打造“中西部最具影响力、全国一流、国际知名”的文化之都，而金沙讲坛给成都这座城市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金沙讲坛先后邀请了水均益、吴宇森、雷军、王蒙、何占豪、叶小文、聂卫平、易中天、于丹、张召忠、王立群、白岩松、尹卓、乔良等名人名家莅临开讲，讲坛选题丰富，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法律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已打造成为成都的知名文化品牌活动和市民的“思想盛宴”。自2009年开坛以来，讲坛已经培育了一批庞大的听众队伍群，包括学生、教师、机关干部、企业白领、军人、退休干部职工，各类听众济济一堂，享受着先进思想的熏陶。
讲坛之声不出厅堂，讲坛的道理可以穿越时空，为此，我们编写了这本《金沙讲坛讲座集萃》，收录了2014年莅临成都金沙讲坛的名家演讲记录稿。我们希望，通过金沙讲坛这样一个文化传播的平台，可以传播先进文化，提升市民文化消费档次，充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金沙讲坛办公室2015年2月
推进改革 憧憬未来
中国经济：新改革与新发展
◎权衡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的现代分析：转型期中国经验与理论》《收入分配与社会和谐》《分配伦理》《科学发展与城市国际竞争力：上海发展前景与政策选择研究》等代表性著作6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新问题与新挑战
李克强总理的一系列的施政方针，最重要的在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的升级转型。提出它的背景来自于我们面临新的问题：
第一，我国经济实现了三十年高速增长，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但是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来说，还需要有比较大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所以总量很大，质量和效益到底是高还是低？这是一个问题。同时，我们大量的产业在整个国家的布局当中是一个高附加值的，还是低附加值的？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还有就是，我们的经济迅速增长，但是城乡结构、地区发展差异、收入分配结构是不是都得到了比较合理的解决？
第二，就是两个三十年的问题。我们会不会有继续高增长的三十年？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增长可以概括为增长的奇迹，今后三十年，经济增长的含义应该非常丰富，它的意义也应该非常广泛，它更多意味着增长的速度快、规模大、质量高、效益高，意味着老百姓人均收入提高快，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就业，意味着我们的生活面貌改善更快，意味着我们城乡发展的差距在逐步地缩小，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得到改善，经济结构由中低端向高端升级。
第三，中国到今天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能不能顺利地、成功地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通常把人均收入5000到10000美元之间的国家称之为中等收入国家，世界上有两类国家在这个阶段后的发展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现象。一类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它们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就到了中等收入的阶段，之后大致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经济发展就进入了一个高速的阶段，人均收入就很快翻上去超过10000美金，进入所谓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另一类像拉美、南美的一些国家，包括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它们到了中等收入这个阶段后，出现了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经济增长迅速放慢，第二是产业结构比较低端，第三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得很大，第四是社会问题丛生，如贫困、政权不稳问题等，出现社会的动荡。因此，经济学家把此种现象简单归纳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今天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这样的一个阶段，能不能避免经济增长滑落太快、收入分配差距拉得太大、社会矛盾众生，甚至政局不稳及其他的一些产业方面的问题，能不能把中国经济顺利地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像当年的日本、韩国那样成功地跨越这个陷阱阶段，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是这一届政府面临的一个挑战。
第四，未来发展的新动力、新活力在哪里？过去三十年，我们靠人口红利，即劳动力多，人工成本便宜；市场红利，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促使人员大量流动、资本流动；全球化的红利，及资本、技术、产品在全球的流动，推动了国家经济快速的发展，大致花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程。今后三十年我们将依靠什么？比如劳动力这个人口红利在消失，人工成本就会很高，这个优势就没有了。于是，三中全会提出我们要充分挖掘市场化的红利，如人力资本的潜力，研发、设计、创新的潜力等。总之，必须靠改革，靠进一步的开放，靠技术发明创造寻找未来发展的新动力。
目前，我们面临的新的挑战有：
第一，廉价劳动力和制造业的终结，是今天中国经济的一个新特征。这就是我们必须进行产业升级，淘汰一批落后的、低端的产业的原因。全球化是指一个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全球化分工的趋势。我们大多数制造业在这样的状况下，从微小曲线往两端延伸。向品牌营销和高附加值方面升级，能不能做？应该不应该走这条路？过去我们人多可以做这个环节，现在不行了，就要研发设计、品牌创新，这就是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很大问题。
当然这背后除了劳动力的廉价，另外我们的资本也很廉价。我们看到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深圳这些地方，制造业的利润越来越少，土地成本越来越高，劳动力成本越来越贵，最后挤占了利润空间，那怎么办？于是他们就想往内地迁，往其他地方转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内地中西部又有了一个机遇，承接产业转移，叫承接第三、第四次转移。这就是产业转移带来的中西部发展的机遇，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所以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挑战。
第二，中国的城镇化出现了问题。从制造业简单的数据看，中国的制造业比例在世界范围超过了美国，但是赚钱没有呢？外部的变化如美国也要搞再工业化。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开始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到美国境内去做。从国内来看，我们的城市化遇到了问题，一个是制造业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是由城镇化推动的。近十年的城市化速度非常快，创造了新的财富，有税收贡献等，但是出现的问题是：（1）城乡差别越来越大。成都、重庆是我国第四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中综合配套改革的核心内容是试点城乡一体化，是缩小城乡差别，让更多人成为市民；同时，不光城市要发展，农村、农业都要发展，但现实不是这样。（2）出现城市新二元结构，城市社会的融合没有做好，农村人没有变成城里人，城市中出现了大量外来流动人口。于是，本届政府提出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市化，要解决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形成城市群。（3）强调产业和城镇的产城融合，使园区更城市化，工业和城市互动起来，这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含义。
因此，在中国的改革发展转型到这么一个新阶段以后，本届政府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为解决上述这些问题提供新的思路。“三中全会”与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新改革、总目标、总布局与总思路
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让”：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一是讲增长，做大蛋糕；二是强调蛋糕要更好地分。过去我们更多强调怎么做蛋糕，以为蛋糕做好了就一定分得好，结果发现大蛋糕没有分好，老百姓这块分少了，同时有的人拿得多，有的几乎没有拿到，出现了分配不公的问题，违背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
改革的动力：进一步解放思想，每一次思想解放都会有大的发展，这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仍然要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强调经济发展。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让社会组织、社会中介、社会机构的活力释放，政府让出更多的空间给社会，让老百姓、让社会发挥作用，这也是三中全会的发展战略。
改革的四条基本经验：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发挥群众首创精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加强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相结合。顶层设计的关键需要实践的创新，如老百姓的基层实践创新，所以要研究综合试验配套区。
改革的总体布局：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制度建设与改革。
改革的总体思路：一个重点，即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一个方向，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即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们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个依靠，即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与未来发展的十大亮点
一是重申并强调“两个毫不动摇”与“两个不可侵犯”。不动摇是指公有制和私有制都不动摇，公、私都要发展，国企、民企、外企都要发展。不可侵犯是指三中全会提出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也同样不可侵犯，意味着大家将来一起共同发展。
二是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与“三个允许”。提出新的经济组织方式，国资、民资大家能不能相互持股，国有企业允许民营、外资来入股，形成一种混合所有制这么一个多元的结构，这是一个新的改革方案。国有资本主要是看有没有一定的影响力、控制力、竞争力，然后保值增值就可以了，至于你做什么是由整个混合制企业来决定的，我想这是今后可能形成的多种所有制的发展格局。
三是提出非国有经济的“三个平等”，机会是不是平等的？规则是不是平等的？权利是不是平等的？市场化改革就要营造这三个平等，不仅在经济领域，在社会领域都应该朝这样的方向去做；非国有经济的三个平等特别强调国企、民企、外企在权利上要平等，在机会方面要平等，在规则方面要平等。
四是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原来叫基础性作用，就是还有一些作用可以让政府来决定。今后，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不是由政府说了算，是让市场决定，让企业来决定，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资源效率。
五是提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上海自贸试验区最重要的一项试验是搞负面清单，凡是单子上列出的，你都不要去做，其他你都可以做，这个就是实行企业管理的改革。政府主要加强宏观规划、宏观调控、宏观公共服务，你把管理做好就可以了，这次对边界做了清晰的解释。
六是提出政府职能的“一个减少”，即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和“三个加强”。
七是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与支出责任。大家都交了税，基本的公共服务政府应该承担。
八是土地制度改革，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等。让农民把土地作为财产权利可以进行交换，进行流动，进行同等交换，同地同价同权。
九是强调开放促改革，建设自贸区，推动服务业开放。
十是提出扩大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大家可以到外面办企业，赚外国人的钱。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开放型经济新发展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指中央在上海开辟一个地方，主要是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港保税区四个地方，都是航运物流区，大概28.78平方公里。在这里，完全按目前通行的国际贸易的国际惯例和规则进行试行创新，然后为全国各地将来要建的自贸区提供先行先试的经验，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
总体要求：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新试验，如由审批制改成备案制等。管理模式创新的新试验，如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等。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新试验，如海关通关的时候，报关就可以了；教育怎样开放；医院怎样对外开放；资本项目的兑换，金融业的全面开放等。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总体目标：建立货物状态分类监管模式，努力形成促进投资和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着力培育国际化和法治化的经营环境；力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最后，从中国国家改革发展战略上，对上海自贸区建设提出几点思考：（1）我们如何用开放的办法来倒逼国内的改革。国际环境变了，国际规则变了，必须开放，所以叫开放倒逼改革，自贸区便起了这么一个作用。（2）负面清单管理，要改革我们传统的投资审批制度。（3）我们过去的发展更多靠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等。通过自贸区，要靠制度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来带动这个地区的发展。（4）强调从原来制造业的全方位开放、全方位的国际接轨转变成以服务业的开放为重点，涉及金融开放、航运开放、商贸开放、专业服务的开放，包括律师、财务、会计、审计统统开放，让境外一流的专业机构进来服务我们，这都是趋势。还有文化服务、社会服务，包括医疗、教育这些领域全部要开放。（5）要从管理创新到法制创新，从事前审批到事中事后监管。上海通过自贸区试验先行先试有可复制的经验之后推广，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逻辑。（2014年3月1日）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南风窗》评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以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著称。
今天非常高兴再次有机会来到成都把我的一些想法和各位做一个交流。在谈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把最近这几年我们陆续发表的三个重要的报告送给各位。一是2010年4月发布的关于社会稳定的报告；二是2014年9月发布的关于社会建设的报告；三是2012年1月发布的关于当前改革困境的报告。这三个报告的发表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有的报告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开始产生了一定作用。在中国改革的历史脉络中看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与发展
我们理解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应该有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眼光：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新的30年的开端。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30年在中国社会中是一个很神秘的现象。过去30年我们把它叫作改革开放时期，其改革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十几年是一个真正改革的时期，中国最有实质性意义的那些改革其实都是在前十几年进行的。但是，到中国加入WTO，然后体改委取消并入发改委，也就是世纪之交的时候开始，中国的改革实际上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即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表现为不但改革的措施很少了，而且形成了稳定的体制，其最突出的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我们最近几年感到各种问题、各种矛盾不断出现，和走到了这样一个状态有直接关系。从这样眼光出发考察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背景就比较清楚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在这两个30年之交召开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做了一个决定：打破过去这几年形成的僵局，把社会变革继续向前推进。
以此来理解三中全会改革的决定，我们可以体会出一些东西来。首先，它体现的是打破这样一个僵局的意向和决心，把社会的变革继续向前推进这样的一种意向和决心。过去十几年时间里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如果要打破这个僵局就意味着必须要打破这个利益格局，而这样一个利益格局是强有力的。因此，过去这一年来中央说了很多狠话：壮士断腕、攻坚克难、刮骨疗毒等。就是下这个决心非常不容易，面临着巨大阻力，而这个阻力主要来自于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所以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视察深圳时候的讲话，李克强同志在十八大之后召开改革开放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后来他们的一系列讲话都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警惕这个利益格局的固化。
这场改革将会是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场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但绝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国外的一些媒体在评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时候，特别强调一点，说最大的新意就是“全面”这两个字。国外另外一家媒体也讲，如果三中全会这个决定真的得到落实，中国将会发生巨变。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决定》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很少。但是换个角度去感受政治体制当中实际的问题，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大家知道，政治体制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权力结构的问题。但是在权力结构上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是一种相互矛盾的状况，有点像我们看中医一样，他说你又寒又热，你解决寒的问题会加重热，你解决了热的问题又会加重寒。中国在政治体制最核心的权力体制上，现在就面临这样的情况。现在中国政府的权力是大还是小呢？其实一句话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说又大又小。从一个方面来说，现在政府的权力真大，那么大一片房子三下五除二说拆就拆了，世界上很少有一个政府能做到这一点。而且这几年大家感受到它的权力在不断扩张，可以说现在政府的权力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其实它的权力很小，即中央的意志要真正得到贯彻执行，要真正得到推行非常不容易，出现了利益部门化问题。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政府的权力面临很复杂的情况，概括地说一方面政府的权力边界在不断扩张，另一方面政府权力在内部又有失控。这样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的思路非常清楚，一方面要收缩政府权力边界，另一方面要强化权力内部控制。既有分权也有集权，用向社会分权的方式，把一些政府不应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情放给市场，放给社会，放给企业；又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集权的，在集权的过程中，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权力结构。
二是，我们将经历一个全面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过程。在今后几年当中，我们会越来越明显感觉到一个字的重要性，就是治理的“治”。来自党政机关的同志可能感受更明显，现在是治党、治官、治军、治社会、治网络、治国企等，表明了一个全面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过程。这个治理最重要的主线就是法治。
三是，在这个社会变革中，整个社会利益关系、利益格局会发生重要变化。我们经常说任何改革都是一个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现在这一次是在我们社会已经积累了相当不错的家底的情况下，利益关系调整含义更为明显。这个变化会是怎样的呢？取决于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决策层的意志，大家从改革决定中来看，相当一部分涉及利益关系调整，而这个利益关系调整能够体现到决策层一个最基本取向，就是使收入分配、资源分配，甚至机会分配更公平一些。另一个就是社会中各种力量的博弈。所以将来会怎么变，取决于这两种因素，但是不管怎么变，这场改革都会和我们每一个人有关，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会发生重要变化。我们现在也想努力追踪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究竟谁是利益的获得者，谁是利益受损者，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改革的线索与思路
第一条主线，重新激发经济和社会活力。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最深层的一条基本主线。决定中强调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转变政府的职能，鼓励公平的竞争等都是围绕此提出的。最近这几年是中国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有人把它叫作经济转型，有人把它叫作中等收入陷阱。它说明现在中国的经济正在爬一个坡，正在过一道坎，这个时候是最需要动力和活力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动力和活力出了一点问题：在经济动力上，已明显不如20世纪80年代强劲，且越来越弱。在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上来说也是这样。80年代很多人都会有一种感觉，觉得天是蓝的，太阳是亮的，每个人内心充满希望，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社会越来越沉闷，越来越死气沉沉。中国过去30年快速发展，最基本的动力正是80年代，它造就了那样一种生机和活力，所以深化改革的决定首先就要解决重新激发经济和社会活力的问题。但怎样重新激发经济和社会活力呢？80年代的方法是不管用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激发经济和社会活力，就得考虑如何在新的条件下用新的思路，其中要强调三点：
第一点，在今天的现实下要重新激发经济和社会活力，就要打破权贵垄断，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发挥市场决定性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转变政府的职能。在决定中能够体会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都是和转变政府职能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政府权力在市场当中介入像现在这么多，便不可能真正形成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可能用市场机制激发人们的动力和活力，所以要转变政府的职能。但是转变政府的职能，不仅仅是减少审批项目这么简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政府权力是一种总体性权力，能渗透到各个方面，这个地方不找上你，那个地方一定会找上你。要真正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转变政府职能，首先要改变政府权力性质，建设有限型政府。最近李克强同志讲到点上了，他说：对于市场，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对于政府，凡是法律没有授权的都不可以做。这样才能真正地使市场起到决定性作用，经济和社会的活力才能够得到激发。
第二点，现在的情况下激发经济和社会活力要解决“立”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活力从哪里来？靠的是破，当时就是旧的规则、旧的体制在束缚着人们，你破除一块旧的体制，破除一块旧的规则，这个活力就能激发出来。但是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后的今天，就要靠立，要建立新的规则、新的秩序，建立新的法治基础，社会经济和社会活力才能得到激发和保障。我最近这段时间跟民营企业家接触比较多，谈到三中全会能带来什么样的机会，无论话头从哪里聊起来，聊了一会儿一定会扯上怎么把老婆孩子弄出去的问题。所以说现在中国企业家一部分已经移民，一部分正在办理移民。现在要激发经济活力必须要有一种保障，给人们安全感，使他们能够感受到规则，感受到公正，对未来能够有明确的预期。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环境，而这样一种环境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规则、新的秩序，建立市场的法治规则，所以我说现在更重要的要靠立。
第三点，要重新激发经济和社会活力，要解决促进经济机会的问题。现在大家会有很明显的感觉，社会越来越固化、沉闷，机会被垄断了。从最简单的贫富问题来看，与原来明显不一样。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就讲贫富的问题，那时候贫富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变。今天他得到一个机会比你强了，明天你得到一个机会说不定比他强，但是最近这十几年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贫富的问题开始落实到人头上。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到现在基本上差不多了，要变不容易。
这样来看过去改革开放这30年，在最近这几年，至少一部分群体、一部分阶层实际上机会已经越来越少。所以要通过一系列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变革，重新激发经济和社会的活力。这是中国现在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三中全会改革决定的一条深层的主线。
第二条主线，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在三中全会改革决定中，公平正义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是把它当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当成这场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提出来的。习近平同志在元旦致辞当中也把公平正义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强调内容提出来。在整个《决定》中，公平这个词提了20次，在很多地方的内容也是和公平正义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国企、民企同等竞争问题，平等使用生产要素，放开准入，打破壁垒；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司法改革特别强调奠定社会公平正义基础，在机会平等上，尤其在招聘、用人上强调消除就业歧视，一视同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甚至包括户籍制度的改革要解决的也是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现在中国社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与前面的动力问题、活力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些年活力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公平竞争的环境有恶化的趋势。这一点我们现在都有很深的体会，也是这些年社会越来越死气沉沉背后最基本的背景。要重新激发经济社会活力，要使未来这几十年经济有所发展，首先要解决公平竞争问题。前一段时间著名经济学家徐小年讲了一段话，我很赞成，他说：政府在经济上最需要做的不是今天出台36条，明天出台72条，今天扶持这个企业，明天扶持那个企业。政府现在最需要做的只有四个字，一视同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用不着特意去扶持谁，就能够把它的动力、活力激发出来。所以现在我们经济上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公平正义的问题。
社会也是同样的道理。最近几年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越来越多，但是这些社会问题矛盾哪里来的？社会不公。很多社会矛盾症结在哪里？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现在在你身边很难看到一个活得高兴、活得开心的人，现在没钱的人不高兴，有钱的人也不开心，没权的人不高兴，有权的人也一脑门子烦事。现在讲弱势群体，但是谁是弱势群体，工人农民不用说了，现在各个阶层、各个群体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老师说老师是弱势群体，医生说医生是弱势群体，警察说警察是弱势群体，公务员说公务员是弱势群体，甚至老板也说老板是弱势群体，领导干部还说领导干部是弱势群体。一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这说明社会出了问题。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最基本的公平正义问题。这一次改革关键要解决建设一个好的社会、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社会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第三条主线就是法治，依法治国，这是将来改革的又一条重要主线。这次三中全会决定没有了“维稳”，这说明了什么呢？当然不是不要社会稳定，而是维稳的思路会发生变化。我有一个不太满意的概括，叫作抓大放小，法治线。最重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疆独”的问题，整个社会动荡的问题，把它作为国家安全问题，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去解决。社会当中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由社会自我调节机制去解决，就这样就把最大问题和最小问题去掉了，剩下中间不大不小的问题纳入法制轨道。
所以，法治将会是一个重要的主线，三中全会改革的决定不是一般强调法治，有一个很实质性的东西，司法管理体制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改革要解决司法独立的问题，因为没有司法独立谈不上法治，通过司法的垂直管理来解决司法相对独立性的问题，因为过去人财物都掌握在地方党政机关手里，地方党政权力干预司法很难避免，但是这一次建立新的司法管理体制至少在省以下是垂直管理，而且讲得很细，要把人财物权拿上来。这样就创造了一个条件使得司法能够相对独立，我觉得这是中国走向法治非常重要的一点。
中国要真的走向法治的路，还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政府的权力如何在法制轨道上运转的问题。我们要真正走上法治的路，不能老说什么叫法治，政府拿着法律来管老百姓，好像老百姓不守法律。现在首先要解决政府权力运作模式的问题，使得政府权力能够在法制轨道上运行。现在社会中很多问题、很多矛盾是政府权力运作模式惹出来的祸。第二个要看到这些年法治不完善积累了很多问题，要承认我们原来在很大程度上没在法治路上，而且已经积累了很多问题。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重要转折点上，在这样一个新的30年开端，要有历史的责任感，要有一种历史的担当。
第四条主线就是基础治理。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原来没提过的。有人把它叫作第五个现代化，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决定》是把它作为一个改革路标提出来的。
任何治理都要有一个基础，尤其是现在的治理体系，但是我们现在基础出了一些问题，就必须有一种有效的社会治理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要从最基础的地方着手，就叫作基础治理，从根上解决问题，尤其是把社会最基础的制度建立起来，不然中国很多事情很难办。
一个好的社会是什么样呢？一定要看到制度是分成两个层面的，一个是表层制度，一个是基础制度，规章制度都属于表层制度。一个好的社会底下的基础制度很牢固，上面表层制度越简单越好。我们经常说要完善我们的制度，很多时候表层制度是不能完善的，它越简单，成本越低，效率越高。举个例子，火车检票制度，中国火车检票制度和西方检票制度你说哪个完善？我们上车检票，下车验票，中间查票。很多朋友坐过西方列车，他们很多地方没有检票的，下了车，验票也就是抽查而已，没有我国检票制度完善，但是它比我们有效，逃票的比我们少。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素质问题，问题在哪里？它底下有基础制度，个人信用记录制度。在有的国家不用说坐火车，就是坐公共汽车逃票被发现三次，在你个人信用记录记一笔，影响你一辈子找工作，你敢吗？所以西方国家的社会基础制度很牢固，很完善，上层制度简单，又解决问题，人们生活得也轻松，成本又低，效率又高。因此，有效社会治理可以使我们社会重回一个正常状态，我们必须把社会基础重建起来。以更高的立意推进下一步的改革
这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会是一场艰难的改革。因为这场改革先天不足，整个社会基础和上一次大不一样。要变，这个共识是有的。但是对于下一步改革实际上并没有很强的共识，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真正使这场改革能够顺利沿着正确方向进行就必须要建立新的机制，有更高的立意。
第一点，需要一种对改革进行综合协调的高层次机构。现在由于缺少这种机构，改革越来越部门化。部门利益越来越明显体现在改革的政策制定上，甚至体现在形成的所谓新体制上。第二点，加强公众对改革的参与。因为现在改革都涉及利益的问题，没有老百姓参与改革一定会出问题，关键是找到合适的方式，不然改革扭曲、走向变形的问题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第三点，适时转变改革推进的策略。可以把改革分成侵蚀阶段和转型阶段。侵蚀阶段就是一个旧体制瓦解的过程，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而转型阶段是一个全面制度建设的阶段，是自上而下的过程。我们现在进入了后一个阶段，原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已经行不通了。其实质就是改革顶层设计的问题，不能把改革顶层设计理解为就是决策层说了算，改革的顶层设计至少包含两个因素：一个是民众参与，一个是立法推进。顶层设计做得最成功的例子是东欧的私有化过程。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私有化搞得比俄罗斯还好。这些国家私有化都经历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全民、整个社会公开辩论和讨论，因为私有化涉及每个人的利益，要公开辩论和讨论；第二步在公开辩论和讨论基础上由政府制定一个整体方案；第三步这个方案一定要变成法律，要通过立法的方式推进，从而保障私有化过程能够公开、透明、规范、公正地进行。所以他们私有化搞得很好，这是一个真正的顶层设计。第四点，就是要形成改革措施实施当中的反扭曲机制。政策制定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有被扭曲的可能性，并且在实践过程当中不断校正对改革的扭曲。因为上一次改革问题出在这里，这一次改革将来出问题说不定也要出在这里。要保证这次改革顺利完成，能不能有更高的立意、更好的机制来保证非常重要，如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等内容。
这样的情况下，一定要看到中国进入了一个利益时代，在这场改革当中利益关系、利益格局会发生重要变化，如何有更高立意，有一种新的机制来保证改革顺利进行，沿着正确的方向走，老百姓能够真正从改革当中受益，这是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这个机制最核心的就是民众对改革的参与，他们要有话语权。如何保证民众对改革的参与，这是将来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关键。（2014年3月8日）
全方位改革与文化思维
◎周熙明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文史教研部主任，《现代决策者文丛》主编，《每周经济评论》最终审阅人。长期从事哲学和文化研究，主要著作有《思想的本性》《在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等。全方位改革
首先，我们谈第一个问题：全方位改革，文化担当怎样的角色？新浪新闻中心的独家解读，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当中出现频次最高的20个概念进行排序，前五位依次是：制度、改革、市场、经济和文化。对于文化，关键在于要怎样去看，文化有两种：一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是无所不在的、覆盖我们整个生存领域的、渗透我们生活中每一个细胞的那种文化；另外一种是作为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可以进行切割，比如说在整个政府部门里面，有文化部，它管的那点文化是小文化。如果按照小文化的概念，《决定》当中文化占的比重比较小，只占1/15的比重，为什么排在这么前面，如果不搞清楚两种文化概念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困惑。
在三中全会制定的全方位改革方案中，文化到底担当怎样的角色？我们先来以文化的视角简单解读一下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的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全国重心或者中心的转移或者转变，从文化视角完成了中国社会生存方式从一定意义上的非常态的状态向正常状态的转变。此后的六次三中全都是策略的、局部的、外围的应急性的改革，这样的改革到了一定程度，它的效果、效能是递减的，有些方面递减为零，你再要进行外围的、局部的策略性调整，改革就无效了。于是就出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谋划的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是全方位的改革。全方位的改革要做什么？正如习总书记2月17日在中央党校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我们未来全面深化改革总的目标是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就是中国社会文明的整体推进，均衡的、协调的发育、成长。
同时，回顾一下30多年文化领域的改革，对我们理解今天全方位的改革，文化到底要担当什么样的角色这一问题会有帮助。把这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定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意义就在于提出了制度的现代化，使我们在原有的四个现代化作为经济基础的轮子以外，还有一个制度的轮子，只有双轮驱动的国家才是稳定的、可持续的。而要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个必备条件就是培育作为我国社会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未来改革总的目标叫作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其中一个必备的条件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问题，这就是全面改革和文化的一种联系。关于价值观的问题，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有很好的阐释：
第一，价值观的培育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的要素。我们生存于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趣味、有秩序的文化中，价值观与这种有生命的文化血肉联系，不可分离；否则，价值观就和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关系了。
第二，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即核心价值观与本民族历史传统密不可分，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中华文明是五千年香火未断的，在这样一个历史积累的文明体中，规划未来，不去从历史当中寻找力量和营养，所谈的价值观和传统没有关系，那这样的价值观老百姓不会认可。
第三，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就是好人、坏人、雅人、俗人、高人、低人都有，都参与，生活就是七情六欲都有，甜酸苦辣都有，柴米油盐不可缺。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芸芸大众的世俗生活血肉联系，不可分离，如果离开众人的生活，去谈一些高妙的理论和价值体系，那是和老百姓没有关系的。
第四，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政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这揭示了核心价值观与制度的一种血肉联系、不可分离的关系。制度是宇宙中最奇妙的存在，是沟通人和事物的桥梁，是被驯化的人类意志。在文化建设当中和价值观培育中，制度通过它的奖励和惩罚的功能抑恶扬善，使我们追寻的某种价值观不断得到巩固，我们鄙视的价值观被抑制。就是说，价值观如果不被制度张开，不落实在制度当中成为制度灵魂的话，价值观再好也是飘在空中的晚霞或者朝霞，美则美矣，和我们无关。同时，任何一项制度只有获得价值观的灵魂以后，它才有可生长性，才有弹性，才有应对生活的随机性。
总之，全方位改革离不开文化，更离不开文化之魂——价值观。文化作为生活、生命、生存这个有机整体的文明的灵魂，它是零散性地渗透在人类文明的每一个细胞当中的东西，任何方面改革都离不开它。文化思维
第二个问题，关于文化思维。全方位改变，有众多问题等待我们解决，但是最根本需要解决什么，是文化问题。全方位改革遇到的问题往往是系统性、结构性问题，文明的整体发育转型时期往往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可是我们手上的工具往往是操作性、技术性、策略性的，用这样的工具去解决那样的问题，当然有时候越解越多。所以我们提出来要培养一种好用的纯粹理论逻辑方法，要有一种文化思维。文化思维是一种超逻辑思维，不是反逻辑思维，是以逻辑思维为底线，进一步关乎一些其他的要素的思维方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年的今天，我们要完成从革命到执政，由领导计划经济到领导市场经济的转变，我们30多年的改革要完成从外围的、局部的、策略性改革到全方位的改革，我认为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培养一种有机的、整体的文化思维。
第一，培养一种有机的整体文化思维，最重要的一点是认识你自己，认识我们人，这是文化的人性定律。人本质的面向是精神性的，所以叫作文化存在，我们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我们换一种直观的说法，人之为人，作为文化生活它和其他生命形式比较起来最大的特点或者秘密在哪里？我们同时生活在两个空间，第一层空间叫作可以进行精确数学计算和严密逻辑推理的冷冰冰、硬邦邦的功利的物象空间，人都不能免俗，我们没法摆脱这个空间。但是人之为人还有一个虚的空间，这个虚是虚无之虚，叫作无法被逻辑和数字覆盖的虚呼呼、暖融融、软绵绵的道德审美信仰的心灵的空间。如果我们谈文化只谈物象空间，那就是把文化矮化、庸俗化还原给动物世界，如果我们只谈心灵空间，就是把想象狂妄幻想为上帝，人是两层空间同时在，我们作为一个过程的存在。
中国人早就懂得这个道理。“柴米油盐酱醋茶，除却神仙少不得”，粗俗之物我们谁能完全不顾，但是虽然我们不是神仙，毕竟是这个宇宙间现在发现的唯一向神而去的那个生存物。“忠信孝悌礼义廉，无有铜钱可做来”，这是对所有人一种莫大的安慰。我在第一层空间可能竞争失败，落入下风，没有尊严，但是在第二层空间依然可以活得有尊严、有品位。我们如果忘了人类还有第二层空间，那么我们71%的人全在说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时候，这个社会会失衡，生活会失衡，心理也会失衡。连最善于进行冷冰冰数学计算、硬邦邦逻辑推理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也有这样人文真理的感悟。他说：不是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能计算，不是所有能计算的东西都有价值。要找到人性的根据，如果你的兽性和神性想通过一方灭掉一方一定是不和谐的。兽想灭掉神那么我们重新成为动物，神想灭掉兽这个时候我们成为一堆概念，生命变得枯萎。只有这两种来自宇宙深处本能的力量和我们人本身要追寻永远到达不了的目标相互之间达成一种均衡关系的时候，中国人说的和谐、中和这种理念才真正有了依据。
第二，培养一种有机的整体文化思维，要打开心灵、放宽胸襟、倾听众生，这是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定律。通过一个游戏我们可以看到，不要轻易地判断，更不要轻易把自己的判断强加于人，普及天下，成为唯一答案。所以，在关乎心灵、情感、道德、审美、信仰这样的真正文化领域，我们很长时间往往在以文化的名义谈论政治、意识形态、功利，而不是在真正谈论文化。谈论文化你应该谈论心灵生活、情感生活、道德生活。审美这种维度、信仰这种维度，是不能受制于眼前看到的一些表象的，只能通过心智慧眼才能洞见那些东西，谈论的东西往往不存在唯一真理。正如著名文化学者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这一思维的现实意义在于：在今天，我们依然受着战场的简单思维方式的制约，战场思维就是典型的善恶两分、敌我两分。所以，习总书记说要冲破牢笼，冲破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对马克思主义也不要教条式理解。在生活中我们也要善于运用这种思维。例如，中国的家长是世界上最不讨小孩喜欢的家长，主要是没有把小孩当成一个独立的存在，没有认识到孩子的生命、精神、身体的发育成长具有自己的特性，我们总想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认识到的正确道理从外部灌注给他，输入给他，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对小孩的早恋，我们的家长一般是暴风骤雨般地告诉他，一二三四五……几大坏处，说得条理很清晰，给孩子很大的压力。实际上，家长要把孩子看成自主系统，可以跟孩子回顾自己十三四岁时在异性面前的种种窘态，使其很快就释然，缓解孩子很多的焦虑，平稳度过早恋那个阶段。
第三，培养一种有机的整体文化思维，要学会做减法，获取根本智慧，这是文化的减法定律。文化思维、整体思维、生命思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不仅服从命运在世俗空间里面努力地做加法，而且在做加法的同时学会走向自己的内心做减法。艺术史上发生的真实故事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巨匠米开朗琪罗创造出来的石雕作品大卫，至今我们都在仰望、欣赏。但当时人们始终不相信这件艺术品能够被创作出来，有人找到米开朗琪罗本人寻求答案。他说：先生你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事情原本很简单，我去山中采石，发现一块硕大无比的大理石，我从其中看到了大卫的形象，把它抬回去，我一天一天就做一件事情，去掉多余的石片，到某一个时刻大卫的真身就呈现在面前了。我们追求人文真理，往往是永远往外走，越来越远，我们先到地球离我们远的地方，南极洲、北极州，然后到月亮、火星，走到太阳系以外那个无穷无尽的宇宙，你走得再远，也近乎等于零。为什么？如果分母是一个无穷大，分子增加一些有限的数，那个数字永远等于零。我们只能说人类敢于承担命运，向无限的深处走了多远，我们永远不敢说离那个不知道多远的目标有多近，又能怎么解决？学会做减法，去掉多余的石片，那个人文真理就会来到。
联系实际的话，我们有时候把文化领域的事情当成经济领域、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事情去做，一味地把它变成是认知问题，不断获取工具理性，而不关乎价值理性。这个时候往往无效，所以谈文化思维让我们记住奥古斯丁说的那句话：不要向外行，回到你自身，真理寓于人心之中。其实道德经早就告诉我们为道日损，这也是做减法的智慧。王岐山同志向社会、向公务员同志们推荐的《大清相国》，主人翁陈廷敬平平稳稳当官，又能在政治上有成就，很多人认为他有谋略和策略，有某种技巧，作者却说：清官多酷之，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这是获得了某种做减法的根本智慧，而不仅仅是操作性、技术性知识能让他达到这样的人生境界。
第四，培养一种有机的文化思维，人类要知天命，这是文化的宿命定律。人是戴镣铐的舞者。什么镣铐？自然规律的镣铐，社会规则规矩的镣铐和道德规范的镣铐。很多人以为自己有钱有权有势，有些东西对他就无效，他可以赤身露体地在人生舞台前尽情展示自己，结果这种人最吃亏了。人类由于有了科学理性往往自信，自信是必要的，但是又会跑向自负，跑向狂妄，最后就会变得愚蠢，带来灾难。所以，当我们进入到心灵、情感、道德、审美、信仰等这样真正的文化领域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人类不仅仅要服从因果必然性规律的制约，而且要服从社会规则规矩。
关于这一点，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冯·哈耶克做了重大的贡献。他用建构理性批判一切对人类未来的规划，并进行了深入的、辩证的、令人信服的分析，认为这些规划总是破坏了生存的无限性，使我们生活变得千疮百孔。他还认为我们要尊重文化的自发积累，尽管很多没法进行逻辑表达和严密推理，但是它是重要的。人类要重新变得谦卑起来，我们谈文化思维就是要提醒人类变得谦卑而不是狂妄。
第五，培育一种有机的整体文化思维，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文化是管时间的，我们只有在漫长的历史时间当中才能知晓眼前那个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这是文化的时间定律。如果光是看眼前，看当下，文化不仅常常不能帮助我们，还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例如很多情况下，争权夺利往往是那些没有文化道德操守，不讲任何规则，没有正常人文情怀，没有任何信仰的人，而且他们往往有更高的胜出的可能性。所以李宗吾先生写《厚黑学》大概用意也在这里，就是说，在当下争权夺利、计较一时得失成败的时候，往往是脸皮越厚、心越黑、越没有文化的人胜算越高。可是我们人类为什么还要讲文化，因为我们要把眼光放宽放长一点，看100年、200年，你就明显知道，那些耍阴谋，什么约束都没有的家庭、家族、民族往往香火不济，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说，近者祸及其自身，远者祸及其儿孙。人类讲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为了长远的功利。
中国人要找文化自信，要利用文化的时间定律，以更长时间来计，中华文明必然是继续它的香火，而最近几百年覆盖到整个地球的占尽强势的文明未必能够持续。这是西方人写的书，它说现在人类的文化世界一共持续了4万年，其中作为一种文化特殊变种的西方文化在这地球上占尽优势才250年，但是就是在这短短时间内人类生存的根基遭到了比原来39000多年还要更大的破坏。要以更漫长历史眼光来看待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毕竟到现在，唯有一种文明五千年没有死亡，遗传基因没有丢失，那就是我们，不是别人。对于现在来说，全方位改革首先是要摆脱急功近利的错误，这是一个飞跃，我们如果只看见功利的空间，只看见眼前的世界，只看见一时一事的得失荣辱，我们是没有未来的。
第六，培育一种有机的整体文化思维，要把握文化的本质性力量，这是文化的至大至小定律。文化有表层的表象力量，也有本质性的语言。例如，一个家庭有一位120岁身体非常好的老爷爷，他愿意买菜、做饭、洗碗，儿孙们都不要阻挡他，这样对他身体有好处。但是，如果儿子媳妇说既然你身体这么好，规定你必须早上几点起床去买菜、做饭，那味道就完全变了。文化就是这位老人，家有一老尤有一宝，他能做粗俗的事情对他身体有好处固然不要阻挡他。他是一宝不是说他能洗碗，而是他漫长的生命过程积累起来的这种家庭的某种智慧的资源。文化也是这样的，很长时间以来在提一种口号，叫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其实这样不对，文化愿意搭台，经济唱戏没有什么不好，关键在于不要认为文化只能为经济搭台。真正的道理在这个地方，文化可以成为朝阳产业，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都没有错。关键是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应该看到无用之用、未之大用的那种文化氛围，它就是血脉、家园、灵魂，要从这个意义上把握文化本质性力量。
第七，培育一种有机的整体文化思维，要用我们的心去承载文化。文化作为精美的精神，它需要有粗鄙的物作为它的载体，但是不能只止于这点。当文化道德精神价值只有粗鄙的物作为载体的时候，一切真善美的东西是存在的，但是永远睡着，这是文化的载体定律。例如，很多暴发户也向往有文化，把书架从地板做到天花板，五六米高，却从来不去打开这些书。书本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它是文化最好的载体，但是人不去读它，读不懂它的时候，它在吗？我们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有吗？没有。我们是要有粗鄙的物作为精美的精神载体，但是千万不要止于物。我们现在很多城市谈到城市文脉的承继问题，认为关键是城市当中所有的文物，读的重点在物，文物被还原为冷冰冰的自然之物的时候，文物不在。我们要反过来读，读的重点在文，它是一个自然物，是粗俗的自然物，因为其中渗透了精美的文，这个文必须和人相呼应，所以最好的文化道德价值的载体，不仅仅是物，不仅仅是我们前面说到制度，习近平同志说还要有一颗带血的、搏动的心。这是卢欣先生散文里说的，说每一颗搏动的心都是带血的，它是活的，是宇宙间最为奇妙的存在，就叫作心。它有多大，有多小，这就是真正人类为什么能够去追寻无限遥远的目标，因为此心无限。我们都知道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比大地更辽阔的是什么，是海洋，比海洋更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辽阔的是男人的胸怀。比所有男人胸怀更辽阔的是女人情怀，这样一来我们男女就平等了，就均衡了。世界上最大的是什么？是人心，这个心里是有温度的，有趣味的，有行动意志的，有天然的条理的。这里面如果没有文，没有道德，没有价值，所有外在的符号就全都睡着了。所以，谈价值观，谈文化思维，不是对别人宣传传播一套既有的知识，而是唤醒我们人人原本心里应该有的天理良知。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批评指正！（2014年3月22日）
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改革战略
◎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行政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专家评议组成员、国家质检总局人力资源中心顾问。著有《悄悄的革命》《文化与超越》《思想政治教育学》《品德教育及评价》《道德价值论》《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国外组织理论精选》等。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改革战略》，主要有两个关键词，一是转型，要正确理解转型；二是战略，对未来发展的战略有什么样的设计？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