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扶贫绩效与脱贫致富战略(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许正中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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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扶贫绩效与脱贫致富战略

财政扶贫绩效与脱贫致富战略试读:

《绩效预算与政府治理创新》编委会

学术顾问何振一 姜彦福编委会主任王保安 陈立执行主编许正中编委会成员

丁文锋 马庆钰 马国贤 史世鹏 史美兰 乔仁毅

祁述裕 刘 峰 杨小军 时和兴 张占斌 杨全社

张志超 张国春 陆林祥 张政伟 陈通 苑广睿

范文 郑建新 郎福宽 郭晓来 胡月星 胡建淼

赵峰涛 赵新国 夏先德 贾康 龚维斌 董小君

雷榕生 慕海平 薄贵利

总序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爆炸式的突飞猛进,人类进入了“快进叠加”的新时代,“云物大智”(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智慧工程)所引发的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下一代卫星互联网又紧紧相逼,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物理疆界形同虚设。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均面临着全球角力,尤其是3D打印技术等新技术的发明,使得大规模统一型号的生产线产品生产彻底改变为个性化的多维度需求的定制,它所带来的“一切皆为服务”的理念将会陆续引爆思维革新、道德精进、管理革命和社会变迁等一系列重大变革。在这一切变革中,至关重要的是政府的战略定位和功能的正向演进。特别是,在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超高速流动的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快速进入协同创新发展轨道,政府作为改革的统筹者和领跑者,起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推手”作用,因此培育政府治理能力成为社会进步的首选。

培育政府治理能力的关键是政府自我的正确定位,即要建立有限政府而非全能政府,形成职能边界清晰的政府、市场、社会公众、企业多方参与“共治”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政府的职能在于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经营。培育政府治理能力、转变政府职能是中国政府的一场自我革命,更是有效推进全面改革、扩大市场与社会的创新性自主发展空间、真正完成现代国家治理“结构性重组”的关键环节。

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多元复合转型的关键时期,不仅要获取最大的改革红利,更要创造和释放制度红利。中国要连续逾越“中等收入陷阱”、“西班牙幻影”、“高等收入陷阱”以及“塔西佗陷阱”,平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首先需要理论创新,作为现代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的基核的财政理论需要全面创新,作为财政理论支柱的现代预算理论也需要全面创新,作为一个长期在国家智库工作的财政理论研究者则责无旁贷。

完善社会治理架构的目的是不断推动技术革命,引爆产业革命,催生新的文明形态,获取经济社会发展红利。经济社会发展红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创新红利。创新就是基于未来对现存技术,产业和管理的形态的创造性破坏,在“云物大智”网联的“快进叠加”时代,创意、创新、创业、创造、创富的五创联动、非线性突破成为常态,使得新技术井喷式爆发,新创意不断涌现和新产业聚变式或裂变式突破皆成为可能。可以说,在21世纪的竞争是创新速度和创新质量的较量,创新红利是最大的红利。另一方面是制度红利,在现代社会,制度不仅是各种游戏规则的总和,也日益成为一个强大的产业。先发国家无不不断创新着制度,不断激发人的潜能和平衡人与人、种群与种群、区域与区域、企业与企业乃至国家与国家的经贸安全和政治关系,基于产权和人权所形成的各类经济和社会游戏规则,成为现代文明最重要的发明。

现代国家治理架构是国家能力充分发挥的前提。纵观历史发展,工业革命以来,国家治理架构可分为税收国家、自产国家和租金国家。税收国家是指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私人部门缴纳的税收,自产国家是指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和其他类国有资产的收入,租金国家是指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国家垄断的自然资源出口而获取租金收入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开始从“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型。在这个转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开始被重构,纳税人意识开始形成和发展,财政民主的要求开始出现并且越来越强烈,要求国家治理做出回应,作为财政制度中关键一环的预算制度成为谋一轴而驱全局的改革主要抓手。政府治理能力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领域,是未来一个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领域与环节,不仅与公众生活和利益密切相关,更涉及国家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培育政府治理能力,转变政府职能,不仅要改革创新、外拓开放,更要打破社会僵滞状态,而最关键的就是要找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财政预算。财政预算是现代国家赖以正常运行的决定性力量。从“租金国家”到“自产国家”再到“税收国家”,其间国民的生活观及文化内涵,乃至于心理习惯、伦理行为等社会架构均须不断变革。

随着形势发展变化,现行财政预算制度已经不完全适应完善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不完全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新一轮预算制度改革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是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建立现代绩效预算制度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重要支柱。构建绩效预算制度和方法,深化预算制度改革,推进依法理财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提升中国的财政制度绩效,不仅要关注国内,更应该关注中国财政参与现代国际治理的功效,财政已经是现代外交的主战场和重要的政治筹码,对此问题没有战略布局,国家的制度性损失将会是难以承受的。

财政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也是释放制度红利的“总阀门”,更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中有政,政中有财,决策财政,决不仅仅在决定财政的收支数字,数字之中有政策,有政治,有协同。以往的改革主要涉及“财”,那么现在我们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政”是绕不过去了。作为经济调节的“有形之手”,政府利用财政工具保障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使微观经济活动逐渐符合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目标。财政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枢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社会治理的交集轴。可以说,财政现代化的成功就是国家现代化的成功。

从表面上看,财政预算是政府关于未来某个时期(通常为一年期、三年期或五年期)的收支计划,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者有的学者认为是一个让人乏味的会计问题,但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中,它是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的基核,是权利市场与经济市场的耦合器,是社会各阶层和各利益集团协同治理的总契约,其本质是最大的政治问题。财政预算关乎国家治理大事,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预算能力。官僚集团、利益集团往往通过一些结构性的计划来保证对自己有利的预算支出,把政治角力变成一场又一场的预算博弈,甚至不断地改变制度架构和程序过程来强化他们的利益,进而也推动了预算结构的复杂性。

在预算中,任何有效的变化都必然会改变预算过程的结果,这些与经济结构调整、政治过程和社会运行轨道息息相关,作为财政管理内核和最新形态的绩效预算,是财政革命的急先锋。绩效预算决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内涵,更涉及多方面极其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范畴。因此,中国如何在“云物大智”时代实现蛙跳,需要“顶层设计,系统集成”,必须大力推进财政预算制度改革,以财政的内核——绩效预算为抓手培育现代政府治理能力,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论,支持包容性增长,实现公共财政、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文化精进“多层多方联动”,助推中国平稳现代化。

1997年我到国家行政学院工作,位卑不敢忘忧国,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智库建设和政策理论研究之中,在完成中央、行政学院和财政部交办的各项任务之余,在财政领域重点围绕绩效预算与政府治理创新两大核心主题,对理论和战略框架问题进行了大胆探索。在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下,在国家行政学院和财政部、科技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门领导的支持下,组建研究团队紧贴国家战略需求开展研究,本着理论前瞻、国际比对、现实判断、历史的理论勇气和标准、发现战略机遇、达成多方共识、形成政策决策、推动各项改革的精神和原则,以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态度,甘于奉献财政理论尤其是绩效预算理论与政府治理创新的研究。

能力建设是21世纪的核心,财政制度改革和预算管理创新的基核就是要“五位一体,多维联动”地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中国要驾驭全球化发展新浪潮,把握政治生态环境变迁,顺应技术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化解内部管理“体制冲突”,助推社会现代化成功转型,亟需从政府政治能力、管理能力、法制能力、服务能力、合作能力“五位一体”建设入手,围绕制度、经济、货币、地缘政治、科技、军事、文化、外交等八个维度,全面而深入地剖析现代政府治理能力的内涵以及目标,明确五种核心能力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协同的关系,科学合理定位政府治理能力的关键要素和关键切入点,勾勒现代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的战略路径,促进财政制度改革,加快绩效预算进程,全面加强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可以说,提高打造政府治理能力是今后中国政府改革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而从“五位一体”入手,以八个维度为核心全面培育政府治理能力,既拔高了理论界研究高度,又能把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推向新水平。由我同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副主编、中央党校史世鹏教授等研究人员将这些研究成果集结成册,撰写了《21世纪政府治理能力创新研究》一书。

现代社会是一个有序活力社会。毋庸置疑,政府、市场与社会是控制与影响社会最强大的三股力量,政府是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社会是资源配置的平衡器,而绩效预算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政府、市场、社会的耦合点,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因此,加大绩效预算改革力度有利于促进有序社会建设。中国要理顺市场经济机制,促进社会主体互动,大力助推国家治理创新,亟需准确把握有序社会的内涵及其根源,明确社会根本性,建设完善“阳光财政”,加快绩效预算改革步伐,构建社会普遍服务,聚合政府公信力,催化产业创新升级,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政府治理绩效。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创新绩效预算工具,开展绩效评估,健全政策评估方法,提升机构治理效率。可以说,有序社会的构建对于促进社会正向演进,激发社会发展活力具有重要作用,而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演化中聚焦绩效预算改革,对于一个有民主意识、有责任感、有能力、高效率、透明的政府,无论是对经济发展还是对整个社会进步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将这些研究探索集结成册,撰写了《绩效预算与构建有序社会》一书。

政府生产力是衡量政府有效运行的基础,而绩效预算是政府生产力的枢机。中国要紧跟世界发展趋势,打造有限的透明政府,亟需把握政府生产力理论,构建系统的动态提升政府生产力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框架,同时探寻绩效预算基本支出决策的方法和执行效果评价的方法和模型。可以说,政府生产力的提高将有效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活化多元社会组织,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促进社会文明升级,是国家治理的关键。对此,如何以绩效预算为抓手全面提升中国政府生产力就显得极为重要。于是我将这些研究凝练成《绩效预算与政府生产力》一书。

随着全球化不断升级,当前国际竞争已经从军事、货币、人才竞争转向制度竞争。规则设计成为创造和获取制度红利、全球红利与重构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核心和关键。中国要想大力提升政府能力,无缝对接全球化、现代化进程,实现大繁荣、大发展,为构筑世界一流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唯有打造高绩效政府。高绩效政府以责任政府、激励政府、掌舵政府、服务政府为核心,关注管理领域,与市场、社会共同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政府运行经费有效管理是构建透明高效政府的必然选择。在全球融合的趋势下,中国势必要将优化政府行政成本摆在重要战略地位,亟需从绩效预算视角强化政府成本控制,创新经费管理理念,依托信息物联网高科技技术,加快机关运行经费管理制度重构,实现帕累托式改进。这对于完善责任匹配机制,提升经费管理质量,提高资产运行效率,降低政府运行经费等具有不可比拟的重大作用。由我会同赵峰涛率领的团队将这些研究成果表现为《绩效预算与政府成本控制》一书。

现代管理技术和方法在社会各行业中的广泛应用对现代企业和公共部门的管理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工具和技术的创新是现代管理创新的关键。对于绩效预算来说,科技进步和管理工具的发展促进了绩效预算制度的变革。中国要想大力促进绩效预算发展,亟需认识当前绩效预算研究不足之处,创新绩效预算的工具与方法。这就需要明确财政职能,剖析绩效预算理论,引用决策与评价理论,揭示绩效预算管理工具创新意义,在基于平衡计分卡、绩效棱柱以及全面标杆管理,对绩效预算进行全过程衡量并实施绩效预算战略管理,同时基于数据包络分析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评估绩效预算的静态效率与动态效率。针对当前绩效预算理论研究来说,这有利于奠定绩效预算分析工具基础,衍生新的绩效预算管理工具,明确绩效预算决策过程,制定绩效预算决策原则,分配绩效预算决策权限,建立绩效预算决策体系,实施正确绩效预算决策,为绩效预算提供智力支持。由李尽法将这些研究成果集结成《绩效预算管理工具创新》一书。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兴起促使财政预算改革和财政管理模式转变,为将工程方法引入绩效预算理论提供了有利契机。可以说,经济主体内在需求的变化、财政预算理论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共同作用催生财政工程的产生。如何通过财政工程来加大绩效预算创新呢?这就需要准确把握财政工程内涵,运用耗散平衡理论、云计算等理论,创新财政理论方向,构建“云”财政理论,揭示管理复杂特征,创新财政工程与绩效预算理论。财政工程与绩效预算理论研究能够为财政建设提供坚实的思想支持,同时提供解决财政问题的元工具、元方法和元模型,有利于人员利用“工程化”的思想,运用数学方法和模型,以“平台”开发理念为借鉴,开发一系列创新性的财政管理工具、模型,提出科学的解决方案,提高财政预算效率,最终提高财政的运行效率。由我和财政部赵新国博士等研究人员将这一开拓性成果表现为《财政工程理论与绩效预算创新》一书。

教育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人力资本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本。预算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杠杆,如何用预算杠杆夯实教育基础,开发人力资本就显得极其重要了。特别是,加强教育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有利于提高教育财政投入绩效。目前,在财政改革稳步推进的形势下,研究探索提高教育财政绩效预算的新措施、新方法,正是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亟需科学定位教育本质,顶层设计教育财政绩效管理体系,确立以结果为导向的教育财政拨款理念,再造教育财政绩效管理流程,重塑教育财政投入的监测与评估,按照公共财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重要原则,强化教育财政绩效管理,避免经费短缺与经费浪费并存的现象,确保相对有限的教育财政投入并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这对于提升教育管理水平,实现教育流程整合,凸显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由我同南开大学邢天添副教授等研究人员将这些探索集结为《教育财政绩效与人力资本战略》一书。

技术催生着产业,创新着管理,改变着社会,不断让文明降生。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与技术的超加速发展,科学技术被摆在了国家优先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将科学技术源源不断地、大规模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和关键。科技财政支出是支撑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如何运用绩效预算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就显得极其重要了。中国要积极发挥科学技术功能,借助技术知识扩散,构筑多元开放平台,提高财政支出绩效,大力支持基础研究,推进科技重点攻关,培育创新复合资本,引领科技发展方向,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占领科技战略高地。这对于导入科技支出绩效管理体系,完善科技机构与人才评估模式,提高科技活动绩效,释放创新创业活力,提升科技财政支出绩效,完善科技财政绩效预算管理,提高科技财政管理透明度,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具有重大作用。由我同科技部的王德花研究员等研究人员将这些研究发现撰写成《科技财政绩效与创新驱动战略》一书。

消除贫困是人类永远难以达到的目标,尤其是消除绝对贫困。财政能力的建设提升与减贫绩效间存在正向关系,一方面财政作为政府减贫的主导力量实现了巨大的减贫绩效;另一方面减贫的深入推进要求不断提升财政能力。如何运用财政绩效缩小贫困面呢?基于本国国情,要深入剖析致贫根源,梳理贫困理论模型,明晰减贫战略目标,培育提升财政能力,采取多元模式扶贫,构筑普遍服务体系,辅助政府全面推进实施点状突破战略,大力推进减贫进程。这对于系统集成资源优势,构建财政减贫框架,制定财政服务行动纲领,实现政策协同多方联体,综合提升国家减贫能力,彻底走出贫困泥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我会同财政部苑广睿司长等研究人员将这些研究成果撰写成《财政扶贫绩效与脱贫致富战略》一书。

绩效预算为政府效能提高夯实基础,是锻造提升政府生产力的利器,在提高国家竞争力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世界各国纷纷进行预算改革,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国际绩效预算改革与实践丰富多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亟需解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先发国家绩效预算改革路径,总结绩效预算思想基础,把握绩效预算改革逻辑方向,网联绩效预算改革理论支撑,透视政府绩效预算评估体系,检视绩效预算评估技术,强化绩效预算运行抓手。这对于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际实践经验,明确绩效预算未来方向,优化绩效预算制度设计,完善绩效预算配套政策措施,引领绩效预算改革,支撑中国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由笔者会同湖南省财政厅厅长郑建新博士等研究人员将这些研究成果集成《国际绩效预算改革与实践》一书。

从财政资金分配视角看,政府提升国家竞争力的过程就是通过预算方式的不断改进,提高财政支出效果,为本国的企业和公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进而为他们创造良好竞争环境的过程。预算作为政府配置资源的重要工具,直接影响到财政支出的效果和公共服务的质量,进而影响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借鉴也为增内功,因此,特色化、个性化的绩效预算改革模式至关重要。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亟需立足国情,循证绩效预算管理基础,剖析绩效预算管理内容与优势,明晰绩效预算思想沿革路径,定位绩效预算制度潜在效用所在,找准绩效预算管理最本质的核心力,最终设计出有中国特色的绩效预算改革模式,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这对于有效提高中国政府治理能力,使政府具有更高的、足可与私营机构媲美的运转效率和质量,使公共服务更能体现公正有效,据此获得足够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由我和财政部夏先德副司长等研究人员将这些研究发现编写为《中国绩效预算模式设计研究》一书。

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财政预算制度是财政改革的重要方向。本丛书研究首次尝试运用财政工程的思想,将财政管理理论工程化,探索了绩效预算理论与实践,分析了绩效预算与政府治理能力、政府生产力、政府协同治理、行政成本的互动关系,试图指出21世纪中国政府治理能力、政府生产力建设及优化行政成本的基本方向。同时,在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上,还构建一种政府协同治理新型模式,对现代中国政府治理和财政预算创新进行了大胆探索。由于时间短、任务重,有许多理论问题仍在探索之中,不足之处还希望同仁多加批评指正。许正中于北京古崖居2014年8月27日第一章提升财政能力建设勾画减贫战略路线

贫困不仅是一种生存状态,更是一种思维模式,其标准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动态演进的。贫困的表现形式不再仅是收入的不足,更是权利的非对称、知识的贫乏和能力的缺失。再发达的国家也难以彻底永久性消除贫困现象。贫困的终结不仅意味着要结束贫困人口极端的生存苦难状况,更意味着要帮助他们登上发展的阶梯,不断融入社会发展浪潮,进而能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文明成果。因此,减贫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的社会工程,既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对此,政府职责义不容辞。第一节剖析致贫深层原因明晰减贫战略目标

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而解决方法就是要通过减贫工作来满足贫困人口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进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来逐步满足贫困人口的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等。对此,在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国际社会一直都十分关注减贫问题,从未放弃对消除贫困的努力。

自1980年以来,世界银行以“贫困”为主题,每隔10年出版一份报告,其2000/2001年度报告主题即确定为“与贫困作斗争”(attacking poverty)。1992年,第47届联大将每年的10月17日确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1995年3月,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颁布《哥本哈根宣言及行动纲领》,将1996年定为“国际消除贫困年”。1995年12月,联大将1997~2006年定为“联合国第一个消除贫困十年”。199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全球人类发展报告的主题是“消除贫困”。2000年9月,联合国召开千年首脑会议,发表《千年宣言》,设置了一组可衡量的减贫指标,确定到2015年将12.2亿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发展目标。2006年2月,联合国会议对“消贫十年”的情况进行了审查。2008年12月,联大再次确定2008~2017年为第二个“国际消除贫困十年”。2010年10月18日,联合国举行了主题为“缩小贫穷与体面工作之间的差距”的活动,呼吁各国关注就业,进而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特别关注年轻人的失业问题。2012年2月1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了有关消除贫困、促进就业以及关注残疾人福利等问题的会议。2012年,“10·17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题就是“包容性发展与减贫”……可见,消除贫困对国际社会及人类进步意义重大,而转型期中国的减贫则更具有特殊意义。一、明确界定标准,理性判断贫困

要探究扶贫、减贫问题,首先要深刻把握贫困的根本属性,立足于国际视野,重在概念的现实描绘,进而为减贫问题提供分析判断的标准和理论依据。(一)把握贫困定义

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从生存贫困到发展贫困,“贫困”这一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难题始终发挥着它的威力。学者们虽然界定了不同的贫困含义,但都认为贫困是复杂的、综合的社会现象,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贫困最显著的特征是收入低下,难以满足最低生存标准,随之,也表现为教育、卫生、权利、能力等方面的欠缺。具体而言,贫困含义大体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前者主要指经济意义上的贫困,而后者除经济意义上的贫困外还包括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因素。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贫困的认识也逐步由狭义的纯经济层面向广义的影响生存质量的多层面过渡。

国际社会较重视从能力角度来定义贫困。《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对贫困的定义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多维贫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理论的主要创始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也采用能力方法(the capability approach)对贫困进行定义,就是基于基本可行能力和权力的方法。他认为,贫困不只是指收入低下,其他因素也影响可行能力的被剥夺,从而影响到真实的贫困,因此贫困是对人的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当然,也有人认为从经济学角度定义贫困到从能力角度定义贫困是把视角变窄了。特别是权利缺失致贫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贫困是一种对人类发展的权利、长寿、知识、尊严和体面生活标准等多方面的剥夺”,该报告从全面发展、生活质量以及基本权利等方面来考察与分析贫困问题,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2000/2001年度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就将贫困明确界定为:“贫困不仅意味着低收入、低消费,而且意味着缺少受教育的机会,营养不良,健康状况差,没有发言权和恐惧”,“贫困是指福利被剥夺的状态”。由此可见,从单纯的收入贫困到人文贫困,再到能力贫困,最后到权利贫困、制度贫困,贫困内涵在不断丰富,研究贫困的视角在不断变化,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展。(二)细化贫困测量标准

贫困的测量有不同的标准,具体包括贫困的营养标准、贫困的收入标准、贫困的人文标准等。

1.有关贫困的营养标准。1979年,世界银行3位经济学家提出将每人每天摄入2250卡路里作为贫困的国际营养标准,即营养的摄入一旦低于这个标准,人们从事最低限度的必要活动的能力将会受到损害。对此,各国则根据不同国情制定了不同的营养标准。目前,中国采用每人每日2100大卡热量作为最低营养需求;而埃及五个地区的最低摄取热量标准为:大城市每人每日2430大卡,下埃及城市2360大卡,下埃及农村2499大卡,上埃及城市2380大卡,上埃及农村2431大卡等。

2.有关贫困的收入标准。1979年,联合国确定人均年收入200美元(按1970年价格)为国际贫困收入标准。《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确定了人均年收入275美元以下的“赤贫”标准和人均年收入370美元的“贫困”标准(按198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200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规定,日均消费低于1美元就属于“绝对贫困”。世界银行2008年宣布,将国际贫困标准从每天生活费1美元提升至1.25美元。

3.贫困的人文标准。一方面,由于营养标准和收入标准往往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贫困状况,另一方面由于购买力等因素影响,在不同国家及不同时期,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其维持生存水平的收入标准往往各不相同,为此,有的学者提出用婴儿死亡率、文盲人数、人均寿命和人均收入等指标的加权平均数来反映一个国家的贫困范围和贫困程度。事实上,国家的发展不仅反映了综合国力的提升,也反映了本国人民的进步,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在重视多维贫困指数的同时也开始使用其来衡量本国贫困水平。《中国人类发展报告1997》中提出了“人文贫困”的概念,其贫困指标主要体现为健康长寿、获得知识、利用资源三个方面的能力不足。《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使用了多人类发展综合指数HDI来计算全球贫困人口数量,给出了135个国家在健康、教育以及基本生活标准方面的发展综合指数排名。《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又进一步给出了有178个国家的具体数据统计的人类发展综合指数HDI排名。

由于历史、国情等原因,中国长期以来并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划定过统一的贫困线和实行过贫困救济政策。而就贫困标准来看,中国实际上有农村贫困标准和城市贫困标准的区分,农村贫困标准是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标准,是1986年由国家统计局按照维持人类基本生存所必需的食品支出(占85%)和衣着、住房、燃料等非食品支出(占15%)的比例,对6.7万户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的基础上计算得出的。

中国国家统计局将每人每天2100卡路里定为最低营养标准,然后再根据最低收入中20%人群的消费结构来测算出满足这一营养标准所需的各种食物量的相应货币价值,即“食物贫困线”。当然,由于价格变动和基本生存必需品内容的变化,国家贫困线也是不断变化的。从绝对贫困来说,中国官方制定的农村贫困线标准:1978年为人均纯收入100元,1985年、1990年、1994年、2000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和2007年相应数字则分别为206元、300元、625元、635元、637元、668元、683元、693元和785元。2008年,中国将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统一定为1067元。2009年和2010年,贫困标准线分别定为人均纯收入1196元和1274元。2011年11月29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比2010年提高了80%。由此可见,从2007年开始,中国开始连续上调贫困标准线,力争达到世界银行标准。而按照2011年11月29日人民币市场汇价1美元兑6.3587元人民币来计算,中国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大致相当于每日1美元。中国城镇居民的贫困标准则与最低生活保障线及标准密切相关,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是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以保障全体公民基本生存权利为目标的社会救济制度,但中国的具体国情又决定了这种救济制度不可能覆盖全社会,而只能在城镇范围内实行。由于测算的方法存在差异,同时由于地方的财政状况不同,中国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也并不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而是因地区不同存在差异。(三)确定贫困分类

按照不同的分类法,贫困可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生存贫困和发展贫困。基于致贫因素的考虑,不同学者也提出了诸如权利贫困、能力贫困、知识贫困等不同概念。

1.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英国的朗特里(Rowntree)和布斯(Booth)最早提出绝对贫困的概念,即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依靠自己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个人或家庭所必需的一定数量的货物和服务的,就被看成贫困。其中,缺乏获得这些货物和服务的人被认为是穷人。由此可见,绝对贫困单纯地停留在物质贫困层面上,而忽视了人的社会、心理和文化需要。相对贫困是与整个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相比的概念,即当一个人的收入比人口平均收入少到一定程度时他就是穷人。这样看来,相对贫困具有动态性,即不是根据低于维持生存水平的固定标准来定义穷人,而是根据该人的收入与社会其他成员收入的差距来定义,具有更大的现实可操作性。可以说,相对贫困避免了绝对贫困在地域和时间上的不适应性。在实际运用中,相对贫困通常把5%的最低收入者或者把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1/2或1/3的人作为穷人。

2.生存贫困和发展贫困。生存贫困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绝对贫困,指的是生产资料匮乏,进而不能满足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不能保障基本生活,生存受到威胁,解决食物和衣物成了主要的奋斗目标。发展贫困是相对于生存贫困来说的,即指当穷人的收入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达到一定水平时,穷人就具有了一定的自我发展的能力。也就是说,穷人的收入不仅能够维持基本生存水平,而且还能维持包括社会平均水平的教育、医疗保障等的支付水平。因此,这个标准也可以称为是扶持标准、工作标准,低于这一收入水平的穷人都需要得到扶持。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绝对贫困人口较多,中国多按照绝对贫困的概念制定贫困标准,致使国际社会认为中国使用的是“低水平”的贫困标准。因此,在减贫工作中,中国迫切需要建立针对发展贫困的认定标准,以促进扶贫规划的实施。二、力促减贫进程,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从绝对的生存贫困到相对的发展贫困,从单纯收入贫困到多元知识贫困,贫困是动态变化的,即使再发达的国家也难以彻底地永久性地消除贫困。由于贫困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难题始终“顽固”地发挥着它的威力,因此,减贫不仅是当今世界各国面对的共同课题,也是各国必须面对并优先解决的重大问题。(一)减贫是协调南北关系的重大国际课题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这一方面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了全球生产力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穷国与富国之间利益分配的不均。就生存与发展而言,穷国和富国由于在双边贸易、消费方式、国际分工、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贫富差距日益悬殊,进而使得国家之间的矛盾、分歧显现。特别是,富国凭借高资本有机构成、高工资、高价格等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占据了较大的优势,而国际经济关系亦可以反映出穷国与富国在经济交往中各自所占据的地位以及对国际经济事务和规则影响上的力量对比。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富国通过按经济实力而非人口或国家来分配投票权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来实现他们的经济意图,给穷国施加各种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条款,也导致了穷国与富国之间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金钱游戏》提供的调查表明,第三世界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所获得的国外援助、投资和发展贷款,远远比不上因贷款服务、被指定购买特定进口商品和服务以及黑金和资本外逃而流出的资金数量。这正如OXFAM非政府组织的贸易专家布鲁默所说,“发达工业国只是在开放农业市场上作出了极小的让步,但却反过来要求后发国家更多地开放工业产品和服务业市场”。另据世界银行统计,1992~1998年,真正贫穷的国家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所有流向后发国家的投资的7%还不到。

1999年10月12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将波黑宝宝梅维奇“指定”为全球第60亿个人,这个宝宝如今生活在萨拉热窝贫民窟中。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他不准备抱抱“70亿宝宝”的原因是,他(她)出生在一个食物充足却有10亿人每天饿肚皮的世界。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0年11月17日报道,联合国公布了全球贫困人口超过17亿人(按每人每天1.25美元的多维指数标准)的消息。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人们自然会想方设法朝最富有的国家迁移,因而贫困问题也不再仅仅是那些不先发国家的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起,穷国向富国的非法移民浪潮开始兴起,其中战乱和穷困是首祸。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从1975年到2005年向富国的移民由4000万人增长到了1.1亿人之多,其中经济衰退国家的移民人口从大约6%增长到11.4%,比重几乎翻番。另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从1980年至2010年的30年间,富裕国家的移民人口从5%增加到了10%。其中,国际难民数量越来越多,且其境地每况愈下,他们甚至以生命为赌注以求进入先发国家。面对如此严峻而尴尬的局面,穷国和富国不得不同时进行深刻反思:贫困问题不再是穷国的单一方面的问题,而是穷国和富国都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二)减贫是缓解国内群体矛盾和区域性矛盾的重要抓手

在国家内部,尤其是先发国家由于收入差距过分悬殊,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被无情地推到贫困者的行列,演变为复杂的国内矛盾,具体表现为国内群体和区域性矛盾。

2006年11月15日,美国农业部报告,2005年美国有3480万人曾因没有足够的钱或其他资源而无法获得足够的食品。2010年6月16日,《今日美国报》报道,2008年至2009年,美国无家可归家庭增加了7%,达到170129户,而无家可归家庭在政府提供的救助中心借住的时间由2008年的30天增加到2009年的36天。2010年11月,美国农业部报告进一步显示,2009年美国有14.7%的家庭面临食品短缺,比2006年增长近30%,有5000万人生活在没有足够食物的家庭,接受紧急食物援助的家庭从2007年的390万户增加到2009年的560万户;2007年5月到2010年9月,美国领取食物券人数从2600万人增至4200万人,每8个美国人中有1人在使用食物券,在过去4年里,31.6%的美国家庭多次经历过至少两个月的贫困时期。

与上述情况相对的是,据纽约大学爱德华·沃尔夫教授的研究,1995~1998年100多万美国人进入百万富翁行列。2010年,美国有1350万人的家庭净资产在50万美元,850万人的家庭净资产为100万美元,106万人的家庭净资产有500万美元。2007年,美国1%最富有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占美国家庭财富总额的34.6%,接下来,富有的19%家庭拥有的财富占美国家庭财富总额的50.5%。这也就是说,美国20%富有家庭拥有的财富竟然达到美国家庭财富总额的85%,而余下的80%的美国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只是美国家庭财富总额的15%。

这种越来越悬殊的财富差距,一旦超过了人们所能容忍的心理底线,必然使得穷人心理失衡,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烈,进而濒临崩溃的边缘。比如长期以来,在美国等先发国家境内所发生的与贫困问题有关的吸毒、抢劫、绑架、凶杀等案件接连不断,且有上升的趋势。2011年,美国全国无家可归者援助联盟的数据显示,从1999年起,有1000多起针对流浪者的暴力行为,造成291人死亡。德国的屈恩格在比较中指出“美国在所有工业国家中有着最高的犯罪率、监禁率、少年母亲的比例、最猖獗的毒品贸易和最高的贫困人口(尤其是儿童贫困人口)比例”。

贫困问题已经引起许多先发国家政府的重视,而消除贫困也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执政前和执政中所要努力实现的重要目标。社会学家普遍认为,贫穷并不是穷人的过错,而是穷人实在无法控制环境的结果。因此,各国政府现在解决国内经济危机及社会问题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就是“反贫”与“减贫”。(三)消除贫困是解决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一把“利剑”

21世纪,国际主流以及时代主题依然是和平和发展。但是,有关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所引致的世界冲突事件却是此起彼伏,危及整个世界安全与稳定。目前,全世界有2000多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与地区之中,而全世界60多亿人口中,大约有48亿人信仰宗教。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相互交织,涉及国际政治、世界和平、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等众多方面,关系着人类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是全世界的敏感问题与热点问题。

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矛盾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战争与恐怖,这显然与当前的文明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可怕、最残酷的问题,并且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影响还将日益深入。当前,世界各国虽然都非常关注反战争、反恐怖的问题,但是对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却研究不足。从“9·11”事件到印尼巴厘岛的大爆炸,以及莫斯科的剧院人质事件所代表的国际恐怖浪潮等等,都是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驱动所致,进而引起国际局势的一系列波动。

追本溯源,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导火索就是贫困。由于越贫困的人们对生活越绝望,而对精神的寄托越强烈,因此当伊斯兰教倡导“社会宗教主义”思想时,便得到了劳苦大众的拥护,在中东、北非、南亚等广阔地区打开了市场。地区越落后、民众越困苦,人们对社会越不满,进而对生活越绝望,对宗教的信仰也就越虔诚。考察一下阿富汗的自然条件及居民的生活状况,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塔利班能够取得政权以及为什么恐怖活动的制造者可以常年隐匿于这个国家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类的宗教势力的兴起及蔓延,集中反映了广大贫民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对财富的渴望。

巴西前总统科洛尔曾做出过一个发人深省的比喻,他认为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真正的核弹头”,“不消除后发国家和先发国家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即使冷战和核军备竞赛结束,世界也不会安宁”。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指出,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导致谋杀率的增高。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增加一个百分点与谋杀率增加一个百分点是相关联的。财富的多少是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根源所在,是保障世界和平的平衡器,而要各国平衡,世界各国就要把“减贫”、“反贫”作为自己国家事务中的“重中之重”。专栏1-1中国农民生存与发展的九大“悖论”悖论一:不上学等着穷,上大学立刻穷——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就等于一个贫困家庭的“判决书”。悖论二:不打工现在穷,打了工以后穷——新“工农剪刀差”在自然延伸,只是表现形式变了,由工农扩展为城乡,由资金、物资的支持变为活劳动支持。悖论三:因为穷不看病,因为病更加穷——“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教育、医疗、养老被农民称为是压在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悖论四:种田想赚钱,种了田难赚钱——“种田等于自费参加体育运动,锻炼了身体,白贴了一套运动服”。悖论五:低价买货想便宜,便宜过后吃大亏——假冒伪劣产品“上山下乡”,农民成了消“废”者。“人命关天”的大案时有发生。悖论六:政策鼓励农民进城,进城之后难成市民——城里的世界很精彩,城里的世界也很无奈。悖论七:没有男孩想男孩,有了男孩愁男孩——男孩意味着家庭要承担“盖新房”、“娶媳妇”,如性别比失调再延续下去,20年后可能有四五千万个男性找不到配偶,愁上加愁。悖论八:当家做主想民主,有了民主不做主——从“为民做主”到“民主”的进化过程中,农民有点眩晕,有点找不到“北”的感觉。悖论九:为陈规陋习所累,又为其推波助澜——人情礼份在“自由疯长”,雪球越滚越大,成了许多人难以挣脱的枷锁。农民说,不怕没钱,就怕攀比。三、加速减贫,促进中国社会顺利转型

转型期中国加速减贫,无论对实现政治稳定、缓解各种利益冲突与矛盾还是对促进公平、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都意义重大。(一)减贫是维护转型期社会稳定的客观需要

中外历史一再表明,动乱与贫困相随,安宁与繁荣相伴。当贫富差距悬殊到贫者难以维持生存时,他们最有可能的政治选择就是通过各种非理性的、甚至暴力的行为来对抗和破坏现存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规范,以图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实践证明,各国转型期出现的严重的贫富分化,既是难以避免的经济现象,又是必须加以限制的社会问题。

在影响政治稳定的诸多因素中,最直接、最外在、最现实的问题当数贫困问题。减贫的成效是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治能否安定、政权能否持久的重要因素。有人考察了30个国家收入不平等与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后发现,在18个国家中,税前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与死于政治冲突的人数之间的关系系数为0.34,在另外12个国家中,税后收入不平等与政治冲突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6。另据俄罗斯《消息报》的调查,38%的俄罗斯人希望大款们统统被杀掉。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曾就“地区差距过大,可能带来的最大后果是什么?社会分配不公?社会不稳定?国家分裂?”这个问题对省地级领导进行过专门的问卷调查,有83.9%的人认为将会导致社会不稳定,16.1%的人认为可能会出现国家分裂,没有人认为仅仅是社会分配不公而已。可见,减贫已经成为了转型国家最大的、最现实的政治问题。(二)减贫是确保转型期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对于国家中各个地区而言,由于自然等因素所导致的发展能力大小有天壤之别,若让经济落后地区与经济先发地区按照现有的发展状况以同等的游戏规则进行竞争,落后地区必然会被市场“无形的手”无情地抛出公平竞争秩序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资源并没有在本国内实现公平而合理地配置,反而使国家经济发展更加不对称,经济秩序也因此更加不合理、不公平。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对资源进行高效配置,使产业结构逐步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升级,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转型国家实现转型目的的具体体现。当然,生产力水平、资源禀赋、国家产业政策、世界经济形势等都会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但最直接的原因却来自于需求或需求拉动。尤其是,许多穷国当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而国内需求严重不足。内需不足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所谓的“供给过剩”或居民的实际购买能力下降,而是由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所造成的居民消费结构的断层。经济学家霍布森认为,消费不足的根源在于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至于引起富人过度储蓄,而穷人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必然会影响产业结构的正常调整。特别是,在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里,需求呈现出两个极端。对于广大的低收入者而言,收入的绝大部分不得不花在“必需品”上;对于高收入者而言,消费的倾向则在于高档商品或奢侈品。高档品的生产一般要求有较高的技术和资金占用,当社会为满足高档商品的需求而支付高额资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生产又可能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不能规模化进行,对应于整个国民收入而应着力发展的主导型产业又将受到严重的制约和影响。

20世纪80~90年代发生在俄罗斯的严重的商品短缺问题就是例证。由于转型期下层社会和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得不到响应,为满足基本需求的生产在俄罗斯不能有效进行,致使许多商品严重脱销。抽样调查结果表明:苏联1985年不脱销的食品仅占16%,不脱销的布料、鞋类、服装占18%,不脱销的家用电器占22%。到1989年,这一数字相应下降为6%、9%和5%;到1990年,日用消费品不脱销的仅剩2%。另有一项调查表明,1989年苏联居民“消费品篮子”里的1200多种商品中,有1050多种是短缺的,短缺率达到90%以上。对转型国家而言,这一由产业结构不合理而导致的商品短缺问题,原本是可以避免的。科尔内认为,在传统管理体制下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短缺,但是短缺并不是偶然所致,而是体制内在的现象。深刻的教训启迪我们:有效地配置资源、合理地调整产业结构,必须以强力、有效的需求为前提,而这种需求的主体恰恰应当是消费欲望最强烈、消费潜力最强劲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集合体,只有迅速提高这一消费群体的收入水平,才能从根本上拉动需求,使产业结构的调整符合主体消费者的消费方向,从而使经济持续、有效地向前发展。(三)减贫是提升转型期国民生活质量的有效途径

在经济落后时期,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就是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而随着经济发展到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就会转向如何提高“生活质量”。“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QOL)又被称为生存质量或生命质量,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Calbraith)于1958年在其所著的《富裕社会》一书中提出的,之后这一概念也得到了世界诸多先发国家的普遍认同,一些国家和地区已将改善生活质量作为社会发展目标,并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些成绩对于转型国家同样具有显著的借鉴意义和强烈的示范效应。需要指出的是,生活质量强调必须以生活水平为基础,但又有别于生活水平,因为生活水平关注为满足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而消费的产品和劳务的多与少的问题,而生活质量所关注的则是生活得“好不好”的问题,其内涵更具有复杂性和广泛性,并且更侧重于对人的精神文化等高级需求满足程度和环境状况的评价。因此,生活质量强调对生活需求的满足不仅仅是一种数量概念,而且是一种质量概念,强调生活需求的个性化、多样化特征,即人们不仅要生存,而且要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全面。

转型期“生活质量”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它既反映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又突出强调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所应享受到的精神生活。由于“生活质量”原则关注的是广泛的社会民众,与转型期各国减贫的目标群体与行为主体也存在着高度的统一性。因此,减贫原则是“以人为本”原则和“生活质量”原则的具体化、本质化的体现。第二节梳理贫困理论模型着力政府财政减贫

自英国学者布斯和朗特里着手研究工业化社会的贫困问题,距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现代关于贫困成因及减贫的理论绝大多数来自于先发国家,尤其是美国。这些具有明确针对性的理论分析,对于我们深入探讨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诸如低端循环锁定理论下的外部刺激注入模型、文化和权利固化理论下的动态升级需求模型、非均衡增长理论启示下的转移与放弃模型、人力资本理论呼唤的教育投入模型等减贫模型。一、经典减贫理论回顾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围绕贫困的原因和如何脱贫、减贫等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许多贫困理论和模型。梳理这些经典理论是制定国家减贫战略和提升经济实力的基础和方向。(一)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拉格纳·纳克斯在1953年出版的《不先发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针对后发国家的贫困根源,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因为穷所以穷”。这句话说明了经济落后国家里阻碍资本积累的最主要的循环关系。纳克斯认为,由于后发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低,投资资金供给与产品需求不足等限制了资本的形成,进而使后发国家长期陷于贫困之中。后发国家在资本形成问题的供求两方面都存在着恶性循环关系:在供给方面,由于实际收入水平很低,储蓄能力就差;收入低是生产率低的反映,而生产率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资本,而资本短缺又是由于储蓄能力差所造成的结果,这样形成一个循环,即低生产率—低收入—低储蓄—资本短缺—低生产率。在需求方面,由于国民的购买力很小,对投资的引诱很低;购买力小是因为他们收入低,而这又是因为低效率。就是说,收入水平低、储蓄能力低、资本缺乏、生产率低四个要素构成了另一个封闭的循环圈,即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这两种循环互相影响,使得后发国家经济状况长期自锁,经济结构长期固化,社会经济状态板结。“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混同了储蓄水平和储蓄率,即经济增长的启动力量来自储蓄率而非储蓄水平;将贫困国家的储蓄率不高只归咎于收入水平,而没有考虑社会、政治等其他因素对储蓄的阻碍影响。由于该理论架构的前提是封闭社会,因而忽视了利用外资的可能性。(二)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该理论描述了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人口增长与国民收入持久均衡的状态,尤其是低收入的亚非拉国家中人口增长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效果。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纳尔逊认为只要人均收入低于人均收入的理论值,国民收入的增长就被更快的人口增长所抵消,使人均收入逼回到维持生存的水平,并且固定不变;当人均收入大于这一理论值时,国民收入增长超过人口增长,从而人均收入相应增加,直到国民收入增长下降到等于人口增长为止,在这一点上,人口增长与国民收入达到新的均衡。因此,在一个最低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到与人口增长率相等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在这个陷阱中,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都将由人口增长所抵消,这种均衡也是稳定的。如何才能逃离这一“贫困陷阱”,纳尔逊认为,贫穷国家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业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才能冲出“低水平均衡陷阱”。(三)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使用系统论的方法研究贫困问题,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该理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和习俗等方面寻找贫困的原因,从而拓宽了贫困的研究角度与层面。缪尔达尔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呈现出一种循环积累的发展态势:一个因素发生变化(起始的变化)会引起另一个因素发生相应变化,产生“第二级变化”,强化原先的因素,导致经济发展过程沿原来因素的发展方面发展。因此,这种发展关系不是均衡的、守恒的,而是一种“累积性的循环”。在贫困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导致人们生活水平低下,营养不良、医疗卫生状况恶化,健康受损,教育水平低下,从而使人口质量下降,劳动力素质不高;劳动力素质不高又导致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生产效率低下,且劳动生产率低又引起产出增长停滞式下降,最终低产出又导致低收入,低收入进一步强化经济贫困,使后发国家总量陷入低收入与贫困累积性循环的困境之中。由此得出结论:收入水平低是导致后发国家贫困的重要原因。缪尔达尔主张,通过权力关系、土地关系、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实现收入平等,增加穷人的消费,以提高投资引诱;同时,增加储蓄可以促进资本形成,使生产率和产出水平大幅度提高,从而使后发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四)莱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

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莱宾斯坦提出了经济发展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该理论认为,为了打破落后经济的稳定均衡,达到持久增长,最初促进发展的刺激或努力需要达到临界的最小规模。莱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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