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宇宽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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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哈佛又如何？人生的另一种修炼试读：
作者简介
郭宇宽，作家，天使投资人、投资高喷会创始人、知名媒体人、青年学者、艺术策展人。曾任陕西卫视《开坛》栏目主持人、湖南卫视《新青年》栏目主持人、湖南卫视《步步为贏》栏目主持人、央视《成长在线》栏目主持人、央视《新闻调査》出镜记者、政经杂志《南风窗》主笔、《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南都周刊》等刊物专栏作家。著有《开放力》《我想试着这样理解世界》等畅销书。
内容简介
本书除前言外由五部分构成，即优秀不在分数高低之间、在成长中不断实现自我、有时成长之路并没有那么曲折、再小的力量也能撬动世界、结语。每一部分都是基于一位青年领袖的不同成长历程加以区分。
本书内容来自以“小鹰计划”为主的当代青年精英的口述史，内容翔实、精彩纷呈。书中辅以大量的真实照片，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本书可以作为公益青年和创业青年的成长指南。推荐语RECOMMENDED LANGUAGE
理解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求索和奋斗
这是代表所有年轻人的突围杨团杨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理解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求索和奋斗
上了哈佛又如何？人生的另一种修炼”，我有些好奇地翻开书稿，揣想该是有论辩风格的青年教育读本吧？
因为我所认识的郭宇宽，就是一个以论辩高手著称的青年，大学时代参加过国际大专辩论赛，是杰出辩手。他不拘一格、自成一体，不惧强权、敢说敢当，经常妙语连珠地针砭现实，让朋友们在捧腹大笑不止时，又不得不佩服他的独特魅力。
近些年，他从一个青年知识分子转型参与商业，发起设立了多家社会企业，自嘲是“最没钱的投资家”。我去过他投资的晨画廊，坐落在798艺术区，不仅展览了许多青年画家的画作，还通过青年艺术家网络，帮助农民合作组织建立乡村美农空间。不过，谈笑间，我也发现他比以前温和了许多。
我打开书稿，看了没几行，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原来这是宇宽采访加点评的友成基金会“小鹰”故事集。文笔流畅像汩汩泉水，我一气读完后感慨不已。宇宽评论的风格更加成熟，游刃有余，锐利中见深刻。我特别欣赏他的这句话：“要对‘体制’，特别是对一种强势到对人的观念具有压迫性的体制，怀有警惕。”更触动我的是，视野之于青年之重要，对一生影响之大，远超越学业和知识，任何时代都是如此，而在今天这个多极化、多元化、风险不确定、变革时时发生的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
通过这十几个年轻人奋斗的故事，让我体会到，原来帮助青年人扩大视野最有效的方式，的确不是我们灌输的所谓谆谆教诲，以及种种先入为主的教育，而是体验！是创造各种机会并且鼓励他们去乡村、去边疆，体验社会、体验生活，体验从未经历过的一切。“小鹰计划”就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帮助青年在一年间走出校园，走进农村，去体验生活。借助这样的机会，他们可以打开心胸，比较从容地在乡村生活一年，从而看到最真实的中国，看到北上广深之外的乡村中国。
这些青年，尽管家庭背景不同、地域不同，甚至民族不同，但他们身上闪烁着共同的特征，就是把人生当作不间断的体验，不断从一次次的自身体验中寻求自我，逐渐明心见性，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
由此，他们的人生经历中都深深地刻下参与社会，参与乡土的经历。被他们称为“脱离校园的农村生活体验”去“观世界”的这一年，是“你在认识一个真实的基层社会的过程中，完成了对政府机构、公益组织、商业企业等完整社会结构的现实感知，可将它称为一个公民的社会教育”；“只有在农村的土地上打两个滚，才感到自己活过来了”；“心灵疆域拓展了”；“即使一两段经历无法看到这个世界的全貌，但真的在无限地逼近世界的真相”；“不管以后身在何方，我都将永远葆有跟农村那块土地的联结，即使我没有留在农村，也没有做跟农村有关的事，但这种‘联结’将是人文关怀的第一步”；“我这个不懂农业技术，也不懂植物学的人能做到，曾经下乡和农民打成一片，曾经忘记自己的渺小与平凡。现在我相信自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发光发热，为社会承担我的使命”。
这本书里的很多案例都是来自友成基金会发起的“小鹰计划”，我对此也十分关注。一个“小鹰”这样说：“它从来不仅仅是中国公益领域、社会创新的一个项目，它的意义从来不在于一方的现实是否得到改变，也不在于我们这些小鹰得到多少成长，还不在于这个项目是否得以拓展，他真正的意义在于播种。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当我们掌握社会资源的时候，我们想起当年的感动，然后去回馈这个社会，这才是‘小鹰计划’真正的意义。”而这一切，正源于体验，以开放的心胸、开阔的视野，在一次次的体验中，去寻找、去打磨自己的人生选择。
我相信，本书所记载的十几位年轻的探索者生命体验的故事，一定能在同时代的青年中引起共鸣，不仅包括大陆的青年，港澳台的青年们可能也会喜欢读。中年人读一读这本书，会从这些青年身上发现曾经的自己，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而对我们这些“老帮菜”，可能会对这一代青年的偏见有所改变。我们得平等地和他们做朋友，不强加给他们任何我们自以为正确的观点和认知。这样的代际关系，才是可传承、可持续，如纽带般牢固的。
最后，作为读者，我要特别感谢宇宽和友成基金会“小鹰计划”项目组的成员为本书所做出的全部努力。杨东平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副会长，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这是代表所有年轻人的突围
郭宇宽这本书所汇集的主要案例来自公益项目“小鹰计划”参与者的体会和感悟。“小鹰计划”是从在校大学生中招募志愿者，休学一段时间到农村参与实际的建设和改造。这些年轻人的体悟令人震撼和感动，相信我们都能从中汲取思想营养和行动的力量。
在今天这个快速发展、充满各种矛盾和竞争的社会，我们经常会感到失重和失去方向，感受到“蚁民”的无助和无力。年轻人的迷茫更甚——迷茫固然是青年人的特性，但在中国还有特殊的原因：他们在十几年的应试教育中被“挤压成型”，并被驱赶到功利主义、工具主义价值的单一跑道之中。“小城长大的人更不愿意做一个另类，更愿意做一个‘正常’的人，到了年龄不结婚是不正常，大学毕业不找工作去创业是不正常，到了年龄还没有一辆汽车是不正常。”家境优越、学业优秀的乖乖女，从一所名校到另一所名校，再从名校到名企，在规定的道路中同样找不到“北”。“对于这一代青年，无论是来自小城还是大城，大家都处于这个时代的焦虑与迷茫之中。”他们自喻为一只“攀爬社会金字塔的蚂蚁”，在这种“往上爬”的过程中迷失了人生的方向，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他们事实上处于一种“失联”状态，与自我的生命意义失联，与同胞和社会失联，与土地和人民失联，转变成或精致或粗鄙的利己主义者。
比如，有的同学从离校休学开始，他们实行的是一场艰难的“突围”，“不想让自己过着看似美丽的生活、心却粗粝凌乱”。这其中最重要的价值是“脱离校园的农村生活体验”。他们说得好：“你连世界都没有观过，哪来的世界观？”“小鹰的经历是把我身上的高傲和装饰打碎的过程”；做“好学生”的习惯“使在我第一次深入田野时变得摇摇欲坠”。脚踏土地，他们获得了真实的社会，这种自我认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我现在比以前更能承认自己的很多成绩得益于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大家都在谈阶层流动，要成为社会精英，就要不断地往上爬。当我们去爬、去改变自己的阶层时，却忘了阶层本身的正义性。我觉得这很盲目”。“这反过来也激励我去理解正义、理解什么是好的发展，去发现弱者的声音，发现隐藏的群体。”“不管以后身在何方，我都将永远葆有跟那块土地的联结，这种‘联结’永远是人文关怀的第一步。”
超越社会性和青年期的价值迷茫，能够自我认知、自我突破，彰显的是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说实话，我一直对阶层固化、即将进入教育分层时代之类的舆论心存疑虑，它似乎在助长那种无所作为的犬儒主义，乃至听天由命的自暴自弃。其实，教育分层的现象始终存在，家庭的经济资本、文化和社会资本对后代的巨大影响，是一个基本社会事实，世界各国概莫能外。但是，阶层固化、社会分层只是一种宏观的社会解释理论，并不意味着否定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否定每一个人的自主选择。在每一个时代，不是都有能够超越社会和阶层的限制，不甘平庸、有所作为的人吗？在这个不尽如人意的制度环境中，我们仍然是有选择的。而且，应当看到，在市场经济和互联网时代，通过社会化、个性化的学习，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比以往具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可能。还有一位志愿者用“狼牙棒”思维否定单向攀爬的金字塔思维：只要你“冒出一个尖来，面向的就是整个世界”。而且，“未来是极客时代，有个性、有特长、有兴趣爱好的人，会成为这个社会非常重要的人群，甚至成为社会主流”。
人和人的差别，就在于这种生命的觉悟和主动性。比体制、稳定、循规蹈矩更重要的，是个性、自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这种自我发现，主要不是在书本和冥想中，而是在与现实世界的联结、在认识社会之中实现的。这些青年人的自我发现之路是进入NGO，走进公益组织。在传统社会结构中，人们只知政府和企业，却不知道在政府、企业之外，还有一个功能和体量巨大的“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在我国，它们被称为“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传统定位是慈善事业，扶贫济困、赈灾救难；而在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它最重要的价值是从事社会创新，探索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方案。无论比尔·盖茨、扎克伯克的基金会的愿景，还是国内NGO关注农村教育、关注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行动，这一使命都清晰可见。在中国，社会组织是一个正在逐渐喧腾、汹涌起来的支流，甚或是一片风光无限的蓝海。进入公益组织不仅是一种理想主义，也是现实的职业选择。因为，“在复杂的中国社会，未来一定不缺少政治精英、商业传奇，但一定需要更多具备跨领域视角、提供多维度解决方案的人才，我相信这才是‘小鹰计划’的意义所在”。
因而，这些青年人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之路，是一个启示、一个希望，指示着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年轻人的“突围”。邓飞邓飞（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发起人，前《凤凰周刊》编委、记者部主任）
公益必读
这是一本想做公益的年轻人的必读书。
本书中，你可以亲眼看到十几个怀揣不同理想的年轻人，了解他们是如何在公益的磨砺下获得非职权领导力的。在这个动不动就“资本寒冬”的时代，公益领域进行社会创新创业将永远保持着它的力量，年轻人不妨另辟蹊径，先从公益开始。前言PREFACE
人的全面发展才是最大的公益一序“小鹰计划”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六年前这一念头在心中生起时的那份激动。
而今天，从郭宇宽先生采写的这本书中，
我很欣喜地看到那份激动正在转换成无数年轻人身上那用之不竭的生命激情。
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振奋的呢？
2010年，我们以一场“新公益嘉年华”掀起了一个“社会创新”的热潮，“跨界”“创新”“社会企业”成为津津乐道的热点。这时，早已埋藏在我心中的那个关于“教育”的梦想又渐渐浮上心头。在每一个推动前进的社会浪潮中，“人才”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人的全面发展是最大的公益”，这是我多年思考的一个重要结论，也是友成基金会自创立之初便一直坚持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和方向。于是，一个关于“全大指whoIe personaIity”梦想，关于打造一个“无围墙的友成大学”的梦想，在一次孟加拉的考察之旅后显现出日渐清晰的轮廓。
很幸运也很感谢，这颗梦想的种子能够吸引来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汤敏先生（时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SaIeheddin Ahmed博士（时任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首席顾问、孟加拉著名私立机构组织的原CEO、BRAC大学的原副校长）、彭壮壮先生（时任麦肯锡公司全球合伙人）及其带领的麦肯锡专业志愿者咨询团队（包括郑荣清女士、傅源女士、石磊先生）等，相继加入这个项目的研发行列。我们考察了孟加拉的BRAC大学、尤努斯中心，研究了诸如美国和平队、为美国而教等多个项目，经过将近60多个日日夜夜的讨论研究，一个关于青年发展的项目“小鹰计划”终于呼之欲出。
2011年，我们开始招募第一届学员。“小鹰计划”得到了徐小平、李开复、陈志武等知名人士的响应和支持，一批“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聚集到了“小鹰计划”的旗下。至今我仍然感谢并佩服这群年轻人对这个新生的、名不见经传的项目的信任，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一年的青春年华，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土地上充满激情地实践和探索，史琳、朱晓明、冷星火……他们的故事在书中都有所呈现。
我很欣慰，从这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的故事中，看到“小鹰计划”的一年对他们的世界观所产生的影响。当代的青年需要什么？我们的未来又需要怎样的年轻人？这是六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和实践的课题，我们选择了乡村这个最广袤和丰饶的社会舞台，让他们沉潜、体验、历练，让他们走出象牙塔，跟土地链接，跟现实碰撞，跟自我对话。他们用生命中一年的时间去探索、发现、思考和准备未来。而这样的未来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从泥土里开出的真正的理想之花。他们日益成长为自己所希望成就的样貌。无论他们在何种领域从事怎样的工作，他们始终拥有的是一种由心而生的，为世界更美好而努力奋斗的内在驱动力。这正是我们当下这个社会最需要的年轻人，也是所期许的未来的领袖人物必须具备的特质。我相信，“小鹰计划”的一年将会对他们的一生产生深刻的影响。他们，在开创着未来。
六年前，我们播下了种子。六年以来，我们欣然地看到它们开始破土、发芽，这些种子不仅只是成长为树，更日益成为一片树林，一方生态。因为我深知这种子所蕴含的能量是生命的能量，那是让我们这个世界始终走向光明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因为我始终坚信“人的全面发展是最大的公益”。
在此，特别感谢郭宇宽先生以拳拳之心编撰这本书，也感谢所有为“小鹰计划”和青年发展贡献心力的同仁和朋友！
最后，向所有的年轻而勇敢的“小鹰”致敬！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 王平
我们不能只有一种维度的精英主义二序
2011年，我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上了哈佛又如何？你下过乡吗？》，引起了很多年轻同学的共鸣，支持青年成长的友成基金会，把一次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的论坛主题定为“上了哈佛又如何？”
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不是说不敬重哈佛这样的名校，名校当然是精英的俱乐部、知识的殿堂、领导者的摇篮。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学业竞技场，不能成为唯一的精英尺度。有一个网上流传的段子，列举了两组人名：一组是各朝各代的状元，另一组是落地秀才。那些状元知道的人不多，如李白所说：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那组落地秀才倒是有不少名垂青史的豪杰。《南都周刊》有一篇文章评价：“状元与落榜生后来的人生命运，或许又像两种动物，一种是笼中圈养，另一种是外面散养。圈养的状元接受供养，必须要在特定的环境内遵守一定的规则。名气慢慢遮蔽了才华，时间一长，就养成了循规蹈矩的习惯，甚至还会逆来顺受。而散养的落榜生显然生存及适应能力更强，更具有开拓精神。如果李白当了状元，又何来那诗意的浪漫；如果杜甫当了状元，又怎敢深刻地批判？”
我在这本书里提到的哈佛，其实不是针对任何名校，而是针对一种基于学业选拔的体制。我主张要对“体制”，特别是对一种强势到对人的观念具有压迫性的体制，怀有警惕。
上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毕业后进名企，进投行或者当公务员，如果这就是所有人都认同的精英的成功人生，人生还有比这更乏味的吗？还有比这对社会更缺乏创造性的吗？
最近两年，我开启了这项课题，和友成基金会的“小鹰计划”的同道们一起探索，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除了在千军万马中过独木桥之外，还有另外更加宽阔的道路。
这些年轻同学对社会有情怀，对乡土有感情，对同胞有热爱，但我并不把他们简单地归纳为“献身公益”“无私奉献”的套路。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在服务社群的情怀中成就自己，在迷惘的青春中明心见性，在北上广深房价都已经突破十万的年代，坚定自己脚下的道路。
我有一个愿望，希望这本书和友成基金的“小鹰计划”使更多这样的年轻人相互了解，知道自己的追求并不孤独。
2011年旧作发表于《南方都市报》：上了哈佛又如何，你下过乡吗？
一位朋友前几天刚见了蒯大富，跟我说，受不了了，这哥们儿，饭桌上一开口就是“兄弟我当年被毛主席接见的时候……”（此处省略三千字）
其实这也很正常，有多少人能够走出人生最巅峰的记忆呢？人，其实就是一堆碳水化合物，除了身上披的阿玛尼，脚下踩的LV，身上喷的香奈儿，坐进一辆奔驰600，一个人能凸显自己是一个占据更多资源群体的标志，也就是他所拥有的记忆，这个记忆最能表明一个人属于什么圈子。
不经意地流露出你让人艳羡的记忆，比任何奢侈品更能让人在你身边感受到可望而不可即的绝望。所以钱钟书笔下的妙人，总爱说“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
不过这个潮流眼下有了新现象，比如，我很尊敬的一位北大著名教授，在各种场合做报告，好像是开“忆苦思甜”会，从来不提“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开口总要从“兄弟，我当年在陕西农村种地”的时候说起。这也不光是他一个孤例，我视野中成了腕儿的经济学家，莫不如此。要不就是“兄弟，我当年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要么就是“兄弟，我当年在厂里当学徒的时候……”。最绝的是周其仁，绝少谈他出国经历，爱说“兄弟，我在完达山打猎的时候……”。据说，他每说到此，在座的女生脸上都显示出无比崇拜的表情。
难道今天这些裘马轻肥的经济学家们，真的觉得当年自己种地、当学徒、打猎的时光，是他们最巅峰的经历、最幸福的时光？中国有7亿农民，教授才有多少啊？不能简单地这么说。
记得20世纪末，社会风气并不是这样，那时候站在讲台上的，一开口都得是“兄弟，我在牛津的时候……”，“兄弟，我在芝加哥的时候……”，不然根本镇不住场子。为什么这些年气氛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分析，给了我很大启发。他有本书，叫《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其中讲到各个社会阶层如何依靠对不同文化符号的稔熟，来标志自己的地位，并和其他阶层区隔开来。
当年改革开放不久，见个金发碧眼的人都觉得非常稀罕。任何海归，哪怕是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都沾了来自西方世界文化资本的光。谁能有西方背景，谁就能把自己和绝大多数人区隔开来。我听过有不少大学里的年轻讲师抱怨，自己没有赶上好时代，搁十年前哪怕是在国外的二流大学读过硕士回来，也能很轻松地被当作人才引进，当个教授。等教授位置都被占满了，标准就高了。非得是欧美名牌大学的博士，即便如此，还得从助教讲师一年年地苦熬。这些年轻人来自中上等收入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一边上大学一边读新东方，大学一毕业就去国外读研究生，这几年这批人回国求职了。
现在，海归这个词让我想起巴西龟。记得我小时候，巴西龟刚被引入中国，很稀罕，在花鸟市场上一只巴西龟的价格几乎与一只画眉鸟相当。10年以后，巴西龟就论斤卖了。
所以，现在随便一所重点大学里都挤满了等待职称上升的海归，每一个学历背景都挺不错。学术体系也像一个权力场，就像寓言里的猴子，朝下看都是笑脸，朝上看都是屁股。而今天中国大学里排在最顶端的学者，最有效的和其他野心勃勃的尾随者区隔开来的方法，就是另一套让其无法模仿的话语体系。在这帮海归面前，显摆兄弟我在英国、美国的时候就不管用了。这些新一代海归上过新东方，在国外谈过恋爱，参加过俱乐部，个个英文都比在国外端盘子攒回国“三大件（洗衣机、电冰箱及电视机）”的老一代海归流利。
于是，在这些新海归面前，文化符号的游戏规则就变了，只有开口就是“兄弟，我种地的时候，如何如何”，这才是院长、主任级别的范儿，才能让他们彻底望尘莫及，甘拜下风。上了哈佛又如何，你下过乡吗？你得承认，不服不行，大哥就是大哥。
并不是只在教授中存在这种现象。所谓社会科学，就是你要认识到社会是有客观规律的，人就像小白鼠一样，是生活在规律中的。那个著名的段子，陈丹青听刘索拉强调王朔是“大院儿的孩子”，而说起她自己却是“胡同里长大的”，就觉得有些听不明白。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贫民，可刘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陈丹青后来才明白，刘索拉所谓的胡同是史家胡同小学的胡同，比王朔所住的容纳了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应该也是一样的道理。
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得太复杂了，不过我确实相信，势利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有理解了什么是势利，才能理解什么是社会。郭宇宽
作者简介·郭宇宽
作家，
天使投资人、投资人高喷会创始人、开放力商学院创始人、知名媒体人，青年学者，艺术策展人。【曾任】
陕西卫视《开坛》栏目主持人
湖南卫视《新青年》栏目主持人
湖南卫视《步步为赢》栏目主持人
央视《成长在线》栏目主持人
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
政经杂志《南风窗》主笔《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南都周刊》等刊物专栏作家著有《开放力》《我想试着这样理解世界》等畅销书【西安交通大学，系统工程专业硕士】
师从冯耕中教授，从事物流与电子商务研究，为国标《大宗商品仓储物流标准》第四起草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博士】
师从中国传播学会会长胡正荣教授，从事媒介形态研发。【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后】
师从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开始从事商业模式研究，创办开放力商业思想论坛，研究诸多前沿商业模式案例中，绝味食品、北斗星通、BIoves婚戒定制中心、盒子支付这几个案例专著已获得正式出版，成为“开放力本土商学经典系列”品牌，对社会的创业教育和企业商业模式的完善、梳理、提炼有很大价值。
担任多家上市公司及投资机构顾问。
为公众演讲和辩论专家，荣获1996到1999年间历次国内和国际大专辩论赛冠军，曾担任西安交大辩论队教练，为诸多高校辩论队顾问导师。第一部分优秀不在分数高低之间
在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下，一个学生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便是分数。学生最重要的任务便是考一个好成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像哈佛这样梦寐以求的大学，家长们也将自己的梦想全身心地灌注在孩子身上，只有进入哈佛之类的学校，你的未来才会清晰。真的吗？爱迪生早年上学被学校认为低能儿被劝退，后来却成为当今公认的改变世界的科技领袖；李嘉诚初中辍学依然可以连续两年蝉联富豪榜榜首，成为令人敬仰的商界风云人物。当下的青年如何突围这条以分数来决定命运的时刻？也许下文的故事会对读者有所启发。【张超】在乡村享受自由的状态
这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东北姑娘，别人都叫她“超哥”。
大学时作为学生会副主席的她，
原本走上的也许是一条循规蹈矩的道路。
然而，一次机缘使她在藏区结识了一名支教大学生，
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于是和公益有了亲密的接触，
帮助他人，实现自我，
很多年轻人也许觉得苦不堪言的枯燥生活，
她却过得很自在。儿时的“自然”教育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母亲是普通家庭出身的知青，被安插到吉林通化，遇到了父亲，就在这里安了家。母亲曾是县里纳税大厂厂长，那时家境相对优越，但记不清楚什么时候姐姐突然病了，工厂后来也一点点衰落，家庭一度陷入窘境。给儿时的自己带来乐趣的除了田野，还有一台彩色电视机。差不多三四年级的时候，一次听着电视里播放弹奏钢琴的声音，激动地流泪，仅仅是因为喜欢，便嚷着要学。面对求知的我和生活的负担，母亲权衡着给我做了选择，1999年开始了我的绘画启蒙。
母亲是一个能干的人，她就是那个时代“把机会留给别人”的主旋律中的一个普通缩影——带着六个弟弟妹妹，早早辍学工作，一点一滴担起了这么大一个家庭的重担。父母借钱修建的二层小楼里，住满了她的弟弟妹妹。在这样一个由亲情维系的宽松的大家庭里，我和姐姐、弟弟、妹妹们一同长大。这里允许任何独立的想法，自然成长。而我们也知道，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想法和行为负责。
工厂生意红火的时候，几乎链接了村里的每一个人。但随着工厂渐渐面临倒闭，这个在现在看来有些乌托邦的乡村工厂社区的凝结点也逐渐被瓦解殆尽。伴随我成长的亲人们陆陆续续地搬离，我的童年就这样随着工业时代的转型悄无声息地结束了。时至今日，村庄也变为车窗中那幅不断路过，却未曾再有交集的画面。对世界保持好奇，人生自有多种可能
相比“自然”成长，正统的学习经历无疑在我儿时扮演着制造痛苦的角色。临近入学，母亲把我送到县城最好的小学。但是，没有“见过世面”而显得呆滞无比的我，被老师笑称弱智。几经周折，我还是回到了村里的小学，被“弱智”标签捆绑着度过了艰难的小学时光。
几经曲折地到了高中，为了就读一类大学，我跻身成为千千万万艺考生中的一员。最终以所就读高中建校以来艺考最好成绩，拿到八所高校专业通知书。因为学费、地域、就业等因素，在老师的指导下选择了湖北美术学院印刷图形出版方向的专业。就这样，我遇见了锻造我的湖美。
刚进入大学，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和构建城市的概念，在懵懂中，有股穷家小户冲出来，谁都不服的劲头。因为印刷专业高考第一的成绩，一脸疑惑地被任命为班长。自此走上了“有理想、有追求、好青年的正轨”，前前后后取得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头衔。直到成了这个群体中出类拔萃的尖兵，然后被推到90周年校庆——这个在当时的我看来更高的舞台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感情的坎坷、工作的冲击让我领到了医院的一纸鉴定，我不幸患上了轻度抑郁。此后，自我救赎的过程让我的人生发生了转折。
试图寻找出路的我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旅程。为了兑现当年的诺言，我拿着写生时同学们给当地村民们拍的照片，去了当时已经发生泥石流灾害的舟曲。看着眼前堵塞的白龙江滚着滔滔江水、被泥石流掩盖的村庄中的沙石瓦砾在灯光下泛着的微微亮光、冲击处的土层中间可以清晰地看到孩子的蓝色书包、路边号啕着的或无表情的呆滞的人们，使我想起了同学们一年前写生的时候留下的照片。在这同一片土地上，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拿着烟斗、戴着大眼镜的四川教师，还有他身后那群躲猫猫的孩子们。这些画面在我的脑海里浅唱、低吟、咆哮，我感到了重锤击胸的悲痛。站在这些尚有余温的灵魂之旁，我仿佛仰望到了我们本该有的生命。在之后的几天里，我住10元钱一晚的旅馆，听喇嘛虔诚的生命故事，听外国行者看到的世界，听藏区孩子们蹩脚的英语朗读和他们向往的生活。这一切，对我无疑是一次历经生命的重生。
带着这一切重回原定生活轨道的我，突然看到了原本没有发现的城市里的灯火辉煌。我想给自己的城市按下静音键。半年后，我带着朋友们去了藏区的孤儿学校，真正开始了我的人生启蒙。
结冰的屋子、点不燃的牛粪、咽不下去的藏餐和长满冻疮的双手，一切看似只是在这些艰苦的生活里进行，一颗不安的种子就在这里被一个特别的年轻人种下。她是厦门大学成绩优异的应届毕业生。一次支教让她结识了这个少有人知道的宗教色彩浓厚的藏区孤儿学校，她来到这里一边做校长，一边做老师，一边做妈妈。内地沿海长大的她，脸上已经有了高原红，皮肤也变得粗糙干裂，但她仍然会留在这里，因为她愿意！她那坚定的眼神让我看到了自己未来人生的样子。美，将我滞留在乡村
不想让自己过着看似美丽的生活、心却粗粝凌乱，于是大学毕业后，带着一份年轻人的匹夫之勇和对社会的强烈责任心，不管不顾地到了农村。有朋友说这是荷尔蒙使然，让我在还没想清楚的时候就做了选择。确实，我不是那种想清楚再去做的人，我更善于一有想法就去实践。我跟朋友说，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想清楚”呢？这本身就是和实践同步的吧。
顺利以大学生村官的身份考到了湖北省恩施州九根树村，从懵懂开始，离开熟悉的城市舒适区，到一个完全需要重新经营的新环境里，我带着热情去适应每一个改变，现在回想起来，这份勇气既来源于美院的教诲和生命的经历，也来自那份“不甘于美丽乡村被开发又被遗弃，不甘于所有人都被消费社会支配”的“圣母心”。
然而，当真的扎扎实实地踩到了农村的土地，迎面而来的一切并非想象得那么美好。极不情愿地接手计划生育工作，在各种报表与数据中，我每天都忍不住问自己无数遍——这份计生工作在时代大潮中应当何去何从？但也是从这时候起，我开始坚持以同理心应对农村工作，即使在将近而立的年纪依然常被视作小娃娃。
我工作的村落，曾经是一个热闹的小型乡镇，十多年前因政策调整降级为行政村。在籍人口6 000多人，地域面积20多平方公里，在村落中堪称庞大。我的服务对象就分散在这个庞大的村落里。我一个人背着各种计生用品和采集信息的报表，走在一条条泥土和砂石铺就的山路上。我所做的计生工作绝不是以女人们上环结扎和采取各种节育措施控制生育为目的的，一点一滴的学习使我慢慢地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生育知识、法律知识和教育常识。我告诉她们怎样可以避免胎儿疾病、避免因为生育而患病，告诉她们如何维权、如何鼓励孩子。偶尔也会遇到艰难的选择，但在选择面前，我也时常宽慰自己——想开点，我们应该尊重生命！通过这份工作，我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村民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生活现状，开始感受到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命运。在如今的生活场域里，她们为何而来，又将去向何处？
慢慢地，有了多走十几里山路来跟我聊天的大姐。从闲话家常开始，我试图充实她们单一的生活方式，也学着“城里人”组建了村里的第一支广场舞健身队。在我离开时，这个队伍已经有将近80人。“忙时农耕，闲时打牌”的原有氛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发生着改变。或许有一年这里的人们会走上晴耕雨读的人生也不算惊喜，即便岁月还望不到。
在计生工作中，我关注到了一个躲在母亲们背后的群体——“留守儿童”，找到了我将要为之奋斗的方向。应对留守儿童假期无人看管而事故频发和艺术教育严重缺失的现状，2013年夏，我开始尝试对接资源，第一届乡村艺术夏令营开营了。孩子们求知的眼神让我们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及自身能力的不足。2014年我入选第14届友成基金会“小鹰计划”，开始了我的成长之路。享受这种自由的状态
常常会有人问我：“学了这么多年艺术，最后选择农村真的不觉得浪费？”我也坦然地回答：“大学教会我如何发现自己、找到自己并与其长久对话，如果一定要用技术衡量，那大学教会了对于生活的审美能力，这能力终将伴随我的一生。”
现在我依然生活在大山里，在镇政府的团委专职工作，也以社会创业者的身份在这里与朋友们创建了果糖儿童艺术教育工作室，专注于乡村艺术教育的普及与发展。3年来看着孩子们的变化，越来越相信我们的努力所能带来的社会价值，越来越笃信——艺术为人赋能！
租下了一栋石木结构的老房子，平日里除了做着紧凑的工作，还忙里偷闲过着慢生活。时常有朋友们来这个山间小院留宿，一起看看蓝天飞鸟，花开叶落。不知世间魔幻喧哗，我们似乎已洗尽铅华！张超
2014级“小鹰”，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印刷图形设计专业，“小鹰计划”期间服务于四川北川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曾为湖北恩施州九根树村村官，“小鹰计划”结束后续签村官。
因为关注乡村的留守儿童艺术教育缺失这一社会问题，
成立了果糖儿童艺术教育工作室，专注于乡村艺术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公益口号】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都与我有关。【李文旭】一个青年的生活突围琐记
儿时贫困的家境塑造了李文旭隐忍而坚强的性格。
茅屋内秉烛夜读，
从中等生一跃成为优等生，
从此不断地在人生之路上实现着自己的重重突围，
辍过学、流过浪，他更清晰自己的人生轨迹，
也一直寻找着生活的意义。贫穷的给予
我出生于一个贫困的乡村——合溪镇广福村，隶属于重庆市南川区。两岁时，父亲就去广东打工了，我成了现在人们口中所谓的留守儿童。我家住在山上，学校位于山脚下。小学六年，我每天走五公里下山去学校，放学再走五公里上山路。冬天的时候天黑得早，有时回家的路上还会遇到野猪、野山羊，但是那时候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寒暑假的时候，我就和家人一起做农活，父辈们做的农活我基本都会。这些经历铸就了我坚韧的性格，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退缩。
小时候的我，对理想根本没有什么概念。小学毕业之前我都没有离开过出生的小镇，后来考到另一个镇上的一所初中，我才离开自己生活了十多年的地方。初中的时候，我很羡慕客车司机，因为他们每天都会去一趟城里。生活留给我们唯一通往外面世界的路就是读书，老师这样灌输，我们也深信不疑。初一时，我的成绩很糟糕，年级总共300多人，我排在200名以外，这是在初中毕业后就去读职高的命运。我很幸运，交到了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被父母抛弃，跟着爷爷生活，家境贫寒得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但是非常勤奋好学。
初二的时候，我们住的还是大通铺，四五十个人睡在一间屋里，我们不敢在寝室点蜡烛看书，就跑到厕所，点着蜡烛看到十一二点。总有一种力量让人前行，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泪流满面，如果我的人生中有过纯粹的时光，那么一段是在初中里，一段是后来从西雅图到坎昆的路上。
中考时，我以全校前十的成绩和他一起考到重庆市重点高中，那些日日夜夜的努力让我免于毕业后就读职高。此时的成绩比初二时提升了两百多个名次，那是我赢得的第一场胜利。出走又归来的日子
一个乡村孩子进入城市，总是显得格格不入，经不住各种诱惑。有一年的时间，我辍学了，和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那一段时间我和父母的关系很紧张，但父母什么也没有说，给予了我很多宽容和试错的机会。迷茫一年后，我再次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初中老师的那句话就像中国大多数底层孩子的咒语，要想通往外面的世界，读书几乎是唯一的出路。于是，我重返校园，认真求学，高考以一个不错的成绩，考入中国公安大学。
我一直梦想考一所财经类的大学，当时由于公安大学是提前批，为了多个录取机会就填上了，却因此错过了上财经院校的机会。研究生的专业涉及企业财税，多少又和经济学沾了点边，在读研期间我考了CPA，算是弥补当年的遗憾。
父亲在外这些年，从最劳累的木工开始到自己承包工程，他也在用自己的艰辛改变着我们的家庭条件。我为父亲感到骄傲，同时也在努力让他为我的成熟而感到欣慰。出生在农村是生活赐予我最大的礼物，小时候自家菜园子的菜才是真正的菜，自家养的鸡鸭才是真正的鸡鸭。知识和财富都可以追赶，那些东西却永远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在于远行
我和父母提出要做“间隔年”以及考研时，他们很开明，都很支持我。
大一时，我和朋友聊到搭乘顺风车回家的想法，没想到两人一拍即合。放寒假后，我从北京跑到青岛和朋友会合，两人背上行囊开始了搭顺风车回家的旅程。
在拦了一辆又一辆的车未成功后，我们都有点泄气。然而，当我们在青岛胶南收费站搭到第一辆车时，我和朋友高兴得在马路边跳起来。
那一次，我们先后搭乘了15辆顺风车，最终回到了南川。
鲁渝顺风之旅给我打开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第二年暑假，我又独自从北京骑车回到南川。一路最难的就是翻越秦岭，天快黑了，我终于见到了秦岭垭口，我对着来时的路疯狂地喊叫，像一场尽情的宣泄，又似歇斯底里的欢呼。那一刻我已经忘记了上山的艰涩，只感觉汗水浸透的衣服弄得后背冰冷。天快黑了，我跨上自行车再次上路，当我以40迈的速度下山赶往广货街镇投宿时，差点泪下。我永远不会忘记，20岁那年我曾独自到过秦岭之巅，从此再没有过不去的坎和山。
后来，我还参加了中国《国家地理》举办的“校园行之客”，穷游网举办的“轻年计划”活动。这些活动赞助我去了台湾、东南亚等地，并且在参与的过程中结识了很多有趣的朋友。诸多体验之后，我发现我最喜欢的还是骑行，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会认识很多人，有更多的机会和当地人接触和交流。京渝骑行那次，到了山西界时遇到瓢泼大雨，我浑身都湿透了。当时遇到一个当地人，邀请我到他们村里过夜，去的时候他已经吃过晚饭，又重新生火做面条给我吃。虽然我们仅有一面之缘，但至今我们仍经常联系。骑行是一种虽然很累，却可以获得更多自由空间和体验的旅行方式。
在中国青年基金会“间隔年”计划的资助下，我以骑行的方式穿越了美国、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伯利兹。一开始我只想骑行66号公路，可是我从西雅图骑到洛杉矶的时候已经是11月了，再走66号公路到芝加哥的话会非常冷，我最后接受了朋友的建议选择南下，在下加利福利亚的沙漠里和一对墨西哥情侣结伴骑行了二十天，最后从LA PAZ作轮渡横跨加利福利亚海到达墨西哥本土。进入墨西哥后开始学习西班牙语，读大学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过多学一门语言，想来是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不过现在也不晚。危地马拉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一家超市都有铁栏杆围着，稍大一些的超市就会有荷枪实弹的保安驻守，虽然气氛很紧张，但是路上遇到的人还是非常热情的。间隔了207天后我从伯利兹再次返回墨西哥，在坎昆结束了旅行。路上207天教会我的东西，足够我一生受用了。在寻求平衡中，践行自我
我的研究生专业是企业财税法。我热爱律师这个行业，所以毕业后我会进一家律所工作。我还会继续折腾，跑步横穿美国、徒步PCT（美国著名徒步路线，从美加边境一直延伸到美墨边境）……我清楚地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才不遗余力地去追求我热爱的东西。一想到自己即将死去，仅有此生，我就会充满力量。李文旭
重庆南川人，热爱世界和乡村的农村孩子。以前向往城市，努力挣脱农村，到头来发现自己喜好的是天然。后来进入体制，发现自己的天性是自由，放弃稳定去追逐另一种可能。为人正直，最恨不守规则，想靠法律求温饱。还有很多一想到就会感到热血沸腾的想法，还会继续折腾。【公益口号】为爱启程【宁瑞忠】用一家餐厅弥补心灵缺失
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有所缺失。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当下，心灵缺失似乎成了一种通病。
宁瑞忠，在尝试了诸多行业，经历了很多挫折之后，
最终选择了餐饮业。想要打造一家梦想中的餐厅，
以此来弥补教育和社会给人造成的心灵缺失，
哪怕只是杯水车薪。那时的缺失
我出生在一个教育世家的家庭，奶奶和爸爸是老师，爷爷和外公是牧师。最初，奶奶和外婆都是牧师，但后来奶奶做了传道士的翻译。所以，我的家庭环境是比较开化的，所受的家庭教育也比较西化。
小学的时候，我成绩不错。上了初中，成绩开始有所下降，到了高中就很差了。记得高二上半学期，我的期末成绩是班上倒数第三名，而倒数的后两名是体育特长生。高二下半学期，我们开了一门新课程——生物。因为和大家起点一样，我学得还不错。也是从那时开始，我的成绩才慢慢有所提高，基本就是一个逆袭的过程。高考前夕，我们有三次诊断性考试，第一次我考了全班第19名，以后每次考试也都有所提高，但我对英语总是敬畏三分。高考时，先填志愿，再考试，老爸说：“先选个专业，然后再填个可调剂。”我说：“只要不是英语专业就好。”但是不巧，我刚好被调剂到了英语专业，学的是工程类英语。因此，我的大学成绩并不好。我知道毕业后自己不会从事和英语相关的工作，但英语成绩影响到我能否拿到毕业证，这就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所以，英语是根植在我内心的一种疾病，只要一走到英语教学楼，我的心跳就会禁不住地加速。而平常的日子里，只要念及学习，我就很忐忑，甚至睡觉时被噩梦惊醒。不解的是，我在英语方面还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却始终很难奏效。在大学期间，为了做好求职准备，我还学了一些其他的技能，比如设计。沉下心来去创业
毕业之后，我没有找到和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电子集成公司做触摸屏，类似于地铁的触摸屏。算上大四下学期和毕业后的半年时间，工作了一年，此后就开始创业了。一位高中同学在做游戏方面的工作，我本身计算机也不错，就和他一起做互联网的项目，但这个事情并非我做决策，而只是在广告传媒这方面由我来主导。游戏的项目一直在进行着，效益不算好。而广告传媒这一块，特别需要资源，我家虽在重庆，但资源不足，很多项目都拿不到。后来，我们又转向做区域性网络超市，卖的东西都比普通超市便宜，也就是O2O的形式，但那时这个新鲜事物对于我们所做的区域来说还很陌生。我记得那是2010年，因为没有投资，最终还是放弃了。总之，压力很大。为此，我经常带着四五十斤的沙袋徒步，走很难走的路线来磨炼自己。后来，我开了自己的水果店，虽然在这儿并没有获取更多经验，但让我修正了大学刚毕业时的高傲心态，开始真正地沉下心来做事情，真正地去体会创业的艰辛。这对我的意志、品质的磨砺都有极大的帮助。因此，现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还是很淡然。一家装着梦想的餐厅
涉足餐饮业虽然操心，但很踏实，因为它可以承载很多东西。中餐不像快餐，只是吃饭饱腹，解决一时之需。我们做中餐会有很多不同的意义注入其中，比如策划很多青年活动。如果只是为了赚钱而经营，我们就不会在学校周边选址。对我们而言，意义才是我们存活的真正的需求。
我的运气不错。当时我们手头资金紧缺，我的父母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希望我能够完成自己的理想。此前他们想让我去做村官，但是我表明自己的立场后，他们明明知道创业之路的艰辛与风险，但还是很支持我。他们说，你还年轻，可以到外面闯闯，实在不行再去找个工作也没事。因此，我坚定了创业的信心。加上家里支持的4万元钱，我和三位朋友共同筹资了16万元，以9万元的转让费接下了现在的第一家餐厅，其余用于店铺的简单装修和筹备开业。我们花了些心思，因此找到了不错的厨师。最开始还是传统的菜品，但味道不错。有几道独特的菜品，刚开始就卖得很火了。一个月下来，盘完库，赚了7000元。那时，整个饭店全权由我负责。我经常购买一些稀奇古怪的食材，给到厨师，让他们尝试做员工餐，觉得好吃就可以作为菜品。那时尝试的几道好吃的菜品一直保留在菜谱上，也很卖座。因此，在菜品方面我们和周围的餐厅有所差异。其次，我们与之在价格、服务、分量、味道、环境等最基础的方面做竞争。后来我发现花费50%的精力只能换回10%的回报，而且一旦稍有钱的老板在旁边开一个店，我们断然是竞争不过的。所以，我们考虑做一些有附加值的事情，如球赛、旅行等类似的活动。旅行也和我个人更契合，我们也能用非常低的成本让参与者有不一样的收获。
从长远角度来讲，我们并不希望只停留于餐饮一个方面，我们有专业的互联网知识和技能，未来还希望利用这方面的优势帮助一些公司做一些以年轻人为消费对象的营销，以及猎头之类的工作。我们的餐厅都是用手机点餐，这样就会记录下顾客的需求，下次他们再来，就能提前对顾客有一个很清晰的了解。并且希望这方面的数据可以运用到未来我们想要扩展的业务领域。餐饮只是一个流量入口，从另外一方面，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到年轻人。未来，希望无届青年餐馆可以弥补高校教育的精神缺失，因为大学教育更多的是教会学生一些求职的技能，而我们更多的是引导他们有更好的精神追求，引导他们回归到精神的本真，能够尽可能多地给青年学子带去有益的影响。宁瑞忠
1987年生人，理想主义创业者，无届青年餐馆创始人。【公益口号】未来，希望无届青年餐馆可以弥补高校教育的精神缺失。【赵山卉】公益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赵山卉，来自云南一个普通又朴素的家庭。
母亲独特的教育理念和引导陪伴，是她生命里的光。
在家乡山水的滋养下，她健康而自由地生长。
和很多云南女孩一样，她真诚、朴实、热情。
她学植物保护，却误打误撞入了NGO的行。
是从哪一年走上公益之路的呢？她说那并不重要。
因为，
公益如今早已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密不可分。在大自然的环境中长大，对环保有种说不出的亲切
我的家在中缅边境的一座美丽的小城——芒市，我在这里出生、成长、学习、收获……父亲是本地人，到昆明读大学的时候和来自西双版纳的母亲相识、相爱，大学毕业分配到家乡工作后，便有了我。
从小，我就发觉自己接受的教育有点特别，尤其是母亲的教育理念，比较西式。这可能和她经常读一些育儿类的书有关，比如我的童年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很少有机会和爷爷奶奶长期共同生活；我人生的很多选择，母亲总是鼓励我自己做决定；很多类似去银行存钱、记下亲人的生日等小事，母亲都是从小学就开始培养我。
在我眼里，妈妈是接地气的仙女。因为父母的好朋友做香料生意，在山里有自己的基地。小时候，每逢周末我们常常会进山里体验生活，爸爸们去打猎时，妈妈们就带着我们认植物、放羊、捞鱼、做农活……分享一切她们小时候玩过的招数。我父母都是学茶叶的，而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妈妈在花卉方面颇有自己的研究，还喜欢集邮。20世纪世纪90年代，邮票可以算作一种投资。年轻时父母也会在中秋等节庆做茶叶、花卉的小生意，那时交通没有如今这么便利，仙客来这样的花在我们当地是稀罕物，妈妈会从省城托人把这些美丽的花带到家里的集市卖。
从高中、大学直到现在，亲近的朋友都会比较羡慕我与妈妈的关系。我们常常像朋友一样，一起看电影、分享好听的音乐，还经常写信、互写情书、送礼物。高中三年，离家到省城上学，和妈妈约定好至少一周写一封家信，直到大学三年级还在写，到现在应该完整保存了好大一摞信呢。对当下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如天津塘沽爆炸，我们还会在一起分析事件背后的原因。可以说，母亲是一直把我当朋友看待（虽然偶尔她也忍不住要变回传统强势父母）。妈妈喜欢和我们这些年轻小辈展开成年人之间的对话，这使我在社交方面也很成熟。大学毕业后，面对从商、从政等各行各业的朋友，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我都能很快打开话匣子。
因为家里有学茶叶的、生物学的长辈，使我从小就与植物结下不解之缘。每次旅行，母亲和其他亲人总是如植物猎人般教会我不少植物常识。一直以来，我都对动植物很感兴趣，更喜欢和大自然亲近。央视播的动物世界、BBC出品的纪录片、雅克·贝汉的纪录片三部曲……只要和自然沾边，都是我所喜爱的。大三的时候，我在新浪微博上结识了同爱大自然的羊头（她也来自云南，现在在北京做花艺工作室），我们常常讨论谁这方面悟性很高，好像能和动植物通灵，这需要很高的天分，当然也和成长环境有莫大的关联。你试着观察一下这类人，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浸泡在自然里，和大自然有特别深厚的感情。有的人开一个干花工作室，专门研究如何干燥植物、保存植物；有的人专门去搞创意插花；有的人一年四季收集各种大自然的“破烂”，这些都因为他们有一颗热爱大自然的心。环保也不例外。
回想起来，家人和大自然，和植物的感情，家乡的山水，潜移默化中也影响了我，带动了我。好奇心带我走进了NGO的世界
填报大学志愿时，在未来就业前景一项我并没有考虑太多。只要感兴趣的，我就会选择学习。高考没有考好，我想学烹饪，结果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最终，我选择了学习植物保护专业。或许，这就是冥冥之中注定要走的路吧。
年幼时的我看到野生动物被捕杀的事件就很难过，当时就想着要做一些保护动物的事情。但要做什么，从哪里开始，怎么做，我并不清楚。只记得小学时有一年卧龙箭竹开花，新闻里天天在播放大熊猫没有饭吃，我们全班同学都把自己的大部分零花钱送到了那个叫卧龙的地方。
高中时，我特别崇拜王力宏。高三那年，偶然了解到他是世界展望会World Vision的代言人，还参与了“饥饿三十”的公益活动，去东南亚、非洲等国家看望孩子们，给他们送去礼物、分享音乐（我非常赞同和支持一些正能量的明星代言公益项目，真的可以影响很多人）。我从网络上了解到世界展望会是一家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内地叫世界宣明会。这时，我开始对NGO感到好奇了。然而很快就是高考，我便忘了这事。
刚进入大学的我是懵懂的，感觉一切都很神奇，尤其是常常能看到海。在大学期间做志愿者是我的一个心愿。后来我加入了一个爱心艺术团，艺术团组织的大部分演出是一些公益活动，主要在一些广场和半封闭卖场中演出，如弹吉他、唱歌、舞蹈、小品等。在娱乐别人的同时，还能从观众那儿募集善款，捐给有需要的敬老院、孤儿院。当年带我们的团长很热心，能力很强，效果最好的一次街头义演筹到了2万多元。当我们真想做一点什么的时候，好像总是能得到好心人的帮助。当时团里有一位成员的爸爸是海南省一家较大音响企业的老总，知道我们要做这些事，常年免费为我们社团提供演出设备。
学生命科学类专业，理应要报环保社团。但我们专业兴趣小组很多，一般是班里三四个人一组，长期搭档做研究。况且我也和环保社社团很熟，常常参加很多活动，比如画绿地图这类的，也相当于半个社员，只是没有经历面试而已。大一那年暑假，和环保社团的好朋友在家乡做了跳出舒适圈的尝试。她加入的红树林保育联盟，也是一家NGO。当时他们在宣传野生动物保护，发海报、传单、贴纸等，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三个女生，环保社团的那位朋友带着装备，找到市中心花园的一个比较显眼的地方，拉开海报，贴上贴纸，就开始向路人宣传保护穿山甲、珊瑚等环保知识，分发环保卡片。因为在家乡那一带，抓穿山甲，甚至拿来食用的现象很普遍。虽然在烈日下忙活了一整天，但还是感觉无力去改变一点点。
很多事情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经历，而且必须要去经历才有深层次的思考。我们去做这样的尝试，也是想了解很多最真实的情况，比如什么样的动物会被吃？会被哪些人吃？要如何才能减少被抹杀数量？
为什么后来我没有直接去做动物保护的工作，而是想去了解NGO，进入NGO。其实，我对NGO如何推进工作更感兴趣。
大四毕业那一年夏天，在继续升学和求职之间无法取舍时，还是那位环保社团的好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很棒的青年公益发展项目“小鹰计划”——去基层（大部分是农村）一年参与公益项目。虽然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是瞎折腾。但我还是顶着长辈“好好的阳关大道你不走，偏要走那独木桥”的压力，出发了。在这一年里，我开始了自己梦寐以求的gap year，尝试了不少第一次，收获了不少值得一生珍惜的良师益友并见识了更广大的世界。选择与我生活方式一致的NGO
在小鹰期间，我就像抓住小小的一角，开始了解NGO整座冰山。在快乐服务于孩子们的同时，我对公益的热爱也越来越强烈。虽然是服务他人，但真正的受益者还是自己。正如高老师所言，“其实任何志愿者都是有期限的，不是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离开就意味着结束了，村庄还是那样子，而你们才是最大的受益者，不是村庄。”他说得很犀利，但也有道理。
相对来说，NGO是一个很棒的行业，关于我个人比较看重的成长空间，在这里可以淋漓尽致地体现。我喜欢当时在农村所做的动员工作，和乡亲们在一起，向他们学习，生活很充实。同时也以动员的方式做了留守儿童的教育尝试。我很敬佩带领我们工作的廖晓义老师，她是乐和家园的发起人，也是国内环保圈的老前辈，是北京奥运会的环保顾问。后来，她曾在TEDxChongqing2014大会上说，“农村是中国的根。假如根没了，我们还能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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