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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44420:阎焕东$${0}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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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青少年时代

巴金的青少年时代试读:

一 “我的世界,我的天堂”

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与鲁迅、郭沫若等开一代风气的“五四”闯将相比,巴金属于后起的一辈作家。巴金多次说过,他是“五四”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

[1]人”。但同时,他也是最大胆地同封建家庭彻底决裂,并勇敢地向封建家庭和它所代表的整个封建制度,公然喊出“我控诉”的一位作家。是他,深刻地、多方面地暴露了封建家庭和封建制度的腐败和残暴,有力地展示了它的血腥本质和罪恶;是他,从封建家庭内部揭示了新一代的成长和奋起,并真实地表现了他们的反抗和叛逆,从而大胆宣告了这个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

巴金的代表作《家》,他的另外一些优秀作品《憩园》、《寒夜》等,以及他晚年用毕生心血凝结而成的杰作《随感录》中的许多篇章,都始终如一地深刻地表现了这一时代性的伟大主题。

那么,是怎样的历史和社会机缘使巴金有了这样的感知和勇气,并使他有能力和毅力完成这一历史性的文化使命?巴金成都老家大门

原因就在于他正是出生于这样一个封建家庭,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他在作品里所展示、所揭露、所痛斥的一切,差不多他都曾经亲历过或亲见过。从出生一直到他19岁冲出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他被爱过,也曾受到严格管束,感受过友爱,也看到了仇恨,还看到过眼泪、倾轧、血污和死亡。而这一切,都是在社会急剧变革和各种新思潮汹涌激荡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因而在巴金心里又得到熔炼和提升。这一切,为巴金的创作提供了生活基础和源泉,也给予了他资质、力量和勇气,使他终于能够承担起这一历史的重任。

因此,我们的故事就要从巴金的家庭和他的幼年开始讲起。

  

1904年11月25日,农历甲辰年十月十九,巴金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典型的官僚地主家庭。这一年是清光绪三十年,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中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期,传统的皇权统治在西太后与维新派的生死博弈中风雨飘摇。而地处西南“天府之国”的“锦城”成都却还平静,巴金所降生的这个大家庭更是处在一个短暂的鼎盛时期。这是一个拥有百余人口的大家庭,在巴金上面,有将近20位长辈,和他同辈的兄弟姊妹有30位以上,另外还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家庭中辈分最高的是祖父李镛(号皖云),他也是全家的最高统治者。他们祖籍在浙江嘉兴,到祖父李镛这一辈,他们来到四川已经是第三代了。对李氏家族来说,四川可算得上是一块福地,第一代是给人作“幕僚”,第二代开始做县官,而到了第三代,巴金祖父李镛就不只是做知县,还做了知州。他在官场上混迹多年,凭着自己的“精明能干”步步上升,并饶有积蓄,广置田产,在成都四郊有良田千亩,在成都北门正通顺街修筑了豪华的宅院:四进院落,几十间瓦屋,还有花园、竹林、亭榭等,成为当地屈指可数的大富之家。巴金的长篇小说《家》里的高公馆大体就是依照李家公馆的格局描写的。

在巴金出生前,祖父李镛已“告归林下”,颐养天年,着意经营这个由他一手建造起来的大家庭,期望它一代代繁盛下去。最初,他也满怀信心,因为在他从官场上退下来的时候,已经有三个儿子正沿着他的路爬上去,似乎个个都有美好的前程。一大群孙子孙女也都使他欢喜。在巴金的记忆里,这是一个守旧而又固执的老人,终日少言寡语,但家庭中无论谁都得听他吩咐,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俨然是一位专制君主。同时他还是一位诗人,家中有丰富的藏书,喜欢结交名人雅士,曾印过一册诗集《秋棠山馆诗钞》送人,还喜欢收藏古玩字画,并与川剧班子里的小旦时有来往。由于有这位祖父的存在,使得这个大家庭中处处都充满着一种浓厚的封建性的文化意味。这位祖父就是《家》里高老太爷的原型。

祖父结过两次婚,讨过两个姨太太,生有六子一女。巴金的父亲李道河是长子,也在清末的地方政府里做过多年的官,后来到四川广元县做了知县。二叔李道溥年轻时中过举,他和三叔都曾作为“新政”的产物被派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又都装上假辫子,二叔做了四品官,三叔做了南充知县。在一个家庭里,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连续出了这么几位“县太爷”和“朝廷命官”,在世人眼里自然是家道兴盛,声名煊赫。巴金的祖父

从降生到这个家庭,到最后决然地离它而去,巴金在这个大家庭里生活了19年。

巴金是父母的第五个孩子,在他前边已经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哥李尧枚比巴金大6岁,自幼聪敏好学,又是长房长子,故深得父母以及全家人的钟爱。三哥李尧林只比巴金大一岁,可以说是和巴金一起长大,他和巴金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幼年和青少年时一起读书、玩耍,后来又一道冲出家庭。这两个哥哥不仅在巴金早年,而且在他后来的生活中都发生过深刻影响,给过他许多帮助,是巴金一生都感念不忘的人。这中间本来还有一个“二哥”,是按旧时通行的所谓“大排行”(即大家庭中兄弟们的子女分别按年龄统一排序)称呼的,他是巴金二叔的儿子,幼时也是巴金的伙伴,可惜在1917年川滇军队在成都进行巷战的时候,患白喉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尚未成年便夭折了。那时巴金也患了白喉,只是凑巧才得到医治,捡回了一条小命。

按家庭的大排行,巴金是同辈兄弟中的老四。他本名叫李尧棠,字芾甘,这名和字都有些讲究。在李氏家族中,巴金这一辈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尧”字,就是通常所说的属于“尧”字辈,而另一个字则都以“木”字做偏旁,如大哥叫李尧枚,三哥叫李尧林。所以巴金的名字除了一个共用的“尧”字,另外配了一个以“木”为偏旁的“棠”字。而“芾甘”则是由“棠”字引申而来,其源出自《诗经·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发。”诗的本意是写人们对召伯的怀念,“蔽芾甘棠”是指一棵幼小的不大的甘棠,据说召伯南巡时曾在这棵树旁停留,人们怀念召伯的恩德,便作歌劝大家不要伤害它。巴金所用的“甘”字就是指“甘棠”,“芾甘”就是“蔽芾甘棠”的省称,也是对“棠”字的诠释。瞧,为这么个名字就绕了这么大个圈子,动了这么多脑筋!从这件具体而微的事情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大家庭里的文化气氛,也可以体察巴金的长辈对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对巴金的爱和祈愿。

巴金出生的时候虽然上面已经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从整个大家庭来说,上面的哥哥姐姐就更多),但在他幼年仍然受到父母的无限疼爱。他的聪慧和善解人意也使他格外受到长辈们的欢喜与怜惜,包括全家所有的仆人都特别喜欢这位“四少爷”。巴金的幼年时代最初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爱抚之中,“爱”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后来他在回答读者“是什么把你养育大的”问题时,曾做过这样的说明:“是什么把我养育大的?我常常拿这个问题问我自己。当我这样问的时候,最先在我的脑子里浮动的就是一个‘爱’字。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的确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在那时候一所公馆便是我的世界,我的天堂。我爱一切的生物,我讨好所有的人。我愿意揩干每张脸上的眼泪,我希望看见幸福的微笑挂[2]在每个人的嘴边。”

多么幸福温馨的岁月,多么单纯美好的心灵!巴金的幼年时代最初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当然这只是他那个年纪所能看到和感受到的家庭环境),受着“爱”的抚育,也受着“爱”的陶冶。幼年是人生的开端,幼年时期所经历或所感受到的一切,在人的一生中都是很难磨灭的,都将在人的一生中发挥作用,或成为他生命的营养,或成为他事业的酵母;幼年时期的每一件细小的事情,都可能影响到他的心灵和性格,可能影响到他的事业和未来,并由此影响甚至决定他的一生。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条河流,那么人的幼年时期就是这条河的源头,虽然水量可能还很小,但每一滴水对整个河流来说都具有特殊意义:它与整个的河流融汇在一起,也可以说是充满着整个的河流,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谁能说长江大河的奔腾的激流和飞溅的浪花里,不含有大河源头的最初的水滴?

人生的幼年时代对每个人都是如此,而对一个作家来说则更有双重意义,即这不仅是他生活的基点,而且是他的创作素材和灵感的基点。外祖母怀抱两岁的巴金(前排)[1]《五四运动六十周年》,《随想录》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4页。

  [2]《我的幼年》,《巴金选集》第10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93页。

二 母亲——第一个先生

1909年,巴金的父亲到四川广元做县官,巴金的母亲带着孩子也随他到了广元。这时巴金只有四五岁,也大体是从这时候起才开始记事。所以他眼中的人生的第一幕,也就从这里拉开。

广元地处川北丘陵地区,土地瘠薄,人民生活贫苦,但县太爷的衙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阔绰的。在巴金最初的记忆里,那衙门是“很大一个地方,进去是一大块空地,两旁是监牢,大堂,二堂,三堂,[1]四堂,还有草地、稀疏的桑林,算起来大概有六七进”。他们一家住在三堂。

在当时的社会里,一般老百姓谁也不愿意跟衙门打交道,那是一个森严、可怕的地方。然而在还不懂世事的“四少爷”巴金眼里,这里却跟成都的李家公馆没有什么两样,是一片温暖快乐的自由天地。

家里有专设的私塾,父亲给孩子们请了一位塾师。先生姓刘,性格温和,待孩子们十分亲切。从这时起巴金就开始跟先生读书,课后就跟三哥在窗外的小花园里玩耍;或跟侍女香儿(一个十二三岁的瓜子脸的女孩儿)和三哥一起到桑树下捡桑葚,边捡边吃,弄得嘴巴和双手都是红红的;或者独自一人爬上高高的干草堆,睡在那里晒太阳;或者带领一大群鸡,把米撒在地上,让它们围着啄食,并在早晚由香儿陪着把鸡群放出或收进鸡笼,一个个给鸡点名,俨然像个鸡司令……这些便构成了巴金幼年时期最初的梦幻般的生活内容。

而使他最难忘的,则是母亲的抚爱和这抚爱的温馨。巴金后来在《最初的回忆》一文中说到他的幼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母亲和母亲讲述的那个令人着迷的梦,他清楚地记得母亲说话的情景——“这个娃娃本来是给你的弟媳妇的,因为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送给你。”这是母亲在她的梦里听见的“送子娘娘”说的话。每当晴朗的午后,母亲在她那间朝南的房子里做针线的时候,她常常对我们弟兄姊妹(或者还有老妈子在场)叙述她这个奇怪的梦。“第二天就把你生下来了。”母亲抬起她的圆圆脸,用爱怜横溢的眼光看我,我那时站在她的身边。“想不到却是一个这样淘气娃娃!”母亲微微一笑,我们也都笑了。母亲很爱我。虽然她有时候笑着说我是淘气的孩子,可是她从来没有骂过我。她让我在温柔、和平的气氛中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一张温和的圆圆脸,被刨花水抿得光光的头发,常常带笑的嘴。淡青色湖绉滚宽边的大袖短袄,没有领子。我每次回溯到我的最远的过去,我的脑子里就浮现了母亲的面颜。我的最初的回忆是跟母亲分不开的。我尤其不能忘记的是母亲的温柔的[2]声音。

巴金这里所说的“每次回溯到我的最远的过去,我的脑子里就浮现了母亲的面颜”却是再真实不过的。对巴金来说母亲是最难忘的,虽然母亲在他10岁的时候便去世了,但是他对母亲的记忆和怀念却是永远也磨不掉的。他永远记得母亲的常带笑容的圆圆的脸,永远记得母亲的爱怜横溢的目光,永远记得母亲的温柔的声音。因为在这一切里面都渗透着发自深心的爱呀!这在任何一个孩子的心里都不难体察,何况巴金又是那么一个敏感的孩子!所以,在巴金还很小的时候,当他还处于蒙昧时期,就已经被“母亲”这两个字迷住了。有时在夜里,望着清油灯的暗淡的灯光,他会陷入痴想,他后来曾说过,这时候“我睡在被窝里,常常想着‘母亲’这两个字的意义”。真是奇妙的现象!这时的巴金才只有四五岁,已经在思考“母亲的意义”这样一个哲学命题了。当然答案是没有的,“母亲”的意义是什么,当时他不可能说得明白,但他却能感受到,而且那感受是真实的,强烈的,浸透心脾的。不仅如此,母亲的心似乎还要更大些,她的爱也似乎更广博。她不仅爱自己的子女,不仅给了他们爱,使他们感受到了爱,懂得了爱,而且还教育他们要爱别人,体恤别人,要有一颗仁爱的心。这里很有一些儒家思想的影子,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有一件事巴金一直记在心里。那也是在广元的时候,一天下午巴金看见三哥尧林为了一件小事摆起主人的架子,把使女香儿骂了一顿,还打了几下。香儿哭着告诉巴金母亲,母亲立刻把三哥叫过去,温和地向他解释:“丫头同老妈子都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该好好地对她们说,为什么动辄就打就骂?况且你年纪也不小了,更不应该骂人打人。我不愿意让你以后再这样做!你要好好地记住。”

三哥一直低着头,不敢说话。香儿高兴地在一旁暗笑。等母亲说完,三哥便垂着头慢慢地往外走。母亲叫住他,说:“三儿,你不忙走!你还没有回答我。我说的话你懂了吗?你能记得吗?”

三哥迟疑半晌终于回答说:“我懂……我记得。”母亲这才站起来,说:“好,拿云片糕去,喊香儿陪你们去耍。”边说边从瓷缸里取出云片糕递给他们。

这件事不只是三哥牢记终生,也使更年幼的巴金铭记不忘。

可以说,这是巴金人生教育的第一课,就是做人要有爱心,要爱人,爱一切人,要懂得同情和怜悯。这一课是母亲给他上的,是母亲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了“爱”的种子。所以后来巴金多次称他的母亲是他的“第一个先生”,因为母亲不单是生养了他,她还用自己的言行第一个教给了他生活的道理,做人的道理。关于这一点,巴金后来有一段话说得明白而感人,他说: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我已经说过使我认识“爱”字的就是她。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常常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与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母亲自己也处过不少的逆[3]境。在大家庭里做媳妇,这苦处是不难想到的。但是母亲从不曾在我的眼前淌过泪,或者说过什么悲伤的话。她给我看见的永远是温和的、带着微笑的脸。我在一篇短文里说过:“我们爱夜晚在花园上面天空中照耀的星群,我们爱春天在桃柳枝上鸣叫的小鸟,我们爱那从树梢洒到草地上面的月光,我们爱那使水面现出明亮珠子的太阳。我们爱一只猫,一只小鸟。我们爱一切[4]的人。”这个爱字就是母亲教给我的。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部性格[5]的根柢。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母亲的爱的教育的力量和深远影响。从这位可敬的母亲本身来说,无疑她所说所做的一切都出于一片真诚,表现了当时社会条件下,一位封建大家庭中的少夫人的稀有的好心肠。她对自己的子女的爱更是真诚的,充分体现出母爱的深沉与无私。至于她所说的要“爱一切人”云云,她说时虽然十分真诚,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也不可能做到。因为爱必须是平等的,自由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特别是当彼此处在尖锐对立或对抗的阶级地位上的时候(如主子与仆人,坐轿的与抬轿的,总之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人与人之间既然没有平等,没有自由,怎么能谈得上普遍存在、一视同仁的爱呢?怎么能谈得上去“爱一切人”?其实,从巴金自己的回忆和叙述里也不难看出其中的自相矛盾。前面母亲不是说要“爱一切人”吗?但接下来她就把“爱一切人”改为要“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动辄将他们打骂”。从“爱”到“同情”和“怜恤”,这已经打了很大折扣;再到不要“动辄打骂”,那就谈不上什么“爱”了,充其量不过是好心主子的同情心而已。而事实上就连这种同情心也很难贯彻始终。巧得很,就在母亲说要“爱一切人”,不可“动辄将他们打骂”之后不久,巴金亲眼看到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我看见领十妹的奶妈挨了打。那时十妹在出痘子,依照中医的习惯连奶妈也不许吃那些叫做“发物”的食物。不知道怎样,奶妈竟然看见新鲜的黄瓜而垂涎了。做母亲的女人的感觉特别锐敏。她会在奶妈的嘴上嗅出了黄瓜的气味。一个晚上奶妈在自己的房里吃饭,看见母亲进来就露出了慌张的样子,把什么东西往枕头下面一塞。母亲很快地就走到床前把枕头掀开。一个大碗里面盛着半碗凉拌黄瓜。母亲的脸色马上变了,就叫人去请了父亲来。于是父亲叫人点了明角灯,在夜里坐了堂。奶妈被拖到二堂上,跪在那里让两个差人拉着她的两只手,另一个差人隔着她的宽大的衣服用皮鞭打她的背。一,二,三,四,五……足足打了二十下。她哭着谢了恩,还接连分辩说她初次做奶妈,不知道轻重,下次再不敢这样做了。她整整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母亲就叫了她的丈夫来领她去了。这个年轻的奶妈临走的时候脸色凄惨,眼角上还滴下泪珠。我为这个情景所感动而下泪了。我后来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待她。母亲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她不说别的话。以后也没有人提起这个奶妈的下落。母亲常常为这件事情感到后悔。她说那个晚上她忘记了自己,做了一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6]我只看见母亲发过这一次脾气。“只看见这一次”,也许是吧,但有这一次也就够了。在这件事情上,奶妈固然是有错的,但也并不犯王法,用不着县大老爷连夜升堂,打板子。用现在习惯的说法,这叫“滥用职权”!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奶妈的行为可能(仅仅是可能)对自己的孩子不利。那么奶妈自己呢?不仅受了皮肉之苦,而且被赶走了,丢了饭碗。这是不是会影响到她以后的生计?会不会影响到她的家庭和孩子?对这些问题,巴金的母亲就不去考虑了。所以,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巴金母亲在性格上的矛盾,表现了她所说的要“爱一切人”的不切实际,同时也表现了她所进行的爱的教育的局限性。巴金说这是他的“全部性格的根柢”,这是不错的,母亲的爱的教育的确是巴金思想性格的一个基点,是把他与这个社会联系起来的一条纽带或支柱;但是就其本身来说仍然是有矛盾、有局限的,不可能贯彻到底,这在巴金后来的生活和创作中都有表现。

当然,巴金的母亲毕竟是仁慈的,可敬的,她养育了一位杰出的作家,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爱,并给了他一颗善于体恤他人痛苦的仁爱的心。

上面所引的那段精彩的文字,巴金是以极其坦诚的自我解剖的态度写下来的,在轻松而幽默的文字中闪烁着思想的光芒。他毫不掩饰自己思想和性格中的矛盾,并深刻地挖掘和剖析了这矛盾形成的根源,给社会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这一点令人非常敬佩。[1]《最初的回忆》,《巴金选集》第10卷,第11页。

  [2]《巴金选集》第10卷,第10-11页。

  [3]巴金原注:“《家》里面有一段关于母亲的话,还是从大哥给我的信里摘录下来的:‘她又含着眼泪把她嫁到我们家来做媳妇所受的气一一告诉我……爹以过班知县的身份进京引见去了。她在家里日夜焦急地等着……这时爹在北京因验看被驳,陷居京城。消息传来,爷爷时常发气,家里的人也不时揶揄。妈心里非常难过……她每接到爹的信总要流一两天的眼泪。’”

  [4]见《忆》,《巴金选集》第10卷,第8页。

  [5]《我的几个先生》,《巴金选集》第10卷,第102页。

  [6]《最初的回忆》,《巴金选集》第10卷,第40-41页。

三 从鸡的“牺牲”到人的悲剧

幼年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住在与外界隔绝的大衙门里,除了年纪相仿的三哥,巴金没有别的小朋友,于是厨房养的一群鸡就成为他的伙伴。不,他称那些鸡就是他的“伴侣”,他的“军队”。

鸡养在三堂后面一个宽敞的房间里,大大小小有二十几只,巴金说那是他的“鸡的兵营”。他给每只鸡都起了名字,如大花鸡、凤头鸡、麻花鸡、乌骨鸡、小凤头鸡等等,每只鸡都有自己的特点,巴金绝不会把它们弄错。

每天早晨起床以后,巴金就叫香儿陪着到三堂后面,把鸡房打开,依着次序一只一只地给鸡点了名,说:“去吧,好好地去耍!”然后便到书房去。下午放学出来,一个人偷偷跑到四堂后面,躺在高高的干草堆上,眯着眼看他的“军队”在下面的草地上啄食。有时他从草堆上爬下来调解它们的纠纷;有时从草堆里捡起刚下出来的还热乎乎的鸡蛋,揣在怀里;有时他还同三哥一起想出种种花样来指挥鸡群游戏。每到傍晚,就同三哥一起,叫香儿陪着,去把鸡群赶进鸡房,并再次一一点名,直到确信一只不少,他这才放心。

这支鸡的“军队”给了幼年的巴金多少欢乐、多少兴致啊!

然而,灾难终于来了。

有一天傍晚点名的时候,巴金忽然发觉少了一只鸡。他很着急,要去寻找,香儿笑着告诉他是太太吩咐厨子捉去杀了,包括巴金在内全家人都吃了鸡肉。巴金想起来了,自己是吃过鸡肉,顿时心里很不舒服。过了三四天,那只黑鸡又不见了,他看见香儿又在笑,气得流出眼泪来,提起小拳头要打香儿,怪香儿知道他们要杀鸡却瞒着他。香儿笑着告饶说下次一定跟他说。以后平静了好几天,巴金把黑鸡的事差不多已经忘掉了,却想不到更可悲的事又发生了。

一天早上,巴金从书房里放学出来,走过石栏杆围着的长廊遇见了香儿,对他说:“四少爷,我正在等你!”

巴金看见她着急的样子,知道一定有事,忙问:“是什么事情?”

香儿说:“太太又喊何师傅杀鸡了。”“哪一只鸡?快说。”巴金瞪起一对小眼睛追问。香儿告诉他:“就是那只大花鸡。”

天哪,大花鸡!那只最肥、最漂亮的,松绿色的羽毛上长着许多白色斑点,那可是巴金最爱的一只鸡呀!

巴金一听急忙往里面跑,一口气跑进母亲的房里,扑在母亲的身上,央求母亲说:“妈妈,不要杀我的鸡!那只大花鸡是我的!我不准人家杀它!”

母亲听罢,温和地笑起来,说:“我以为是什么大事情,原来是为一只鸡!”接着又说:“杀一只鸡,值得这样着急吗?今天下午做了菜,大家都有肉吃。”

巴金不听,连着说:“我不吃,我要我的大花鸡,我不准人杀它,大花鸡是我最爱的……”边说边哭起来。

母亲笑了,说:“痴儿,这也值得你哭?”随后母亲似乎让了步,说叫香儿到厨房让何厨子把大花鸡放了,由巴金另外拣一只鸡给他。

巴金不干,说:“那些鸡我都喜欢,哪一只都不许人家杀它。”

母亲认真了,说:“那不行,你爹吩咐杀的。你快去,晚了,恐怕那只鸡已经给何厨子杀了。”

巴金立即拉着香儿往厨房跑,气咻咻跑进厨房,正好看见满身是血的大花鸡被何厨子扔在地上,不停地扑腾翅膀,松绿色的羽毛上染了几团血。巴金跑到它的面前,看它“闭着眼睛,垂着头,在那里乱扑。身子在肮脏的土地上擦来擦去。颈项上现出一个大的伤口,那里面还滴出血来”。

巴金幼小的心灵战栗了,后来他在回忆中说:“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死的挣扎……”

这天午饭的时候,桌上果然有鸡肉做的菜。但巴金仍觉得难受,不曾在那碗里下过一次筷子。

当时巴金曾问过母亲:“为什么做了鸡,就该被人杀死做菜吃?”当然,他得不到回答。

多年以后,巴金回忆这件事,感慨地说:“对于别人,鸡不过是一只家禽。对于我,它却是我的伴侣,我的军队。我的一个最好的兵,就这样地消灭了。”

这件事使巴金第一次在“爱”之外,看到不平,看到残忍,看到了血腥。

当然,从常人的观念来看,在这件事情上巴金的言语举措确实是幼稚可笑,难怪母亲要叫他“痴儿”,也难怪过后大人们都拿他作为笑谈。毕竟他还是个孩子。孩子有孩子的世界,孩子也有孩子的心灵和眼光。正像他所说,对于别人,鸡不过是一只家禽,养它就是为下蛋或吃肉的;而对于他,鸡却是他的伴侣、他的军队、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他认为鸡同人一样也是有生命的,同人一样应该有生存的权利,应该得到爱护,而不该受到如此残酷的对待。如果可以这样对待鸡,那么他所信仰的爱的原则就受到破坏,他所理想的爱的世界就失去圆满。所以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是他幼年在认识和思索外部世界的过程中,或者说是在他早年的成长过程中所必须跨过的一道坎。20多年后,巴金在他的第一本小说《灭亡》中,借主人公杜大心的口,又重述了他幼年时代的这一段经历,并说明了这件事情在他心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杜大心对女友李静淑说:五岁以前的事我记不起了。但我记得从五岁以来我就在爱一切人,爱一切生物了。那时候我父亲在四川省的一个县里做知县。我们离开了省城的家到那个县去,我没有小侣伴。衙门里的四堂就是我终日游玩的地方,一群鸡就是我的游伴。每天早晨,我一起床,就带着一个丫头去把鸡放出笼来。晚上又照料它们进笼,让它们安歇。一共有二十多只鸡,我给每一只鸡都取了个名字。我又想出种种方法指挥它们游戏。我常常睡在四堂后面干草堆上,在温和的阳光底抚爱下,我半开着眼睛,望着在草地上游戏的鸡群。我快活极了。我觉得生活的确是如此美满。有一天一只鸡忽然不见了,晚上点名的时候,也找不到它;然而这天晚饭时,桌上添了一碗好菜。不久因为请客的缘故,我看见厨子把我最爱的一只大花鸡捉住了。这只鸡是我最爱的,在鸡群中算是最肥,松绿色的羽毛上加了不少的白点,我叫它做大花鸡。为了要救它一命,我大哭了一场,然而母亲笑呼我为痴儿。大花鸡终于被杀了。这天吃晚饭时,我想起我的大花鸡,我很伤心,我的确不曾在它的血肉做成的好菜的碗里下过筷子。从此我就知道人的爱是不能及于动物的。我也就无心再和鸡玩了。因为我的小孩子的幻梦已经被打破了。虽然在杀鸡的时候,女佣袁妈,在厨房里念什么“往生咒”,说鸡被杀了,可以去投生做人,但在我,我每看见它们在活泼跳跃,就想到被人宰割烹好端上桌子的时候,我的小小的心就不舒服了。做了鸡,就命该做人类的口里的牺牲,这大概是自然的事,而且念“往生咒”的婆婆妈妈们也承认的。然而在我,我实在不忍再和那班只是为了给[1]人类做食物而活着的鸡一类的东西游戏了。

从鸡的“牺牲”巴金开始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人与鸡是不同的,“人的爱是不能及于动物的”,所以他无心“再和鸡玩了”。在巴金幼年,这是他认识上的一个超越年龄段的提升,虽然还模糊,但仍然很重要。那么对于人呢?那时他心里充溢着的自然仍是母亲教他的爱的哲学,相信人是世界的主角。按照母亲的教导,他爱一切人,“愿意揩干每张脸上的眼泪”,也相信人和人都是真诚相爱的。但是不久,他这种信仰(对于一个5岁左右的孩子来说还很难说什么信仰,这里姑且就叫做信仰吧)就受到了挑战。

  

巴金是个有爱心的孩子,很能体谅别人的疾苦,因此人们也都很喜欢他。那时候,他记得最爱他而且他也最爱的,除了母亲,就是女佣杨嫂。

杨嫂是个寡妇,在巴金家里当老妈子已经4年,是跟他们一起从成都到广元来的。她负责照应巴金和他三哥的生活起居,大部分时间都跟他们两兄弟生活在一起。

在巴金的心里,一直保存着关于杨嫂的美好而温馨的回忆。她大约30岁光景,高身材,长脸,大眼睛,小脚。她会讲许多神仙和妖精的故事,晚上巴金和三哥常常找机会躲在她的房里,逼着她给他们讲,有时香儿也在场,她也喜欢听故事。杨嫂很有口才,她讲的故事比什么都好听。讲完了故事,孩子们心满意足,然后杨嫂才把他们送到母亲房里去睡觉。

自从巴金的母亲给他生下第二个小妹妹(按李家的大排行巴金管她叫十妹)以后,巴金就从母亲的房里搬出来,到另一个房间同三哥睡在一张床上,杨嫂也把她的床铺搬过来,陪他们睡,照料他们。每天晚上,二更锣一响,他们就离开母亲的房间,由杨嫂领着到他们睡觉的房间就寝。这以后是一段美好的时刻,巴金后来有记述——我们进了房间。房里有两张床:一张是我同三哥睡的,另一张是杨嫂一个人睡的。杨嫂爱清洁。所以她把房间和床铺都收拾得很干净。她不许我们在地板上吐痰,也不许我们在床上翻斤斗。她还不许我们做别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并不恨她,我们喜欢她。临睡时,她叫我们站在床边,等她把被褥铺好。她给我们脱了衣服,把我们送进了被窝。“你不要就走开!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她正要放下帐子,我们就齐声叫起来。她果然就在床沿上坐下来,开始给我们讲故事。有时候我们要听完了一个满意的故事才肯睡觉。有时候我们就在她叙述的中间闭上了眼睛,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什么神仙,剑侠,妖精,公子,小姐……我们都不去管了。生活就是这样和平的。[2]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愤怒。只有平静的喜悦。

巴金多么希望这种“没有眼泪,没有悲哀”的平静、喜悦的日子能长久地持续下去啊!然而刚刚过了冬天,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杨嫂病了。巴金和三哥暂由二姐照料,杨嫂又搬回到后院她原先住的低矮的平房里去。那里阴冷,寂寞,虽然常有医生来给她看病,但她的病却一天天沉重。

一天巴金和三哥悄悄跑到后面的平房去看杨嫂。推开掩着的房门,阴暗的房间里只有触鼻的臭气,一条旧棉被盖着杨嫂的下半身,床前的竹凳上放着一碗黑糊糊的药汤,已经没有热气。杨嫂睡着了,脸像纸一样白,一头飘的乱发,眼睛闭着,一只手从被子里垂下来,又黄又瘦。巴金不能相信这就是杨嫂,他仿佛在做梦。他们把杨嫂喊醒,当她看到是他们兄弟两个,脸上露出勉强的笑,慢慢地举起手抚摩三哥的头,关切地问:“现在哪个照应你们?”当听说是二姐和母亲在照应他们,她就放心了,说:“我多么记挂你们啊!……我天天都在想你们。……我害怕你们离了我觉得不方便……”

她说话很吃力,两颗失神的眼珠一直在巴金弟兄脸上转,眼光还是像从前那样和善。巴金一把抓住她冰冷的手,眼泪滴到她的手上。杨嫂抚着他的头,动情地说:“你哭了!你的心肠真好。不要哭,我的病就会好的。”还跟巴金说:“你不要哭,我又不是大花鸡啊!”巴金知道这是故意跟他开玩笑,但他仍然在流泪,一点也笑不出来。

杨嫂床边竹凳上放的药汤早已经凉了,三哥说冷了吃不得,就捧起药碗要喊人去给煨热。杨嫂急忙阻止他,说:“三少爷,你快端回来!冷了不要紧……你快不要惊动别人,人家会怪我花样多。”说着夺过药碗,把脸俯在药碗上,大口地喝下去。随后用手抹去嘴边的药渣,颓然地倒下去,好像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我们可以看到,杨嫂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她有一副多么柔美的心肠!她对待巴金兄弟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她自己没有孩子,也没有别的亲人),真像是一位温存的母亲。同时,她又是多么谦卑(而内心是洁身自好),多么可怜!自己病成那个样子,还时时想着别人,想着不要给别人添麻烦,想着不要让别人说闲话。巴金是多么希望她能尽快地好起来啊!这也是许多人的愿望,因为大家都觉得杨嫂实在是个好人,她现在的状况实在可怜。但是,天不遂人愿,杨嫂的病一天天更沉重了。过了不久,就听说她不肯吃药,有时还会发出怪叫。又过了几天,香儿告诉巴金说她看见杨嫂在吃虱子,嚼裹脚布。巴金难过极了,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那么爱干净的杨嫂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不说话,跑到母亲的房里,把头埋在母亲的怀里啜泣。

到这时候杨嫂的病已经没治了。人们说起她吃虱子、怪叫、嚼裹脚布都皱眉头,再后来就希望她早死(出于爱和怜悯而希望她早死),免得她受这种活罪。

这一天终于来了。一个傍晚,就在巴金一家吃晚饭的时候,香儿跑来说杨嫂死了。全桌子的人都嘘了一口长气,好像长时间的忧虑被一阵风吹散了,仿佛没有一个人觉得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谁也不吃饭了。巴金首先注意到母亲眼里的泪珠,接着在他眼前出现了健康的杨嫂的面影,记起了她最后说的那些话,他把碗推开,俯在桌上,伤心地哭起来。

巴金的小小心灵震颤了,他开始为“人”感到深深的悲哀。[3]

后来巴金说:“就这样地,‘死’在我的眼前第一次走过了。”一个善良的、可爱的人就这样凄惨地、可悲地离开了人间。对年幼的巴金来说,这又是人生的重要一课。杨嫂的死似乎使他开始懂得,即便是在人与人之间,“爱”也还是有遗憾和不平。[1]《巴金文集》第1卷,第87-88页。

  [2]《最初的回忆》,《巴金选集》第10卷,第22-23页。

  [3]《最初的回忆》,《巴金选集》第10卷,第30页。

四 “青天大老爷”

巴金说过,他的父母“都不是性情偏执的人,他们是同样地温和,[1]宽厚,安分守己”,他们是“配合得很完满的一对”。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父亲显得很和善,巴金从没有见他发过脾气,也没见他骂过人。

但是,作为一位县太爷,情况却是大不相同。从前面提到的处理那个偷吃黄瓜的老妈子,我们多少也可以看出他作为县太爷的手段和另一副面目,而这也是巴金早年认识生活、认识世界的一个方面。

关于父亲作为县太爷的这副面目,巴金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后来作过精彩的描述,很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巴金曾经写道——父亲在这里被人称作“青天大老爷”。他常常穿着奇怪的衣服坐在二堂上的公案前面审案。下面两旁站了几个差人(公差),手里拿着竹子做的板子:有宽的,那是大板子;有窄的,那是小板子。“大老爷坐堂!……”下午,我听见这一类的喊声,知道父亲要审案了,就找个机会跑到二堂上去,在公案旁边站着看。父亲在上面问了许多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些。被问的人跪在下面,一句一句地回答,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好几个人。父亲的脸色渐渐地变了,声音也变了。“你胡说,给我打!”父亲猛然把桌子一拍。两三个差人就把犯人按倒在地上,给他褪下裤子,露出屁股。一个人按住他,别的人在旁边等待着。“给我先打一百小板子再说!他这个混账东西不肯说实话!”“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啊!”那个人趴在地上杀猪也似地叫起来。于是两个差役拿了小板子左右两边打起来。“一五,一十,十五,二十……”“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真是冤枉啊!”“胡说!你招不招?”那个犯人依旧哭着喊冤枉。屁股由白而红,又变成了紫色。数到了一百,差人就停住了板子。“禀大老爷,已经打到一百了。”屁股上出了血,肉开始在烂了。“你招不招?”“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无话可招啊!”“你这个东西真狡猾!不招,再打!”于是差役又一五一十地下着板子,一直打到犯人招出实话为止。被打的人就由差役牵了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或者由差役代说:“给大老爷谢恩。”挨了打还要叩头谢恩,这个道理我许久都想不出来。我总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打屁股差不多是坐堂的一个不可少的条件。父亲坐在公案前面几乎每次都要说:“给我拉下去打!”有时候父亲还使用了“跪抬盒”的刑罚:叫犯人跪在抬盒里面,把他的两只手伸直穿进两个杠杆眼里,在腿弯里再放上一根杠杆。有两三次差人们还放了一盘铁链在犯人的两腿下面。由黄变红、由红变青的犯人的脸色,从盘着辫子的头发上滴下来的汗珠,杀猪般的痛苦的叫喊……犯人的口里依旧喊着:“冤枉!”父亲的脸阴沉着,好像有许多黑云堆在他的脸上。“放了他罢!”[2]我在心里要求着,却不敢说出口。这时候我只好跑开了。巴金的父亲

上面的这段叙述不仅精彩,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到,在20世纪初期,辛亥革命前夕,在我国末代王朝的封建体制下,“青天大老爷”们是如何审案、用刑,犯人们是如何申辩、告饶,在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又是如何叩头谢恩的。要知道,这可不是信笔写来的公案小说,也不是经过多少代的口头流传已经失真的历史故事,这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亲眼目睹的事实,是活生生的历史见证。对于这一切,诸如挨打之后还要谢恩等等,幼年的巴金当然是不可理解的,他的稚嫩的心也承受不了那种酷刑下的惨叫和哀痛,所以尽管有满肚子的好奇,也只能跑开了。

这种事情给巴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真是终生难忘。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巴金被打成“反动权威”等等,“身经百斗”,而在每次批斗之后,都有人来找他谈话,或要他写思想汇报,总之是要他认罪,承认批斗就是对他的挽救,是莫大的恩惠。头一两次他还相信那些人说的话,后来他就看出批斗他的人是在演戏,于是他也照样对待他们。他后来说,每逢那种场合,他总要想起小时候在广元的经历,想起父亲如何“坐堂”、“审案”,被告如何挨打、求饶,以及打完之后如何由自己说或者由差役代说“给大老爷谢恩”等等。接着他说道:“我当时和今天都是这样看法:那些在批斗会上演戏的人,他们扮演的不过是‘差役’一类的角色,虽然当时装得威风凛凛仿佛大老爷的样子。不能怪他们,他们的戏箱里就只有封建社会的衣服和道具。”[3]

后来,巴金在《说真话之四》一文中又提到这件事,他说:“父亲就只做过两年县官,但这两年的经验使我终生厌恶体刑,不仅对体[4]刑,对任何形式的压迫,都感到厌恶。”

不过,巴金的父亲这位“县太爷”毕竟还算是“仁慈”的,而且也比较温和、开明。当时巴金把他所看到的告诉了母亲,母亲一面对他说:“你是小孩子,不要多管闲事”,一面劝告父亲“以后问案,可以少用刑”,因为“人家究竟也是父母养的”。父亲辩解说:“我何尝愿意多用刑?不过那些犯人实在狡猾,你不用刑,他们就不肯招。况且刑罚又不是我想出来的,若是不用刑,又未免没有县官的样子!”这最后一句话讲得最老实,说明封建制度下的各种刑罚总不过是装装样子、逞逞威风,以维护这个制度的威严和统治而已。尽管如此,在这以后巴金的父亲还是有改变的,他说他绝不杀一个人,而且再不用“跪抬盒”那样的酷刑,大堂外面两边的站笼里也总是空的。当然,“县官的样子”也还是必须装的,“打小板子的事情也还是常有的”,而且对家里的仆人们也颇严厉,不肯通融。

巴金记得,有一年冬天,离新年还远,几个仆人聚在门房里推牌九,巴金也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后来父亲知道了,就去捉赌,把骨牌拿来叫人抛到茅坑里,并马上坐了堂,把参与赌博的几个仆人抓来,其中还有管监的刘升和何厨子,他们平时都对巴金非常好。他们都跪在地上,向父亲叩头认错,求饶,但父亲仍是拍着桌子骂,生气地喊:“给我打,每人打50板!”开始,差人们不肯动手,父亲更生气,甚至从签筒里掷下了几根签子。最后还是每人挨了20下小板子,叩头谢恩,才算完事。这件事使巴金很难过,好像觉得跟自己有关,立刻跑到门房去看他们,说了些讨好的话。但他们似乎并不计较,仍然对他很好。

除此之外,巴金记得的,就是惩罚十妹的奶妈那一次了。不过这两次仆人确实都有错,打打小板子似乎也是他们罪有应得,对县大老爷来说虽然有些过火或失态,但总的说仍不失为宽厚与开明。

到溥仪在北京城里做皇帝的最后一年,因为感到时局的剧烈动荡,巴金的父亲便辞去广元的官职回成都去了,虽然当地有人出来挽留,他也不肯留下。巴金后来在回忆中说:“父亲在广元做了两年的县官,回到成都以后就买了40亩田。别人还说他是一个‘清官’。”不过,这算不了什么,在那样的时代,历来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嘛!

就这样,巴金也结束了他在广元的生活。

巴金在广元时间虽然不长,却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正如他在回忆中所说:“在广元的两年生活我的确过得很愉快,因为在这里[5]人人都对我好。”在这里,他受到了母亲的“爱”的教育,得到了身边各种人的充分的关爱,并且也总是想把自己的爱分给别人。这培养了他的一颗善良的、很能体恤别人痛苦的心,也给了他一个判别人间善恶是非的基本标准。这对他后来的成长和未来的事业都很有意义。[1]《忆》,《巴金选集》第10卷,第5页。

  [2]《最初的回忆》,《巴金选集》第10卷,第36-38页

  [3]《一个桃核的喜剧》,《随想录》第1集,第51-52页。

  [4]《随想录》第3集,第111页。

  [5]《最初的回忆》,《巴金选集》第10卷,第42-43页。

五 大家庭中的文化生活

1911年初秋,巴金随父母从广元回到成都,不久就发生了辛亥革命。革命首先从武昌爆发,全国各地群起响应,11月25日成都也宣告独立,并成立了大汉军政府。大清王朝277年的江山至此寿终正寝。

这场革命的发生对李家这个大家族来说影响极其深重。首先是巴金的祖父因大清王朝的倾覆而感到深深的悲哀,他似乎已本能地意识到这将预示着他的大家庭的命运。巴金的父亲倒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安,相反他倒显得轻松,似乎是觉得像清王朝这样腐败无能的政府早就该有这样的下场,而且在他的行动中,还多少流露出一点民族主义情绪。所以革命一宣告成功,他便忙着制作新国旗:“他拿一大块白洋布摊在方桌上面,先用一个极大的碗,把墨汁涂了碗口,印了一个大圆形在布上,然后用一个小杯子在大圆形的周围印了十八个小圈。在大圆[1]形里面写了一个‘汉’字,十八个小圈代表当时的十八个省。”不久,中华民国成立,父亲又把大汉旗收起,另外做了一面五色旗。

但二叔、三叔便没有这样的兴致。二叔丢了他的四品官,一切俸禄全都没了,这对他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后来他便爽性开业做了律师。三叔也从此断送了做官的前程,时常郁郁不乐,寄兴诗酒,还给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雅号。二叔、三叔都曾到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前回国不过一两年时间,在日本的时候他们都剪了辫子,回国后装上假辫子做官,但背后常有人笑骂他们是“假洋鬼子”。如今革命成功,他们便把头上的假辫子取下来,从此再不怕别人嘲笑他们的“秃头”了。

至于巴金这一辈人,由于大多年龄还很小,谈不上什么政治态度,但他们对于清朝政府的灭亡,都觉得高兴。青少年是天生的革命派,对任何社会变革他们都会感到兴奋。特别是巴金,他早已厌恶自己脑后垂着的那根用红头绳缠起的小辫子,所以对这场以剪辫子为标志的革命非常喜欢。

总之,在辛亥革命发生当时和稍后一段时间里,巴金这个封建大家庭,以及与之类似的一些封建家庭,并未受到根本的伤害。在四川成都这个地方,尽管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各路军政势力为了各自的利益不停地争斗,像走马灯一样上来下去,“你方唱罢我登场”,给广大民众带来无穷灾难。但社会根基未变,封建制度未变,地主、官僚、军阀的基础地位没有动摇。所以不管外面有什么变化,具有深厚社会影响和巨大财力的封建大家庭的地位依然稳固。大门一关,他们仍然可以自成一统,照旧过自己的日子。所以辛亥革命过后不久,李氏大家庭的生活秩序便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巴金和他的几个兄弟姐妹依旧到书房跟先生读书。

作为世代以读书获得功名和地位的书香之家的子弟,巴金在幼年时期也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他自幼便生活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之中。家里有专设的私塾,孩子们不论男女都入塾读书。家里所有人都读书识字。巴金曾说过这样一件事:“那时候在我们家里除了我们这几个小孩外,没有一个人不曾读过《红楼梦》。父亲在广元买了一部十六本头的木刻本,母亲有一部石印小本。大哥后来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的铅印本。我常常听见人谈《红楼梦》,当时虽然不曾读它,就已[2]经熟悉了书中的人物和事情。”这样的文化环境和氛围对于未来的一位作家的成长无疑是有好处的。前面说过,还在广元的时候,巴金刚刚五岁,父亲便请了一位刘先生教他和哥哥、姐姐们一起读书。而与此同时,母亲也在每天晚上教他们读古典诗词。这件事给巴金留下的印象不仅深刻,而且温馨。巴金记得,那时母亲总是先将白纸裁开订成几个小本子,分给几个孩子,巴金的两个姐姐早就有这样的小本子,后来巴金和三哥也每人有了一本。母亲每天亲手用娟秀的小字从《白香词谱》里把词抄下来,把孩子们叫到跟前,在清油灯下,用温柔的声音给他们读小本子上面的字。那声音巴金终生难忘!他后来说:“这是我们幼年时代的唯一的音乐。”跟着这声音,巴金和三哥开始是一字一字地读,随后是把字连成句子,直到把一首词读下来为止。这时,母亲就把印泥和牛骨做的印模拿出来,两兄弟就跪在方凳上,专心地给刚读过的那首词加上圈点。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在母亲面前温习那首词,直到能把它背诵出来。

一些有成就的艺术家曾说过,他们之所以能走上文艺的道路,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有一位爱好文艺的母亲,是从幼年时期便从母亲那里受到了文艺的教育和熏陶。诗人郭沫若称他的母亲是他的“真正的蒙师”,是母亲在他幼年时期便教他背诵了许多唐诗宋词,给他上了“诗教的第一课”。巴金的母亲显然也是一位爱好文艺并很有修养的女性,这从上面提到的她教孩子们古典诗词的情景和她对《红楼梦》的爱好就不难看出。尤其是她教孩子诗词的那种方法,她的全身心的投入,真是动人!这对巴金的影响自然是深远的。巴金一直到晚年都还记得母亲教他读过的南唐后主李煜的一首词《忆江南》(怀旧):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这首词的内涵在巴金幼年时代自然很难充分理解,但词的朦胧诗意和缠绵情怀还是不难感受到的,对一个聪慧、敏感的孩子来说,谁知道由这里会生发出多少奇思妙想啊!

后来巴金的母亲生了十妹,教巴金兄弟读词的事停顿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又得到恢复,一直继续到母亲去世。

巴金从幼年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这首先要感谢在广元时候父亲给他请的那位启蒙老师刘先生。巴金后来明白地说过,小时候他喜欢读书,就是因为喜欢这位刘先生。刘先生个子不高,白白净净,面目和善,对学生从无疾言厉色,在当时那种注重“教刑”,而且先生越严厉越受人敬重的环境中,刘先生的教育方式真是难得。后来巴金说起刘先生,言语里总是带着感情。他说:“刘先生待我们是再好没有的了。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一句,脸上永远带着温和的微笑。”母亲让一位老书童传话,请刘先生“不客气地严厉地管教”孩子们。刘先生怎么做呢?巴金说:“但是我从不知道严厉是怎么回事。我背书背不出,刘先生就教我慢慢地重读。我愿意什么时候放学,我就在什么时候出去,三哥也是。”结果怎么样呢?巴金说:“因为这个缘故我[3]们更喜欢书房”,自然也更喜欢读书。这事确实很有趣,刘先生的教育方法今天也很值得一些家长和教师参考。

这里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刘先生还会画画,时常给巴金的父亲绘制地图。他有许多彩色铅笔,以及圆规之类的绘图仪器,这是巴金和三哥非常羡慕的。有时他也给巴金兄弟画人物画,把一方裁小了的白纸蒙在旧画本上,用铅笔勾出人物轮廓,或者还有一两间房屋或别的东西,然后拿彩色铅笔涂上颜色。巴金和三哥一直围在旁边,眼盯着先生把画画完,他们不论谁得到这张画,脸上都会露出满意的笑容。为了这些图画他们更喜欢刘先生。就这样,图画一张一张地增加,不久巴金的一个小木匣子里已经积了几十张。那时候孩子们缺少玩具,所以巴金把这些画更当做珍宝,每天早晨和晚上都要翻看好一会儿,只见红的绿的颜色,人、狗和房屋……一件件在眼前活动起来,简直入了迷。过了些日子,巴金对这些画又感到不满足了,他梦想得到一张更大的图画,上面有狮子,有老虎,有豹子,有豺狼,有山,有洞,这样的图画他似乎在一本什么书上见过。但这样的画实在太复杂了,所以刘先生一直不肯给他们画。又过了些日子,先生捱不过巴金兄弟的恳求,花了两三天的功夫,终于把这张画画成功了,上面果然有山,有洞,有狮子,有老虎,有豹,有狼,应有尽有。只可惜巴金来晚了一步,这张画落在了三哥手里。巴金跨进书房的时候,见三哥正捧着这张画得意地笑,并对巴金说:“瞧,先生给我的。”巴金一下就火了,扑到先生面前,一定要先生把画给他。刘先生说过几天再给他画一张,也不行,说着便大哭起来,还说先生是坏人。最后是大哥和二姐把他半拖半抱地弄到母亲房里,母亲把他说了一顿,并要他去给先生赔礼,才算完事。但事后巴金作了一个决绝的举动,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巴金从枕头边取出木匣里的图画,一张一张地仔细看了一遍,然后就慷慨地毫不留恋地全部送给了三哥。巴金说,“在那个时候我有一种近乎‘不完全,则宁无’的思想。”而[4]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向先生要过图画”了。这实在令人惋惜。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窥见少年时期巴金性格的一个侧面,就是这位大家庭的“四少爷”也实在太骄纵、太固执了。经过这次挫折,巴金完全失去了对绘画的兴趣,同时也断绝了他可能向绘画方面发展的良好机缘。

  

从广元回到成都的时候,巴金还是个小孩子,他的生活内容仍以在家塾里读书为主。这期间先后教过巴金的有两位先生,一位是龙先生,一位是曹先生。龙先生是一位革命党,在辛亥革命发生前后,他对革命的热烈态度对巴金有过感染;曹先生原是三叔在南充做知县时县里的教官,是三叔介绍他到家里来教书的,当时已六十几岁,是个相当迂腐的老秀才。但他们确实都有学问,对学生也很宽容,没有严格的限制与束缚。他们给巴金的教益,主要是教他读了许多古文,如《古文观止》中的200多篇文章,他全能背诵,尤其是对其中的《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等,更是由衷的喜爱。巴金后来说过:“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我后来写了二十本散文,跟这个‘启蒙先生’很有关系。”[5]

总的说来,巴金在家塾中的读书生活还是比较轻松的。这时毕竟已经进入民国时代,科举制度早已废除,大家庭的子弟已不把圣经贤传之类看得像过去那么重要。这也许在无意中培育了巴金的自由性格。

  

随着巴金一天天长大,他的兴趣和爱好也越来越广泛。这期间,除了家塾里的功课之外,特别吸引他的还有两件事情。

一件是他跟着三哥等人组织了一个新剧团。那时有一段时间巴金和三哥每天晚上都叫仆人姜福陪着到可园去看戏,有川戏,也有京戏。因为父亲是那个戏园的股东,有一厚本免费的戏票,而且座位是在固定的包厢里面,用不着临时去换票,看戏十分方便。一连看了两三个月,对戏剧发生兴趣,尤其是爱看武戏,看完回来就在家里学着翻斤斗,翻杠子。又过了些时候,他们就组织了一个新剧团,在公馆的桂棠后面竹林里演新剧。巴金说:“竹林前面有一块空地,就做了我们的舞台。我们用复写纸印了许多戏票送人,拉别人来看我们的表演。”还说:“我们的剧本是自己胡乱编的,里面没有一个女角。主要演员是六叔、二哥(二叔的儿子)、三哥和香表哥;我和五弟(也是二叔的儿子)两个只做配角,或者在戏演完以后做点翻杠杆的表演。看客多半是女的,就是姐姐、堂姐、表姐们。我们用各种方法强迫他们来看,[6]而且一定要戏演完才许他们走。”特别让巴金得意的是父亲居然也被他们拉来,而且居然一直把戏看完。更令人惊奇的是,父亲还给他们编写了一个名为《知县现形记》的剧本,二哥、三哥扮着戏里面的两个主角,演得有声有色的时候,父亲也哈哈地笑起来。看来李公馆的这位“当家人”也并不古板。

另一件是家里办了一份杂志。杂志是受当时社会上已开始风行的《小说月报》、《礼拜六》一类刊物的影响办起来的,题名叫《十日》,十天出一期,每期用复写纸抄五六份。杂志的主持人是六叔、二哥和香表哥,巴金因为年纪还小,只是热心的支持者和“第一个订户”。在这份杂志上,大哥最早发表了他的小说,巴金称他是大家庭里“第一个写小说的人”。杂志的另一个热心作者是奉表哥,他的小说是以“杏花深处,一角红楼”的句子开头,接着就是“斗室中有一女郎”如何如何,而结局则离不开情死之类。巴金后来说:“我对于《十日》杂志上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感不到兴趣。而且我亲眼看见他们写小说时分明摊开了好几本书在抄袭。这些书有尺牍,有文选,有笔记,有上海新出版的流行小说和杂志……不过对于那三[7]个创办杂志的人的抄录、装订、绘图的种种苦心我却非常佩服。”《十日》出了3个月,巴金花9个铜板的订费,就得到了厚厚的9本书,觉得是个很大的收获。

成立新剧团,编演新剧,写小说,出版杂志……从这里可以看到,辛亥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无形中已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注入新的因素,也催生着新的力量:这些大家庭的子弟,作为当时青年的一种类型,是多么热衷于新事物,多么渴望表现自己和发展自己,又是多么精力旺盛、热情洋溢!对少年巴金来说,这些新剧、小说、剧团、杂志本身并不重要(他当时对他兄长们的那种千篇一律的哀情小说已不感兴趣),重要的在于参与,在于尝试,在于经历和磨炼。这对于巴金未来的事业无疑是一种演习,而且由此唤起了他的兴趣,激发了他的热情,把他引向更高远的人生目标。他说,那时候他的心,“就像[8]一只羽毛刚刚长成的小鸟,它要飞,飞,只想飞往广阔的天空去”。[1]《家庭的环境》,《巴金选集》第10卷,第47-48页。

  [2]《最初的回忆》,《巴金选集》第10卷,第21页。

  [3]《最初的回忆》,《巴金选集》第10卷,第31页。

  [4]《最初的回忆》,《巴金文集》第10卷,第33-34页。

  [5]《谈我的散文》,《巴金选集》第10卷,第264页。

  [6]《家庭的环境》,《巴金选集》第10卷,第56页。

  [7]《家庭的环境》,《巴金选集》第10卷,第58页。

  [8]《我的幼年》,《巴金选集》第10卷,第93页。

六 第二个先生

回到成都以后,巴金遇到的头一件悲痛的事情,是母亲的死。那是在辛亥革命发生后的第三个年头,民国三年(1914年)旧历七月的一个晚上。当时巴金还不满10岁。

母亲病了20多天,病中她很痛苦,但一直很清醒。巴金和兄弟姐妹们时常围在母亲的病床前,忍不住地流泪,母亲也流泪。巴金心里很痛,他知道母亲最爱他,但他却也无法安慰母亲,减轻她的痛苦。

母亲最难过的还是在她心上,她放不下她的孩子们。这时她最大的孩子,巴金的大哥,也才只有16岁,最小的女儿还在牙牙学语。她舍不得丢下他们,她牵挂着他们的未来。巴金后来回忆说,“她临死前五天还叫大哥到一位姨母处去借了一对金手镯来。她嫌样子不好看,过了两天她又叫大哥拿去还了,另外在二伯母那里去借了一对来。这是为大哥将来订婚用的。她在那样痛苦的病中还想到这些事情。”[1]母亲这样做是希望大哥能娶一个好媳妇,并希望能通过他们照看好她的更年幼的孩子。在这样的生死离别的时候,母亲的心想得是多么细、多么远、多么苦啊!

但母亲还是走了,巴金和他的兄弟姐妹们陷入巨大的悲痛,他的两个姐姐更是整夜哭泣。巴金想着自己是“母亲最爱的孩子”,眼泪也不住地流。他怜悯他的两个姐姐,也怜悯自己,他开始痛苦地意识到:“我成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跟有母亲的堂兄弟们比起来,我[2]深深地感到了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

母亲就这样离开巴金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走了,永远地走了。失去母亲的伤痛对巴金来说是永远无可疗慰的,心灵的缺憾也永远无可弥补;而同时,在巴金心里,母亲的影响和教诲却永远存在,永不磨灭。母亲的爱和她的“爱的哲学”已融进了他的血肉、他的灵魂,永远伴随着他,和他的生命同在。而且,尤其重要的,正是因为有过这样一位母亲,使得巴金从幼年时期才有可能,并“得到允许和仆人、轿夫们一起生活”,由此他才有可能接触到另外一个世界,认识了另外一些人们。由此在他心灵上打开了另外一扇门,找到了在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上给予他重要影响和启迪的“第二个先生”——轿夫老周,以及大家庭内外的许多“下人”和穷苦人。

在李家大公馆里有许多轿夫。那时候上等人家的主子出门最阔气的就是坐轿子,也只有大富之家才养得起专门的轿夫。李家就属于这个等级,而且许多主子,包括巴金的大哥,都配有专用的轿子和轿夫。所以在李家鼎盛的时候家里的轿夫是很多的。这是一种很苦很累的活儿,生活条件又极差。他们住在公馆的马房里,那里从前养过马,后来就专门住人,用竹篱笆隔成小格子,每间只能放一张床,没有窗子,只留一块小地方做过道。轿夫们白天在外面抬着主子四处奔跑,晚上回来就凑在一起,在破席上摆了烟盘,把身子缩成一堆,一面挨着鬼火似的灯光烧烟泡,一面诉说生活的甘苦和一天的见闻。在这些轿夫当中,阅历最丰富、和巴金也最亲近的就是那位年老瘦弱的老周,巴金后来称他是继母亲之后的“第二位先生”。关于这位老周,巴金后来在回忆中曾多次谈到,并总是充满着感激和敬意。他说:我的第二个先生就是一个轿夫。……我喜欢这个人,我常常到马房里去,躺在他的烟灯旁边,听他讲种种的故事。他有一段虽是悲痛的却又是丰富的经历。他知道许多、许多的事情,他也走过不少的地方,接触过不少的人。他的老婆跟一个朋友跑了,他的儿子当兵死在战场上。他孤零零的活着,在这个公馆里他比谁都更知道社会,而且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待遇。他活着也只是痛苦地捱日子。但是他并不憎恨社会,他还保持着一个坚定的信仰:忠实地生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火要空心,人要忠心。”他这“忠心”并不是指奴隶般地服从主人。他的意思是忠实地依照自己的所信而活下去。他的话和我母亲的话完全两样。他告诉我的都是些连我母亲也不知道的事情。他并不曾拿“爱”字教我。然而他在对我描绘了这个社会的黑暗面,或者叙说了他自己的悲痛的经历以后,就说教似地劝告我:“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我一面听他这一类的话,一面看他的黑瘦的脸,陷落的眼睛和破衣服裹住的瘦得见骨的身体,我看见他用力从烟斗里挖出烧过两次的烟灰去拌新的烟膏,我心里一阵难受,但是以后禁不住想是什么力量使他到了这样的境地还说出这种话来!马房里还有一个天井,跨过天井便是轿夫们的饭厅,也就是他们的厨房。那里有两个柴灶。他们做饭的时候,我常常跑去帮助他们烧火。我坐在灶前一块石头上,不停地把干草或者柴放进灶孔里去。我起初不会烧火,看看要把火弄灭了,老周便把我拉开,他用火钳在灶孔里弄几下,火就熊熊地燃了起来。他放下火钳得意地对我说:“你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的确,我到今天还记得这样的话。我从这个先生那里略略知道了一点社会情况。他使我知道在家庭以外还有所谓社会,而且他还传给我他那种生活态度。

不难看出,轿夫老周这位“先生”,对巴金来说,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一生中都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这里被巴金称作“先生”的人,并不是指在课堂上教他读书识字的先生,而是指在生活态度和做人的方式上曾给过他指导和影响的人:他们给了他一种生活信念,教给了他一种待人和处世的原则,他们是他生活中的导师。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位先生,她教给巴金一个“爱”字,要爱一切人;轿夫老周是巴金的又一位先生,他教给巴金的是一个“忠”字,不是奴隶忠于主子,而是要忠实地生活,忠于自己的信仰,诚实地待人。显然,母亲的教诲与老周的劝导是截然不同的,两者都打着各自的生活地位所留下的烙印;前者是从未走出封建大家庭、也未经历过太多人生坎坷的心地善良的少夫人对生活和人生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后者则是身处社会底层、饱经风霜和磨砺,或者说受尽折磨和屈辱仍不失善良本性的大勇者的生活箴言。应该说两者都是美好的,只是前者显得较为空泛、飘渺,而后者则更贴近实际,对向往冲出封建大家庭而走上社会的少年巴金来说,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当然,这两者也有相通之处,就是都要你好好地做人,尊重人与生命的价值,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这一点可以说贯穿了巴金一生的活动和事业,更称得上是他的“全人格的根底”。

当然,少年巴金在自家公馆的“下人”当中所接触到的并不止是一个老周,他同家里的许多仆人、轿夫都很亲密,常常生活在他们中间,这样在他的生活中就形成了两个世界、两种人生。一方面,他和他的家人,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生活在一起,那是一种生活;另一方面,他又时常同家中的所谓“下人”生活在一起,那又是一种生活。而且,他越来越对后一种生活发生兴趣,同后一种人的感情也越来越密切。他说,他常常爱管闲事,常常在门房、马房、厨房里面和仆人、马夫们一起玩,常常向他们问这问那,像个小包打听,因此他们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稽查”。

有时候轿夫们在马房里煮饭,巴金就凑过去替他们烧火,把一些柴和枯叶送进柴灶里。他们打牌的时候,他站在旁边看,常常给那个每赌必输的老唐支招。有时候他们也诚恳地对他倾诉他们的痛苦,甚至还坦率地当着他批评主人们的好坏——仆人批评主子,这在当时可是大忌,但是他们信得过他,并不担心他会说出去。他们完全把他当做一个同情他们的小朋友,什么事情都不对他隐瞒。他如果有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他们也都乐意帮助,毫不吝惜。

巴金后来十分动情地写到:当时,“我生活在仆人、轿夫中间。我看见他们怎样怀着原始的正义的信仰过那种受苦的生活,我知道他们的欢乐和痛苦,我看见他们怎样跟贫苦挣扎而屈服、而死亡。六十岁的老书童赵升病死在门房里。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后来做了乞丐,死在街头。一个老轿夫离开我们家,到斜对面一个亲戚的公馆里当看门人,不知道怎样竟然用一根裤带吊死在大门里面。这一类的悲剧以及那些活着的‘下人’的沉重的生活负担,如果我一一叙述出来,一定会使最温和的人也无法制止他的愤怒。”[3]

上面所说的“这一类的悲剧”,巴金后来在他的各种文章和著作中曾多次谈到,同时他也谈到了他当时的感受:“在污秽寒冷的马房里听那些老轿夫在烟灯旁叙述他们痛苦的经历,或者在门房里黯淡的灯光下听到仆人发出绝望的叹息的时候,我眼里含着泪珠,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宣誓要做一个站在他们这一边、帮助他们的

[4]人”。他还曾多次愤愤地表示,“我不要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5]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反抗的、叛逆的思想的种子就这样在这个封建家庭的“小少爷”的心里埋下了,并且在逐渐地萌发、滋长。巴金曾说过:“我愈是多和‘下人’在一起,愈是讨厌‘上人’中间那些虚伪的礼节和应酬。有两次在除夕全家的人在堂屋里敬神,我却躲在马房里轿夫的破床上。那里没有人,没有灯,外面有许多人叫我,我也不应。我默默地听着爆竹声响了又止了,再过一会儿我才跑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家里平时敬神的时候,我也会设法躲开。我为了这些事情常常被人嘲[6]笑,但是我始终照自己的意思做。”

随着年龄的增长,巴金的生活圈子也在不断扩展。他在生活中看到和接触到更多的不公与不平,也看到和接触到更多的令人伤心落泪的人物和故事。譬如,巴金每天在到学堂去的路上总要走过木匠老陈的铺子,这个人的遭遇便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老陈当时年纪约在40岁上下,长脸,大家都说他相貌丑陋,但人人都称赞他脾气好。巴金祖父在的时候,老陈常到李家公馆去做活,所以巴金早就同他熟悉。那时巴金还在家里跟姓曹的老秀才读书,学习很枯燥,所以特别喜欢老陈来家里做活。每次老陈过来,巴金都跑去站在旁边专心地观看,还不断地问这问那,老陈总是非常和气,有问必答,耐心地向他一一说明,态度要比那位老秀才好得多。家里人见巴金对老陈做活这么有兴趣,都称他是老陈的徒弟,父亲还开玩笑地说要把他送到老陈铺子里去学做木匠。巴金当了真,去找老陈,老陈听了对他说,修房子,爬得高,会跌死。他说他父亲就是这样跌死的,巴金看到老陈的眼角里渗出泪珠,便跑开了。后来老陈的铺子遭乱兵抢过,维持了不久,终于关张。有人说他去吃粮当了兵,有人说他到外县谋生去了。然而有一天巴金在街上碰见他,他手里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了几件木匠用的工具。巴金高兴地上前跟他打招呼,问他怎么还在城里,他笑着回答:“我只会做木匠,我就只会做木匠!一个人应该安分守己。”但笑容里却满含着悲哀,还说:“少爷,你好好读书,你将来做了官,我来给你修房子。”从那以后巴金就再也没有见过老陈,后来一位轿夫告诉他:“老陈在一家大公馆里修楼房,工程快要完了,老陈竟从楼上跌下来,跌死了!一个和气善良、安分守己的人就这样地消灭[7]了。”

这是巴金亲眼看到的又一幕人生悲剧,他的敏感而又善良的心怎能不震颤?怎能不愤懑?随着岁月的增长,这种来自生活的忧愤在他的心里也越积越沉重了。

20世纪30年代初期,瞿秋白在著名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曾讲过一段关于古希腊神话中吃狼奶长大的英雄罗谟鲁斯与莱谟斯的故事。他称鲁迅就像是莱谟斯,说他“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而且永远没有忘记自己的乳母,所以他成为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绅士阶级的贰臣,并且终于“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巴金也有类似的经历。当然,巴金有他“自己的道路”,与鲁迅不同,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但他幼年所吃的“奶汁”中也含有“狼奶”的成分、含有非本阶级的“下人”的元素却是无疑的,或者也可以说,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由“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巴金一再说明,“我是在仆人、轿夫中长大的”。“在鸦片烟灯旁边,我听过不少从轿夫、听差的口中讲出来的故事。……在这一群没有知识、缺乏教养的人中间,我得到了我的生活态度,我得到了那个近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我得到了直爽的性格。”又说:“我是从下人中间出来的,我应[8]该回到他们里面去。”从轿夫老周,到木匠老陈,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早年的奶妈杨嫂,正是这些卑贱而高尚、贫穷而善良的“下人”用他们的言行和性格——用他们精神的“乳汁”哺育了幼年的巴金的成长,从那个时候起,就隐隐地培育了他的叛逆的反抗的性格,并使他最终回到了自己的“乳母”——被压迫被摧残的劳动者的怀抱。

在这里,我们又不能不提起巴金晚年所写的那篇题为《愿化泥土》的极其动人的散文。1982年底,巴金不慎摔断左腿住进医院,几个月里一直躺在病床上,因而时常回顾平生,想起过去。他写道:我经常提到人民,他们是我所熟悉的数不清的平凡而善良的人。我就是在这些人中间成长的。我的正义、公道、平等的观念也是在门房和马房里培养起来的。我从许多被生活亏待了的人那里学到热爱生活、懂得生命的意义。越是不宽裕的人越慷慨,越是富足的人越吝啬。然而人类正是靠这种连续不断的慷慨的贡献而存在、而发展的。近来我常常怀念六七十年前的往事。成都老公馆里马房和门房的景象,时时在我眼前出现。一盏烟灯,一床破席,讲不完的被损害、受侮辱的生活故事,忘不了的永远不变的结论:“人要忠心。”住在马房里的轿夫向着我这个地主少爷打开了他们的心。老周感慨地说过:“我不光是抬轿子。只要对人有好处,就让大家踏着我走过去。”我躲在这个阴湿的没有马的马房里度过多少个夏日的夜晚和秋天的黄昏。门房里听差的生活可能比轿夫好一些,但好得也有限。在他们中间我感到舒畅、自然。后来回想,我接触到通过受苦而净化了的心灵就是从门房和马房开始的。只有在十年动乱的“文革”期间,我才懂得了通过受苦净化心灵的意义。我的心常常回到门房里爱“清水”恨“混水”的赵大爷和老文、马房里轿夫老周和老陈的身边。人已经不存在了,房屋也拆干净了。可是过去的发过光的东西,仍然在我心里发光。……被生活薄待的人会那样地热爱生活,跟他们比起来,我算得什么呢?我几百万字的著作还不及轿夫老周的四个字“人要忠心”……想到在马房里过的那些黄昏,想到在门房里过的那些夜晚,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我多么想再见到我童年时期的足迹!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9]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我们忍不住要说:写得多么好啊!这是多么美好的心愿,多么深挚的感情!“过去的发过光的东西”依然鲜明地留在已进入暮年的巴金的心里,并且仍然在发光。虽然出生在黑暗专制的封建家庭,虽然自幼身为 “地主家庭的少爷”,但给他以深刻影响并抚育他长大的却是那些“下人”和他们身上那些“发光的东西”,而且也是他们培育了少年巴金的“正义、公道、平等的观念”。这种美好的生活信念伴随他一生,并终于使他成为今天人们所熟悉的杰出的人物。当然,巴金后来所走过的道路仍然是曲折的。对巴金来说,真正地走向人民,同人民结合和融合,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旧家庭的影响,旧教育的浸染,使他在前进的道路上增添了一道道障碍,常常有一层层迷雾罩在眼前。这使他时常会感到迷茫、孤寂和困惑。但是他仍然不停地向前走去,心里牢记着那些“下人”给他的忠告,一直向前走去。终于,他和他所敬仰的老师鲁迅先生一样,最终走回到他的“乳母”的怀抱里来,成为他们的忠实的儿子。[1]《家庭的环境》,《巴金选集》第10卷,第48-49页。

  [2]《家庭的环境》,《巴金选集》第10卷,第50页。

  [3]《家庭的环境》,《巴金选集》第10卷,第57页。

  [4]《家庭的环境》,《巴金选集》第10卷,第57页。

  [5]《我的幼年》,《巴金选集》第10卷,第94页。

  [6]《家庭的环境》,《巴金选集》第10卷,第57-58页。

  [7]关于老陈的故事,参见《木匠老陈》,《巴金文集》第10卷,第184-188页。

  [8]《将军集·序》,转引自《巴金专集》(1),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245页。

  [9]《愿化泥土》,《随想录》第4集,第25-27页。

七 “只想飞往广阔的天空去”

在巴金的少年时代,母亲的死第一次在他心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使他“开始似懂非懂地了解恐怖和悲痛的意义”。死亡是人生最大的秘密,它的降临总给人带来悲痛与深思,特别是至亲骨肉的死亡,对人的影响会更深刻。母亲的死使得巴金这个本来就敏感而早熟的孩子更加敏感,更快地成熟,也使他的性格急剧变化。他说过,从母亲死后,“我渐渐地变成了一个爱思想的孩子。但是孩子的心究竟容易忘记,我不会整天垂泪。我依旧带笑带吵地过日子。孩子的心就像一只羽毛刚刚长成的小鸟,它要飞,飞,只想飞往广阔的天空去。”

然而,他头上的“天空”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广阔”,所以碰壁是不可避免的。你瞧,他接下来就写道:“幼稚的眼睛常常看不清楚。小鸟怀着热烈的希望展翅向天空飞去,但是一下子就碰着铁丝网落了下来。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在自由的天空下面,却被人关在一个铁丝笼里。家庭如今换上了一个面目,它就是阻碍我飞翔的囚笼。”至此,他开始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开始意识到自己生活的这个大家庭并非“天堂”,而是“囚笼”,是用“铁丝网”织成的坚固的囚笼。这是少年巴金认识上的一次提升。但是“小鸟”是一定要向“天空”飞的,孩子的心不怕碰壁。“它不知道绝望,它不知道困难,一次做失败的事情,还要接二连三地做。铁丝的坚硬并不能够毁灭小鸟的雄心。经过几次的碰壁以后,连安静的孩子也知道反抗了。”[1]

巴金上面用诗的象征语言所表述的,正是他在大家庭中所面临的现实和他的成长历程。

在这期间,巴金与轿夫老周以及其他“下人”的越来越多的接触,他对他们的苦难与不幸的越来越多的了解,大大激发了他的反抗情绪,也给了他力量和勇气。他说:“反抗的思想鼓舞着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鸟用力往上面飞,要冲破那个铁丝网。”但是,他同时也感到,那由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所编织成的“铁丝网并不是软弱的翅膀[2]所能够冲破的。碰壁的次数更多了”。他渴望能得到更有力的支撑。而恰在这时候,巴金又失去了第二个亲人——他的父亲。

  

那是1917年春天,川军和滇军在成都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巷战,双方整整打了7天。在这期间,巴金二叔的两个儿子,即他的二哥和五弟染上白喉,因未得到及时治疗而突然死亡,使巴金在几天之内失去两个少年伙伴。战事刚刚停止,巴金和三哥也患了喉病,并由他们传染给了父亲;他们的病还没好利索,父亲就病死了。

对巴金和他们这一房来说,这是塌天大祸。

父亲作为整个大家庭的“当家人”,那只是代祖父管事;而真正作为“当家人”,他管的只是自己这一房,也是自己这一房子女们的支柱和靠山。巴金和他兄弟姐妹们的一切都要由父亲做主,特别是在母亲去世之后更是如此。如今父亲死了,巴金和他的兄弟们围在父亲的床边,“看着他一秒钟一秒钟地死下去”。就在那一刻,巴金突然感到,“我的环境马上改变了。好像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剧变”。

父亲安葬后,巴金觉得“心里更空虚了。”他说,“我常常踯躅在街头,我总觉得父亲在我的前面,仿佛我还是依依地跟着父亲走路,因为父亲平时不大喜欢坐轿,常常带了我在街上慢步闲走。但是一走到行人拥挤的街心,跟来往的人争路时,我才明白我是孤零零的一个[3]人。”他深深感到了失去父亲的悲哀。

在巴金过去十几年的生活中,父亲的影响不像母亲那么深切,但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父亲不仅给了他像母亲一样多的爱,而且给了他一种坚强的生活力量和信心,给了他一种在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稳定感和安全感。不论什么时候,“跟着父亲走路”,或有父亲在身边,他总觉得踏实,不会感到孤独。巴金对父亲的这种依偎之情是很深的。所以在过了25年之后,巴金在一篇题为《梦》的散文中还说到他常常梦见父亲,还像小时候一样跟父亲在一起。他写道:昨夜我又见到你那慈祥的笑颜了。还是在我们那个老家,在你的房间里,在我的房间里,你亲切地对我讲话。你笑,我也笑。还是成都的那些旧街道,我跟着你一步一步地走过平坦的石板路,我望着你的背影,心里安慰地想:父亲还很健康呢。一种幸福的感觉使我的全身发热了。我那时不会知道我是在梦中,也忘记了二十五年来的艰苦日子。在戏园里,我坐在你旁边,看台上的武戏,你还详细地给我解释剧中情节。我变成二十几年前的孩子了。我高兴,我没有挂虑地微笑,我不假思索地随口讲话。我想不到我在很短的时间以后就会失掉你,失掉这一切。然而睁开眼睛,我只是一个人,四周就只有滴滴的雨声。房里是一片黑暗。没有笑,没有话语。只有雨声:滴——滴——滴……雨声继续着。长夜在滴滴声中进行。我的心感到无比的寂寞。怎么,是屋漏么?我的脸颊湿了。小时候我有一个愿望:我愿在你的庇荫下做一世的孩子。现在只有让梦[4]来满足这个愿望了。

巴金兄弟在失去母亲仅仅两年以后,接着又失去父亲,这对他们几个尚未成年的半大孩子来说是多么悲痛,多么凄苦!在矛盾重重的封建大家庭中,父亲是他们的生活支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麻烦,都有父亲给他们遮风挡雨,有父亲给他们支持与庇护,也有父亲给他们爱抚与安慰,使他们还并不感到矛盾的尖锐与生活的艰难。而父亲一死,这一切便全都失去了。在大家庭的矛盾冲突中,他们一下子被推到前台,并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对巴金和他的兄弟们都是一个大转折。巴金说:“父亲的死使我懂得了更多的事情。我的眼睛好像突[5]然睁开了,我更看清楚了我们这个富裕大家庭的面目。”又说:“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在我的眼前变成了一个专制的王国。仇恨的倾轧和斗争掀开平静的表面爆发了。势力代替了公道。许多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的囚牢里挣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于死亡。然而我站在旁边不能够帮助他们。同时在我的渴望发展的青年的灵魂上,陈旧的观念和长辈的威权像磐石一样沉重地压下来。‘憎恨’的苗于是[6]在我的心上发芽生叶了。接着‘爱’来的就是这个‘恨’字。”

到这时候,他“开始觉得现在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了”。他说,“我常常狂妄地想:我们是不是能够改造它,把一切事情安排得更好一点?”但是,这种想法在当时,特别是在他所处的环境中也确实太“狂妄”、太大胆了,用今天的说法也可以说是太超前了。正所谓“曲高和寡”,他的想法在他周围不仅得不到赞同,也很难有人理解。这使他感到郁闷和孤独。于是他拼命读书,说“我只有在书本上去找[7]寻朋友”。

本来巴金已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书籍早已成为他的良师益友。这时他更有了明确的目标,就是为获取新知、寻求同道,“在书本中去找寻朋友”。对于中国的古代典籍,他已有较多的涉猎;当时流行的旧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三侠五义》、《施公案》等,他已读得烂熟,而且也逐渐失去兴趣。这时强烈地吸引他的是从大哥那里拿过来的,商务印书馆正陆续出版的《说部丛书》,这是一套规模庞大的译文丛书,1903年开始印行,共出了三辑,每辑100种(第四辑1921年开始印行,只出了20余种便停下来)。译者主要是林纾等老一辈文化人,译文有文言也有白话,也有文白相间,选材虽嫌庞杂,却也丰富多样,大部分的世界著名作家,如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赛万提斯、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小仲马、易卜生、斯托夫人等人的代表作品都入选其中。这几百种翻译小说在巴金面前打开了一个无限广阔而神奇的世界,引起他无限的遐想,也赋予他新的思想和勇气。他深深地沉浸在令他陶醉的阅读中,为冲出家庭的牢笼,为未来的奋飞,积蓄着力量。

  

这期间,大哥李尧枚的遭遇也坚定了巴金冲破家庭牢笼的决心。

在李氏家族中,大哥本是一个资质出众的人。他“生来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到父母的宠爱,在书房里又得到教书先生的[8]称赞。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中学毕业的时候,他的成绩在同学中名列第一。当时他对化学很感兴趣,希望毕业后能到上海或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念书,将来还想去德国留学。那时候他脑子里装满了美丽的幻想。但是,这幻想很快就被打破了。祖父想着早日抱重孙,父亲就给他订了亲,而新娘子却不是他所喜欢的姑娘。他没有反抗,默默地接受了,随后就结了婚。婚后三个月,父亲又给他找了工作,把他送进社会。对这一切,他总是唯唯地应着,什么也不敢说。只是到他要去上班的时候,才回到自己房里躺在床上伤心地哭了一场。他知道自己所幻想的一切全都完了!

父亲去世以后,大哥无可推辞地挑起了巴金这一房的担子,上有继母,下有几个未成年的弟妹,另外还有自己的小家庭。生活上倒不用他操心,因为大家庭的架子还在,他们这一房的生活费用由祖父供给。问题在于其他各房的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却使他难于应付。而且,这种倾轧和斗争是没有止息的,许多时候是几个叔叔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巴金这一房,攻击的矛头都集中指向大哥身上。大哥本来性格懦弱,在几个叔叔面前作为小辈又能怎样?所以每次都是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节节退让,以换取暂时的平静。这让巴金和三哥也对他不满,更使他两面受气。

这中间还发生一件事,给大哥很大打击。大哥婚后有了一个儿子,全家都喜欢,他自己更高兴,觉得又有了希望,希望在儿子身上找回自己的理想。但孩子不到四岁害脑膜炎死了,再次使他的希望破灭。他实在难以承受这一连串的打击,在一段时间里,巴金说“大哥渐渐地现出了疯狂的倾向。我的房间离大厅很近,在静夜,大厅里的任何微弱的声音我也可以听见。大厅里放着五六乘轿子,其中有一乘是大哥的。这些时候大哥常常一个人深夜跑到大厅里,坐到他的轿子里面去,用什么东西打碎轿帘上的玻璃。我因为读书睡得很晚,这类声音我不会错过。我一听见玻璃破碎声,我的心就因为痛苦和愤怒痛起来了。我不能够再把心关在书上,我绝望地拿起笔在纸上涂写一些愤怒[9]的字眼,或者捏紧拳头在桌上捶”。

巴金大哥的这种“疯狂的倾向”,完全是封建大家庭的重压和倾轧逼迫出来的。其中也有他个人的原因,就是他太懦弱、太顺从了。他作了封建家庭和封建制度的可悲的牺牲品。

巴金是很爱他的大哥的。大哥的遭遇使他感到非常痛心,也使他警醒。从大哥身上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一个本来可能有所作为的人就这样生生地给毁了。对巴金来说,大哥的遭遇永远是一面镜子,由此看到,向旧家庭妥协是没有出路的,向封建势力屈服只是一条绝路。从大哥的教训中,巴金彻底否定了大哥的道路,也进一步坚定了他“冲破那个铁丝网”,同封建家庭彻底决裂的决心。

此后,大家庭的矛盾更趋尖锐,各房之间为了各自的私利尔虞我诈,长辈们的专横、自私和堕落暴露无遗。三叔与五叔合起来对付巴金一房的几个侄子,二叔实际上也是他们一伙。他们口头上不离仁义道德,对青年和“下人”却极其残暴。而他们自己,抽大烟、包娼妓、玩小旦、勾引老妈子等丑恶勾当无所不为。这一切表明,这个封建大家庭和它所代表的封建制度已经腐烂,无可挽救了。竭力维护这个大家庭的就剩下巴金的祖父。但他也明显地感到力不从心,首先是他那几个儿子没有一个肯听他的,孙子们更是无法指望。祖父的晚年寂寞而孤独,在临死前的最后一个月发了狂,大概也是由于对自己一手缔造的这个封建大家庭感到幻灭所致吧。

祖父作为封建大家庭的卫道者和象征,他的死标志着这个家庭的专制基础的根本动摇。祖父死后一段时间,新的专制者还想继承祖父的衣钵继续把大家庭的生活方式维持下去,但更腐败也更无力。巴金说,祖父的死使他“获得了自由,从这天起在我们家里再没有一个人[10]可以支配我的行动了”。

专制家庭的“铁丝网”开始破裂了,它再也挡不住渴望自由的小鸟飞出牢笼,飞向广阔的天空。[1]《我的幼年》,《巴金选集》第10卷,第93-94页。

  [2]《我的幼年》,《巴金选集》第10卷,第93-94页。

  [3]《家庭的环境》,《巴金选集》第10卷,第59-60页。

  [4]此文作于1940年8月,见《巴金文集》第10卷,第429-430页。

  [5]《家庭的环境》,《巴金选集》第10卷,第61-62页。

  [6]《我的幼年》,《巴金选集》第10卷,第94-95页。

  [7]《我的幼年》,《巴金选集》第10卷,第94-95页。

  [8]《做大哥的人》,《巴金选集》第10卷,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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