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通识日不落帝国系列套装(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至二十世纪英国，共5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约翰·布莱尔,约翰·吉林厄姆,拉尔夫·A. 格里菲思,保罗·兰福德,克里斯托弗·哈维,科林·马修,肯尼斯·摩根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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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通识日不落帝国系列套装(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至二十世纪英国，共5本)试读：

总目录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目录

插图目录

地图目录

绪论

约翰·布莱尔，牛津大学女王学院现代史研究员及讲师，已出版的著作有《中世纪早期的萨里》、《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牛津郡》、《牧师与牧区教堂》、《中世纪英格兰行业》、《修道院与世界》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教会》等。译者简介

肖明翰，美国俄亥俄大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和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近年从事英美现代文学和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主要译著有《爱伦·坡哥特故事选》等。插图目录

图1　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凹陷棚屋复制品，苏塞克斯郡辛格尔顿市威尔德－唐兰博物馆馆藏

图2　西南威尔士卡斯特德威兰的纪念碑

图3　萨顿胡出土的油石器物细部

图4　爱尔兰高威县基尔帖南一座早期修道院或称“卡社尔”

图5　铸有奥发国王头像的银币

图6　阿尔弗雷德之宝石，发现于阿尔弗雷德的藏身处阿瑟尔尼附近

图7　温切斯特新教堂创建证书上的埃德加国王像，966年

图8　一份加有封印的忏悔者爱德华的诏书，内容为赏赐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图9　盎格鲁－撒克逊后期绘画，画中是一队牛拉着带轮的犁

图10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及其周围区域，约1100年地图目录

地图1　600年前后的英格兰

地图2　10世纪的英格兰绪论

不列颠在公元300至700年间位于正在分崩离析的罗马世界的边缘，是来自各方的潮流交汇之处。它的原住民不列顿人（“凯尔特人”）大多曾处于罗马人统治之下，但只有那些居住在低地地区，也就是后来的英格兰南部和东部地区的民众，才可以说是真正融合到了罗马文化中；而在北部，哈德良长城不仅仅是不列颠的边界，也是罗马帝国的边界。因此，不列颠的大片地区，如同它西部的爱尔兰一样，仍然是凯尔特和皮克特文化区域，罗马文化的影响微不足道。

4世纪后期，罗马帝国疆界之外的皮克特人、苏格兰人、法兰克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人等野蛮民族的袭击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不列颠和高卢的统治者，并将在5世纪最终将其击溃。然而欧洲的罗马文明总是那样近在眼前，那样强大富有感染力，即使是最原始的入侵者也迟早会受其影响。不列颠这个失陷了的罗马行省，夹在异教徒的野蛮北方和基督教的罗马南方之间，地位暧昧，成为多种影响交融之地。正是这种暧昧性和多样性，有助于解释即将在不列颠出现的中世纪早期各种文化的鲜明独特性。第一章英格兰人集居地

有关5、6世纪的资料十分稀缺，而且难以令人信服。其中一些是考古证据，主要来自异教徒坟墓里的器物。这些证据不会说谎，但它们能回答的问题却非常有限。另外就是少量文本、编年史和一些残篇。其中，唯有《不列颠之毁灭》才是内容比较充实的同时代著作。它是由一位名叫吉尔达斯（Gildas）的不列颠修士在6世纪40年代前后撰写的一本小册子，其目的是用最激烈的言辞谴责当时的各种罪孽。在位于贾罗的一座诺森布里亚修道院里，一位修士，可敬的比德（Venerable Bede），于731年完成了他的杰作《英格兰人教会史》，这部作品使所有其他有关7世纪到8世纪早期的史料黯然失色；而且尽管入侵对于比德已是遥远的过去，但他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值得信赖的零星传说。图1　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凹陷棚屋复制品，苏塞克斯郡辛格尔顿市威尔德－唐兰博物馆馆藏。这是5到8世纪之间居民点最典型的建筑物之一。

其他的叙述资料就只有后来收集编纂的一些年鉴残篇、少量诗作以及大陆作者们顺便提及的史料。而后编写的那些被统称为《盎格鲁－撒克逊年鉴》的编年史逐年简述了发生在英格兰南部各王国的事件，它们包含了遥远时代的传说，但关于570年之前的记载却很不可靠。因此，我们唯有通过不列顿人充满仇恨的眼睛，外国人不甚了了的视角，或者他们自己已记忆模糊的传说，方能对早期英格兰人的时运窥知一二。一直到6世纪末，人们都只能将审慎的猜测当作历史。

考古提供了一些看法，认为日耳曼殖民者最初是作为后期罗马军队的雇佣军来到不列颠的，但那并非定论，仍然广受争议。后世的英格兰人认为，他们祖先到来的时间比那晚了几十年，而且的确是从5世纪30年代起，移民似乎才大批到来。在考虑这个重要过程之前，我们必须问：这些入侵者是谁？他们的情况怎样？关于第一个问题，比德给出了答案，虽然答案得出的依据不详，但这段文字却十分翔实，几乎可以同当今任何一位学者所能给出的答案相媲美：

他们来自3个非常强大的日耳曼部落：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肯特人、怀特岛上的居民以及居住在怀特岛对面区域的那些人都是朱特人后裔，怀特岛对面的地区是韦塞克斯王国的一部分，至今仍然被称为朱特人的国度。东撒克逊人、南撒克逊人和西撒克逊人来自撒克逊地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古撒克逊区域。除此之外，从盎格鲁人的国度，也就是处于朱特王国和撒克逊王国之间的地区，迁徙而来的是东盎格鲁人、中盎格鲁人、麦西亚人、所有诺森布里亚的居民（也就是所有居住在亨伯河以北地区的人）以及其他盎格鲁部落。据说自那以后，盎格鲁区域至今仍然荒无人烟。

大体上说，考古发掘证实了比德的分析：从英格兰的墓葬中发现的器物与那些出自德国北部和丹麦半岛南半部的器物类似。在东盎格利亚一些5世纪的火葬墓地出土的骨灰瓮和在萨克森州发现的骨灰瓮甚至有可能出自同一批陶工之手。石勒苏益格东北的一个地区至今仍然被叫做昂格尔恩（Angeln）。对于比德列出的部族名单，我们还可以加上弗里西亚人，他们同那些可能是在5世纪早期渗透到弗里斯兰沿海居民点的撒克逊人融合在一起。甚至比德关于祖居地一些居民点被抛荒的说法，也通过在威悉河口附近的菲德森威尔德进行的考古发掘而得到了证实。在那里，一个由大原木房屋组成的村落在450年左右被放弃，那显然是海平面上升造成的后果。同不列颠低地地区的天然沃土以及当地居民招募雇佣军的证据一道，这些沿海居民点被淹没的状况为移民英格兰提供了特定的背景，虽然在大量蛮族进入乃至跨越帝国行省的大规模流动中，这些迁徙还有更宽广的背景。多族群区域

比德将英格兰人分为明显不同的部族，其划分有些太过齐整。那些王国和地区后来在大约600年时为自己贴上的标签——“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等等——很可能是表明其统治者和上层集团的来历。但考古发掘并未表明各地区人口的主体能够如此截然区分，到了6世纪后期，当各王国形成之时，边境地区的人口组成就更为模糊不清。于是，东盎格鲁人最精美的金属器物与肯特地区的同类物品相似，而他们的王室却似乎来自瑞典。这些移民很可能是小批、分散迁徙而来；海上航程肯定削弱了他们的部族联系，而新型定居点和社会组织也得到发展以适应早期殖民者的需要。这些殖民者具体来自什么部族，比起他们同属于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德国和法国北部广博的文化而言，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他们现存的最古老的诗歌包括以丹麦和弗里斯兰为背景的英雄传说；7世纪早期的东盎格利亚国王拥有瑞典和高卢的财宝；而东南部的英格兰人因为肯特的国王娶了一位法兰克公主而成为基督徒。

于是，在罗马世界与非罗马世界之间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国际”区域。最终，前者必将再次发挥影响，但最初几代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本质上仍然是后者的产物。同绝大多数欧洲的“蛮族”入侵者不同，英格兰人来自罗马文明圈之外。他们所带来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俗习惯，即使经过基督教几个世纪的同化，仍然岿然不动，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公元一世纪的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对日耳曼人（Germani）的描写中相当多的部分仍然适用于他们在英格兰的遥远后裔。同日耳曼人一样，在整个盎格鲁－撒克逊历史阶段，最牢固的社会纽带是血缘关系和主从关系的要求与义务。血缘关系与主从关系

在祖居地，血缘族群最为紧密；在英格兰，也依然如此。一个男人的家族和依附人有时会组成一个定居点，共同分享资源并有自己的土地分配制度。这种延展性的“亲缘”关系对于定居地特点的影响可以从大量地名的后缀-ing，-ingham，和-ington看出。黑斯廷斯（Hastings）的意思是“哈斯塔的族人”（the people of Haesta），雷丁（Reading）的意思是“拉达的族人”（the people of Reada），沃金汉姆（Wokingham）的意思是“沃卡族人的田地”（the farm of Wocca's people），等等。虽然这些名字不大可能产生于移民的最初阶段，但它们出现很早而且十分重要，意味着大片大片的土地。它们还表明，这些领地往往是以迁徙到该地定居的部落的特点来进行区分的。社会发展了，但家族忠诚仍然极其重要。个人的安全在于他知道，他的亲族必将为他的死亡报仇，否则那将是他们永远洗不清的耻辱。不过在塔西陀的时代，杀人者已经可以通过向受害者的亲属交付一定赔偿来保持自己的荣誉，那就是后来盎格鲁－撒克逊法律与习俗里的赔偿制度（Wergild）。

塔西陀还强调了日耳曼人对首领的忠诚。他们的君王有时是世袭的，但在战争中他们往往是由选举出的首领指挥：“如果在首领战死后逃离战场那将是终身的耻辱，永遭谴责。为他而战，保卫他……是他们效忠誓言的核心。”9个世纪之后，在991年，一支盎格鲁－撒克逊军队在埃塞克斯海岸的马尔顿被维京人击败。那时英格兰已经是一个文明国家，早已皈依了基督教；然而，同时代一位诗人让其中一位武士在首领战死后发出的豪言壮语与塔西陀有着明显的共鸣：

我发誓，我决不从我站立之处

后退一步，我将奋勇向前，

用战斗为朋友和主人复仇。

我的行为决不会给斯图尔的勇士们

带来耻辱，现在主人已经躺下，

——我决不会离开战场和主人，

流落天涯。唯有刀尖或者利刃，

才能夺去我的生命。

显然，对主人的忠诚有时可能会与对家族的忠诚相冲突。为了维持秩序和他们自己的权威，后来的君王们倾向于加强王权。于是，国王阿尔弗雷德的法律允许任何人“为他的族人而战，如果那人受到不正当攻击的话；但却不能对主人作战，那是不能容许的”。但在这两个方面，盎格鲁－撒克逊社会都总是把忠诚和履行诺言看得极为重要。宗教

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主要神祗是古斯堪的纳维亚后期神话中的那些神灵：提乌（Tiw）、沃登（Woden）和托尔（Thor）。他们的名字由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这些名词流传下来，并保存在图斯列（Tuesley，在萨里郡）、温斯伯里（Wednesbury，在斯塔福德郡）、吐尔斯列（Thursley，在萨里郡）等几个地名里；据推测，这些地名表明，那些地方曾是异教中心。即使在皈依基督教后，英格兰人仍然用他们过去的女神伊丝特（Eostre）为主要的教会节日之一命名。如同在日耳曼地区一样，神龛都设在偏远的地方，设在树林里或者山顶上：有几个地名包含hearg（神龛），比如佩帕哈洛（Peper Harow，在萨里郡）和山上的哈洛（Harow-on-the-Hill）。由于教廷会议后来禁止崇拜“石头、木头、树木和水井”，可以推测，那类活动属于异教性质的英格兰崇拜。至少在表面上，这个宗教看起来与罗马统治下的异教徒不列顿人的宗教并没有太大区别。大约公元600年之前

在大约公元600年之前，能叙述的事件并不多。吉尔达斯说，由于饱受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的进攻之苦，在“骄傲的暴君”沃尔蒂格恩（Vortigern）统治下的不列颠人引入最早那批撒克逊人来保卫东海岸。比德和其他一些材料提供者补充说，那些撒克逊人是由肯特王国的创建者亨吉斯特（Hengest）和霍萨（Horsa）弟兄俩率领的，并把他们的登陆时间定在大约450年。虽然这个时间定得有些过晚，但该传闻却与考古证据非常一致：如果日耳曼雇佣军是在罗马统治时期到来，那么那些后继政权完全有可能继续执行这一政策。根据吉尔达斯之说，雇佣军后来发生叛乱，转而向主人进攻；接着就是长时期无休无止的战争，直到大约500年，不列颠人在一个名叫蒙巴多尼库斯（Mons Badonicus）的地方取得重大胜利，至于那个地方今在何处，已无从考证。吉尔达斯说，在那之后，和平持续到他的时代，已达50年之久，当时有5个不列颠王国由邪恶的“暴君”统治。它们的势力在未来英格兰诸王国扩张到了多大的范围，至今仍存争议，但在西南地区一些山顶遗址上恢复的防御工事标示出一个武士社会，其特性与前罗马铁器时代非常相似。

那个时代中，一位所有现代人都熟悉的人物自然是亚瑟（Arthur）。不幸的是，他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人物，没有多少历史真实性。关于他的传闻中可能具有真实性的两三个片段都写于几个世纪之后，而那些与他的名字相关的传说全都是浪漫传奇的虚构。我们只能说，似乎有一些与一个名叫亚瑟的不列颠军事领袖相关的记忆，他与蒙巴多尼库斯战役以及随后的一些军事行动有关。可能有那么一个部落首领或者超级国王，即最后一个能把先前的罗马行省在最终分崩离析成诸多不列颠和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之前联合在一起的人。由于我们对主要的政治事件一无所知，所以作进一步的推测毫无意义。《年鉴》从英格兰人的视角记录了其他一些首领到达南方海岸；他们是后来那些国王们半传说半历史的祖先：艾尔（Aelle）于477年来到苏塞克斯，塞迪克（Cerdic）和西恩里克（Cynric）于495年来到韦塞克斯。随后的几代人缓慢而持续不断地深入到不列颠南部和东部的腹地，他们的迁徙如果能被追溯的话，也只有通过墓地的发掘来考查：从东盎格利亚西进，从南海岸北上，直达泰晤士河谷地。在泰晤士河上游谷地，不同的英格兰族群在6世纪70年代前后组成了一个名为格维斯（Gewisse）的联邦，它对不列颠人的进犯，直达威尔特郡和格洛斯特郡，这些事件后来被收录在《年鉴》里。同时，其他一些英格兰人——东盎格鲁人、东撒克逊人、麦西亚人的王国，以及伯尼西亚和德伊勒两个诺森布里亚王国也开始出现。到大约600年，我们重新拥有一些可靠的史实，发现入侵者们已经牢牢地掌控了不列颠岛的一半。图2　西南威尔士卡斯特德威兰的纪念碑。铭文为：“保护者伏提坡纪念碑”。它的纪念对象被吉尔达斯攻击为“德莫塔的暴君”。不列颠人的延续

原住民的情况怎样？在6世纪，苏格兰仍然主要属于皮克特人，尽管爱尔兰人（即未来的“苏格兰人”）已经在西海岸的那些居住地组成了一个名叫达尔里亚达的王国。几个世纪之后，一个达尔里亚达国王领头创建了统一的苏格兰。在北方还有3个不列颠王国：以邓巴顿为中心的斯特拉斯克莱德王国，以索尔韦湾为中心的雷格德王国，以及地处利兹地区的埃尔梅特王国。诺森布里亚人对皮克特人的图谋因为在685年遭受的重大失败而破产。他们在这一地区的扩张，受损失的主要是不列顿人。斯特拉斯克莱德得以幸存，而雷格德和埃尔梅特却在6世纪后期和7世纪被诺森布里亚吞并。

最大的不列颠保留地自然是威尔士。来自东部的难民无疑使其人口急剧增加。基督教以及与之相伴的罗马文化的显著特征也得以幸存。在6世纪，如果不是成百个，至少也有好几十个小修道院很可能在那一地区建立起来，而东南威尔士流传下来的土地证书表明了罗马住宅区的存在。格威尼德、代费德、波威斯和格温特等王国延续到大约550年，而一些更小的王国则持续到6世纪末。至少有两个被吉尔达斯斥为暴君的人在威尔士为王：格威尼德的马格洛库奴斯（Maglocunus，马格温Maelgwn），他乃“罪孽之首，其权力之大，用心之毒，甚于众人”，以及代费德的伏提坡（Vortipor，格威瑟菲尔Gwrthefyr）。伏提坡的纪念碑在代费德的一个教堂里，至今犹存——那表明，吉尔达斯的如下斥责并非无中生有：

你坐在王位上，头发已在变白，你的宝座充满欺诈，从顶到底都被各种谋杀和通奸所玷污。你这个好国王的不肖之子……伏提坡，德莫塔的暴君。你的末日已经来临；你为什么就不能满足于你那些狂暴的罪孽？你像畅饮葡萄酒一样贪婪地吸饮罪孽——或者说让自己被罪孽所吞没。你为什么还要在你那些罪孽之上，再添上一重，在你妻子被排斥并体面地死去之后，竟然强奸那毫无廉耻的女儿，把你那不堪重负的可怜灵魂拽入地狱？

康沃尔、德文和萨默塞特组成了不列颠王国杜姆诺尼亚。在吉尔达斯看来，其国王与其他国王一样坏：“君士坦丁（Constantine），杜姆诺尼亚那肮脏母狮的残暴幼兽”。在7、8世纪，不列颠人的区域被盎格鲁－撒克逊人侵占，虽然康沃尔坚持到了9世纪10年代。正是由于对该地区的征服相对较晚，才使一些不列颠文化得以保存。考古发掘表明，在一些旧城里及周围地区，特别是在埃克塞特、多切斯特（即多塞特）、伊尔切斯特等城市，直到5、6世纪仍然存在着某种人类生活的迹象。这些地区的许多主要教堂都起源于凯尔特人：1978至1980年间在韦尔斯进行的发掘展现了包括从罗马后期的大陵墓到盎格鲁－撒克逊大教堂的一系列宗教建筑。在那里，如同在威尔士一样，小教堂总能被追溯到凯尔特人的修道院（llan）或者一片环绕一个殉教者坟墓（merthyr）的墓园。

要估量公元600年之前就已经牢牢掌握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手中的地区里有多少不列颠人幸存下来，是最困难的。在1086年，英格兰的人口很可能还不到罗马时代后期人口的一半，而且那还是在经过10、11世纪的人口增长之后，这些事实使我们很难不作出不列颠人口在5、6世纪的确急剧减少的结论。许多人逃往西部，或者逃到布列塔尼，而流行病也发挥了作用。从更普遍的角度来讲，罗马－不列顿人遭受了被摧毁的社会里人们共同的命运；也许人口的减少正是他们的社会的确被摧毁了的最明显标志。这并不是说，没有不列颠人存留下来：有迹象表明，人口中包含不少不列颠人，尤其是在北部和西部。有时（比如在早期肯特王国的法律里）他们是作为农民，或者也许是半奴仆性的劳动者出现。值得注意的是，wealh（“Welshman”，威尔士人，即不列顿人）这个英语单词被用来指“奴隶”，以至现在难以确知，地名沃尔顿（Walton）究竟是指“不列顿人居住地”还是指“奴隶居住地”。不论他们的人口数量多么大，他们也只是处于附属地位：他们的文化很少地而他们的语言则完全没有传给盎格鲁－撒克逊人。罗马不列颠的消失

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是非城镇人口：他们的重要地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等级上而非经济方面的原因。但那种认为他们眼看着罗马式城镇解体，心中唯有迷信的恐惧的观点，却有些过于夸张了。英格兰人知道ceaster（城镇）是什么（这个词的使用非常统一），而且他们通常知道其罗马名称：Mamucion变成Mame-ceaster（Manchester，曼彻斯特），Venta变成Ventan-ceaster（Winchester，温切斯特），等等。城镇处于交通系统的交接点上，城墙十分坚固，是军事领袖们防守的绝佳之处。然而没有任何遗留下来的东西可以使我们有理由将其称之为“城市生活”，而要追溯人们在罗马－不列颠城镇里任何形式的持续居住情况都极为困难。（一个例外可能是坎特伯雷，但在这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其后罗马时代的发展与其说是像一个不列颠市镇，还不如说更像一个高卢城市。）它们中的一些最终将被用作建造大教堂和修道院的场地，但那更是一种重新利用，而非真正的对过去的延续。

为什么罗马不列颠比罗马高卢遭到了远远彻底的毁灭？一个原因是迁入者不同：对于罗马文化的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未达到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在侵占高卢之前的程度。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从5世纪初到6世纪中期，不列顿人自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有不列颠低地才真正被罗马化，而在公元400年之后，那些后继邦国的首领们似乎主要是来自更偏远更原始的区域。最早的威尔士诗歌所反映出的社会与盎格鲁－撒克逊社会非常相似，它也以同样的忠诚关系为核心，也同样强调财产、赏赐和武士们在首领的厅堂里的亲密关系。即使撒克逊人或者盎格鲁人从未来到不列颠，不列颠的罗马文明也很可能会被证明太脆弱，难以维继。第二章七世纪

在公元600年前后那段时期，物质文化在迅速发生变化。国王们开始建造巨大的原木宫殿，并在坟墓中使用大量珍贵的陪葬品；英格兰艺术受到欧洲、爱尔兰，甚至不列颠的影响。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变化应该被看作是整个变革的一部分，这场变革的最后一个主要组成是英格兰的统治者们皈依基督教。国王与王国

7世纪初的英格兰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它被分裂为一些大的王国：肯特、苏塞克斯（南撒克逊人）、韦塞克斯（西撒克逊人）、东盎格利亚、埃塞克斯（东撒克逊人）、麦西亚（包括中盎格鲁人）和诺森布里亚（由伯尼西亚和德伊勒组成，随即又加上林赛）。实际状况并非那样整齐有序。诸王国是在不断变换的状态中逐渐涌现的：比如，米德尔塞克斯很可能是一个大得多的中撒克逊领地解体之后的剩余部分，而后者在任何流传下来的文献能记载下它之前就已经解体了。在大的王国之间或者内部，还有数目不详的部族。有一些小部族，如伍斯特郡的赫威赛和威尔士边境上的马贡塞特，有自己的国王，这些国王逐渐臣服于更强大的君主，成为他们的“附属王”或者“地方首领”。很可能还有许多其他的部族：比如萨里在7世纪70年代作为一个附属王国在历史上唯一出现过一次。有时我们能看到一些地方势力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对大国的怨恨。比德说，643年林赛的一个修道院拒绝接受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瓦尔德（Oswald）的遗体，因为尽管他们知道他是一个圣洁的人，但“他来自另一地区却君临此地”。在公元600年，英格兰国王有可能多达好几十个。

即使是那些大国，也遭遇了力量平衡的更替。比德和其他信息提供者提到一系列超级国王，他们来自不同的王国，先后对全部或大多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实施过某种形式的统治。这类控制有可能非常广泛，但全都十分短暂。比德的名单上最早的4位，苏塞克斯的艾尔、格维斯的塞瓦林（Ceawlin）、肯特的艾特尔伯赫特（Æthelberht）和东盎格利亚的雷德沃尔德（Raedwald），把我们带回到7世纪20年代。我们不能确定，在他们的王国之外他们还有多大权威；但我们知道，在616年雷德沃尔德率领一支军队穿越麦西亚，在诺森布里亚的边界将其军队打败。第五位和第六位，埃德温（Eadwine，616—632年在位）和奥斯瓦尔德（633—642年在位）都是诺森布里亚国王。他们是比德眼中的英雄，是他心目中光辉的基督教国王的典范。从他们那里，我们第一次清楚地了解了英格兰诸王国之间的关系。地图1　600年前后的英格兰

诺森布里亚向西部的扩张使得麦西亚同威尔士人结盟。632年，格威尼德的基督徒不列颠国王卡德沃朗（Cadwallon）和麦西亚的异教徒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彭达（Penda）在对诺森布里亚的战争中取得了一场短暂的胜利，然而在第二年，奥斯瓦尔德恢复了势力并杀掉了卡德沃朗。威尔士人继续支持彭达，642年奥斯瓦尔德在远离国土的征战中被杀。这件史实以及偶然提及的他与韦塞克斯国王之间的关系表明，奥斯瓦尔德的权力和军事行动都远远超越了诺森布里亚的边界。一组早期的威尔士诗歌从比德的对立面讲述了这个故事：他的英雄成了诗中的侵略者。诗歌哀悼一个来自波威斯的贵族辛迪兰（Cynddylan），他似乎在为彭达服役中死去。在诗里，我们通过不列颠人的眼睛来看诺森布里亚人：

在一次战斗中，我的弟兄们

辛南、辛迪兰、辛乌莱斯死于非命，

他们在保卫特伦，饱受蹂躏的城镇

……

四周田野上布满血迹，

远多于刚翻耕的休耕地

……

辛迪兰的厅堂，顶棚黑暗，

因为撒克逊人已经杀掉了

波威斯的辛迪兰和艾尔凡……

655年，彭达战败，被诺森布里亚的奥苏由（Osuiu）杀死。奥苏由是比德的第七位超级国王，他此后拥有对其他王国的巨大影响力。尽管如此，真正上升的新星是麦西亚。麦西亚的贵族不久就赶走了奥苏由，并选择彭达的儿子伍尔夫希尔（Wulfhere）为王。到7世纪70年代初，伍尔夫希尔似乎已经控制了南方的英格兰诸王国，他的继任者于679年在特伦特获得的胜利最终终止了诺森布里亚的扩张。然而在南方，麦西亚的势力突然遭到正在崛起的韦塞克斯的阻止。韦塞克斯是通过汉普郡和威尔特郡的撒克逊人与泰晤士河上游的格维斯之间的联合而形成的。来自北方的麦西亚的压力似乎促进了这些部族以温切斯特和南安普敦水域为新的中心区域重新组合。从卡德沃拉（Caedwalla，685—688年在位）短暂的统治及其继任者伊尼（Ine）的在位时期可以明显地看出西撒克逊人的新势力，卡德沃拉吞并了肯特、萨里和苏塞克斯。他们在南方打下的坚实的势力基础在两个世纪后将决定英格兰的命运。贵族生活

在7世纪的政治领域，人们有可能获得巨大的权力，但却难以长期保持。为什么国王们的沉浮如此迅速？原因之一是，权力与征服靠的是军事势力；而军事势力的积聚有赖于赏赐的吸引；赏赐依靠财富；而财富则要靠权力和征服来获得。社会上到处是仇杀，王位的继承充满变数，难以确定；因此有许多遭到亲族流放的王室成员和贵族四处寻求出手大方且志趣相投的君王。比德说，德伊勒国王奥斯温（Oswine）“高大英俊，善于言辞，彬彬有礼，而且对贵族和平民一样慷慨大方；于是……几乎每个王国的贵族都结队前来，做他的亲随。”这样的体系，很难稳固：当一个国王生病、变得贫困或者吝啬时，他的势力就会瓦解，而他的继承人如果能幸存的话，也会成为一个新君王的附属王或追随者。图3　萨顿胡出土的油石器物细部。这个独特的物件也许被用作王节，有可能是仿照罗马的权节制作的。

东盎格利亚海岸萨顿胡地区巨大的墓葬揭示出，一个国王的生活能有多么的豪华。墓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7世纪20年代，而且总的来说，墓主很有可能（尽管这一点长期以来存有争论）是比德的超级国王名单上的第四位，国王雷德沃尔德。在高大的封土堆之下，他被安葬在一只船棺里，陪葬品中有他的铠甲、武器和大量无与伦比的珍宝。里面的黄金和珠宝饰品在整个北欧流传下来的这类物品中最为精美，同样令人惊叹的是，棺木里的陪葬品竟然来自那么多不同的国度。萨顿胡的发现表明，诗歌中关于王室财富的描写并不夸张。尽管如此，它却不能被看作是传统的和代表过去时代的标志。这种豪华的棺葬在600年前后还是一种新现象，它标志着社会等级制度的加强和政治权力的发展；萨顿胡的许多陪葬品并非指向过去的野蛮时代，而是指向基督教欧洲的罗马文明，当时盎格鲁－撒克逊上层对它的兴趣正日益浓烈。

英格兰社会一开始就有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他们很可能拥有一定的领地。但在最初几个世纪里，国王的追随者们，或者说“随从们”，与他们自己的领地的关系远不如与国王的关系密切。他们必须跟随他，关注他的公众行为，居住在他的厅堂里，如果需要的话，为他作战甚至献出生命。贵族生活具有十分突出的集体性质：大厅作为欢乐之地，作为那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中的避难所，是盎格鲁－撒克逊作品中强有力的意象。对它的描绘，没有人比比德更为精彩。当一个诺森布里亚的贵族在劝说国王埃德温接受基督教时，比德让他说出了下面这段十分著名的话：

陛下，在我看来，与我们无法了解的时代相比，人在现世的生活是这样的。你同助手和随从们坐在一起，享受欢宴；火坑里大火熊熊燃烧，厅堂里暖意洋洋；而在外面，天寒地冻，雪雨交加，寒风怒号；一只麻雀快速飞过厅堂。它从一道门飞进，随即又从另一道门飞出。它在厅堂中那一刹那，冬季的风暴与严寒不能加害于它，但在那最短暂的平静之后，它掠过你的视线，从严冬的风暴中来，又回到其中。同样，人生一世也不过短暂一瞬，在那之后，甚至在那之前的一切，我们一无所知。

在王室或者贵族厅堂里的欢聚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反映那个时代的文学：职业游吟诗人演唱的英雄传说。流传下来的残缺稿本里包括一部主要史诗：《贝奥武甫》。就我们现有的稿本看，这是一部相对较晚也较复杂的作品，也许是为神职人员组成的受众所撰写。但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7世纪贵族们的英雄时代，在本质上那是一个异教世界；那个贵族阶层已为基督教所改造，但并没有消失。史诗中的英雄贝奥武甫（Beowulf）来到丹麦国王赫罗斯（Hrothgar）的宫殿，为他消灭魔怪。赫罗斯出手大方，慷慨地赏赐财富和珍贵武器，所以吸引了不少高贵武士，使他十分强大。但诗中的政治领域动荡不安，充满暴力：一个失去支持的国王很快就会灭亡，他的王国也会随他而去。其主题是关于忠诚与仇杀：“每一个人都最好是为他的朋友复仇，而非长期为他悲伤……让能赢得声誉之人在死前扬名。”贝奥武甫与魔怪和火龙开战，那些是前基督教时代人们头脑中的产物。当他被杀死后，他的随从们把他同大量珍宝一同埋葬，高大的陵墓眺望着大海，正如东盎格鲁人在萨顿胡的海边为他们的国王所做的那样：

接着，武士们骑马绕陵而行

……

他们赞美他的气概和武艺。

他们传播他的英名，所有的人

都应颂扬君主朋友，不遗余力。

……

人们说，世上所有君王，

他最温文尔雅，最和蔼可亲，

对人民最仁慈，也最渴望名声。地方政府与社会

早期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并非只有战争、野蛮的忠诚和炫耀的富丽堂皇。在一定程度上，那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秩序井然的社会。使英格兰在中世纪中期超乎寻常强大的那些体制可以追溯到7世纪，甚至更早：新出现的超级君王们之所以能够那么迅速地建立其势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的效率。各王国似乎被划分为有效管理的行政区，面积很大，占地50至100平方英里；很明显，这些区域在7世纪中期就已经存在，其中许多可能是从血缘部族的领地发展而来。在肯特，这类行政区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近期的研究发现，它们在诺森布里亚、麦西亚、韦塞克斯、苏塞克斯和萨里也存在。在行政区的中心集居地，有一些房屋提供给流动的王国政府，区内的居民可以在那里寻求公正，同时根据一个复杂的核定体制在那里交纳税费和其他公共负担。土地以“海得”计算，1海得在概念上相当于维持一个自由农民及其家庭所需要的土地面积，因此往往就是一个农场的实际面积。民众的义务按海得核定，以数十个为一组计算对国王的义务。国王在中心集居地的代理人可能依此从某些海得组收缴谷物，从另外一些组收缴小牛和马驹，从其他组收缴蜂蜜、蜜酒或者次要物品。这套制度把农村划分得十分完善，不论它是如何产生的——关于这一点，现在仍有争论——很奇怪的是，在政治动荡的世界里，它却一直是非常稳定的底层结构。

因此，早期行政区域是为了司法目的和经济剥削而组织起来的。一个以经济特点划分区域的制度适用于欠发达的农村，那里地理环境差异极大，而且还有大面积没有经过清理的公共牧区。因此，当中撒克逊国王们将土地分片赏赐时，这些早期“封建采邑”往往保留了行政区的内在结构，也就不足为怪了，那些采邑本身就是由行政区组成的。于是出现了那种“多重领地”，即由那些与一个采邑中心相连的许多独立村邑或者城镇组成的联合体，它在12、13世纪英格兰的许多地区仍然十分突出。这类领地的结构与中世纪威尔士的领地结构非常相似，而且在基本层面上，它很可能是罗马－不列颠农村组织形式的某种延续。当然，过于从族群的角度来对它进行定义有可能会将我们引入歧途。不论是在不列颠还是英格兰，对于包含广义上的经济区的那些欠开发地域，这种“广泛的管辖”是适合的。发展与社会变革，而非英格兰化，最终使这种“多重领地”消失了。

这种模式也很适合那种分散的、缺乏组织并且相对较少的农民人口。在早期资料中，最突出的人物形象是自由农民，或者说底层平民（ceorl，现代英语中的churl，但没有其中的贬义），他通常耕种1海得的土地。但这并不等于说，7、8世纪所有的农民都那样“自由”，除了国王之外，没有其他主人。在皈依基督教后，国王们把大片土地赏赐给教会，如同他们早先对世俗随从们所做的那样（至少就短期而言是如此），这些所有者肯定想从以这种方式得到的土地上获利来满足其家庭和其他方面的需要。但在这种“庄园化”的早期阶段，那些较下等的领主们和教堂，如同国王们那样，似乎只是向小土地所有者索取岁收，很可能并没有明显改变他们的生活和耕作方式。没有证据表明那时存在有组织的“村社”，或者那种在10世纪已存在的在等级制中完全为依附性质的佃农。考古发掘表明，中撒克逊英格兰的绝大多数农户要么是单房独屋，要么是居住在非常小的集居地；即使那些核心集居地也还没有任何规划有序的街道、绿地和地界的迹象，而这些在后来的村庄地貌上为人们所熟悉。现在看来，中世纪的公地制度很有可能是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化发展而来，公地中还夹杂着一块块分散的私有地。对于7世纪的英格兰，综合性的“村社”还在未来很遥远的地方。第三章基督教与修道院文化

在6世纪90年代之后的3、4代人中，所有的英格兰国王和他们的王国政府都皈依了基督教。比德对这一进程的叙述简单而精彩：意大利人和法兰克人在南方传教，爱尔兰人在北方传教，当关于礼拜仪式方面的争论在664年得以解决时，双方终于成功达成统一。实际情况比起比德的说法，则要复杂得多，也更受制于政治和文化因素。在不列颠这个复杂的大熔炉里，基督教的影响很可能是从不同的来源同时涌入英格兰——甚至还来自受到鄙视的不列颠人，而比德则把他们完全排除在外。经济和政治上的联系领先，十字架紧随其后：肯特已经受到来自法兰克高卢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诺森布里亚受到的同类影响则来自苏格兰的达尔里亚达。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英格兰人随着近期在王国结构和社会等级方面的发展，已经适合被一个从上到下的等级制宗教所归化，因此也符合加入文明的基督教民族俱乐部的条件。皈依基督教

一位名叫奥古斯丁（Augustine）的罗马修士率领传教团于597年到达肯特，那是受著名教皇格列高利（Gregory the Great）的扩张主义教廷派遣。根据传说，格列高利曾在罗马看见一些英格兰青少年，说他们“不是盎格鲁人而是安琪儿”。这不是一次驶向完全陌生的世界的航行；国王艾特尔伯赫特那位来自法兰克的王后已经是基督徒，很快他也接受了洗礼，奥古斯丁在坎特伯雷建立了一座修道院。格列高利出于对残存的罗马－不列颠生活方式的错误估计，曾计划把大主教驻地设在伦敦和约克，但当奥古斯丁于601年就任首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时，他只得承认当时的政治现实。起初，传教似乎进展迅速。604年，罗切斯特设立了主教区；东撒克逊人也皈依了基督教，在伦敦一座以圣保罗命名的大教堂为他们而建造。同时，在肯特也建立了几座修道院，其教堂都是严格按照罗马教堂的原样修建。

然而，教会有得也有失。东撒克逊人不久就背叛了基督教，并赶走了主教。东盎格鲁人的国王雷德沃尔德接受了洗礼，但他似乎是把基督纳入了他所信奉的诸神之中：比德记述说，他同时供奉着一个基督教圣坛和一个异教祭坛。在诺森布里亚，情况也大体相似。埃德温国王接待了罗马传教士保利努斯，并与他的大臣们一道于627年接受了洗礼。但仅5年之后，埃德温国王战败身亡，他的后继者们背叛了基督教，保利努斯只得出逃。教会只是在英格兰各宫廷内迅速取得了立足点，如果它想不受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就必须建立更广泛的基础。

在对北方英格兰人进行传教方面，爱尔兰传教士，特别是那些来自苏格兰达尔里亚达的爱尔兰传教士，取得了决定性成就，而且在与英格兰广大的草根阶层建立宗教联系上，他们很可能最为成功。自5世纪以来，爱尔兰基督教一直十分兴盛，在创立地方性修道院系统方面尤其如此。到公元600年，爱尔兰各修道院在财产和成熟程度方面都已远远超过威尔士的修道院，而且还在意大利、高卢和苏格兰建立了分支。对于基督教在不列颠未来的发展，科伦巴（Columba）的传教活动具有决定性意义；他前往苏格兰，使北方的皮克特人皈依了基督教（南方的皮克特人已经是基督徒），并于大约563年在艾奥纳岛建立了一座修道院。当基督徒国王奥斯瓦尔德于633年控制了诺森布里亚之后，很自然地，他向艾奥纳寻求传教士，因为他的流放期曾经是在苏格兰西部的爱尔兰人中度过的。正因为这样，爱尔兰的修士－主教艾丹（Aidan）在林迪斯凡岛上建立了主教驻地。

比德关于那些单纯、圣洁的爱尔兰传教士的描写，以及他们对没有受过教育的英格兰人传授宗教观念上的成功，一直以来决定着历史学家们的思想。但还有一个更宽广的语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们的成就。与那些意大利和高卢的传教士不同，他们来自一个与英格兰社会大体相似的没有城镇、经济低下的部落型武士社会。比起那些具有地中海城市背景的神职人员，他们更易于融入当地的贵族文化自然也就不足为奇。同样，在那些以亲族为基础的英格兰人看来，比起一位主教在城镇大教堂里官僚式地管理其主教区的罗马模式，修道院作为宗教组织和集居地的核心单位更符合情理：毕竟修道院院长，如同所有日耳曼首领一样，是其家庭的父亲。在所有的英格兰王国里，不论它是以何种方式皈依基督教，修道院文化都会在下一个世纪获得令人吃惊的繁荣，而行之有效的主教制却难有进展。

在艾丹及其继任者们的指导下，一个修道院网络在诺森布里亚各地建立起来，而超级国王奥斯瓦尔德和奥苏由则把这种基督教生活传统传播到其他王国。在7世纪30年代，奥斯瓦尔德的影响使韦塞克斯国王西内吉尔斯（Cynegils）接受了意大利传教士比林努斯（Birinus）的洗礼，后者也随即成为西撒克逊人的第一位主教。由于奥苏由的原因，东撒克逊人再一次皈依了基督教，并接受了一位来自诺森布里亚，名叫基德（Cedd）的主教，他曾受训于爱尔兰教会。麦西亚国王彭达仍然是异教徒，但他允许一个来自林迪斯凡的传教团在他的王国传教，他儿子皮阿达（Peada）在653年接受了洗礼。到660年，只有苏塞克斯和怀特岛的居民还是异教徒，但他们不久也皈依了基督教。教会组织

随着爱尔兰和罗马各自的影响圈不断扩展，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很可能不可避免，但其中的主要症结在今天看来却是一个令人感到荒唐的小问题：在哪一天庆祝复活节？爱尔兰人和不列颠人使用与罗马不同的计算方法，从而造成使人为难的结果：在诺森布里亚王宫里，有的时候，受教育于爱尔兰的国王奥苏由正在庆祝复活节，而他那受教育于肯特的王后却仍然在过大斋节。在664年于惠特比召开的宗教会议上，诺森布里亚国王奥苏由作出了有利于罗马一方的决定；自那以后，坚持庆祝爱尔兰复活节的人被日益边缘化。如果说惠特比会议并非像比德试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真的是一个分水岭，礼拜仪式的统一则肯定是作为各王国之间统一力量的英格兰教会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步。

即使这样，在7世纪60年代，教会仍然深受许多问题的困扰。教会组织混乱；主教太少，而且有些还是非正式任命的。其他主教则死于664年的一场瘟疫，那使得东撒克逊人又一次叛教。但在669年，教皇派去一位新的大主教，名叫西奥多（Theodore），他是一位来自小亚细亚的杰出学者。在他任职的30年中，这位曾令人意想不到的候选人使教区体制合理化；在那之前，教区体制在所有地区都反复无常，而且在那些因接受由修道院体制组织起来的爱尔兰人的传教而皈依的王国里，也许几乎就不存在。非正式任命的主教们受到清理，令人怀疑的权力机构要么得到认可，要么被废除：比如，所有威尔士主教们下达的敕令都被宣布无效。672年，在赫特福德召开的宗教会议制订了第一部教会管理的基本典律。在短暂但却很辉煌的一代人的时间里，坎特伯雷的一所大教堂学校在教授着地中海地区的学问。

西奥多同那些既得利益者，特别是同在约克新设立的主教辖区内那位势力强大的主教威尔弗里德（Wilfrid），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威尔弗里德是坚定的正统主义者，他曾在惠特比会议上支持罗马一方的复活节，但他憎恨任何危及他在诺森布里亚教会中的权力的威胁。他与西奥多及前后几位国王之间长期激烈的冲突导致他两次被驱逐、两次向罗马申诉，以及流放和监禁。同时，他还设法前去为弗里西亚人传教，使苏塞克斯皈依了基督教，并建立起一个布满好几个王国的修道院网络。威尔弗里德拥有大批随从和巨额财富，似乎是圣徒和世俗贵族超乎寻常的混合体。只有一个年轻且具有贵族性质的教会才可能产生出这样一个人物。修道院

7世纪60年代是英格兰修道院的黄金时代。一方面，由爱尔兰人建立的如林迪斯凡和惠特比那样的修道院日益受到罗马方式的影响，尽管旧的价值观念仍然在继续：在圣库思伯特身上，爱尔兰传教士那种孤独而苦修的虔诚与罗马教会对待修道院生活方式和纪律的态度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这时期新建的许多修道院将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被看作是不列颠最伟大的修道院。其中最显赫的有本尼狄克·比肖普（Benedict Biscop）所创建的蒙克威尔莫斯和贾罗，比肖普是诺森布里亚贵族，后来成为修士。他曾5次前往罗马，他的两座修道院给诺森布里亚带来了地中海教会的文化。它们最杰出的成员，即比德自己，曾描写了比肖普是如何要求高卢的石工“按他一直喜爱的罗马风格”建造一座教堂，在里面布置大量精美绘画和装饰，并用来自大陆的资料建立起一座伟大的图书馆。

虽然这些成就十分引人注目，但还需要为教会在农村的传教活动提供永久性的基础。在这方面，初期的工作仍然是由修道院或者类似修道院的机构承担。在今天看来，显然传教活动和精神关怀乃牧师而非修士分内之事。然而在7、8世纪的宗教社区里，由修士、修女以及牧师组成的形形色色的团体通常自然而然地成为构成各种宗教组织的基本单位。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后的整个时期，“修道院”（拉丁文为monasterium，英文为mynster）包括各种机构，从真正的本笃会修道院到规模小、组织松散的神甫团体。修道院的规章差别极大（贾罗的规章是由比肖普自己制订的），标准也大为不同；除了那些最著名的修道院外，我们对修道院里的生活状况几乎一无所知。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到750年，英格兰有成百上千座小型“修道院”担负着信仰和精神方面的职责，为可以说是最初的英国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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