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闾文集:域外文缘(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充闾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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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闾文集:域外文缘

充闾文集:域外文缘试读:

俄罗斯

解 脱

空间、时间、原因都是思维的形式,生命的实质超乎这些形式以外;不仅如此,我们的整个生命是越来越屈从于这些形式,然后再从这些形式中解脱……

―列夫・托尔斯泰《早年回忆》

亚斯纳・波利亚纳是俄罗斯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出生的摇篮,也是他回归的墓地。在这里,生命的终点和起点连接在一起,画了一个完整的圈儿。

映衬着一株株高大粗壮的橡树、枞树与菩提树,这个凸出地面的土丘就显得更微小了。它长约两米、宽不足一米、高不过几十厘米,外围一圈低矮的木栅栏,就连几岁大的儿童都可以跨过去。上面如果不是覆盖着绿草、鲜花,人们根本就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可是,就是这个小土丘,却被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誉为世间最美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所在。他说,“我在俄国所见到的景物,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了”。

还有一位名家是这样说的:列夫・托尔斯泰以其丰厚的著作登上了俄罗斯文学的顶峰,而他的墓地,则以其简陋、渺小而攀上世界所有的名墓之巅。

人们也许会问:像托尔斯泰这样的文艺复兴以来唯一能挑战荷马、但丁与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家,他的坟墓怎么会这样渺小、这么简陋呢?真是太不公平、太不合理了!莫非是沙皇政府衔恨报复的愚蠢举动造成的?也许是由于家乡和后辈缺乏足够的重视,或者财源匮竭,以致名人的身后凄凉?其实,都不是。恰恰是托翁自己的郑重选择。辞世之前,他特意留下了遗嘱:“要像埋葬叫花子那样,用最便宜的棺木将我下葬,垒一个小小的坟头。”

具体地点也是他亲自选定的。童年时,他经常跟随哥哥们到这林地里游玩。大哥尼古拉告诉他,这里埋着一根“绿杖”,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秘密;谁若能够找到它,就可以知道全人类怎样才能得到幸福。当时他才五岁,但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以后,乃至整个一生,他都在探求着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秘密,最后,就终古长眠在埋着“绿杖”的地方。

一生都在探求如何使人类得到幸福,成就了这位精神巨人的伟大;而他却又是再平凡不过的,“不论是作为孩童、少年、成人甚至老人,托尔斯泰永远仅仅是众人中的一员而已”(茨威格语);“而他之于我们,亦非一个骄傲的大师,如那些坐在他们的艺术与智慧的宝座上,威临着人类的高傲的天才一般。他是―如他在信中自称的,那个在一切名称中最美、最甜蜜的一个―‘我们的弟兄’”(罗曼・罗兰语)。

伟大与平凡,在这位世界文坛的一代宗师身上,也在这个黄土小丘上,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托翁出身名门望族,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以“丰富的遗产,双重的世家,高贵的世裔”加以概括。光是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从这个家族中就走出了四十位,他们在《俄罗斯名人传记辞典》中足足占了九十五页。托翁的先祖是彼得大帝的密友和重臣;祖父官至喀山省省长;父亲是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中的英雄;母亲出身于世袭公爵之家,她的父亲是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步兵上将;曾祖母与普希金的祖母是亲姐妹。

他本人是伯爵,属于贵族特权阶层。作为既得利益者,作为地主庄园的“一家之主”,他原本可以在这华丽、优雅、宁静的天地里,享受雍容华贵、安富尊荣的贵族生活,然后再将那些财富、荣誉和特权传递给下一代;可是,他没有。

作为世界级文化名人,以《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一座座横空出世的巅峰而高踞“艺术之神”的宝座,他完全可以像其他无数成功人士那样,心安理得地承受着世人的顶礼膜拜,陶醉在种种荣耀和鲜花、掌声之中;他也没有。

当年,俄国《现代人》杂志的一位编辑说:“在我国有两个皇帝:尼古拉二世和列夫・托尔斯泰。他们俩谁更强大呢?尼古拉二世拿托尔斯泰没办法,不敢动摇他的宝座;而托尔斯泰却毫无疑义地在动摇着尼古拉二世的宝座和他的皇朝……谁碰碰托尔斯泰试试看,全世界都会喊起来。”

作为顶级强势人物,尼古拉二世习惯于凌驾在臣僚、仆役、平民之上,逞豪雄,耍权威,作威作福,颐指气使,像《聊斋志异》中所描绘的:“出则舆马,入则高坐,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而被奉为“精神领袖”、“社会良心”的思想巨人托尔斯泰,却经常以自己未能像普通农民那样吃苦受累,饥寒冻馁,而心怀愧怍,寤寐难安。他坚持自己的人生真谛与理想追求,拳拳服膺并身体力行人道主义思想,无论是形成文字,还是视听言动、喜怒悲欢,都坚守底层平民的立场,勇于为无权无势的劳苦大众说话,无情地谴责与鞭挞沙皇农奴制度,在探索人的内在本质,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的同时,也把人类精神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从青年时代开始,托尔斯泰就尝试着走社会改革和精神探险之路。他先在自家的庄园试行改革,设计了一套改造计划。他遍访庄园附近多个村庄,从中挑选出最穷苦的农户,前往送茅草、修房屋。那时他刚刚二十岁。十年过后,他又在庄园内外为农民子弟创办了二十多所学校,致力于普及平民教育。村里有一户寡妇,缺少帮手,他就过去为她修炉灶、运柴草、干各种农活;那年村里发生火灾,他率先投入火场,抢救农民财产;平时经常为穷苦农民播种、收割庄稼。俄罗斯著名画家列宾有一幅名画:《托尔斯泰在耕田》,真实地再现了这位伟大人物的体力劳动场面。

罗曼・罗兰说:“托尔斯泰在一切作家中是最少文学家气质的人。”他长着一副典型的乡下人面孔。宽阔的前额上横刻着两条弯曲的皱痕,眉毛雪白而浓厚;皮肤饱经风吹日晒,粗糙不堪,与农夫的并无二致。什么样的衣着都合他的意,什么样的鞋帽他都可以穿戴。如果他与一个白胡子的仆人并肩坐在马车上,若是不细心观察,你很难分辨出哪一个是伯爵,哪一个是车夫。

托翁长女在回忆录中写道:一次,她在图拉排戏,看门人说,外面有一个老农夫非得要进来看,大概是喝醉了。她马上猜着了来者是谁,赶忙出外去接。父亲笑着告诉她:因为衣服不讲究,人家没瞧得起他。莫斯科与雅斯纳亚・波利亚纳相距二百公里,托翁常常徒步往返。肩上搭个口袋,杂在沿途流浪的人群里。在五天的行程中,有时遇到火车站,他就在三等车厢候车室歇歇脚、喝点水。这天歇过了,他信步走到月台上,正好一辆客车停在那里,眼看就要开车了,忽然听到有人招呼他:“老头儿,老头儿!”原来是一位太太探身车窗外喊他:“快去女洗漱间把我的手提包拿来,我忘在那儿了。”托翁急忙赶到那里,幸好手提包还在。“多谢你了,拿着,这是给你的跑腿钱。”托翁从太太手中接过五个戈比,泰然自若地装进了口袋。同行的一个旅伴问那太太:“你知道你把五个戈比给了谁吗?”当得知是大名鼎鼎的托尔斯泰时,女人说:“天哪,我这是怎么弄的!”而托翁却平静地目送着远去的列车,坦然微笑着。

他把名利、财富、世间的一切诱惑,都看成是沉重的十字架。面对为饥饿、贫穷、愚昧和奴役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农民,他发扬“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博爱精神,把民众的苦难当作自身的苦难;他为自己享有的物质特权“心如火焚,几成灰烬”。在严寒的冬天,他看见一个讨饭的村妇,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瑟缩在凛冽的风雪中,想到自己住大房子,有皮袄穿,有鸡蛋吃,生活过得太舒适、太奢侈了,感到深深的痛楚和羞愧。夏天闹饥荒,他痛苦地写道:“我们的餐桌上,有红红的小萝卜,黄黄的奶油,烤得嫩嫩的面包,摆在干干净净的桌布上;园子里有花草树木,我们的年轻女士们穿着薄纱衣裳,因为天气热自己却凉爽舒适而欣慰。可是,那边农田里长满了藜草,土地龟裂,农夫农妇的脚上长着厚厚的茧子,脚后跟在裂口、脱皮,牲口的蹄子在开裂……”写着写着,他伏案痛哭起来。

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是无比荒唐的:一面是花天酒地、骄奢淫逸,海量的钱财耗费在无聊的演出、庆典、宴会上,一面是无数贫民饥寒冻馁、饿殍满地。他把这种颠倒反常的现象称为人类的“疯狂状态”。他给家中唯一比较理解他的小女儿写信,说:“一种需要在我心里非常非常强烈地增长着,即要求说出我们生活的全部狂妄和全部卑鄙:在忍饥受饿,半裸着身体,满身虱子,住在没有烟囱的农舍里的人们当中,我们都过着愚蠢的奢侈生活。”于是,他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谢绝亲友间的一切应酬,不再出席贵族圈的社交晚会,他走进田野,同农民一样,头戴草帽,脚穿桦皮鞋,随便找条带子扎在腰间,挥锄劳作。他辞退了家中的仆人和厨师,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自己收拾屋子,生炉子,然后去井边汲水,装满木桶运回家里;把长长的木头锯成小段,再用斧头劈开,堆成方阵;坚持自己耕地、种菜、缝制皮鞋。在他看来,这样做即使不能获得心理学上讲的“受难快乐”,起码可以减轻自己的内心痛苦与心理负担。“我们优越的生活条件剥夺了我们理解生活的可能性。为了理解生活,我们应该去理解不属于例外的、不属于我们这些寄生虫的生活,应该去理解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那些创造生活并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人们的生活。”在托尔斯泰之前,没有一个贵族知识分子能够承认这一点。

但是,认识到生活的“不义”之后,能否抗拒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本身呢?如果已经认识到生活的罪恶,依然心安理得地接纳它、享受它,那么,就比没有认识到罪恶而生活在罪恶中的人还要可耻。托尔斯泰觉得,他正面临着这种可耻和伪善的境地。

同底层民众接触得越多,对于他们的苦难,他便越是关心,日夜探索着消除苦难的途径。过去围绕着他的大多是学生、作家、学者,现在到庄园来访的都是各类劳苦农民,有的请他帮忙解决吃住难题、寻找做工出路;有的托他打通关节赦免罪犯;有的向他反映本村不合理问题,他家里成了救济所、避难窝、难民营。参加社会人口调查,使他有机会真切地看到大都市贫民悲惨的现状。他号啕痛哭着,说:“人们不能这样地过活啊!这绝不能存在!”对此,罗曼・罗兰写道:“要不看见这种惨状是不可能的。看到之后而不设法以任何代价去消除它亦是不可能的―可是,啊!消除它是可能的吗?”作家在这里揭示出托翁痛苦存在的根源。

通过频繁、深入地接触普通民众,目睹俄罗斯民族的苦难,为千百万农民的悲惨命运而痛苦、忧虑,加速了他在“真理之路”上的求索进程,净化了灵魂,为世界观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体现在文学创作中,这时期他托出了《安娜・卡列尼娜》、《忏悔录》、《复活》等传世名著,在控诉腐朽的社会制度和“生活中的寄生虫”的罪恶的同时,也揭示了作家自身的彷徨、困惑以及对宗教的皈依。

而这一切,不仅引发了贵族农奴主的忌恨,招致沙皇政府的监视,也使他与家庭特别是夫人索菲娅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造成心理隔阂,筑起了一道冷漠的高墙。

诚如伟大作家高尔基所说,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所有伟大人物中最复杂的人”,他的内心深处升腾着错综而深刻的矛盾,甚至形成了无解的悖论。

托翁和革命者一样,是地主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敌人,他曾直接点名痛斥历代沙皇,在他们头上分别冠以“残忍的”、“愚昧的”、“丑恶的”、“粗暴而昏昧的”定语,这在那些把沙皇看作“亲爱的父亲”、“慈悲的天主”的臣仆眼中,简直是大逆不道、无法无天;可是,同时他又是革命斗争道路的死硬的反对派。他的性格中存在着分裂的“两重性”:一方面,同情农民,憎恨农奴制;另一方面,却又极力反对以革命方式消灭这一制度。

他是沙俄帝国秩序的勇敢的揭露者,对“吃人”的农奴制度和整个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恨入骨髓;可是,却奉行“勿以恶抗恶”的哲学,主张通过道德的自我完善来改造现实社会。在他看来,以恶抗恶只能互相伤害,使恶步步升级;“手段的卑劣不可能导致目的的崇高”;“在血泊之上,营建不起来一个纯洁的天国”。他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观点:“真正的进步是很缓慢的,因为这取决于人们世界观的转变,这是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现在的一代人,首先是由老爷们―你跟他们在这儿吃饭都觉得于心有愧―和仇视这些老爷并想用暴力消灭他们的革命者组成的。必须等这一代人死去,由新的一代来代替他们。”在《告政治家书》中,他形象地叙说:“这将是完满之至了,如果人们能够在一霎间设法长成一个森林。不幸,这是不可能的,应当要等待种子发芽,长成,生出绿叶,最后才由树干长成一棵树。”

那么,现实所应该做的,就是走“道德复活”之路,使私有者自愿放弃权利与特权。“总有一天,人类会终止争斗、厮杀和死刑。他们将彼此相爱,这个时代不可阻挡地必将到来,因为在所有人的灵魂中所植入的不是憎恨,而是互爱,让我们尽其所能,以使这个时代尽快到来。”为此,他让《复活》中男女主人公通过“忏悔”和“宽恕”走向“复活”。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即使在俄国这样具有浓厚的宗教传统的国家,托翁所倡导的自我更新、自我拷问、自我鞭挞、自我完善的理想,也并不为大众所接受。

基督的博爱、孔子的仁义、老子的无为、叔本华对生命目的和意义的叩问―东西方的宗教和哲人的思考,最后都被托翁融汇在“勿以暴力抗恶”的学说之中,有人径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在托翁的观念里,社会改造问题成了一个纯粹的伦理道德课题。这样,囿于天真、梦幻的信念,只能怀着对“大规模的暴风雨”的恐惧,天天肩负着自制的十字架,对自己轮番展开无休止的剧烈斗争。

在托翁的世界观中,真正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幼稚的乌托邦幻想合而为一。他在宗教信仰上反对暴力,奉行“勿以恶抗恶”的哲学思想;可是,回到现实生活中却支持农民行动起来反抗农奴主的压迫。当他看见村中穷苦农民为牛羊锅釜被抢走而哀哀啼哭的时候,他愤然面对那些冷酷无情的衙吏,呼喊起“复仇”的口号。

他的主张、言论与实际行动,或者说信仰与生活,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可是,他却从来没有逃避现实,一天也没有同罪恶妥协过。当他听到葡萄牙民主革命胜利的消息时,他欢欣鼓舞,宣称“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他的作品所蕴涵的旨在推翻专制、腐朽的社会制度的爆炸性力量,更使这种叛逆精神、正义立场彰显无遗。

同样的矛盾也反映在宗教与艺术方面。罗曼・罗兰指出,在托尔斯泰身上,艺术家的真理与信仰者的真理未能完满地调和;二者的统一只存在于他的艺术与生命的悲剧之中。他强调艺术的宗教指向,认为“艺术应当铲除强暴,它的使命是要使天国,即爱,来统治一切”;他为自己的有些作品无补于“天国的统治”而感到愧憾。但在他的生命途程中,艺术之路与信仰之路是并行而分割的,前者顺畅发达,后者崎岖险阻。当看到他醉心于宗教信仰和道德自我完善的投入,欧洲的艺术家包括重病在身的屠格涅夫都吁请他“重新回到文学方面去”。事实上,即使是晚年的托翁,也并没有真正地委弃艺术―自己赖以存在的理由。这样,就在他的心灵深处,宗教与艺术胶葛重重,燃烧着痛苦的火焰。

作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语),托翁这种矛盾的人生,折射出俄国革命之复杂性;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

人性与神性的纠缠,生活和理想的龃龉,使他陷入出走、决裂、解脱与留恋家庭、关怀妻子中间依违两难的困境。他一直在家庭之爱与上帝之爱中间徘徊。他对妻子的既怜爱又反感的矛盾心情,笼罩着整个后半生。他们夫妇各自坚守着高过于自己生命的东西―托翁维护他的至高无上的精神、信仰,守护着他的灵魂的圣洁;而作为家庭主妇,夫人索菲娅考虑的则是一家人的生计,孩子们的现时健康与日后前程。

这些错综复杂、难剪难理的矛盾,积聚在心头,如同利刃切割、烈焰炙烤,把托翁折磨得烦躁不堪,连片刻清净都难以得到。而庄园与家庭―这从前的避风港、安乐窝、温馨的爱巢,更成了他心灵的牢狱,恨不得立刻就远远离开。

不堪痛苦的折磨,在生命的最后三十年,托翁一直在探求着解脱之路。他认识到,只有离家出走,才能摆脱上流社会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才能同这个“被疯狂包围”的“老爷们的王国”彻底决裂。他说:“这个家每时每刻都逼得我痛苦不堪,使我哪怕连一年合乎人性、合乎情理的生活都不能过。”他的理想去处,是偏僻的农村茅舍,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而这一切,都是家人、亲属所无法理解的。为此,他在家里,精神上处于极端孤立状态,而且愈演愈烈。

辞世四年前,他曾写过一部《费奥多尔・库兹米奇老人的日记》。其中演绎了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有名的传说,写他决心舍弃一切,托着假名出走,终老于辽远的西伯利亚。托翁之所以对此题材极感兴趣,是因为其中体现了他的心灵寄托与价值取向。

实际上,他早就想离家出走了,二十多年来,先后逃离过三次:

1884年6月,在夫妻发生一次严重的争吵之后,他狠了狠心,决定脱开这个家庭。但走到半路,当他想到惊慌失措的妻子可能会自杀,而她又即将临产……出走的意念渐渐瘫软了。他宁肯悲叹着在一个仅仅是表面上共同生活的压抑屋顶下苦挨,也不愿与儿女决裂,令妻子轻生,做一个铁石心肠的圣徒。这样,这次出走便以人性战胜神性而落下帷幕。不久,他的最小女儿萨莎出生了,后来成了他的思想行为的坚定支持者。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欣慰,仍在日记中写道:“我难过极了……真不该回来。”此后,离家的念头一直在纠缠着他,折磨着他,苦恼着他。一想到他的信徒、学生身陷囹圄,或在流放中颠沛流离,而他却安然无恙,他就痛苦不堪,甚至期望被流放、“喂臭虫”、上绞架,做一个像基督一样流血的殉道者。

十三年过后,1897年又是一个多事的年头,爱子夭折,两个女儿出嫁,好友被流放,他与妻子的矛盾也变得更加白热化。6月8日,他再一次出走,留给妻子的信是这样说的:“我之所以决定出走,其一,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生活使我越来越压抑,我越来越强烈地渴望孤独;其二,是因为现在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这个家已经不再需要我的存在了……而主要的原因是―正如印第安人到了六十岁便遁迹山林那样―每一个信教的人在年老的时候便会产生一种愿望,要以他的余生来供奉上帝。因此,在我已踏入第七十个年头的时候,我的心灵现在也渴望着安宁与孤寂,以便怀着良心生活在和谐中……”然而这一次,他又是回去了,对他人命运的恐惧与担忧再一次令他却步不前。由于中途返回,这封信并没有传到索菲娅手里。

不过,离家出走的念头,他一天也没有去怀。“那个作为我妻子,应当像分享我的床铺与生命那样分享我的思想的人,她却成了我的敌人,反对我的想法。她是挂在我的脖颈上的磨盘,是良心的重负,把我拖向一种错误的、虚伪的生活。我早该把系着她和我的绳索割断了。”这番话,时时在他的心头发酵,滚沸,燃烧着。这个期间,他曾对大女儿说,想到她所在的那个村庄定居,那儿没有人认识他,“在那里,我可以去挨门乞讨”。他幻想做一个苦行僧―不珍视生活中的任何东西,蔑视一切,不为人知,背一只袋子到农家的窗户底下,去谦卑地乞讨一块面包。

最后一次出走,是1910年10月28日,距离上一次又是十三年。这次的导火索,是妻子在夜间偷偷地翻看他最隐秘的日记,她总是觉得他有些事在瞒着她,因此,就时时刻刻地对他跟踪。对于托翁来说,这无疑比剜心切肤还难以容忍―竟连生活中最后的一点点秘密都要窥视,连灵魂中仅有的方寸之地也无情地收缴,那就再也没有退路了。这样,“站起来,拿上手杖和大衣!”就成了他响亮的律令。

天还没亮,他就在家庭医生陪伴下,悄悄地登上了单驾马车,从后面绕出庄园,上路了。以他的清醒、明智,不会不考虑到,这是一条不归之路―八十三岁高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在家时稍微劳累一点就会晕倒,现在,冲寒犯露,颠簸道途,不管走到哪里,除了死亡,难道还会有其他结局吗?这些,他都在所不计了,他只想进入孤独,到自我、到上帝那里去。他要像一只自由的野兽或者飞鸟那样,寻觅一个神秘的去处,悄悄地老,悄悄地死。是呀,人世间有谁见过自由的野兽、飞鸟的死亡踪迹!―无论是在城市,在乡村,或者开阔的野地上。

途中,托翁由于染上肺炎,于11月7日清晨在阿斯塔波沃车站告别了人世。弥留之际,他号啕地痛哭着,说:“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为什么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不管怎么说,这次他终于在死神的配合下,摆脱了家人跟踪、警察监视以及由于盛名所累造成的种种麻烦,实现了不算奢侈却百蹴未就的愿望。不过,这一用生命换来的解脱,代价也实在太高昂了。

对此,高尔基有个著名的说法:“总的来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什么时候也不应该出走。那些在这件事上帮助过他的人们,如能阻止他这样做,那将是一种更明智的行为。托尔斯泰的出走缩短了他的寿命,这一生命在它的最后一分钟都是有价值的……”

巨星陨落,哲人其萎。我们后来者,缅怀托翁的理想去处,当然还是他的墓园。在这里,我的感情的潮水涌荡起层层波澜―

论者习惯于把托翁与歌德相比:这两位世界级的一流文学大师,都出生在8月28日,都活了八十三岁,而且,伟大的创造力都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同样是贵族,又同样致力于社会改革,同样对大自然有崇高、神秘的体会。歌德看清了英雄人物灵魂深处的幽暗,托翁则主动放弃了英雄式的伟大,而向往着成为一个普通农民。不过,作为后世的一个崇拜者,我在瞻仰他们的陵墓时,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感受。歌德的灵柩安放于魏玛豪华的大公陵寝,两层建筑下的地下室内,阴森、晦暗,本来就有气闷、压抑之感,加上被告知不准闪光、不准照相,更是大大地拉开了他同普通人的距离;顶礼膜拜之情为之顿减,几分钟后就黯然离开了。而托翁的坟墓就在道旁空地上,初夏午后的阳光,透过丛林枝叶照在上面,只觉得花草缤纷,无比亲切,无限温馨,仿佛托翁就在眼前,捻着白须,慈祥地微笑着。前后左右,我转了多少个回合,辗转流连,长时间不想离去。

面对这一伟大的存在,除了觉得亲切、温馨,我还陡起庄严、敬畏之感。恐怕不只我,任谁面对托翁埋骨其间的这一丘黄土,都会感受到一种奇异的威严,一种强大的震撼力,而且是纯然自发的。不要说弯腰拔起几棵草、采摘一朵花,就连大声喧哗、嘻闹的勇气也没有。守门人告诉我们,这里没有明确的要求,可是,再高级的外国贵宾,诸如国王、总统、元首,前来拜谒,一律都是自觉地步行,没有哪个人会大摇大摆地坐车进来。

告别托翁墓园时,我曾口占一首七律,中有“百年风暴安然过,万仞门墙讵可攀!名重方知千纪短,才雄不觉五洲宽”之句。它的蕴涵是:托翁“高山仰止”,令人钦佩至极的,是他的超越国家、民族限界,不为社会更迭、时代迁流、政治变动所左右的万古如斯的普世价值。

这心灵驱动的“三部曲”,加深了我对于托翁及其精辟论断的理解:“空间、时间、原因都是思维的形式,生命的实质超乎这些形式以外。”对于世界文坛泰斗来说,超乎时空之外的生命实质,就是艺术的魅力。这样,“人虽然死了,但他与世界的联系继续对人类发生着影响,其程度不限于他生前的,而且还要大得多,这影响随着他的理性与爱而增强,并且像一切生命一样成长着,既没有停顿,也没有终结”。

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亡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蒙田语)。(2012年)

樱桃园

我感到很幸运,白天刚刚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莫斯科新处女修道院陵园拜谒了契诃夫的陵寝;晚上,又有机会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艺术剧院,即莫斯科艺术剧院,观赏了他的名著《樱桃园》的演出。

艺术剧院创建九十多年来,一直以上演古典名著饮誉世界,作为文化韵味十足、理蕴非常丰厚的代表性剧作,《樱桃园》更是久演不衰的剧目之一。剧院场地不算宏大,但是,建筑装饰十分精致。宽敞的休息室里,陈列着建院以来著名导演、演员的照片和演出剧目的剧照。从中可以看出,契诃夫的几部重要剧作都是通过这些导演和演员的艰辛劳动而和观众见面的。所以,当年剧院的负责人丹钦科曾经说过,艺术剧院就是契诃夫剧院。的的确确,契诃夫把剧院艺术化了,而剧院则把契诃夫舞台化了,二者融为一体,缺少任何一方,都是不可想象的。

看着艺术剧院的标志―舞台丝绒绣幕绣着的银灰色的海鸥,我蓦然忆起了剧院建立之初,上演契诃夫的《海鸥》所获得的荣誉。当时,演员们互相亲吻祝贺,兴奋得跳起怪诞的舞蹈,台下欢声雷动的热烈场面,仿佛又出现在眼前。

我出神地向楼上的包厢搜寻着,想象着当年列夫・托尔斯泰观看契诃夫的另一部剧作《万尼亚舅舅》演出的情态,和演员谢幕时向这位文学大师频频鞠躬的场景。至今人们还传为美谈:九十多年前这里上演契诃夫的《三姊妹》时,第一幕刚刚落下,观众就报以热烈的掌声,演员谢幕达十二次之多。

也是在这里,1904年1月17日,契诃夫观看了《樱桃园》的首场演出,这一天又是他的命名日、他的四十四岁生日。剧院借此机会,为他举行了从事文学活动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作家激动地站在舞台前,不住声地咳嗽着,面色苍白、憔悴,豆粒大的汗珠从额上滚出。一位作家事后回忆道,那是一次充满忧伤情调的聚会,场上洋溢着一层浓烈的葬礼气氛。此时的剧作家,已经身染沉疴、举步维艰了;实际上,等于热心的观众们在向他作最后的告别。果然,五个月后,契诃夫便与世长辞了。

契诃夫的剧作,风格颖异,独树一帜,在世界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只是由于他写了近千篇小说、札记,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剧作家的声名。

在他的剧作里,找不到矫揉造作的戏剧性冲突和情境,他无情地唾弃了列宁所斥责的“杂耍技艺”和别林斯基批评过的“纸牌戏”的技巧。开始读他的剧本时,你也许会感到枯燥和沉闷,但是,读着读着,便觉得渐入佳境,生面别开,最后竟达到不能放手的程度。

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樱桃园》是一部非常难演的戏,它的美蕴蓄在微妙的深沉的芳馨里,要想感受它,必须精心地开启蓓蕾,使花朵绽放。契诃夫在生命终结前,几乎用全力精心结撰这部剧作。为了演得成功,他甚至两次写信,向剧院提出如何分派演员角色的建议。

白云黄叶送走了九十度春秋,世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些慕名而来的远道客人,为能在这座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剧院,观赏到这部世界名著的演出,而感到自豪,感到庆幸。

由于对剧情比较熟悉,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语言上的障碍。我从舞台上看到,在一座散发着霉气的旧式地主庭院里,生活着一个灰色的人群,他们懦怯、自私、昏聩、腐败;崩溃、灭亡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具有象征意义的樱桃园,尽管它在城里颇负盛誉,连百科全书都把它列入要目;尽管主人和忠实的老仆多么眷恋过去那繁华的岁月;尽管代替或者吞蚀旧的精神家园的新的物质文明,或许更加文明、或许更不文明;尽管无数观众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于极富象征意蕴的樱桃园的消失,未免带有丝丝缕缕的怅惋和留恋,但是,旧的生活再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樱桃园已经易主。最为残酷的是,樱桃园的买主竟是他们祖辈的农奴的儿子。这个过去连主人的厨房都不准进的商人,现在,却趾高气扬地向公众宣告,要把园里的树木伐掉,然后盖起能赚钱的新型别墅。

果真,全剧结尾处写道:

空荡荡的舞台。听得见有人把所有的房门一一锁上的声响,听得见马车一辆一辆离去的声响。寂静来临。冲破这片寂静的是斧头砍伐树木的声响,这声响既单调又忧伤。……

传来一个遥远的、像是来自天边外的声音,像是琴弦绷断的声音,这忧伤的声音慢慢地消失了。出现片刻宁静,然后听到斧头砍伐树木的声音从远处的花园里传来。

当然,契诃夫并未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商人洛帕欣身上;他的作用只是促进新陈代谢,帮助破坏、吞食那已经衰亡的东西。剧中安排了一个头脑中充满理想的大学生特罗菲莫夫,作家通过他来表达对旧世界的诅咒和对新生活的呼唤。

这个大学生说,我们必须熬受痛苦,坚持不懈地工作。只有通过勤奋的劳动创造,世界上才能出现美丽的乐园。他对地主的女儿阿尼娅说:“你们是负着债,靠着别人,靠着那些你们不许走进内院的人过活的。”“你的祖父、曾祖父和你所有的祖先,都是占有过许多活魂灵的农奴主。难道人类的精灵,不是从花园里每一棵樱桃树上、每片树叶上、每一根树干上,向你们望着?难道你们没有听见他们的声音吗?”

在特罗菲莫夫的启发下,十七岁的阿尼娅视野开阔了,心灯燃亮了。当她的母亲、女地主依恋旧宅,叹息新主人会把老屋拆得稀巴烂时,女儿却“脸上发着光,眸子闪动得像两颗宝石一样,为走向新天地、迎接新的生活感到惬意”。我本知道,剧作家本人也怀疑过这个“老大学生”的说教究竟具有多大力量;高尔基更是嘲笑他只说漂亮话,嘴说“必须做工作”,“而自己无所事事”。但是,当他和阿尼娅的扮演者出来谢幕时,我还是尽情地为他们热烈地鼓掌。

当然,散场之后,内在的困惑、心理的冲突、精神的纠结还是很多的,几句话说不清楚,也许需要专作一篇大文章。记得契诃夫的夫人、也是樱桃园的女主人最初的扮演者克尼碧尔就曾说过,这出戏剧所写的:“乃是人在世纪之交的困惑。”

四幕话剧《樱桃园》,是剧作家在著名旅游胜地―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写成的。

由于健康的原因,根据医生的建议,契诃夫需要离开莫斯科,到温暖的南方定居。为此,他与彼得堡一位出版商签订了合同,以出卖自己所有著作的版权为代价,得到了一笔钱,在雅尔塔郊外买块荒地,建起了一座别墅。契诃夫去世后,别墅改成了陈列馆。

这是一座式样别致、整洁明亮的建筑。在作家的书房里,近窗处摆着一个写字台,旁边贴着一张“请勿吸烟”的标语;后面凹进去的地方,放着一张土耳其长榻。壁炉上面是著名画家列维坦的风景画。再往里走,便是作家的单身卧室。别墅上面有外国神话中常常说到的那种小望楼和露天凉台,下面是镶着玻璃的走廊,四周开着一些宽窄、大小不等的窗子。别墅的周围是一片花木繁茂、绿树葱茏的果园。不知作家在构思剧作中的樱桃园时,是否借鉴了自己的果园?反正我是把它们联系起来看的。

九十年前,窗外是一片马蹄形的空旷的谷地,一直伸向海边,于今已经建成鳞次栉比的楼群了。北面由一列铁栏杆将果园与公路隔开,公路那面原是一处荒冢累累的鞑靼墓园,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个比较开阔的广场,正面立着用黑色大理石雕成的契诃夫半身像,左侧陈列着五块大理石屏,上边镶嵌着作家塑造的“套中人”等典型人物。作家戴着夹鼻眼镜,半眯着眼睛,仿佛在冷峻地审视着病态人生,细致入微地观察着这些可怜的小人物。

有人说,创作是羞怯的,这在契诃夫表现得尤为明显。他是从不在别人目光下从事写作的。而他从早到晚都在不停地写,这就造成了即使和他最亲近的人也都存在一种疏离感。加上他那特有的持重、安详、平静和发表意见时的严肃态度,使他的言谈往往具有很重的分量,带上一种判断的性质,这都仿佛为他套上一层难于穿透的甲胄。

他是孤独的,没有更多的欢乐。尽管他也不懈地追求家庭的温馨和爱情的幸福,但是,从来没有充分地享受过。这一方面由于严重的疾病,使他不得不远离亲人,过着自愿的“流放”生活,如他所说:“就跟将来将独身一人躺在墓地里一样,现在我确实也在独自一人生活。”另一方面,他也舍不得支出很多时间与精力同旁人周旋。即便晚年与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克尼碧尔结婚,他也仍然信守着过去向一位友人申明过的主张:

请原谅,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就结婚。不过我的条件是:一切应该照旧,那就是说,她应该住在莫斯科,我住在乡下,我会去看她的。那种从早到晚整天厮守的幸福我受不了。我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只是要给我一个像月亮一般的妻子,它将不是每天都在我的天空出现。

也许孤独的生活使然,尽管他很不喜欢雅尔塔,但是,对自己所经营的果园,却爱惜备至。他从俄罗斯各地订购来许多种树木和果苗,一一精心栽植在园子里。写作累了,他就到果园里为花木整枝、灭虫和除草。

现在当我们参谒契诃夫陈列馆,从平台上眺望果园时,还仿佛在花木掩映中,看到他那穿着外套、拄着手杖的瘦削的身影;耳畔似乎响着他的浓浊的声音,在向远道的客人介绍:“这里过去到处是石头和杂草。我来后,把这块荒地变成了美丽的花木园。我相信,再过三四百年,大地都会变成百花争艳的花园,而生活也将变得无限的快乐和美好。”

作为一个医生,他当然知道自己已经接近生命的尽头,但却充满希望地憧憬着未来,越是临近生命的结局,越是对人类灿烂的明天,对“永恒真理的王国”满怀坚定的信念。他说:“我预感到幸福已经越来越近了。即使我看不见它,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别人会看见它的。”

在剧本《樱桃园》中,他借助大学生特罗菲莫夫的嘴巴喊出:“前进呀,我们要百折不挠地向那明亮的星光前进!”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表现了作家毅然同过去告别的决心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尽管由于他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渴望的“新生活”不过是一种朦胧的憧憬,并不明确创建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樱桃园》是20世纪初俄国革命前夜的一曲新生活的赞歌,而契诃夫则是一只歌喉婉转、欢快地呼唤着曙光的黎明鸟。(1992年)

月圆想起了契诃夫

又是月圆时候。晴空一碧,纤尘不染,空气中透着春夜微微的凉意。面对东天的皓魄,我忽然想到了契诃夫和他的妻子―天才演员奥尔嘉・克尼碧尔(一译欧嘉・聂普)的绝代情缘。

1991年年底,我在访问俄罗斯(当时称苏联)期间,曾在雅尔塔契诃夫纪念馆看到馆主的一封信,那是1895年写给他的朋友苏沃陵的:“请原谅,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就结婚。不过我的条件是:一切应该照旧,那就是说,她(指奥尔嘉)应该住在莫斯科,我住在乡下(他当时住在梅里霍沃),我会去看她的。那种从早到晚整天厮守的幸福我受不了。我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只是要给我一个像月亮一般的妻子,它将不是每天都在我的天空出现。”

与此相关联,他在札记中写道:“爱情,这或者是某种过去曾是伟大的东西的遗迹,或者是将来会变成伟大的东西的因素,而现在呢,它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它给你的比你所期待的要少得多。”

看到这些,当时颇有感触,曾口占四句“打油”诗:“至爱何辞千里远,佳姝尽可挂天边。独居自得人生趣,懒问冰轮圆未圆。”

契诃夫三十八岁时与奥尔嘉相爱,那时奥尔嘉二十九岁,是莫斯科艺术剧院一名骨干演员。当时契诃夫身患严重的肺结核,医生警告他:你已经不是医生,而是病人,不能住在阴湿寒冷的莫斯科,必须变换环境。于是,他选取了南方紧邻黑海、气候相对温暖、地处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定居,那里有温煦的阳光,蔚蓝的海水,清新、湿润的空气。前此,契诃夫与彼得堡的出版商马克斯签订了一份合同,卖出了自己作品的全部版权,换得七万五千卢布,他用这笔钱在雅尔塔附近买下一块地,建造了一所房子。

那么,奥尔嘉呢?由于契诃夫的极力阻止,只好留在莫斯科大剧院,完成一场又一场的舞台演出,默默地忍受着别离之苦。这样,两人结婚之后,便一直是鸿雁分飞,每年只有少量时间会面。但这并没有影响夫妻间的亲密关系,他们已经习惯了以频繁递送的“来鸿去雁”传达彼此真挚而浓烈的感情。这令人想起了宋代词人秦观的《鹊桥仙》词:“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六年间,他们留下的情书多达八百多封。一封封信都写得婉丽动人,感人肺腑。其中有这样的语句:“我最尊贵的女演员:我人在雅尔塔,我的监狱(他把自己的白色别墅,称作“白色的监狱”、“相思的囚笼”)。冷酷的风正吹着,海浪翻滚,船只停止了运行,人们都快被淹死了。一句话,你走之后的世界,糟透了。没有你,我简直想上吊。给你,四百个亲热的吻。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我的小狗狗……”

契诃夫辞世之后,美国剧作家卡罗・罗卡摩拉以“情书”为题,别出心裁地将八百多封“两地书”串联起来,编织成一部话剧,反映一双爱侣动人的情感生活,描绘出他们间的拳拳痴情、殷殷爱意。重点是通过契诃夫生命中重要的关节点和情感起伏,表现“一个剧作家的爱与死”―爱情从莫斯科开始,到他终止生命的

德国

巴登韦勒结束。这是一部高水平的关于爱情、关于病痛、关于等待、关于思念的温馨作品。

信中在讲述两人的艺术生涯之外,还谈到了与同时代的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多位大师的真挚友谊。

这部剧作,2003年曾被世界剧场大师彼得・布鲁克搬上了舞台;翌年又由中国台北地区绿光剧团移植到台湾演出。近日,我在沈阳看到了由台湾著名戏剧家、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戏剧艺术博士赖声川翻译并导演的《让我牵着你的手……》。此语英文原为“将你的手放在我的手心”,出自契诃夫写给妻子的情书,是《情书》全剧的第一句台词,也是剧作家死在爱人的怀中,全剧结束时的最后一句话。

和传统的现实主义剧作不同,全剧由两个人对话式的自述来支撑,与其说是爱恋情景的还原,莫如说是带着布景和简单肢体表演的书信朗诵。台词倒是十分漂亮的,缠绵悱恻,活色生香,令人回味无穷。这也正好让两位演员充分施展了他们的表演功力,用话语表现爱情之初的喜悦,和男主人公病入膏肓的虚弱无力。相较契诃夫,奥尔嘉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角色,好在她的扮演者蒋雯丽知名度很高,功力也不错,颇受观众青睐。

契诃夫在雅尔塔的住宅,是一所样式新颖的别墅,美观、明亮,小巧玲珑。上面有个像神话中所说的那种模样的小望楼,有几个突出的尖角,下有玻璃走廊,四周开着一些宽窄不等、大小不一的窗子。室内陈设比较简单。书房长十二步,宽六步,整洁干净,靠近写字台挂着一张印刷体的“请勿吸烟”的标语。对门正中,开着一扇镶着黄色花玻璃的大窗子。墙壁上糊着镶金边的壁纸,一幅列维坦的笔触粗放但画艺精美的画挂在上面,场景是:傍晚的田野,许多干草垛向远处伸展开去。

别墅坐落在花园里,铁栏杆把它和公路隔开。说是花园,其实栽种的主要是苹果、梨、杏、蜜桃、扁桃等多种果树。据纪念馆解说员介绍,契诃夫在日,如果是春天清早,他会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园子里,给沾满露水的玫瑰花整枝,或者细心地观察着被风吹折的嫩苗,用硫磺抹在玫瑰花枝叶上,或者拔除花圃里的杂草。

公路另一旁是用一道矮墙围起来的古老荒芜的鞑靼墓园,寂静而荒凉,每座墓前都立有简陋的石碑。对面是一块旷地,竖有契诃夫的雕像,旁边立着一排屏风似的黑色石雕,雕刻着他的作品中的人物。

当时,高尔基、蒲宁、库普林等也都住在雅尔塔,有一小段时间,列夫・托尔斯泰也住在附近。但他与这些文豪来往不多。他在札记里写道:我流放在“温暖的西伯利亚”,“就跟将来我独身人躺在墓地里一样,现在我确实也在独自一个人生活”。据他的女友、作家、功勋艺术家谢普金娜・库彼尔尼克所记述的:他那永久不变的安详、平静和一种像难于穿透的甲胄似的外在的冷峻,把他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

他这样做,当然是由于病弱之躯确实承受不了频繁的接待。刚到这里时,出于真诚的崇敬,那些成群的拜访者,特别是读过他的作品从而衷心景慕的妇女们,总是寻找机会,带着食品前来问候。他对这种烦扰,感到苦恼至极。

另一个原因也是主要的―创作是羞涩的,在这方面,他比别人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从凌晨到深夜都是笔不停挥,奋力创作。他反复强调,一个人如果不写作,不经常处于那种能打开艺术家眼界的艺术气氛里,那么,即使他有所罗门王的聪明,也会感到自己是空虚和无能的。但是,他绝对不会在众人面前动笔。宋代诗人黄庭坚有两句诗,写他同时代的两位诗友截然不同的创作习惯:“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看来,国外的大作家中,这两种情况也都是存在的。这样一来,即便是和契诃夫最亲近的人也会时刻感到,他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虽然身在咫尺,却不啻邈隔天涯。

可以说,契诃夫是没有快乐的,他那优美而略带忧郁的双眼,总是沉重而苍凉地观望着周遭的一切。由于生活经历的特殊和精神上的抑郁,他在作品中较少直接表现人民美好的方面和愉快的场面;作品中往往笼罩着一层阴郁的使人压抑的气氛。所思在《天边外的契诃夫》一文中指出:“契诃夫的剧本里,有那么多惆怅、失望、痛苦,有灰色的卑微的生活,有焦虑的无奈的停滞,有永远无法抵达的梦想,有人失去了一切,有人浪费了一生,有人杀人,有人自杀,那为什么它们还是‘喜剧’?”“契诃夫嘲笑一切人,因为他们软弱、自私、虚荣、吝啬、幼稚、世故,贪图安逸、夸夸其谈、百无一用、自暴自弃,他们困在自我的迷宫里,每一个人都徒有梦想,却都因为个人的局限,没能成为自身想象或者期望的人”。

对于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他可说是一个纤细入微的心理医生,一个铁面严酷的审判者。他峻厉而冷静地刻画出俄罗斯官僚、市侩们的顽固、迟钝、愚蠢和麻木的精神状态。作为俄国文学史以至世界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他的代表作《变色龙》和《套中人》,分别塑造了见风使舵、善于变色、投机钻营者和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典型。“我总觉得这位乡村医生该怎样用一个医生的眼睛看待病态社会和各种各样的病态人物啊!不说别的,单看出现在他笔下那些小官吏,那些庶务官、巡官、预审官之类的人物,他们的精神状态是怎样的卑下可怜,他们的言谈举止是怎样的庸俗可笑。而这些人物,正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经常碰到的,正是我们这个病态社会的产物。”(王西彦语)同时,他又以充满同情的笔触,描绘了横遭掠夺的农民的悲苦无助的生活悲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特别是痛彻地剖析了知识分子的灵魂,反映出他们的彷徨和软弱。茅盾先生说过:“本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不论是醉生梦死的,或者是苦闷彷徨的,或者是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读了契诃夫的作品,他的脑子里总是不能不泛起波澜。”“因为契诃夫剥露了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指着知识分子的鼻子问道:你洁身自好就居然以为在你眼前进行的罪恶你可以不负责吗?你敢说你不是帮凶?”

参观过契诃夫纪念馆,我在留言簿上写下了“他从这里走进了历史”几个字。

契诃夫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死在德国小城巴登韦勒,而葬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的墓园里。就是说,同雅尔塔都沾不上边。显然,“这里”二字指的是文学―意在说明这位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巨匠、著名剧作家,在他构筑的文学殿堂中获得了不朽。

伟大作家也好,普通公民也好,往古来今,又有哪一个人最后不是走进坟墓呢?一朝风烛,万古尘埃。有的留下了几许踪迹,大多数都幻化成一缕苍烟,随风而逝。或迟或早,或久或暂,或先或后,最后都逃不出这一种归宿,所谓“千古贤愚共一丘”也。

结局都要走进历史,都要由“现在式”转为“过去式”,这没有例外;所不同的是,怎么走进去;走进历史之后能否站得住脚,留下痕迹;站住脚了,名留万古,还有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的差别。

孔老夫子有一句名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在圣人看来,“没世而名不称”,这一辈子就与草木同朽了,就白活了。于是,后世的追随者,为了名重当时、声传久远,就不择手段、不遗余力地呼号奋发,颠扑猛进,到头来换得一盘冷猪肉,或者挤进了凌烟阁。但最后也不过扮演一回舞台上的当红角色。每一个在场的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端出了这个由各种不同的名人所组成的团体节目。在这里,个人作为一方方碎布片,再借助于史学家“受控想象”来进行谨慎的织补,使之大体还原,而成为布洛赫所说的那种有血有肉的“总体史”。

这也可以说是进入了历史。但契诃夫的进入,却与此不同,他靠的是万古长新,永不漫漶、模糊、褪色的由文字书写的作品。这样,就既不需要编排什么“团体节目”,更无须通过“受控想象”、谨慎织补,而实现大体还原的期待。诚然,他的个体生命是短暂的,不过四十四个年头;而且,如果按中国古代所说的“三不朽”来衡量,也没有任何功业可言。他的进入历史,入场券上写的是上千篇小说和五部戏剧。更重要的在于后世难以超越的质量。高尔基说过,契诃夫的小说是“内容比文字要多得多的作品”,以“篇幅不大的作品在做着一件意义巨大的事情: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

可以说,契诃夫终其一生,始终未能摆脱两种旷日持久的死亡经历:一种源于自身,属于肉体层面上的死亡。无情的病魔正在自己的孱弱之躯上疯狂肆虐,随时都在发出死亡的警告与召唤。作为一个高明的医生,凭着丰富的经验,他当会比任何人都了解死神威胁的严酷性。另一种则来自外面,属于精神层面上的死亡。在令人窒息的旧的专制环境中,伴随着茫无际涯、无比猖獗的保守势力的弥漫,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埋葬在庸俗无聊的生活泥淖里。这种精神上的沦落,较之肉体上的折磨,无疑是更为痛苦、更加令人哀悯的。他在剧作《伊凡诺夫》中,就曾批判过一个缺乏坚定思想信念、因经不起艰难生活考验而自杀的知识分子主人公。他呼号奋发地呐喊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而他最终所获得的,却是不朽、永生。

白云黄叶,飘逝过八十几度春秋。造访雅尔塔期间,当我徜徉在小说家惨淡经营的果园里,恍惚迷离中,仿佛看到他那特色独具的身影:他穿着大衣,拿着一根手杖,身形瘦削,留着胡须,依旧戴着那副夹鼻眼镜,头上罩着一顶软软的黑便帽,神情散淡而严肃。此刻,正眯着深色的眼睛,从帽檐底下往外看着什么。我下意识地放轻脚步,忍住了咳嗽,唯恐惊扰了这位文学殿堂上的尊神。(2014年)

泪 泉

那天,吃过了早饭,我们便离开下榻的雅尔塔“奥连达”宾馆,驱车前往著名古迹巴赫奇萨拉伊参观。

路上,首先造访了当年普希金居住过的海滨疗养胜地古尔祖夫。这里四面环山,气候宜人,街道整齐、曲折,房舍多作淡褐色,楼层不高,阳台很大,建筑特色十分突出。

东面崖岸高耸,下临万古喧腾的蔚蓝色的大海,阿尤达格山酷似一头巨熊将毛茸茸的胸脯俯伏在海面上,低垂着毛发浓密的头颅在贪婪地饮水。山上有古代克里米亚人的城堡和热那亚人建筑遗迹。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很喜欢在这个山顶的羊肠小道上闲步;普希金也曾在这里登临纵目,吟诗咏怀,流连忘返。

中午,我们便赶到了巴赫奇萨拉伊。作为古克里米亚汗国的首都,这里有建于1519年的著名的鞑靼王基列伊的宫殿和陵墓,有一座用大理石装饰的喷泉,上面镶嵌着一钩新月,相传是基列伊国王为寄托他对痴情苦恋的一位波兰郡主的哀思而修建的。

普希金就着这个题材,经过想象加工,写出了一部题为“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的长诗。王宫1736年毁于大火,后来,为了接待叶卡捷琳娜女皇巡幸,进行了部分整修,现已辟为历史博物馆。

事物竟是如此巧合,简直像是特意安排好的。―我们在圣彼得堡看过一台名叫《泪泉》的芭蕾舞剧,就是根据普希金这部长诗改编的。

基洛夫剧院名气很大,号称全俄第一流豪华剧院,从外观看,特色并不鲜明,但内部装饰十分精美、华丽。圆形的穹顶上绘有圣母、天使图像,下有七层包厢,四壁装饰得金碧辉煌、琳琅满目。从建院到现在,已经上演过七百多个剧目,像这类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舞剧是长盛不衰的。

入场前,观众一律把外衣、帽子和手提包存放在寄物处,女士们一般都对镜整容化妆,有的还要换鞋更衣;男士们也都衣着整肃,像是出席宴会一样。这个期间,苏联刚刚解体,正值卢布贬值,通货膨胀,商品供应奇缺,也许有些人排队半晌也没能买到什么东西。可是,他们来到剧院,却显得如此悠闲,实在令人有些费解。开幕铃声响过,观众鼓掌欢迎,指挥率乐队全体起立致谢。全场秩序井然,除配乐管弦外,听不到其他任何声响。

舞剧共分四场。第一场表现波兰郡主玛丽雅・波托茨卡娅聪明美丽,天真活泼,整天酣歌畅舞,无忧无虑。谁知好景不长,突然灾祸降临:鞑靼可汗基列伊率兵侵掠,父王罹难,郡主本人成了俘虏,可汗把她关在巴赫奇萨拉伊的豪华宫殿里。

第二场:可汗的后宫珠环翠绕,有美女无数。但是,无论哪一个,可汗都不中意,唯独对这个外来的波兰郡主情有独钟,以致把年轻美貌的王后也抛在脑后了。颇有“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之概。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玛丽雅郡主却对可汗冷若冰霜,视同陌路,整天愁眉深锁,缄默无言。

第三场:一天晚上,可汗又来到玛丽雅郡主身旁,摘掉了王冠,脱下了斗篷,显得殷勤备至,恭谨有礼,却照例遭到了冷遇,郡主全然不理不睬。可汗无奈,只好悻悻然离去。玛丽雅在无边的孤寂中静静地睡去,双颊上燃烧着处女的幽梦,还带着两行新鲜的泪痕,越发显得娇柔妩媚、楚楚怜人。王后莎莱玛对可汗钟情于玛丽雅,始终耿耿于怀,不能自释。这天深夜,她悄悄来到郡主住所察看,发现可汗的王冠和斗篷留在那里,顿时妒火高燃,遂将郡主刺死。可汗闻讯,怒气填膺,当即命令卫士将王后抛入大海,予以最严厉的征罚。

第四场:可汗陷入极度的悲愤之中,大臣们百般劝慰也不能解脱。他发狂地点燃起战火,发兵侵掠了高加索邻近诸国和俄罗斯的和平村庄。班师回朝后,为了寄托对玛丽雅郡主的无尽哀思,在王宫幽静的一角,修建了一座用大理石装饰的喷泉。泉水,盈盈珠泪般地日夜滴淌。

尾声:可汗呆立在喷泉前,眼前幻象环生,郡主与王后相继出现,他在昏暗中晕厥过去。

三《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于1821年至1823年写成,是普希金四部南方长诗中的一部,被誉为积极浪漫主义的范本。1820年4月,普希金由于写诗讽刺沙皇和鼓吹自由,遭到反动统治者的忌恨,被调离首都彼得堡,流放到南方。途中,结识了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英雄拉耶夫斯基将军一家,应邀到著名疗养胜地古尔祖夫做客。

将军的女儿们都有浓厚的艺术情趣和很高的文化教养,而且,特别喜欢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同她们,在一种家庭般的气氛中,愉快地度过了三个星期。后来,他说过,在古尔祖夫过的是一种“那不勒斯流浪汉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他还同拉耶夫斯基将军一起,骑马跑了几十公里,专程游览了著名古城巴赫奇萨拉伊。其时,鞑靼王宫已经倾圮,唯有那眼清澈的喷泉依旧顺着一个生锈的铁管缓缓地流出,好像在柔声地诉说着悲怆的往事。也许那些坍塌的殿宇要比它们完整地保存下来更能说明过去的一切。

遗址周围浓荫匝地,玫瑰花在阳光下无情地怒放,葡萄藤到处蔓延,高大的白杨树与清真寺的古塔,静静地投下了颀长的身影。它们无言而雄辩地表明,往昔的万种繁华、千般壮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普希金默默地折下两枝红玫瑰,―像他1824年在《致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这首抒情短诗中告诉我们的那样―把它放在潮湿的大理石上。那个叙述爱情与死亡的鞑靼民间传说和这座孑遗的喷泉,使他沉浸在深邃的思索与忆念之中。

又是凑巧,我们在莫斯科参观美术作品展览时,曾经看到过著名画家切尔涅佐夫作于1837年的珍贵油画《普希金在“泪泉”边》,画面上描绘的正是这个场景。“眼睛里闪耀着泪花,心儿激动得收缩起来”。―那些倾诉痛苦的爱恋和无望的追求的诗句,从诗人的笔端喷泉般地涌出。就这样,长诗《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诞生了。

一个古老的传说在那里流传,

知道它的有两位年轻女郎,

于是那座阴森的建筑物,

便被她们称作“泪泉”。

关于这首长诗中提到的知道这个“古老的传说”的“两位年轻女郎”究竟是谁,在前苏联的学术界,意见并不一致,大别之有两类:

普希金研究专家伊凡・诺维科夫认为,是指拉耶夫斯基的两个女儿叶卡捷琳娜和叶莲娜,正是她们将那个凄婉动人的传说讲给普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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