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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庆西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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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书闲话

闲书闲话试读:

闲书闲话(一)

《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

中华书局1985年版

此书包括《戊戌变法侧记》《谭鑫培的艺术道路》和《梅边琐记》三部分。纪事体例并不整饬,讲戊戌变法时而穿插梨园旧事。谭鑫培那部分故事甚多,都是前辈口传的段子,好在记述很生动。譬如说到老谭《战太平》表现链子的身段,左摔右摔再是直愣愣朝上一摔,三下绝活一亮,“台下炸窝般的叫好”,这情形宛似亲眼所见。许姬传先生从三十年代起为梅兰芳侍弄文墨,但书里记梅先生只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一段,唯独这部分是他亲身见闻。

一九四九年九月,梅兰芳由沪至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会后应长安戏院盛邀在京演出十天,这是《梅边琐记》记述的重头。梅先生对那回的演出热情很高,一再跟剧院方面强调票价一定不能太贵,他是诚意回报北京观众。可是说到要投入演出排练,有一事颇伤脑筋,就是选择哪些剧目的问题,书中有一节专门讲到此事——

梅先生演过的戏,约莫在二百出左右,大家研究了半天,这一出有点封建,那一出内容意识不大正确,又一阕犯了迷信,还有些戏,多年不动,无法演出,搞了两天,毫无结果。

许先生文字里挟带着一股政治热情,当时尚无有关部门审查一说,自己先就有了把关意识。事到临头,许姬传和王少卿各自开了一个戏单,梅先生身边一班人便急忙商量如何改戏,有人认为要动大手术,有人觉得时间紧迫只能小修小补。最后是梅先生自己在单子上圈定了《女起解》《贩马记》《宇宙锋》《霸王别姬》和《凤还巢》五出戏,因为觉得这几出还没有大毛病,局部修改比较容易。

其实麻烦也还不小。譬如《宇宙锋》一剧,原本是表现纲常舛错中的拨乱反正,却要借以建构“反封建”主题,这就颇费斟酌。梅兰芳自己还琢磨着要配合新政府禁娼政策,在《女起解》中如何突出“娼妓在旧社会里面所受的压迫痛苦蹂躏”的旨意,于是要修改崇公道的唱词和道白。许姬传他们忙乎了一夜,写了新词,赶着拿给配演崇公道的萧长华去排练。许先生文章里有一个细节,萧长华在台上还有“现抓哏”的一手:崇公道替苏三把枷锁卸下,对苏三说:“这解放了,你觉得轻松多了吧!”

这当儿苏三若用快二六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台下还不“炸窝般的叫好”?“这解放了”,艺术家们的担子可不轻松,如何将旧戏融入新话语境已是刻不容缓。《齐如山回忆录》

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

近世以来,梨园文人名声最大的就是齐如山,对京剧贡献最大的也是他。可齐先生最初并不喜欢京剧。他早年进同文馆学习德文和法文,年轻时游历欧洲,钟情于洋人的话剧与歌剧。那时他以为京剧技术上简陋,内容又多猥亵、龌龊。有一次偶然的机会,看了梅兰芳的戏,发现了一个难得的天才,“由此就又看了几次其他角色,乃引起我一种特别的心思来”。从最初的排斥,到以后全身心地投入京剧研究,乃至替梅兰芳编排新剧,几乎一辈子的精力都掷于其中……何以有这样的转折,这部回忆录里没有讲得很清楚。

齐如山做研究之前,还没有人对京剧做过学理性探究,而明清以前的戏曲著作关注的只是曲目曲调,几乎不涉及表演艺术。所以,他的研究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只能从“田野调查”开始做起。办法就是两条:一是不断听戏,观摩比较各类角儿的一招一式;二是找戏界中人聊天,从人家嘴里掏弄舞台表演的原始资料。他不光找名角,也找一般演员,还找乐师和化妆师,甚至逮着后台杂役、戏班里管箱包的也问长问短。几十年间,他接触的戏界中人竟有四千余人,这数字现在听着让人发晕。

一九一二年,有一次看梅兰芳演《汾河湾》,他觉得窑门一段大有问题。薛仁贵在窑外唱了半天,柳迎春一直在窑内发怔,这从剧情上说不合理,从表演上说更不合乎“戏的原则”(他后来总结京剧原理,提出“无声不歌,无动不舞”,以为圭臬)。当时他给梅兰芳写了一封长达三千字的信,阐述自己的意见,还捋着唱词逐句点拨,譬如“柳家庄上招了亲”一句如何做表情,“破瓦寒窑暂存身”一句如何做身段;生角在唱,旦角不能闲着……用现在的话说,角色之间须时时见诸互动。写这封信原本没指望有所回应(梅兰芳那时尚十七八岁,俨然已是名角),不料下次再看此戏,人家照他的意思全改过来了。这下齐先生兴趣大增,以后两年间每看梅兰芳一出戏,就给他写一封信,写了一百多封这样的信。

从一九一四年开始,他给梅兰芳打本子。当时梅兰芳已经意识到“不排新戏,不能与人竞争”。最先编的是一出神话剧《嫦娥奔月》,一上演就很叫座。后来接连编了《黛玉葬花》《天女散花》《洛神》《霸王别姬》《凤还巢》等二十几出,还有《宇宙锋》《游龙戏凤》等改编剧目。齐如山编的这些戏多以角色表情和歌舞见长,所以连扮相(包括化妆和服装)、身段都是他亲自设计。齐如山自己总是说,他是要帮梅兰芳,因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天才。当时有人说他是拿梅兰芳当作试验品,其实这话也没错,只是这种试验极为成功。后来梅兰芳领戏班访问日本、美国、苏联,皆由齐氏一手打理。当年此公亦是琢磨着“文化走出去”,远比现在的官员们做得漂亮。

七七事变后,齐如山留在北平,梅兰芳去了上海,二人的合作由此而终结。一九四八年冬天北平围城,许多人都想往南方走,正好航空公司有疏散职员眷属的航班,齐氏顶着别人名字上了飞机。在上海,他跟梅兰芳有过几次长谈,十几年不见,谈的还是京剧。在上海待了一个星期,他上船去了台湾。这一走就是永诀,他倒并未竭力撺掇梅兰芳离开大陆。《勒·柯布西耶书信集》

[法]让·让热编,牛燕芳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

此书中译本有五百七十多页,虽按普通规格出版,但编辑体例和版面设计做得十分用心,还有详尽的注释,书中插入的图片(柯布的建筑草图、书信手迹和素描等)也很有意思。

柯布的信函,在柯布西耶基金会编目归档的有四千多封,这部书信集只选用了其中的三百二十九封。法文版的序言中说明了遴选的两个原则:一是选录的书信篇幅不宜过长,二是要保证“对其中涉及的第三者的尊重”。

用中国人的说法,柯布显然是所谓“性情中人”,这在他的书信中可以明显看出。一九一〇年,这位未来的建筑大师还是刚入行的实习生,每天从事着枯燥的画图作业。在给德国艺术家威廉·怀特的一封信中,他大肆抱怨——“在贝伦斯事务所实践了两个月之后,我感觉自己就是个名副其实的蠢货。我承认,并且已经开始接受这种状态了:一个熟练工,一个无脑的绘图员;在办公室里就像一个十足的傻子,被安排去完成无关紧要的工作……”接下来便开始大骂贝伦斯。在那个年代,彼得·贝伦斯是闻名于世的大师,在柯布之前,日后大名鼎鼎的密斯也在那个事务所实习。可是专制而难以接近的贝伦斯让柯布感到心碎,他需要怀特这位忘年交抚慰自己绝望的心灵,他流露出很想马上就跳槽的想法,还说自己“打算继续我那非常规的野路子的学习”。柯布在贝伦斯事务所的一幕,是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都会遭遇的职场经历。不过,他好歹在那儿坚持了五个月,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并非毫无收获。

有人说,建筑师的才华一半在于处理公共关系。可是在柯布的事业中,他只用了另一半才华就达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事实上,他是用为数不多的中小型建筑将自己推向大师的宝座,譬如弗吕日小区和萨伏伊别墅。可是,他孜孜以求的那些大型项目多半是从未实现的纸上方案。一九二七年的国联总部大厦竞标方案一度被认为最有可能被选中,最后还是铩羽而归。柯布给母亲的信中大骂捣鬼的学院派同盟。在很长的时间里,柯布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那种“叫好不叫座”的主儿。即便成名之后,他在法国也很难拿到政府委托项目。一九三五年七月,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巴黎还是沉默不语,将我拒之千里。”他将目光投向印度、南美和苏联,带着愤怒和希望走南闯北。他走到哪儿都会给母亲写信,向老妈倾诉事业的进展与坎坷,他始终需要母亲的抚慰。

直至一九五二年,柯布在给他的朋友艾莫瑞的信中还抱怨命运的不公。这回将矛头指向法国战后重建及城市规划部部长克劳迪斯,信中写道:“令我感到诧异的是,克劳迪斯,四年前担任部长一职,距我不到五十米的邻居,浸透着我的思想,自称是我思想的捍卫者,并以我的思想为名义展开实践的……行动,等等,我惊诧于他担任部长期间,竟一次未与我交谈。以讨论行为的准则问题的实质为内容的交谈。是的,问题!人的问题,城市规划的问题,居住单元及工业化生产的问题,以及其他众多问题……我们的交流为零。”其实,克劳迪斯也算是柯布的朋友,当了部长就躲着柯布了。柯布当然有理由抱怨——“另一件足以令我感到难过的事。我六十五岁了,我只获得过一项国家的委托:一栋出租公寓,集合住宅。那是一九四五年,从多迪先生手中接过的委托。”他说的多迪是克劳迪斯的前任,战后第一任重建及城市规划部部长。

不过,半年之后这股怨气已烟消云散。当柯布的杰作马赛公寓落成时,他兴高采烈地向母亲报告:“非常美好。1)——对象,房子(按,即马赛公寓)本身是一件建筑的杰作(无论什么时候)。它白天是动人的,夜晚是奇妙的。2)——完美的仪式,庄严,热烈,在激动、感人、骄傲、庄严的气氛中举行。部长先生作了慷慨的演讲……当庆功酒打开的时候,女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和我拥抱……”马赛公寓就是他在多迪任部长时拿到的唯一的委托项目。信中提到的“部长先生”正是克劳迪斯,部长借此机会代表政府授予柯布法兰西三等荣誉勋位——他信中没提这一茬,却欣喜地告诉母亲:“一位怀孕八个半月的年轻女子请我做她孩子的教父,那是一位空军指挥官的太太……”《吏学指南》

[元]徐元瑞撰,杨讷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这是中国古代罕有的一种蒙学读物,原称“习吏幼学指南”,是“习吏”之人的初级读本。编撰者开列所谓“吏用之字及古法之名”,皆属历代官场名物事类,分九十一门,凡二千一百余条。如职官、郡邑、仪制、户计,乃至刑名律法、公文用语、衙署行话等。其编写方式有如简单的类书,基本上只用一两句话加以诠解,或有释读,却并无示例。试举册籍类之案牍、卷宗二条:

案牍 考察文验曰案,书字之版曰牍。

卷宗 事始所出,谓之卷宗。宋曰案祖。

又如署事类之判署、押字二条:

判署 判谓掌判之官,署为同署官吏。

押字 古者书名,破真从草,便于书记,难以模仿。唐韦陟始以押字为记。

检视全书,体例比较杂乱,各类目之间缺少明晰的界定,编次亦不尽合理。譬如五刑、肉刑、杂刑、加刑这几类刑罚,名目粘连不清,杂沓重合之例比比皆是。另外,最后《诸箴》《诸说》以下条目及《为政九要》各章,系辑述前人故事作为学习资料,其中有名人笔墨,亦有不知出处的摘记。从内容上看,此书应该属于扫盲性质的“干部必读手册”,而不像是一种“幼学读物”。当然,如果说官场人才须从娃娃抓起,蒙童操习吏学自是必然,此书虽显窳陋,作为提前培训干部队伍三梯队四梯队的应急教材亦凑合可用。

其实古人并无“吏学”一说。自汉代以后,作为官员统称之“吏”字,已更多用来指向普通公务员(主要指低级官员和办事人员),往往联系着衙署事务之技术层面。本书所谓“吏学”,顾名思义,是从簿书案牍中发展而来的一门学问,按说应该是一套行政管理的章法与规程,可是书中罗列的只是零零落落的知识皮屑,不见学问之躯干。

在科举时代,为官者从闱战中杀出,自然谙熟四书五经——儒家先哲讲修齐治平,讲维稳大同,颇有一套莅政牧民的指导方针,实无须另辟一途。至于入幕的刀笔师爷和一般胥吏,亦多由落第士子和粗通文墨者充任,那班人并不缺乏通常的官场知识。只是元代的情况不同于各朝各代,在蒙古铁骑践踏之下士大夫文化几乎荡然无存。元朝前期废除科举,汉人官员多由吏员擢进,而一般胥吏杂役则纳自民间闾巷。大老粗入衙署之前,诵记这些官场名物事类自是速成的课业。这部《吏学指南》撰于大德五年(1301),其时朝廷尚未恢复科举,满天下找不出几个读书人,能操官场术语就算是预备干部了。《五灯会元》

[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

黄子平应吴亮邀请来上海思南公馆讲学,讲沈从文与左翼文学的一段往事。那日由于时间关系,会后没有安排听众提问,子平说这样也好,因为有些话题他不想涉及。隔日到杭州,在西湖郭庄小憩,闲聊中有人问起,如果当时听众提及某个煞风景话题,当作何回答?子平说这也好办,他问他的,我讲我的。他说,早年读《五灯会元》,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如何答非所问。话音甫落,满座大笑。

翻翻《五灯会元》,这样的段子比比皆是——

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砖头瓦片。”

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十个指头八个丫。”

僧问:“学人不问西来意,乞师方便指迷情。”师曰:“霹雳过顶犹瞌睡。”

郭庄吃茶,借禅打趣。从学人雅事糗事说到学术八卦,从昂山素季说到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吴亮大呼“庆祝无意义”。这处园林在杨公堤上,马路对面是一所部队疗养院,三十年前南北文学同人的“杭州会议”就在那所疗养院里举行,子平、吴亮等人都是那次会议的参与者。有人记得,当年的会议上,阿城讲青原惟信禅师“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只是山”的三般见解,子平讲俱胝和尚悟道的故事,皆出《五灯会元》。

俱胝和尚初住庵时不得道法,学者参问,无言以对。杭州天龙和尚教其一指头禅,却让侍奉童子学去,“每见人问事,亦竖指只对”。一日,俱胝问童子:“如何是佛?”童子竖起指头,和尚挥刀斩去,童子惨痛不忍,扭头便跑。和尚大声喝住,又问:“如何是佛?”童子举手不见指头,于是“豁然大悟”。

三十年前人心思变,文学之社会功用,作家之社会责任,写什么和怎样写,都是问题,前后左右皆入话语迷径。人人执念于一指头,子平禅师挥刀斩去,有道是“寂寞忘机者沉慧”。

说到如何求道,大珠慧海禅师有谓:饥来吃饭,困来即眠。行住坐卧,无非是道。《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

[英]苏文瑜著,康凌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在许多学者心目中,周作人不仅是文学史人物,也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当然,五四文学的启蒙意义着实重要,这使得那一代文学家几乎都戴上了思想者的面具。但这不等于他们真的都具有建构新思想的能力。其实,周作人就是一个被附加了许多“意义”的人物。英国学者苏文瑜(Susan Daruvala)特意为这位注重生活情调的美文作家写了一本书,将其作为中华文明发生现代性蜕变的一个标本(尽管称之“另类”),俨然向世人推出一位大思想家。

也许,作者看重的是周作人那种不今不古、不中不西、不左不右的文化站位。这一百年来的历史表明,革命话语和反革命话语都大有闪失,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同样不合中国国情。那么,应该从哪里去找寻个人性、民族性和现代性的联结呢?或者说,在世纪末轮番上阵的各种理论面前,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被斫伤呢?这样找下来就发现了一种另类存在,那就是所谓从传统文化脉络中导出的“逆传统”,作者在书中试图归纳为“过去的在场”。

本书的论述方式照例带有欧美学院派著作的含混与晦涩,还夹杂着大量言不及义的引述。然而,书中提出的问题却相当重要,那就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究竟是否具有自我改良的内在机制,而在现代性语境中陷入焦灼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是怎样设置文化复兴的大目标?作者以周作人作为一个具体的范本,试图阐述现代性话语建构的一个历史插曲。显然,晚明心性之学被视为周作人式基于个人情感的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来源,于是从《吃茶》《雨天》之类小品文的写法推导出“建构新的民族认同”的宏大旨意,爬梳剔抉,微言大义,这里边似乎有着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相似的逻辑递进关系。知识,情感,信仰,乃至地域文化色彩,一切都被放大了,终于“超越了文化与历史的边界”。所以,作者的结论是:周作人通过使用传统美学范畴的自我表达显示了具有现代性的主体认同,这也是针对被“民族国家”所宰制的现代性的回应。

这里还触及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宋明理学的内在分裂究竟意味着儒学复兴,还是这种统摄性的思想体系已开始走向解体?不过,作者并未耽于此中论证,而是相信一种古老文明必然有其自我更新的机制(援引Ashis Nandy的理论),干脆将晚明“性灵”之说作为人性觉醒之起点,从而铺展具有启蒙意义的历史叙事。本书还将周作人的现代性话语建构联系到京派作家(如汪曾祺)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寻根派”作家,试图描绘出一幅抗衡所谓中国文化劣等性预设的美学自救图景。所有这些富于目的论设计意图的阐释,在当下中国知识界都可能会引起极大兴趣和争议。事实上,本书已经成为诸多争议性话语来源之一(其英文原著出版于二〇〇〇年),从国内某些学者探讨中国现代性思想来源的若干著述中亦可看到本书的影响。

作者思路好像过于开阔,涉及的话题比较散漫,以致学理上难免失于粗疏。譬如,将“寻根派”望文生义地扯到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显然是不了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语境。在第四章的论述中,从蔼理斯一下子跳到了李贽和“公安派”,“性”与“心性”似亦夹缠不清。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七日原刊《书城》2015年8月号

闲书闲话(二)

《欧洲与中国》

[英]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何兆武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

英国人赫德逊写的这本书,叙述十九世纪以前欧洲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对专治中西交通的学者或许是一本参考书,但一般读者亦可作为知识性读物置于床榻几案,其可读性不差于叙事散文。书中追溯西方人最初在向东方跋涉的那段历史时,特别强调希腊城邦文化中滋生的重商主义的开拓精神,是“神圣的贸易权利”使西方人在走近中国的过程中成了主动的一方。那些古老史实所包孕的种种话题,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二十世纪末的WTO谈判。

其实,自古以来,贸易也是中国人跟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主要纽带,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便是众所周知的例子,宋代的商舶自泉州、广州的港埠放洋远航,往来于东南亚和波斯湾之间。商人和老百姓并不愿意闭关锁国,而明清以前的中国政府亦鲜有海禁之蠢事,许多时候是地理空间阻隔了跟外界的交往。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同样也使西方很少了解中国。赫德逊的书里首先回溯到纪元以前,那时西方人对中国一鳞半爪的听闻,全赖商旅辗转传述。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据此推测从亚速海到东方的路线,一直排列到伊塞顿人居住的地区(今新疆准噶尔一带),再往前就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了。伊塞顿人就是中国古书上所称的乌孙或月氏,当时这些游牧民族居住的地区并不属于周天子的地盘。希罗多德的空间想象已经进入了半个亚洲,还是没能神游到中国。

希罗多德之后的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大帝远征波斯,使希腊人的居留地散布到西亚,将两河流域、伊朗和印度捏成一个与地中海各地互相交往的世界,却未敢越过帕米尔分水岭。亚历山大驻兵帕米尔二百多年以后,汉朝大将李广利横扫西域,这时希腊人早已远远撤过兴都库什山脉。真是两山不相遇。赫德逊于此大发感慨:如果没有这个时间差,让李广利碰上希腊军队,那就是中国跟西方的第一次正面碰撞。贸易之外,战争也是不同民族之间发生关系的一种方式,那便是以残酷的手段向弱者揳入异质文明。

西方对中国最初的认识,显然得自古代的丝绸贸易,自张骞通西域之后,到公元六世纪以前,这种生意一直做得很火。但是,由于路途遥远,从中国运抵罗马的丝绸要经过重重中介,中亚和西亚的许多商人从事着这种转手贸易。隔山买牛难以实现真正的沟通,所以“丝绸之路”并没有形成中国和西方的直接对话。有记载表明,早在公元一世纪末到二世纪初叶,也就是中国的东汉和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双方都曾试图建立直接的交往。赫德逊书中引述《后汉书·西域传》所述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一事,有谓:

和帝永元九年(按,公元九十七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甘英遇海而返,是因为安息人存心阻挠两边的直接交往,向他隐瞒了通往大秦的陆路通道。而与此同时,罗马方面亦试图向东拓进。西方学者大多认为一位名叫马埃斯的丝绸商人至少越过了帕米尔高原,只是说不准他是否深入中国腹地。赫德逊书里特别指出,罗马人希望跟中国建立联系的心愿显然更加迫切,因为他们想把那种间接贸易变成直接贸易,甚至六世纪时,干脆想通过土耳其向东开辟一条更便捷的丝绸之路。可是罗马人万万没有料到,当他们把土耳其人笼络得差不多的时候,产自君士坦丁堡的丝绸竟源源不断地出现在自己家门口!原来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东方的蚕种已经被人经印度偷运过来了,这使得罗马人的一切努力都成了多余。

历史就这么会捉弄人,刚要出现的一次机会又悄悄溜走。如此一再蹉跎,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与西方居然没能从直接的贸易往来中发展正常关系,而中国老百姓第一次认识西方,竟缘于一种罪恶的贸易——鸦片贸易,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场战争。

赫德逊并不讳言,西方对中国的主动接触有时是以坚船利炮开路,充满霸权主义的血腥。所以,书中的若干论点多少带有一点道义上的忏悔意味,或许这是作者一再提示中国古代文明对西方世界如何产生影响的叙述动机。如果说,中国文化参与了欧洲文明的形成还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那么对儒家伦理思想的辩护则透露了作者对资本主义的价值反思。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写作此书的一九三〇年代初,似乎就已预见“全球化”的前景,面对不平等的发展态势,回视一种失落的文明,不由发出深深的喟叹。《自达尔文以来》

[美]斯蒂芬·杰·古尔德著,田洺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一九五九年,时逢达尔文《物种起源》问世一百周年,欧美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沸沸扬扬的纪念活动。未料美国遗传学家H.穆勒却在大庭广众之下声称:“这一百年没有达尔文也一样!”穆勒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影响甚巨,此言既出,自是舆论大哗。其实,穆勒的惊人之语只是一番慨叹,因为在他看来,这一百年来达尔文的进化论总是被人误解或曲解,而真正的理解似乎成了一桩难事。

问题在于,生物进化究竟是物质性的自然选择,还是如同上帝造物似的体现了某种精神预设目的?自从进化论诞生以来,人们在对这一理论的哲学阐发中注入了太多的神学观点乃至政治偏见,所以事情变得复杂了。好在七十年代末,一位后起的古生物学家S.古尔德怀着向公众澄清真理的心愿,写了《自达尔文以来》一书,从达尔文的基本理论说起,一直讨论到社会习见和某些政治观念对进化思想的影响,批驳了种种作为政治偏见的生物学决定论,总算替穆勒吐了一口恶气。

古尔德本人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科学家,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类科普作家,可是他这本书写得相当通俗而有趣。其笔下所至,无论是专业学者颇感困惑的寒武纪生命“爆发”问题,还是生物物体的大小与形状,一切叙述都是那么生动、简明。这里,他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散文笔调细说生物进化的历史掌故,把科学论述中常见的艰涩与枯燥撇到一边去了。不过,对这本书来说,可读性也许不是最主要的,书中关于进化论对人类生活和思想影响的讨论无疑是最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作者深深厌恶那些从扭曲达尔文学说的迷雾中衍生的“达尔文主义”和“社会生物学”,他清楚地意识到:从十八世纪胚胎学引申的谬见到十九世纪的颅骨测量学,再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关于智商遗传率的似是而非之论,所有这些种族主义的生物决定论构成了西方历史上一个长期悲凉的故事。作者在维护科学的纯洁性与真理性的同时,几乎是怀着人文学者的社会良心与正义感。

书的扉页上有这样一句题词:“献给我的父亲,我五岁时他带我去看霸王龙。”作者在成为科学家之后,并没有忘记他第一次观察恐龙标本的情形,后来总有一天他会想到,上帝没创造过那玩意儿。《托克维尔回忆录》

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是法国七月王朝垮台的一天。托克维尔一早从卧室出来就撞上哭哭啼啼的厨娘,这女人刚从街上回来,语无伦次地向主人诉说卡皮辛内大街上军队枪杀平民的情形。托克维尔出门时,街上已空无一人,商店都没有开门。此时此刻,死一般的寂静让人感到心惊肉跳,因为巴黎两天前已开始陷入骚乱。托克维尔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当日的事况。这天上午他去了几位众议员府上,跟博蒙、雷米萨、科尔塞勒、朗瑞内、迪福尔那些左翼反对派磋商局势。前一天,路易·菲利浦国王解散了基佐内阁。

托克维尔接着写道:“我回到议会,议会根本没有开会。议员们像一群失魂落魄的人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交谈着谣言,没有可靠的消息。这哪像议会,倒像群众赶集,因为没有人领导它了。”二月二十四日以后那几天,巴黎充满极度的恐怖,到处是路障和武装人员,托克维尔认为只有罗马遭遇汪达尔人和哥特人入侵时的情形可与之相比。

这部回忆录具有即时即景的现场感,一切描述都栩栩如生。议会大厅里,光身穿着一件旧礼服的布朗基兀然出现在讲台上,像是刚刚从下水道阴沟里钻出来,浑身带着霉味;造反分子涌入时,拉马丁从口袋里掏出小梳子梳理着汗渍渍的头发;阿弗尔广场上,流浪汉们朝国民自卫军的士兵高喊“改革万岁”,士兵们不情愿地回应道“改革万岁”;腰挎军刀的贝多将军被比诺元帅派去镇压起义者,却在街头发表安抚民众的演讲……

在这书里,托克维尔并非回叙自己的一生,所有的记述只是集中于有限的几个时间节点,主要是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和六月事变,以及第二年他在第二共和国内阁出任外长的若干片段。他要向自己说明,革命到来时自己做了些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而,作者并不认为这是一场事先计划好的革命,那种鼓吹事先“密谋”的说法只是想编织一套镇压的口实。他写道:“革命是由人们精神的一种通病自发地产生的,这种通病突然在谁也不能预料的意外状况下把事态引向危机。至于所谓的那些革命策划者或指导者,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策划,什么也没有指导。他们唯一的功劳,就像是冒险家发现了一大片不为人知的陆地。也就是说,风把你推到哪儿,你才能走到哪儿。”

那么,革命之风是怎么刮起来的?托克维尔在书里摘引了前一年为议会执笔的一份文件,其中写道:“……法国大革命废止了所有的特权,破坏了排他性的专属权,而只将财产所有权保留下来。……但在今天,财产所有权只是被打倒的贵族的最后残余,当它已经孤立无援地存在于平等化的社会之中,藏在也受到敌视和憎恨的其他许多权利背后的时候,它的危机就很大了。而在今天,每天受到民主舆论的直接的、不断的攻击的,也只是财产所有权了……”有鉴于此,托克维尔断言“我们正睡在活火山上”。

正因为担忧财产所有权和个人自由,托克维尔奋不顾身地登上政治舞台。其实,无论在七月王朝还是路易·波拿巴时期,托克维尔和他周围的那些人都只能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夹缝中周旋。看上去,他们个个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其实他们谁也不知道蹲在街垒后边的是敌人还是同盟者。那是一个十分诡谲的时刻,社会主义者、山岳派、共和派和自由主义者,谁也无法掌控大局,在几起几落的潮流中他们已统统颜面扫地。《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开篇就说:“除了很少几章之外,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个较为重要的章节,都冠有一个标题:革命的失败!”但马克思认为,在这一连串失败中灭亡的并非革命本身,而是一些传统社会关系的残余物,即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那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在马克思看来,自是革命得不彻底。可是托克维尔认为,“在对独立不羁精神的热爱之后,继之而来的将是对自由制度的恐惧,可能还有对这种制度的厌恶。自由被滥用之后,就必然要回归到原来的样子”。托克维尔的回忆中一再提示这种钟摆似的“反向运动”。

显然,六月事件是一个关键。托克维尔认为,是六月起义导致了后来路易·波拿巴的政变,使法兰西由共和直接走向专制。但马克思认为,根子在于对六月起义的镇压。《思旧录》

收入《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吴光等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明代读书人与清儒迥异,不独学理学风几无近者,做人的趣味也相去甚远。明之儒者如吴康斋、陈白沙、王阳明辈讲究身体力行,人生或有鸢飞鱼跃之精彩瞬间。往后王畿、王艮、颜钧、李贽等渐流于跅弛,学术与性情更无以分别。在谨守规范的清代学问家们看来,那种类似“行为艺术”的做法也实在令人瞠目。至天启、崇祯间,君子小人门户分明,士林同气相求,交游结纳之风益盛。梨洲晚年手订《交游尺牍》,自言:“束发交游,于当世之名公巨卿,鲜有不抠衣进谒者。”可见其人脉之深,声气之广。又作《思旧录》,追述早年交游,是谓“其一段交情,不可磨灭者,追忆而志之”。书中列刘宗周、文震孟、范景文、张溥、钱谦益、瞿式耜、张煌言、顾炎武等一百一十七人,各具述传状。其中师尊长者十之二三,余多侪辈俦匹亦皆前朝名宿。

从《思旧录》开出的这份名单看,黄宗羲的社交圈子大抵不出东林、复社一脉。如刘宗周、文震孟、范景文、倪元璐、钱谦益、方震孺、朱大典、徐石麟那些人,都是上了“东林党人榜”的;而张溥、张采、陈子龙、吴应箕、杨廷枢、陈贞慧辈,乃复社中坚。另如大名鼎鼎的陈继儒,则是东林一派的同情者。其实,梨洲的父亲黄尊素就是东林核心成员。天启间,尊素与杨涟、左光斗等疏劾魏阉,因遭忌恨,均下狱坐毙。有此家庭背景,梨洲自幼即具爱憎是非之慨。作《思旧录》之时眼见大势已去,追怀国难尽节或从亡海外之士,心境亦自悲凉。想当日投缳、坠井、饮鸩、自焚,各个慷慨赴死,如此决绝惨烈,委实感天动地。有记余煌一则,谓绍兴城破之日投水自尽,身体在漩涡中沉下去又浮上来,“出没久之,犹举首曰‘忠臣难做’,复力沉而死”。梨洲绘述其状,如在眼前。

清兵南下之际,梨洲亲身参与抵抗,跟从鲁王辗转海上,流徙中感触亦深。其述吴钟峦于舟中率生员行冠礼一节,读来颇有风啸啸之肃穆意味。又谓:“觞余于鲸背之上,落日狂涛,凄然相对,但觉从古兴亡,交集此时,何处容腐儒道得一句……”人物与景状,历史之悲情,尽在其中。此等文字不在韩柳之下。梨洲怀人思旧,自有存其性情品格之意,如写陈龙正之迂阔,卓人月之豪爽,寥寥数语,声色俱在。写梅朗中一则,略叙早年相遇南都之事,秦淮名士之倜傥风流可见一斑,如云:

夜半鸟声聒耳,朗三推余起听曰:“此非喧鸟覆春洲乎?如此诗境,岂忍睡去!”薄暮,出步燕子矶,看渔舟集岸,斜阳挂网,别一境界。有言某家多古画,余与朗三往观,二更而返。月明如昼,复上酒楼沽饮。

明亡以后,每忆前尘往事,梨洲犹自恻恻。记倪元璐亦追忆其园林竹海,仅“磨有声”三字就是一幅画面,而“先生殉节以后,余再过之,其地已为瓦砾矣”。

早年朋辈相遇,观摩图书乃一大乐事,梨洲叙述令人神往。如写祁彪佳一则:“入公书室,朱红小榻数十张,顿放书籍,每本皆有牙签,风过铿然。”又记梅朗中:“戊寅,余登其家三层楼,禹金读书之所也。古木苍然,下临古冢……”记孙爽:“桑间败屋,图书精致,吟咏自如。”记张溥:“天如好读书,天姿明敏。闻某家有藏书,夜与余提灯而往观之。”

入清后,既为遗民,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如说到余增远:“改革以后,居城南破屋,床头屋漏,则以鳖甲承之,担粪灌园,似老农家……”又写汪沨:“改革后,不入城市,寄迹于僧寮野店。”其惨状更甚,“己亥,笑鲁迎余及魏美至其庵中,夜月甚明,笑鲁以卧榻让我两人,止有一被,五更不胜其寒,魏美与余贴背相磨,少取煖气。”

明人确有性格,而《思旧录》中的人物也多具信念,可是明朝还是亡了。何以如此,不是三言两语所能交代。梨洲援笔为文之际,脑子里大概也还未能转过弯子(情感上很难接受明亡的事实),更未能就士者之人格形态检讨儒家礼法之弊。有道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士大夫对于自身文化品格的过度崇尚,大抵是明亡的原因之一。然而,也许正是怀着情感而不是理路上的反省,兵燹之后的幸存者才有这般让人心酸的文字。《文学讲稿》

[美]纳博科夫著,申慧辉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

纳博科夫在康奈尔大学执教那几年,开过一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欧洲小说大师”的课程,那是一九五〇年前后。后来他曾打算将那些讲稿整理成一本书,可始终没顾得上这事。纳氏去世后,由弗莱德森·鲍尔斯(Fredson Bowers)编辑的两卷本《文学讲稿》(Lectures on Literature),分别于一九八〇、一九八一年问世。中译本《文学讲稿》即其中第一卷,第二卷专讲俄罗斯作家,中译本称《俄罗斯文学讲稿》。鲍尔斯还整理了纳氏后来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的《堂吉诃德讲稿》,于一九八三年出版。

这里只说《文学讲稿》。书中依次分析了七位欧洲作家的代表作:一、简·奥斯丁《曼斯菲尔德庄园》,二、狄更斯《荒凉山庄》,三、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四、史蒂文森《化身博士》,五、普鲁斯特《斯旺宅边小径》,六、卡夫卡《变形记》,七、乔伊斯《尤利西斯》。这个目录绝非无可挑剔,史蒂文森的名字搁在里边未免有些碍眼。纳博科夫最初斟酌选目时,曾写信征求大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的意见,后者坚决认为应该把史蒂文森拿掉——“史蒂文森是二流作家,我不懂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他。”

显然,纳博科夫与威尔逊在审美观念上有着不小的分歧,厄普代克为本书撰写的前言中特别说到这一节。譬如,奥斯丁最初竟不在目录中,纳氏坦率地说:“我不喜欢简,事实上我对所有的女作家都抱有偏见。她们属于另一类作家。怎么也看不出《傲慢与偏见》有什么意义……”但威尔逊认为狄更斯和奥斯丁二人是最伟大的英国小说家,而且“无与伦比”。在另一封信中,威尔逊建议他读读《曼斯菲尔德庄园》,并强调说奥斯丁是六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其他五位是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济慈和狄更斯)。看来,最终确定的目录是纳博科夫与威尔逊意见的勉强折中。

然而,奇怪的是后来纳博科夫对奥斯丁的看法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转折,他不但在课堂上开讲《曼斯菲尔德庄园》,甚至还让学生们去阅读书中人物提到的那些作品(那可是一长串的书目)。即便在“新批评”理论家倡导文本细读的一九五〇年代,这种延伸性阅读也显得过于细苛。这事儿若是出现在博尔赫斯笔下,准是一个头脑冬烘的搞怪教授,让学生去阅读作品中人物提到的作品中的人物提到的作品中的人物提到的……以致弄出一个“书中书”“镜中镜”的无限衍生的文本。

纳博科夫坚持要讲史蒂文森,可能是出于自己的喜欢,这不难理解。对于那些擅长推理性想象的作家,他有一种偏爱,比如爱伦·坡、儒勒·凡尔纳、柯南·道尔和威尔斯。可是,难道他真的是重新认识了奥斯丁,发现了她的伟大?这可不好说。

埃德蒙·威尔逊的意见恐怕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很难说当初纳博科夫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认领了奥斯丁。一九六七年他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谈到与威尔逊的关系,他只提到二十年前他们一起为《新共和》杂志翻译普希金诗歌的事,说着又补充了一句,“去年他竟敢质疑我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理解,真是愚蠢至极。”对于艺术理解的分歧,竟让纳博科夫斥之“愚蠢至极”,这表明他们早年的友谊已不复存在。当年威尔逊质疑他对史蒂文森的欣赏,也许还让他耿耿于怀。

纳博科夫初来美国时自然要为生计着想,他先是在卫斯理学院找到一份讲师教席,同时在哈佛动物博物馆兼任昆虫学研究员(这种“研究员”并非高级职称),因为他没有高级学历,在美国的大学里很难获得稳固的学术地位。他能够来康奈尔大学执教,是该校拉丁语系主任莫里斯·毕晓普特别欣赏其才华的缘故。至于开设欧洲小说这门课程,是因为他的俄文班学生人数太少,所以被指定另开一门英文课程。当然,这种为稻粱谋的教书生涯并非意味着他讲课不花心思,事实上从这部讲稿来看,他投入的精力相当不小。

只是,这部《文学讲稿》并不像许多学者和文青所推崇的那么有价值。

纳博科夫的讲法是将作品像拆卸机器似的全都拆开,时间,空间,人物关系,再是一桩桩事件,一个个主题变换……照他自己的说法,“一个读者若能了解一本书的设计构造,若能把它拆开,他就能更深刻地体味到该书的美”。比如,他举述奥斯丁用四种方法刻画人物:一是直接描写(穿插着作者的冷言妙语),二是用人物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三是通过间接引语(人物对话被间接提及或部分引用)刻画人物,四是提及某个人物时就模仿那人的原话(他承认这一手法用得很少)。这些只能说是小说创作的一些基本手法,尤其前边两条任何小说都少不了,第三条也常见,如果说第四条才是独门暗器,可是用得很少也很难说是一种特色。按照这一二三四的解剖要领,纳博科夫将整部小说从头至尾拆了个七零八落,却并没有给读者某种特别的启示。因为讲述得杂沓而琐碎,很少表现出某种审美趣味,其他各章的讲法虽不尽相同,但基本上也是大学教师分析作品的常规套路。当然,这不能怪他,通常的课堂教学就是这样,他首先要考虑如何用书中的事例拴住学生的思绪,好把时间打发过去。

又如,在卡夫卡一章里,纳氏先是饶有兴味地分析格里高尔变成的甲虫究竟属于哪种昆虫——不是某些注释者所说的蟑螂,也不是书中女仆形容的蜣螂(屎壳郎),而是一种属于鞘翅目的圆顶状甲壳虫。这里,纳博科夫充分显示了自己作为昆虫学家的专业优势。他认为,无论格里高尔还是卡夫卡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后,他把《变形记》分解成三个部分二十七个场景,整个儿复述了一遍。家庭的主题、门的主题、时间的主题……还有数字“三”的主题:房间里的三扇门,家里的三个人,前后出现过三个用人,来了三个留胡子的房客……终于发现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象征意义:三位一体,三连音,三和弦,三联画……,最后又扯到小说的三幕剧形式,好像从机器上拆下三个曲轴,就能证明上帝造物的旨意。

当然,纳博科夫的机智是不用说的,他概括奥斯丁风格要素的几段话,足以让认真做笔记的学生忙乎个不停。譬如,借用象棋术语“马头棋步”归纳范妮的情感偏转,还有他称之“带笑靥的句子”的暗讽手法,还有所谓“警句式语调”……不过,他转过来又说,这种风格并不是奥斯丁的发明,甚至也不能说是英国人的发明,他认为这种风格缘自法国文学,是那个时代的时髦文风,奥斯丁只是把这一手玩得炉火纯青而已。说到底,他并没有说出奥斯丁的风格是什么,奥斯丁的重要性在哪里。

在这部篇幅不小的讲稿中(中译本有三十三万字),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纳博科夫自己的灼见。如乔伊斯一章里,他说到莫莉·布卢姆的平凡、粗俗,特别指出“她能够对生活中肤浅的可爱事物表现出丰富的情感反应”,这样的评论才真正让人明白什么是小说家的艺术感觉。又如,在福楼拜一章里,说到爱玛也有一段精妙的概括:“她的风韵、聪颖、美貌,她那漫无目的的智慧,她的想象力,她偶尔流露的温柔体贴,以及她小鸟般短暂生命的悲剧式结束,这一切掩盖了她的鄙俗。”还有狄更斯一章,他特别提示小说修辞的“重复”手法。纳博科夫自己是很有创意的小说家,对别人的手法自然洞若观火。但是作为教案,这些局部和细处的妙意都显得无足轻重,因为在纳氏看来,重要的首先是要解剖一个构造,讲解机器零件以及零件的材质与功用,等等。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原刊《书城》2015年10月号

闲书闲话(三)

《牧斋初学集》(全三册)

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牧斋有学集》(全三册)

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这两部诗文集是钱谦益的主要作品,标校本各三册,煌煌六大本,约二百万言。《牧斋初学集》是入清之前的文字,《牧斋有学集》乃桑海以后所作。两书编次大体为诗、序、记、墓志、碑文、传状、书札、题跋、赞偈、杂文等。前者除上述各体之外,尚有《太祖实录辨证》《读杜小笺》两种;而牧斋晚年息心空门,后者辑入与僧人交往的文字明显增多。

钱氏作诗模拟老杜,学杜诗沉郁顿挫,却总是欠缺一种感觉,很少有出新出奇的喻象。其诗不如陈子龙、吴伟业,亦不如以后吴兆骞、陈维崧数辈。如《夏五诗集》之《西湖杂感二十首》,其二云:

潋滟西湖水一方,吴根越角两茫茫。孤山鹤去花如雪,葛岭鹃啼月似霜。油壁轻车来北里,梨园小部奏西厢。而今纵与空王法,知是前尘也断肠。

其中多袭前人诗意,无非黍离之叹,而“花如雪”“月似霜”当属滥俗之譬。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论及此诗,为印证钱氏失节后之“复明”心态,有谓“真可令人断肠也”,未免强说之论(史家论诗或另具法眼,陈氏对牧斋别行于世的《投笔集》诸诗评价更高,誉之“实为明清之史诗,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也”云云)。平心而论,钱诗实较庸常,实如前人所说,“志气衰飒,每一执笔,不胜山河陵谷之感。虽复敷衍成篇,亦往往如楚人之吟,楚囚之操,鼠忧蚓泣”(周中孚《词苑丛话》)。

不过,钱氏毕竟学殖富厚,文章堪称大家。倘若不是做研究,诗集以外各体文章更可玩习,尤其是序、记、书札、题跋和杂文。两书中尽管有大量赠序、寿序、墓表、碑文等应酬文章,读来却也不落俗套。如《牧斋初学集》卷六十七《瞿太公墓版文》:“余年逾壮,与瞿子元初读书拂水山房,鸡鸣风雨,篝灯刻烛,往往为余道其家世及其祖太公事行……”以平实言语引入幽眇之境,自有一种趣味。又,卷八十三《戏为广陵张李二生小像赞》谓:“吃张公之酒,难辨醉醒;戴李家之帽,孰分尔我?”寥寥数语,声貌俱见,戏谑中倒也见得一副好性情。牧斋做这类文字绝没有套话和固定格式,摹述主人之行状、神态、言谈謦欬,生动已极,且引类取譬,辄有会意。如顺治十二年所作《赠别施伟长序》,开篇即引陈亮与辛弃疾“扺掌纵谈东南形胜”之故实,继而揣测司马徽、庞德公和徐庶三人为诸葛亮作三分筹策,借“班荆画灰”之历史记忆,想象施氏串联东南之使命。牧斋叙事多于细节上用心,追求犁然在目的效果,如云:“今年中秋,栖虎丘石佛院,僧窗隐几,日抄《首楞严》数纸。吉州施伟长,不远千里过访,映门窥之,须眉落落照人……”竟有东坡笔墨韵致。

不过,牧斋此类应酬文章亦有托人代笔者,如临终前为顾姓盐运使作文三篇,乃由黄宗羲操觚,事见黄氏《思旧录》、王应奎《柳南续笔》。二书所记略同,本来是托付王应奎外曾祖父陈式,但陈式写出后牧斋看了不满意,恰好黄氏来访,被锁在书房内限时交稿。牧斋晚境凄凉,以卖文为生,求稿的盐台大人出价甚高,他自知去日无多,这笔酬金正好料理自己后事。然而,即便是鬻文营生,牧斋亦并不敷衍主顾,黄宗羲是当世一流作手,倒也很对得起人家。这事情恰恰说明,钱氏于文章一节有着极高的标准。不过,他终归是明白人,这种倩人代笔的文章并不收入自己书中。

牧斋最擅书序和题跋。书序按说亦是应酬应用文字,此中高下却判若云泥,尤其今人笔墨绝难与之比肩。加诸图书和书画作品的题跋,是宋代以后兴起的特殊文体,明清文人多借以展露风雅才情,牧斋于此则更有心性之见。如《牧斋初学集》卷八十六《跋雪浪师书‹黄庭›后》一则:

余少习雪浪师,见其御鲜衣,食美食,谭诗顾曲,徙倚竟日,窃疑其失衲子本色。丁未冬,访师于望亭,结茅饭僧,补衣脱粟,萧闲枯淡,了非旧观。居无何而示寂去矣。师临行,弟子环绕念佛,师忽张目曰:“我不是这个家数,无烦尔尔。”嗟乎!师之本色如此,岂余向者号嗄儿童之见,所能相其仿佛也哉!读师所书《黄庭经》,当知与五千四十八卷一切法宝等同无异。虽然,作如是观,所谓又是一重公案,非师本色矣。

不足二百字的跋文写出一种超然物外的风神,言语直截了当,亦颇具禅意。《牧斋初学集》和《牧斋有学集》里还各有一篇两汉书的题跋,对照读来就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其前跋记述这套家藏宋版书之由来,“赵文敏家藏前后汉书,为宋椠本之冠,前有文敏公小像。太仓王司寇得之吴中陆太宰家。余以千金从徽人赎出,藏弆二十余年”。及崇祯十六年,竟忍痛割爱鬻之谢三宾(象三)。据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考证,卖书是为修建绛云楼亟须用钱。牧斋描述“殊难为怀”之心情,竟比之李后主去国“挥泪对宫娥”云云。后跋更有戏剧性,顺治十五年钱氏游杭州,时任浙江左布政使的张缙彦(坦公)拿来一部宋版书请他鉴别真赝。竟是当年自己手里出去的两汉书,一时看得两眼发直。劫火之后,其绛云楼藏书已流失殆尽,牧斋痛言如今吴中所剩数家藏书“不足当吾家一片羽毛”。想起当年谢三宾趁机压价,不由以“书生饿眼见钱”之语大加讥讽。抚今追昔,直是感慨不已,“司马家插架万签,居然为压库物矣”。甲申事变最后时刻张氏正是兵部尚书,此际牧斋仍以“司马”见称,亦殊可玩味。像这样的书跋,有故事更有一种心情。《四库全书答问》

任松如著,上海启智书局1928年版

作为一种知识入门读物,这本书采用问答体是很方便的形式,全书开列二百五十八个问题,四库全书方方面面的知识点几乎包括在内。其中包括:四部分类原则及四库全书之来由,四库馆人员职事及运作方式,四库馆采用书籍之来源(敕撰本、内府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通行本及永乐大典本),四库全书对各书原本如何芟夷增改,四库全书为什么采用钞本形式,为什么又有聚珍版,近世以来四库各阁毁存情况,四部各类子目分属原则及相关问题,各类子目主要收入哪些书,各部各类著录和存目之数,等等。

每一类问题都可能扯出一些衍生话题,比如说到文渊阁和其他各阁乃仿照或参照范氏天一阁形制建造,接着就引入了两个问题:范氏天一阁构造如何?天一阁之历史如何,何以能保存如是之久?说到四库馆人员组织,便联系到其中是否有著名学者与著述家,馆员中除汉人满人之外是否还有外族人、外国人。又如,在介绍史部时,分别列出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传记类和杂史等。可谓枝蔓横生,牵涉面甚广。

说到四库馆办理采书之事,引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不收各书如何办理”,于是联系到乾隆时的文字狱。作者认为:“四库馆开,表明以修书为务,实际以焚书为重。故搜查抵触清朝或违碍清朝或与清朝主张不合各书,几为其主要目的。”书中列表标示各种销毁书目及种数,以及哪些人的书应予销毁。附有乾隆四十三年和五十三年两道上谕,对如何收缴、查禁“违碍之书”“不经之书”俱有明细规定。作者还专门列出“四库馆修书期内文字狱一览表”,其中包括销毁屈大均诗文、遣戍吕留良孙子等十三起事件。

作为一项政府文化工程,四库全书正可谓集中力量办大事,自是举国体制优势所在。只是因为皇上的雅好,煌煌一阵风光之后,却坑苦了一班读书人。且不说相偕而来的文字狱造成的恐惧,至少撇下了一大堆偏是让后人耗神的“知识”话题(文献学?版本目录学?八卦谈资?)。这种复制与繁衍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化增值,倒是带来种种记忆负担。

这套大书本来就不是要给读书人带来方便(修纂的初衷就是束之高阁,所谓“北四阁”“南三阁”,说不定就成了高考试题)的,虽说如今各种影印本和光碟已铺天盖地而来,其实只是满足某种知识装饰需求。严肃的学者对四库本向来持有谨慎态度,未敢在自己的著述中轻辄引用,因为搞不清楚那里边删削了多少东西。这里说句题外话,同样是政府工程,四库全书跟宋初敕编“四大书”就完全不同,历史背景不一样,文化语境更是天差地别。《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规模远远比不上四库全书,却都是可用之书,至少保存了许多亡佚的珍籍和史料。

如果要进一步了解四库全书相关“知识”,郭伯恭所著《四库全书纂修考》(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7年版)也是一种不错的参考读物。任、郭二书均有近年新出的本子。《化学的历史背景》

[美]亨利·M·莱斯特著,吴忠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莱斯特教授的这本书写于一九五六年,那时候生物化学虽说已进入体系性研究阶段,但是由于相关的分子生物学尚处起步阶段(已经有了基因和酶的学说,刚刚发现DNA的反向平行双螺旋结构),化学生理学的作用原理只是才打开了几扇门窗。如今国人热议的转基因话题,那时顶多只是少数科学家的前瞻性构想。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所涉及的大抵只是这门科学的前史,甚至追溯到前史的前史。

十六世纪以前,化学还谈不上是一门科学。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对化学反应的认识是跟炼金术搅在一起,所以作者用了整整三章篇幅分别叙述希腊化世界以及中国和阿拉伯的炼金术。中国人所谓点石成金,在其他文明中也有着相似的故事,显然一切都基于金属衍变的可能性,这种谵妄之念竟是化学思想的直接来源(不啻说地沟油将引领美食革命)。同时,亚里士多德关于万物趋向完善的哲学臆测鼓舞着大批江湖术士,而中国人企望脱贫致富和希冀长生不老的心念则合力打造超凡入圣的同一个梦想。这中间自然伴随着烘焙、煅烧、蒸馏等技术手段的无穷折腾。一八八五年以后在莱顿和斯德哥尔摩发现的纸草书载有公元三世纪的工匠秘方,其中就有若干化合物的制备方法。虽说未能从普通金属中提炼出黄金,炼金术士们却歪打正着地推开了实用化学之门,并发明了蒸馏器、熔炉、坩埚、烧杯、过滤装置……所有这些化学实验器具。莱斯特教授将这一阶段的成果归结为希腊哲学和工艺技术结合的产物。

尽管书中认为“中国的炼金术思想可能通过许多渠道传到西方”,以至推动西方实用化学的发展,可遗憾的是它并未催生本土的科学思想,《参同契》《抱朴子》描述的炼金活动终究只能堕入神秘主义的巫术妖法(包括《太平广记》收录的丹灶之事都显得过于虚幻)。不过,苏辙《龙川略志》、何薳《春渚纪闻》的一些章节就很像是纪实笔墨。其中说到点茆、煅朱、干汞诸法,还有若干操作细节,说得有鼻子有眼。可见对于此般秘术,不少士夫文人亦宁信其有。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古代笔记并非强调某种“实有”之经验,反倒借苏东坡的故事赞美“知而不为”的超然态度——很难参详这是一种哲学理念还是叙事策略。

炼金术之后,继而由矿冶与药剂行业推动化学发展,实用工艺学的书籍开始大量出现。在十七世纪初,化学思想已略具雏形,书中介绍说:“此后的二百年间,药剂师或受过制药训练的人在化学上做出了很多重要发现。这一情况在欧洲大陆上尤为明显。在英国,则是由另一类型的探索者,即科学的业余爱好者,推动了化学的发展。”从让·贝奎恩、约翰·格劳伯、范·赫尔蒙脱等人的实验报告中可以看出,那一时期化学家们对于物质的基本结构各有自己的一套说法。罗伯特·波义耳的“微粒哲学”确立了元素的最初的概念,可是他却相信通过基本微粒的重新排列可以让一种物质变成另一种物质,这又回到了炼金术的老路上了。事实表明,科学总是伴随着谬误一同前行,比如影响甚巨的“燃素说”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十八世纪末叶,当化学思想空前混乱的时候,是法国人拉瓦锡清理了这堆乱麻,奠立了现代化学的基础,这一过程通称化学革命。拉瓦锡创立氧化说以解释燃烧等实验现象,改进定量分析方法并用以验证质量守恒定律。他提出规范的化学命名法,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现代化学教科书《化学概要》。说来此人竟是业余科学家,按中国时下舆情这类人物被讥称为“民科”,其实大名鼎鼎的波义耳、卡文迪许也都是业余玩家。作为有钱的贵族,拉瓦锡另有生财之道,他的研究在当时并不能转化为生产力,还耗去大量时间和精力(据说他在各种公益活动中投入更多)。可见这其中有一种纯粹的精神动力,纯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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